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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没有这样的手机和平板电脑，真觉得对不起提问者了，我没办法再继续帮她了。不过，也谢谢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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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百姓家史】我们的小院，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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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3 发布在
【百姓家史】我们的小院，我们的家刘松萝凯迪网络的“百姓家史”活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活动主持人一名对我说：你的家史有典型性。我的家史有不典型的地方，也有典型的地方。说不典型，是因为我们不算老北京，不算有很长历史的家族，也没有大的宅院。说典型，是因为我们同千千万万农民一样进了城，变成了市民。0. 引子，童年的记忆――摘自《燕赵慷慨悲歌之士》春天来了，阳光洒在干燥的土地上，路边的槐树吐出了嫩芽。一辆拖拉机挂着犁铧隆隆驶过，卷起阵阵烟尘……我最初的记忆，完整一些的童年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所回忆的，不是春耕的景象，而是那时北京一年一度的胡同道路维护。由于当时的胡同里大多是土路，一年下来变坑洼不平，下雨便会成为泥潭。我和伙伴跟在拖拉机的后面又跑又跳，检拾翻出来的石子和玻璃片。养路工人把土块打碎，过筛，压路机把道路重新压平。这样在几天之内，道路不但平整，而且细致，比现在的柏油马路还好。我问过不少北京人，他们对此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我曾幻想，要把这一景象作为小说的开头。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正在孕育之中。不过，那时的人心尚不险恶，社会公德尚好，社会秩序尚存。那几年的事情，让我坚信文革是胡闹，改革中的一些事情也是胡闹，是不可以的。那时父亲被迫“赋闲”在家，仍然整日写啊写啊，写那些看似永远无法出版的东西。那小院，就是我的百草园，我的乐园。我读过父亲写的《瓜棚记》。书中讲述一位少年热爱科学，一心改良渡船。后来一位长者告诉他，这样的改良前人已经做过了。他鼓励少年的探索，少年于是就上学去了。这是一篇优秀的少儿文学作品，不知为什么评论界很少提及。令人欣慰的是，1956年6月刊载《瓜棚记》的上海《少年文艺》，将要把此文收进刊物60年精选本。书中少年常常听一位看瓜的老人讲述过去的事情。书的封面上话的就是少年坐在瓜地里，他的头上是满天星斗，他的对面就是讲故事的老人。夏天，当我躺在院子里的躺椅上，仰望星空，月光下的枣叶闪闪发光，像是蜡制成的。在这天然的大伞下面，在这天然的屋顶下面，我好像躺在故乡的沙滩上，是那样的心旷神怡。我哪里知道，就在那时，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1. 家世我家在北京通州的儒林村。虽然后来出了作家，此儒林却非彼儒林。据传说，有一位满清王爷的后代如意，又叫如意带子，把运河滩的这一块地当做女儿的嫁妆，算是脂粉地。在这里形成的村庄，就叫如家林。通州和顺义的人喜欢简称，比如在顺义的京东重镇杨各庄就被称为“杨庄”。如家林，也变成了“如林”。到了1950年修订地名，才正式称为儒林村。以前我说过，一直羡慕南方人，他们有长长的家谱。在燕赵之地，人们却没有那么深厚的根基。有很多张家庄李家村，但张家庄的人不姓张，李家村的人也不姓李了。我家的记忆，是从我的太爷开始的。根据我父亲刘绍棠的回忆，我的太爷刘启富生活在小村里面，却见多识广。我的太奶奶是贫家的女儿，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心肠也很硬。她的针线活非常粗糙，下地干农活却是一把好手。太奶奶嫁到刘家不久，她的大哥到口外贩鸦片，发了大财，成了运河滩上的大地主之一。为了帮助妹妹，他拨出100亩地租给我家，地租比一般佃户少得多。于是，我家也雇起了长工。太爷长得膀大腰圆，生性豪爽。他乐善好施，不知道钱是好的。他好说大话，最在意的是别人的称赞。太爷认得几个字，被人称为“刘大先生”。他好听书，也好说书。有不少人记得，刘大先生常常捧着书，在门口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正直，善良，豪爽，荒唐，这就是我的太爷。刘大先生，以后成为父亲中篇小说《蒲柳人家》里面何大学问的原型。2. 进城我的爷爷刘瑞凤读过5年私塾，13岁进城去布店学徒。爷爷与太爷不同，心地善良，循规蹈矩，胆小怕事，安分守己。爷爷的守信，堪称楷模。赚了钱，首先要还债，从没有被催促过。对于给予过恩惠的人，一直挂记在心，以后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尽力加以照顾。我的奶奶柏丽贞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聪明而又任性，喜欢新事物。奶奶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姥爷是清朝的末科秀才，写一手好字，文笔也好。太姥爷是教书的先生，和太爷是好朋友，就把女儿许配给我的爷爷。我上一辈人的性格，既有太爷的影响，也有爷爷的影响。太爷喜欢文化，奶奶重视子女的读书，向往城市生活。奶奶有一个近乎偏执的信念：一定要到北京城里去住。三年灾害的时候，奶奶想都不想回乡的事情。文革上山下乡的时候，奶奶坚决不主张三叔和四叔回乡插队。进了城，就绝不能再回去了。爷爷先进的城，而把子女都带进北京，是奶奶起的作用。她的信念，影响了家族的命运。记得回乡扫墓的时候，我们脚踩在道路和田埂上。我说：是奶奶，把这一大家子人带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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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童”1936年，我的父亲在家乡出生。父亲有太爷的豪爽，有奶奶的聪明，自然也有奶奶的任性。太爷是一家之主，对父亲十分溺爱。小的时候，父亲的作文就写得很好。他又喜欢模仿着写一些武侠小说，不喜欢命题作文。在通州读高小的时候，戴鸿珍老师在口角之后竟然允许父亲今后写作文不必按照老师出的题目写了。戴老师的因材施教，让父亲一直感念不尽。父亲在读书上面非常出色。据说在高小毕业以后，他是以第一名考入北京二中的。为了谨慎起见，我特别向二中的校友核对，他确实是满分被录取的。父亲考取的是公费生。公费有时不到位，父亲就只好勤工俭学。他向有钱的同学借了钱交押金，走街串巷去卖报。卖报的经历，让他熟悉了北京的街巷，北京的市井人情。父亲一面卖报一面看报，对时事了如指掌。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他看见过报纸上的新闻：“狄托元帅向西方暗送秋波”。狄托，就是南斯拉夫的铁托。父亲还说，总是看到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打仗。“我那时就不明白，厄立特里是什么地方啊，非得拿到手里，非要死那么多人？”1991年，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叛军一起推翻了门格斯图政权。1993年，厄立特里亚获得了独立。那时虽然腐败，社会风气还是不错的。父亲说，他与张治中的儿子是同学。在父亲的印象里，张同学身穿皮茄克，像一个小少爷。一些平民出身的同学觉得他有点个别，有些看不惯。一次，父亲把一瓶墨水泼在张同学身上。老师不但不责备父亲，反倒对张同学说：你看看你，谁像你这样穿皮茄克上学！父亲解释说，他当时有这样的“特权”，就是因为功课好。“你看，那时候张治中多大的官儿啊，我敢往张治中的儿子身上泼墨水，现在谁敢啊！”还有一段话，不能完全作为事实。父亲说，张治中的儿子开始坐汽车上学，不行；坐洋车上学，不行；最后，骑自行车上学，大家还是看不惯。当然，父亲所说的那一位同学是不是张治中的儿子，还需要进一步核对。1949年，父亲发表了短篇小说《蔡桂芝》、《邰宝林》和《缝鞋匠》。1950年，《北京新民报》的编辑晏明看到父亲的来稿以后，兴奋地说：“神童！发现了神童！”1951年父亲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在《河北文艺》编辑部做编辑。半以后，因为年龄太小，作协将他保送到通州潞河中学读高中。那时候，通州还属于河北省。父亲说，他一直为自己保留着河北省籍。在潞河中学，我的父亲和母亲曾彩美相遇了。父亲在高一写的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选入高二的语文教材之中。父亲的成功，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那时中国自古以来重视人才的风气还在。有不少人以发现和举荐人才为荣，全然没有功利上的考虑。第二，那时中国的人口还不算太多，生存压力比较小，社会风气也还好，对人的评价尚属客观。第三，政治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当时，动用了很大的力量去培养父亲。很多有名的作家，比如，都指导过父亲。4. “神童”的另一面虽然是“神童”，父亲在学习和工作上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谈到偏科现象，父亲说：我的代数本来是不错的。上高中因为创作，数学类的课程有些吃力。那时，同学们在考试之前帮助我突击复习，考试成绩仍然很好。在写作上，父亲不仅勤奋，而且达到了一丝不苟的程度。父亲说过，有些年轻作家不打草稿，写小说是一遍稿。他从来不这样做，他的小说基本上是在废纸，比如信封用的牛皮纸甚至报纸上写一些最初的句子，然后在粗白纸上写草稿。最终的稿子，要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稿纸上面。审定终稿的时候，父亲从来都不涂改，要在小片纸上写好以后贴在需要修改的地方。