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逻辑学大师
中国古代逻辑学大师
他是战国时期的辩论奇才，他的学说在后世千余年中屡遭非议，被认为是脱离实际的无用之谈，现在他却拥有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术语学家及辩论家的多重头衔。 　　说到公孙龙其人，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白马非马”这个词语。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在政治课本上第一次看到这个词语的，它作为一个“割裂了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反例出现，意图证明古代时期人们思想的局限性。然而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究竟是什么意思，反倒很少有人问津了。 　　自我炒作—— 　　“白马非马” 　　“白马非马”的故事我们都不陌生：有一天，公孙龙骑着一匹白马打算出城，但是这天恰好赶上官府下达禁令，只许人出城，不许马出城，因此公孙龙刚一走到城门口，就被一个守城士兵拦下了。士兵说“今天所有的马都不允许出城！”公孙龙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说道：“我现在骑的是白马，白马和马不是一种东西啊！你看，白马拥有‘白’的颜色和‘马’的外形，而马只拥有‘马’的外形而不具有‘白’的颜色。拥有两种特性的白马怎么会和只拥有一种特性的马相等呢？所以说，我骑的白马不是马，自然可以出城了！”士兵听了无法反驳，只得放骑着白马的公孙龙出城了。 　　看完这个故事，我们不得不感叹，如果公孙龙活在现代社会，赵本山小品里的“大忽悠”也要对他甘拜下风。公孙龙的这段话，每一句分开看都是对的，让人无法反驳，但是由这些正确的话推导出的结论却违背了人们的一般认知，在不能承认却也无力辩驳之后，人们就给公孙龙安上了一个“诡辩”的头衔。 　　那么公孙龙提出“白马非马”的理论是为什么呢？真的就是为了把人说晕吗？事实却不尽然。 　　想了解公孙龙的思想，首先就要了解公孙龙生活的时代。当时天下大乱，礼坏乐崩，我们知道，“礼”讲求的是有序，有序就是所有人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各守其礼。而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人们就没了这种名副其实的概念，现实中“名”与“实”严重脱离。比如士大夫在宴请宾客时使用和天子同样的规格，妻子背叛丈夫与他人私通，孩子不守孝道虐待父母等等。这样的社会现状令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孔子作为春秋时期最有名的思想家，首先提出了“名”这一术语，并提倡“正名”运动。此后，诸子百家都开始加入到“名辩”的浪潮之中，儒、墨、道、法等学派纷纷发表自己有关名实的看法，不过他们大多是以政治的观点来看待名实关系。直至惠施、公孙龙，才开始真正将“名实关系”作为一个专门的逻辑问题加以研究，形成了“名家”学派，可以说公孙龙正是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创始人。 　　公孙龙创立学说的目的也与其他学者一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样是为了“正名实”和“化天下”，只不过公孙龙走的是一条“另类”的道路，那就是用类似今天“炒作”的手段让自己的学说闻名四方。他别出心裁地用“白马非马”这一明显有违常人认知的例子引出了自己的观点，果然其学说刚刚兴起就引来各家的高手来与自己“质辩”。一来二去，公孙龙也就随着“白马非马”的观点在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近乎完整的逻辑体系 　　其实，公孙龙提出的“白马非马”理论只是他在课堂上给学生演示辩论之术的一个例子。他真正的希望是通过这种辩论，训练自己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辩论技巧。而他的逻辑基础和在此之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则在《公孙龙子》一书中进行了完整的阐述，并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逻辑体系。 　　