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 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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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作家简介】白俄罗斯知名女作家，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48年生于，记者，散文作家，擅长纪实性文学作品。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代表作品有：《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最后一个证人》、《锌制男孩》、《死亡的召唤》、《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等。其著作相继获得1998年德国莱比锡图书奖、199年法国国家电台"世界见证人"奖、2006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等奖项。【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她的复调式书写，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内容简介】日凌晨，位于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核反应堆突然爆炸，8吨强辐射物质泄漏，核辐射相当于400颗美国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弹。这是一场全人类的悲剧，而在事故发生时，前苏联以及其所控制的东欧国家，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封锁消息。在那些不可控的因素面前，人类就是渺小的，这已经注定了悲剧会发生。而悲剧里最可耻的一种，是蓄意的隐瞒和欺骗。所以，《切尔诺贝利的回忆》不仅仅是灾难史，也是巨变前的苏联史。【评论】阿列克谢耶维奇并非按照正式的历史文献来描述历史，而是从个人经历、机密档案以及从被忘却、被否定的资料中挖掘。这样的创作意义更加深远，远远超出技术性文献的意义。她关注的焦点永远是人，探索人的心灵是她与其他作家的区别之一。她成功地表现了一代人的茫然和恐慌，作品触动人的内心深处。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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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著 王甜甜/译
　　日，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爆炸，邻近的白俄罗斯居民失去了一切。一些人当场死亡，更多的人被撤离，被迫放弃一切家产。成千上万亩土地被污染，成千上万的人因20吨高辐射核燃料泄露而感染各种疾病。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三年时间采访了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向世人呈现这个“中毒”世界里的惊人事实。今年10月8日，瑞典学院将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阿列克谢耶维奇，以表彰她对这个时代苦难与勇气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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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术为底色 | 以思想为旗帜ID: tansuoyuzhengming北京时间日19时（瑞典当地时间13时）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白俄罗斯女记者、纪实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摘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颁奖词是“她的复调作品是对我们时代的磨难与勇气的纪念。”阿列克谢耶维奇擅长纪实性文学作品，她的作品记录了二战、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已出版的著作有：《车诺比的悲鸣》、《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最后一个证人》、《死亡的召唤》、《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锌皮娃娃兵》、《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我还是想你，妈妈》等。《锌皮娃娃兵》曾被列为禁书。日，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爆炸，邻近的白俄罗斯居民失去了一切。阿列克谢耶维奇将向世人呈现这个“中毒”世界里的惊人事实。每个人不同的声音里透出来的是愤怒、恐惧、坚忍、勇气、同情和爱。为了收集到这些第一线证人们的珍贵笔录，阿列克谢耶维奇将自身健康安危抛之脑后，将他们的声音绘成一部纪实文学史上令人无法忘记的不可或缺的作品，并籍此期盼同样的灾难绝不再重演。今天，后台菌摘取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序：一个孤独的声音”和“结束语”，在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一个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参与救援的罹难消防员妻子的采访文字底下，悲悯地呈现了一群普通人在天灾人祸面前的苦难、无助。序：一个孤独的声音我们是空气，我们不是土地……——M.马马尔达什维利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死亡、爱？或者，这二者之间本无区别？我到底该说哪一个呢？当时，我们新婚燕尔。即便是去商店，我们也会手牵扯着手一同前往。我会对他说：“我爱你。”可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对他的爱有多深。我不知道……我们住在他工作的消防站的宿舍楼里。