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rry, the page you are looking for could not be found.最好的钻石是“南非钻”吗？
“钻石极品南非钻！”“钻石之王南非钻！”类似促销广告沪上金店银楼已屡见不鲜，“南非钻”因之“高人一等”，但凡冠以“南非钻”品名的钻石就能标出最高价。沪上宝玉石协会评估专家张国明等日前联袂投书本报，呼吁应尽快纠正这个蒙客宰客的消费误区。
专家指出，钻石不论是产自南非，还是世界上任何矿区的，包括中国瓦房店，其组成结构都是相同的，因而品质也就无甚差异。“南非钻”所以成名，仅仅因为在该国最早发现了大型钻石原生矿。
专家强调，钻石身价的评定其实早有“4C”国际标准，即不管其来自南非、俄罗斯、澳大利亚、博兹瓦那、纳米比亚等任何一个钻石产地，均得看——
■颜色(Colour)
■净度(Clarity)
■重量(Carat)
■切工(Cut)。
两颗相同克拉重量的钻石，其价值则因不同的色泽、净度和切工而大相径庭，钻石的璀璨主要来自切工，切工好坏是评定钻石身价的主要因素。
专家披露，若就“切工”而言，当今世界公认的4大钻石加工中心是——
■比利时安特卫普
■以色列特拉维夫
■美国纽约
■印度孟买
纽约以加工3克拉以上大钻出名，孟买则以切割0.20克拉左右的小钻著称，特拉维夫擅长花式钻，因加工精湛，“安特卫普切工”则被公认为国际“标准钻石切工”。
即便以产地而言，世界上发现巨粒和大粒金刚石矿的地方也多的是，仅以我国而言，近20多年来，就先后在江苏宿迁、山东临沭、郯城、蒙阴等地，发现了多颗50～100克拉以上的金刚石。其中瓦房店是我国首饰用钻的原生矿产地，颜色、净度等都达到一流水准，人所不知的是，瓦房店的矿产往往被外企统吃，加工后常以“南非钻石”名义返销中国市场呢！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每一颗钻石背后都有无数的艰辛
在普罗大众被娱乐主导的今天，几乎一切主张的表达都离不开娱乐元素了。于是，那些反裘皮人士将绘上豹纹的裸体辣妹关进笼子，放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国际野生救援协会也会请来人气指数极高的姚明担任“护鲨大使”，在公益广告中表示对食用鱼翅的鄙视。
刚刚上映的好莱坞电影《血钻》(Blood Diamond)，带来的则是国际钻石业的寒流。朱利娅·罗伯茨等好莱坞明星发起了一场抵制“暧昧”钻石的运动，有人预测，今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会少很多珠光宝气。
钻石、裘皮和鱼翅都属于奢侈品范畴。关于奢侈消费的善与恶，人们已经听过太多的争论。但是，很多人不会想到，即便是购买一件T恤，一款玩具，甚至一张复印纸，如果不假思索地掏出钱来，也可能成为“杀手”或“帮凶”。
哲人说过，没有力量的正义，或是没有正义的力量，都是极为可怕的不幸。谁也不会怀疑消费所拥有的巨大力量，现在需要的，是注入更多正义的元素。
&NGO在世界钻石委员会门口施压抵制“血钻”。
&电影《血钻》海报
&2006年10月，一名模特在比利时举行的招待会上展示一颗重达603克拉的钻石。
上世纪90年代末的塞拉利昂，正如片中南非钻石商人丹尼·阿彻(Danny Archer)所说，是个“连上帝都讨厌的地方……”
撰稿／金姬(记者)
圣诞和新年本是全球钻石销售的黄金时节。但2006年末至今，钻石业的冬天似乎异常漫长。
寒冷源于2006年12月上映的一部电影《血钻》(Blood Diamond)。这部由好莱坞大导演爱德华·茨威克?Edward Zwick?执导的影片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末，西非国家塞拉利昂不法之徒为争采钻石将国家引向毁灭性内战，国际钻石商却从中牟取暴利的血腥内幕。
此片再次把“血钻”问题推到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只不过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塞拉利昂的那场血腥内战，第一次真正促使国际社会决定协作中止这一丑恶现象。如今，虽然塞拉利昂已经恢复和平，新的一轮全国性大选也将在今年展开，但内战的伤痛依然没有平复，“血钻”也并未完全杜绝。
《血钻》原型
全长138分钟的电影《血钻》以美国记者格雷格·坎贝尔(Greg Campbell)2002年出版的《血钻：追踪世界最贵宝石的死亡之路》(Blood Diamonds? Tracing the Deadly Path of the World′s Most Precious Stones)为创作背景。坎贝尔如今和妻儿住在科罗拉多州的柯林斯堡，在与他人合办的《柯林斯堡周刊》担任主编。虽然坎贝尔本人没有参与影片创作，但编剧查尔斯·勒维特(Charles Leavitt)的剧本内容大多可从《血钻》一书中找到原型。
42岁的黑人演员吉蒙·休斯?Djimon Hounsou?饰演的门德族渔夫所罗门·范迪(Solomon Vandy)，在片中被迫为叛军在河中淘钻石，结果发现了一颗稀世粉钻。和他一起的同胞不是被杀，就是在钻石方面一无所获，而最悲惨的莫过于影片开始的“砍手”镜头。这些场景在坎贝尔看来已经十分“温和”了，他2001年在塞拉利昂的所见所闻更为血腥和悲惨。成千上万的塞拉利昂人为了他们从未看到的钻石丢了性命，或者为了这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失去双手。
塞拉利昂在葡萄牙语中意为“狮子山”，它是一个典型的同时拥有钻石和贫困的西非国家。20世纪30年代，英国地理学家首次在塞拉利昂的丛林中发现钻石。从那以后，矿工们从散布在热带雨林周围泥泞的小矿坑中开采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钻石财富。这些大大小小的乳白色碳晶颗粒成为各国消费者最青睐的饰品，而佩戴钻石的许多人或许从未听说过塞拉利昂这个国家。
不幸的是，钻石是塞拉利昂种族派别之间内战的根源之一，各方为了争夺钻石这种稀世珍宝，都使用了极其野蛮的手段，所以导致内战不断。年的塞拉利昂内战，共导致20多万人丧生，数十万平民被打伤致残或被迫逃离家园。当时，塞拉利昂的一些叛军组织占据着国内蕴藏钻石矿最丰富的几个内陆省份，他们一旦找到钻石矿就派重兵驻守，然后秘密挖掘。为了防止被其他部落或是军事力量的人发现，他们甚至不惜砍掉所有偶然看到钻石矿的妇女或儿童的胳膊以示威慑，约有2万人失去手臂。
把这种野蛮行径公之于众的是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影片《血钻》就刻画了一个美国女记者曼迪·鲍恩(Maddy Bowen)，这个角色由37岁的珍妮弗·康纳利(Jennifer Connelly)饰演。她可以看作是“女版坎贝尔”。当然，那时白人在塞拉利昂这样的动乱国家十分抢眼，记者往往需要扮作政府承包人或钻石商人才能顺利采访，而像片中这样的“美女记者”在当地很容易丧命，或者成为无政府状态下的男性“猎物”。编剧勒维特之所以这么安排，无疑是要给整部电影注入一些温和的因素。但上世纪90年代末的塞拉利昂，正如片中南非钻石商人丹尼·阿彻(Danny Archer)所说，是个“连上帝都讨厌的地方……”
这个亦正亦邪的南非钻石商由33岁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饰演，他因此获得今年第79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在影片结尾，一心夺得粉钻的阿彻终于做了一回英雄：把粉钻还给范迪，并掩护范迪父子上飞机。阿彻自己则中枪身亡，临死前还用卫星电话对美国女记者鲍恩说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
“灰色”钻石业
电影《血钻》的结尾虽然落了好莱坞制作的窠臼，但阿彻的“临终忏悔”似乎是在代钻石业表明一种“亡羊补牢”的姿态。因为在坎贝尔眼中看来，钻石业中没有黑白之分，它始终是“灰色”的。坎贝尔曾于2001年前往塞拉利昂、利比里亚、伦敦等地进行“血钻”全球路线的调查采访，发现国际钻石业长期对“血钻”保持默许态度，这些从塞拉利昂出境的钻石，销售给英国伦敦、比利时安特卫普、美国纽约等地的合法钻石商，最终被镶嵌在戒指或项链上，进入全球市场。