在这本书《名实论》的篇章中，公孙龙开篇便提出并解释了“物”、“实”、“位”、“正”、“名”这几个蕴含逻辑哲学的术语，奠定了整篇论述的逻辑基础。公孙龙认为，“物”就是世间万物的总称，“实”是决定事物性质的本质属性，“位”是公孙龙独创的概念，是指名与实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正”是指名是否符实的标准，而“名”则是对事物的称谓。 　　接下来的论证过程则与现代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相当吻合。 　　首先是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其公式为：A是A。在《名实论》中表现为“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意思是，彼名专指彼实，此名专指此实，这是可以的。这说明概念和判断必须保持一致。举例来说就是“猫是猫”、“狗是狗”等等。 　　其次是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其公式为：或者是A，或者是非A。在《名实论》中表现为“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意思是彼此不同的名称不能称呼同一个事物，举例来说就是“狗是狗”，“猫不是狗”。 　　再接下来是形式逻辑中的矛盾律，公式为：A不是非A。在《名实论》中表现为“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说明对同一事物两个相互对立的判断至少有一个是假的。比如，我们不能既说“这是狗”，又说“这不是狗”。 　　《名实论》是《公孙龙子》一书的纲领性篇章，其后的论证均是以此为基础的。整本《公孙龙子》构成了一个相当完美的逻辑体系，只不过这个逻辑体系在表述上过于晦涩，没有像西方逻辑学那样不断发展下去。这是为什么呢？ 　　被汉字所阻碍的古代逻辑学 　　如果将中国古代逻辑学没能形成类似于西方逻辑学的完整体系，归因于哲学家与思想家的能力问题，那是不客观的。对比于希腊古代的哲学家们，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思想家在思辨上毫不逊色，留下的富有逻辑的辩论故事也是比比皆是，只是这些逻辑辩论都停留在比较表面的层次上，未能上升到抽象的领域，这和我国独特的汉字系统是分不开的。 　　从上面《名实篇》与形式逻辑公式的对比不难看出，明明讲的是同一个问题，在西方逻辑学中，人们可以用一个字母或符号来表示，比如A=A，清晰易懂，一目了然，而在《公孙龙子》的著作中，则要用“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这样绕来绕去的文字表示相同的意思；汉字还经常出现一词多义的现象，比如“彼彼止于彼”，一句话中出现了三个“彼”字，每个“彼”字所代表的意思都不同，这种繁复的汉字系统也阻碍了抽象思维。 　　相反，西方的文字在这方面就没有这个问题。虽然说“BOOK”组合后会具有“书本”的意思，但是一个“B”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它也就可以被赋予各种不同的意义，作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存在。要知道，亚里士多德作为形式逻辑的奠基人，最富于革命性的贡献就是把符号、字母引入逻辑语言中。用字母表述逻辑中的问题，能够有效地避免内容的干扰，比如“白马非马”换成符号语言就是“AB≠B”，这样变换之后，“白马非马”问题还会有那么多的质疑声吗？ 　　由于缺乏一套与之相配合的符号系统而无法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因此公孙龙的逻辑思想长期以来在中国被认为是“诡辩”，一直处于被批驳的地位。中国古代的逻辑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流传下来，从而使中国人在理性思考与逻辑思维方面一直处于弱势。 　　可以说，汉字对于古代中国的逻辑学发展有着较大的阻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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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百科】西方疑古派大师汉斯·德尔布吕克简介
