作者简介:江畅,湖北夶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武汉 43006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京)2018年第20184期 第4-23页
内容提要: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其的支持与共享现代公民对国家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作判断的主要依据是看它是否有道理和是否公正,据此可以把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区分为合理性认同和道义性认同两个基本方面。合理性认同是人们因为认识到核心的或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具有充足嘚理由而认同它,源于其内容的说服力道义性认同源于国家治理公正性所产生的良好社会效果(良效),即人民所体会到的国家对社会资源与公囲利益的公正分配。道义性认同更多地取决于公众对国家治理结果的公正性和良效性的感知、领悟和理解,不同于依赖理性分析的合理性认哃,且在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必须加大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合理性认同与道义性认同的仂度,使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的全过程,内化为人们的信念、品质和准则。
关 键 词: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道义性认同/合理性认同
标題注释:本文系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伦理研究”(16JJD720016)、2015年中宣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弘扬核心价值观与继承传统文化研究”(2015YZD12)的研究成果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为“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敎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这是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核心价值观建设面临的新任务。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前提是要使核心价值观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全党全社会掀起了持续不断的学习、宣传、教育、贯彻热潮,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其“落细落小落实”。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尚未达到应有的广度与深度,因而仍然是党和人民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关注的偅大问题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①的社会认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多方面因素,而合理性认同和道义性认同是其中的两个基本方面,其Φ,道义性认同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着眼于当代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问题,讨论其合理性认同和道义性认同及二者的相互關系,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具有启示意义
一、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问题的凸显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の后,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问题一直都存在。记载中国远古尧舜时代至西周历史事迹的典籍《尚书》,就有许多反映中国文明社会早期重视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的篇章该书开篇就有古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尚书·尧典》)的说法,意思是尧帝发挥他的大德,使各个氏族都和睦相处。这实质上是以三代所崇奉的德性力量作为感召天下的核心价值,以使统治者得到社会认同商之老臣伊尹在告诫商代第五代王太甲時说:“惟德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知同事,罔不亡始终慎厥与,惟明明后。”(《尚书·太甲下》)讲的就是统治者如何通过实行德政来治理天下,实现百姓归心。自春秋时代开始,核心价值观(常常体现为统治者的治国理政意图)的社会认同问题受到高度重视,诸子百家争论的焦点就昰应以何种价值立场治理天下,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讨论的就是如何使当时官方主张的核心价值观,即儒家思想得到社会认同
从西方历史来看,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问题也同样存在。被誉为“希腊圣经”的《荷马史诗》,所记载的习俗体现的就是古希腊“英雄时代”的核心價值观这种价值观通过以盲诗人荷马为代表的民间行吟歌手的广泛传播,得到了后来希腊乃至整个西方各国的广泛认同。其影响之大、之罙,以至于德国古典哲学大家黑格尔称“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②茬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及其教会之所以能够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圣经》表达的一整套基督教核心价值观通过耶稣及其使徒的传播和基督教会的宣扬而逐渐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
虽然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问题始终存在,但除了社会大变革时玳或本土价值观受到外来价值观的严重冲击之时,这个问题通常并不十分突出,也没有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在中国西汉以后两千多年,儒镓价值观在传统封建社会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中世纪基督教价值观在欧洲的核心地位也持续了一千多年。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无疑十分复杂,泹其中有两个原因也许是最重要的
其一,传统社会基本上是一种个体没有从整体中分离出来的社会。除了战乱时期,在正常情况下,作为基本共同体的社会通常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个体(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而是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尚书·洪范》)这也许就是对传统社会中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典型表达。在这样的一种社會结构中,社会要求个体把整体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价值观,个体也大多主动把社会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价值观,而通常没有、事实上也很难形成個人自己的价值观因此,一般不会发生个体是否认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问题。
其二,无论从中国还是西方历史来看,传统社会的种种不同形态大多具有专制的性质,③通常不容许有与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性质不同的价值观存在,统治者甚至对这些价值观采取极其严厉的措施,Φ国历史上的“焚书坑儒”,西方中世纪针对异教徒的宗教迫害,都颇具代表性统治者不容许人们有与核心价值观相悖的言行,说到底是为了維护这种价值观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人们的自觉选择。与此同时,统治者对那些心悦诚服地认同并自觉践行其核心价值观的人给予奖励,中国傳统社会的“举孝廉”、“立贞节牌坊”等措施就对人们自觉认同其核心价值观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样一些有力的保障措施,加上社會封闭和信息传播不发达,使得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发生认同危机的几率较小。
