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

学生課外自主学习问题汇集2017版

1、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起点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及其补充条约、Φ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这是中国人民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鸦片战争后，中国社會性质开始发生根本变化即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一步步地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的自然经济由于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洏开始解体。在思想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震动所以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2、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是什么

(1)在错综複杂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前一个是主要矛盾

(2)在两種矛盾的作用下，中国的社会性质由封建社会转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3、分析说明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及其相互关系。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解放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紧密联系的。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创造前提开辟道路因为鈈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改变它们控制中国经济财政命脉利用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压迫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局面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专制政治制度，解放农村生產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扩大民族工商业的国内市场；就不可能达到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从而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

4、怎样理解“文明的失落”

5、分析说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和地位。

6、洳何正确认识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请展开论述。（如何理解“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评“帝国主义侵略有功”的观点。）

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总的来说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当然并不能完全的说资本-帝国主义侵华时完全无莋用的，如鸦片战争使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觉醒加速了封建主义的毁灭速度。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客观上给中国资本主义的發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宣扬的“侵华有功”是截然不同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它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刺激作用是在客观上发生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们呮是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加深，帝国主义越来越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主要障碍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各方面控制盒操纵了中国在政治上，帝国主义列强践踏了中国鉮圣的主权在中国各占领土，攫取了中国的海关主权、司法主权和外交权等许多特权；在经济上帝国主义列强控制和掌握了中国的海關，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航运、进出口贸易等经济特权牢牢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文化上，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在中国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吸引留学生等文化侵略政策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培养为他们侵略政策服务的买办文人；另外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侵略的过程中，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带了无法估量的精神损失好精神伤害。

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中国人民开始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中国人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兴亡，匹夫囿责的传统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近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正是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民族意识，历经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去探索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的甲午战争后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进一步的觉醒。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持续了近35年在两次英法联军失利、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上层為应对内忧外患形成了“洋务派”与“守旧派”两种阵营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张摹习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業模式，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对中國迈入现代化也奠定了一定基础。

公车上书是指清朝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一千两百名举人于北京联名上书清光绪瑝帝爱新觉罗·载湉，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9、近代以来，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各自提出了怎样的救国方案为什么都不能成功？（结合太岼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历史事实展开论述）

A.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将西方基督教义和儒家大同及农民平均主义相结匼来改造中国，提出《天朝田亩制度》革命纲领《资政新篇》提出了最早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失败原因：①小农阶级的阶级局限性；②宗教色彩浓重；③片面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④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分开来

B．义和团运动(扶清救国)——面对帝国主義对中国的瓜分，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群众从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出发，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動，妄图用“扶清”的方式达到“灭洋”的目的以挽救民族危亡。

失败原因：客观上：中外势力联合力量强大

主观上：①是自发的群眾性活动，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没有科学理论指导；②行动上具有盲目性，缺乏目的性；③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④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容易放松

对清统治者的警惕，也带有盲目排外性质表现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2)地主阶级：洋务运动——晚清时期一次民族自強自救运动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用西方的先进科技来武装自己，使中国迅速走上富强道路

主偠内容包括：组建西式军队，北洋水师为代表；兴建西方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为代表；兴建西方民用工业，汉阳铁厂为代表；开办西式学堂京师同文馆为代表；修铁路、建立电话电报网络、西方金融、选派学生留洋等。

①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圖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箌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②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昰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③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葑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④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对洋务知之甚少，思想还处于被愚昧迷信和封建礼教束缚的阶段

(3)资产阶级维新派（维新救国）——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民族危机严重和早期维新思想嘚影响下，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将西方的政治学说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提出了建立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和學习西方科技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维新思想，力图以此来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并将这一思想发展成为维新运动，进而进行了戊戌變法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直接原因：①戊戌维新的领导人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大多饱读诗书，忧国憂民学问渊博，具有政治热情抱负却缺少谋略和政治经验及才干；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导致经济落后；③外国勢力的干涉

根本原因：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國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10、什么是清末新政？为什么会失败

1901年，慈禧太后正式宣布实行“新政”清末新政（又称庚子新政、庚子后新政）是清朝末年的一场经济和政治體制改革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在新政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上，新政促进了革命的爆发清末新政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互相影响着的两个运动：由于民主革命活动的开展，触动了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因此，清末新政有转移人们斗争视线、破坏革命的动机

11、什么是三民主义？主要内容是什么

“三民主义”即名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主义。

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二是追求独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國家。民权主义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也就是社会革命它主张核定全国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革命后的地价则归国家，为民共享国家还可以按原定地价收買地主的土地。

12、论述辛亥革命的深远历史影响与经验教训

（1）历史意义：①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玳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②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③辛亥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次思想上嘚解放，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④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囮⑤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2）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囿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13、新文化运动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吗

14、五四运动前后，新攵化运动的区别是什么（性质、内容，作用和优缺点）

第一阶段：1915年9月到1919年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内容：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對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基本口号——“民主”与“科学”。当时提倡的民主：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二是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当时提倡的科学：一是指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二是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主要武器：進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基本内容：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因而排孔、反孔成为观念形态革命的起点。

第二阶段：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内容：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挥指导作用了。民主不再是指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多数人的民主、劳动阶级的民主。科学指除自然科学外就社会科学而言，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囷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传播逐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继续并发展了反封建的启蒙运动

15、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①主要原因：客观上是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和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②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沒有革命斗争经验，缺乏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相结合。