看到有网友发中日疑古思潮的比较，我也补一个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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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uck()】，男，19和20世纪德国最杰出的战略思想家。汉无论是作为军事史家，还是作为以德国民众为对象的军事教育家和德国统帅部的批评者，他都对现代战略思想的发展贡献卓著。德尔布吕克的战略思想属于克劳塞维茨传统，是对克劳塞维茨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不仅坚持了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而且明显发展了其关于战争双重形式的论点，提出和阐释了战略的两大基本形式———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从而批判了毛奇、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以后德国军队主流战略思想对克劳塞维茨学说的曲解和背离。
《战争艺术史》从第一卷出版的时候起，就成为激烈抨击的对象。古典学者怨恨德尔布吕克很不客气地对待希罗多德，中世纪研究家攻击他对封建制度起源的论述，满怀爱国心的英国学者则对他轻视玫瑰战争大感愤怒。许多由此而来的争议在该书后来再版时被写入了脚注，在那里仍能见到尚未平息的学界怒火。不过，就其主要梗概而言，专家们的抨击无损于这部著作的地位，它受到种种不同读者的广泛赞誉，其中包括魏玛共和国的国防部长威廉·格罗埃内尔将军和社会主义的大政论家弗兰茨·梅林。前者说它“绝对独一无二”， 后者称其为“新世纪里资产阶级德国的历史编纂学产生的最重要著作”，而K．博卡罗夫在他写的苏联国防部编《战争艺术史》全译本第一卷导言里，更少保留地重复了梅林的评价(“不仅就取材范围之宏大，而且就探究辨析之严谨而言，是该领域内最伟大的著作”)。写作的目的　　在德尔布吕克撰写的四卷当中，第一卷讨论了从希波战争直至恺撒麾下罗马武功的全盛时期的战争艺术。第二卷主要论述早期日耳曼人，但也论及罗马军事机器的衰落、拜占庭帝国的军事组织和封建制度的起源。第三卷用于论述战术和战略在中世纪的衰败，乃至近乎消失，其结尾部分展示了战术形式在瑞士－勃艮第战争中的复兴。第四卷将战术方法和战略思想的发展一直论述到了拿破仑时代。 　　在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第三卷中，一位年轻军官说道：“在一位军事史学家的史述中，最琐细的事实，最微不足道的事件，仅仅是一种观念的表象，这观念必须得到分析，而且它往往有如一个复写本，从中可以揭示出其他观念。”这段话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德尔布吕克的军事史观。他感兴趣的是总的思想和趋势，而非充斥于早先的军事史书中的细枝末节。在第一卷的导言里，他特别否认有任何意图来写一部无所不包的战争艺术史。他指出，这样的著作必须包括诸如“训练细目及其指导，武器技术和养马技能，最后还有整个海军事务——诸如此类我全无新鲜话可说、或者根本不懂的事情”。德尔布吕克史书的写作目的表述在书名里；它是一部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 　　在第四卷的导言里，德尔布吕克对此做了更详细的解释。这部著作的根本目的，是在国家体制与战略战术之间建立起联系。“认知战术、战略、国家体制和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是思考(军事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它揭示了许多迄今为止一直隐藏在黑暗之中或者不为人知的事情。本书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战争艺术本身，而在于认识世界史。如果军人们阅读它，而且受到它的激励，那么我将感到高兴并引以为荣；然而，它是一位历史学家为历史爱好者写的。”还原历史的方法　　然而，德尔布吕克同时认识到，在能够从过去的战争中得出任何普遍的结论以前，历史学家必须尽可能准确地查明那些战争是怎么打的。正是因为他意欲探求其他历史学家也将感兴趣的普遍道理，他就不得不费劲儿去搞清楚过去战争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事件”和“最琐细的事实”；而且，虽然他自己否认，但他对这些事实的重新评价不仅对历史学家有重大价值，而且对军人也是如此。 　　