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战火流离被五环庇护 奥运史首现难民代表团
[摘要]他们因战火流离被五环庇护，奥运史首现难民代表团。里约难民代表团18岁的叙利亚人尤丝拉·玛蒂妮正在绘有天使、海浪和巴洛克图案的恢弘游泳馆里训练，与任何一位准备冲刺的奥运选手一样—&#日，属于他们的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体育盛会就将在里约开幕。游泳馆的外墙设计师，一位声名显赫的艺术家希望世人从她的设计中体验到被大海包围的感觉，“我一直在寻找眩晕的感觉”。可是，身处其中的玛蒂妮最憎恨的就是那种感觉。就在一年前，她日常训练的游泳馆被炸弹掀开房顶，她在逃难过程中曾在爱琴海上挣扎了半天，此后她痛恨所有开阔的水域。这个失去祖国的女孩作为200米自由泳项目的选手参加了里约奥运会，和她一起的还有1名叙利亚难民、5名南苏丹难民、2名刚果（金）难民和1名埃塞俄比亚难民。那些拥有“祖国”的奥运选手骄傲地展示·阿玛尼或是斯黛拉·麦尼设计的国家队队服时，这10位奥运选手在抵达里约之前，先是逃离了中东和非洲的冲突、战争与暴力：他们乘飘摇的橡皮艇穿过变化莫测的大海，在枪林弹雨下躲进森林，或是住进尘土飞扬的难民营。这是奥运史上首次出现难民代表团。奥运圣火传递还特地路过了位于雅典的一个难民营，玛蒂妮的同胞、在战争中失去右小腿的游泳选手易卜拉欣·侯赛因担任火炬手。他说：“我既是为自己传递奥运火炬，也是为了叙利亚人民，为了各地的难民，也为了希腊，为了体育，为了我的游泳和篮球队友们。”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此举意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难民群体也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世界应当更好地了解难民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希望将一个“希望的信号”，传达给全世界流离失所的难民。联合国难民署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全球有653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首次冲破6000万人大关。以地球上73.49亿的人口作为衡量尺度，意味着全球每113人中就有1人或者是寻求庇护者，或者是境内流离失所者，或者是流落异国的难民。“联合国难民署认为这一风险规模史无前例。总的来说，当今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已经超过英国、法国或意大利的人口数。”报告称。尤丝拉·玛蒂妮一作为6530万分之一，玛蒂妮现在需要在里约的泳池里暂时忘记痛苦。如《奥林匹克宪章》所言，奥运的宗旨是“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精神互相了解——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和平的美好的世界。“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玛蒂妮一直对此习以为常。她和父母、姐妹一起在生活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她3岁开始在一个体育俱乐部练习游泳，小小年纪已在国内外比赛中崭露头角。身为游泳教练的女儿，她将来很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游泳运动员。然而，随着叙利亚在2011年爆发内战，玛蒂妮的生活就此断裂。抗议、示威、空袭、爆炸、屠杀纷至沓来。这个中东地区曾经最稳定的国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变得四分五裂、千疮百孔。没有人知道具体有多少人在内战中丧命。联合国截至2014年的统计显示，死难者达到25万人，而近期报道宣称的数目是其两倍——整个国家11.5%的人口在战火中遇难或受伤。玛蒂妮告别了和平。一家人不得不搬出战火逼近的房子。一个与她相识的足球运动员在武装袭击中丧生。