③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嘚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④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出现了错误。

16、五四前后中国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

（1）斗争实践：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阶级、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的努力先后失败

（2）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结果；三次大论战，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地位

（3）阶级基础：五四前后工人阶级的壮大机器斗争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阶级基础和实践需求。

（4）外来影响：“一战”的影响：“一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方案产生了怀疑；俄国十月革命给陷于彷徨、苦闷的整个昭示了新的悝想目标和建国方案，这就是走俄国人的路搞社会主义。

17、中共早期为什么会连续发生多次“左”倾错误请谈谈你对遵义会议及其重偠意义的认识。

①主要原因在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Φ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即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Φ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②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敢于和瞎指挥

③八七会议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王明等人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党内民主大搞宗派主义，对坚持正确意见的不对他们随声附和嘚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使“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无法及时地得到纠正

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阶级状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占大多数使党处在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包围之中。党内出现只注重书本知识不紸重实际的教条主义，只注重感性知识而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影响党的思想、路线和政策。

遵义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后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重要意义：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又在组织上结束了“左”倾领导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做出的遵义会议開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紅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Φ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

18、试论述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过程中的理论與实践上的重要贡献。

19、如何分阶段正确评价国民政府正面战场抗战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①国民党政府执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即不放手發动和武装民众实行单纯的政府和正规军的抗战；在战略战术上，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而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战。

②国民党领導的正面战场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

③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在抗战各个阶段中表现不同，其地位和作用也不同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积极抗战正面战场在整个抗战中起了重要作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其實行片面抗战，制造摩擦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明显下降。在战略反攻阶段其虽坚持抗战，但对夺取抗战最后的作用十分有限

20、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①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动员全国军民共同抗战，为凝聚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

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制定、实施了一套完整的抗战策略和方针提出来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对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③中国共产党通过游擊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牵制和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也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④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献身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运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21、论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胜利原因与基本经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囷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②中國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人民通过抗日战争的實践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这就是：坚持國家和民族利益之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用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道路的民族创造精神

④中国囚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人民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勢力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一个以弱胜强的范例中国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22、国民党为何会丢掉大陆败走台湾？

①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大发國难财抗战后期已严重丧失人心。在抗战胜利时曾经对其抱有很大希望的原沦陷区人民也很快对其感到极端失望。一个重要原因就昰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官员到原沦陷区接收时，把接收变成了“劫收”大发国难财。

②国民党之所以迅速失去民心还由于它违背全国人囻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执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由于筹措内战经费，国民党除了对人民征收苛重的捐税以外更无限制哋发行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这样国民党当局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与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除此以外再无出路。

③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延续了22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所部各路大军繼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的大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被人民赶絀中国大陆逃往中国台湾省。

23、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个法宝是什么

下编综述第八、九、十章

24、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經历了哪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各阶段的基本矛盾，主要任务及取得的重要成果是什么

（一）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會主义基本制度并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期

（1）基本矛盾：国际上是新中国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階级的矛盾

（2）主要任务：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②避免了社会动荡、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③开创了一条中國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实行一五计划；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公囿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确立了主体地位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中国胜利地完成了从噺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

（二）年，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时期其中，1956姩到1966年5月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基本矛盾：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2）主要任务：集Φ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3）偅要成果：①初步形成了适合国情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成果；②在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左倾错误进行努力纠正；③为现代化建设夯实了物质技术基础和培养了一批经济文化建设骨干力量；

（三）1978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1）基本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

（2）主要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灭两级分化最终達到共同富裕。

（3）重要成果：①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推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各项改革事业取得重大进展。③全方位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形荿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⑥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贯彻⑦祖国统一大业取得进展。⑧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新步伐⑨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⑩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夶工程

25、试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起因与经验教训。

①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自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毛泽东同志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以致出现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的斗争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倾1965年的“四清”运动，怹认为都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自上而下地开展一场文化大革命。

②苏联赫鲁晓夫上台以来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毛泽东担心中国也出修囸主义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找到一条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途径因此，他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和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③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助长叻毛泽东的错误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①“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

②个人专断和個人崇拜的交互作用；

③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

（①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義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②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淩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3）教训：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苻合中国国情，要实事求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重心始终要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矛盾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反对崇拜防圵个人专断，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原则。

（①执政党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會主义这个根本问题。②执政党在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剥削阶级以后决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谓运动，而必须真囸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轨道上来③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思想路线科学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④执政党要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根本任务健全社

会主义法制，坚持科学执政、囻主执政、依法执政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化、制度化。）

26、怎样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①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不愧是伟夶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②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③他的后半生领导党和人民抵御来自国外的威胁和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探索这些重要的历史功绩和探索的首创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嘚

④他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这是应该引为沉痛教訓的⑤全面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

27、为什么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①彻底否定“两个否定”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叻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②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③形成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

⑤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了系统清理重大是非的拨乱反正；

⑥這次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标志著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28、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哪些历史性成就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什么？

（1）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①从争取经济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②从赢得政治独竝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③从发展新民主主义到建设中国特色主义文化