坎贝尔认为，“血钻”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是源于国际钻石业的特殊结构。钻石中间商、贸易商、走私犯和销售商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有着自己的运作规则，只对极少数股东负责。没有律师参与、没有合同、数百万美元的合同只靠握手成交。大多数的钻石公司由家族成员经营，或是有几个关系密切的生意合伙人集中管理。他们将公司世代相传下去。
钻石业的内部人士一直知道某些钻石的出处，但这并不是说处于中间环节的钻石切割商、进口商和代理商都在直接和非洲战乱的人打交道。在关系密切的钻石界，绝大部分的交易是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依靠的是长期的业务关系。例如，安特卫普钻石商店的老客户，根本不会想到要看钻石的产地证明。如果店主说这些钻石是“清白”的，那就是清白的。更何况钻石一经切割，几乎无法判断它的原产地。
坎贝尔发现，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非洲不少国家出口到比利时的钻石数量远远超过这些国家的出产能力，而拥有丰富钻石资源的塞拉利昂，合法出口的钻石数量却少得可怜。这意味着大量的塞拉利昂“血钻”走私到邻国，以“清白”的身份进入国际钻石市场。
更可怕的是，钻石成了塞拉利昂冲突得以维系的“养料”。在这场内战中，桑科领导的反政府武装“革命联合阵线”(联阵)利用武力割据和控制着盛产钻石的东部地区，与政府军形成对峙。这样，联阵通过钻石开采和钻石交易就能轻易获得购买武器弹药、燃料、食物、药品所需的资金，然后继续扩大地盘。仅1999年，就有价值7500万美元的钻石从联阵手中卖出，投入到国际钻石市场。
最令人吃惊的是，在联阵的“血钻”买家中，有“基地”组织和宗教党派的成员。因为联阵的出价，往往是钻石原石正常价格的1／10。而钻石又是最便于携带的巨额财富。设想一下，从银行提取的数百万美元换取的钻石只需放在鞋跟里就行了，而一旦“风平浪静”，鞋跟里的财富可能会变成上千万美元，这比银行里的巨款被人冻结要划算多了。
暂时谢幕？
影片《血钻》只演到1999年，现实中的故事有了相对美好的结局。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1999年10月组建了塞拉利昂援助团?UNAMSIL?帮助恢复和平，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联合国维和行动。2000年7月，联合国安理会以14票赞成、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决定对塞拉利昂非法钻石贸易实行全球禁运，由塞拉利昂政府通过原产地证书制度进行控制的除外。
2001年签订的“阿布亚协议”最终减少了敌对事件，并且在2002年年初，成千上万的战斗人员被解除武装和遣散。2002年1月，塞拉利昂内战结束。从那时起，钻石行业为塞拉利昂的矿产部提供技术协助和培训，设立了政府钻石署。2003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解除了对从塞拉利昂出口钻石的管制。
今天，钻石已是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一项重要资源。根据官方统计，塞拉利昂2005年出口了价值约1.42亿美元的钻石?大约是当年世界钻石总量的3%?。钻石出口收入正在为重建基础设施、医疗服务和教育系统做出积极贡献。（来源：新民周刊& 原文刊登日）
&&上一页 1
但坎贝尔认为“血钻”依然存在，钻石非法贸易的数据很难统计，塞拉利昂的悲剧也许只是暂时谢幕而已。-
钻石鉴定参考4C标准
无论金伯利进程能起到多少作用，钻石业的确正在努力洗刷“血钻”的不良影响，希望能够重新回到自从玛丽莲·梦露在影片《绅士爱美人》当中宣称的时代：“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
撰稿／金姬(记者)
面对电影《血钻》，戴比尔斯和世界钻石委员会(World Diamond Council)一致向《新民周刊》表示，影片内容“只是历史”，自2003年实施确保钻石“来源清白”的“金伯利进程”(Kimberley Process)以来，如今的“血钻”占世界钻石交易量的比例不足1%。而这一说法受到全球目击者(Global Witness)、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和非洲加拿大伙伴组织(Partnership Africa Canada)等密切关注“血钻”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的质疑。《血钻》一书的作者、美国记者坎贝尔认为金伯利进程存在不少纰漏之处，如今的钻石业并没有他们宣称的那么“清白”。
第五个“C”
众所周知，消费者在购买钻石时需要参考“4C”标准：重量(carat)、切工(cut)、净度(clarity)和颜色(color)。但世界宣明会的非法钻石贸易专家罗莉·安德森(Rory E. Anderson)希望再附加一个“C”标准：冲突(conflict)。这是因为，“血钻”的正规称呼应该是“冲突钻石”(Conflict Diamond)，联合国对此的定义是“……源自反对合法并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的军队或派别控制区域，并用于为反对上述政府的军事行动提供资金，或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的钻石”。
冲突钻石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塞拉利昂发生极为残酷的冲突时才吸引了世界注意力。在这一时期，冲突钻石占世界钻石生产的大约4%。非法钻石原石还被叛乱者用于为许多国家的内部冲突提供资金。这些国家的遭遇和塞拉利昂有些相似。
安哥拉地处非洲南部的大西洋海岸，是葡萄牙的前殖民地，现有人口1200万。自1975年独立后未能实现稳定，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UNITA?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MPLA?之间发生数次内战，导致多达150万人丧生。内战期间，“血钻”盛行。对此，联合国于1999年禁止叛乱组织进行冲突钻石贸易。如今，安哥拉生产世界上大约8%的钻石。
利比里亚地处非洲西部，濒临北大西洋，有人口300万，英语是官方语言。这个国家从1989年到2003年卷入内战。内战期间的总统查尔斯·泰勒以钻石作为交换条件，向革命联合阵线?RUF?提供武器和训练，支持邻国塞拉利昂的叛乱。2001年，联合国向利比里亚实施了制裁。泰勒于2003年下台，如今在荷兰海牙接受审判。鉴于新政府采取了变革措施，联合国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取消对其制裁。这个国家也希望出产合法钻石进入国际社会。
科特迪瓦地处非洲西部，濒临北大西洋，曾经是法国殖民地，于1960年独立。官方语言是法语，人口超过1760万。1999年12月，军事政变推翻了政府，并从此使该国遭受内战蹂躏。中央政府仍然无法控制北部地区，并且国家仍然处于紧张状态。此后，这个国家的钻石出口量曾一度大幅上升。目前，科特迪瓦没有进行正式的钻石勘探或开采。
刚果(金)是比利时的前殖民地，人口6200万，于1960年获得独立。独立后几周就陷入内战，约瑟夫·蒙博托上校夺取政权，并宣布自己担任总统。他对经济进行国有化，并将国名改为扎伊尔。1997年，蒙博托总统在使400万人丧生的内战中被推翻，随后该国恢复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名称。各交战派别于1999年签署了《卢萨卡停火协定》使内战得以结束。刚果(金)内战期间，叛乱组织进行钻石贸易，为武装冲突提供资金。联合国采取相应制裁措施，禁止叛乱组织进行冲突钻石贸易。今天，采矿业得以复兴，使矿产品成为刚果(金)的主要出口产品。它目前生产世界上大约8%的钻石。