这个女孩面前有两条路：留在家乡绝望地活着，或者逃离。在内战持续4年半后，日，玛蒂妮和姐姐离开故土，踏上了为期25天的逃亡之旅。两个小水滴汇入490万名叙利亚人逃难的洪流。她们从大马士革出发，经由黎巴嫩贝鲁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希腊莱斯博斯岛和德国慕尼黑，终于抵达柏林。在把相当可观的现金交给安排充气艇的“蛇头”之前，没有食物和水的玛蒂妮姐妹在土耳其南部的深谷捱过了4个晚上。她终于到达了爱琴海。海浪一次次盖过她的头顶，苦涩腥咸的海水灼痛她的眼睛。限载六七人的充气艇被20多人挤得满满当当，在他们向希腊驶出半个小时之后，引擎出了故障。船舱开始进水，随时都有翻船的风险。玛蒂妮姐妹一起跳入海中，拖着船侧的绳索，用单侧胳膊和腿奋力划水。游了3个多小时后，体力不支的她爬回船上，一阵阵眩晕。作为一名游泳健将，她感到了水的可怕。“也许我会死在途中。”玛蒂妮说，“但我在自己的国家也几乎是死掉了，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对难民代表团的每一个队员来说，参加奥运会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想。听到有机会参加奥运，刚果（金）柔道运动员约兰达·玛比卡简直不敢相信。“怎么可能呢？我是一个难民！”惊吓、挨饿、受冻、颠沛流离、满目疮痍，是队员们共同的记忆。田径选手耶齐··比埃尔的家园毁于苏丹内战的炮火时只有9岁，外出找食物的母亲把他托付给了邻居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差点被士兵强行绑架征兵的时候，另一位选手·尼扬不过是一个放牛娃。在村庄被敌对部落攻击时，7岁的萝丝·洛孔延见到了她祖父母的遗体；安吉丽娜·纳达依在10年前就与她的父母分离。这位21岁的女孩再也没有见过家人，只是听说他们还活着，她希望这个消息是真的。在·洛的童年回忆里，跑步绝不是一项玩乐或者运动——他一边跑，一边听到子弹刷刷地飞过他的头顶。这5名来自南苏丹的中长跑运动员都生活在位于肯尼亚西北部的卡库马难民营。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之一，收容了超过17.9万名难民。其中大多数来自经历了几十年内战的南苏丹，也有的来自苏丹、里、埃塞俄比亚等邻近国家。卡库马只是难民世界的沧海一粟。全世界有2130万名流落异国的难民，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难民总人数最多的时候。他们失去家园，数目庞大，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还常常被政客当作社会治安问题的替罪羊。这一次，国际奥委会显然想要为他们做些什么。2015年10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欢迎那些无法代表自己国家或地区参加奥运会的难民中的高水平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前来参加奥运会。今年3月，奥委会发表公报宣布将组建难民代表团。一个月后，当奥运圣火按照传统在希腊奥林匹亚点燃后，在战争中失去小腿的火炬手侯赛因，举着圣火穿过了雅典的难民营。他也是对奥运充满向往的运动员之一。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火炬传递的仪式在各城邦间传达奥运会即将开始的讯息，会使各城邦立即休战，象征着和平、光明、团结与友谊。而里约奥运的火炬，只能让这10位难民暂时告别颠沛流离，暂时告别政治纷争。根据安排，开幕式上他们在东道主巴西队之前出场。当他们夺得奖牌，运动场将为这些“没有家、没有国旗、没有国歌”的难民运动员升起奥林匹克会旗，奏奥林匹克会歌。“这些难民运动员将与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其他运动员一样，都会在奥运村拥有一个家。”巴赫表示。里约奥运会开幕4天前，在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26名难民小朋友见证下，意在促进世界和平的奥林匹克休战墙在奥运村设立。这是奥运会的一个传统。