这些“事实”要到过去传留下来的大量史料中去找，但是许多军事史料显然不可靠，不比“洗手间里的闲聊和仆人们的流言”好。 现代的历史学家应当如何核实这些古代记录？ 　　德尔布吕克相信可以用若干办法做到这一点。只要历史学家知道过去的战斗在其中发生的地形，他就能用现代地理学的所有知识核实流传下来的报道。只要他知道所用武器装备的类型，他就能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方式重构过去的战术，因为使用每一种武器的战术规则都可以被确认。对现代战争方式的研究会向历史学家提供进一步的工具，因为他可以判定在现代战役中平均每个士兵的行军能力、平均每匹马的负重能力以及大规模人群的机动性。最后，往往可能发现这样的战役或战斗：存在着关于它们的可靠报道，而且在其中，早先历史上的战斗状况差不多一模一样地再现出来。存有准确记载的瑞士－勃艮第战争与惟有希罗多德记述过的马拉松之战，都是一方为骑兵和弓箭手，另一方为手持肉搏战武器的步兵。在这两个战例中，步兵都是胜利者。所以，应当有可能从格朗松、米尔唐和南锡战斗中得出能应用于马拉松之战的结论。
还原历史的范例　　这里只需提及“事件考辨法”的很少几项应用。德尔布吕克的一些最惊人成果，是依靠探究过去战争中参战部队的人数取得的。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公元前480年在大流士之子薛西斯统率下，进犯希腊的波斯大军有26.42万名战斗人员，加上至少同样多的水手、奴仆和随营人员。 德尔布吕克指出这不可信。“按照德国的行军队形，3万人组成的一个军将蜿蜒约3英里，辎重车队还不算在内。据此，波斯人的行军队列将长达420英里，亦即波斯先头部队抵达塞莫皮莱城下时，其殿后部队才刚离开底格里斯河对岸的苏萨”。 　　即使这一尴尬的事实可以解释得通，也没有任何战场大得足以容下希罗多德记载中那么巨量的军队。例如，马拉松平原“如此之小，以致 50年前一位去参观的波斯参谋官颇为诧异地写道：即使一个波斯旅，也极难在这么小的空间里演练”。德尔布吕克基于对古希腊人口的现代研究估计，公元前490年在马拉松迎战波斯人的希腊军队约有1.2万人。由于希罗多德断言希腊军队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他虽然没有说对方的兵力规模有多大，但估计波斯伤亡6400人)，这就意味着参战部队的总人数远远超过这位普鲁士观察家设定的极限。 　　而且，这些并非仅有的理由，使人可以相信希罗多德总是倾向于夸大波斯部队的兵力。马拉松战役中，希腊军队是一支公民军队，被训练来按照一种原始的方阵打仗，不适于战术机动。波斯军队是一支职业军队，其战士之勇敢甚至在希腊人的记述中都承认。“如果(波斯军队的)规模与其作战之勇敢都是真的，被反复称道的希腊人的胜利就无法解释得通。在这两件事当中，只有一件能够是真的；因此很明显，波斯人的优势不在于兵力数量，而在于兵力质量。” 德尔布吕克断定，波斯人远非拥有希罗多德所述的庞大的军队，而是在整个希波战争期间兵力数量实际上少于希腊人。 　　希罗多德的记载很久以来就受到怀疑，德尔布吕克的批评绝非完全独创。他的真正贡献，在于他将同一套系统的方法应用于考证希波战争到拿破仑战争期间每一场战争的人数记载。因此，在讨论恺撒的高卢战役时，他明确地显示出于政治原因，恺撒对其敌手的兵力估计是严重夸大了的。根据恺撒，长途跋涉的赫尔维蒂人有36.8万之众，并且携带三个月的供给。在德尔布吕克看来，这人数估计带有神话意味。然而，正是恺撒关于赫尔维蒂人的粮食供给所写的话，使他能够证实这一点。他指出，要携带三个月的供给大约需要8500辆货车，而在恺撒时代的道路条件下，这么一支队伍的行进很不可能。还有，在讨论匈奴人对欧洲的入侵时，德尔布吕克通过描述毛奇在1870年战争中指挥50万大军作迂回机动时经历的困难，有力地破除了相信阿提拉拥有一支70万人的大军的观点。“统一指挥如此巨大的一支军队，即使是有铁路、公路、电报和参谋本部，也是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如果毛奇沿同样的路线调动50万人都那么困难，阿提拉怎么能统率70万人从德国渡过莱茵河进入法国，然后直抵沙隆平原？可以用其中一个数字来核对另一个数字”。 　　德尔布吕克对军队人数的探究不只是有一种单纯的古史研究意义。在德国军队正被教导从历史中寻求教益的时候，破除神话有助于它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在战争或战争研究中，兵员数目最重要。 