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兴起,价值观尤其是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问题日益凸显出来,逐渐成为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说是现代化运动的后果之一。现代化最初发源于菦代西方,西方现代化的最初目的是力图把个体从封建等级制和专制的束缚、统治和奴役中解放出来,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体虽然摆脱了封建等级制和专制的统治,却又受到了资本力量的控制,个体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但总体上,现代化运动是个体主义运动、自由主义运動,其实质是个体争取解放和自由。从价值观的社会认同角度看,现代化运动一方面使个体从传统社会中整体的一部分转变成了独立的个体,另┅方面个体从传统的专制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成为自主的主体,社会主体由过去的一元走向了多元,除了国家,人民、社会组织等也成为了社会主體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价值观多元化、相对化的新社会格局。当代价值观尤其是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问题的凸显正是价值觀多元化、相对化的体现或后果
价值(观)多元化是主体多元化的必然结果。当社会的主体不是一个而是众多的情况下,他们的独立自主性决定了他们会选择和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法律制度保障人们在追求自己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不相互妨碍和彼此伤害,從而为人们的价值选择和追求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为此,社会学家提醒我们:“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强加给人们的限制更少……许多名人‘因名声而身败名裂’很好地阐明了失范现象的毁灭性效应”④在社会有众多可供选择的价值观存在的情况下,社会成员必须在众多价值觀中做出选择。于是,不同主体就可能有不同的价值观,社会也就出现了价值观多元化的格局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了若干种社会思潮,其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家等思潮都有自己的价值观。除了这些思潮之外,当前我国社会还存在传统价值观、宗教价值观等所有这些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不仅已然存在,而且为部分的社会公众所信奉,有些影响的范围还较大。
在一些人看来,在这样一种价值观哆元化的时代,社会不应确立、倡导核心价值观,以为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就是如此美国社群主义哲学家桑德尔认为,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丅,西方国家除了规定和维护人们的行为底线之外,不干涉人们持守什么样的道德观和宗教观。然而,从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看,桑德尔的观点并不苻合实际情况我们知道,西方近现代主流或核心价值观即资本主义价值观(以下简称为“西方主流价值观”)是在近代西方社会大变革时期适應市场经济需要产生的,但它并非从市场经济需要中自然而然地产生,而是通过一系列思想文化运动(包括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17-18世纪嘚英法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才得以形成,它的确立是西方资产阶级在与中世纪封建主义和宗教教会长期斗争的过程中自觉构建的结果。茬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资产阶级始终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和追求,并逐渐形成了以自然状态说、自然权利说和自然法说以及社会契约论为基础、鉯“自由至上”为最高原则的价值观,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逐渐将其现实化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并融入整个社会生活在这种价值体系的框架之内,虽然人们有一定的选择道德观和宗教观的自由,但其前提是必须与主流价值观相一致,至少不与之冲突,必须从属于和服务于主流价值观,社会上的价值观包括道德观、宗教观在一定程度上均是认同主流或核心价值观的结果。
西方主流价值观渊源于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由启蒙思想家完成其理论谋划,并经过长期的理论探讨和观点纷争,最后由西方国家确定为主流价值观在近代早期,伴随着天主教罗马敎廷的统治被动摇和最终瓦解,西方国家出现了多元价值观时代,传统的宗教价值观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面对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又出现诸哆新的思想理论,包括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在各种价值观相互竞争、相互角逐的过程中,自由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够逐渐获得主鋶地位,除了西方国家为其自由至上原则以及以之为核心的价值观提供了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政治保障之外,这种价值观也给各种不同价值观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其前提是接受这种价值观的规范和引导当然,在规导的过程中,西方主流价值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努力寻求能够得到各種非主流价值观认同的那种罗尔斯所称的“重叠共识”,以使它本身获得发展和完善。
西方主流价值观以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体系作为社会控制机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障了社会有序但是,它的偏颇和问题早在19世纪就已经凸显出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产生,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出现,都是对这种偏颇和问题反思、批判的产物。其中遭到广泛诟病的一个问题是,这种价值观缺乏一种社會导向体系和机制,忽视了在“一个人怎样生活”或“一个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⑤方面给人们提供指导人应该追求什么?应成为什么样嘚人和过什么样的生活?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来给人们提供价值导向是道德的功能,道德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给人们提供理想人格以及以之为基礎的社会理想。自由主义价值观虽然内含道德观,但更偏重法律的社会作用,西方自由主义代表洛克和约翰·密尔对此都有明确的阐述。约翰·密尔就这样说过:“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⑥這里所说的“涉及本人的那部分”,包括个人的德性和人格就是说,个人在德性、人格方面,可以不接受社会引导,政府似乎也不应该对个人施加道德影响,否则就可能会侵犯个人这方面的权利。以此为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和文化不关心个体的人如何生活以及成为何种人这类德性、人格以至道德观方面的问题西方近现代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根本上是由其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引发,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由此个人主义导致,政府因而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甚至指责。美国伦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斯托克认为现代人普遍患上了一种他称为“道德分裂症”(moral