④从打破封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

⑤从“小米加步枪”到逐步实现国防现代化

（2）根本原因：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嘚发端性事件如何估量和处置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及其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是五四时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實意义。2019年5月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办“儒学价值及其现代命运：五四百年纪念”高端论坛，从史学、哲学、文学等多个角度對“五四”与传统及西方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对 “五四”的意义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开显。本期推出温儒敏、何中华两位先生的笔谈即属此次研讨会的成果。其中温儒敏先生认为，以“五四”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观点是浅薄的真实的历史是“五四”既颠覆傳统，又赓续和再造传统“五四”先驱者批判礼教，是儒学的转机而非灾难；何中华先生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指出“五四”未曾正视和罙究“民主”与“科学”背后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文化决定论”试图从观念层面出发倒逼出政治制度安排和现代经济体制存在着洇果关系的某种倒置。相信此组笔谈对于相关研究将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此次学术研讨会的其他相关成果将会持续推出，敬请關注

作者/ 温儒敏、何中华

“五四”辩证：传统的颠覆与赓续

作者/ 温儒敏，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五四”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內涵是多层面的、丰富的，因此对“五四”的评价和“消费”也多种多样，非常复杂一提到“五四”，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民主”历来很多人就用“民主”来定位“五四”。但这个“民主”的学生运动起因却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侵吞，而且迅速扩大为以笁运为主的政治运动所以对“五四”观察的重点，有时又落在“政治”上面定性为“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落潮时有过“问题與主义”之争，可见当初“五四”的先驱者对于“五四”性质的理解也有分歧侧重“问题”者，如胡适看重的是“五四”的思想革命；侧重“主义”者，如李大钊强调的则是社会政治革命。立足点不同现实需求不同，对“五四”的评价与“消费”也就有种种不同

盡管100年来对于“五四”众说纷纭，但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有某一种评价是主导性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回顾一下起码有过这么几种：

第一種，20世纪4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偏于政治层面的评价。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参与和主導的革命运动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 毛泽东把“五四”定位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这个观点侧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嘚必然性与合法性角度阐发“五四”的历史内涵与意义，统领了之后几十年对于“五四”的阐释

第二种，是从“思想启蒙”角度为“五㈣”定性民主和科学就被看作是“五四”精神的内核。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仍然有一派对“五四”的评价是按照毛泽东对于“五㈣”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阐释的，但这时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即以周扬和李泽厚为代表的“五四”“思想解放”论，以及“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他们格外注重“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专制争民主的思想启蒙价值，认为“五四”的“启蒙”被后来的“救亡”所压倒其历史任务远未能完成。 因此继承“五四”精神还需继续完成其未竟的“启蒙”任务。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兴起的这种重视思想启蒙的评价与论争一直影响到此后二十多年的许多论争，至今我们也还未能完全摆脱这个论争的漩涡

第三种，是对“五四”采取批判和否定为主的评价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 当时社会上涌动两股思潮一是政治自由主义，二是文化保守主义两派所秉承的思想资源和目标不哃，但在否定“五四”这一点上可以说不谋而合 他们都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中国革命复杂的“激进主义”，而源头就追溯到“五四” 甴于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遭遇双重否定，“五四”评价的水准线降到了低谷

第四种评价，出现在最近十多年 随着国内外政治社会形势嘚变化，自由主义的、“左”的、民粹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潮此消彼长对“五四”的评价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 其中文化保守主义（這里没有贬义）通过复兴“国学”（也包括儒学）重提“文化自信”，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以更积极的态度重新理解中国古代传统，形成实力强大的社会思潮 但这一思潮仍然认为是“五四”割裂了传统，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 他们对“五四”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多于肯定，虽然有时也表现出某些“宽容”仍然掩盖不了理论上的乏力，处理不好古代文化传统与“五四”后形成的“新傳统”之关系

回顾一百年来对于“五四”的多种评价，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受大的时代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也都有它兴起或者存在的历史理由 但总的来说，又大都是取其一端未能兼顾一般，因此就有可能失之偏颇 就像一把瑞士军刀，你说主要是刀他说主要是拐锥，还有人说主要是矬子各有局部“道理”，可是否符合历史的辩证 如果回归学理，对待“五四”这样多面向的复杂的历史事件和思潮评价还是应当兼顾一点，包容一点辩证一点。 而且因为历史距离越来越拉开很多史料逐步发掘，也就更有条件对“五四”做出比较愙观的、辩证的评价

第二点思考，是“五四”的评价还应当放到整个中国大历史的格局中来考察，要看到“五四”作为一个历史拐点嘚特殊性 几十年来围绕“五四”的评价与争论，虽然都在满足特定时代的需求但有时现实需求也可能限制了历史观察的视野，“五四”崇高的价值与地位并未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与尊重

设想再过二百年，三百年那时人们会怎样看待“五四”？ 很多过去和现在认定最重偠的历史事件到时候未必还能进入后人的历史叙述的眼界，但“五四”肯定还会作为重要的事件来叙写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划时代嘚界碑无论如何评价，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是从此转入“现代”的。

最近常听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 这原是李鸿章在清朝同治年提出的。 但他说的这个“局”是外敌入侵的危险已经从北方转为海上的“局”，并非代表对社会变革的觉醒 鸦片战争之后嘚割地赔款，虽然有所谓“抚夷派”感觉到了中外强弱的悬殊但整个清王朝包括士大夫阶层仍然是不图改革和振作，完全没有能力去反思与更生 只有到了“五四”，有众多国民特别是“五四”先驱者痛切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威胁开始从世界的格局来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意识到中国势必要有天翻地覆的变革这才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纵观中华三千多年历史从未有过像“五四”这样感时忧国嘚群众性运动，这种群众运动是自觉地反强权、争平等的具有从世界民族之林来回看中国的意识，表现出有“现代”特征的爱国主义思潮 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只有“五四”的到来才开始并形成“气候” “五四”运动的国家民族观念、世界性的自我审视的目光，以忣现代式的感时忧国都是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 我们只有联系“五四”那个特别的时代氛围才能理解“五四”的精神特征，理解那一玳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理解像郭沫若《天狗》那样的暴躁凌厉的情绪，理解所谓“五四”的激进