我们家在二楼。住在同一层楼的还有其他三对年轻的夫妻，我们四家共用一个厨房。消防上车就停在我们楼下。红色的消防车。他是一名消防员。对于发生在他躺在 的一切，我一直都了如指掌——我很清楚他在哪儿，他现在怎么样。一天晚上，我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我下床走到窗边，向外面望去。他看到了我：“关上窗户，回床上去睡觉。反应堆着火了。我很快就回来。”我并没有看到爆炸，我只看到了火苗。一切都在发光发热，包括天空在内。汹涌的火苗夹带着黑色的浓烟直冲云霄。空气中袭来令人窒息的热浪，令人感觉很不舒服。他还没有回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后的场景核电站的屋顶上铺着一层沥青，浓烟就来自于燃烧的沥青。后来，他说走在那上面就像是走在熔化的柏油上。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试图扑灭大火。他们用自己的脚去踩踏那些燃烧的石墨……他们当时并没有穿帆布制服。他们穿着体恤和衬衣冲进了火场。没有人告诉他们需要注意什么。火灾发生，作为消防员，他们应召救火，这就是事情的全部。4点、5点、6点，按照原计划，我们本该在6点的时候出发，去他父母家种土豆。从普里皮亚季到他父母生活的斯佩利兹耶有40公里的路。耕地、播种——这是他最喜欢的工作。他的母亲总是对我说，他们是多么不希望他搬到城市里去生活。他们甚至还为他建造了一座新房子。后来，他应征入伍，在莫斯科的消防连队里服役，当他退役后，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消防员。除此以外，他别无他求！（沉默。）有时候，我好像会听到他的声音，那声音栩栩如生，听上去就像他在我的耳边轻声呼唤我。即便是照片也无法令我产生这种感觉。可是，他从来都不曾要求过我什么……即使是在梦中也一样。一直都是我在呼唤他，要求他。7点，7点时，我被告知他在医院里。我闻讯立刻跑到医院，可是警察已经将医院团团围住，不准任何人进入，除了救护车。我听见那些警察冲着人群大叫道：救护车有辐射，大家离远一点！医院门口已经围了很多人，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赶往那里的伤者家属，那天晚上在核电站工作用招兵买马有男人的妻子都已经赶到了医院。我开始四处寻找我的一位朋友，她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当她从一辆救护车上跳下来之后，我立刻冲上去，一把抓住了她的白大褂：“让我进去！”“不行，我办不到，他的情况不好，所有人都一样。”我死死地抓住好：“让我看看他就行！”“好吧，”她说，“跟我来，你只有15分钟的时间，最多20分钟。”我看到他了。他全身水肿，皮肤胀得十分厉害。我几乎都看不到他的眼睛。“他需要牛奶。大量的牛奶。”我的朋友说，“他们每个人都需要喝下至少3升牛奶。”“可是，他不喜欢喝牛奶。”“现在，他会喝的。”那所医院的许多医生和护士最终都会生病，然后死去，尤其是在那儿工作的勤杂工。但是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对此一无所知。早晨10点，摄影师希谢诺克死了。他是事故发生后第一个死亡的伤者。我们得知，还有一个人被压在了爆炸的废墟下——瓦列里·霍捷姆楚科。他们根本无法到达他被掩埋的地点。于是，他们就把他埋在了混凝土下。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第一批走向死亡的人。我说：“瓦斯亚，我该怎么做？”“离开这里！快走，你还要照顾我们的孩子。”可是，我怎么能够丢下他不管呢？他对我说：“快走！离开这儿！照顾好孩子。”“首先，我需要为你找一些牛奶，然后我们再决定该怎么做。”这时，我的朋友坦尼娅·基贝诺克跑进了病房——她的丈夫也在这间病房里。和她一同进来的还有她的父亲，他有一辆车。我们上了他的车，开到最近的村庄，弄到了一些牛奶。村庄距离市区大约3公里。我们买了许多3升装的牛奶，如此一来，所有人就都能喝到足够多的牛奶了。可是，他们刚一喝下牛奶就立刻呕吐不止。与此同时，他们还时不时地陷入昏迷状态，医生给所有人都做了静脉注射。医生一遍又一遍地对他们说，燃烧的气体有毒。他们全都中毒了。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提到过“核辐射”。市区里到处都是军用汽车，军队封锁了所有的道路。电车和火车都停止了运行。士兵们用一种白色的粉末清洗街道。目睹此情此景，我开始为明天如何出城买新鲜的牛奶而担忧。直到这时，我都没有听到有任何人谈论任何有关核辐射的话题。整个城市里，只有军队里的人带着防毒面具。人们继续像入学一样，从商店里买面包，然后把买来的面包装在敞开的大袋子里。人们继续吃着装在盘子里的杯形蛋糕。那天晚上，我没能进入医院。医院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我站在他病房的窗户下，他走到窗边，大声地对我说话。那情景简直令人悲恸欲绝！人群中有人听到他的呼喊——当天晚上，他们就会被送到莫斯科去。所有伤者的妻子立刻组成了一支队伍。我们决定要和他们一同前往莫斯科。让我们和我们的丈夫在一起！你们没有权力分开我们！我们手握着拳头大声呼喊，同时用力地敲医院的大门。士兵——当时医院里已经由士兵把守——他们将我们的队伍冲散。没过多久，一名医生从医院里走出来，对大家说：是的，他们将会被飞机送往莫斯科，但是我们需要给他们带一些换洗衣物。他们之前在核电站工作时所穿着的衣服已经全都烧坏了。当时，城市里的巴士已经停运，于是，我们这群女人就在街道上飞奔，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收拾衣物。可是，当我们带着他们的行李包重新跑回医院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走了。他们欺骗了我们，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一直围在医院四周喊叫和哭泣。夜降临了。街道的一侧停着许多巴士，数百辆巴士——这些巴士都是准备用来疏散城中居民的，街道的另一侧则停满了消防车。他们都来了。所有街道上都覆盖着一层白色的。我们踩着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流着眼泪咒骂他们。城里的电台反复地播放他们的通知：在接下来的三至五天里，城里的可能会被疏散到其他地方，在此期间，大家可能会暂时在树林的帐篷里生活几天，所以请大家带上保暖的衣物。听到这一消息，人们甚至有些喜出望外——全城野营！届时，我们还将会过一个别开生面的五一劳动节。人们准备好了烧烤的用具和食物，很多人还带上了自己的吉他、收音机。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只有那些当晚在核电站工作的工人的妻子们在哭泣。