自我懂事起，就一直听到父亲对“神童”问题的看法。他不主张拔高“神童”，更不主张制造“神童”。他还举出了很多有才能而又没成大器的例子：梅里美，曹禺，吴祖光，王人美……当然，对于曹禺，是说他本可以再接再厉；对于王人美，倒不是说她是天才，而是起步顺利，总被称赞而在以后不够用心。父亲还表达过一种担心：早慧者容易早夭或者早衰。父亲一贯反对小聪明，反对投机取巧。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对人是谦和的。提到关羽，他说：关公是傲上不傲下的。现在想起来，父亲的表现有可能是在经历挫折以后才有的。根据王蒙的回忆：在这个会议上青年作者们最常说的词儿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发”，可不是如今的发财的意思，指的是发表，谁的什么什么作品发了。这就立刻显得高人一等，谁的什么什么作品不发了，就是失败了倒霉了江郎才尽了前途暗淡了。第二个词是集子，因为大部分与会者都是写短小作品的，谁做到了把自己的短小作品集合出书，谁自然比仅仅在报刊上印成铅字又高明成功了许多。第三个词是入会，像刘绍棠什么的，早已经加入作协成为会员，又比我辈写了个把东西就来开会强得多阔得多了。……在这个会议上。我也有机会看到戴宽边深色镜框眼镜的刘绍棠，他常常叼着香烟，说话声大气粗。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出版）合同与稿酬，当时他正热衷于像苏联的潘菲洛夫那样，写出中国的《磨刀石农庄》。这部小说以鸿篇巨制、一部接着一部而著名，但是至少是在中国，很少有人读过。说是刘老弟还在会上提出，宁可少活十年，也要早出作品一星期。我在小组会上听到老诗人臧克家对于刘绍棠辍学（北京大学）搞专业创作的微词。先是刘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受到全国的称赞。后来，他不可能安心就学，被中国青年报的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同志调到报社“养”了起来。……会议组织了一次活动，众与会者与本市文学青年见面。我见到了组织这次活动的团市委某中层领导人，我才知道，我所艳羡的刘绍棠等知名青年作家，在我的同事某些团干部眼中是思想成问题、政治上不开展，亟待端正挽救改造的另类青年――我却并没有珍视我的干部资历与身份。而从刘等人的口中，我也知道他们是怎样地带几分轻狂，轻视和厌恶一心热爱文学、却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他用相当不友好的话对另一个青年作家说：“你就撅他！驳儿他！千万别搭理他！”我和他们最终也无法完全打成一片。我一上来就夹在当间儿啦。读了王蒙的这些文字，我感到他老人家那么大的年纪还存有刻薄与猥琐。当然，最深切的感想是――他说的是真的。无独有偶，浩然也留下了类似的记忆：我按照门卫的指点，绕到东边拐进头条胡同口，一边往西走一边查看门牌号码。正在走着查着，忽见从维从胡同的对面走来，旁边跟着一个人，跟我们一样都是年轻人。那人胖胖的，有点黑，戴着近视眼镜，不用问，他一定就是刘绍棠。我高兴地喊一声“从维”，随后大步地迎上前去。从维见了我，微微发了一下楞，立刻停住脚步说，你说的事儿让我忘了。他指指身边那个胖乎乎的人介绍说，这就是刘绍棠。我赶紧朝刘绍棠伸出手。刘绍棠看我一眼，伸手跟我握了握，客气地笑笑。从维又介绍我说，这是梁浩然，《河北日报》的记者！话未说完，刘绍棠脸上的笑模样像凝住了似的，他打了个难解其意的手势，眼神不再对着我，说他现在很忙，就连中央大报的记者采访，也得事先约定时间，以后有时间约定时间再说吧。话音刚落，他就继续举步前行，不再理睬我了。说起这一幕，晚年浩然自嘲曰“追星族”，被人家当成“纠缠者”，对刘绍棠则以“名人”相称，说他“正处于‘幼稚可笑’而又自视成熟、很了不起的年龄段”。浩然坦言，后来刘绍棠掉落云端，自己内心很长一段时间都“认同别人对他的批判”，“我尤其认同批判他‘狂妄和个人主义’”。5. 几句闲话不过，王蒙和浩然的揭发批评也有些思维陈旧。比如，浩浩然还讲到后来批判会上一个细节：一个上台批判发言的人是刘绍棠在通县潞河中学的入党介绍人。他揭发说，刘绍棠在中学念那会儿，没成名时称他为“×教师”，有了点名气改称他为“同志”，乃至成名入党了，他口吐狂言“共产党吸收我入党是共产党的光荣，如果不吸收我入党是共产党的损失！”已经21世纪了，反右时朋友之间那种落井下石，致人死地的事情，还可以作为论述问题的依据吗？王蒙则说：……通过开青年作者会，我也知道一些青年作家是怎样地口出狂言，惹恼领导。这时周皱着眉头说，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么呢，他扬言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绩不如革命前，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座谈会前。你对此什么看法？我完全体味到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与严重性。我知道他说的是刘绍棠。我回答说，谈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有更全面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更严肃的立论，而不能随便一说。其实，现在拿出刘绍棠所说的“共产党吸收我入党是共产党的光荣，如果不吸收我入党是共产党的损失”，以及“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绩不如革命前，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座谈会前”，只会让现在的年轻人叫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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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24 &&
6. 小院（一）自潞河中学毕业，父亲考上了北京大学。一年以后，父亲又退学了。退学的原因是什么？我想主要是希望专心创作。父亲以后说，大学的中文系是培养不出作家的。应该说，大学有些刻板，父亲有些奔放。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大学是严谨的，父亲是浮躁的。“神童”，作家而又考上北大，社会上一片欢腾。对于退学，则是微词不断。除了王蒙所转述的臧克家的看法以及日后很多人的批评之外，我的爷爷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有些事情，其实还可以从最表面，最直接的理由去解释。那时，写作的收入是很高的。有了收入，又可以专心写作。这样的想法，或者说算计，在作家和艺术家中不但正常，而且还算高尚。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这是一条寻常的道路。父亲的退学，不算急功近利也不算特立独行，只是一个抉择而已。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也退学了。我家原来住在前门外的玄帝庙。那房屋，已经破旧了。父亲告诉我，在我不满一岁的时候，有一天夜里下大雨，山墙突然倒塌。为了保护我，父亲压在了我的身上。后来父亲坐出租车带着我去了几家医院，我都醒不过来。到了最后一家医院，一位大夫提了一下着我的小腿，让我头朝下，我一下哭了出来。原来是睡着了。这以后，父亲就考虑买一处房子。几经反复，选中了光明殿19号旁门，也就是现在的光明胡同45号。光明殿由北向南有19号，19号旁门和甲19号。房子原来是旗人关先生的，以后一块一块地卖了出去。在我们之前买下19号旁门的是银行高级职员丁先生。小的时候，我还看见门上面有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关家林”或者“丁家林”。这两年，仅仅为了观点的不同，网上有些人说我的父亲因为歌颂政府，被恩赐了一个大院子。真的让你们失望了，一不是恩赐，是自己买的，二不是大院子，而是小院儿。买下这座小院，父亲花了2500元。当时房管局主持的定价是2000元，丁先生提出卖给父亲一幅画，留下铁窗和几件小物品，父亲又给了他500元。那时，父亲已经出了4本书。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4万多字，每千字15元，印了3个定额，也就是3万册乘以2，收入1800元左右。加上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中篇小说《夏天》，收入达到了一万七八千元。因此，买房子是没有困难的。小院儿也不是四合院儿，没有正房。朝北的南房不但冬天没有太阳，而且夏天吹不进风来，很闷热。朝西的东房夏天的西晒很厉害，需要支上帘子遮阳。所以民间有这样的说法，“有钱不住东南房”。给我留下美好记忆的，是那五棵大枣树。每到夏天，茂密的树冠搭起了绿色的天棚。而到了秋季，红枣刮挂满了枝头。那枣又脆又甜，只是不容易贮藏，名叫“郎家园枣”。父亲在文章里多次提到院子里的枣树。枣树发芽晚，落叶早，到了冬天就是另一番景象。在铅灰色的天空下，干枯的树枝显得有些凄凉。晴天，挂着哨子的鸽子有时在天上盘旋，而更多见的是成群的乌鸦擦过树梢。每当我读到鲁迅的文章：“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时，对这种冬季的景象深有感触。院子里还有两棵丁香树，一棵是白丁香，一棵是紫丁香。白丁香是五叔在清华大学机械厂工作的时候，从清华园拿回来的一根小枝条。现在，白丁香已经枝繁叶茂，有一房多高。紫丁香也和五叔有关系，他以前在东长安街上班，把道路改造中丢弃的紫丁香带回了家里。每到春季，院子里丁香花盛开，发出呛人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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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06 &&
