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具有维护生态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人们把湿地称为“地球之肾”、天然水库和天然物种库。云南的大山包、拉市海、纳帕海和碧塔海（如图）是我国新增4处国际重要湿地。20世纪80年代初，纳帕海周围山上的原始森林已被砍伐殆尽，为开垦田地、扩大牧地，人们设法排干湖水、降低水位，致使湿地面积不断减少。当年勘察人员仅调查到残存的100余亩沼泽地、数十只黑颈鹤。读图完成下题。
与图中4处湿地的形成无关的是
&&& A．海拔高，气温低，蒸发量小 B．地形相对低洼，容易积水
&&& C．植被较好，容易涵养水源&& D．都濒临长江，常受到长江洪水的泛滥而积水
从保护湿地和发展经济的角度看，不合理的行为有
&&& A．修筑梯田、固定耕地，解决贫困山区的粮食问题
&&& B．停止挖沙、打坝蓄水、恢复沼泽地
&&& C．利用文化生态优势，发展旅游等绿色产业
&&& D．加大投入，进行改造，建湿地公园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具有维护生态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人们把湿地称为“地球之肾”、天然水库和天然物种库。云南的大山包、拉市海、纳帕海和碧塔海（如图）是我国新增4处国际重要湿地。20世纪80年代初，纳帕海周围山上的原始森林已被砍伐殆尽，为开垦田地、扩大牧地，人们设法排干湖水、降低水位，致使湿地面积不断减少。当年勘察人员仅调查到残存的100余亩沼泽地、数十只黑颈鹤。读图回答下面试题。
与图中四处湿地的形成无关的是&&&&&&&&&&&&&&&&&&&&&&&&&&&&&&&&&&&&&&&&
A．海拔高，气温低，蒸发量小 B．地形相对低洼，容易积水
C．植被较好，容易涵养水源&&&&&&&&&& D．都濒临长江，常受到长江洪水的泛滥而积水
从保护湿地和发展经济的角度看，不合理的行为有&&&&&&&&&&&&&&&&&&&&&&
A．修筑梯田、固定耕地，解决贫困山区的粮食问题
B．停止挖沙、打坝蓄水、恢复沼泽地
C．利用文化生态优势，发展旅游等绿色产业
D．加大投入，进行改造，建湿地公园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具有维护生态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人们把湿地称为“地球之肾”、天然水库和天然物种库。云南的大山包、拉市海、纳帕海和碧塔海（如图）是我国新增4处国际重要湿地。20世纪80年代初，纳帕海周围山上的原始森林已被砍伐殆尽，为开垦田地、扩大牧地，人们设法排干湖水、降低水位，致使湿地面积不断减少。当年勘察人员仅调查到残存的100余亩沼泽地、数十只黑颈鹤。读图完成问题。【小题1】图中4℃等温线向北突出，主要是（&&&）A．受太阳辐射的影响B．受河流流向的影响C．受地形地势的影响D．受热带季风的影响【小题2】与图中4处湿地的形成无关的是（&&&）A．海拔高，气温低，蒸发量小B．地形相对低洼，容易积水C．植被较好，容易涵养水源D．都濒临长江，常受到长江洪水的泛滥而积水【小题3】从保护湿地和发展经济的角度看，不合理的行为有（&&&）A．修筑梯田、固定耕地，解决贫困山区的粮食问题 B．停止挖沙、打坝蓄水、恢复沼泽地C．利用文化生态优势，发展旅游等绿色产业D．加大投入，进行改造，建湿地公园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具有维护生态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人们把湿地称为“地球之肾”、天然水库和天然物种库。云南的大山包、拉市海、纳帕海和碧塔海（如图）是我国新增4处国际重要湿地。20世纪80年代初，纳帕海周围山上的原始森林已被砍伐殆尽，为开垦田地、扩大牧地，人们设法排干湖水、降低水位，致使湿地面积不断减少。当年勘察人员仅调查到残存的100余亩沼泽地、数十只黑颈鹤。读图完成小题。
1.图中4℃等温线向北突出，主要是
A．受太阳辐射的影响&&&
B．受河流流向的影响
C．受地形地势的影响&&&
D．受热带季风的影响
2.与图中4处湿地的形成无关的是
A．海拔高，气温低，蒸发量小
B．地形相对低洼，容易积水
C．植被较好，容易涵养水源&&&&&&&&
&
D．都濒临长江，常受到长江洪水的泛滥而积水
3.从保护湿地和发展经济的角度看，不合理的行为有
A．修筑梯田、固定耕地，解决贫困山区的粮食问题
B．停止挖沙、打坝蓄水、恢复沼泽地
C．利用文化生态优势，发展旅游等绿色产业&&&&&&&
D．加大投入，进行改造，建湿地公园迪庆州农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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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移民是实现迪庆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发稿时间： 17:02:21】
【作 者：和顺荣】
【主 题 词：】
【责任编辑：和顺荣】
【稿件来源：迪庆州土肥站】
【审核发布：dq】
一、生态移民的历史沿革及发展背景
生态移民 (ecomigration),亦称环境移民(environmental migration),系指原居住在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地区、生态脆弱区以及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基本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的地区的人口, 搬离原来的居住地, 在另外的地方定居并重建家园的人口迁移。从导致人口移动的因素来看, 生态移民主要不是由于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变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新地区的开发等经济因素引起 ,也不是战争、宗教活动等非经济因素等所致;而是由于迁出区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区域生态环境容量和承载能力, 因生态环境因素所致。从移民的目的来看, 生态移民通过将生活在恶劣环境条件下的居民搬迁到生存条件更好的地区, 一方面可以减轻人类对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的继续破坏, 使生态系统得以恢复和重建; 二是可以通过异地开发, 逐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 三是减小自然保护区的人口压力, 使自然景观、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移民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古老话题。关于移民古已有之,它是指跨越一定空间距离的移居人群,由于生态环境问题而实行的移民, 被称作生态移民。生态移民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而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移民则只有十余年的历史。伴随生态移民的出现,有关生态移民的研究开始兴起。我国移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曾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迁徙。纵观我国历史，大大小小的人口迁移不计其数。西晋、南北朝时期,永嘉丧乱,北方约有90 万汉人迁往江南;唐朝天宝末年,安史之乱,大批中原人口向南迁移;北宋末年,靖康之难,金人大规模南侵,激起中原人口又一次大规模南迁; 清政府统计期间,实行屯田制度, 许多汉族人迁往新疆、甘肃、青海、西藏、云南等边疆地区; 清朝时期, 我国人口迁移形成了“走西口”、“闯关东”和“下南洋”为主的三大流向, 我国的人口迁移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达到了高峰。这些移民的出发点是为移民找到赖以生存的居住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施过从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向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移民的事例。譬如,1958年河南向青海高原的移民,青海东部黄土高原地区向格尔木移民,甘肃东南部向河西走廊移民,广西西部贫困石山区向一些尚无人居住的山区移民开发。