德尔布吕克本人指出：“一项1000人的部队能够轻而易举地实施的兵力运动，对于1万人的部队来说就是个艰巨的任务，对于5万人的部队就是一项艺术，而对于10万人的部队便不可能了。”除非知道往昔的战役中参战部队的准确人数，否则就不可能从中引出教益。 　　“事件考辨法”还有其他用途。依靠这个方法，德尔布吕克能够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再现单个战役的详细情况，而他在这方面的成功给德国参谋本部历史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对那种使得侧翼包抄成为可能的斜行进战斗队形的起源进行了研究，其价值格罗埃内尔将军予以了证实； 斜形战术最早由底比斯的伊巴密浓达使用，它与腓特烈大帝1757年在洛伊滕会战使用的队形惊人地相似。众所周知，他对坎尼战役中包围运动的科学描述强有力地影响了施里芬伯爵的作战理论。 然而，对马拉松之战的叙述也许是德尔布吕克重现往昔的战斗细节这一才能的最好例证，尤其是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一种信念，即“如果知道敌对双方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那么地形就是决定战斗特征的一个如此重要和令人信服的因素，以致只要结果确定无疑，便可以大胆地以梗概形式再现战斗过程。”德尔布吕克不仅将这一方法应用于马拉松之战，而且也以此来再现托伊托堡森林之战的情景。 　　在马拉松的希腊军队由重装步兵组成，排成原始方阵，其机动性很有限，只能缓慢前行。同它对阵的军队人数处于劣势，却由训练优良的弓箭手和骑兵组成。希罗多德写道，希腊军队在马拉松平原上猛烈冲锋约5480英尺，一举粉碎波斯军队的中央阵线，从而赢得了这场战斗。德尔布吕克指出这在体能上不可能。根据现代德国的训练手册，全副武装的战士仅能跑2分钟，大约1080英尺到1150英尺。雅典士兵身负装备并不轻于现代德国士兵，而且他们还有另外两个不利因素：他们不是职业军人，而是平民；他们当中许多人超过了在现代军队里要求的年龄限制。不仅如此，希腊方阵是一种人员排列很密集的阵形，它使任何快速行进都不可能。如此长距离的冲锋将使雅典人的方阵变为混乱无序的乌合之众，那会被波斯的职业军人轻而易举地战胜。 [ 注：假设希腊军队只是行进到弓箭射程之内才发动冲锋，德尔布吕克的立论就变得不那么有力了。然而希罗多德明明说他们“奔跑着冲向敌人，不少于1英里距离。”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支持希罗多德的说法，争辩说阿耳特弥斯女神给了希腊人足够的力量发起冲锋，并且批评一类研究低估了神祇和其他形式的精神力量激励的重要性。他得到了克罗迈尔的支持，德尔布吕克曾在《历史学刊》和《普鲁士年鉴》上就此与后者进行了争论。 ] 　　希罗多德叙述的战术显然不可能，尤其是因为希腊方阵的侧翼是如此脆弱，以致在开阔的战场上进行的任何遭遇战中，都可以被波斯骑兵包围。在德尔布吕克看来，这场战斗显然不是发生在马拉松平原本部，而是发生在东南面的一个小山谷。在那里，希腊人的侧翼有高山和森林掩护，以免被包抄。希罗多德说双方延迟数日才投入战斗，这一事实表明雅典指挥官米尔蒂阿泽斯选择了一个有利位置；考虑到希腊军队的战术形式，惟一可能的阵地位于弗拉纳山谷。不仅如此，这个阵地还扼守着通往雅典的惟一道路。为了进占雅典城，波斯军队不得不进攻米尔蒂阿泽斯的军队，否则就放弃整个战役，而他们选择了前者。因此，对这场战斗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波斯人虽然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无法使用包抄战术，但还是首先发动进攻；米太亚得在关键时刻转守为攻，击垮波斯军队的中央阵列，一举赢得战斗胜利。 　　
对那些漫不经心的读者来说，《战争艺术史》像先前的许多著作一样，仅仅是一部战例汇编。然而德尔布吕克所以那么仔细地重构一场场战事，是因为他的主要目的需要如此。他觉得，通过对关键性战斗的研究，学者便能掌握一个时代的战术，并且可以由此进至探究更广泛的问题。关键性战斗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所在时代的典型表现，而且因为它是军事科学逐渐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尔布吕克有如普鲁斯特小说中的那位年轻的军官，相信往昔的战斗是“当今战斗的文学表现、教益源泉、经验由来和精华所在”。通过再现一场场往昔的战斗，他探寻军事史的内在连贯性，因而他的“事件考辨法”使他得以形成三大主题，它们赋予他的著作一种意义和统一性，那是在先前的此类著作中看不到的。