7. 小院（二）光明胡同是笔直的。上个世纪60年代植树以后，成为一条真正的林荫路。我家北面的19号，住着淮军名将张树声的后人。这是一处两进的院子，张家住正房，其余的房屋租给房客。她与房客时有冲突，不想为日后埋下了祸根。南面的甲19号，住着做过民国绥远省政府主席的董其武将军。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也有人说是傅作义将军送给他的。门口停着一辆汽车，警卫员和司机常在街上擦车。有些邻居喜欢和他们一面攀谈，一面观赏这稀有之物。有人还搭过便车。董其武夏天喜欢穿白色衬衫和吊带西裤，像一位和善的商人。我的目中所谓的“资本家”形象，一位是我的姥爷，另一位就是董其武了。他同警卫员一道在胡同里散步，与邻居打招呼、攀谈，有时还在门外洒水扫地。院子里的海棠和枣熟了，有时还拿出来请邻居吃。他的小儿子长得虎头虎脑，有些顽皮，有时与邻居的孩子打架。只要被董其武看到，或者邻居告到家里，他总是不问缘由，当众教训自己的孩子。父亲说，董其武是傅作义一手提拔的。他念念不忘傅作义的恩情，从他的文章里能够看到这一点。逢年过节，董其武一定要带着家人去拜访傅作义。董其武将军的为官为人，堪称榜样。遇到干部的作风不好的时候，邻居有时会说：瞧瞧人家国民党的干部……我家的西面，隔着高墙，是以前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大院。那时大院很空旷也很幽静，里面有高大的杨树。每逢秋季，西北风都会把杨树的落叶吹到小院里。也有很多大鸟喜欢在那里栖息。胡同南口路东，是一处二层楼。那时，城里面楼房是很少的。天安门燃放焰火的时候，好多人喜欢到楼上去看。我记得，那里住着一个叫王文的孩子。胡同中间路西，有一处中西合璧的院子。西式的门楼和装饰，给胡同平添了异国情调。再往北也是路西，一个院子里有石雕。我们平时说，“石人石马那个院儿”。门外，有一棵合欢树。每到夏天，树上就开满了浅粉色类似蒲公英的花朵。那时，我们把合欢树叫做“绒花树”。胡同北口路西，是大光明殿遗址。大光明殿建于明嘉靖年间，据今已有450余年的历史。大光明殿的基址为明朝初年万寿宫的所在地。后来在清雍正和乾隆年间又重建和修缮，成为皇家专用的道观。据说清朝初年顺治皇帝驾崩，四顾命大臣临危授命后，相约共同来到大光明殿殿堂之上盟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由于这里曾作为义和团操练的处所，被付之一炬，而殿内自明以来所珍存的12.15万卷《道藏》经版也同时遭遇火焚。胡同的名字，就得自大光明殿。在大光明殿的遗址上，建起了培根小学。以后，北面是府右街小学，南面，圆形光明殿的遗址，是科学院幼儿园，幼儿园又变成老干部中心。府右街小学，是我的母校。学校的正门在府右街上，后门在光明胡同。过去，有时候还能够从后门进入学校。上学的时候，大光明殿尚存一个大殿、后殿和角楼，我还在大殿里上过课。我清楚地记得，邢台地震时，坐在大殿里面感到地面上下动了一动。大殿和角楼被拆除了，现在仅存后殿。眼下，府右街小学变成了自忠小学分校。那时，胡同里，学校的西墙外，还是一片宽阔的空地。地上长满了各种野草，孩子们有时在那里嬉戏，野草让我流连忘返。大光明殿遗址给我最深切的印象，是在殿宇的屋檐下栖息的沙燕。成群的沙燕飞着，叫着，要下雨的时候更是低飞着掠过地面。沙燕，旧北京的记忆，我们童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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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小院（三）光明胡同是南北向的。西面是西黄城根，东面是府右街。出了胡同北口，是西安门大街。大街的西面是西四，大家都很熟悉了。胡同的斜对面，是北大医院。北京大学原址在沙滩的红楼，北大医院就是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由于院系调整，北大医院变成了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后来称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不管怎么变，周围的邻居就是不改口，仍然称北大医院。改革以后北京医科大学并入北京大学的时候，新闻报道是“建立了新的北京大学”。而北大领导在医院讲话的时候，则是声称“北大医院又回到了北大的怀抱”。原来，他们是在收复失地。胡同斜对着医院，不少医生和护士在这里买房租房住了下来。在胡同里，北大医院的人看起来是那么的利落和洋气。做护士的，走路像一阵风似的。北大医院是女子美容的胜地。护士都显得漂亮，女大夫则是越老越有风度。北大医院确实来自北大嫡传，以前不少老大夫就喜欢说我们是北大的。加上一直在原地，实际上没有受到院系调整的干扰，继承了北京大学的精神。即使在文革当中，北大医院的人也保留了知识分子的风度。改革以后，北大医院要老实得多，规范得多。我觉得，北大医院是中国的国宝，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北大医院的对面，大光明殿的北墙外，是一家延吉冷面店。那里原来是华安居饭馆，以后卖切面，卖四川担担面。大约是在文革开始的前后，改成朝鲜冷面了。冷面泡在特制的汤里，还加进去苹果、酸菜和狗肉。近几年，狗肉改成牛肉了。加入一大勺辣椒酱，再倒入日本、朝鲜和东北常用的醋精，是正宗的吃法。急急忙忙去吃冷面，吃到了一半以上才品出一些味道，感觉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吃完以后，总是不明白为什么上瘾了。一次，邻桌的一位女孩对同伴说：我知道这里还有别的好吃的，可一来到这儿就要吃冷面。以后虽然有了热面，可是在寒冬腊月，到了这里的人们大多还是要选冷面。又冷又辣的食物，有时让人发抖。有时我想，是不是有些自虐了。网友ecnmk说：第一次带儿子和弟弟家孩子、妈妈到马甸的吉林宾馆吃朝鲜冷面时，觉得真不好吃，酸溜溜、甜滋滋、冷冰冰，儿子和侄儿坚决不吃，妈妈要求服务员把面条在微波炉里转转热再吃，我们勉强吃了一点，又重新叫了饭菜。奇怪的是，虽然这一次感觉并不好，可是后来回想到冷面的味道，却十分向往，于是下一次再到韩餐馆，吃冷面时，连拒绝吃的儿子、侄儿都十分喜欢。――现在想起来，又流口水啦！那故事，有些像台湾歌曲《小小橄榄》。在居民的心目中，冷面是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住过的人们，只要回来，一定要去吃延吉冷面。冷面，而不是中华的其他美味成为了家乡的记忆。应该说，这是文化交流的范例。东面，就是文津街了。文津街上没有住户。路北的第一条胡同是养蜂夹道，里面有著名的养蜂夹道俱乐部，现在叫文津街俱乐部。以前有人说：我有什么特权？又没有去养蜂夹道游过泳……我们还真去过，不过是别人给的票。紧挨着养蜂夹道，是中国科学院的旧址。旧楼好像还在，过去还看到楼房的正面悬挂着国徽。科学院幼儿园以前设在府右街小学南面，就是这个原因吧。科学院旧楼北面，紧邻北海，是305医院。再向东走，是旧北京图书馆，也就是国家图书馆分馆。1929年5月，国立北平图书馆迁址于此，由于馆藏过去文津阁所存的四库全书，门前的街道也从也从西安门大街改为文津街。走进国家图书馆分馆，沿着蜿蜒小路，但见路边青草遍地，树木参天。手持几本书从那里走过，就好像回到了民国初年，前辈的文人学者才刚刚离开。站在图书馆门前东眺，北海大桥、团城、故宫角楼和神武门尽入眼底。在游记中，人们把意大利比萨斜塔所在地称为奇迹三角。我想，我们眼前的这个角落一定是世界上最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角落之一。遗憾的是，一座摩天大楼像烟囱一样插在了神武门和角楼之间。那些并不热爱北京的官员和财阀们，在绝世佳人的脸上狠狠地划上了一刀。此后，每当路过那里，我宁愿北京的天空是灰暗的，这样就看不到那个烟囱了。北海公园的琼岛堪称世界文化遗产。我想，与其说是文化遗产委员会去考查琼岛，不如说是琼岛在考验那个委员会的鉴赏力。琼岛上有众多的建筑，却没有破坏湖光山色。建筑与树木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可以说是减一分嫌少，添一分嫌多。北海大桥的南侧是中南海。对大桥的描写，罗点点的文章可谓佳作。罗点点写完以后，我就不敢写了。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中写道：到北海附近时，我的情绪忽然有一点低落，因为我看到平日美丽娟秀的团城和城上挺拔的白皮松，在漫天风沙中显得闷闷不乐。北海大桥那时还是一座朴实的石桥，两旁的栏杆是由高仅及腰的汉白玉雕刻而成。现在桥上两人多高的铁栏杆，是在“文革”中为防止有人跳到中南海里，威胁党中央的安全而立的。自从这个铁栏杆竖起，北海大桥就永远失去了那一派清风徐来、波光潋滟的自由风韵。中海和南海的北面是北海和后海，再往西是积水潭，后海和积水潭合称什刹海。北京少水，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大一点的水面就叫海子。伟大的城市，都有河流穿城而过。有了这几个海，北京可以聊以自慰了。当然，也出过笑话。在网上贴图文，直接把北海公园成了北海。一位朋友贴出了广西北海市海滨的图片，告诉我不要做井底之蛙。回到府右街。大光明殿的斜对面，是中南海的一个小门。再向南出了光明胡同，是椅子胡同。椅子胡同里有张自忠将军故居，以后在这里建立了私立自忠学校，他的女儿张廉瑜先后任副校长和校长。以后，自忠学校与北京小学合并，在原址上开办椅子胡同小学、丰盛学校三部、丰盛学校小学部，文革时以北面胡同的名字命名为光明小学，改革以后恢复原名，称自忠小学。不论是什么名字，自忠小学自始至终都是名校。再往北，是中南海的西门。我一直想写，北京的乡土树木，是椿树和榆树。其理由，是不用栽植，种子落在地上就可以长成大树。刚好，中南海西门的墙内，南面有一棵榆树，北面有一棵椿树。那时府右街比现在窄，两边的槐树咬在了一起。西门北面的街道，有一段过去是分成两岔的。道路中央，是一片杨树林。在那里，我们还种过树。树林是坡地，小的时候从坡上跑下来，还有下山的感觉。靠近马路的地方有鹅卵石，南面还有住家。现在想起来，那里有些像山庄了。根据邻居赵叔萍的回忆，那里过去还有一个碱厂，住房是故宫博物院的职工宿舍。有很多院子，有的房子很讲究，前出廊后出厦，得有四米高。那片树林，我们叫做三角地，也叫“小岛”。骑自行车路过“小岛”，就好像小船进入了河湾。在文革结束前的扩建改造中，道路取直了，“小岛”没了。府右街过去没有后来那样著名，只是叫灰场胡同。谈到皇城，西长安街上东西向的皇城自灰场胡同向北延伸。皇城的西北部分是缺角的，到了与灰场胡同交叉的灵境胡同又向西走，到了西黄城根南街再向北而去。因此，府右街和灵境胡同的一部分也是“黄城根”。民国初年，不知是城市改造还是哄抢，皇城大部分被拆除了，仅存长安街和府右街上的红墙。不少城砖，砌进了民房里面。燕赵之地台谈不上古老，不过，在我们那里，家家的院子里面都有几块城砖，就像山西和陕西到处都有秦砖汉瓦的碎片一样。灵境胡同和西黄城根南街的拆除以后，又有人用旧料在原地砌起了高墙，红墙变成了灰墙。那灰墙，在灵境胡同和西黄城根南街的南部还比较讲究，到了北边就是矮墙薄墙了。