其中,仅年,甘肃从中南部贫困地区向河西走廊和沿黄河两岸移民56.92万人,这些移民主要是生存移民。也有极少部分地方如内蒙古退耕还林还草地区向城郊移民和从贺兰山上向黄灌区移民,可称得上是生态移民。西部民族地区集中搬迁人数最多、组织化程度最高的贫困人口大迁移就是宁夏的“吊庄移民”和 “扶贫扬黄工程移民”,这些移民开发模式对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移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我国西部地区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移民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 1993 年，“生态移民”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文献中。到2000年，在相关的报道中，又多次被提起。随着我国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尤其是1998年长江中下游的特大洪涝灾害和2000年之后我国北方地区连续发生的强沙尘暴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促使人们对 50 多年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反思，同时使生态移民的理念很快引起共鸣，并有一些学者开始对此展开专门的研究。
生态移民是站在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思想,把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看成是保护国家的生态环境,乃至人类的生态环境,移民视野可以扩大到全国范围。生态移民包括两层含义:致因层面与目的层面。致因层面认为移民的动因是自然环境恶化,人口数量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容量; 目的层面指移民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使移民迁出地的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移民迁入地的生态环境不受损害,移民迁入地的原住户不吃亏,移民能稳定地解决温饱,又能逐步走向富裕。生态移民的最高目标是“生态得以恢复、生产得以改善、生活得以提高;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完美统一 ”。最低目标是 “生态破坏逐步减弱 ,并逐渐恢复,生产、生活得以维持 ,并逐渐好转 ”。它有两个社会经济功能:一是将人们从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逐步转移出来 ,实现相对集中定居和城镇化;将人们从过度依赖自然环境的简单农牧业中转移出来,向高科技农牧业、工业、第三产业逐步转移。二是为保护生态环境 ,将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超载人口移到生态人口承载能力相对高的区域或城镇、郊区从事农牧业和畜产品工业 ,且应不破坏迁入地的生态环境。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移民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生态环境恶劣,已不适应人类居住。如以保护大江大河源头生态为目的的移民。“三江源 ”地区的生态移民,甘肃的民勤、陇南地区以及青海的江河源地区都属这一类型。比较惨痛的教训是青海的玛多县，20世纪60年代曾经是全国的首富县 ,但由于追求增加牲畜数量的粗放式发展,超载放牧,导致草地沙化, 最终不得不于 90年代凄惨搬迁。二是生态环境脆弱 ,经不起任何折腾,不能再居住下去。主要包括以防沙治沙、保护草原为目的的移民。如我国沙尘暴源头的内蒙古,计划用 6年时间移民 65万人; 以防洪减灾、根治水患为目的的移民。三是从国土资源考虑进行的移民。如因兴修水利水电工程引起的生态移民、三峡库区移民以及南水北调工程属于这一状况。又如为了保护自然保护区内稀有动植物资源或风景名胜区生态系统为目的,地处滇藏交界地带的西藏芒康县,准备将居住在滇金丝猴保护区中的农牧民分批迁出保护区外安置。
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区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条件恶劣,要想全部治理,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经济上都是不可能的。“生态无人区”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大到上万平方公里,小到一座小山头、一片河滩、一块林地,把难以恢复的区域设为“生态无人区”, 限制人类在生态脆弱区的开发性活动, 依靠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 使其在适量雨水补给的情况下,先长出草来, 至少先绿起来, 做到黄土不见天, 有风不起尘, 水土流失少, 使生态恶化的趋势得以缓解。依据恢复生态学, 将一块土地封闭起来, 不耕种, 不放牧, 让其形成自然群落, 利用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 自然恢复和人工恢复相比, 成本可能只需百分之一, 但恢复的效果相同甚至更好。
建立“生态无人区”,限制可能破坏生态性条件的进入,并不排斥有利的建设。在条件较好的区域可以实行自然和人工相结合的方法,也可以对划定区域进行科学管理, 比如由政府出面, 圈定范围, 包干到户,或由企业和个人自愿承包,明确生态保护的责任、权利和利益, 同时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保护生态环境。而对于那些无视国家法律法规, 恣意破坏者, 不但要给予严厉的经济处罚,更应予以法律制裁,才能使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协调统一、健康发展。
生态脆弱区自然恢复后的生态系统是一种可持续的系统, 应充分利用其生态效益, 建立自然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是重要的替代途径。对于那些山青水秀、风景独特的地方可以开辟旅游景点,发展生态旅游。在生态脆弱区发展旅游业,对于当地的经济来说是有益而无害的,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无污染、可持续等特点,对于生态建设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 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将大量从事落后生产的劳动力吸收进去,从而缩小落后生产的规模,给生态环境减压,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转变思想观念,对生态环境产生正面的影响。总之, 生态脆弱区发展旅游业,可以更好的改善农牧民的经济状况,经济状况的改善使当地政府和农牧民有条件去改善生态环境,而环境的改善又可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虽然在生态脆弱区可以发展生态旅游,但是在生态脆弱区发展旅游必须掌握适度原则,要因地制宜的进行, 时刻不能忘记发展旅游的目的是改善生态环境,要规模得当, 管理周密,宣传有方,使生态脆弱区发展旅游业得到良好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西部生态脆弱区实施生态移民的意义在于西部地区是我国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地方,西南山区的森林减少和水土流失,恶化的生存环境成为当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西部地区又是东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屏障,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优劣,也影响到东部地区的发展,1997年黄河断流200天、1998年长江洪涝灾害及近几年北京天津等地区的沙尘暴都说明了西部环境恶化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因此,遏制西部生态恶化趋势, 改善西部生态环境应成为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中心任务。