我已经想不起来自己究竟是如何赶到了父母所在的村庄，那情景就像是我一觉醒来，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妈妈：“妈妈，瓦斯雅现在在莫斯科。他们用一架特殊的飞机把他接走了！”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开始播种土豆。（一个星期后，生活在这个的人们也被撤离了。）当时，谁也不知道会这样！天知道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那一在的晚些时候，我开始呕吐。当时，我已经怀有六个身孕。我觉得很不舒服。那天晚上，我梦到他在睡梦中大声呼唤我：“柳西娅！柳西娅！”可是，在他死后，我再也没有梦到过他呼唤我的名字。一次也不曾有过。（说到这儿，她的眼泪流了下来。）早晨，我醒来后就一直在想：我必须去。我一个人去。我的母亲哭着对我说：“你要去哪里？你怎么去？”于是，我拉上名优新和我一同前往。临走前，爸爸去了一趟银行，把他们所有的钱都取了出来。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旅途中的情景，就好像这段回忆从未在我的记忆中存在过一样。到达莫斯科以后，我们拉住在路上见到的一第一名警察，问他，他们把切尔诺贝利的消防员送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立刻把地址告诉了我们。这不禁让我们惊讶万分，因为在此之前，所有人都言之凿凿地威吓我们说，这属于最高机密。“第六医院，就在地铁站斯库金斯卡亚站。”那是一所治疗特殊疾病的医院——专攻放射医学，必须凭通行证进入。我给了看门的那个女人一些钱，她这才说：“进去吧。”接着，我不得不挨个地哀求其他人。最后，我终于坐在了放射学科管理者——安吉莉娜·瓦西列芙娜·古斯科娃——的办公室里。但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就像一名失忆症患者，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只知道我必须要见到她。她一见到我立刻就问道：“你们有孩子吗？”我应该怎么对她说呢？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隐藏我已经怀孕的事实。他们不会让我见他！幸好我很瘦，没想到瘦也是一件好事。从外形上，其他人几乎看不出我和普通人有何区别。“有。”我说。“有几个？”我暗自思忖，我得告诉她我有两个孩子。如果我说只有一个孩子，她一定不会让我进去。“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既然如此，你们也不再需要第三个孩子了。好吧，听着：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已经彻底瘫痪，他的大脑也已经完全被破坏了。”好吧，我心想，那就是说他会有一些烦躁不安。“还有，你记住：如果你哭，我立刻就会把你赶出去。你不能抱他，也不能亲他，甚至不能距离他太近。你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可是这个时候，我早已打定主意，绝不离开这里。假如我离开，那也一定是和他一起离开。我发誓！我走了进去，他们正坐在床上打牌，时不时发出一阵哄笑。“瓦斯亚！”见到他们，我立刻冲着他大叫起来。他转过身：“噢，好吧，我不玩了！没想到她竟然找到了这里！”出现在我眼前的他看上去十分滑稽。他一向都穿52号的衣服，但是此刻他身上却穿着一件48号的睡衣。袖子和裤子都短了一大截。不过，他的脸已经不肿了。面部表情看起来也自然了很多。我说：“你打得怎么样啊？”他想冲上来拥抱我。医生制止了他：“坐下，坐下，”她说道，“这里不准拥抱。”我们听了，立刻哈哈大笑起来，就像听到了一个好笑的笑话。接着，所有人都从其他病房里赶了过来，所有从普里皮亚季来的人都到齐了，总共28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城里的情况如何？我告诉他们，那些人已经开始疏散城里的居民，在三到五天的时间里，城市里所有的居民就都会被到其他地方去。他们听了，一句话也没说，过了一会儿，其中的一个女伤员——在转移到莫斯科的伤者中，有两名女性——开始呜呜地哭了起来。事故发生时，她正在核电站里值班。“噢，天啊！我的孩子们还在那里。他们怎么样？”我想和他单独待一会儿，哪怕只有一分钟也好。其他人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这一想法，他们编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病房，去了隔壁的大厅。当他们离开后，我终于拥抱和亲吻了他，但是，他很快就闪到了一边。“不要坐得离我太近，你拿把椅子。”“这样做太愚蠢了。”我一边说，一边挡开了他递过来的椅子，“你看到爆炸了吗？你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你们是第一批赶到事故现场的人。”“这次事故很有可能是一场有预谋的破坏活动，是人为蓄意破坏造成的。我们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当时，人们都这样说，他们也全都是这样认为的。第二天，他们被限令只能待在各自的房间里，躺在床上，不准站在走廊上，也不准与他人交谈。于是，他们就用自己的指关节敲打墙面，嗒、嗒嗒、嗒嗒、嗒。医生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每个人身体的耐受性各不相同，所以每个人在接受核辐射后的反应都不一样。医生们甚至还测量了他们病房墙的辐射强度。所有的墙壁都接受了测量，包括天花板和地板在内。原本住在他们楼上和楼下的病人都被转移到了其他病房。他们成为了那栋大楼里唯一的病人。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朋友不断地对我说：你需要什么就拿什么，水壶、盘子，尽管拿去。我为住在医院里的六个大男孩——他们都是消防员——做了六人份的火鸡汤。他们和他被排在了同一个小组，那天晚上正好轮到他们的小组值班。他们分别是：巴舒克、基贝诺克、提特诺克、普拉维科和提斯库拉。我给他们买了一些牙膏和牙刷，医院里根本就没为他们准备这些洗漱用品。我还给他们买了些小毛巾。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禁为朋友当时的表现感到吃惊：他们都很害怕，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怎么可能会不害怕呢？毕竟外面已经有一些风言风语了，可是他们仍然不断地对我说：你需要什么就拿，尽管拿他现在怎么样了？他们那些人呢？他们能活下去吗？一定要活着！（说到这儿，她陷入了沉默。）那时候，我遇到了许多好人，现在，有很多人我都已经想不起来了。我记得有一位年长的老太太，她是一名看门人，她曾经对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疾病是无法治愈的。