灵境胡同的灰墙在改革以后拆掉了，西黄城根南街南口残存的一小段也在以后的扩路中拆了。北面不成样的灰墙，也在这两年消失了。如果有时间，我想写《黄城根的故事》。府右街南口的东面是新华门。新华门，以前是紧贴着皇城的望月楼。民国初年，总统府设在了中南海。在改造中，望月楼变成了中南海的正门，红墙向里面稍稍斜了一下，可谓浑然天成，天衣无缝。以新的中华之意，总统府大门取名新华门。府右街南口的东面是电报大楼。视力好的人，在有的地方还能看见大钟上的时间。离开这里，听不到电报大楼的钟声，会让人在很长时间里感到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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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58年，父亲与胡耀邦分手人们说，买下小院是父亲厄运的开始。就是在1956年，“大鸣大放”开始了。最早的时候，父亲好像不十分积极。到了1957年，一是受到了形势的感染，二是有人向他保证可以谈一些事情，不会出问题，于是，父亲为纪念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5周年，发表了《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父亲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指导当前文艺运动的策略性理论；一个是指导长远文学艺术事业的纲领性理论。”“纲领性”理论要坚持，而“策略性”理论是可以改变的。另外，针对《讲话》中文艺作品应当以普及为主的观点，《浅见》认为：“全国解放以后，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欣赏艺术的机会多起来，鉴赏能力也逐渐提高了。于是，根据政策条文创作的作品，由于缺乏高度的艺术魅力，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在今天，我认为，应该是以提高为主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些常识。但是在当时，讨论这样的问题就是犯了最大的忌讳。父亲那时候年轻，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更不知道那是不能评论、不能修正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时思想的僵化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还没有达到后来的程度，而父亲刚好成为这一进程的牺牲品。由于妄谈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毛泽东思想，谁也救不了父亲了。父亲被化为右派分子，党籍也被开除了。在离开团中央之前，胡耀邦先生与父亲谈了一次话。父亲在《难忘的谈话――怀念耀邦同志》中回忆了谈话的内容。父亲说：耀邦同志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紧紧握手，闪动着慈爱而又戏谑的目光，突如其来地问道：“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我莫名其妙，但是断然地一摇头：“没有!”“有没有想过自杀呀？”耀邦同志又追问一句。“没有!”我还是摇头。“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想过呢？”耀邦同志打个手势，叫我坐在他的身边，把他面前茶几上的香烟推给我。我不假思索就答道："五年后，我在哪儿摔倒的，还要在哪儿站起来"五年之期，是茅盾批判我时讲的，我便信以为真。"好……好样的! "耀邦同志口吃着高声喊道，“二十年后，还……还是一条好汉！”二十年？五年的四倍……我心中一沉，苦笑了一下。"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 胡耀放下了脸喝道。我低下了头，吭哧着说：“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我把毛泽东、陆定一、安子文、郭沫若、茅盾、周扬、夏衍等人批判我的一些只言片语缝连补缀回答他。“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 耀邦同志不耐烦听我言不由衷地鹦鹉学舌，怒气冲冲地挥手打断我的话。不是大反社会主义而只是骄傲，耀邦同志给我的定罪，怎么跟毛主席大不相同啊？我不禁为之愕然，直了眼睛张大嘴。“你连我也看不起……”耀邦同志又点起一支烟，声音平和了一些：“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我没有……没有!”虽然我已沦为贱民，只有到处低头认罪的份儿，但是在耀邦同志面前，我不想违心和伪装。耀邦同志叹了口气，神情很难过，说：“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像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该分手了，胡耀邦先生问父亲还有什么要求，父亲请求不要开除党籍，改为留党察看二年。当然，已经不可能了。分手的时刻到了。父亲说：他送我到小客室门口，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又说：“好好干，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要补充的是，父亲在文革中提起胡耀邦先生转述的最高领导人的话，比如对右派是挥泪斩谡，比如“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为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深深地不以为然。他说，被打成右派，开始一直不服气。听到挥泪斩谡，感动了。现在看，哪有这么挥泪斩谡的？还有一点，就是父亲转述的胡耀邦先生的话，我记得一直是：“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父亲是在文革的时候讲这些事情的，那时我还小，以为胡耀邦的意思仅仅是希望父亲不要放弃努力，二十年后仍然会有所成就。后来从很多故事、小说、电影中才知道，旧时代就要被砍头的囚犯在被押往法场的路上，就时常高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要是喊得好，还能够赢得路人的喝彩。按照佛教的观念，人死后会投胎轮回，罪孽不大的人还会转世为人。而二十年，正是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所需要的时间。胡耀邦经历过血与火的年代，他的很多战友喋血沙场和刑场，我想他应该是经常听到这样的呼喊。在不同的情形，“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所表达的意思有所不同，可能是认为自己冤枉，可能是表示不屈服，也可能是表示如果活着，还要再接再厉。从整个谈话来看，胡耀邦不可能走得那样远，不过他认为父亲是冤枉的这一点是肯定的，这可以从他以后的谈话中得到证实。在当时的条件下，同情右派是非常危险的，只有那些能够称得上好汉的人才敢于说出这样的话。不知是远见还是巧合，父亲从被划为右派到改正，用了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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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小院（四）（1）摘帽父亲说，在反右斗争的日子里，他的心情烦闷，坐在枣树下喝酒，邻居韩掌柜送来酒和菜。最让人伤心的，是父亲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这部作品即将出版，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贴出了广告，这时自然也夭折了。稿子装在木盒里退了回来，父亲写了一篇祭文，连同木盒一起埋在了枣树下面。一位文学青年成果和希望的破灭，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也留下了一段有诗意的文学传奇。父亲被划为右派以后，辗转北京各地劳动改造。1962年，父亲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回到了家里。幼年的时候，心中也常掠过一丝阴影。与同伴游戏的时候，若出现不和，有人会喊：“大右派！”虽然不懂什么是右派，我还是感觉到这话的分量是很重的。记得有一次和父亲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有一位邻居，大概是开过饭馆的韩掌柜，对父亲喊道：“大洗啊！”后来我才理解，他说的其实是“大喜”。四叔蹲下身来，抱着我，在我耳边轻轻地问：“你爸爸是右派吗？”“不是。”我干脆地回答，不知道是家人教过我，还是儿童坚信父母是好人的本能。“你的爸爸不是右派，”四叔说，“他摘帽子了。”对于右派摘帽问题，有不少人认为是一种没有多大意义的举动。我认为，这是一些领导人在困难的条件下试图减轻反右运动后果的一种努力，是应该肯定的。记得父亲转述过陈毅元帅在摘帽大会上的话，记不清是父亲亲耳听的还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这么大的运动，让那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1963年4月，父亲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短片小说《县报记者》。虽然很多年没有写作，《县报记者》还是很生动的。发表父亲的小说，是一个政治和政策姿态。同时也应该承认杂志做得很认真，甚至很真诚。父亲也在找工作。一来二去有些耽搁，后来毛泽东一句“千万别用忘记阶级斗争”，一切都不可能了。于是父亲专心写作，有时还帮助母亲批改作文。（2）文革与下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最恐怖的事件发生在我家南面的院子里。有一对姓林的夫妇与我家一墙之隔，他家的后窗户就面对着我家的院子，大妹妹和他们的儿子还是同学。