西部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脆弱的生态环境, 使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建设处于两难的境地,光靠西部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生态环境的治理和重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生态移民,就是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出发,把原来位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高分散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集中起来, 形成新的村镇, 在生态脆弱区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要彻底改变这种状态, 改善西部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 就必须改变这些地区农牧民的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减少人为因素对环境的破坏。目前, 在西部生态脆弱区实施生态移民是一种为改善生态环境和摆脱贫苦行之有效的办法。
生态移民的必要性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实施生态移民是否具有可行性呢? 对此,迪庆州扶贫办对迪庆州贫困地区实施了诱导式生态移民调查工作。在通过调查的基础上，经过分析认为实施生态移民的可行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迪庆高原区、山区人口稀少, 国家完全有能力对这部分移民进行安置; 二是移民治理方式相对其它治理方式或投资项目在财政上是最节俭、最有效的方式；三是调查结果表明，近90%的农户愿意搬离原居住地，在愿意搬离原居住地的农户中， 66%的农户愿意迁入城镇生活，34%的农户愿意迁入人居条件较好的农村生活。说明迪庆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已具备广泛的民众意愿。
二、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的必要性
1、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是保护我国重要水源涵养区和建设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屏障的迫切需要。迪庆藏族自治州地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区”腹地，“三江并流区”8个核心景区中，有5个核心景区分布在迪庆境内。迪庆江河纵横，高山湖泊星罗棋布，是我国重要的产水区，境内有澜沧江、长江两大水系贯穿全境，其中，长江境内流程为430公里，流域面积16810.8平方千米，澜沧江境内流程为250公里，流域面积7059.2平方千米，全州共有大小支流221条。怒山、云岭、大小中甸雪山的岭脊上，有数百条小溪直泻而下汇入两江，构成了以两江为主密布全州的网状水系。雪山冰川成为迪庆的“固体水库”资源，仅哈巴雪山冰川就有2.1平方公里，年融水量为664万立方米；梅里雪山的明永冰川共73.5平方公里，年融水量为2.3亿立方米。此外还有以纳帕海、碧塔海、属都湖为代表的湖泊94个。境内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总产水量为119.67亿立方米（不含过境水量），人均产水量为39479立方米。
迪庆州境内多年平均降水量227.38亿立方米，陆面蒸发107.71亿立方米，地表径流量64.62亿立方米，河川基流（地下水）55.05亿立方米，产水量（河川径流）119.67亿立方米。多年平均入境总量589.7亿立方米，其中澜沧江208.14亿立方米，长江378.43亿立方米。
从迪庆1981年到2010年的30年的相关资料分析，由于受全球气温上升和区域性生态环境破坏的影响，绿地面积下降、冰川消融退宿、河流流量减少或干枯、自然灾害发生程度加大、发生的周期缩短，其中，产水量下降是最为严峻的问题。据保守估算，迪庆州总产水量已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150亿立方米（不含过境水量），减少到了近年来的119.67亿立方米（不含过境水量），减少25.4%，而且这个现象还在延续，并有难以逆转的趋势。
迪庆地处长江和澜沧江上游，也是长江和澜沧江的主要产水区，迪庆生态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长江和澜沧江下游地区亿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正是由于迪庆所处地理位置的环境地位和我国生态系统所具备的战略特殊性，迪庆是组成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生态环境屏障的核心区。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延部分，横断山脉中断，是我国三级地势台阶中第一级地势走入第二级地势的过度带，同时，也是我国第二大林区的重要组成，是我国水资源的重要产区和气流频繁交换的发生地，特别对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川中盆地的气候调节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生态屏障地位十分突出。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我国藏区的生态环境，多次明确指出保护我国藏区生态环境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意义。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颁布了以云南迪庆为中心的禁伐长江上游天然林的决定，并通过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一系列工程措施，对禁伐区作了必要的生态补偿。“国发【2008】34号”文件《关于加快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中指出：“四省藏区地处青藏高原，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等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和水源涵养区，构成我国生态安全重要屏障，生态地位极其重要”。但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双重因素的制约，迪庆境内村落分散，民族众多，生产生活等诸方面存在着不同的习惯和方法，搬迁游牧、刀耕火种、异地移居的状况十分突出，当地群众由于生计的需要，拟迁区林木被伐、草原被毁的案例屡见不鲜。也是由于上述迪庆历史存在的这种格局，尽管当地政府在生态管护工作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收效甚微，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难以逆转。总之，迪庆州由于生态脆弱、自然环境条件恶劣，现有很多基本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的地区的人口已到了非实施生态移民工程不可的程度。
德钦县羊拉乡归吾村仲农组，海拔3800米，25户，130人，耕地面积200亩，一年一熟，2010年粮食总产30000公斤，人均有粮230公斤。全年经济收入10.4万元，其中，采挖虫草收入5万元，采集松茸收入2万元，贝母等药材收入2万元，销售酥油收入1.4万元。当年购买大米、面粉等粮食10000公斤，支出5.5万元，添置简单生产生活用具2.5万元，添置衣物等1.5万元等后，实际积余0.9万元，人均积余69.23元。按此收入计算，一户5人之家的农户购买一台价值2000元的电视，需6年左右的时间积存，如果发生大病或其它灾害，将无力拯救。可以说基本丧失了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分析造成该村民小组致贫的原因，除受气候因素制约外，一是生产生活用水困难是导致贫困的最主要因素。该村民小组在20公里范围内无可引的水源条件，既是有水源也因四周皆是高山、峡谷而无法引流至目的地。多年来，该村民小组一直引用村头不足0.001立方米/秒的水源，每日积水量不足50立方米，130人、420头（只）大小牲畜的单位日均耗水不足0.1立方米，在未能满足生活用水和人畜饮水的基本条件下，农田用水就只能依靠自然降水，故而造成农作物产量低。二是该村民小组所在地年降水量350毫米，山高坡陡，土层浅薄，植被覆盖率低，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每户年用于生活的柴薪为25立方米左右，年消耗林木500立方米，再加上建盖居民用房材料，估算实际消耗林木700立方米左右，由于气候寒冷，林木自然生长量远远低于采伐量，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长期作为该村民小组收入来源的虫草、松茸、贝母等林下产品资源量锐减，农民收入降低。三是生态持续恶化，水土流失加剧。2008年，国家投入250万元修建了乡政府至该村民小组的村村通公路，但由于该区域沟谷纵横、地貌复杂，年降水又集中在7―8月，常常造成山体滑坡、泥石流、公路塌方，公路实际利用率低，并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加剧生态环境恶化。