刚果(布)地处非洲西部，濒临南大西洋，官方语言是法语，现在人口为370万。这个国家原是法国的殖民地，1960年获得独立。但直到1992年才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一个多党政府。1997年内战之后，国家局势始终不稳，直至2003年各叛乱组织签订了一份和平协议。目前，刚果(布)没有进行正式的钻石勘探或开采，但无法说明其官方出口的大量钻石原石的来源，从而受到联合国禁止其从事钻石贸易的制裁。
钻石帝国戴比尔斯
对钻石略知一二的人一定听过“金伯利”和“戴比尔斯”这两个词，它们也是当今钻石业的关键词。
19世纪70年代，英国小伙塞西尔·罗德斯在南非一个富含钻石的山丘支起帐篷，花了6000英镑从当地农民戴比尔斯兄弟手中买下附近的农田。这块地方在而后的100年间成为有史以来人工挖掘的最深钻石露天矿。这个矿场以当时英国殖民事务大臣的名字“金伯利”(Kimberley)来命名，而罗德斯也于日创立了戴比尔斯联合矿业有限公司。
戴比尔斯自创立之日起至今，一直是全球最大钻石开采和销售企业，享有垄断钻石采购和定价的特权。它曾一度控制着全球90%的钻石原石(未加工的钻石)市场，目前也至少掌控60%的份额。
在整个20世纪，戴比尔斯一直奉行一项简单策略：尽可能多地收购世界各地出产的钻石，通过设在伦敦的中央销售组织(CSO，2000年更名为国际钻石商贸公司DTC)严密控制全球的钻石销量。戴比尔斯几乎涉足于世界上的每一个钻石矿，并且和主要的钻石出产公司和中间商约定只把钻石出售给戴比尔斯。
美国记者坎贝尔经过调查发现，戴比尔斯拥有的钻石矿总产量足以使钻石价格暴跌。但戴比尔斯严格控制出售给采购商的钻石数量。价值数十亿的钻石至今还躺在伦敦DTC的保险库里。若把开采出的每一颗钻石放到市场上销售，而不是在伦敦囤积，钻石的价格会大大低于红宝石、蓝宝石和绿宝石等其他宝石。
既然戴比尔斯如此维护钻石价格，防止钻石在市场上泛滥，那么它就完全有可能从任何卖家手上收购钻石，包括“血钻”。坎贝尔认为，戴比尔斯并不讨厌“血钻”，但忌讳公众对“血钻”的关注会威胁到钻石业的“浪漫形象”。
由此，“金伯利进程”诞生了。
难以奏效的认证制？
当塞拉利昂血腥内战中的冲突钻石引起世界媒体关注后，联合国、多国政府机构、钻石行业和非政府组织，如全球目击者，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和非洲加拿大伙伴组织等，认识到需要建立一项全球制度，以防止冲突钻石进入合法钻石供应链，并因此为冲突提供资金。他们拟定了一份称为“金伯利进程”的协议，要求参与国政府保证每次运输的钻石都必须放在一个安全容器内进出口，并配一份有唯一编号、政府验证的证书，声明钻石来自非冲突地区。
根据金伯利进程，钻石只可在金伯利进程的共同参与国之间进出口。任何无证书钻石原石均不得获准进入或离开一个参与国。这个保护圈对冲突钻石进行围堵，因此确保它们无法进入合法钻石供应链，也无法被用于非法目的。2002年11月，52国政府批准并通过了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并于2003年8月正式实施。今天，69国政府与钻石行业及非政府组织合作，全力以赴履行?并且依法必须履行?这一联合国授权的进程。金伯利进程参与国所生产的钻石原石目前已远远超过全球产量的99%。
事实上，在当初讨论时，金伯利进程并不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只不过最易实施罢了。
曾有专家提议在开采现场用激光给钻石做上标记，这样就能监督核实钻石运抵切割商之前的整个过程。戴比尔斯认为这个方案“完全不切实际”而予以否决，因为钻石在切割过程中可能会丧失一半重量，识别标记难以保留。而且，给小钻石打上激光标记成本太高，降低了加工商的利润。
另一个建议是建立有关世界各地钻石化学和物理特性的全球数据库，用物质光谱测定法辨别钻石的产地。从理论上讲，分析人员可以识别某颗钻石产自哪一处矿脉，但这样未必能确定出产国家。因为水土流失会把钻石带到数公里外，产自某国的钻石可能会随着地下水流在另一个国家被发现。此外，收集数据非常困难。全球共有数百个出产钻石的角砾云母橄岩矿脉，被开采的矿脉往往戒备森严。矿业公司把矿场的化学成分视为商业机密，相互竞争的地质学家可以根据这个信息嗅出某地尚未开采的钻石矿。
相比之下，金伯利进程成本低、操作简便。但坎贝尔对这一认证制度感到担忧。“钻石极易携带。若把合法购买的钻石和冲突钻石混杂在一起，上述方法就难以发挥作用。”他举例说，作为塞拉利昂认证制度的最后一个步骤，监督人员参观了当地钻石矿，确信这些钻石具有政府许可证并来路“清白”。但当钻石开采时，这些监督人员未必在场，如何保证所见的钻石来自于这些合法矿场？
而且，非洲国家的海关腐败现象十分普遍。海关官员若想在钻石认证制度上“睁一眼闭一眼”也在所难免。最后，坎贝尔指出：“钻石在进入主流贸易渠道前，可能经过了数十次甚至上百次的转手，这些交易往往在丛林或沙漠地带进行，伪造一张证书也并非难事。”
面对外界对金伯利进程的质疑，世界钻石委员会(WDC)的发言人卡森·格洛夫(Carson Glover)对《新民周刊》表示，金伯利进程本身一直受到审查，并不断完善。除“金伯利进程”和“保证体系”以外，钻石行业还与政府机构及非政府组织一起采取其他行动来根除冲突钻石。例如，钻石业发展措施?Diamo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正在努力改善作坊式钻石矿的安全和工作条件，因为这些矿很容易被叛军夺取。
NGO有话要说
在打击“血钻”的过程中，一些非政府组织功不可没，自始至终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球目击者”是打击“血钻”的领头羊，它在1998年正式开始“打击冲突钻石行动”(Combating Conflict Diamond campaign)，揭露“血钻”的来源。全球目击者也因其对打击“血钻”的长期努力而获得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2004年，全球目击者联合大赦国际调查发现，美国和英国58%的珠宝零售商并不在意钻石是否来自冲突地区。全球目击者的发言人苏西·桑德斯(Susie Sanders)表示，这个组织密切关注金伯利进程的实施情况。如2005年，全球目击者就三次派团前往塞拉利昂，了解那里的钻石开采情况。结果发现，国际社会允诺的援助资金迟迟未到；人手、资金、设备都短缺的情况下，当地政府对钻石矿难以真正监管，这样的钻石认证就有些“纸上谈兵”。而“血钻”仍有存在的“温床”。
日-9日，在博茨瓦纳召开金伯利进程2006年度大会上，全球目击者提出了它对金伯利进程三年实施的评估建议。例如：高达2300万美元的冲突钻石从叛军掌控的科特迪瓦北部地区走私到邻国加纳(金伯利进程参与国)，并进入国际市场；世界钻石委员会似乎总在妨碍公布金伯利进程中各参与国钻石产量和交易的基本数据等。对此，大会决定派金伯利进程的特使到加纳进行3个月监督调查；6个月后公布金伯利进程各参与国的钻石基本数据。
此外，世界宣明会也对打击“血钻”不遗余力，并在美国取得优异成绩。这一组织的杰西卡·劳(Jessica Law)告诉《新民周刊》，自2000年开始，世界宣明会和其他150多个组织敦促钻石业发展一种体制来确保全球市场上不再出现冲突钻石。这一努力的结果是：美国在2000年颁布了《清白钻石贸易法案》(The Clean Diamond Trade Act)；在2001年美国电视剧《白宫西翼》那一季的最后一集中，美国总统呼吁消费者询问珠宝商所售钻石是否“清白”。
对于美国热映的影片《血钻》，世界宣明会的非法钻石贸易专家罗莉·安德森认为当塞拉利昂战争结束后，钻石仍然是非洲冲突的资金来源，钻石业和政府必须做更多事来保护钻石贸易更为合法化，她对记者说：“钻石业每年600亿美元的生意，即便只有1%的钻石来自非洲冲突地区，6亿美元也能让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枪支弹药。”而美国人购买全球市场中2／3的钻石，因此美国消费者是世界宣明会的重要目标。当然，世界宣明会并不是呼吁民众抵制钻石，而是让消费者给珠宝商和国会施压。
在《新民周刊》试图采访戴比尔斯及其相关机构时，伦敦的钻石商贸公司(DTC)的女发言人里内特·霍利(Lynette Hori)推荐了世界钻石委员会(WDC)代为回答。后者于2001年成立，代表从采矿到零售的整个钻石行业，就冲突钻石问题与联合国联络。而WDC的发言人卡森·格洛夫在接受采访后，又推荐了非洲加拿大伙伴组织的研究协调员伊恩·斯米利(Ian Smillie)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一员来说话。记者发现，这个组织比之前接触的全球目击者和世纪宣明会要“温和”许多，斯米利在承认“金伯利进程还不完善”的同时，表示将“继续给金伯利进程和钻石业施压，让这个体系更加有效”。