红卫兵说他们是特务，狠狠地用皮带抽打他们，邻居家的小孩涌进我家的院子，隔着窗户大骂“狗特务”。前面说过，房东张老夫人有时与房客发生冲突。张老夫人身材矮胖，皮肤黑黑的，眼睛很大，有人背后叫她“张大眼儿”。我在这里重复她的外号，实在过意不去，不过这与后面发生的事有关。张老夫人只是一个房产主，说得严重点也就是资本家。不但算不上罪大恶极，而且根本谈不上罪恶。抄家时，有房客在红卫兵面前“痛说革命家史”，控诉张老夫人虐待房客，仿佛她成了像刘文彩那样的恶霸，这真是火上浇油。我们周围当过国民党的人有，地主也有，都没有吃到张老夫人那样的苦头。她先在自家的院子里遭到毒打，以后又被拉到府右街小学批斗，回来又挨打。我那时胆子小，不敢去看。我的小妹妹说，她看见张老夫人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听说她躺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才咽气的。对一个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人下这样的毒手，实在是太过分了。这样的惨状，相信看到的人是无法忘记的。在很长时间里，人们都避免谈论这件事。夜幕降临了，一些顽皮的小孩敲打着脸盆，带着颤音大叫：“张―大―眼儿―来―喽！”，让人听了毛骨耸然。据说就在那个院子里有人正在上厕所，那时厕所没有灯，听到叫声提起裤子夺路而逃。在那个年代，也许只有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才能使人有一些恐惧和内疚，使人在做坏事的时候有所收敛。父亲的处境不仅仅是危险，简直就是凶险了。随着红卫兵的兴起，我们就不断听到文艺界、文化界人士遭到迫害的消息，其中很多人是父亲所熟知的。而最令人不安的，是听到了一些人自杀的消息。邓拓先生自杀了，剪伯赞夫妇自杀了，傅雷夫妇自杀了，老舍先生自杀了……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不太激烈的时候，又听说《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孔厥先生也自杀了。传闻并不可靠，不过在传闻中孔厥先生死得像一位诗人：他泛舟昆明湖上，在船上吃了两个大西瓜，然后投入池水之中。父亲后来说过，对于他来说，很多人遭受的迫害和屈辱是难以忍受的。“如果我遇到那样的情况，没准儿也会自杀。”有一天，电台广播了上面的指示：冻结有问题的人在银行的存款。我听到了父亲非常忧虑地同母亲讲这件事，这意味着我们未来的生活将会非常困难了。这也许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不安。直到现在我都无法解释，当时我的第一个想法是：“爸爸，您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啊！”父亲在文革中遭受的第一次打击不是来自红卫兵，而是来自知识分子。那时，母亲在铁道学院附中任教。她的同事们，其中大部分是女教师来到我家问罪。他们质问父亲为什么在1957年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什么在党给了父亲机会，摘掉右派帽子之后不去参加工作。我记得他们说过这样的话：“你拿着过去的稿费，呆在家里不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不是对社会不满啊？”我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些老师也要凑这样的热闹。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铁道学院附中的革命教师们要求父亲自己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家门口，交待自己的问题。如果这张大字报贴出去，很可能会把红卫兵招进家里，这简直就是毒药的药引子。父亲想来想去，在大字报中写下了以下内容：第一，本人1957年犯错误，被划为右派。第二，1963年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的行列。第三，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北京通县郎府公社儒林大队，也就是现在的通州区郎府乡儒林村劳动，继续改造自己。在当时，把一个人遣回原籍务农，是一种较为严厉的惩罚。父亲这样做，实际上是自我流放。好险啊。父亲走了不久，红卫兵就来了。他们抄走了一些东西，封存了父亲的其他物品，并且把一个房间封了。父亲写的手稿，也毁之大半。毕竟是回到家乡，父亲的安全保住了，也没有吃太多的苦。因为是自我流放，父亲还可以经常回家。母亲工作的铁道学院附中坐落在学院南路。那时北京市区的规模小，那里就算是农村了，而骑车上、下班经过的土城地区非常荒凉。在当时，到那么远的地方上班是非常辛苦的。到了星期六，母亲常常下班以后带着做好的饭菜，骑着自行车去看望父亲，星期日晚上再返回城里。由于过度操劳，我们突然发现母亲突然就变老了。母亲的很多举动不需要过多的描写，不需要渲染，就已经是动人心弦了。一个单薄的女子，骑着旧自行车穿过长安街，走过通往京东的古道，去看望落难的丈夫，这是人间的传奇。（3）读书父亲是一个易喜易怒的人。如果按照心理学的说法，他大概属于胆汁质性格。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的脾气非常暴躁。每次从农村回来，常常是喝酒、发脾气，弄得家人特别的紧张。即使是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仍然是心有余悸。在很长的时间里，我或多或少有些怨恨。直到我的年龄比父亲那时还要大很多的时候，才对父亲有所理解。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正值盛年却无法施展，一个一片忠心的人却被当作敌人，心中的愤懑肯定是难以名状的。在暴风雨的间歇，风平浪静的时候，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安宁。父亲为我们讲故事、读书，讲过去的故事。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宁静的片刻越来越让我留恋。更为珍贵的是，我目睹了一个身处逆境的人，不否定自己，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不随波逐流。父亲嗓音浑厚，读起书来朗朗上口。我相信如果不能成为作家，他一定会成为一位说书人。父亲用他那说书人的嗓音把我们带入一个有感情、有幻想、有正义的世界，使我们暂时忘却了窗外的冷酷和纷乱。（4）友谊在一场灾难中，不得志者总会有类似“世态炎凉”的感受，我们也并不例外。不过命运之神对待父亲还不算十分苛刻：她降灾难于父亲，却并没有夺走他的朋友。每当回想起文革中度过的岁月，我总是能够想起父亲的朋友们。说到朋友，不能不谈到父亲上中学时的同学。这些同父亲一起长大的同学们，不论父亲处在什么样的境况，都没有离开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政治运动和思想上的僵化已经开始了。不过，在那时候政治运动还没有侵蚀掉我们民族认为应当保持的美德：诚实、友谊和忠诚。在父亲的同学里，我见到过张世玺、冯锡璋和许尚武。我的二姨曾彩珍姨父黄涤岩先生都在中国银行工作。文革以前我们就常到二姨家做客，文革中也没有改变，只是在风声最紧的时候父亲不愿意连累他们，把我和妹妹送到门口就回家了。二姨和姨父也许不知道那时他们的举动意味着什么，不过对我来说那时的洋溢胡同是一个世外桃源，在那里没有熟识的人，可以暂时忘却社会的动荡，忘记革命和反革命，忘却家庭出身一类的事情。直到几十年以后的现在，提到那时候的伙伴，仍然感到非常的亲切。三叔的同学乔治中和五叔的同事唐功南等人，经常来我家与父亲交谈。远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文学爱好者尹少林，也不断地与父亲通信。说起来有些人会不信。就是在文革当中，在大运动套着一个有一个小运动的时候，在不断地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时候，父亲和朋友们坐在板凳上，在枣树下喝着茶纵论天下。批评文革，批评江青，甚至有时批评毛泽东，断言文革不可能长久，都是他们谈话的内容。作家从维熙是父亲的好友，在1957年他们都成了右派分子。从维熙和张沪的经历更加坎坷。他们不仅是右派，而且在以后又因为对反右斗争不满，对“三面红旗”有看法，阅读《南斯拉夫共产党“八大”纲领》等罪行被捕，送去劳动改造。劳改解除以后留在农场工作，仍然没有获得自由。如果说父亲受难的21年处于压抑之中的话，那么他们则完全处在压迫之下。灾难没有能够中断父亲和他们之间的友谊，每次他们回北京探亲，一定会来我家看望。从伯伯和张阿姨来到我家的时候，完全像一家人的聚会。在我的印象里，从伯伯是一位忠厚的长者，说话低沉、浑厚。虽然从伯伯说自己的口才不太好，虽然他有时略有口吃，但他的声音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适合谈论文学和艺术，让人能够注意听下去。当我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说：“是吗？也许是整体效果好吧。” 从伯伯平静地讲述过去的事情，讲述过去同伴的情况，讲述现在遇到的让人高兴或者沮丧的事情。就是谈到一些悲惨的事，他的语调仍然是那样平静，好像进入了荣辱不惊的境界。从伯伯谈不上是风度翩翩，也不刻意表现自己，但在举止之间显得从容和自然，更显出艺术家的气质。曾经有不少女性对从维熙先生表达过好感，从伯伯的行为中规中矩，不过偶尔也在言谈和文章中加以披露，也算是自我欣赏吧。张沪与从维熙的性格很不相同。她思想敏锐，才华横溢，锋芒外露，这些个性给她带来了更多的苦难。虽然也是好朋友，父亲却不大喜欢张阿姨的他认为有些张扬的个性。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不得志的人聚在一起谈一谈自己的想法，发一发牢骚不是很正常吗？然而政治有自己的逻辑，与我们生活的常识完全不同。在有政治运动的年代，这样的交往是非常危险的，很多“反革命集团”的案件就是由此而产生。从伯伯和张阿姨的第二次受难，就是祸起与同伴交流思想。从伯伯在回忆录中表现宽厚，没有明确指出他们是被朋友出卖的。有了如此惨痛的教训之后，朋友之间还能够一起推心置腹，这样的友谊，这样的信任，确实是非同寻常的。不论是父亲还是从伯伯，在文革中都是小心地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唯有在交往的时候不考虑可能的后果。