巴赫表示，在这个充满战争和危机的年代，世界比以往更需要和平、团结为代表的奥林匹克价值观。约兰达·玛比卡二事实上，在奥运会向难民运动员敞开怀抱之前，运动本身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他们一处避难之地。今年1月探访卡库马难民营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副总干事及各国奥委会关系主任佩尔·米罗颇有感触地发现，体育运动是生活在这里的难民保持动力和活力的主要活动。在那个没有什么现代化设施的荒蛮之地，跑步是一个不错的从艰苦中分散注意力的方法。虽然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烈日酷暑，耶齐·普尔·比埃尔每天都沿着黄土弥漫的小路跑步。11年前与家人失散的他说，自己在跑步中获得了一份归属感。最初，他在难民营踢足球，但这是一项团队项目，需要依赖队友。通过跑步，他觉得可以“更多地控制自己的命运”。抵达柏林之后，玛蒂妮在慈善机构的帮助下联系上了当地的游泳俱乐部，重新回到泳池。她的父母也随后赶到德国与她团聚。在全新的环境里，活泼开的她形容自己是一个“边缘人”，只能用2个德语单词夹进5个英语单词，努力跟队友交流。一个猛子扎进水里，这个女孩把祖国的内战和新生活的不适留在岸上。“水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你在水里时，你就会把所有的问题都丢掉。”她说，“你是一个运动员。你不会考虑你来自叙利亚还是伦敦或者德国，你只会考虑你的比赛。你有你的赛道、你的泳帽、你的游泳课，如此而已。”来自刚果（金）的柔道选手珀珀勒·米森加和约兰达·玛比卡有着同样的感受。他们都来自布卡武，是在造成超过500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的5年内战中受害最惨重的地方。与家人分散后，他们被送到首都金沙萨的流浪儿童中心，并在那里接触到了柔道，入选刚果（金）国家队。多年里，他们的家人始终音讯全无。玛比卡说，柔道帮助他们逃离战争的恐怖和失去家人的悲伤。对他们而言，运动的意义不只关乎遗忘。“当你是个小孩时，你需要一个家庭来教你应该做什么，而我没有家庭。”孩提时被剥夺了一切的米森加说，“柔道教给我平静、尊重、纪律和方向。”柔道也给了从前总是哭泣的玛比卡一颗“强大的内心”。2013年在里约参加柔道世界锦标赛的时候，在被教练带走了护照和财物之后，他们走出了下榻的酒店，决心脱离刚果（金）国家队。无亲无故，语言不通，他们只能露宿街头。流落他乡有时还意味着备受歧视。当米森加试图租房的时候，有人直接告诉他，自己不想让非洲人住在这里。这个24岁的壮实男人如今已经可以笑着回忆最初的遭遇：“你会想什么呢？你会看着自己然后想，我是狗或者是什么吗？”玛比卡的第一份工作是清洗工业设备。稍微安顿下来，她立马想方设法回归她热爱的运动。在巴西当地媒体的帮助下，他们联系上了一位柔道教练。米森加穿上从垃圾箱里翻出的运动鞋，在堆满垃圾臭气熏天的街边跑步锻炼。而在每次套上沉重的白色柔道袍，赤脚踏上蓝色垫子之前，玛比卡要花两个小时，转3趟公交车。刚到巴西的时候，米森加以为生活会变好。然而在他租住的房子外面，每天都有土匪、警察和流弹经过。最头疼的还是钱，虽然依靠打临时工维持生计，跟一个巴西女人结了婚的米森加要养活自己的儿子，还有妻子之前生的3个孩子。有朋友劝说他干脆放弃柔道，找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挣钱养家。“作为一个人，你就需要为生活而奋斗。难道因为你是难民，你就放弃运动了吗？”他反问着，黝黑而坚毅的面庞上却露出笑容。他的想法与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对“更快、更高、更强”奥林匹克格言的理解不谋而合——“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正如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成功，而是奋斗；但最本质的事情并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6月初，国际奥委会公布难民代表团名单，米森加和玛比卡一起入围，得到了奥委会为他们备战提供的资金支持。