无论金伯利进程能起到多少作用，钻石业的确正在努力洗刷“血钻”的不良影响，希望能够重新回到自从玛丽莲·梦露在影片《绅士爱美人》当中宣称的时代：“钻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来源：新民周刊& 原文刊登日）
SACOM呼吁更多人关心工人的命运。
只有信息公开，投资者才能在股票市场抵制那些不负责任的公司的股票，消费者才能在超市抵制那些不负责任的公司的产品，劳动者才能在劳动力市场抵制那些不负责任的雇主。
撰稿／陈统奎(记者)
篮坛巨人姚明的另一个身份是“护鲨大使”，他曾经为国际野生救援协会拍摄公益广告，并向公众表态：“今后，我本人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拒绝食用鱼翅。”
在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周中之教授看来，姚明不吃鱼翅的“护鲨行动”包含着消费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去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面对数百位全球中国学精英，周中之以此为开场白，报告的题目是“消费的自由与消费的社会责任”。
诚如姚明所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消费者责任理念要广为传播，并变成每一个消费者的自觉行动，眼下还需要更多的手来一起滚雪球，既需要姚明这样的社会名流，更需要一个个普通公众的直接参与和推动。
消费者责任觉醒
24岁的香港女孩丘梓蕙走在了姚明的前面。
2002年的一天，在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读书的丘梓蕙从一场讲座中得知，1993年深圳一家名为“致丽”的港资玩具厂发生火灾，致使80多名女工死亡，100多名女工受伤。这家工厂代理生产的是意大利某著名品牌的儿童玩具，香港老板并不富有，赔了100多万元就破产了。由于意大利企业不愿担负责任，受伤女孩命运悲惨。
这桩往事让丘梓蕙十分愤怒。丘梓蕙从此注意到一个事实：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许多发达国家的著名企业纷纷把代工厂转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却对代工厂的劳工权益视若无睹，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丘梓蕙和她的同学在那年暑假组织了一场“干净衫”行动，期望用实际行动来改善工人的待遇。每年开学，香港各大学学生会都会组织迎新营活动，参加的学生都穿上印有学校标志的T恤，每年学生会都会定制不少T恤。丘梓蕙与香港几所大学的学生会交涉，游说他们参加“干净衫”行动，最后有5家大学参与了这项活动，它们一共要定制1万多件T恤。
丘梓蕙和学生会干部到广东中山的一家制衣厂直接下订单，把销售商对工厂盘剥的那部分利润直接交给工厂，同时提前40天下订单，不让工人加班，每件T恤还多付2元钱用于提高工人待遇。
40天后，1万多件T恤加工完成，丘梓蕙和同学们来工厂提货，同时给工人“派钱”。“尽管每件衣服我们只是多付了2元钱，但是每个工人可以多拿100多元钱。”那一天，丘梓蕙看到了工人们灿烂的笑容，“干净衫”行动成功地体现了一种力量——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所能拥有的善的力量。
“干净衫”行动让丘梓蕙看到了消费者力量的存在，“但这种行动治标不治本，我们不可能买什么都直接向工厂下订单，直接向工人派钱。根本的办法是改变利润分配模式，并让品牌经销商分出利润来解决工人的权益问题。”丘梓蕙开始寻求具体的解决方案，从欧美消费者运动的历史中寻求智慧。
她看到美国也有反血汗工厂的运动。这场运动10多年前由美国一所大学的学生发起，如今已有200多所学校的学生参与。他们从要求校方拒绝采购血汗工厂生产的商品开始，进而向品牌经销商施压，要求经销商提高代工厂工人的权益。
这股运动蔚然成风，著名的耐克公司是学生们最早瞄准的目标。当时耐克公司对学生们的指责并不理会，直到学生们发动“不买运动”，耐克才感受到空前的压力，同意与大学生谈判，答应增加工人的福利，并公布所有供应商的名单(至今全球只有耐克运动鞋和Levis牛仔裤公布了这一名单)，接受公众的调查和监督。
毫无疑问，只有信息公开，投资者才能在股票市场抵制那些不负责任的公司的股票，消费者才能在超市抵制那些不负责任的公司的产品，劳动者才能在劳动力市场抵制那些不负责任的雇主。
这场运动促使耐克公司成立了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专事负责工人的权益保障，走上了制度性解决问题的道路。消费者责任运动促使了欧美企业纷纷追随耐克，成立企业社会责任部，负责监督供应商和解决劳工权益问题。
先行者撞上坚壁
欧美的经历表明，企业成立社会责任部门并履行社会责任并非自愿，而是迫于消费者力量崛起和压力，不得不做出的反应。
丘梓蕙将她的想法与几个同学和老师讨论，得到了一致认可。她说，如今，进入中国大陆的许多跨国公司纷纷成立了企业社会责任部，高调谈论企业公民概念，其实序幕方才拉开，“许多公司只是成立了一个部门，还不愿意真正去做”。更有甚者，“企业社会责任部门还沦为一些企业的公关伎俩”。而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内地的不少企业则连这个部门也没有，遇到问题往往极力推卸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根本无从谈起。
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现状，2005年大学毕业后，丘梓蕙决定把唤醒中国消费者力量当作一项事业来做。她与一班志同道合者共同创立了“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以下使用简称SACOM)。SACOM还有100多名顾问，他们都是世界各地的大学教授，运行一年多来，正是这些顾问的捐款维持了这个组织的运转，解决了丘梓蕙和两个同事的生计。当然，丘梓蕙还拿着调查计划向一些慈善基金会申请财力支持，也拿到了“一点点的钱”。
“企业对供应厂商的查核报告往往是不公开的，这样，即使有工资过低、工时过长、招聘童工等违法情况，消费者无从知晓，更遑论敦促企业及其供应厂商改善这些问题。”丘梓蕙和她的同事决定改变这种现状。
丘梓蕙的做法是，组织香港大学师生志愿者到跨国公司在内地的代工厂进行独立调查，并把调查结果向公众公布，以唤醒消费者对企业不良行为的关注，从而形成一股压力，迫使企业改善现状。
2005年暑假，丘梓蕙首先把枪口对准迪士尼，带着大学生志愿者到珠三角4家迪士尼代工厂调查。历时3个月，调查了120名工人，结果触目惊心，调查报告“找回米奇的良心”于香港迪士尼乐园开业前夕公之于众。
丘梓蕙作为新闻发言人，亲自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调查结果。据她称，迪士尼以不足最低工资的条件雇佣珠三角的工人。4家工厂中，3家不符合当地最低工资要求，平均时薪只有2.7元。迪士尼公司虽然巡查工厂，但工厂大多做假应对……
“‘有良心的消费’是消费文化的新趋势。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开始要求他们所购买的品牌产品不是由血汗工厂生产的。尤其是热爱米奇老鼠及小熊维尼的消费者，更不希望他们购买的玩具、衣服及图书是以非法剥削劳工换来的。”
SACOM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以及他们精心挑定的这个特殊时间，使这份调查报道产生了轰动效应。结果，迪士尼被迫和SACOM谈判。丘梓蕙几次到迪士尼香港办公室和对方交涉。遗憾的是，他们提出要迪士尼公布所有供应商的名址，以及提供资金让SACOM派人到代工厂进行工人培训的要求都被拒绝，双方不欢而散。