你必须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每天一大早，我都会赶往市场，然后再去我朋友家，在那里给他们做汤。我必须把所有的食材都磨醉，压成粉。他们中的一个人说：“给我带点苹果汁喝吧。”于是第二天，我就带着六个半升的装满苹果汁的瓶子赶到了医院。我准备的食物永远都是六份。早晨，我火急火燎地赶往医院，然后在那儿一直待到晚上。太阳下山后，我再横穿整座城市，回到位于城市另一边的住处。我不知道如此下去自己还能坚持多长时间。三天的后，院方通知我，我晚上可以住在医生的宿舍里，而宿舍就在医院的大院里，上帝啊，这真是太好了！“可是，宿舍里没有厨房，我怎么做饭呢？”“你再也不需要做饭了。他们已经无法消化食物。”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每天，出现在我眼前的都是一个全新的人。之前的烧伤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伤口首先出现在他的嘴里，接着是他的舌头、脸颊——最开始，那些伤口还十分细小，但是很快就迅速扩大、蔓延。伤口处开始变得层层叠叠——看上去就像一层层白色的薄膜……他脸上……和身上的皮肤也……蓝色……红色……灰褐色。看着他，我的心都碎了！我根本无法用语言描述出当时的情景，也无法用文字把它们写下来！那情景只会令你感到生不如死！唯一能够将我从这一致命的痛苦中解救出来的就是：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快得让人没有时间去思考。更没有时间去哭泣。我爱他！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对他的爱到底有多深！我们才刚刚结婚。我们肩并肩走在街道上——他会一把抓住我的手，将我拥入怀中，然后亲我，不停地亲我。人们微笑着从我们身边走过。那是一所特殊的医院，专门收治那些受到严重辐射感染的伤者。14天，14天后，一个人死了。就在我住进医生宿舍的第一天，医生们用放射量测定器对我进行了严密的检测。我的衣服、手提包、钱包和鞋子——它们全都“烫”得厉害。他们收走了我所有的东西，除了我的钱，就连我的内衣内裤都被收走了。作为交换，他们给了我一套病人服装——56号——和一双43码左右的拖鞋。他们说，他们也许会把我的衣服还给我，也许不会，因为他们现在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洗衣房来“清洗”它们。当我穿着这一套去见他的时候，他被我吓了跳：“亲爱的，你这是怎么了？”不过，我还是想办法给他做了一点汤。我先用一个玻璃罐把水烧开，然后再往里面加了一些鸡肉——切得很细的鸡肉。后来，有个女人给了我一个水壶，我想她大概是这里的清洁工人或门卫。我又从另一个人那儿得到了一块切菜板，用来切碎芹菜。因为身上穿着病人的服装，我无法去市场买菜，人们就给我带蔬菜。可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已经咽不下任何东西，甚至连液体也喝不去了，就连顺滑的生鸡蛋他都咽不下去。但是，我仍然想做一些可口的食物给他吃，就好像这样做能对他有所帮助一样。我跑到邮政局。“姑娘们，”我对她们说，“我需要马上给住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的父母打电话！的丈夫快不行了！”她们立刻就意识到我的丈夫是什么人，以及我来自哪儿，并且很快就帮我接通了电话。我的爸爸、妹妹和弟弟当天就坐飞机赶到了莫斯科。他们给我带来了一些行李，还有钱。当时已经是5月9日。他过去经常对我说：“你不知道莫斯科有多美！尤其是在胜利日，当他们燃放烟花的时候！我真希望你能亲眼看一看那美丽的景色。”我坐在他身边，他睁开眼睛，问道：“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现在是晚上9点。”“打开窗户！他们马上就要点燃烟花了！”我打开窗户，他的病房在八楼。从窗户望出去，整座城市都在我们面前！灿烂的烟花腾空而起，异常绚丽。“快看那儿！”我说。“我告诉过你，我会带你来看莫斯科的美景。我也告诉过你，每逢节假日，我都会给你送花……”我扭过头，看到他的枕头下放着三枝康乃馨。他给了护士一些钱，让她帮他买了这些花。我转身跑到他的床边，亲吻着他。“我爱你！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他开始低声抱怨道：“你忘了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吗？不准抱我，也不准亲我！”他们不让我抱他，可是，我……我把他扶起来，让他坐好，然后给他铺好床，给他量体温。接着，我端起尿盆，出去洗干净，然后回到房间里。那天晚上，我一直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有些眩晕，幸亏当时我正在走廊上，而不是在房间里。我死死地抓住沿，从而支撑住自己的身体。一句医生从我身边经过。他一把拉住我的胳膊，突然问道：“你是不是怀孕了？”我立刻矢口否认：“不！我没有怀孕！”当时的我吓坏了，生怕有人会听到我们的谈话。“不要对我撒谎，”他叹了一口气，说道。第二天，我被叫到了负责人的办公室里。“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她问道。“我别无选择。如果当初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把我送回家。这是一个神圣的谎言！”“你在这里能做什么呢？”“至少，我能在他身边陪着他……”我十分感激安吉莉娜·瓦西列芙娜·古斯科娃，我这辈子都对她感激不尽！其他伤者的妻子也都赶来了。但是医院不准她们进来。他们的母亲和我在一起。瓦洛佳普拉维科的母亲不停地哀求上帝：“请带我走吧，不要带他走。”一位被大家称为盖尔医生的美国教授——他就是那位为他做骨髓手术的医生——尝试着安慰我。他说，虽然希望十分渺茫，但是毕竟还是有希望的。他的肌体是那么强壮，而他又是那么坚强！他们打电话叫来了他所有的亲人：住在白俄罗斯的两个妹妹以及住在列宁格勒的弟弟，他曾经在那里当过兵，娜塔莎是他们姊妹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还只有14岁，她十分害怕，一直哭个不停。然而，她的骨髓却是最适合他的。（她再度陷入沉默。）现在，我终于能够开口谈论这件事情了，在此之前，我根本无法谈论这一话题。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我从没提起过这件事情。（又是一阵沉默。）当他发现他们要从他最小的妹妹身上植取骨髓为他骨髓手术的时候，他二话没说就拒绝了：“我宁愿死掉。她还那么小，不要碰她。”他的大妹妹柳达当时28岁，她自己就是一名护士，所以她十分清楚这一抉择意味着什么。“只要能让他活下去就行。”她说。我目睹了手术的全过程。他们俩躺在两张桌子上，彼此靠得很近。