我想，如果因此而遭遇不测，他们是会坦然地接受命运的。父亲和从伯伯常在一起喝酒，通常是喝白酒，夏天有时也喝啤酒。那时没有冰箱，他们就把冰棍当作冰块放在啤酒里。他们纵论天下大事，谈论文学，生活，命运。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感到真是幸运，因为我见到过古书中才有的，真正的文人的交往。这里面没有功利的考虑，有的只是真诚。父亲是一个乐观的人，所以总是想鼓舞别人，和从伯伯一起也是这样，不过在残酷的现实中也确实有让人无奈的事情。父亲说，从伯伯了解外国的情况，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确实有作家遭到迫害，被判刑、被劳动改造。然而在刑满释放之后，他们有的去当教师，有的还继续当作家，继续发表作品。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中国不一样呢？其实，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父亲。反右以后，父亲就一直想继续创作，也想过当老师。写作方面，发表过《县报记者》，不过随着政治气氛日趋严酷，再发表作品是根本不可能了。至于当教师，不但当权者不允许，连学校的老师也不以为然。记得母亲的同事，铁道学院附中的老师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就这样地对父亲说：“你不想着好好改造，还想当老师，还想毒害下一代人吗？”父亲和从伯伯面临的困难，可以说是空前的。在中外历史上都有过严酷的时期，其特点就是频繁的杀戮。不过躲过劫难，留下性命的人除了官不能当了，该做什么还可以继续做下去。像这样整了人之后还要念念不忘，还想伺机“追杀”的现象，真是罕见的。如果有类似的年代，那也许就是被现今不少文人学士称颂的“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了。因此，对于从伯伯提出的问题，父亲说：“我真的无法回答。”就是这样，父亲与从伯伯和张阿姨的交往贯穿于文革的始终。他们一起表达过不满和愤怒，一起分担过忧虑和恐惧，一起为些微的希望感到欣慰――虽然在那时所谓希望大多是短暂而虚幻的。总之，他们终于一起盼来了黎明。如果没有这种友谊，他们也能够度过这漫漫长夜，不过回忆起来，那会是没有任何光亮的真正的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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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黎明前虽然预言文革不会长久，但暴虐和荒谬却是愈演愈烈。父亲做过这样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南屋的台阶上，偏分的头发微微地遮住眼睛，手里拿着蘸水钢笔和墨水瓶，好像还是在上大学的年月。他看见，他的青春岁月像流水一样，在脚下一年一年地逝去了……对于父亲来说，失望是确实的。不过我清楚地记得，他并没有陷入绝望之中。父亲生性乐观，总是对未来抱有希望。但是在这一次，他所憧憬的希望并不是空洞的、习惯性的，而是基于对事物的判断。与大多数人一样，父亲在处于弱势的时候有时也不免陷入幻想，不过他不会长期地处于幻想之中。而这一次，他坚决地不对江青等人报有任何的幻想。曾经有人劝父亲给江青写信，以唤起她的“慈母之心”，而父亲则认为不可以。“江青不是什么慈母，她是豺狼。”记得有一天父亲送走了客人，已经是深夜了。他的心情沉重，告诉我们，友人认为从各种迹象来看，江青已经没有敌人，以后掌握最高权力已经是毫无疑问了。不过友人还认为，江青上台也许并不令人绝望，由于她过去的经历，她也会很西方化的。“不过，……那，那怎么能甘心呢？”在一段沉寂之后，我有些自言自语。“江青是不可能成功的。”父亲一字一句地说。“江青不得人心。更重要的是，他在日后不可能得到军队的支持。”他还是站在院子里，北面就是邻居的后窗，他也没有刻意地压低自己的声音。以后我问过父亲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文革中有那么多人表现软弱，为什么像郭沫若那样的历史学家和像乔冠华那样的外交家也不能正确地判断事情的结局，为什么有些身为部长和将军的人也给江青写效忠信呢？对于我的这些十万个为什么，父亲是这样回答的：“当了元帅的人就没有干这种事的。”父亲解释说，林彪的品质不好，做了很多坏事，但他也不拍江青的马屁，江青在表面上对林彪是很尊重的。而至于是不做这种事情的人能够成为元帅，还是长期身为元帅使他们做不出这样的事情，父亲没有进一步说明。父亲经常谈到一个人物，特别是历史人物“性格的完成”。在那些日子里，我目睹了父亲性格的完成。那时，父亲达到了他一生中人格的最高境界。我认为，当我们面对困难和危险的时候，那时候的他堪称榜样。（6）与胡耀邦重逢文革结束了。在小院里，父亲一面写作，一面等待和争取转机的到来。日，父亲收到了胡耀邦的回信。绍棠同志： 　　你要求我为你转的信，我送给了华（国锋）主席的秘书。我写了几句话，请他看看你的信后，再斟酌如何告华主席。 　　我完全不了解你这近20年来的情况了。从来信看，你一直没有向“四人帮”讨乞求荣，一直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并且坚忍不拔，写了几部长篇小说，这精神是值得钦佩的。这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这个真理吗？这不证明犯错误有两重性，“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这有一个真理吗？ 　　你给华主席、党中央的信上，我似乎察觉到你想问问，对于你的那个长篇小说组织上将抱什么态度。我先来试着解答你的请求。我不清楚你写得怎样，无非是三个情况：一是毒草，二是一般的东西，三是很好的香花。第一条我估计不会的，但第二和第三都有可能。怎么鉴别第二和第三种情况呢？这不能靠组织扶持、介绍，而是靠广大读者去鉴定。多少年来，不只是“四人帮”，“四人帮”以前的错误路线也是采取人为的（少数人）褒贬法，把毒草当香花，把香花当毒草，不都是破了产吗？因此，你自己的东西，千万不要请求什么名人来吹捧、介绍，而是要请普通读者、青年评定。如果评不上，就再加工。如果加工无望，索性重来。如果你要为后代留下一份或几份革命的精神食粮，你就要决心奋斗下去，直到人们公认你是真正创作了这种有时代意义的精神食粮才算数。否则，都是靠不住的。 　　你说不想离开农村，生活也很不错。我不全信。不过，这实在是为人民做好事情而不可不避免的遭遇。我不能再说别的。如果还要说，我只能说，我是确定无疑地看不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强国了。而你，还是41岁的人，就绰绰有余，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前景啊！我也很忙。一般星期天在家。（城里）你愿来，欢迎。 　　胡耀邦 　　日我记得胡耀邦先生的信写在了稿纸的背面，用大致2B的铅笔写的。父亲说，这是有些领导人的习惯，写起来比较省力。在小院里，父亲复述了与胡耀邦会面的经过。胡耀邦开口就说：“我从来就不认为你是右派！×××、×××也不是！”我记得说的是林希龄和谭天荣，但不敢肯定了。只记得当时吃了一惊，这不是公认的大右派吗。父亲提到了57年分手时胡耀邦先生的那句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胡耀邦仰脸想了想，“我这个人爱说话，到处说话，说过就忘了。我跟你谈过什么，早不记得了。不过，这句话肯定是我说的，只有我这个人那时才说这样的话。”有一位原来的部下求见。胡耀邦眯着眼睛问：是吗，你是多少纵的？部下说：是几纵的，来见老首长。胡耀邦先生问了几句话以后说：好吧，回去好好干！那时正时兴读《拿破仑传》。他谈起拿破仑手下的一员骁将，屡建奇功，封为亲王。此人在在米兰战役中大败奥地利军，班师回国，拿破仑亲自到凯旋门迎接，20万民众夹道欢呼，此人却面无喜色。拿破仑问他为什么不高兴，他答道：“真正的骠骑兵是不应该活过30岁的，我现在已经34了。”胡耀邦先生谈起此人，激动地挑起大拇指说：“这个家伙，才算个英雄！”父亲回顾的时候说：“手头无书，名字忘记了。”以后还要核对。胡耀邦先生说：赫鲁晓夫比斯大林高明，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高明！他解释说，斯大林把政敌消灭，赫鲁晓夫把政敌搞臭，而勃列日涅夫则是让政敌无声无息地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他接着说：“不嗜杀者王。”这句话，出自《孟子•梁惠王上》。（7）与浩然的和解父亲和浩然都是来自农村的作家。父亲成为右派，浩然在文革以前却因为写作表现反右斗争的《艳阳天》而声名大噪。文革期间，浩然更是变成了作家之首。那时浩然经常在郊区进行文学讲座。在通县，浩然点了父亲的名字。具体说了什么，记不清楚了。父亲听到了这件事，很平静地说：其实浩然没必要这样做。作家，要有竞赛才好。文革以后，浩然受到了审查。查得对不对且不论，浩然的烦恼对他的那些作家同伴来说，简直就是不值一提。父亲说，我和浩然都是从农村来的，我们都是作家，不能互相敌视。于是，父亲和林斤澜等人一起去看望浩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林斤澜出面促成了父亲与浩然的和好。林斤澜提着一只老母鸡，带着父亲去见浩然。见面以后，父亲对浩然说：你在通县点我的名，我在村子里就很紧张。人们都快把我忘了！而面对社会上的批判，浩然说：《金光大道》里面的高大泉与样板戏的高大全没有关系。你可以看看我书柜顶上的手稿，早就是这么写的。以后，浩然也来到小院，与朋友们聚会。（8）与文学同在的小院以后，在小院里，父亲会见了许许多多的朋友，许许多多的文学爱好者。小院，与父亲的生平和业绩同在，与文学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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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49 &&