针对上述情况，调查人员采取通过农户访谈形式，对该村民小组78人进行了笔录调查，结果78人都表示愿意搬离现居住地，占100%；其中有66人对迁入新农村表示赞同，对迁入城市的生活表示担忧，占84.6%，12人表示愿意选择城镇作为迁入地，占15.4%。
2、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是人类永续利用和守望“动植物基因库”与“人类精神家园”的唯一选择。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南延地段，横断山区中断，“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腹心地带和“人类精神家园”―香格里拉的所在地；同时，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民族文化多样性、地质地貌多样性和自然景观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境内白玛雪山和梅里雪山、纳帕海、哈巴雪山均为国家级与省级自然保护区；普达措公园为国内第一个国家级公园；2008年梅里雪山、梅里大峡谷、虎跳峡和白马雪山分别入选“中国最美十大名山”、“中国最美十大峡谷”、“中国最美十大森林”。境内由于地形地貌复杂，立体气候特征突出，造就了除热带之外的所有生物生长的环境条件。迪庆最高海拔6740米，最低海拔1480米，相对高差5260米，气候和植被垂直带十分明显，跨度仅2.6纬度的迪庆高原，包含了相当于从我国南部亚热带到北半球极地约70个纬度的水平带生态类型，集整个北半球生态景观为一体。是中国弥足珍贵的物种基因库。迪庆植物种类繁多，森林覆盖率达73.9%，林地面积站国土面积的80%，居全省之首。林木蓄积量达1．57亿立方米，迪庆被誉为“动植物王国”，分布迪庆境内的高等植物多达187科5000余种，野生药用植物867种，野生观赏植物1578种，野生花卉园艺植物419种，野生香料植物98种，野生菌类147种，野生动物1400余种。其中，有红豆杉、珙桐、云南榧木、澜沧黄杉等稀有品种及品种繁多的杜鹃；有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滇金丝猴、雪豹、黑颈鹤等，二类保护动物棕熊等十几种。物种资源丰富，使迪庆赢得了“植物基因库”、“药材之乡”、“杜鹃王国”、“观赏园艺植物的大本营”、“动物王国”的美誉。
但是，随着人口增多和社会发育进程的加快，州内山村与坝区、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不断拉大，再加上实施退耕还林（草）等生态工程后，使有限的耕地面积急剧萎缩，农民在被迫寻找生计的过程中，无度、无序开发草甸、工矿等问题时有发生，甚至不时出现偷伐林木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此外，由于原料资源的研究及基地建设滞后于市场和远景发展的需要，再加上缺少保护措施，州内有些特有的生物种质资源数量急剧下降，如松茸、羊肚菌、虫草等生物产业的利用过分依赖于野生资源采集，榧木、红豆杉等稀有树种因盗伐而濒于灭绝的边缘。
同时，迪庆生物资源多样性建立于自然资源单个品种储量稀少、分布狭窄，而且与环境因素共同形成了高强度的脆弱性；在整个云南省，25度以上坡度土地占国土面积60%以上和寒温带和温带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80%以上的只有迪庆州。全州三个县均属于国家级贫困县，仍有8.8万人口尚未脱贫。全州虽有61万公顷天然草场，但因地理环境因素限制及超载过牧等人为因素影响，草地退化严重，中度退化面积已占草地总面积的63%，草地超载过牧现象严重，地表植被保护与畜牧业发展矛盾突出。因此，迪庆是云南省地质地貌环境最脆弱的地区之一，也是生态环境最敏感的地区，加之气候等原因，迪庆的生态系统自动调节能力最弱，生态环境一旦被破坏，修复起来难度极大。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迪庆富集的生物资源和严峻的生态环境状况，迫使我们只有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才能有望守住被世人誉为“世外桃源”的人类家园。
3、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是全面实现迪庆脱贫致富和小康社会的根本出路。迪庆州所属各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贫困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36%，是云南乃至全国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分析迪庆贫困原因，是由诸多因素交织并发的结果。第一，迪庆州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先天不足”。迪庆地处“三江并流区”腹地，地势起伏大，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立体气候引发的立体农业特征十分突出，自然村落、耕地、农作物种类呈阶梯状、零散式的分布于自治州全境，形成了典型的梯度农业，全州30万的农业人口分散分布于2053个自然村，共分为2186个村民小组，平均每个自然村不足150人，其中，人口不足20户的自然村达653个，这种错综复杂的自然状况，不仅难于统一规划，在生产上也难以统一指挥，产业上更难以按规模化进行布局，而且在投资上难以形成合力集中扶贫攻坚。此外，我州农业发展必需的水、肥、气、热四大因子时空分布极不平衡，年季中冬春干旱严重，夏季暴雨成灾，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轻则造成交通被阻、农田被毁，重则人畜伤亡。由于灾害频发，当地党委政府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投资措施，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解决群众最迫切的生产生活问题。自然灾害造成迪庆基础设施重复投资，从而延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国家源源不断的“输血”与自身的“造血机能”形成严重的反差。第二，农业基础设施脆弱。迪庆州现有耕地面积49.5万亩，其中，水田面积6.9万亩，仅占耕地面积的13.9%；旱地面积42.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86.1%，旱地中25度以上陡坡地面积2.6万亩，占旱地面积的6.1%。据统计资料显示，全州粮食播种面积69.9万亩，全州粮食总产量144822吨，平均亩产207.2公斤。全州现有耕地面积中，年亩生产粮食超过1000公斤的农田面积不足2.5万亩，500―1000公斤的农田约4万亩，300―500公斤农田6万亩，低于300公斤的低产农田面积近32万亩，耕地质量极差，低产田地面积占71.9%，而且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6亩，人均耕地占有量严重不足。从迪庆农业现状分析，迪庆农业还未摆脱雨养农业的格局，当年的气候状况仍左右着农业生产的丰欠程度，发展现代农业还任重道远。第三，城镇化、产业化程度低。迪庆城镇化水平仅为19.11%，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城市规划和建设滞后，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弱。从农村发展现状看，迪庆大部分藏区处于半农半牧区，农村人口居住分散，全州66276户中，50户以上的自然村只有219个，仅占自然村总数的11%，农村小集镇发展难度大。