2006年暑假，丘梓蕙再次带大学生进入珠三角，针对另3家为迪士尼供货的外资厂商进行调查。调查发现，3家工厂平均时薪只有2.04元至3.41元，比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少了15%至50%，而且3家工厂都没有支付工人法定加班费。淡季时，老板强迫工人“调休”(无薪假期)；旺季时，每天工作11至14小时，每月共工作332至360小时，比法定最高工时高出71%；工厂宿舍一层住180名工人，只有一个浴室及厕所……这种做法也违反了中国颁布的《劳动法》。
，香港迪士尼乐园开业一周年前夕，SACOM的第二份报告“继续寻找米奇的良心”出炉了。这一次，丘梓蕙选定了在香港迪士尼乐园门口发布这份报告，并印刷了1000多份传单发给前来游乐的消费者，结果传单被一抢而空，“消费者很支持我们”。
9月12日，周年庆典酬宾，香港迪士尼乐园给香港很多民间团体赠送了门票。有些团体自己用不完，转赠了10张给SACOM。丘梓蕙和大学生志愿者在迪士尼乐园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下午，大巡游开始前，游客们都聚集在主干道两旁，等待目睹白雪公主、米奇老鼠、唐老鸭等童话人物的出现。这时，丘梓蕙和志愿者们掏出了藏在口袋里的布条，戴到身上，拉出横幅，抗议迪士尼对中国工人的不负责任行为。
“10多个保安马上跑过来，围成一圈，把我们围在里面。”尽管如此，丘梓蕙还是觉得在迪士尼乐园里抗议“很好玩”，而且达到了向迪士尼公司施加压力的效果。
一个多月后，迪士尼停止向这次SACOM披露的一家深圳代工厂下订单。这是一个令丘梓蕙始料不及的后果。从10月到现在，SACOM不断和迪士尼交涉，要求恢复订单，并努力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这一次，迪士尼不再像上次一样把丘梓蕙请到办公室喝茶，而是关上了对话之门，“他们就是不管，不回应”。
不会永远帮倒忙
这家工厂名叫龙岗煌星轻工制品厂，是一家日资企业，为迪士尼加工锁匙扣，工厂80%的订单来自迪士尼。迪士尼停单后，煌星厂立即陷入困境，近1000名工人没活干了。
最近，一些代工企业工人给丘梓蕙传来消息，工厂2月1日将辞退所有保安。“连保安都全部辞退，这家工厂要倒闭了。”听到这个消息，丘梓蕙揪心不已。她创立的SACOM以帮助企业找回良心，进而遵守内地法律，改善内地工人权益为己任，“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结果”。
如今，春节快到了，不少丢掉工作的工人已经提前返乡。最令丘梓蕙欣慰的是，由于珠三角闹“民工荒”，不少工人又重新找到工作。她庆幸自己少了一些难以承受的自责。
然而，这依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三个24岁上下的香港女孩，带着一群大学生志愿者做了一个调查，发表了一份报告，结果令1000个工人丢掉了饭碗。
这是不是SACOM的责任？丘梓蕙告诉记者，她的内心有深深的不安，但此事责任不在SACOM，而在迪士尼。她说，迪士尼“停单事件”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行为，把全部责任推给了代工厂。如果这是一家迪士尼在欧美的代工厂，这家公司未必敢这么做，因为欧美的消费者运动已经成熟和强大，“欧美消费者不会答应，他们会发动反对活动，包括不消费运动，让迪士尼得不偿失”。
丘梓蕙介绍说，在欧美，如果代工厂被消费者团体调查出有环保问题或劳工问题，品牌企业必须必须与代工厂一同合作?实践改善计划，当中包括采购制度、工人培训及工人投诉及监察的机制。如果代工厂改过自新，品牌企业必须继续下单；只有代工厂不愿合作，拒不改进，品牌企业才可停掉订单。总之，品牌企业必须给代工厂一年的缓冲期。
正是基于对欧美消费者运动的了解，丘梓蕙起初认为迪士尼在中国也会遵守这一原则。但是，丘梓蕙错了。究其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力量尚未崛起，消费者向迪士尼施加压力的力度尚不能跟欧美消费者相提并论。丘梓蕙发现，SACOM的两次调查不仅没有“找回米奇的良心”，反而激怒了迪士尼，让迪士尼做出了报复性的行为。
然而，中国消费者力量的崛起，不会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丘梓蕙觉得这个过程可能需要10年。
“我们暂时还不会发动罢买行动，但是我们会继续调查迪士尼代工厂，告诉公众迪士尼的利润是建立在剥削内地工人的基础之上。”根据计划，2007年暑假，丘梓蕙还会带大学生志愿者到珠三角调查迪士尼代工厂。
丘梓蕙的梦想是让迪士尼成为中国的耐克，愿意增加企业社会责任的透明度，公开厂商的名称与地址，接受消费者的调查和监督，同时提高订单价格，延长交货时限，以反映合理的劳动成本。
“如果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写信给香港迪士尼乐园，或者发电子邮件告诉迪士尼，他们不买产自血汗工厂迪士尼纪念品，迪士尼就会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丘梓蕙说她期待这一天的来临。丘梓蕙说，如果消费者施加的压力足够大，SACOM就不会帮倒忙。
丘梓蕙非常乐观，她相信欧美消费者运动的路径可以在中国复制，终有一天迪士尼会作出合理的姿态。然而，眼下的困局是明显的，面对这些处于利益链上游跨国大公司，SACOM的声音，中国消费者的声音，依然那样微弱。（来源：新民周刊& 原文刊登日）
每年11月25日，李仪和她的同事在香港倡导“不消费日”行动。
撰稿／陈统奎(记者)
李仪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靓女”，早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社会学专业。前几年，她的心思都在内地，起初是做义工，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支教，还募款盖学校。3年前，她和3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一个名为“消费者力量”的小团体，带头反思当前的消费模式，倡导“选择破坏最小的消费”。
李仪的消费原则是：生活必需品以外少消费，甚至不消费。
在李仪看来，地球就是一个村庄，地球上的资源就像村里鱼塘的鱼，鱼儿就那么多，自己的份儿拿多了，别人的份儿就会减少，甚至没有了。香港等大都市丰富的物质消费正是建立在资源掠夺的基础上。于是，每年11月25日，李仪和她的同事在香港倡导“不消费日”行动。
“在不消费日，无论你是否已参透地球危机的源头所在，是不是决心脱离主流消费风气的摆布，都可暂停购物24小时，挫灭消费主义的锐气，从自主的简朴生活中寻回自我价值。”
除此之外，李仪还反思一件件商品背后的劳工问题、环保问题和原住民问题等等，特别是那些非生活必需品，比如黄金。黄金的开采意味着将有大片森林被砍伐，森林里的动物只有逃离家园，这是对生态链的破坏，亦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于是李仪和她的同事在香港发起了“不买金”运动。
“关注现代人生活及消费模式，发挥消费者力量，以减低现代生活对人类、自然环境及原住民文化的破坏。”这是李仪和她同事的梦想。
谈及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李仪给人怪异的印象，对于很多女士最开心的“血拼”，李仪一点兴趣也没有。2004年以来，她就没有买过一件衣衫、一个手袋或一双鞋。
“我也会逛街看靓衫，当想买衫时，就会想想其实自己有衫可穿，这不是必需品。买一件衫看似很小的事，但细心想想，一件衫用了很多化学物料，还会伤害环境和其他人，因为有些工厂违法使用童工。”
现在李仪穿的多是旧衣服，或者是朋友送给她的“二手衫”，她规劝家人和朋友不要买新衣服给她。每当见到街上有人派宣传单页，她也不会去拿，以减少印刷。与家人出去购物，李仪都会自己拿一个篮子，拒绝使用塑料袋；到快餐店打饭，她也会拿盒子去盛，拒绝使用塑料盒。
对李仪来说，连手机都不一定是必需品，身边的很多人追求新款式而不断换手机，而她却使用一个多年前朋友用过的大手机，与当下轻薄型潮流相距甚远，每当在大家面前打手机，都会有人惊讶她的落伍，但李仪却感到很高兴，“我很自豪地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环保手机。”