11. 我的叔叔和姑姑家史，当然是全家的历史。除了父亲的历史，我还写了《我的姑父潘玉深先生》。以后，还想写其他长辈的历史。我的大姑刘绍虹，是儒林村第一位女大学生。大姑和大姑父潘玉深，都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大姑一直在丰盛中学教书，一直做到了副校长。大姑父毕业以后先后在崇文区教育局、人民防空办公室工作，改革以后去了旅游局，最后做了一个饭店的董事长。大姑父与父亲更像是好朋友，他们常在一起谈论时政。我的二叔刘绍棣是京剧演员，以后成为导演和剧团副团长。二叔很会说笑话，他的笑话从不重样。更为可贵的是，他的分寸感很好，不温不火，好到了精确的程度。二叔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喜剧和幽默，有了较高的鉴赏力。同时，他也让我的生活失去了很多乐趣：全都明白了，无法与大家一起傻乐了！在家族里面，我家和二叔一家很是亲近。一是我的大妹妹和二叔的大儿子小时的照片很像，我的儿子与二叔的二儿子在小的时候也像。二是我在小的时候常常和二叔在一起，我的儿子和二叔的大儿子，也就是他的二叔也很亲近。二叔在武汉写信，告诉大家他的孩子和我小时候很像，喜欢种花养鱼。其实，那都是他一个人教出来的。我的三叔刘绍振和四叔一起去陕北插队，度过了沧桑的岁月。他和四叔各自在情感上的遭遇，让人不胜感慨。以后，三叔辗转河北大厂和北京密云，最后成为作家，任《民间文学》社长兼主编。我的三婶李平，却因为奋斗中的艰辛在中年就去世了。三叔和三婶的故事，完全是另一部《人生》。奋斗，以及奋斗的代价。面对梁晓声的《知青》以及某些知青“青春无悔”的梦呓，同样作为知青的我要说：一切爱国，爱民，有良知的人们，不要再为年轻人制造苦难了！经历过苦难的人们，不要再歌颂苦难了！我的四叔刘绍家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从小敢说敢干，是我们心目中的武松。我以前说，他要不然会成为牟其中，要不然会进监狱。当然，牟其中后来也进了监狱。四叔没有成为牟其中也没有进监狱，他的单位很好，他也很能干，成为了电力运行的专家。我的五叔刘绍声在外表上应该最像我的太爷，高大威猛。他的性格，有些像爷爷。五叔喜欢看书，也颇有见解。五婶蔡培勤很会经商，办事干脆利落。五叔大学毕业以后到国旅总社当会计，没有算错一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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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23 &&
12. 父亲说，“我是匈奴人”父亲是作家，自然会有很多想象。他多次宣称：“我是匈奴人。”在少年时代，父亲还用过“山楂汗”的笔名。父亲的说法，当然是没有确切依据的。不过，在历史上燕赵之地人员流动频繁，民族构成十分复杂。五胡十六国时代自不用说了，在唐朝，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带领各路胡人反唐。此后，沙陀突厥人的势力十分强大。与此同时，为了避祸，不少与安禄山同族的粟特人进入了河北。而幽州，又长期处于辽金的统治之下。在我的家族里面，有不少人在相貌上接近西北的少数民族。还有些人，在回民聚居区被别人说成是“回回”。家族中也有另一种传说，我们是从山东迁过来的。我想，对父亲影响最大的是那种“匈奴幻想”。我的太爷仗义疏财，而我的父亲在金钱上很仔细，同时远离不义之财。在社会生活中，父亲不会巴结领导，不看别人的脸色说话，因此常常里外不讨好。父亲在与人交往的时候或者好面子，或者兴致所至，不知道算计。有人求他办事，只要能够做到的，一定尽力去办而不图回报。父亲对评奖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的说来，就是不要过于迷恋得奖，更不要为得奖而去活动。写好作品，是第一位的。在另一方面，父亲对得到的奖项是重视的，认为是一种荣誉。对各种评价，他也小心地收集起来。就是说，不沉醉于别人的评价之中，同时也要重视那些评价。他的这些做法，我一直都在遵从。父亲说过：跟企业家交往，千万不要去求他们。一开口，你就不值钱了。与官员交往也是一样。如果说父亲与胡耀邦的关系很好，应该不算言过其实。然而，父亲没有利用这种关系，不去为自己谋取私利，不给胡耀邦添麻烦。为了避嫌，同时也是怕影响胡耀邦的工作，父亲与他的交往反而少了。如果说有什么遗憾之处，就是父亲在坚持基本准则的前提下，还应该想到对友谊的更高要求：帮助友人成就他的事业。领导人也是孤独的，甚至可以说更加孤独。因此，领导人也需要与友人的交流。至于没有个人目的的朋友，就更需要了。如果父亲能够与胡耀邦先生保持经常性的联系，我相信他会提出很多有价值的，负责任的忠告。父亲不适合做官，但他在有个性、有创建之外，还有稳健和务实的一面。我更加相信，如果能够见到胡耀邦先生，会使父亲能够增加革新的一面。父亲是奔放的，同时也是清醒的。他说：“满腔热情地爱护青年，保护虽有严重缺点但仍有可取之处的年轻人；耀邦同志一生如此，我是深有体会的。我不认为耀邦同志多么喜欢我，他一直说我最大的毛病是骄傲。我想，在他眼里，我的可取之处可能一个是创作上努力进取，一个是从没有向他开口谋取私利。”不给朋友添麻烦，有自知之明，不自作多情，恪守本分，这就是我的父亲。还有，在任人唯亲的现象刚刚出现的时候，1985年，身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的父亲慷慨陈词，坚决反对薄熙成当旅游局长。遗憾的是，在父亲身后，有些人，包括他的一些朋友不顾基本事实，把他描绘成处心积虑向官员讨好的人。关于父亲的“娘打孩子论”以及一些不恰当表态，我是这样想的：任何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是先驱者，都不可能不犯错误。我猜测，父亲有可能是因为疾病与世隔绝，有可能是有些思维陈旧，跟不上形势。当然，也不排除身为既得利益者，在一些时刻站在了权势者的一边。我还想指出的是，父亲曾经是先知先觉者，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合理的主张。有些人对他处处排斥，把他推向了另一个方向。受到父亲的影响，我看到有些作家的做作、功利、简单问题复杂化就避而远之。在网上写作之初，我就决心“永远不说套话和假话”。有上一代的经验和教训，我尽力远离作者之间的小事小非，一心从事写作。还有一样，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保持可以与自己相匹敌的朋友的交往，尽最大的可能不与人交恶，不与朋友绝交。父亲的故事也告诫我，不论遇到多少误解乃至冤枉，也绝不投向乌有之乡。看到汉民族的自私、胆怯、苟且和自作聪明，我就感到深深的痛惜和发自内心的蔑视。以前的事情也就算了，近年来，有些人把一盘散沙和不负责任当做自由，把粗野当做个性，把逃跑当做神圣的权利，把叛卖当做妥协。他们怕这个怕那个，还自以为理性。知道博弈吗？博弈除了智谋之外，还需要胆量。在历史上，不愿投降汉朝的北匈奴消失了，强悍的准噶尔部也被灭族了。他们的做法，当然是不足取的。但是，假如我们汉人有人家三成的勇气，我们早就不是现在这副模样了。在我们头脑中也有“匈奴幻想”。读历史的时候，对匈奴和突厥没有恶感，把汉与匈奴的战争和唐与突厥的战争看做是民族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对于女真、蒙古和满洲的入侵，则持否定的态度。读欧洲历史的时候，非常希望阿提拉所统帅的匈人就是消失了的北匈奴。对突厥民族的起源、历史和以后的西迁，我也很感兴趣。有关土耳其的消息，哪怕是只言片语，我都是十分关注。我一直想，应该有中国人以东方的视角拍一部关于阿提拉的电影。在影片的结尾，阿提拉的葬礼上，匈人唱出了类似蒙古风格的民歌。我还想象，假如拍突厥人西迁的故事，一定要出现一队举着狼旗的骑兵，他们在追逐着落日前行。随着不断的行进，他们的面孔从浑圆逐渐变成消瘦，他们的鼻梁越来越高，他们的皮肤也越来越白了。听到了蒙古祝酒歌以后，我写出了很蒙古，很突厥，很匈奴的句子：“在幻想中，我们曾经是骑过马的人。如果要向谁效忠，对方除了拥有强权之外，还要有让人钦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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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59 &&
13. 编修族谱受到父亲的影响，我对历史很感兴趣。有一件事情，我总是想不通：为什么有些人对古代的世系那么重视，尽全力去考证，而对自己家族的世系却漠不关心？近处的事情都不甚了了，远处的就弄清楚了？我还知道，突厥语民族有一句谚语：记不清七代祖先名字的人就是孤儿。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就是孤儿了。因此，应该加以记录，不让子孙后代成为孤儿。记得本家的三大爷过世的时候，我，同时代表父亲去通周参加葬礼。那一天，我见到了很多族人。我们之间没有过交往，但却是从一个祖先传下来的。从那时起，我和另一位亲属就决心续一个族谱。由于忙乱，我和他的联系中断了，只好自己去做。此后，我的父亲也过世了，知道家族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家族的扩大，现在的近亲很快就会变成一般性的族人。编修族谱，已经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我的大姑父说，哪怕从这一支开始，哪怕从大家知道的事情开始，开始了，以后就有了族谱。此后，大姑提供了详细的家族人员名单。令人宽慰的是，虽然族谱记载只有四代，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儒林刘姓来自殿庄。想来想去，诸如体例和格式的问题就很不好办。2004年，我用家谱树的格式编写了族谱。此后，又把族谱输进了新浪博客里面，把博客地址、用户名和密码交给了各位家族成员，从此大家可以共同修订了。考虑到独生子女的现实，族谱还规定家族的男性和女性成员的后代都可以进入族谱。再以后，只要愿意，仍然可以进入族谱。去缅甸的时候，我也根据亲属提供的资料，在网上编修了母系曾姓家族的族谱。不重视家族和族谱看似前卫，其实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恶果。有一次回乡扫墓的时候，我和表弟谈到了宗族和部落的问题。我们都觉得，在公民社会完善之前，宗族和部落是居民自治、互助和自律的组织，是有价值的。公民社会还没有建立，先把宗族和部落打碎了，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以后，我进一步认为，即使有了公民社会，宗族和部落也是无害的。没有宗族和部落，让原子化的民众去对付权力和资本，只能造成事实上的专制。族谱的存在，会使家族成员产生荣誉感和责任感。在旧时代，犯了重罪的人死后不能埋进祖坟，不能写入族谱，对恶人恶行或多或少是一种警示。最终由我来完成族谱的编修，多少是受到了长子、长孙、张重孙名义的影响。由于是长房，我们的辈分越来越小。我三叔的孩子比我小24岁，而三叔的孪生孙子孙女比我的孩子小27岁了。由于有不少比我小20岁以上的弟弟，因此我在与孩子相处的时候，多少把他当做了小弟弟。以下，是我撰写的《修刘姓族谱记》。修刘姓族谱记刘姓据信源于古代圣贤尧帝，刘姓子孙亦以倾覆暴秦，建立大汉国之高祖刘邦皇帝后裔为荣。虽上古之事不可尽察，古代圣贤英雄之德之业仍然激励海内外刘姓世代子子孙孙。我居通州殿庄、儒林之刘姓众人多为人宽厚，诚实守信，崇尚文明，不愧刘姓之后也。吾辈据此相信，祖上必为有德有道之人。尊老敬祖本我大汉民族之美德。然历代变乱，骨肉竟不能相顾。而在西元二十世纪后半叶之政治劫难中，同宗之人更是不能相聚，令族人无以追念祖先。幸而我大汉民族根基深厚，邪不足以压正，倒行逆施之妖孽终于束手就擒。如今我通州殿庄、儒林之刘姓后裔决意编修刘姓族谱，以慰刘姓之祖先，以励刘姓之后人。祖先在上，我刘姓后人必不忘祖先之恩德，温厚诚实以无愧于先人，先进者更应尽心竭力以报效国家人民。夏历甲申年，西元二零零四年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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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30 &&