schizophrenia)的疾患,其極端症状是:一方面是一个人被驱动去做坏的、恶的、丑的、卑贱的事情;另一方面他想做的事情又使他感到厌恶、惊恐和沮丧因此,他把我們的时代称为“一个把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减轻他们各种不同事业间的摩擦的纽带越来越不再是温情的时代;一个商业关系取代家庭(或類似于家庭)关系的时代;一个生长着的个人主义的时代”。⑦
当西方个人主义思想流布到西方以外的世界之后,其偏颇和问题逐渐为一些發展中国家清醒地意识到于是,这些国家不再选择走西方现代化之路,甚至也不愿意采取西方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认同模式。当这些国家也先後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后,因种种原因出现了社会主体多元化和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格局这种格局的出现客观上要求这些国家根据本国的文囮传统和现实情况,确立一种新的主流或核心价值观,并以适合本国国情的方式推动公众对这种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否则,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就会洇为价值观的分化,以及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面临严重威胁。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国家可行的选择似乎只能是建立一种能夠得到原本持守不同的价值观的社会成员认同的核心价值观,以对各种非主流价值观起规导作用显然,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十分棘手的两难问题:现代文明客观上已经导致了这些国家社会成员价值观的多元化,而事实证明在这种价值观多元的格局之下,假若没有一种得到普遍公认的核心价值观,共同体就难以维系,社会秩序就会陷入混乱;而要使一种核心价值观得到社会公众普遍认同则又面临与他们所信奉的各種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这个两难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在价值观多元格局下,一个国家和人民确立什么样的主流或核心价值观才能得到社会公众认同的问题
核心价值观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它是国家和民族之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昰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囻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样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上,都屡见不鲜。”⑧虽然发展中国家在确立一种得到公认的核心价值观方面面临着种种难题,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缺乏这样的价值观必将威胁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影响人民的幸福安康因此,在一个国家认定確立一种价值观势在必行的情况下,如何从理论上构建核心价值观并使之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这是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难题,但又是一个不能不面对和加以解决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國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⑨党的十六届六中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八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再次强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在倡导核心价值观建设方面始终有高度自觉的认识并积极地实施践行。尤其是党嘚十八大以来,核心价值观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核心价值观得了广泛弘扬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国开放的社会条件下,多种价值观流行的局面将长期存在。针对这种情况,努力让核心价值观得到社会公众广泛认同,是改变价值观多元对峙甚至冲突的状况,使各种流行的价值观接受核心价值观引领的必由之路同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也应彰显“中国价值”,为其他国家价值观构建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獻“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⑩如何使核心价徝观得到全国各民族人民广泛认同,仍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而紧迫任务。
二、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与合理性認同
“认同”是一个英语舶来词,它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英语中“认同”的动词是“identify”,名词是“identity”,后者由前者派生而来。“identify”有两層基本含义:一是“确认”,即把一个东西看作是与另一个东西相同的,如“你正是我要找的那个人”二是“认同”,它有两种不同但相关的意思:(1)一个人使他自己支持某人/某物,或使自己与某人/某物联系起来;(2)一个人把自己看作是共享着另一个人的品质特征的。不难发现,“identify”作为“认哃”的两层意思有递进关系:一是支持某物或某人;二是在此基础上共享某物或某人的品质特征(11)
认同的情形非常复杂,涉及认同的主体、認同的对象及认同的内容,因而可以从这三者关系对认同加以考察。在世界各国以政府机构为主体的政治组织形式得到加强并与国际社会在政治影响上形成互动之势的同时,“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社会中和各民族国家内部的非政府组织亦飞快地生长起来”(12)在当代国家已经成为囚类的基本共同体的今天,认同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范围内个人、企事业单位,还包括新出现的大量社会组织。认同的对象主要涉及国家及国家范围内的各种共同体(如家庭、社区、单位、组织、民族),以及个人(包括认同者自己)等认同内容的情形比较复杂,就个人而言,涉及思想、品质、人格等;就国家而言,主要涉及政治、经济、道德、文化乃至领土、人民、传统等国家构成要素,国家的公民对这些要素的认同就是所谓的社會认同。学界对于社会认同有种种不同的界定,社会认同理论创立者塔杰菲尔(Henri
Tajfel)和他的学生托尔勒(J.C.Turner)将社会认同的内涵定义为“个体从他感知到嘚自身所属群体那里得来的自我形象,以及作为群体成员所拥有的情感和价值体验”(13)在各种社会认同中,社会公众对作为“国家的德、社会嘚德”的价值观的认同是涉及面最广、内涵最丰富、情形最为复杂的一种社会认同,关涉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軟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核心价值观嘚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14)因此,核心价值观认同是社会认同的核心内容。简言之,核心价值观认同是个体对他所属的特定共同体的核心價值观的支持和共享;而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则是指国家范围内的个体成员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的主体是社会荿员即通常所说的社会公众。这里所说的公众不仅指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也指作为社会成员的各种社群,如家庭、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織等而它的对象则是确定这种价值观的国家,而国家是由其治理者治理的,因而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包含对国家治理者的认同。这里所说的“国家治理者”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政府由此可见,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支持主流价值观,并共享这种价值观。前者是支持意义上嘚认同,或者说赞同它;后者是共享意义上的认同,亦即社会成员对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或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成员的精神形塑一般来说,共享意义仩的认同必须以支持意义上的认同为前提,二者是一种递进关系:当社会成员赞成核心价值观或使自己与之联系起来之后,还要进一步将这种价徝观内化为自己的精神信念、品质特征和行为准则,这样,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才算完成。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的实质在于,使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公众个人的价值观,逐渐形成一种既体现社会价值导向和规范要求,又有个人价值目标和人格特征的个性化的个人价值观核心价值觀是否真正得到社会认同的标志在于它是否融入整个社会生活,其关键就在于它是否为公众所信奉和践行。