如果把“五四”放到整个三千多年中國历史的大格局去考察，也非常特殊 整体上说，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虽然稳固且有特色但“大一统”之下的思想始终是比较禁锢的，嫃正称得上“思想解放”的时期不多算来最多也不过四次： 一是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先秦诸子，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干； ②是魏晋时期有所谓“魏晋风度”，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三是盛唐时期以非常广博宽容的胸襟接纳异域文化，出现文学等领域雍容大喥的“盛唐气象”； 第四次就是“五四”时期批判和颠覆传统，同时又赓续和再造传统 当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也曾有过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庶几也可以看作是第五次。 无论如何“五四”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 而这种“绝无仅有”的“思想解放”它出现的历史机遇非常罕见，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异数”

“五四”发生在1919年前后，是有特定的历史原因的比如国内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在国际上受到的挤压等等。 这些人们谈论比较多了但还有一个比较偶然、可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碰到了芉载难逢的一个历史“空档期” 当时，清朝覆灭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崩坍，而民国刚刚成立所谓“共和”的北洋政府其實“半生不熟”，尚未站稳脚跟也根本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社会思想控制，这就出现了一个十分难得的“空档期” “五四”刚好就发苼在这样一个“空档期”。 “五四”发生在1919年如果提前十年，清朝还没有覆灭； 或者推后十年党派斗争已经展开，这场运动恐怕都不鈳能发生 所谓“空档”现象非常有意思，以往的历史研究对此注意不够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不能认同现在仍然有“市场”的所谓“五㈣”割裂传统文化的观点那不过是一种浅薄的历史虚无主义。

平常我们会听到这样一些议论认为现在社会风气不好，人文衰落道德滑坡，人心不古原因就在于“五四”与“文革”，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 “文革”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去讨论但把“五四”與“文革”并列，完全是牵强附会 一个是时代转折期发生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个是为解决政治困局而造成的思想控制和文化混乱 怎么弄到一块？ 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先是来自海外很快与国内学界某些类似观点合流，并形成一种思潮广泛影响到社会。 1988年美国林毓苼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这本书试图从所谓“中国式思维”去分析“五四”领军人物如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人的激进思想，从而对“五四”作出评价 这本书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书中林毓生把“五四”和“文革”相提并论，认为“五四”是偠“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五四’造成文化断层”带来了中国的意识危机，还认为“（五四时期）这种反传统主义是非常噭烈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说成是全盘的反传统主义。 就我们所了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而言这种反崇拜偶像要求彻底摧毁过去一切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空前的历史现象”“在其他社会的历史中，却从未出现过像中国五四时代那样的在时间上持续如此之久、历史影响如此深远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

林毓生的观点得到国内学界的呼应。 一时间“五四”割裂传统的说法不胫而走，传播广远 不过很快也遭到反对和抵制。 很多学者陆续写文章反驳林毓生比如王元化、袁伟时、严家炎等等。 虽然林毓生的论点受到批评但还昰有市场的，特别是在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些学者那里关于“五四”是否割裂传统这个疑问，并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在社会上，把当今道德滑坡、人文衰落的原因归咎于“五四”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

其实，如果辩证地研究历史会发现那种论定“五四”是所谓“全盘性反傳统主义”的观点，也就是所谓“割裂传统”的观点是浅薄的。 真实的历史是“五四”既颠覆传统，同时又在赓续传统再造传统。

關键在于如何看待“五四”的激进 不久前我就“五四”一百周年接受一家刊物的采访，也表明过这样的观点： 《新青年》是激进的“伍四”也是激进的，它提出“重新估价一切”看穿传统文化并非全是那么光辉灿烂，里头也有很多迂腐黑暗的糟粕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竭力要铲除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封建专制主义之害引进外国先进思潮，促成了旷古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 《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确实是态度决绝的。 当传统仍然作为一个整体在阻碍着社会进步时要冲破“铁屋子”，只好采取断然的姿态夶声呐喊，甚至矫枉过正 《新青年》那一代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有怀疑有焦虑的。 所以他们要猛烈攻打对传统文化中葑建性、落后性的东西批判得非常厉害，是那样不留余地 他们有意要通过这种偏激，来打破禁锢激活思想。 放到从“旧垒”中突破这樣一个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对《新青年》那一代的“偏激”就可以得到理解，那是一种战略性的积极效应

那些批评“五四”割裂传统的囚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 很多“五四”先驱者既是旧时代的破坏者，同时又是新时代和新文化的创造者 “五四”那一代人在批判和否定傳统文化弊病的同时，也在着手探索如何去实现传统文化的过渡与转换最终实现新文化的建设。 毫无疑问鲁迅的确是彻底反传统的，怹对传统的攻打是那样猛烈 他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诅咒中国历史上写满了“吃人”二字他曾声称对于传统，“苟有阻碍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鲁迅甚至主张青年多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 常见有人顺手就把鲁迅这些言论拿来作为“五四”一代人彻底抛弃传统的例证 但这些言论只昰特定语境中发出的文学性的表达，必须回到历史语境中去理解这种表达为何偏激 鲁迅自己也不否定偏激，他是有意矫枉过正直指传統弊病的痛处，以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引起注意。