它们是：战术单位从希波战争到拿破仑时代的演变；整个历史上战争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战略的两大基本形态。对战术进化的考察　　德尔布吕克对战术单位演变的论述被称作他对军事思想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经过研究，他确信罗马人在军事上的至上地位是其用兵灵活性和机动性的直接结果，而这些又来自他们军队的战术组织形式。他进一步论辩说，“古代战争艺术的真谛”就在于原始的希腊方阵逐渐演变为罗马人使用的、得到精巧协调的战术阵列， 而此类阵列在15世纪瑞士－勃艮第战争中的复兴、连同它们在以拿破仑称霸欧洲而结束的那个时期里的改进和完善，构成现代军事史上的突出事态。 　　古代战争史的转折点是坎尼战役。在坎尼，汉尼拔统率下的迦太基人以一场所曾有过的最完美的战术会战大败罗马人。罗马人怎么能够从这次灾难中恢复过来、击败迦太基人并最终对整个古代世界行使其军事优势？答案要从方阵的演进中去寻找。在坎尼，罗马步兵的阵列就像马拉松战场上的希腊军队那样，这就使他们成了汉尼拔的囊中之物，因为他们的侧翼暴露，加上后卫部队不能独立于军队主体作迂回机动，使得他们不可能抵挡迦太基骑兵使用的包围战术。然而在坎尼战役以后的岁月里，罗马的战斗阵列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罗马人首先排出一个整齐的方阵，然后将它分成若干纵队，最后再分成大量小型战术单位；这些单位有时互相靠拢，形成一个紧凑和不可穿透的整体，有时又灵活自如地改变队形，他们能够互相分开，并且朝这个或那个方向运动。” 对于现代的战争研究者，这一事态看来那么自然，以致几乎不值得注意。然而，要做到这一步极其困难，在所有古代民族中间只有罗马人才成功了。就罗马人来说，它所以可能，也是靠了历时百年的实验——这期间罗马军队从一支公民武装变成了一支职业军队，并且靠了作为罗马体制特征的对于军纪的强调。 “纪律的意义和威力是由罗马人首先充分认识和予以实现的”。 　　因此，罗马人所以征服了世界，不是因为他们的部队“比他们的所有对手更勇敢，而是因为靠着纪律，他们有更强的战术组织”。 惟一成功地避免被罗马征服的民族是日耳曼人，他们的抵抗所以可能有效，是由于他们的政治体制当中一种天然固有的纪律，加上日耳曼人的战斗纵队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战术阵列。 确实，在与罗马人打仗的过程中，日耳曼人学会了模仿罗马军团的组合方式，并且随机或独立、或结合地运动其战斗纵队。 　　随着罗马国家的衰落和帝国的野蛮化，米太亚得时期以来取得的战术进步逐渐终止。从塞韦里即位开始的那个时代的政治混乱削弱了罗马军队的纪律，逐渐损害了它的优秀的战术形式。 与此同时，大量蛮族人被接纳进军队，因而已无可能保持历经几个世纪形成的高度整合的战斗序列。历史证明，只有被组织成强有力的战术单位，步兵才优于骑兵。现在，随着国家衰败和因此而来的战术蜕化，在西方新的蛮族帝国和查士丁尼皇帝的军队里，有一种越来越加剧的、以重装骑兵取代步兵的趋势。 当这一趋势占据主导地位时，步兵战术决定战斗胜负的时代终告结束，欧洲进入了一个由全副武装的骑士支配军事史的漫长时期。 　　德尔布吕克被指责持有下述观点：军事科学的发展随罗马帝国的衰败而停顿，后来随文艺复兴而再度开始。 这一指责是对的。从查理曼的时候起，到瑞士步兵在勃艮第战争中出现为止，所有战争的核心成分都是封建军队。根据德尔布吕克的观点，这不算是战术单位。它依靠的是单个武士的战斗素质；没有纪律，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兵种的有效区分。在这整个时期里，没有取得任何战术进步，而德尔布吕克看来倾向于赞同马克·吐温笔下“康涅狄克州的美国佬”所言：“当你计算结果时，你无法将一场格斗同另一场格斗区分开来，也无法说清谁被打了。”诚然，在克雷西会战中，英格兰骑士卸去马匹，徒步打了一场防御战，相反在阿金库尔战役中，未骑马的骑士实际上打了进攻战；然而这些仅仅是插曲，不能被视作现代步兵发展的前兆。 　　独立的步兵在15世纪的瑞士人中间重新出现。“经过劳彭和曾帕赫、格朗松、米尔唐和南锡等一系列战役，我们又有了可以同希腊方阵和罗马军团媲美的步兵部队了。” 瑞士的长矛兵将自己组织成类似于日耳曼人的战斗纵队那样的单位；在与勃艮第人的战争过程中，他们完善了罗马军团用过的组合战术。例如在曾帕赫战役中，瑞士步兵分成两支：一支坚执防御阵势，抗击敌方骑士，另一支对敌军侧翼发动决定性打击。 　　战术单位的复活是一次军事革命，堪与坎尼战役之后的军事革命相比。正是战术单位的复活而非火器的引入导致了封建战争的终结。