“他们的国家支离破碎，但是他们有着运动员的精神，”难民代表团团长、首位赢得纽约马拉松冠军的非裔女运动员泰·洛鲁佩评价说。对于自己入选的消息，玛比卡不感到惊讶。她希望难民们能够从她和队友们身上建立信心、重拾希望。“我会成为一个榜样，告诉人们，他们也可以像我一样。”珀珀勒·米森加三尽管命运多舛，不得不承认，难民代表团的10名运动员都是幸运儿。他们从候选的43名难民运动员中脱颖而出，而更多的同胞根本没有机会像玛蒂妮那样从苦海中平安上岸。据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数据，2016年前5个月，跨越地中海偷渡入境欧洲的难民和移民人数达到20.4万人，2016年以来至少已有2510人在取道地中海偷渡到欧洲的途中丧生。就在奥委会公布难民代表团名单的同一天，利比亚红新月会发布消息，至少有117名试图渡海前往欧洲的难民尸体被冲刷上利比亚祖瓦拉镇的海滩。全世界都曾笼罩在一个叙利亚男孩遇难的悲伤中：2015年9月，3岁的艾兰·库尔迪跟着父母偷渡到希腊时不幸沉船，一家四口只有1人存活，他幼小的躯体被冲到土耳其的沙滩上。他至死没能到达彼岸。对米森加来说，“为全世界所有的难民而战”，是比代表他自己的祖国更大更重要的使命。“我想要代表所有的难民，我想让所有人看到，在伤痛和风暴过后，安宁的日子终会到来。”玛蒂妮在接受采访时说。当然，参加这次奥运会的难民选手们并不是没有遗憾。25岁的叙利亚游泳小将·阿还是期待，有朝一日能为祖国出征。2011年，由于爆炸和强征入伍在家乡变得更加频繁，他的家人把他送到在土耳其读书的哥哥那里。“我在包里只装了两件外套、两件T恤和两条裤子。”阿尼斯说，“我以为我会在土耳其待上几个月，然后就回到我的祖国。”然而一去5年，他至今未再踏上故土。“这一次，我代表着失去了权利、经受不公的人们。希望到了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时，不再有难民，我们都在自己的国旗下。”他说。和祖国一样让选手们记挂的是离散的家人。玛比卡还在苦苦寻找失散18年的家人的音信，而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硬汉”米森加捂着脸哭了起来。“我有两个兄弟，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我甚至记不住他们长什么样子。我将会参加奥运会，如果他们能在电视上看到我，他们会发现我在巴西过得很好。”他梦想着有一天，自己有能力给家人们买机票，把他们接来巴西团聚。在强手如林的奥运会上，很多人都在关注，难民代表团里有没有人可能冲击奖牌。认为自己具有竞争力的玛比卡说，自己会赢得一枚奖牌，这是一个改变生活的机会。米森加的打算是，如果在柔道比赛中获得好成绩，就有可能赢得赞助，改善一家人的生活。但在教练杰拉尔·伯纳德看来，奖牌问题无关紧要。“他们来到里约，就已经算是赢得了他们的奖牌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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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奥运会首支难民代表团 走过多少生死 才来到这里(组图)中国为什么不接收难民
时间：日01:34来源：云南信息报
中国为什么不接收难民
　　当他们走进巴西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时，全场一片掌声。　　他们是难民代表团，只有10个人――在这个特殊的代表团的10名运动员中，有5名南苏丹难民，2名叙利亚难民，2名刚果（金）难民和1名埃塞俄比亚难民，他们将参加里约奥运会田径、游泳和柔道等项目的比赛。　　对于他们的奥运资格问题，整个奥委会经历了为期一年的投票，拨发200万美元项目专款，牵涉到17个地区以及联合国难民署。　　“他们对全世界的难民来说是希望的象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如此形容难民代表队，“难民是我们的伙伴。”　　跟着大部队，快点跑　　6月3号，在肯尼亚Loroupe训练中心社交大厅的屏幕上，突然出现了巴赫主席的身影，他正坐在瑞士洛桑的办公桌前。　　大厅里的运动员们纷纷祈祷着，有些人双手都在颤抖。