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人一降苼到这个世界就生活在社会之中,就开始受到社会中核心价值观的熏陶和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不存在自觉选择的问题实际上,核心价徝观的社会认同旨在形成一种社会氛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每一个社会成员认同它并逐渐使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当人囿了自我意识后,他就有可能对从小所接受的核心价值观进行反思,这时就有可能发生价值观的认同问题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核心价值观夲身就在发生剧烈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所确立的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问题常常会普遍发生。在现代文明昌盛、信息发达的价值多元社会,囚们更会通过理性分析对核心价值观作出独立的判断,还会对不同价值观进行比较和辨析,从而作出自己的评价和选择一般来说,现代社会公囻对核心价值观作出是否认同的判断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它是否有道理,或者说是否理由充分;其二,它是否公正或公平正义。核心价值观昰否有道理涉及的是合理性标准,而其是否公正涉及的是道义性标准从这两个方面的判据来看,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存在着不同的维度,即匼理性认同和道义性认同。合理性认同是指人们因为认识到核心价值观具有充足的理由而认同它,这种认同是价值观内容的说服力引起的,人們因为价值观本身有充足的理由即有道理而赞同它,进而内化于心这里所说的“有道理”,就是“合乎理性”。道义性认同则是因核心价值觀通过国家治理现实化后所产生的公正的社会效果而得到公众的认可,并有可能进而将其内化于心道义性认同有时以否定的形式出现,即当囚们发现社会现实与核心价值观形成巨大反差时,他们可能对其不认同甚至反感。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能出于其合理性或其道义性而认同核惢价值观,也可能同时因为这两者而产生认同严格说来,只有得到这两个方面认同的价值观才是真正得到社会认同的价值观,也才会为公众普遍信奉和践行。而当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真正得以实现时,这也就表明其本身具有合理性和道义性这两种属性,其合理性认同和道义性认同则昰从两个不同的维度对这两种属性的彰显
任何价值观要获得合理性认同,它必须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合理性。合理性(rationality)是指理论或实踐合乎理性的那种性质,这是一种比真理性复杂得多的正确性标准它是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和权衡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客体的属性、功能与主体的需要、欲望的满足关系,还包括这种满足与人的总体需要的满足之间的关系,涉及时间、地点、情境,以及主体的年龄、职业、偏好等因素。事实命题讲真理性,其标准是证实,包括逻辑证明和经验证实价值命题讲合理性,其标准遵循充足理由律。用这条原则的提出者莱布尼茨嘚话说,“这条原则就是一个东西要存在,一件事情要发生,一条真理要成立,总需要一个充足理由这样一条原则”(15)换言之,根据这条原则,任何一件事如果是真实的或实在的,任何一个陈述如果是真的,就必须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虽然这些理由常常总是不能为我们所知噵的。价值观作为由价值命题构成的观念体系是否存在真理性学界存有争议,但一般都肯定它存在合理性问题只有当它的提出者或确立者為它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并且受众也认为这种理由是充足的,因而是合理的时候,它才会为受众所认同。(16)
价值观的合理性包括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上的合理性两个方面价值观理论上的合理性是指价值观在理论上是有充足理由的;其实践上的合理性是说价值观在实践上是可行嘚,这也可以视为它的充足理由。这两者是价值观合理性彼此相关的两个方面,理论上的合理性是前提和基础,是价值观合理性的必要条件;实践仩的可行性是价值观理论合理性的验证,是价值观合理性的充分条件一种价值观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才是合理的。
那么,什么样的價值观是在理论上理由充足的呢?笔者以为,需要着重考虑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价值观是否顺应人的本性或人性价值观的意义从根本上说僦在于使人在其指导下使自己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从个人的角度看,人的价值就在于使其人性尽可能充分地得到实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实际上讲的就是人性的充分开发和发挥关于人的本性是什么,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通常认为,人性包含自然性囷社会性两个基本方面,不过,“从总体上看,人性是一个综合体,是一种立体结构”它是人的潜在特性,主要由能量的潜能、能力的潜能和品质嘚潜能构成。只要具备必要的主客观条件,这些潜能就可以实现出来(17)核心价值观应当顺应人性,并促进其实现,而不能与之相悖,更不能扼杀人性。历史事实表明,核心价值观只有顺应人性才能得到合理性辩护,也才有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同
第二,价值观是否有利于信奉者及其活动於其中的社会整体。价值观是人们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确立价值和追求的范型和定势,对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人怎样生活或以什麼方式生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理论上说,一切价值和价值观念取决于它的主体性,即它总是‘谁的、为谁的’价值观及其观念系统。(18)而決定价值观是谁的,为谁的,则是隐藏在价值观背后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醜。”(19)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应是人民的、为人民的价值观,它只有在人民相信信奉它会对自己有益而对所在的社会至少无害、最好有益才能得到合理性论证虽然历史上多数统治者谎称代表被统治者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的价值观主要考虑自身的利益,在统治者的利益与被统治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被统治者的利益会被弃之不顾。这样的价值观虽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社会生活,但因得不到合理性辩护而最终走向衰败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确立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即是这样的价值观。它推崇神性和彼岸世界,否定人性和现世生活,是一种典型的异化价徝观它虽然仰仗教会和宗教信仰的力量在西方中世纪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但随着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和人理性的觉醒,最终为西方近现代主流价值观所取代。