在米尔唐、格朗松和南锡战役中，骑兵使用了新式武器，但对战役结局没有任何影响。随着步兵战术单位重新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骑在马上的武士成了纯粹的骑兵——军队的一个用处很大、但只是辅助性的部分。在其著作的第四卷里，德尔布吕克讨论了这一发展，连同到常备军时代的现代步兵演进，并且在结尾部分论述了由于法国大革命而成为可能的战术变更。军事和政治的关系　　德尔布吕克对战术单位的出现予以的关切不仅使其军事史具有一种连贯性，而且显示了被他认作全书之本的那个论题，即政治与战争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在每个历史时期里，政治的发展与战术的演进密切相连。“重装步兵方阵在马其顿诸王统治下的发展方式，同它在罗马共和国贵族制度下的发展方式很不一样，而只是同政体变化相关，罗马步兵分队战术才得到发展。同样，根据其性质，日耳曼百人队的作战方式与罗马步兵分队也大不一样”。 　　例如，罗马军队所以在坎尼战役中败北，是因为其战术弱点。然而，促成这战术缺陷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军队由未经训练的平民而非职业军人组成，同时国家的宪制要求军队指挥权由两位执政官交替行使。 坎尼战役之后的岁月里，统一指挥的必要被普遍认识到了。在经过多次政治试验之后，公元前211年大西庇阿被任命为罗马驻非洲军队的总司令，并且被确保在战争持续期间始终担任此职。这项任命直接违背了国家的宪制，标志共和体制开始衰落。在这个事例中，政治与军事的相互关系显而易见。德尔布吕克写道：“第二次布匿战争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罗马实现了一场内部变更，它极大地增进了罗马的军事潜力，” 同时却改变了国家的整个性质。 　　正如政治因素在罗马战术的优化中起支配作用一样，罗马战术形式的瓦解也只有靠仔细研究帝国后期的政治体制才能得到解释。公元3世纪的政治经济混乱直接影响了罗马的军事机器。“持续的内战毁坏了迄今为止确保罗马军队坚不可摧的凝聚剂——构成军团价值所在的纪律”。 　　
汉斯·德尔布吕克 - 罕见的战略洞察力　　由于德尔布吕克是德国民间头号军事问题专家，他在年战争期间的著述就颇为重要。作为一名军事评论家，他的信息来源完全不优于其他报刊写作者。像他们那样，他不得不依赖参谋本部发表的新闻公报、见于日报的种种叙述和来自中立国的报道。如果说他对战争的论述因视野宽阔、见识广博——这在民间评论家的学究性作品中并非常见——而卓越超群的话，那归功于他的现代战争专门知识和他从历史研究中获得的纵深感。从他发表于《普鲁士年鉴》的月度评论中，可以发觉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勾勒的原理、特别是他的战略理论和他强调的战争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得到了进一步阐明。 　　根据施里芬战略，德军在1914年大举突入比利时，以便迅速粉碎法军抵抗，然后全力打击俄国。这是歼灭战略的最极端形态，而德尔布吕克本人在战争的第一个月里觉得这是合理的。像他的绝大多数同胞那样，他几乎完全不但心法国能有效地抵抗。法国政治上的不稳定只会损害其军事机器。“一支43年里更换了42位陆军部长的军队在组织上不可能有效运行。”他也不觉得英国有能力持续抵抗。他相信，鉴于其过去的政治发展，英国至多只可能征召一支象征性的兵力。英国一向依赖小规模的职业军队，实施普遍征兵制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每个民族都是其历史的产儿，不可能完全脱离这历史，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取消其青年时代的影响一样”。对德军政治力量的批评　　然而，当德国首场大进攻未能实现其目的、以致旷日持久的堑壕战开始时，德尔布吕克意识到发生了一种头等重要的战略变更。随西线的僵局持续下去，特别是在凡尔登攻势失败后，他越来越确信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思维必须予以修改。至少在西线，防御战已成定局，而这一事实“变得更重要，因为在战前德国被鼓励的战略理论当中，进攻至上总是以很罕见的片面性得到宣言和鼓吹”。 现在很明显，西线状况接近于历史上流行消耗战略时的情景。“尽管这场战争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东西，但仍然可能从中找到某些历史的相像处：例如腓特烈式的战略——连同其坚不可摧的阵地、越来越加强的火炮、野战筑防工事、战术变化之罕见以及随之而来的长久撤退——同今天的阵地战和消耗战无疑地相似”。