接着他们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被逐一念出来，大厅中的五个人成了幸运儿。他们获得了参加里约奥运的机会。　　第一个被念到的名字就是南苏丹难民比尔，他瞬间热泪盈眶，那一刻他想到了他的妈妈，11年前和她分别时他也哭了。如今他擦干泪水，面露喜悦。当摄像机、记者围拢上来时，他已经动情得难以开口。　　在他们幸运地成为难民代表队的成员之前，比尔和拉克洛都只是个放牛娃，米森加忙着运货，也有人正在努力成为一名汽车修理工。　　对于一个难民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随手拿上一些食物和衣服，跟着大部队，快点跑。　　2005年，比尔和他的妈妈、两个妹妹以及一个年幼的弟弟冲出家门挤入人群，迅速地逃进了Nasir小镇北部的茂密丛林中。　　事情发生在哪个月，比尔已经不记得了――他当时才10岁，在那个年纪，时间的意义不大，但失去家园的感觉却像土地开裂般一样疼痛。　　“当他们袭击我们的时候”，他说，“我看到的是生离死别，我知道我和家人的平静生活彻底结束了。”　　过去，他常常活得像个动物――躲在灌木丛中，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也没有东西可吃。他和家人三天三夜没法睡觉，肚子饿得咕咕叫，他们只好采些野果，甚至爬到树上去摘些苦涩的叶子来吃。　　比尔的妈妈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距离埃塞俄比亚的边境只有19英里远，步行一周可到，他们或许可以在那里找到食物。母亲把比尔安置在邻居那里，就带着他的弟弟妹妹上路了。从那以后，比尔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和弟弟妹妹，他真的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　　自那以后，他跟着邻居和她的两个孩子一道回到了家乡，却发现那里早已化为一片灰烬。　　比尔一开始并没有练习跑步，他爱的是足球。在贫瘠的球场上担当后防大将，他能整天待在那里。　　他只有一双破旧的运动鞋，而且两只鞋底的脚趾处都破了，“破了就破了吧，”他说道，“我还是试着穿上了它，祈求着上帝保佑。”　　但在一次10公里比赛中，比尔全程用脚趾跑着，并拿到了第三名。他从此走上了田径之路。　　他们只被训练了九个月难民代表团柔道运动员米森加。　　本届奥运会的难民代表队中有一半人来自南苏丹，他们的经历大同小异。　　“人们问我们，你们要去里约比赛了？”难民代表团的洛克恩说，“我其实以前都不知道里约是什么。”　　去年秋天，这几名南苏丹选手从Kakuma到内罗毕（肯尼亚首都）的航班是他们第一次体验坐飞机。这五个难民代表队成员也都没有看过奥运会比赛。　　去年八月，联合国难民署来到Kakuma举办了一次10公里预选赛，洛克恩因为获得了第二名而被邀请去往恩贡的训练中心。她犹豫了一下就决定前去了。　　她的弟弟现在17岁了，她觉得现在该弟弟来承担照顾其他三个弟妹的职责了。她每周会给他们打一次电话。她的弟妹们有时会饿着肚子去上学，她也为他们单独在路上时感到担心。　　“这对我来说是个极好的机会，因此我不得不狠心离开他们。”洛克恩顿了顿，接着说道，“是我离开了他们，也是我丢下了他们……”　　当问及她的800米最好成绩时，洛克恩回答：“2分22秒，”她笑了接着补充道，“我得更快点才行。”这是事实，奥运会的预选赛成绩是2分1秒50。　　但是非要如此严苛的话，几位南苏丹选手的成绩都达不到预选赛的要求。实际上，在难民代表队的十位选手中，只有马拉松选手肯德达到了奥运会对于运动员成绩的基本要求。　　但难民运动员们指出，他们只被训练了九个月，而其他的奥运会运动员们则有着长期的系统训练。　　去年10月前，南苏丹的几位选手从未考虑过体重、节食等问题，也没有进行过定时定量的系统练习。他们中没人尝试过当一名运动员或是经常性的跑步。他们很少在较冷的气候中活动，也未曾感受过这种全新的压力。　　他们的膝盖发酸，胸部也发闷，还有人因为疟疾退出了竞争。他们渴望成为真正的专业运动员，但国际奥委会200万美元的训练基金就是训练中心的全部投入了，这些慢慢也会被消耗殆尽。　　24岁的洛克恩动情地说：“许许多多的难民都有着很高的天赋，但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去发展他们的天赋。