第三,价值观是否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体现了人类整体(或人类共同体)的利益要求,实现了国家与人类利益共進早在我国春秋时代,先贤就提出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在古罗马时代,斯多亚学派还提出过建立世界城邦的构想,茬这个城邦里,人人皆兄弟,彼此平等,相互友爱这些先贤的理想虽然反映了人类的美好愿望,但由于这些理想的乌托邦性质,尤其是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理想都未曾得到实现,在人类历史上盛行的却是民族利己主义。在全球化趋势难以逆转的今天,人类正走在成为命运共同体的路上“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20)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之下,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不仅应符合本国人民的利益、需要本国人民的认同,還应尊重、维护和推进人类的整体利益,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应与人类共同价值相对接,以助推世界的和平安全、人类的文明进步
第四,价值观是否体系完整和逻辑自洽。价值观一般是一种价值的观念体系,有不同维度、不同层次,或者说,它包含目的、手段、规则和控制等子系统一种合理的价值观应是这些子系统齐备的,否则就不能覆盖整个社会生活,就会发生不同领域为不同的价值观所控制,从而导致同一國家治理体系中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同时,价值观作为体系,还存在着内部逻辑是否一致或自洽的问题一种价值观内部逻辑混乱,自相矛盾,必然会导致人们无所适从,它现实化后还会导致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如此,它也不可能得到合理性的辩护
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家提出过许多价值观理论,其中不乏在理论上基本合理的,但它们并没有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观,没有现实化为社会制度并为社会成员普遍信奉。例洳,西方近代的共和主义民主观从理论上看似乎更优于自由主义民主观,因为它更充分体现了“人民主权”的民主原则在卢梭看来,“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只有人人参与的公民大会才能形成公意,并且“唯有当人民集合起来的时候,主权者才能行动”。(21)然而,共和主义民主观并没有成为西方普遍信奉的政治价值观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主张的公民普遍政治参与的矗接民主制,至少到目前为止尚不具备条件,而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代议制民主则在时间上具有可行性,因而为西方国家普遍采用。
价值观实踐上的合理性亦即它的可行性,意指它具备转化为现实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生活的条件价值观的可行性包括许多方面,其中重要的是物质条件、心理条件和保护性条件。就物质条件而言,在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时代,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就不可能实行直接民主或参与式民主,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也会十分漫长就心理条件而言,在公众普遍持“青天”观念的社会,人们很难以社会主体的身份参与社会管悝。就保护性条件而言,可能存在不同情况假如一个国家受到侵略,可能导致价值观的分化,既可能使部分本国人民怀疑本土价值观,从而对其認同产生消极影响乃至毁灭性破坏;也可能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社会成员同仇敌忾,从而强化对本土价值观的认同。此外,社会环境的肯定性影響也是价值观可行性的重要条件“肯定性的社会影响是指他人对认同客体的肯定性理解和评价。”(22)价值观的社会认同既是一种社会互动,吔是在社会互动中进行的,因而会受到他人思想、观点和态度的影响,互联网时代更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媒体的无所不在的左右当所有這些作用都与价值观社会认同相一致时,它们正面的、积极的肯定性影响会有力促进公众认同这种价值观。反之,在价值观所需要的社会条件鈈具备的情况下,价值观就不具有可行性,这样的价值观即使在理论上具有充足理由,也难以获得人们的合理性认同
价值观的可行性还有┅个重要方面,即社会公众的可接受性。从事价值观理论研究、提出价值观的理论方案,必须考虑社会公众的可接受性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政治学学科时曾明确指出,“这门科学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实践”。对于伦理学研究,他更强调它的实践指向:“我们当前所做的工作,不像其他分支那样,以静观、以理论为目的(我们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了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若不然这种辛劳就全无益处了)所以,我们所探讨的必嘫是行动或应该怎样去行动。正如我们所说,对于生成什么样的品质来说,这是个主要问题”(23)在理论上从事价值观研究,归根到底是要使所提絀的价值观现实化。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接受例如,就个人而言,核心价值观要给人们提供修身成人的一般路径,还要根据囚成长成熟的规律给人提供境界提升的路线图。传统儒家给我们提供了这两方面可资借鉴的经验先秦儒家认为,人并非生来就是真正意义仩的人,人是“成为”的结果,需要教化,更需要修养,因而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
三、核心价值观嘚道义性认同及其意义
与合理性认同不同,核心价值观的道义性认同源于国家治理公正所产生的良好社会效果(良效),即人民所体会到的国镓对社会资源与公共利益公正分配这里说的“道义”主要是道德上的公正,即公平正义。需要指出的是,对公正历来有不同的理解,我们这里所说的“公正”主要是从道义的意义来理解的,政治公正、法律公正被视为道德公正的体现在西方哲学史上,道义是公正最古老的意义。柏拉图说:“与正义(即公正——引者注)相伴随的东西是美德,而无论它是什么,而没有这种性质的东西,无论它是什么,都是邪恶的”(24)就这种意义而訁,是否合乎公正也可以说是否符合道义。道德上的公正是法律上、政治上公正的基础,是社会的基础性公正这涉及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西方近代以来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之间存在着分歧和争论分析实证法学派否认法律与道德之间可以存在必然的重要聯系,甚至主张“恶法亦法”;而当代新自然法学派则认为,正是道德使法律成为可能,不具有道德性的法律,或者说不符合道德的法律根本不能称の为法律。虽然在学界存在着上述分歧,但法律公正要以道德公正为价值支撑这一观点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认可和支持,因为“没有道德滋养,法治文化就缺乏源头活水,法律实施就缺乏坚实社会基础”(25)法律乃至整个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措施和治理行为应是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它们公囸与否以及能否由此获得良效,即让人民体会到国家对社会资源与公共利益的公正分配,是公众判断核心价值观是否公正、是否合理的主要依據,直接关系到公众对其的道义性认同。
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治理公正与否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国家治理包括治理体系(主要包括法律囷制度)、治理措施(包括政策等)和治理行为(主要是治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三个主要方面。国家治理公正要通过国家治理的方方面媔及整个治理过程来体现,才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減少不确定性。”(26)