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城乡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捕捉市场信息的渠道不畅。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带有明显的滞后性、单一性。加上产业链条短，缺乏深加工手段，农产品加工增值和营销的龙头企业少、小、弱。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各方各面的原因，我州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物质积累和资本积累都还处在初级阶段，农业再生产能力弱，基本上还在“温饱农业”的范围中徘徊，农业生产计划、目标、措施、管理都还在为了解决广大农民温饱的基本要求而运行，很难着眼于强产业、创新性的战略性的构想；现有的农业基础条件迫使迪庆难以从数量型农业、温饱型农业向提质型农业、现代型农业方向转变。第四，农村社会事业建设滞后，扶贫攻坚任重道远。迪庆州通过“普六”、“普九”工作，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要巩固成果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培训力度不足，文盲、半文盲劳动力比重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与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要求极不适应，许多农业新技术、新措施推广速度慢和推广周期长，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低与农业技术培训不足紧密相关；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农村医疗保障程度低，难以抵御重大疾病风险，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较为突出；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
综上所述，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无疑是迪庆州摆脱自然资源束缚农业发展的最佳途径，也是实现自身“造血功能”的最佳选择。《迪庆州小康社会建设规划纲要》指出，到2020年，迪庆要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社会目标，计划城镇化率届时达到50.25%。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减少农业人口，推进城市化建设。因此，着力培育县域经济，促进中心城镇的规模扩张和建设新经济带，加大移民搬迁力度，改善移民的生存条件，进而促进人口向城镇集中，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一部分农村居民通过生态移民进入城镇后，对原居住地村落进行重新调整布局，居住较为分散的自然村进行撤并，使人口相对集中。通过土地流转，实行土地等资源的再次分配，农业资源向农村剩余人员集中，使他们能走上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道路，最终实现致富奔小康的目标。对移民迁出地实行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封山禁牧，使生态环境逐步得到修复，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镇，即可以充分利用迁入地已有基础与条件，节省投入，又可使移民尽快安置稳定下来，改变其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同时，可以有效促进迁入地相关产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加快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改善城镇设施水平和支撑条件，增强城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从而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的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力举措。
案例2：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调查：出于生存和增收的目的，70%的农户中都有1―2人在外务工，其他成员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农民在外务工的工资收入已成为农户的主导收入之一，占全年家庭总收入的29%。重点调查的6个村每年外出打工的人数有 4936人，其中在三个县城或各集镇常年打工并定居下来的就有1567人，占6个村总人口数的10.8%。在这些定居下来的打工者中，有的甚至是举家外迁。对哈巴村在香格里拉县城务工的60人进行问卷调查，80%被调查者表示愿意移居城市。他们希望政府能给予扶持，帮助他们创业，让他们享受城镇居民的平等待遇。由于青年农民长期在外务工的逐年增多、州内集中规模办学实施、大中专毕业子女就业等因素的考虑，70%的被调查农户对迁入城市的生活表示担忧，但还是选择城镇作为迁入地，80%的子女在外求学的大中专生的家长希望孩子留在城市生活。
调查的6个村村民外出务工情况表
外出务工人员（人）
所占比重（%）
所占比重（%）
4、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是实现云南藏区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需要。迪庆地处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历史上曾是“西南丝绸之路”及茶马古道的重要通道和物资集散地，同时也是我国藏汉民族及其它多种民族经济、文化、政治交汇交融的重要通道和驿站。历史上迪庆藏族作为我国藏区中的康巴人，因体魄健壮、彪悍强劲、吃苦耐劳、性情直爽、敢说敢做而在藏区乃至中国久负盛名。但解放前，由于受历朝历代封建阶层和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压迫和挑唆，迪庆人民长期以来处在民族纠纷和地域械斗的前沿阵地，迪庆常常烽烟四起、匪患不断、民不聊生，历史上“治藏先治康”的说法正源于此。正是由于迪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民族结构、社会环境，迪庆藏民族与我国其它地区的藏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及信仰等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全州有近5000名藏族同胞旅居印度、尼泊尔、锡金等国，有的迪庆籍人员在境外“藏独”集团中还占据着极为显要的位置。他们与境内外交往频繁，与西方反华势力串通一气，紧紧抓住我国改革开发后东西部地区日益拉大的的经济水平，煽风点火，随时向境内输入制造民族分裂和宣扬“藏独”的思想，对迪庆产生着许多不安定因素。因此加快云南藏区经济发展，努力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改善人居生态环境，切实提高藏区人民群众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将有助于促进云南藏区乃至全国藏区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迪庆生态移民工程项目的启动与实施无疑也是对境内外敌对势力最有力的回击。
三、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的可行性