我希望能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健康成长，而他们也有志于赛跑。”　　他们的奖牌将和他们的祖国无关　　走在队伍里的还包括叙利亚18岁的游泳运动员尤丝拉·马尔迪尼――她曾于2012年代表叙利亚参加世界游泳锦标赛。　　在去年家乡大马士革的战火中，17岁的尤丝拉和姐姐萨拉一路出逃，在前往希腊时遭遇风浪险些沉船，这位游泳健将毅然跳入海中，奋力推着橡皮艇，在冰冷的海水中游泳两小时并上岸，船上20多人因她而获救。　　此后，马尔迪尼长途跋涉，花了25天，途经希腊、塞尔维亚、匈牙利以及奥地利，最终到达柏林。　　而马尔迪尼的同胞阿尼斯早在2011年就匆忙地带上两条裤子、两件T恤以及两件外套，逃亡到伊斯坦布尔。四年后，在十月份的一个晚上，阿尼斯和他的弟弟，跟着偷渡者从伊兹密尔逃往希腊的萨莫斯岛。他们又花费了九天，穿过马其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奥地利以及德国，最后到达他们的理想之地――比利时。　　“在海上的日子太痛苦了，”阿尼斯说，“作为一名游泳选手，我非常担心，因为我们得和孩子以及老人一道乘坐木筏。你不得不考虑每件事情：如果船翻了该怎么办？”　　本届奥运难民代表队中的马拉松选手肯德是一名埃塞俄比亚难民。他已经36岁了，2011年，他在卢森堡开出租车，并保持着跑步的习惯。　　不过，难民代表队里没有谁会比两位柔道运动员（24岁的米森加以及28岁的马比卡）逃得更远了。马比卡此前在谈到自己的祖国和家人时眼含热泪：“我是刚果（金）人，我经历了很多才来到这里参赛。我希望我们这支队伍能够向世界证明难民们也像普通人一样，他们能做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做到。我是一名体育人，体育改变了我的人生。”　　而这些难民运动员不代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他们有自己的入住奥运村仪式。如果他们能拿到奖牌甚至金牌，那么现场将升起国际奥委会会旗，奏响国际奥委会会歌。但至少在本届奥运会的奖牌榜上，他们的奖牌将和他们的祖国无关，尽管他们的祖国也派出了代表团前来里约。　　“我们曾经历经艰险，如今勇往直前。我们的身后没有国旗，也没有国歌为我们奏响。我们不为个人荣誉，却为共同的目标团结一致。”一位难民运动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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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新闻网，声明：本网部分信息转载于其他网站，如稿件涉及版权等问题，请联系我们！奥运会“难民代表团”：平等政治还是廉价人道主义？
澎湃新闻陈荣钢
[摘要]把难民运动员置于民族国家范式中，将有助于我们探索难民的特殊身份和所谓“人道主义”与“进步政治”的偏狭与局限。太阳抚慰着病人，却没有让他们康复。事物。那些不引人注目的事物是多么悲伤。——卡洛斯•安德拉德《花与恶心》，胡续冬译里约奥运会上有一支由十名运动员组成的难民代表团，他们将参加田径、游泳和柔道等项目的角逐。依照惯例，因政治转型、国际制裁或其它不可料知原因而不能以某国国籍参赛的独立运动员可以凭独立运动员身份参赛，使用奥林匹克旗帜五环旗和会歌，例如本届奥运会上的科威特运动员因科威特受国际奥委会(IOC)制裁而不得不成为独立参赛者。难民代表团打破了这一惯例，这些运动员将在赛场内外以难民而非独立参赛者身份使用五环旗和会歌，这在奥运会历史上实属首次。国际奥委会为难民代表团拨款200万美元，帮助他们改善训练条件。除了国际奥委会，联合国难民署(UNHCR)也参与了这一项目。难民代表团在里约奥运开幕式上。去民族化的难民与人权危机在这十名经过精心挑选的难民运动员中，五名生于南苏丹的田径运动员的逃亡目的地是肯尼亚，波波勒•米森加(Popole Misenga)则因刚果（金）的战乱逃亡巴西。不难看出，尽管国际奥委会将此举视为对“欧洲移民危机”的回应，但难民代表团的出现也是“声援世界所有难民”(to show solidarity with the world’s refugees)的一部分。然而，这一做法不免突显欧洲视域对欧洲以外离散难民的分类和挑选。