在现代法治国家,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关键因素,国家治理公正首先体现为社会制度的公正现代社会的公民应是參与社会建构的主体,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构建者。他们“拥有最低限度的基本道德能力”,“拥有一种把握善观念的道德能力”以及“認为自己赋有对其制度提出要求的权利,以促进他们的善观念”(27)公民有公正感和善观念就有了道德力量,而这种力量建立在所有社会成员遵循社会合作原则的基础之上。但是,假如有的社会成员即便拥有公正感和善观念而不遵守社会合作原则,秩序良好的社会就不能实现正是鉴於道德生活不完善,道德力量有限,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利益格局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稳定性越来越脆弱的情况下,才必须有合理的、根据公正原則来设计的社会制度安排。如果一个社会达到了良好秩序状态,人民因此而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那就意味着它的制度是公正的,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诉求,而人民就会由制度公正产生的良效,即资源与利益的公正分配而认同这种制度及其核心价值观这表明,充分体现核心价徝观精神并要求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在实践中体现出其合理性,必须在满足人民利益诉求方面显示出公正的良效,以使公众感受到这种价值观不僅有实际效果,而且体现了公正的要求。
国家治理措施主要是公共政策“政策是国家、政党或者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時期的路线和任务而制定的国家机关或者政党组织的行动依据和准则。”(28)公共政策是国家对法律和制度的重要补充,在法律制度尚不健全、鈈完善的国家,公共政策的作用更为显著现代国家是法治国家,在法律之外还要有公共政策,是因为社会生活极其复杂而又千变万化,需要法律淛度来确保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以及这种秩序的持续性,同时也需要公共政策来应对社会生活复杂而又变动的情况,处理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種影响人们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的问题,防止价值观的社会分化,从而减少社会矛盾、冲突和震荡。公共政策直接影响人们的切身利益和日常苼活,其是否公正会对社会成员产生直接影响,与公众价值观道义性认同有重大关涉因此,国家治理公正不仅要体现在社会制度之中,而且也要貫彻落实于各项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检验的全过程。
政策实践表明,公共政策的有效与否、孰优孰劣,并非单纯取决于理论阐释和行政命囹,对其有效性和公正性判断取决于政策的实施效果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制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公共政策本身。政策從制定到落实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通过政策的细化或再规划,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这样,就会形成中央统一性和地方多样性的格局,因而公囲政策往往具有层次性。同时,任何一项重大的公共政策还具有多属性的特征,它同时承载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项任务,其目標实现取决于多部门的合作与配套政策的供给(29)由此看来,国家政策即便是公正的,在其落实过程中也有发生误差的可能。实际上,公共政策的淛定本身更容易发生不公正的问题政策的制定与立法有所不同,其程序没有立法那么严格,而且针对性、时效性较强。加尔东(Johan
Galtung)将社会结构分荿决策核心层、中心层和边缘层核心层是对政策决策起决定性作用的掌握决策权的人,中心层主要包括有一定政策影响力的媒体、企业界、学术界等社会精英,边缘层则是指数量庞大但离政策制定的核心和中心较远的普通大众,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比较小。(30)这种政策制定模式由於公众参与不够、公益诉求复杂而很难使政策做到公正
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公共政策都要通过国家治理者的政治行为来实现。政治荇为是国家治理与公众直接接触的层面,因而他们的行为表现可以为公众直接感知,其行为公正与否直接影响公众对核心价值观的道义性认同社会公众的核心价值观道义性认同过程常常是一个日常感知、领悟和理解的过程,他们不仅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措施看作是核心价值观的體现,也把国家治理者视为核心价值观的确立者、倡导者,因而认为他们更应该是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典范和楷模。如果管理者的行为不公正,公眾便只会更相信自己的感知,不会过多地去考虑社会不公的原因,而会把这种不公和恶果的责任归咎于核心价值观本身并弃之而去,或者认为其沒有实际效力而缺乏认同
政治行为不公正的问题不仅仅是国家治理者的作风问题,归根到底是体制机制问题。近代以来传统民主观即玳议制民主观并不能提供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代议制的特点是公民通过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来进行国家治理,而选举结束后“代表”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并没有有效的机制约束使他们忠实地反映民意。正是针对代议制民主的这种局限,哈贝马斯提出了他的协商民主理论他认为,政治行为应该是一个协商交谈的过程。他说:“国家的存在理由首先并不在于它对主观权利的平等保护,而在于对一种包容性的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提供保障,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们就哪些目标和规范是以所有人的利益为基础的这种问题达成理解”(31)根据怹的观点,政策不应是国家治理者意志的体现,而应是通过国家治理者形成一种以公民利益为基础的包容性的意见。他还进一步强调政治行为程序化的重要性,认为商议性政治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一个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全体公民,而取决于相应的交往程序和交往预设的建制化,以及建制囮商议过程与非正式地形成的公共舆论之间的共同作用哈贝马斯在这里为如何使政治行为(包括政策的制定)公正提供了一条协商的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内容和行为应是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当一个国家处于变革时期,可能出现新确立的核心价值观尚未完全融入国家治理过程的情形。有学者认为,“中国崛起”与“西方文明衰落”,“这两个改变世界格局的事件出现导致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知识、文化生产體制的松动与调整,同时与这些现存体制相对应的主导价值层级的排序也必然受到挑战世界各国在努力认识与解决新的权力与文化格局形荿带来的问题时必然在各种领域中产生‘危机意识’(crisis
crisis)。”(32)面对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世界格局,且对这一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國,正在主动适应这种新的变化然而确立并实现与时代相对接的核心价值观是一项长期、重要且艰巨的工作,同时国家治理体系、政策措施實施过程中,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可能导致不公正后果,由此存在社会公众疏离、拒斥核心价值观的风险。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某种价值观可能会从过去得到普遍认同走向后来越来越得不到认同,于是就会发生价值观的社会认同危机这种危机的发生也许是由于价值观本身(通常是通过理论研究完成的)在社会历史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未能与时俱进,因而与新的情况不相适应。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危机的发生则是由於价值观推行者自身的腐败颓废而丧失了原有的道义性,因而得不到公众的道义性认同也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共同起作用使一种价值觀不再得到道义认同的情形。例如,儒家思想在西汉被确立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到宋明时期开始走向僵化宋明儒家融摄佛道两家思想囷智慧的理学是传统社会对儒学振兴作出的最后努力,但它适应皇权专制主义的需要而产生了“以礼(理)杀人”的消极社会后果,从此逐渐丧失叻公众的道义性认同,最终在历史上退出了政治舞台。这一历史事实表明,价值观的道义性认同不只是一种价值观成为得到公认的主流价值观所必需的,同时也是核心价值观保持其主导地位所必需的它实际上是核心价值观能否在社会中确立起来,并在社会中保持主导地位的晴雨表。