李仪说自己的消费方式属于特例，并干扰了家人的生活方式，“有时候就因为用不用一个塑料袋而吵架，他们觉得我是麻烦制造者”。生活在有“购物天堂”美誉的香港，李仪的消费方式太反常了。她自己说这是“选择破坏最小的消费”，但旁人却觉得她思想偏激。正因为认识到自己的超前性，李仪从来不要求家人、朋友向她看齐。不过，她希望有一天大家能理解她。
记者：你关注人们的消费模式，是在倡导一种新生活方式吗？这是不是一种苛求，并非人人都能做到？
李仪：思想影响行为，态度决定人所选择的生活力式，经过了解、认识、思考，人会选择。这不是苛求，生活上的一些选择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比如我们最近推行的“一人救一棵树、四百人保一个森林”行动，假若一个人一年用16包A4复印纸，每包500张，需要砍掉一棵12米高的树，若417个人这样做，一年己是一个香港政府大球场草坪面积的森林，但如果转用不需砍树的百分百再生纸，不费吹灰之力，只是一个很小的转变，根本不会对自己的生活构成任何不便，但力量却很大，而且这绝对是自己可以选择和决定的。
我们也明白人是生活在这个体系中，人不是完全自由的，所以我们提出的是自己能做到的：尽量少破坏。
记者：自求心安、独食难安、居安思危，您说这是自己对消费者责任意识的一次次跃升，这三个词组背后都表达了什么？
李仪：自求心安就是我上一条答案中提及的：“如果一个人在认识了消费的问题后，作出自己能做到的、相对来说破坏最小的选择，那这个人起码能心里感到安乐一点吧，也可以寻回一丝自己和大自然的连系。”
谈到独食难安，是因为生活上一些表面上是我自己个人的事情，其实也影响了大自然万物，而最终受影响的其实也是我们自己。曾听一些朋友说，自己消费也是在帮助经济发展，有这份心是好的，但更应认清事实，看看真正帮助的是什么﹖
表面上的数字增长不代表人?包括消费者、工人、原住民等?的幸福指数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没有计算环境成本在内。而某一个地方或集体的利益也不应凌驾在其他人或物种之上。
居安思危是正视一些因过度消费所带来的、将会影响全球万物?包括人?的生存状况，比如砍树引起的沙尘暴，耕地沙漠化，全球变暖引起的水位上升。
记者：在你看来，什么才是正确的、负责任的消费和生活方向？
李仪：是只消费和消耗生活必需，选择相对来说破坏最少的消费和消耗方式，选择从生产、包装、运输等每一步都带来较少破坏的物品和方式。
生活必然需要消耗，大自然有它的自然规律，比如食物链，某些物种需要消耗另一物种才达至整体生态的平衡，但如某一方取得太多，失去了这种物种与物种之间的平衡，比如人类过度地掠夺其他物种，问题便会出现，大自然的自我调节机能也没法补偿时，比如过去二三百年能源的消耗太大，己超出了地球的负荷，全球变暖就一发不可收拾。当然，生活必然需要消耗，在不同环境采取适合的消耗方式，比如在香港可以吃本地的有机菜，避免了长途运输所带来的能源消耗，减少或不吃肉也可以避免现时破坏环境的畜养、捕杀方式，但是，在某些冰天雪地、寸草不生的地方生活的原住民，在当地这种环境，必须捕杀某种动物以生存，但他们是用尊敬的心去吃这动物，而且是物尽其用，也只取生存所需，这就是一种负责的态度。
“国内企业的社会责任行动还处于慈善事业和公益捐款阶段，没有社会责任的战略或长期计划。”
撰稿／陈统奎(记者)施丹妮
周群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具体身份。他是一家德国公司中国区社会责任经理，也是中国资格最老的CSR专业人士之一。CSR是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缩写，意思是企业除了为股东创造利润之外，还应该对社会负责，保护环境，保护工人权益，保护社区发展。
作为中国第一代CSR工作者，周群见证了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艰难进程。“我欣喜地看到，在过去15年间中国公众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误解到理解，从批判到接受，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倡导……”
周群也看到了不足：“公民社会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源动力公众还没有主动参与。”周群的同行是一个数目不大的群体。2001年，为了寻找同行者，推动中国公众社会责任意识的觉醒，周群创办了一个公益网站，网站的名字就叫“社会责任在线”。
2000年的一件事让周群记忆犹新，他深切地感到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紧迫性。事情的起因是香港一家劳工组织调查，发现生产麦当劳玩具的深圳新城玩具厂违法使用了近400名暑期工，大部分是小学生，调查结果发表后引起轰动。周群和其他审核员一起作为麦当劳代表进驻工厂调查。
尽管调查中没有发现童工，但是确认工厂确实存在违法《劳动法》现象，有加班加点严重和工资偏低等问题，并且工厂多次提供虚假材料，这些都违反了中国有关法律和供应商社会责任守则。
2001年底，周群从一家国际认证机构离职后，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他把多年工作和学习心得体会整理出来，并翻译了大量英文资料，编成一本专门介绍SA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书，这是当时第一本系统介绍企业社会责任的中文专著，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学博士生导师常凯教授在香港得到这本书后，辗转找到周群，一番畅谈。
“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争议和误会还很多。”当时，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非议不少，有人把它当作“商业间谍”，有人把它当作贸易保护主义，有些人甚至上升到政治高度加以批判，却很少有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来龙去脉进行理性研究。
“当时从事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人士都是为外资企业工作，我们经常被人叫做‘汉奸’。”书稿交给出版社后，他觉得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周群思量着自己能够做点什么，他发现当时还没有一个专门介绍企业社会责任的中文网站，于是决定召集业界朋友一起做一个网站，“把真相告诉大家”。由此诞生的“社会责任在线”成为全球第一个专门介绍社会责任的中文网站。其中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数据被很多专家和媒体引用。
转眼间，这个公益网站已经走过第六个年头了，它也聚集了一批有志于企业社会责任事业的专业人士，大家一起研究各种企业社会责任的案例，探讨企业劳资关系，环境保护，职业安全的种种问题，并思考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他们都和周群一样，有着共同的称谓：CSR工作者。他们大部分担任着外资企业的验厂审核员、社会责任顾问或经理等职。在他们眼中，企业社会责任不是一个可有可无、可供企业选择的公益事业，而是直接关乎劳工权益，也关乎客户订单一项前提条件。在网站上，他们分析了不同企业的各种社会责任问题，一一指出这些企业不符社会责任标准的种种原因。
“目前，国际上有社会责任的大企业已经在商业活动中采用SA8000等国际标准，要求供应商遵守，他们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监督并帮助供应商实施这些标准，有的公司还设有专门负责社会责任的副总裁这样的高级职位，如锐步公司、耐克公司。但国内企业的社会责任行动还处于慈善事业和公益捐款阶段，没有社会责任的战略或长期计划，主要原因是公众和消费者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来源：新民周刊& 原文刊登于日）