1、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符合党和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及解决西部扶贫攻坚的战略任务，具有强有力的政策保障体系和可行的科学技术支撑体系。2001年6月，国务院发布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年)》第十九条规定：“稳步推进自愿移民搬迁。对目前极少数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自然资源贫乏地区的特困人口，要结合退耕还林还草实行搬迁扶贫”。2001年4月，原国家计委发布的《关于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的实施意见》，明确了试点工作的基本任务，即“在西部地区开展易地扶贫搬迁试点，是在新形势下探索新世纪扶贫工作新途径，也是促进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一个有益尝试。通过试点，在解决部分贫困群众脱贫和恢复改善迁出地生态环境的同时，积极探索、总结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主要形式、基本特点、主要方法和经验教训，为今后的推广打好基础。”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怀下，迪庆州根据国务院发布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年)》的规划精神，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实践证明，以往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在特定的时期里，对于缓解区域性贫困方面无疑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但以往的易地扶贫搬迁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只简单的顾及和考虑了移民的生存问题，因此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解决移民的生活问题，而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移民及迁入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原有的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在实践中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很多问题已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如何突破原有的移民方式、寻找新的扶贫迁移模式已成为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新问题。生态移民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思路。
毋庸置疑，生态移民作为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手段和措施，越来越受到各级领导部门重视的原因与生态移民工程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息息相关。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生态移民工程的发展状况，党的十六大全会上提出“有步骤、有计划的实施生态移民试点工作”，把生态移民正式提到了党和国家议事日程上，党的十六大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明确了生态移民与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关系，指出“西部大开发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从我国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出发，应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生态移民等民生工程建设”，党的十七大五中全会明确指出“着力推进以生态移民攻坚为重点的扶贫开发”，标志着生态移民将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扶贫攻坚的主要战略措施。
同时，迪庆作为云南乃至我国主要的深度贫困区，在“十二五”乃至更长的时期里，生态移民将是迪庆社会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的主线条。只有将生态移民与总体发展规划、产业布局相结合，通过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长期居住并安置于城市和通过适度开发不影响生态平衡、发展前景好、适合人居环境的安置点对方式，适度减少农业人口，建立“生态无人区”，恢复生态环境，增加城镇人口，带动城市相关产业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才能有望实现迪庆脱贫致富与社会均等化的目标。
综上所述，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符合党和国家一系列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及解决西部扶贫攻坚的战略目标任务，具有强有力的政策保障体系。同时，我国西部地区扶贫部门和众多的科技工作者通过十多年来对生态移民工程项目的不懈研究与探索，从生态学、生物学、社会学、人口与经济学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生态移民的科学性进行了佐证，近年来生态移民工程通过内蒙、新疆、青海等西部地区广泛的试点，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生态移民实施的技术条件已基本成熟，有完整的技术支撑体系。
2、中央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桥头堡”、把迪庆建设成为“全国藏区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示范区”与“大香格里拉轴心区”的战略思路，为迪庆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提供了与全局性发展纲要相一致的可行性战略目标。2009年7月下旬，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云南，从调整和完善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战略格局的高度出发，作出了“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重大部署。这是国家对云南发展的定位，不仅关系云南省的开放，而且涉及提升云南整体实力的问题。不久后，国家发改委联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46个部委、企业的160多人组成的调研组来到云南，围绕制定支持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指导思想，深入云南各地开展了为期9天的实地调研后认为，云南实施桥头堡建设应遵循“统筹内外，互利双赢，以外促内，加快发展”的总体思路，努力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国际大通道、我国沿边开放开发的合作试验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先行区、外向型的特色优势产业基地、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示范区；并提出了一揽子支持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桥头堡方案。云南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将建设“桥头堡”上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新三大战略目标之一，把云南全力打造成我国重要的国际通道、产业基地、合作平台和文化交流的窗口。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通路、通电、通商、通关”进程，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加快推进公路、铁路、航空和水运交通及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等，努力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和口岸综合服务能力。提出到2020年力争实现GDP总量比2010年提高3倍、财政收入翻两番、农民纯收入和人均GDP达到西部地区平均水平或更高水平的目标。