14. 我们是市民，农民，我们是平民刘姓家族的故事讲完了。我们来自农村，我们又向往文明。我们不打麻将，我们坚持让孩子好好读书。我们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不急功近利，不气急败坏。我们的孩子把书读好了，又没有失去天然的本性。我们讲面子，不主动去刺痛别人，也不轻易与人交恶。我的父亲是家族的骄傲，也是家族的榜样。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特例，对孩子是不能溺爱的。我们没有长长的族谱，没有宗族组织，却可以经常聚会。每当有新的成员出生，总会有家族中的人在医院等候。我们希望更加发达，却不想走旁门左道。我们同上层有过交往，但清醒地知道我们就是我们。我们，对自己在胡同中长大非常自豪。在文革当中，我们与邻居有过隔阂，我们也看到了血腥的一幕。我们也知道，这不能成为敌视众人，否定善良的理由。关于邻居，还有过一件充满戏剧性的事情。北面住家的房子，有三个窗户朝着我们的院子。我们搬进来的时候，就有一道影壁挡住了中间的大窗户。以后刘绍棠研究会使用南房，有人不懂事把影壁延长，遮住了邻居靠西面的小窗。邻居提出了投诉，他们不得不后来把影壁的西面拆掉了几层砖。好多年以后，我去小院，看见了住在北面的王维。我和王维是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因为纠纷就不来往了。这一次王维和我打招呼，我们在他的屋子里聊了很长的时间。他说，按照新的政策，租住社会主义改造前私房的房客要搬走，房屋要归还主人。因为补偿问题，王维还想过要激烈对抗一下。我劝他不要激动，毕竟还要过日子，还要打理公司的事情。我们谈到小时候的故事，谈到身边的喜怒哀乐。就要分手的时候，王维的话让我很感动。他说，你赶快把影壁西边那几层砖砌上吧。砌上了，新来的人就没办法了。对于达人和世家，我们保持着尊敬。与此同时，我们对他们是有要求的。我们看到，某些贵人的高傲，不过是小市民的沾沾自喜。我们认为，有来历的人即使破落了，也要稍稍保留一点尊严。生在胡同里的我们，对大学有着由衷的羡慕和尊敬。在我的记忆里和观念中，大学应该在田野之中，在树林之中。大学，应该有远离尘世的那一面。大学的老师，应该有超凡脱俗的地方。我知道，大学教师也要生活。我只是要求，不要产生把百货大楼搬进大学的俗念。一位清华大学的老师告诉我，有位画家在参观了清华的新楼之后说：你们这里不是清华大学，而是王府井百货大楼！我们是市民，我们是农民，我们是平民。我们知道，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我们在继承着民族的传统。我们坚信，礼失而求诸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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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58 &&
15. 尾声――推土机来了很多人说：小院，是我们家族耶路撒冷。小院，凝聚着家族的记忆，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在家族中，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那个院子涨到多少钱了，从来没有。如果中国还保护私有财产，还要讲一点自愿的话，给多少钱我们都不会卖掉小院。如果那个小院能够值很多钱，一方面是经济学的生动例证，一方面也说明了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的荒谬。还是那个院子，还是那些砖瓦，需要那么多的钱才能够得到，我们的财富是不是有些浮肿呢？说得庸俗一些，就算我们卖了小院，得到了不少钱，再买别的房子不是也贵了吗？北面的43号，整体租给了一个公司。那个公司把原有建筑扫平，格局全部打乱了。据说，要办什么洗浴中心。以后，房子一直空着。我们的45号因为年久失修，很残破了。迟迟不修的原因，自然是不断地闹拆迁。虽然拆迁时会有补偿，我们还是无法承受亲手修好的房子被推到。南面的47号一直完好。先有一个公司租住，整旧如旧，让人感觉好像主人刚刚出门似的，很是高雅。以后入主的公司，似乎想整旧如新。整旧如旧的公司曾经与我谈过，希望把董其武故居、刘绍棠故居和张树声故居整合起来，举办文化和旅游活动。这确实是好主意，但由于实施中的困难而作罢。对于我家的院子，我的想法也是整旧如旧。保持原有风格，恰当地利用某些原有的构件，或者把那些构件作为旧物陈列起来。南屋的花砖地至今完好，要小心地起出，作为装饰铺在适当的地方。原有的盆和碗一类的用具，装进盒子放到墙角。我研究过建筑，修复小院应该是一个实践的机会。我想，如果能够那样，就可以提供一个家族聚会、写作、研讨和各种文化活动的会所。三个故居的整合，仍然是需要争取的。我的梦想很可能只是梦想了。拆迁来了，我们住的楼房北面变成了一片瓦砾。一夜之间，我们突然在北面看见北海的白塔了！当然，几个月以后，白塔又看不见了。我们的小院，当然是岌岌可危。以前，我对每一次暴力拆迁都要说几句话。我不理解的是，天天叫喊保护人权，保护私有财产的精英人物为什么一言不发。现在明白了，他们是很乖巧的。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他们有着精明的算计。另外，不排除他们也在以其他方式参与掠夺，故而认为掠夺就是合理的。为此，我写过《对房价和拆迁集体沉默的精英们，呸！》。在网上，我感受到的不仅是世态炎凉，简直就是人心险恶了。由于观点不同，有些伪自由派拿出小院来攻击我。还有的人，对小院的摇摇欲坠幸灾乐祸。现在的时间有些赶，等到以后，我一定要把那几个人罗列出来，让历史记住他们。好人也是不少的。在一次凯迪聚会上，结识了一名。我们电话探讨拆迁问题的时候，谈到了原住民的权益。刚好，一名写过一篇城市建设要考虑原住民权益的文章。我一直想写《经济发展与原住民的权益》。我还同一名谈到了小院。一名告诉了老牧，亦忱也知道了。此后，只要和老牧有联系，他总是询问小院怎么样了。亦忱还说：松萝，需要的时候我们帮你呼吁！一名、老牧和亦忱，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够朋友。现在，小院所在的光明胡同，已经变成了孤岛。每当走进胡同，就会感到心悸和心痛。在故事的开头，我说：我哪里知道，就在那时，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眼下，我的感觉是：推土机，推土机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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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25 &&
附录：此时此刻，我想到了过去的邻居们：郑英和、刘鸿利、白雪艳、白涛、王亚萍、王亚兰、李洁、董都祥、王振山、赵书萍、罗其昌、崔金山、贾京生、贾京兰、林彤、韩崇文、韩崇敬、苏宁、李一娟、张玉芝、黄峥、黄净、黄星、于德、朱法治、宋晋君、王来明、李小宁、马志毅、王维、王丽、郭秀琴、李佩霞、李佩勋、任兆义、吴广尧、吴广惠、张志远、张庆来、尼雅、尼达、李贺、王莹、王英、赵春英、吴燕、朱博文、郎慧茹、李文、张琦、朱静、陈刚、陈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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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58 &&
参考资料1. 刘绍棠.我是刘绍棠.团结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2. 王培洁编.刘绍棠年谱.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12月第一版.3. [原创]怀念：刘绍棠先生在文革10年 【猫眼看人】-凯迪社区4. [原创]父亲教给我什么是革新与保守 【原创文学】-凯迪社区5. 十五、青年作家(3)_半生多事_王蒙_文化读书频道_新浪网6. 王蒙、浩然谈刘绍棠-人物访谈-燕赵都市网7. 大光明殿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8. 大光明殿_百度百科9. 大光明殿照片--拍品正文--雅昌拍卖收藏频道10. 皇城道教寺庙~大光明殿11. [原创]街角，那一家延吉冷面店 【猫眼看人】-凯迪社区12. [原创]记父亲刘绍棠先生与胡耀邦先生的交往 【猫眼看人】-凯迪社区13. 历史上华北地区的民族变迁 _ 中国经济史论坛14. 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15. [原创]对房价和拆迁集体沉默的精英们，呸！ 【猫眼看人】-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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