手术室上方有一扇大窗户。手术进行了两个小时。当一切都结束之后，柳达的情况甚至比他还糟糕。他们在她的胸部排除异己 了18个小孔，她差一点就没能从麻醉药中苏醒过来。手术后的她十分虚弱，就像一个患重病的病人，而在此之前，她曾经是一个漂亮、健康的女孩。柳达终生未婚。手术后，我穿梭于他们俩的病房之间。他已经从普通病房转移到了特殊的观察病房，病房里有一张透明的门帘，他的病床就在门帘后面。任何人都禁止入内。他们在病房里安装了仪器，如此一来，医生们就能在不越过帘子的情况下为他注射芗和置换导尿管。帘子是用尼龙搭扣拴起来的，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使用它们。不过，我一把拉开帘子，走进房间。我看到他的病床旁边有一把小了，他的情况糟透了。我一见到他就知道我再也不能离开他，哪怕一秒钟也不行。他不断地呼唤我的名字：“柳西娅，你在哪里？柳西娅！”他一遍又一遍地呼唤我。其他受伤的男孩们都被安置在隔壁的观察病房里，因为勤杂工拒绝照顾他们——他们要求医院配发防护性的服装——所以只能由士兵们负责照料他们的起居。那些士兵为病人清洗尿盆，擦地板，更换被褥。他们什么都做。他们到底是从哪儿找来的这些士兵？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但是，他——他——每天，我都会听到死亡的信息：他死了。他也死了。提斯库拉死了。提特诺克也死了。死亡。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就觉得有一把大铁锤在狠狠地敲打我的头。每天，他都要进行25到30次大便，每次的大便里都夹带着鲜血和浓稠的黏液。他胳膊和腿上的皮肤开始破裂，全身都长满了疹子。当他转动脖子，将头扭向一侧的时候，枕头上就会留下一大把头发。为了宽慰他，我开玩笑说：“这样一来就方便多了，你再也不需要梳子了。”很快，医生们就剃光了他们的头发，而他的头发是我帮他剪的。我想亲手为他做每件事。假如不是因为身体不适，我愿意一天24小时都陪在他身边。我不想离开他，哪怕是一分钟也不愿意。（说到这儿，她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之中。——我的弟弟来了，他被这里的情形吓坏了，他说：“我不能让你继续留在这里！”可是，我的父亲对他说：“你认为你能够耳目她吗？她会从窗户里跳出去！她会从消防通道里逃走！”我回到医院，一走进病房，我就看到他病床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橘子。那个橘子很大，皮是粉红色。他笑着对我说：“我收到了一个礼物。你把它吃了吧。”就在他和我说话的同时，站在帘子那一侧的护士也对我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不能吃。那个橘子就放在他身边，靠得很近，事实上，那个橘子不仅不能吃，而且甚至根本就不应该去碰它。“来吧，吃了它。”他说。“你喜欢吃橘子的。”我伸出手，把橘子握在手心里。这时，他闭上眼睛，睡着了。护士一脸惊恐地望着我。而我呢？我已经做好了迎接任何可能性的准备，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不会想到死亡，不会意识到他的死亡是那么可怕，更不会认为他会令我感到害怕。回想当时的情景，我只能隐约回忆起一些谈话的片段。有人说：“你必须明白：他已经不再是你的丈夫，也不再是一个受人关爱的人，他只是一个带有高浓度毒素的放射性物体。你不要自取灭亡，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我很喜欢一个已经近乎崩溃的女人说过的话：“可是，我爱他！我爱他！”当他睡觉时，我会轻声地对他说：“我爱你！”当我走在医院的院子里的时候，我会低声说：“我爱你。”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家时的情景。他只有握着我的手才能安然入睡。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习惯——睡觉时握着我的手，整个晚上都不松开。所以，在医院里，每当他睡觉的时候，我也会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松开。一天晚上，周围一片寂静。病房里只有我们俩。他目不转睛地着我，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开口说道：“我很想见见我们的孩子。他怎么样了？”“我们给他起什么名字呢？”“你决定吧。”“为什么要我一个人拿主意呢？这是我们俩的孩子。”“那好吧，如果是个男孩，我们就叫他瓦斯亚，如果是女孩，就叫娜塔莎。”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爱他……只爱他。我就像是一个瞎子，什么也看不到！我甚至感觉不到肚子里孩子的小心跳，但是当时的我其实已经怀有六个月的身孕。我以为，我的小宝贝就在我的身体里，而他也会得到应有的保护。没有医生知道我每天都在观察病房里过夜，是护士让我进去的。一开始，她们也劝我不要进去：“你还这么年轻。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了，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核反应堆。你这样做只会和他一起灭亡。”我就像一条狗一样，锲而不舍地跟在她们身后。我站在她们办公室的门口，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哀求。最后，她们说：“那好吧！你就下地狱去吧！你这个疯子！”每天早晨，8点之前，她们会在医生查房之前，隔着帘子对我说：“快走！”这时，我就会跑回宿舍，一个小时后再回去。我有一张通行证，凭着它，我可以从早上9点一直在病房里待到晚上9点。我两条腿膝盖以下的部位都变成了，又蓝又肿。由此你可以知道当时的我有多累。当我在病房里陪着他的时候，她们不会给他拍照。可是当我离开后，她们就会给他照相——他不穿任何衣服，赤条条地暴露在闪光灯下。他身上盖着一条很薄的小毯子。我每天都会为他更换这条毯子，到了晚上，这条毯子就会变得血迹斑斑。每当我扶他坐起来的时候，我的手上都会留下许多细小的皮肤碎片——那些都是他溃烂的皮肤。在与他发生肢体接触的过程中，它们粘在了我的手上。我对他说：“亲爱的，帮帮我。尽量用你的胳膊和手肘把你的身体支撑起来，这样我就能帮你铺平床单，清理掉那上面的线头和褶皱了。”任何一个细小的线头都会在他身上留下触目惊心的伤口。我把指甲剪得非常短，一直剪到流血为止。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在不经意间划伤他那异常脆弱的皮肤。没有护士能够接受他，所以如果她们需要什么就会叫我。他们继续给他拍照。他们说是为了科学。我把他们都赶了出去！我冲着他们大吼大叫！甚至还打了他们！他们怎么能这样做？他是我的——他是我的爱人——我真希望自己能把他们统统挡在外面。