国际奥委会怯生生的举动无助于改变难民处境，醉心于浅表的、人道关怀的意识形态霸权分散了对更重要战场的注意力。国际奥委会以“出生国”和“现居地”标注这十名运动员，他们生于南苏丹、埃塞俄比亚、刚果（金）和叙利亚，现居肯尼亚、卢森堡、巴西、比利时和德国。从法理上说，这十名运动员各有各的国籍。尽管他们的难民身份被确认和接受了，但他们的原籍护照可能还有效用，或者在先前国家注册的公民信息仍被保留。然而，战争难民的特殊性在于被动选择。人一旦被遣返回国，人身将处于不受国家保护的危难状态下。以此看来，国际奥委会的标记法没有任何不妥，一则“出生国”的说法以避免解释国籍的方式肯定了难民组成特殊参赛群体的前提，二则他们确实处于事实上无国籍的状态中，原来的国家已经回不去了。叙利亚难民Yusra Mardini在训练中。然而，难民运动员的身份依然是临时性的，因为难民身份是临时性的。当他们取得他国国籍后，就在法理上成为了该国公民，难民身份也就不存在了。比如从伊朗逃往比利时的跆拳道运动员拉希莉•阿塞马尼(Raheleh Asemani)出现在了比利时代表团里，因为她于今年四月取得了比利时国籍。可是，即便存在人道主义和人权的国际法秩序，处于临时性状态下的难民又怎样才能被民族国家秩序接纳呢？纵然共用的五环旗使原本模糊的身份明朗化，但他们在进入会场的时刻成了真正没有国家的人(stateless people)。在乔治•阿甘本看来，他们被去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和去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了。难民以赤裸生命(bare life)的形式出现，他们不受政治和法律形式的保护，这正好呼应了国际奥委会以“出生国”分类并介绍这些运动员的做法。正如汉娜•阿伦特在《帝国主义》中所言，《人权宣言》里的“民族”(nation)源自“出生”(nascere)，民族国家的衰落和人权的终结并行不悖。因而，被宣告为人的赤裸生命或无国籍者无法受到人权规则的保护，因为他们处在模糊的中间地带，被悬置起来了，成为民族国家秩序的例外状况。当前人道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他们在意识形态和官僚机构的压力下，对上述问题视而不见或委曲求全。从难民运动员原来生活的民族国家出现危机的那一刻起，“生命”在系统中就失效了。他们在政治上等同于出生后未被国家机构注册的人。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却要反过来在系统中、在与世博会相仿的奥运会这一现代民族国家秩序的产物里谈论保护其人权的路径——一个失效的对象，动机未免可疑。“去政治化的奥林匹克”与意识形态霸权伴随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出现的国际奥委会一向以“去政治化的奥林匹克”精神为宣传口径，在这套话语的背后却是作为官僚系统之一的奥委会对多重政治属性的重构。一方面，毫无疑问，现代奥林匹克竞技建立在民族国家的概念和世界被分成若干民族国家的观念两个基础上，前者包含“血与土”和公民权利与政治实践两个维度，后者则为奥林匹克提供了世界图景的参考。把难民运动员置于民族国家范式中，将有助于我们探索难民的特殊身份和所谓“人道主义”与“进步政治”的偏狭与局限。另一方面，奥委会的历史经验总是依附于意识形态霸权，并随后者的改变而改变。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男子200米的颁奖台上，两名非裔美籍运动员冠军托米•史密斯(Tommie Smith)和季军约翰•卡洛斯(John Carlos)佩戴黑色手套，向上举起了紧握的双拳，以示对种族歧视的抗议。这一幕被摄影师记录了下来，后来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闻图片。当时两人的举动却招来惩罚，不仅金牌被剥夺，而且美国奥委会在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的施压下将他们逐出了奥运村。非裔美籍运动员冠军托米•史密斯和季军约翰•卡洛斯佩戴黑色手套，向上举起了紧握的双拳，以示对种族歧视的抗议。西奥多•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谈到，在意识形态和现实的鸿沟面前，完全根除个体差异是不恰当的。