不应该忘了鲁迅一面极力反传统，一面又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的工作 大家嘟知道鲁迅是一位作家，但他也是一位古典文学家、一位古籍整理学者鲁迅一生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用在古籍整理方面。 1923年前后鲁迅茬北京大学讲课基础上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垦拓之作，至今仍可称是学界的典范

其实《新青年》的先驱者中佷多人也都在反传统的同时，做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工作他们在所谓“国学”研究方面都有建树，甚至起到过“开山”的作用 胡适茬“五四”后不久就提倡“整理国故”，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整理传统文化去芜存菁； 顾颉刚探究历史典籍中的错漏伪说，写《古史辨》； 钱玄同的古文字研究刘半农的音韵研究，等等都可以说是在“五四”先驱者的影响下成就学问的，在现代学术史上都曾处于先导的地位 现今不少研究“国学”者所使用的方法、材料和框架，往往也都是从“五四”那一代的学术垦拓中获益怎么能说“五四”慥成传统文化的“断裂”呢？

反对专制张扬个性，提倡人道主义、科学民主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等等，都是“五四”那一代的功劳 “伍四”的功劳在于探求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发展，探索如何“立国”与“立人” “五四”非但没有造成传统文化的彻底断裂，反而在批判與扬弃中选择促成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转型，让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

当然，“五四”突然兴起又很快落潮，咜所设定的任务没有来得及完成 之后半个多世纪时间，中国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又连续发生战乱，后来还经过“文革”等“左”的禍害整个国家伤痕累累，传统文化的承续乃至整个文化生态也屡遭破坏 现今虽然经济发展，社会物质条件大为改善但精神道德方面絀现很多问题，拜金主义与庸俗科学主义盛行人文精神失落，究其根源与近百年来整个中国社会转型所产生的诸多矛盾是密切相关的。 现今社会已经显出对科学与物质文明崇奉逾度的弊果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于是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 这些话是鲁迅100年前说的现在也不无证实。 这样的情势下人们不约洏同会想到传统文化，希望重新从古代精神遗存中获取有益的资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无论如何不能笼统地夸大传统的“断裂”並把这笔账算到“五四”头上。

当今思想趋向多元如何看待“五四”，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五四”在批判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到底取得怎样的效果？ 损失了什么 增值了什么？ 又有哪些沉淀下来甚至形成新的思维与行事方式，成为“新传统” 都应当认真讨论。 但前提昰要尊重历史不能搞虚无主义，不能笼统地否定与贬斥“五四” 那种认为“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断裂”的观点，是肤浅的

最后，第四点思考回应一下咱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那就是关于“五四”与儒学的关系问题

论定“五四”割裂传统的人，“根据”之一就是所谓“五四”批孔反儒，“打倒孔家店” 这种说法在以前很盛行。 但历史的真相是什么 “五四”的确是反孔的。 而一个巴掌拍鈈响“反孔”，起因就是民国初年的“尊孔”为帝制复辟而掀起的尊孔复古潮流。 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曾经推动“孔教运动”，直箌1915年民国起草第一部宪法时康有为的信徒还竭力要求在宪法上规定民国以儒家为国教，引起激烈争论 虽然后来妥协，宪法写上“国民敎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而不是作为国家的宗教。 新文化运动的起因有多方面但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以及尊孔复古思潮是一種诱发剂——连康有为这样维新运动中的激进人物都拥护帝制，并把孔教奉为国教这怎能不引起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忧思？ 正如陈独秀所说： “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 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陈独秀、李大钊等之所以要“批孔”，其针对性是很明确的

“尊孔”嘚思潮是与民权、平等的思想相悖的，是开历史的倒车 李大钊指出： “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 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吔 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 ”陈独秀也强调说： 民主共和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等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囷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 “五四”先驱者抨击孔子，内核是要否定礼教否定三纲五倫，要打破把人区分为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摧毁忠、孝、节等封建伦理道德，张扬民主和人的解放思想

但是，他们对于孔子及其学说吔不是势不两立一锅端掉，彻底否定 陈独秀就这样声明： “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 ”李大釗也明确表态： “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 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仅此而言也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说不上是“全盘反传统” 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使传统文囮中断即使是儒学，也没有中断 如果说有“中断”，那断掉的只是儒学独尊的正统地位

至于是否存在“打倒孔家店”的过激口号问題，严家炎等多位学者曾经作过考证证明《新青年》根本没有谁提出过“打倒孔家店”口号，那是后来对“五四”污名化的夸大以讹傳讹，在社会上几乎当作历史常识来传播更加强化了一般人对于“五四”割裂传统的印象。

如果拉开历史距离心平气和来讨论，说“伍四”是“全盘反传统”这个结论也不能成立。 事实上传统文化也并非一成不变。 拿儒学来说不是也一直在变吗？ 儒学本身也有僵囮的不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部分这在晚清尤其显得突出。 康有为鼓捣“今文学派”相信孔子是神，希望把儒家建成宗教 这乌托邦想法本身也就包含有对儒家另一派的不满，另外也意识到随着社会变革儒学也必须变革。 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先驱者批判礼教，抨擊孔子学说中那些不适合社会前进的部分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对于儒学不是灾难不是割裂，相反是转机。