我从病房里走出来，沿着走廊走了圈，然后转过身，向他的病床走去——因为我没有看到他们。我告诉当班的“的他快死了。”她地我说：“你以为他能活着吗？他接受了1600伦琴的核辐射。400伦琴的辐射就已经足以致命。你现在就从城一个核反应堆旁边。”他是我的……他是我的爱人。当所有人都死了以后，他们对医院局部进行了重建。他们推倒了墙壁，撬开了铺在地上的木地板。最后——我能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一瞬时，一切都没了。晚上，我就坐在他床边的小凳子上。8点时，我对他说：“瓦申卡，我要出去走一走。”他睁开眼睛，然后又闭上，示意我可以去。我走出病房，径直回到我的宿舍。一进门，我就瘫倒在地板上。我不能躺在床上，我全身都疼得厉害。不知躺了多久，我突然听到负责打扫卫生的女人在拼命地扈我的门：“快！快去他那儿！他在找你，发病似的找你，叫你的名字！”第二天早上，坦尼娅找到我，哀求道：“陪我去墓地吧，我一个人根本去不了。”他们安葬了维特亚·基贝诺克和瓦洛佳普拉维科。他们都是我亲爱的瓦斯亚的朋友。他们的家人也是我们的朋友。在爆炸的前一天，我们还一起在大楼前照了一张相片。我们的丈夫是那么英俊、那么高兴那是我们幸福生活的最后一天。那时，我们所有人都是那么快乐！从墓地回来后，我立刻给护士站打电话：“他怎么样？”他15分钟前去世了。“什么？我在那儿待了整整一个晚上，只不过才离开了三个小时而已！我跑到窗户边，歇斯底里地大叫道：”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抬起头，望着天空大声喊叫，整栋楼的人都能听到我的叫声。他们都害怕我，不敢靠近我。渐渐地，我意识到：我必须再见他一面！我一定要再见他一面！于是，我冲下楼梯。他还躺在他的那间观察病房里，他们还没有把他送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柳西娅！柳申卡！”“她刚才出去了，马上就人在来。”护士告诉他。他听后，叹了一口气，就再也没有说话。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半步，直到他下葬，用于安葬他的并不是普通的棺材，而是一个塑料袋。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那个袋子。在停尸房里，他们问我：“你想看一看我们给他穿的是什么衣服吗？”我当然想！他们给他穿了一套礼服，还给他带了一顶军帽。因为他的双脚肿得厉害，所以他们找不到合适的鞋子给他穿上。同样，为了给他穿衣服，他们也不得不把衣服拆开。他的身体已经不完整了——全身都是伤口。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天里面，我曾经轻轻地抬起他的一只胳膊，就在这时，我感到他手上的骨头在颤抖，那感觉就仿佛他身体里的骨头都在左右摇摆，摇摆中，他的身体开始分裂。细小的肺和肝脏的组织碎片开始从他的嘴里向外涌。这些细小的内脏器官碎片让他咳嗽不止，有时甚至会令人窒息。我把绷带缠在擤，然后伸进他嘴里，把这些堵塞他气管的碎片一点一点地掏出来。我无法用语言描述出当时的情景，更无法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任何人都无法忍受这一切。但是，我就在那儿，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他是我的爱人。他们根本找不到适合他穿的鞋子，所以只能让他赤脚下葬。他们当着我的面把他——穿着礼服的手——抬起来。装进一个用玻璃纸做成的袋子里，然后把袋子捆起来。接着，他们把这个袋子放进一个木棺材，随后又有各国一个袋子把棺材套了起来。套在棺材外的塑料袋是透明的，但是很厚，看上去有点像桌布。最后，他们把这个大塑料袋塞进了一个用锌制成的里。他们硬生生地把那个大袋子塞进了棺材里，只有帽子塞不进去。所有人都来了——他的父母，还有我的父母。他们来莫斯科时候带了许多黑手帕。特别委员会的人接见了我们。他们对每个人说的都是同样的话：我们无法把你们丈夫和儿子的遗体归还给你们。遗体带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质，所以我们将会采取特殊的方式把他们安葬在瓣一处地里。我们会用密封的锌棺材来盛放遗体，然后在上面铺设水泥砖。你们需要在这份文件上签名。如果有人对此表示异议，愤怒地想要将棺材带回家的时候，他们就会告诉此人，正如你已经看到的，死者现在已经是人民英雄，所以他们不再属于他们的家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英雄，他们属于国家。我们坐在灵车里。除了死者的亲属，还有一些军人。在场的还有一位上校和他的士兵。他们告诉士兵：“原地待命！”我们乘坐的灵车沿着环形公路，绕着莫斯科开了两三个小时。最后，我们会重新回到莫斯科市内。他们对士兵们说：“我们不能让任何人进入墓地。已经有一些外国媒体试图闯入地。再稍等一会儿。”我的父母们一句和衣而卧也没说。妈妈的手里握着一方黑色的手帕。我发前有些发黑。“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的丈夫藏起来？他是——什么？杀人犯吗？罪犯吗？我们要埋葬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的母亲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对我说：“安静，安静，女儿。”上校见状，下达命令：“进入地。死者妻子的情绪已经开始失控。”到达墓地后，我们立刻被一群士兵围了起来。他们像卫队一样，一直接着我们进入墓地，几名士兵将棺材挹下了车。墓地被封锁了，任何人都不得入内，除了我们。士兵们飞快地用泥土掩埋了棺材。“动作快一点！再快一点！”一名军官一直在旁边敦促干活的士兵。下葬前，他们甚至都没让我抱一抱他。随后——我们就被他们带上了汽车。整个过程都显得格外神秘。葬礼刚刚结束，他们立刻就给我们买好了第二天的返程机票。无论走到哪儿都有一个便衣士兵紧跟着我们。他甚至不允许我们外出购买返程旅途中所需的食物。他们禁止我们与他人谈及此事——尤其是我。事实上，当时的我根本就无法谈论这一话题，我甚至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当我们离开时，值班的那个女人清点了我们用过的所有毛巾和毯子，然后把它们叠起来，塞进了一个塑料袋。他们很有可能会把它们都烧掉。我们自己支付了医院宿舍的住宿费。我在那儿住了14晚。那是一所专门针对辐射中毒口才的特殊医院。14个夜晚。一个人从生到死，只需要14天的时间。回到家，我就睡着了。我走进房间，就倒在床上，我睡了整整三天，家人们叫来了救护车。“没关系，”医生说，“她会醒的。她只是睡着了而已。”我当时才23岁。我想起了之前做过的一个梦。我梦到了已经去世的奶奶，她身上穿的正是下葬那再而三我们给她穿的那套衣服。梦中的她正在装饰新年树。“奶奶，这里为什么有一棵新年树？现在明明是夏天。”“因为你的瓦申卡马上就要来找我了。”