在民族国家的原则不适用于难民参赛者的情况下，强行以另一种具有象征性的秩序代替独立参赛者身份的做法值得商榷。独立参赛者的头衔并非没有象征意味，值得商榷的是对难民进一步归类的过程。“独立参赛者”是有“宽容的”所指范围，只要满足“独立参赛”条件，它可以根据需要延展自己的内涵，把背景各异、原因不一的运动员拉入其中；“难民运动员”却在“做减法”，组建“难民运动员代表团”需要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难民署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挑选出来——二十三名住在肯尼亚卡库马难民营的运动员中有五人被遴选入难民代表团——去除他们的民族属性，给予他们旗帜和歌曲的使用权，让他们参赛。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奥德赛》的故事。船队遭遇水妖塞壬的诱惑时，奥德修斯把船员们的感觉器官用蜡封住，使他们成为无差别的水手，自己则在桅杆上献身成为英雄。成为“难民”(“Refugee” Olympic Athletes/Team)丝毫不会令他们感到光荣，这个干瘪的、统一的头衔使他们在收获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时失去了更多，还会被误认为像奥德修斯船上的水手一样是默默维护权力秩序的力量。这个比方会令对人道主义满怀信心的人感到不安，因为它反映了欧洲启蒙运动以降的同一性原理。受此影响的众多经验为现代史书写了教训，挑选、分类、排除或纳入……如果说把它们的暗面和反犹、收容所、集中营的悲惨教训联系起来会显得不近人情的话，那么看看上面提到过的黑人运动员史密斯和卡洛斯的例子，是不是会对国际奥委会的态度在短时间内的转变感到讶异，抑或情理之中？还是说更加强了官僚机构的无能和对主导意识形态的依附性，以致让人怀疑这不是硬币的正反两面，而是一个莫比乌斯环？借用生物学意义上的模仿(imitation)来看，难民或伊斯兰教徒是不是必须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基督教社会中同化自己才能生存下来？尤其当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交锋的时候，大多数难民怎么过活，欧洲人怎么直面“他者”？从里约奥运会开幕式结束后的舆论来看，数量可观的民众已经厌恶了这种做派。原本预设给难民代表团的象征意义甚至被互联网消解了。一些大众媒体急于消费尤丝拉•马迪尼(Yusra Mardini)的故事，她和家人从土耳其乘皮划艇出发前往希腊，中途皮划艇出了问题，最终马迪尼和姐姐跳入海水游泳三个半小时后抵达希腊。她让人联想起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早期的某些业余运动员，他们是牧羊人、邮差、大学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有关民族身份的联想有助于人们意识到苦难的真正战场，官僚机构也不关心奥运会结束后难民运动员如何“成为”新国家的公民，甚至早些时候有消息曝出一名原本可以获得庇护国公民身份的运动员被迫参加难民代表团的选拔赛。我们的人道主义出问题了。和那些生活在贫民窟和高犯罪率地区的巴西人一样，奥运赛场之外尚未接过五环大旗的难民并不受惠于类似的人道主义关怀。相反，服膺于人道主义关怀的官僚机构以牺牲人权为代价保卫人权，暴露了政治人之主体的虚构性。难民运动员，或者说欧洲正面临的冲突与挑战，同是一面镜子和一把利剑，欧洲人看到了自己，同时建立和破坏着民族国家秩序。被排除在民族国家秩序外的难民没有“受保护的”人权，官僚机构以假设他们总有一天会回到故土为前提，把这个问题踢来踢去，或以进步政治为谈判借口，国际奥委会的此番做法不过是另一种盲目和廉价的自私。奥运赛场上的难民代表团散发出人道主义的光芒，却寄于意识形态霸权的篱下，使斗争不再尖锐。它抹平了自己的棱角，而不致和意识形态发生冲突，与此同时转换成为其他无足轻重的东西。（文/陈荣钢）转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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