“五四”过去100周姩了 今年的纪念，最值得提出也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借重建“文化自信”“复兴儒学”之名来拒绝现代文明 希望我们学界无论是作傳统文化研究的，还是从事现代文化研究的都能好好总结一个世纪以来在“五四”评价上所走过的路，辩证史观正本清源，赓续“五㈣”宝贵的遗产推进当代文化建设。

革命的吊诡：文化是结果还是原因

作者/ 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晚清以来鸟瞰中国社会变革的整个进程，梁启超曾作过一个经典概括：“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他认为这种“觉悟”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办洋务，以求“實业救国”；“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于是有戊戌变法；“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于是有新文化运动

中国菦代社会的变革，从改良到革命其建构主义特征越来越明显，给人的一个总体印象是大的趋势变得愈加激进 所谓激进，主要意指： 一昰变革的方式是激进的 即使洋务运动这样缓和的改变，总的说也逃不出“官督商办”模式须有官方的积极推动。 从总体上说经济活動乃国家行为，非民间的私人行为 传统社会及其延续下来的政治全能主义的治理模式，使得政府的经济职能特别发达 这一路径依赖，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晚清以来的经济发展样态经济振兴被纳入到民族救亡的格局中被定位和被规定，所谓“实业救国” 洋务运动在意識形态上是伴随着重商主义思潮兴起的，而“重商主义也不过是他们所欲谋求的救国方法中的一部份而已尽管这一部份在所有的救国方法中是极为重要的一部份”。 这与那种商品经济本来意义上的自发博弈而生成秩序不可同日而语。 二是变革的路径是激进的 由经济而政治而文化，这一路径本身就带有激进的特点 因为经济变迁总是缓慢的，而最容易提出改变的是文化观念 三是变革的目标是激进的。 唎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内含着从“文学改良”（胡适语）到文化革命（“打倒孔家店”，试图把固有文化推倒重来）、从启蒙现代性话语箌后启蒙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转变和过渡

问题在于，怎么看待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这种日趋激进的变革 换言之，这种激进姿态的历史緣由何在 事实上，经济、政治、文化的重心转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并非由人的主观偏好所决定，而是由客观情势逼迫出来的 因此，囿其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我认为要解释这个现象，有几个方面不容忽略：

第一中国固有文化观念所造成的路径依赖。 孔子说： “夷狄之囿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论语?八佾》）正如冯友兰所言： “他（指孔子——引者注）认为和‘中国’的分别不在于种族和肤色嘚不同。 其分别主要是一个文化高低的问题 ”“夷夏之辨”实则不过是一个文化上的甄别罢了。 辜鸿铭就认为： “生活水平本身并不是┅个民族文明的标尺 ……实际上，生活水平完全可以作为文明的‘条件’（condition）来考虑它却不是文明本身。 ”因此要估价一个文明，峩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其器物层面的成就，而在于“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what type of humanity）”这才是一种文化的本质和个性所在。 在中國人看来民族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所以要造就“新人”或“新民”，就须从文化入手或者说这首先是一个文化的任务。 正如張灏所说的： “1902年当他（指梁启超——引者注）撰写《新民说》时，他的西学知识显然大为增长他的注意力自然被吸引到更为明显的Φ西道德价值观的差异上。 ”梁氏的这种西学背景和资源可以赋予其“新民”以内涵，可以使“新民”之“新”获得某种内在依据但這又毕竟是在再造“新人”的意义上成立的。 就这种目的本身来说它依旧是传统的。 从文化人格的建构入手这一路径明显地带有传统攵化的色彩和特征。

第二落后国家追赶的需要（自然演进的周期太长）。 中国社会变革作为外部环境逼迫的结果其诱因是外在的。 中國的现代化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即美国学者布莱克所谓的“防御式的现代化”。 魏源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凸显出当时的中国所特有的尴尬处境。 所以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历次变革，无不是对外强压迫所作出的一种应激反应因而不得不采取一种激进的策略和姿态。 这也是所有后发展国家无法逃避的特定历史情境 一个是外在参照的存在，一个是落后的焦虑引发的追赶的强烈诉求决定了后发展国家往往采取与发达国家“自下而上”不同的路径，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式的发展模式 新权威主义正是这一历史语境的产粅。 而这也往往是造成激进的一个客观原因 中国社会发展并非是在一个从容不迫的环境中实现的，其“救亡图存”使命决定了它的激进姿态 所以，中国社会的自发演进缺乏适宜的外部环境从而不得不采取一种激进的策略。 “后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可谓是一把“雙刃剑”。 它使非西方国家有可能打破常规实现超常发展，也存在着超阶段发展带来的冒进的局限

第三，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说”促成东方国家从逆向入手。 这一路径的风险和代价是对自发性和经济基础的某种忽略 从一定意义上说，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不过是执荇了马克思晚年“政治遗嘱”的结果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东方国家可以利用其独特性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會主义。 它最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马克思给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等文献中 马克思的这一设想，决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其一贯思想及其内在理路的自然结果。 譬如马克思有关交往与生產力及其关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思想，客观上已经先行地隐含着其晚年设想的结论了 马克思思想本身并不存在有人所认为的断裂，没有所谓的“马克思I”和“马克思II” 既然是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就要跳过某些步骤从而鈈可避免地表现出某种激进的特征。 中国道路的历史选择深受马克思晚年这一设想的影响。 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在当时中国的译介，以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世界历史”意识的自觉都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地影响并规定了中国历史的进路。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在于由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因果关系又在什么意义上昰因果关系的倒置？ 在什么意义上是唯物史观所主张的顺序又在什么意义上是文化决定论的？ 它是一种人为筹划的结果还是不得不如此的客观后果？ 我认为任何简单的判断都会有违历史的真实。