后来，那棵树就在树林里长大了。我想起了当时做的一个梦——瓦斯亚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袍，向我走来，口中呼唤着娜塔莎的确名字。那是我们还没出生的女儿的名字。梦里面的她已经长大了。他抱起她，向天花板抛去，他们父女俩顿时开心得哈哈大笑起来。我望着他们，心想，幸福——原来如此简单。我还在睡梦中。我们俩在河边散步，一直往前走。他好像还劝我不要哭。从那时开始，这个梦就成为了一个征兆。（说到这儿，她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两个月后，我又去了趟莫斯科。从火车站出来后，我直奔墓地。我要去看他！就在那个墓地里，我出现了分娩的征兆。我才刚刚和他说话，我的肚子就开始疼——他们叫来了救护车。我又回到了安吉娜·瓦西列芙娜·古斯科娃所在的那家医院，并在那里生下了我的孩子。她之前就对我说过，要我回去生产：“你需要回到这里来生下这个孩子。”当时距离我的预产期还有两周的时间。他们把孩子递到我眼前——是一个女孩。“娜塔申卡，”我轻声说道，“你爸爸给你起名叫娜塔申卡。”她看起来十分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医生告诉我，她一出生就被查出有肝硬化，而且肝脏内含有高达28伦琴的放射性物质，此外，她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四个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随后，他们又对我说了相同的话：我闪不会把她的遗体还给你。你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不把她给我？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我不会把她给你们！你们想用她来做科学研究。我讨厌你们的科学！我讨厌它！（她又陷入了沉默。）我一直在给你错误的信息。一切都错了。自从中风以的一，我就不应该再高声喊叫，也不应该哭。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的那些话都是错误的原因。但是，我要说。没有人知道这一切。最后，他们给我带来了一个小木盒，并且对我说：“她就在这里面。”我望着那个木盒。他们已经将她火化。她变成了一片灰烬。我开始放声哭泣。“请把她埋在他的脚边。”我提出了唯一的要求。在墓地里，她甚至连一块墓碑都没有。墓碑上只有他的名字，他们没有把她的名字——娜塔莎·伊格纳坚科——刻上去。她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幼小的灵魂。我把她埋在了那儿。每次去那儿，我都会买两束花：一束放在他的墓碑前，缓缓地绕着墓地转了一圈——我一直都是跪着的。（她的话开始变得杂乱无章，难以理解。）我杀了她。我，得救了。我的小女儿救了我，她吸收了我身体上所有的辐射，她就像是一根荧光棒，她还那么小，她小得可怜。（她的呼吸开始变得困难起来。）她救了……可是，我爱他们，两个都爱。因为——因为你不能再爱去杀人，对吗？况且我的爱还是那和人！为什么这些事情都撞到一起了呢——爱和死亡，在一起了。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我跪在墓地前，慢慢地爬。（这一次，她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们在基辅给我分了一套公寓。公寓在一栋大楼里，所有从核电站迁来的人都住在这儿。公寓很大，有两个房间。正是我和瓦斯亚梦寐以求的那种公寓。站在公寓里，我觉得我简直要崩溃了。30年后的切尔诺贝利后来，我再婚了。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所有的事情——我告诉他，我曾经有一个爱人，一个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爱人。我把我们的一切都告诉了他。我们在一起了，但是我从没邀请他去我家，那是瓦斯亚的家。我在一家糖果店里工作。当我做蛋糕的时候，眼泪会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我不想哭，可是眼泪却不断地往下流。我生了一个男孩，他的名字叫安德烈。我的安德烈卡。朋友们试图阻止我。他们说：“你不能生孩子。“医生也吓唬我：“你的身体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后来——后来他们又告诉我，他少了一只胳膊，右胳膊。这是仪器显示的结果。“那又怎么样呢？”我心想。“我会教他用左手写字。”可是，我生下的是一个健全的孩子，一个漂亮的男孩。他现在已经上学了。成绩很好。我的生命里也因此而出现了一个人——一个让我继续活下去、继续呼吸的人。他照亮了我的生活。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妈妈，如果我去看望姐姐，在那儿住两天，你能呼吸吗？”不，我不能！我害怕自己有一天会不得不离开他。有一天，我们走在街上。我感到自己慢慢倒了下去。那是我第一次中风，就在大街上。“妈妈，你想喝点水吗？”“不，我只想让你站在我身边。哪儿都不要去。”说完，我就抓住了他的胳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被送进了医院，但是自始至终，我的手一直紧紧地抓着他的胳膊，以至于医生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扳开我的手指。他的胳膊也因此淤青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当我们离开家的时候，他会对我说：“妈妈，不要抓我的胳膊了。我哪里也不去。”后来他也病了，他上两个星期的学，然后在家待两个星期，接受医生的治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她站了起来，向窗边走去。）这里住着很多和我们一样的人。整条街都是。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做切尔诺贝利斯卡亚，或者说切尔诺贝利区。这里的人在核电站工作了一辈子。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会回到那儿做一些临时工，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工作状态。不过，那里已经再也没有人居住。这里的人都患有很严重的疾病，有的甚至已经残疾，但是他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只要一想到反应堆会被关闭就会心生恐惧。除了核电站，还有谁会需要像他们这样的人呢？死亡常常会降临在这些人身上，有时候，死亡就发生在一瞬间。