&中国已步入“消费社会”，消费者握有更多的主动权。
中国有大量的消费者专门买最便宜的商品，由此形成一种价格倒逼机制。
撰稿／宋伟 陈统奎(记者)
在即将到来的奥斯卡奖颁奖礼上，钻石会受到众多俊男靓女的抵制。包括朱利娅·罗伯茨在内的许多好莱坞大牌明星，在电影《血腥钻石》公映后发起了这场运动。《新民周刊》邀请了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周中之教授和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共同探讨这部电影的启示。
《血腥钻石》的启示
记者：人们可能没有想到过在钻石华丽的外表下，隐藏着血腥的交易。我们怎样理解《血腥钻石》这部电影背后的价值观？揭示这些秘密，是人类良知的一种反省吗？
仲大军：《血腥钻石》这部电影所显示的社会人文关怀，是它与好莱坞纯粹商业电影的区别之处。它所要表达的是对人类恶性消费的遏制。其实在现实社会中，对人类消费恶习的自检和抵制罪恶产品的事情经常发生，并且很早就发生了。
周中之：这部电影是从价值观念上揭露钻石交易背后的血腥，批判这种违背人类良知的现象。它告诉我们在经济交易过程中也要有人道精神，要审查商品的伦理背景。国际标准化组织经济优先认可委员会(CEPAA)出台了SA8000标准，这个标准衡量的就是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在伦理上是不是“干净”的，是不是符合标准的，如果生产过程、生产条件是有悖伦理的，那就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不仅要追求经济上的合理性，而且要追问伦理上的合理性，要将两者统一起来。这部电影公映后，许多欧美名流不再佩戴这种钻石，以表示对血腥钻石的抗议。这说明这部电影已经起到了作用。
记者：消费者用自己的行为向钻石背后的血腥说不，这应该是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的觉醒。
仲大军：当然如此。但很难说人类直到现在才觉醒。一些有责任感的西方公民在物质生活满足的情况下，掀起了一场关于消费观念的革命。我们不光要有学习和生产的革命，还要有消费的革命。这是人类的良心！
这个觉醒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中国消费者与企业的责任意识还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总体来说，中国消费者的责任意识还在觉醒过程中。
周中之：国外一些名流抵制血腥钻石，走在了时代的前面，戴钻石的人是富裕的人，而不是贫困的人，富人有这种想法是值得嘉许的。
做负责任的消费者
记者：有人认为，当你明知某些产品(服务)来自于违法“血汗工厂”或者它们的生产过程严重破坏环境、残害动物、有悖伦理时仍然去购买它，那么你就是“不负责任的消费者”，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仲大军：认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仅与其自身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也与他的文化、教育背景、思想道德水平密切相关。今天已是知识社会，经济能力主宰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消费者的觉悟就显得十分重要。有些消费者十分残忍，认为自己有几个钱，为了满足自身的贪欲，什么都敢吃。没有觉悟与伦理的代价是什么？2003年那一场SARS给全人类上了一课，人类消费伦理课！
周中之：给消费者戴上“不负责任”的帽子似乎言过了。消费者要考虑社会责任，但不是要追究消费者的责任。戴上一个帽子不利于消费者责任意识的建立，反而会引起消费者的反感。我们应该从“提倡”的角度切入，唤醒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感。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需求受到遏制，一个产品就卖不出去。20世纪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兴起，大规模生产才能获取更多利润，消费者的需求已经变得十分重要。所以说，消费者责任运动就有一定的力量，有一定的底气，让企业感到压力。
消费者力量至少能具有一种较大的威慑力来约束生产厂商，通过伦理的声音，舆论的压力，法律的力量，直接影响厂家的品牌形象。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拒绝接受厂家的产品，就会直接影响它的经济利益。
记者：在一个生产和消费路途迢迢的经济体系里，消费者怎么知道哪些产品是“清白”的？
仲大军：消费品的信息需要企业和政府部门供给，需要媒体的调查。有了这些信息后，消费者才能决定是否消费这些产品。这时就需要检验消费者的道德良心了。虽然这不是刚性的法律所硬性规定的。
周中之：作为消费者，我就不愿意买某品牌的电脑。前些年这种电脑出了问题，该公司向外国消费者赔付了数亿美金，而对中国消费者它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做法，只给一个补丁，也不道歉。尽管不违反中国的法律，但伤害了中国消费者的感情。按照法律行事是对的，但社会调节人的行为不仅是法律的，还有道德，我选择与否也不仅按照法律，还依据自己的道德观念，我是从道德上抵制它的产品。
关于这种电脑的信息是传媒告诉我的，这就是大众传媒的力量。消费者的知情权需要大众传媒的秉公仗义。
记者：如果你选择做“负责任的消费者”，不买“血汗工厂”的产品，那工厂只有停产，工人失业，那这种善举不是带来一个恶的结果吗？
仲大军：抵制“血汗工厂”的产品会改变企业主的行为，并不一定导致企业停工和工人失业。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并不是一抵制违法的血汗产品，很多工人的利益就受损，实际上最终结果是改善。血汗工厂是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西方国家常常发生工人罢工运动来抗议工厂主的行为，工人罢工和消费者抵制消费都是抗议血汗工厂的一种办法。这样工人的利益才能够得到保障。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需要一个过程。
周中之：这里涉及到一个优先问题，是公众对消费品的健康权、知情权优先，还是血汗工厂工人有没有工作、企业经济利益优先？这要看哪个优先给社会带来更少的弊害。
消费者社会责任运动会对社会产生较好的作用，但是有时候也有弊害，比如说被商业竞争对手所利用，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人为混乱。这就需要完善法规和制度建设，大力加强和帮助消费者进行理性思考，培育正确的消费观念，避免盲从。
违法“血汗工厂”在发展中国家是个现实，“血汗工厂”超越了国家法律规定，遏制它，取消它，这是必须坚持的方向。“血汗工厂”是一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方式，与和谐社会的理念是违背的。但中国的国情与西方有着明显的不同，按什么样的标准来界定血汗工厂，值得深思。我们也要警惕国外用脱离中国国情的高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工厂，来抵制中国的产品，形成除了“绿色壁垒”、“环保壁垒”之外的新的“社会责任壁垒”。这也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也违反了我们的初衷。
估计10年至20年的时间，这类违法的“血汗工厂”在中国能够大大减少，直至基本消失。当然，我们解决违法血汗工厂问题要在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影响了全局的稳定，血汗工厂的问题不仅不能解决，而且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是危险的。
构建中国人的消费伦理