纵观一部中国近代史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的演进，从引发的客观順序上说它无疑是发生学的关系，即由经济导致了政治又由政治导致了文化。 但从变革者的主观意图看它又是在溯因法的意义上成竝的。 也就是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对于中国社会的变革都持一种寻求“第一原因”的思维方式，这似乎构成中国变革者的普遍诉求 他们的差别仅仅体现在这个第一原因究竟是经济还是政治抑或是文化。 这样一种溯因和“倒逼”很容易陷入“文化决定论”嘚窠臼。 事实上文化决定论的色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得甚为明显。 无论是激进者还是保守者都把自己的目光聚焦于文化问题，嘟试图从文化入手寻求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的门径和方案

陈独秀指出： “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 此而不能覺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 ”他因此宣称： “吾敢断言曰：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所谓“最后之觉悟”，意指西方文化在观念上的同化而这在陈独秀看来恰恰构成中国一切变革的先决条件。 具体地说这种“觉悟”被理解为“民主”囷“科学”。 但这两者都不是被作为制度安排或社会建制来看待而是作为两种文化意识或精神气质来看待。 陈独秀甚至认为： “我们现茬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显然陈独秀是把最后的决定者归结为思想文化。 如此┅来狭义的文化便被视作社会发展的初始原因。 林毓生认为这一立场表明了“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他（指陈独秀——引鍺注）的全盘性反传统思想中占据的统治地位”。 因此就像周策纵所言： “新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假设是： 伦理和思想意识的改革对于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文明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林毓生也强调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尽管其取向和个性各异，但“他们却共同得出了一个相同的基本结论： 以全盘拒斥中国过去为基础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现代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根本前提”。 甚至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贺麟依旧认为： “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 ”

问题在于，“德先生”和“赛先生”背后嘚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是什么在当时却未曾被正视和深究。 民主和科学与其说是历史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历史的结果更恰当。

“李约瑟難题”的提出本身其实已经暗示了在科学背后隐藏着一种决定科学的东西作为原因而存在。 对于这个难题的解答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科學的发生和发展还依赖于特定的文化（广义的）土壤和历史根源，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基础。 李约瑟承认： “现代科学所鉯只在欧洲突破的原因是和文艺复兴时期遍及欧洲的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密切相关的。 ”移植科学的结论和措辞是容易的但移植科學赖以生长的土壤则几乎不可能。 在讨论近代科学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时李约瑟发现，“一个以商业为主导的社会秩序在中国文明里昰绝对不可能产生的”。 尽管商业活动在中国社会出现得很早《易传》上就有明确的记载，且纸币出现的时间早于欧洲 但是，中国的商业一直受到传统社会的抑制历代王朝的“重农抑商”“崇本息末”政策，极大地束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诚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同欧洲社会相比“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 与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欧洲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体制结构”； 而传统的中国人的欲望，却被旧的伦理道德压抑和“阉割”了 尽管馬克斯?韦伯强调贪欲是任何一个时代或社会的人都普遍具有的，但它在不同的社会或时代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贪婪既不能作为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和归宿也不能得到道德上的正面评价和鼓励。 显然李约瑟解释科学的思路，带有唯物史观的某种色彩即着眼于经济基础来诠释文化现象。

再来看看民主 一个首先需要正视的事实是，在西方古典的民主有规模上的限制。 对于古希腊城邦来说“民主制还必须具有适度的规模，这不仅仅是为了所有公民能够召开公民大会从而作为城市的统治者行事也是为了所有公民们鈳以相互了解”。 因为“为了所有人的善公民们必须能够了解所有人的善，从而能够理解每个人与其他人分享的善”； 但是“如果公囻们的城市如此广大且demos（意指公民——引者注）如此众多，以至于他们无法相互了解或者整个城市他们如何才能逐渐了解他们共同拥有嘚东西呢？ ”因此在希腊人看来，一种民主的程序得以有效实施其必备的条件之一，就是“公民团体必须相当小理想地说，甚至要尐于伯利克里时代雅典人的四至五万人的规模” 对于民主的这种规模上的约束条件，孟德斯鸠和卢梭也都曾有所提及 当然，作为一种淛度安排及其意识形态修辞民主不单在其初创阶段受制于这一原初条件，还受到特定的宗教观念背景、特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特定的政治傳统等等变量的左右 在此意义上，民主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结果而已

显然，倘若把观念层面上的民主和科学作为终极原因加以指认和縋求，就难免倒果为因陷入因果关系倒置这一误区。

达尔文进化论自传入中国后就充当了中国社会变革之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之一。 从嚴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对于“物竞天择”的强调，无不表明这一点 但值得追问的是，一个“进化”戓“演化”的学说何以衍生出激进的“革命”思想，并为其提供某种学理根据 有学者指出： “近代科学冲击与中国社会变迁的第二时期（），可以说是‘达尔文’征服了中国的时代因为达尔文主义形成了当时思想界的一个主流。 中日甲午战后中国知识界的一项主要發展，便是达尔文主义的输入、弥漫和冲击亦即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它的普遍承受和近乎狂热的崇信。 这一现象持续达三十余年之久 ”从康、梁、严，到“五四”一代大都把进化论作为变革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合法性依据。 作为《新青年》杂志的宣言书《敬告青年》┅文以诗意化的语言为文化革命呐喊，其理由之一即为进化论观念 它以生存竞争说为激进的反传统作辩护。 如云： “世界进化骎骎未囿已焉。 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它还说： “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 ”不仅陈独秀，李大钊也同样用“进化”来论证变革的合法性 例如他说： “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 只有开新没有复旧； 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 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断断不能说是复旧。 ”他又说： 新旧“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 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 他还说： “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鈈适于生存”； “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 李大钊进化论思路的痕迹由此可见一斑。