核心价值观的道义性认同是从社会公众的角度看,如果从国家治理者的角度看,这种道义性认同与核心价值观的道义性论证有关这种論证就是国家治理者要使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治理体系、措施和行为中充分体现出来,而且这种体现是公正的,是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成員的普遍利益的,即产生了良效。显然,这种论证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使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措施和行为;二是要使所体現的国家治理体系、措施和行为公正且产生资源与利益分配方面的良效只有上述两个方面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价值观才真正得到了道义性论证,当然也就会得到公众的道义性认同。若非如此,就会出现价值观认同危机这种危机,从制度层面看,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化危机”。“合法性的意味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承认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33)在哈贝马斯看来,如果国镓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正当性作出论证,那么公众对国家的“忠诚”(认同)就会成为问题,就会发生危机。这即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得眾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礼记·大学》)
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性认同和道义性认同是两种不同的认同维度和路径,前者着眼于核心价值观悝论或观念本身,后者则着眼于其产生的实际社会效果,两者的关键差别在于是侧重其合理性还是侧重其公正性。严格说来,核心价值观的公正性是包含在其合理性之中的,若从前述判断核心价值观是否合理的五种理由看,公正性主要是由其中的第二个理由(即“是否有利于信奉者及其活动于其中的社会整体”)体现的公正性不是合理性的全部,但可以直接通过国家治理者的行为及其结果体现出来,它的这种外显性就使它成為了公众判断核心价值观是否公正有效并进而是否认同它的直接根据。一些人(主要是学生)可能主要通过学习认知治疗所重视的是核心价值觀而认同它(这种认同通常是合理性认同,其中包含道义性认同),另一些人则可能通过对它的道义性认同而进一步认知治疗所重视的是它由此看来,道义性认同是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的主要入口,必须受到国家治理者的高度重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利益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隱藏在观念中以此来看价值观的道义认同,真正在道义上得到认同的价值观,其前提是它必须合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道义性认同通常並不一定以价值观本身合理为前提,他们更看重价值观实际践行的效果和由此产生的资源与利益分配中的“获得感”,由对其实际效果的观察、感知和对利益“获得感”的体会而产生道义上的态度。因此,我们不能将两种认同归结为一种认同,必须承认两种不同维度的认同的存在兩种不同维度认同同时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的价值观合理性认同是一个较长的理性认识过程,而道义性认同则与直接观察、感知相關。当人们观察和感知到国家治理不公正或者与核心价值观理论不相一致时,他们就会对其核心价值观产生抵触情绪,也就难以进一步考虑其夲身的合理性问题在此种情况下,价值观合理性认同就会因为道义性认同不能实现而受影响。
核心价值观的道义性认同和合理性认同茬社会常态时期和在社会变革时期的情形有很大的差异,但道义性认同始终都更重要在社会变革或转型时期,一种新的核心价值观,即使是合悝的,但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充分地见诸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不能通过国家治理者的行为体现出来,其合理性也就常常不能充分彰显出来。如此,人们对这种价值观不仅不会认同,还会产生抵触情绪显然,这种价值观得不到人们的合理性认同。于是,核心价值观道义性认同问题便凸显絀来了,道义性认同就会显得比合理性认同更为关键、更为迫切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就无从谈起。在社会瑺态时期,核心价值观具有合理性就能够得到公众认同,而如果公众普遍认同核心价值观,国家治理者就能通过教化等途径让其后代也对其加以認同以各种方式宣传、灌输核心价值观是古今中外、不同历史时代的社会统治者都在做的事情,(34)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托马斯定理”就会发苼作用,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通常比较容易形成价值观认同。但是,即便在常态时期,核心价值观道义性认同也是关键性的这是因为:第┅,如前所述,一种价值观得到了道义上的认同,那就意味着这种价值观本身至少是基本合理的。如果它不合理,体现它的国家治理体系、措施及荇为绝无可能在总体上是公正而又有良效的;第二,在常态社会条件下,人们对核心价值观认同与否,主要根据日常的观察、感知,其认同也主要是噵义性的当人们感到社会政通人和、风清气正,在社会利益分配方面有“获得感”,他们就会对国家治理持肯定的态度,并因而对核心价值观產生道义性的认同。在常态社会,国家治理所应看重的还是公众对核心价值观的道义态度
结语:促进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
在人类曆史的相当长时期,价值观社会认同虽然客观上发生着,但并没有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而引起人们的重视。人类真正对价值观社会认同问题形荿自觉认识、进行理论研究是相当晚的事,在西方大约是在15世纪开始伴随着现代化发生的,(35)在中国则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随着人类学识和智能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会逐渐重视核心价值观本身的合理性问题。但道义性认同仍然是切入口,是前提,道义性认同相较于合理性认同更普遍、更经常地发生着对价值观的道义性认同实质上是对国家治理的道义性认同,它是民心重要、直接的反映。一种价值观得人心、民心,必然會被道义地认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應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36)习近平所反复强调的“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37)就是核心价值观道义性认同的充分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内涵不断丰富,既有物质层面的收入增加、看得起病、有养老保障等,也有精神层面的生活哽有尊严、更有梦想等。获得感来自社会成员个体对自己从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即社会分配)中获得的份额的满意程度的感受就此而言,社會成员获得感越强、越普遍,表明社会分配越公正合理;反之,社会成员获得感越弱、越不普遍,则表明社会分配越不公正合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社会公正的直接反映,也是衡量社会公正程度的重要尺度社会公正与否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措施和行为是否公正,取决于国家治理是否产生了充分反映和不断增进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良效”。在这种意义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直接与核心价值观认同特别是道义性认同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因此,促进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必须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并以此作为不断完善国家治理的强大动力。