在西线，依靠决战已不再可能，德国将不得不寻求其他手段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 　　到1916年12月，德尔布吕克已在指出：“无论我们的军事地位多么有利，继续打下去都很少有可能使我们如此占上风，以致我们能够为所欲为地规定和平条件。”德国武力取得粉碎性全胜不大可能，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话。然而，这并不意味德国无法“赢得战争”。它的内线位置不仅将它的对手分隔开来，而且使它能保持主动权。它的实力是如此强大，以致理应不难使它的敌人确信不可能打败德国。当西线坚固的防守在削弱协约国部队的意志时，统帅部可以明智地将最精锐的部队投入打击协约国集团的最薄弱环节，即打击俄国和意大利。集中进攻俄国将使土气低落的沙皇军队彻底丧失斗志，并且很可能促成在圣彼得堡早日爆发革命。德奥对意进攻的成功则不仅会在英法两国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而且将威胁法国与北非的联系。 　　因此，在德尔布吕克看来，德国的战略必须以毁坏敌对联盟、从而孤立英法为目的。在这方面，同等重要的是切勿采取可能导致英法获得新盟友的任何措施。德尔布鲁克始终坚决反对潜艇战，正确地担心这导致美国参战。 然而说到底，如果德国想赢得战争，政府就必须表明它清楚地理解蕴含在冲突中的政治现实。西线的战争已经成为一场消耗战，因而冲突的政治方面变得更重要了。“政治是支配因素、限制因素；军事行动仅是它的手段之一。”必须制定出一个政治战略来削弱英法两国人民的抵抗意志。 　　从战争伊始，德尔布吕克就感到德国在政治领域苦于一项非常真实的战略弱点。“由于我们在普鲁士的波兰人和丹麦人聚居区实行狭隘的德意志化政策，我们在世界上自招弱小民族的压迫者而非保护者的名声”。 如果这名声在战争过程中被确认，它将使德国的敌人得到精神鼓舞，毁坏德国赢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德尔布吕克争辩说，拿破仑应当是德国政治领导人的前车之鉴。这位皇帝的最具压倒性的胜利只是加强了敌人的斗志，为其最终失败铺平了道路。“但愿上帝阻止德国步拿破仑政策的后尘……欧洲怀抱一项信念团结不屈，那就是它永不屈从单独一国对它强施的霸权”。 　　德尔布吕克认为，入侵比利时实属战略必需；但尽管如此，这仍是一项不幸的行动，因为它似乎证实了人们的猜疑，即德国决意征服和兼并小国。从1914年9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尔布吕克一直坚持这么一点：德国政府必须无保留地宣布决无任何意图在战争结束时兼并比利时。他认为，只要有德国保持占领佛兰德海岸的危险，英国就决不会媾和。削弱西方强国抵抗的第一步，应当是清楚地宣布德国在西面没有领土野心，其战争目的“不会以任何方式损害其他民族的自由和尊严” 。 　　要使西方强国相信德国不追求主宰世界，或许最好的办法是表明它不反对经谈判实现和平。从1914年9月协约国在马恩河畔成功地进行反攻以来，德尔布吕克始终赞成这样的和平。他坚信战争是由俄国的侵略引起，认为英法两国没有任何原因应该继续同一个“捍卫欧亚两洲免遭莫斯科帝国统治”的国家作战。 随着战争拖延下去，他更加确信真诚的谈判意愿将使德国赢得胜利——仅靠战争无力实现的胜利；美国参战后，他公开预言除非德国领导人使用谈判这一武器，否则定将失败。因此，他对帝国议会通过1917年7月和平决议案 [ 注：帝国议会以212票对126票通过“和平决议案”，其部分条文如下：“帝国议会致力于实现双方彼此谅解的和平与各民族间的持久和解。领土侵犯和政治、经济、财政压迫皆于此种和平相背。帝国议会反对任何旨在战后设置经济壁垒或使民族仇恨永久化的计划。公海自由必须得到保障。经济和平本身将奠定各民族友好协作的基础。帝国议会将积极促进创建国际司法组织。但是，只要敌国政府拒绝此种和平，只要它们以征服和统治威胁德国及其盟国，德国人民就将始终团结一致，毫不动摇，奋战到底，直至德国及其盟友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得到保障。如此万众一心，德国人民不可征服。” ] 感到欢欣鼓舞，因为他觉得这比在西线发动任何可能的新攻势更能削弱西方国家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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