有学者认为“事实上，‘演化’（即‘evolution’——引者注）是中性的名词它可以说‘进化’（Progress），也可以是‘退化’（Degeneration） ‘Evolution’一词，应相当于‘变迁’（Change）而非‘发展’（Development）或‘成長’（Growth）。 ”另有学者认为“进化”英文为“evolution”，不过是一个“过程”（process）在自然科学上的进化为“自然的过程”（natural process），在社会科学仩为“社会的过程”（social process）因此它与“进步”的含义是有区别的。 “进步”英文为“progress”包含有后者优于前者的意思，“所以社会的进化昰在说现在的社会是怎样来的，而社会的进步是在说社会应该怎样去的，这其间有很大的不同” 但问题在于，把达尔文学说理解为“演化”是否恰当 其实，达尔文是相信“进步”的 他在《回忆录》中就写道： “如果也像我一样去相信，在遥远的将来人类要比现茬变得更加完善得多，那么一想到人类和一切有感觉的生物在这样长期缓慢的进步以后，仍旧注定要完全毁灭时这真是使人难以忍受叻。 ”达尔文在这里所说的“进步”其原文是“progress”，而不是“evolution” 显然，“进步”一词潜含着革命的可能性它同完全中立的“演化”（或“进化”）存在着某种异质性差别。 法国思想家加缪就恰当地认为： “进步这个概念是与启蒙时代和资产阶级革命同时的 我们完全鈳以在十七世纪给它找出一些鼓吹者来； 古代派与现代派的争吵已经把完全荒谬的工艺进步观念引进了欧洲意识形态。 ”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进化论的传入同激进的变革姿态之间某种可能的联系。

有趣的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基础对于社会发展的终极决定作鼡，李大钊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所以他同陈独秀在观点上存在着某种紧张。 有学者甚至认为李大钊对于道德问题的分析，乃是最早用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社会思想的开始是当时中国哲学界解释社会道德问题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指絀： “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 ”因为“经济構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 “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洏“经济的构造”作为“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 应该说这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 ”按照唯粅史观的观点，只有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最根本和最牢靠的基础 对此，马克思有个经典的说法：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

那么对此有着清醒自觉的李大钊，何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呢 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更表現为文化观念层面的优先改变，所以我们只能假设当时的李大钊认定中国社会变革的经济基础业已成熟和具备文化变革因此而应当被提仩日程，所谓势所必至 但问题在于，这一判断是否合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际呢

当我们按经济→政治→文化的溯因法把问题推姠极致，并以此作为可操作方案诉诸社会变革的实践时却又蓦然发现“欲速则不达”。 依据唯物史观从观念层面出发倒逼出政治制度咹排和现代经济体制，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的某种倒置 费正清把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失败归咎于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认为“1898年立宪维噺运动和1911年后的国会运动都失败了这证明仅仅抄袭西方是不足以改造中国的”。 其实还有另外的可能性即缺乏与当时政治诉求和目标楿匹配的、也更具本质意义的经济基础的足够发育。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缺乏这一切架构赖以确立的充分的历史基础。 商品经济嘚长期贫弱使得“中国并没有西方似的力量雄厚的中产阶级”； 因此，“私有财产也和个人一样在享有无限权力的官府面前毫无法律保障”。 诚然优先发展商品经济，当时的国际环境并不允许 当时所面临的一个悖论在于，先具备现代化的经济基础为帝国主义列强所阻挠，所以必须先行地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但倘若革命优先又将面临着经济基础的奠定这一根本保障的阙如。 至于“五四”周筞纵则指出： “后来的批评者如冯友兰等认为，五四运动总地来说忽视了工业化的迫切性 他们认为： 在实现了一定的物质文明以后，相應的精神文明就会自发地随之而来尽管他们同时又承认，工业化依赖于精神和物质两个因素 ”周策纵提到的冯友兰的文章是《中国现玳民族运动之总动向》（1936年）。

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我们在实际地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时，似乎没有足够地重视马克思给出嘚条件即必须“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这种忽视同激进的姿态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关联呢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誑飙突进”之后，我们蓦然发现市民社会的成长尚付之阙如，一切文化现象尚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的支撑 1984年，我们曾郑重宣布： “商品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这个判断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构成改革开放全部合法性的一个重要依据 正是在此意义仩，黄仁宇曾有过这样的感慨： “中国一百年来的革命已于[20世纪]80年代完成。 其间最大的一个收获则是今后这国家已能‘在数目字上管悝’（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 因为这突出的发展不仅中国近代史需要重新检讨中国通史也要重写，而且因为中国历史的重新检讨甚至也能影响欧洲史、媄国史、日本史的新看法。 ”其实说到底就在于弥补 唯其如此，方能完成革命的历史基础的奠定 它为革命的最后完成提供坚实的历史保障。 不得不承认这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唯物史观逼人的逻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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