200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到迪庆视察时认为，迪庆藏区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安定，政治局面良好，已发展成为全国藏区的一面旗帜。贾庆林主席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把迪庆建成全国藏区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示范区”。从而把迪庆建设成为全国藏区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示范区的地位凸现于藏区发展的战略高地，并将迪庆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模式作为引领我国藏区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基地。
在更早之前的2002年，云南、四川、西藏、青海四省（区）开始加强旅游合作，先后召开了数次协调会研讨共同致力于“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发展。2007年12月，国家旅游局和国家发改委主持了《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评审会，并审议通过了“大香格里拉旅游区”的实施方案，主要包括以云南迪庆为中心，辐射四川康定、攀西、西藏昌都、青海玉树和四川石渠等地的“大香格里拉旅游区”， 突出了迪庆作为“大香格里拉旅游区”的轴心地位。尔后，在第六届康巴艺术节暨迪庆州民族团结节中，国家旅游局牵头组织西藏、云南、四川、青海四省（区）旅游局以及全国各大旅游协会和旅行社以及云南各州市旅游部门的负责人聚首香格里拉县，共同研讨构建“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一系列措施，并为此签署相关旅游战略合作协议，同时，正式确定了迪庆作为构建“大香格里拉轴心区”地位。
迪庆作为云南唯一的藏族自治州和人类精神家园―香格里拉的所在地，有幸成为建设“桥头堡”、“全国藏区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示范区”和“大香格里拉轴心区”的三重机遇的得益地区，迪庆也由改革开放的末端直接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为此，迪庆州委、州政府带领全州各族人民，为迎接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而作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基础工作，实施生态移民工程项目的提出不仅是促进迪庆生态平衡、实现脱贫致富的需要，更是实现党和国家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桥头堡”、“把迪庆建成全国藏区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示范区”和把迪庆建设成为“大香格里拉轴心区”的需要。因此，实施生态移民工程项目具有与全局性发展纲要相一致的战略目标，可操作性强。
3、国家建立和实行的一系列生态补偿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惠民政策，为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开辟了良好的项目建设通道。生态移民工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集经济、社会、政治为一体，其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十分巨大。近年来，国家制定了一些移民优惠政策,采取相应的措施，特别是国家建立生态移民基金后, 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在解决移民搬迁、盖房和部分生产资料的购置费用上作了相应的补贴。其次,通过银行贷款上给予无息或低息、贴息等优惠，对促进贫困地区生态移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第三, 国家从全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全面地重新审视和调整中国东部和西部、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之间的生态―经济关系,通过建立生态保护区(西部) 与生态受益区(东部) 的生态补偿机制, 国家采取生态受益区以经济支付的方式予以补偿,为生态保护区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日-26日，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先后在重庆、厦门、合肥召开西部、东部和中部片区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工作座谈会，会议就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起草的《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听取了地方的意见和建议。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座谈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林业局等有关司局有关同志参加了会议。并表示修改充实后尽快提交国务院审议。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推动环境保护工作实现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行政手段的转变，有利于推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加快建设，实现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发展。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落实新时期环保工作任务的迫切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对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将其作为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要求:“要完善生态，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应考虑生态补偿因素，国家和地方可分别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国家《》也明确要求改进和完善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开展跨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国家发改委已就目前我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总体框架已经初步形成，同时加快《生态补偿条例》的起草工作，争取年底前形成《条例》征求意见稿。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强调了进一步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从2011年起，对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生态公益林，中央补偿标准已由每年每亩5元提高到每亩每年10元。对所有禁牧的草原，也将按每亩每年6元的标准给予补偿；对落实草畜平衡制度的草场，按每亩每年1.5元的标准给予奖励。第四，财政转移支付是缩小地区财政差距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中央财政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地方一般转移支付的力度，2009年比2008年中央财政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了29.4%,2010年在2009年的基础上增长了17%,2011年将在上年的基础上增长18.5%。预示着今后中央财政的一般转移支付将达到1万亿元以上。