他们就那么倒下了——有的人刚刚还在走路，转眼间就倒下了，睡着了，然后再也没有醒过来。有的人带着花去探望自己的护士，在路上，他的心脏就突然停止了跳动。他们死了，但是从来没有人真正地询问过我们这一切。没有人问我们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也没有人问我们看到了什么。没有人愿意倾听死亡，倾听那些令他们感到心惊胆战的事情。但是，我要和你谈一谈爱，谈一谈我的爱人……柳德米拉·伊格纳坚科罹难的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的妻子2011年4月22日，白俄罗斯戈梅利地区，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30公里禁区边界的Rudnoi村庄现在还有5个居民。 居民把燃烧的野火扑灭结束语过去，我经常四处游历，辗转于那些饱受苦难折磨的人们之间，但是在这里，我和其他人一样，只是一个见证人。我的生活已经成了这一事件的一部分。我住在这里，和所有的一切在一起。我们这片土地上引了350颗原子弹。人们已经开始过一种核战争之后的生活——尽管他们谁也没有留意到这场战争是从何时开始的。现在，这片土地已经成了来自其他战场上的人民的避难所。成千上万的俄罗斯难民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伯卡茨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和车臣逃了出来。他们逃离了枪林弹雨，来到这片已经荒废的土地上，住在那些已经废弃但没有被特种部队毁坏和埋葬的房子里。现在，生活在俄罗斯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当中的俄罗斯人数已经达到了2500万——相当于整整一个国家——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除了切尔诺贝利，他们无处可去。在他们听来，那些关于当地的土地、水和空气能够杀人的传说和传言就像童话故事一样神奇而美妙。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他们相信这些故事——故事的内容就是人们如何用枪杀死另一个人。过去，我常常认为自己能够明白所有的事情，并且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清楚地表达出来，或者说把绝大多数的事情都说出来。我记得，当我在撰写《锌男孩》的时候——那是一本关于阿富汗战争的书——我去了阿富汗，他们给我看了一些他们从阿富汗战士手中缴获的外国武器。看到那些武器，它们那精致的外形令我大吃一惊，而更让我惊讶的是人类的思想竟然能够通过这种形式表现出来。当时，有一位军官就站在我身边，他说：“如果有人踩中了这颗你认为漂亮得就像圣诞装饰品一样的意大利地雷，眨眼间，他就会变成一堆肉泥。你只能用勺子把他的遗体从地上一勺一勺地舀起来。”当我坐下来把这些事情写下来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念头：“我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我是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我想：你能够走得很远很远，所以我就把那堆肉泥写进了书里。然而，隔离区——那时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一个彻底脱离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世界——它所拥有的能量和意义远远超过了任何一种文字乃至文学。瑞典学院内陈列的不同译文版本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三年来，我开车到处走，寻找那些人，和他们聊天：在核电站工作的工人、科学家、医生、士兵、飞行员、矿工、难民、定居者。他们的命运、职业和人格都各不相同。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切尔诺贝利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都是一些普通人，可是他们回答的都是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我常常想，相对于简单而机械的事实而言，人脑少强的那些模糊的情感、传言和印象其实更接受事实真相。为什么要重复那些事实——正是它们掩盖了我们的情感。令我着迷，念念不忘的也恰恰正是这些情感的演变历程，以及从人们在谈及这些情感时无意中表露出来的某些事实。我尝试着去寻找这些情感，然后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主。这些人目睹了某些事情的发生，然而至今为止，其他人却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有一种感觉，我正在记录未来。斯维特兰娜·陈列克谢耶维奇郑重声明近日，本刊编辑部陆续接到或收到一些投稿者的电话、邮件，询问、核实稿件征用、录用事宜，甚至涉及收取审稿费和版面费的情况。我们感谢作者对本刊的信任和爱护，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向学界与公众澄清事实。我们郑重声明：作为一份办刊历史悠久、社会声誉良好的综合性人文社科类学术刊物，《探索与争鸣》从未委托过任何网络中介机构、个人从事征稿或代发稿件录用通知书事宜，也绝不向投稿作者收取审稿费和版面费。广大作者投稿之际务必慎重，不要轻信网络中介。网上所谓探索与争鸣官方网站（/）为假冒网站，奉劝那些所谓的论文发表中介，立刻停止欺诈行为，对于损害本刊声誉者，本刊将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同时也请投稿者关注《探索与争鸣》官方微信了解详细信息，认准本刊唯一投稿邮箱：。以上，敬请广大投稿者互相转告周知。本刊联系电话：021-。《探索与争鸣》杂志社2015年5月版权声明本微信公众号系《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微信，如无特殊说明，本微信内容均来自《探索与争鸣》杂志，版权所有。欢迎个人转载，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发送微信留言，或联系《探索与争鸣》编辑部021-，取得授权。对于侵权行为，本刊保持追究法律责任权利。感谢您关注探索与争鸣杂志纸刊订购价格：12元/月，全年144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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