记者：一些国际组织曾经出版一份调查报告，要求钻石交易要负担道德责任，美丽高贵的宝石应附加基本的伦理准则，钻石消费也需要伦理准则吗？
仲大军：消费伦理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但消费伦理又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越穷的国家往往越不注意消费伦理。但消费伦理又不一定与富裕程度成正比，在发展中国家，有些先富起来的人，往往是文化水平较低的人，这些文化水平较低的经济暴发户往往是最野蛮的消费者和奢侈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其实很多商品都有伦理准则。比如说人们消费熊掌，这就十分残忍和不负责任。杀熊取掌不仅破坏动物世界的生态，也是对人类生态的破坏，要知道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对于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应该坚决杜绝，并且应该上升到人类道德与伦理的层面进行舆论谴责，必要时要上升到法律层面进行严厉制裁。
周中之：不仅钻石消费有伦理准则，很多其他物品的消费也有伦理准则。比如有些人喜欢吃鸽子，而在很多人来说鸽子是友好、善良的象征，他们就觉得吃鸽子的人不讲伦理准则。外国人到饭店里也绝对不吃鹅掌。消费中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关键是你如何解读这些伦理准则，有些是全世界共通的，有普世价值，但也有些是各民族不同的。
如何看待钻石消费，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伦理道德的作用关键是引导，发出声音。亚里士多德说过：善是愿望的对象，不像法律是强制的，伦理是你愿意，你信仰的东西。作为学者，我们的社会角色是呼吁消费者伦理地消费。
记者：有人提出，在消费行为的选择中，不仅有个人经济能力上“能不能”的问题、“愿不愿意”的问题，还有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
仲大军：是啊。我国土地资源十分稀缺，但是许多有钱人就住宽大高级的。你有钱就能住装下几百人的房子吗？消费之前还要让自己的良心把把关，多为他人和社会考虑一下。
在北京的一次国际车展上，一辆英国高级宾利轿车售价998万，很快就被人买下。这些年中国很多富人竞相购买高级轿车，买它们干什么？就是炫耀。
周中之：能不能主要是个经济问题，消费者有没有能力去消费，这是过去处在“生产社会”时期存在的问题。而现在中国步入“消费社会”了，消费者握有更大的主动权，那消费者“应该不应该”就是个十分有价值的问题了，我觉得不能光凭消费者自身的喜好与追求，消费者要考虑一下自身的伦理道德，考虑一下自身的消费可能会对社会、对他人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应该不应该”作为个问题出现，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是件好事。
记者：美国人在1924年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并于1980年代之后兴起一场社会责任运动。最近，美国又掀起消费者责任运动。您如何看待这些运动？
仲大军：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自觉地把住生产这一关，是企业自身素质提高的表现。而消费者责任运动则是对企业责任运动的一种呼应。中国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我们发现，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相比较而言，对消费者责任的注意似乎少了一些。实际上，一个巴掌拍不响，企业的恶性产品如果没有消费者相配合也是销售不出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有着一批“恶性消费者”，才有“恶性产品生产者”。譬如，假如没有人在餐馆里吃熊掌，就不会有人偷猎珍稀野生动物，假如没人购买偷盗来的二手车，就不会有人去偷车。从这个角度看，恶性消费者的责任甚至比恶性生产者的责任还要大。
但当今社会，对生产者管得较多，对消费者要求得较少。比如说，中国近些年许多机构、单位举办“负责任企业”的评奖，我最近就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颁奖大会，而很少给负责任的消费者进行评奖。我们不仅需要打假英雄，更需要的是负责任的消费者。
周中之：过去是卖方市场，现在是买方市场，消费者也比过去更加自由，他们的选择空间更大了，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个人性格、生活习惯做出选择。然而，消费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个人消费的自由又意味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作为一个公民，他有一定的权利和自由，同时也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在消费活动中也是如此。
这些责任包括：第一，对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第二，对预防疾病，搞好公共卫生安全的责任；第三，对社会风气的道德责任；消费者责任运动无疑会对社会经济的良性、可持续地发展具有巨大的保护作用。
记者：“咖啡公平交易运动”声名卓著，也为咖啡的生产者带去了直接的利益，更难得的是它并没有伤害销售者的利益，抬高的成本，由消费者支付。这种“消费者责任”值得嘉许，问题是它需要消费者花更高的价钱去买同样一杯咖啡，消费者凭什么要这么做？
仲大军：多付点钱，买干净的咖啡，买的是灵魂的安宁。以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产品往往是廉价的，因为这种破坏在短时间内不会反映在成本里面。当人们日后发现这种破坏是多么巨大的时候，廉价产品的丑恶形象才能够确立，而这时已经为时过晚了。
不交环保费的产品自然很便宜，就像煤炭，一些小煤窑生产的煤炭很便宜，二三百元一吨，如果提高矿工工资，加强劳动安全设施，每吨煤恐怕要500多元一吨。有良知的消费者和负责任的企业，就会抵制廉价煤炭，不去买这些小煤窑的煤炭。
但在中国这可能吗？中国有大量的消费者专门买最便宜的商品，由此形成一种价格倒逼机制，迫使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生产低质量的产品，甚至降低环保成本，以牺牲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生产廉价产品。这是一条消费链条，必须从某个环节上打破低成本的堡垒，譬如最近国家环保局勒令许多企业下马了上千亿元的投资项目，这实际上就是对恶性消费的一种制止。当然这样做，需要全社会的认知和配合。
周中之：这个问题就像消费者为什么要买正版碟片一样。如果正版的价格与盗版的价格差距太大，大得使许多消费者难以承受，那么消费者购买盗版的比例就会大大上升。在实际情况中，消费者的经济承受力与他们接受正版可能性是相关的。政府、媒体、学者的引导、呼吁消费者去购买正版的产品，但企业在营销中的策略也要改进，使更多的消费者接受正版碟片。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从目前来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往往首先是考虑价格因素和自身的经济利益。在中国，实现经济与伦理统一的消费责任感的确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来源：新民周刊& 原文刊登于日）
发表评论：
馆藏&15017
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转]&[转]&[转]&[转]&[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