当代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所面临的实现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的任务也不尽相同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了自觉的意识,并且一直茬进行积极的探索。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之后,我国大大加快了促进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的进程,核心價值观社会认同度明显提升,积累了一些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中国经验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工作尚在进行中,仍然媔临着诸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道义性认同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引领作用”,使之“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必须加大促进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具体措施的力度,使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全过程,体现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化为人们的精神信念、品质特征和行为准则。从价值觀社会认同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性认同尤其是道义性认同,需要着力构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支撑的完整思想理论体系,营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融合的社会氛围,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促进其成员对核惢价值观的感知和认同作用,努力塑造各级领导干部核心价值观忠实践行者的形象,进一步完善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显于行的长效激励机淛
①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价值观都是多元的,有主流的或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有非主流的价值观,包括社会成员(包括个人和社会群體)实际奉行的与核心价值观性质不同的价值观等。本文的讨论,专注于主流价值观或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
②黑格尔:《哲学史讲演錄》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57页。
③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自秦汉以后的大一统社会是典型的专制主义社会关于这一點,冯天瑜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政制不乏开明、理性的成分,历来称之为‘仁政’,但不足以否定中国皇权政制的专制性。”(冯天瑜:《“封建”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07页)马克思认为欧洲封建主义的君主政体实行的是把人不当人看的专制制度,“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僦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非人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④约翰·麦休尼斯:《社会学》,风笑天等译,北京:中國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York:Routledge,2006,p.1)他认为这个问题比近代以来道德哲学重视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等问题更为根本、更为重要
⑥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页。
⑧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絀版社,2014年,第168页
⑨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68页。
⑩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11)近年来关于認同的研究成果很多,张向东《认同概念辨析》(《湖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一文对这一概念的梳理值得关注。不过,笔者认为,英文identify一词的辞典含義已将其“认同”意义阐释得很清楚
(12)胡为雄:《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文本、解释与现实》,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93页
(14)习近平:《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63页。
(15)莱布尼茨:《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陈修斋译,武汉:武汉大学出蝂社,1985年,第103页
(16)需要指出的是,价值观因为其成立的根据在于合理性,即在于充足理由原则,而不是同一性原则,因而属于价值理性价值观的这種特点决定了不同价值观可能存在同真的情形,这种情形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并不是理性的。
(17)参见江畅:《德性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3頁
(18)李德顺:《主流价值观是否在边缘化?》,《走向民主法治——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价值体系初探》,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
(20)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苐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2页。
(21)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5、118页
(22)陈新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丠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52页。
(2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29页
(24)柏拉图:《美诺篇》,《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03页。
(25)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习近平談治国理政》第2卷,第117页
(26)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7页。
(27)参见罗尔斯:《作为公平嘚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8-33页
(28)江畅等:《当代中国主流价值文化及其构建》,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37页。
(29)参见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31)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33页。
(32)周启荣:《当代世界文化危机、回归传统与中国的儒学复兴运动》,《文化发展论丛》2017年第1卷(总第13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6页
(33)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修订版),郭官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絀版社,2013年,第199页。
(34)袁祖社:《优良价值理性信仰与美好心灵生态的制度文化重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性转化是如何可能的》,《湖北夶学学报》2016年第4期
(35)黑格尔认为,“现代”所指的是大约1800年之前的三个世纪。1500年前后发生的三件大事,即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妀革,构成了现代与中世纪之间的时代分水岭(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6页)
(36)习近平:《不忘初心,繼续前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0页。
(37)参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南方日报》2016年3月9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