近年来国家建立和出台的一系列惠民政策，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迪庆作为欠发达地区，是国家实行民生工程的既得利益者，近年来迪庆州各族人民在享受国家实施的种子、农机、农业设施、生猪、能繁母猪等农业综合直补和退耕还林、草原生态建设、退牧还草等生态补偿机制的同时，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对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广播电视等社会事业方面作出了大量的投入，教育基础建设投入、农村中小学在校学生的学费、教科书费和高原农牧民子女生活补贴，学生保险、城镇居民低保补助、农村人口低保补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救助资金、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等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不断加强，国家建立和实行的一系列生态补偿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惠民政策，为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开辟了良好的项目建设通道。
4、“十一五”期间迪庆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为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十一五”期间通过全州上下共同努力，迪庆州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交通建设方面累计投入交通建设资金82亿元，全州通车里程达到5372公里，新增公路里程1370公里。香格里拉机场二、三期改扩建工程已全面完成。经过努力争取和协调，丽香铁路前期工作已基本完成。启动了丽香高速公路前期工作，香德、德维（塔）二级公路改造进展顺利，高等级公路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德贡、香宁等对外通道建设全面铺开，连接滇中，辐射东部藏区的现代立体交通网络初步形成。水电建设方面认真开展了“两江”支流电站建设，启动了“两江”水电开发，里底、梨园等电站建设步伐加快，吉沙、麦地河等26座中小电站相继建成投产，水电累计投资91亿元，水电总装机容量由2005年的22.43万千瓦增加到2010年的85.6万千瓦。改善和优化电网结构，建成了220千伏站6座，输电线路576公里；新建了110千伏变电站6座，输电线路1009公里；完成35千伏以下输电线路4203公里。解决无电人口9058户，通电率达97.8%。城市建设方面坚持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改善生态人居环境为重点的城镇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全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完成投资46亿元。新增城市道路13公里，香格里拉县城香巴拉、康珠大道等项目相继完工投入使用。香格里拉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德钦和维西县城生活垃圾处理场工程已投入运营。香格里拉县城集中供热、德钦县城整治拓展和维西县城市政综合基础设施工程顺利推进。全州城镇面积16.8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22.4%。农业基础设施方面全州完成改造中低产田10万亩，高稳产农田面积达12.5万亩；骨干水利建设顺利推进，完成了犁地坪水库工程建设，小中甸水利枢纽工程完成投资3.1亿元，康斯水库完成前期工作，共建成各类水利工程2760件，水库总容量达2236万立方米，新增有效灌溉面积5.2万亩，解决了8.2万人饮水困难问题。认真实施农村节能和新能源建设，累计完成沼气池和节能灶改造18156口，购置安装太阳能热水器13086套。以新农村建设为重点，共投入扶贫开发资金4.36亿元，完成农村民居地震安全、游牧民定居工程建设11550户，易地搬迁6900人，贫困人口年均减少1.2万人。财政用于农林水的支出五年累计达14.86亿元。二是针对产业发展水平不高、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始终坚持调整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农村经济结构方面，把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作为首要任务，不断调整种养结构和粮经结构，加大种植基地建设，加快推进生态养殖，累计完成了80万亩以核桃、葡萄等为主的种植基地建设，生猪、牦牛良种繁育等生态养殖基地建设顺利推进。开展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等建设，农业和农村经济继续保持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农业总产值由2005年的7.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2.04亿元，年均增长9.94%。粮食总产量由2005年的12.49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14.67万吨，年均增长3.26%。工业经济结构方面不断优化，通过实施产业强州战略，工业累计完成投资52亿元，年均增长12%。工业总产值由2005年的10.8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4.32亿元，年均增长25.99%。积极培育和扶持生物龙头企业，香格里拉“藏秘”酒业、舒达有机食品开发等一批生物加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生物产业实现产值22.39亿元。围绕园区建设和重点产业，推进工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昆钢30万吨铁合金和华新水泥等重点工业项目顺利竣工，维西工业园区还原铁、羊拉、普朗等矿业基地基本形成。工业综合经济效益指数由“十五”末的51%提高到2010年的68%，节能减排指标累计下降10%。以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方面发展迅速，长期以来迪庆州旅游业作为战略性先导产业重点培育，通过加快推进香格里拉普达措等五大国家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功引进香格里拉、喜来登等国际知名酒店入驻迪庆，旅游总收入由2005年的20.0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61.57亿元，年均增长25.12%。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中国银行、富滇银行先后在迪庆设立分支机构，金融、保险、信息、邮政、通讯、交通运输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初步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服务业发展格局。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40.25亿元，年均增长22.64%。全州金融机构各项存、贷余额分别达到120.03亿元、87.36亿元，是2005年的3.8倍和3.04倍。三是针对日益凸现的资源环境压力， 在环境保护方面实行一岗双责制度，制定并全面实施了“七彩云南香格里拉保护行动”，不断加大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力度，生态质量逐年提高。累计完成公益林建设43.58万亩，实施人工造林58万亩，封山育林38万亩。完成了天然林管护2583万亩，实施天然草原退牧还草225万亩，自然保护区面积达3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上升到2010年的73.9%。以龙潭湖等主要城区河道和两江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为重点，强化饮用水源地保护、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和水土流失整治工作，生态文明建设初显成效。加大矿产资源开发融合和保护力度，规范勘查开发行为。组建了土地收储机构，运用土地价格调节机制，引导节约集约用地。四是针对阻碍和制约发展的主要症结，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和扩大开放，不断拓展发展空间，积极开展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加大旅游资源整合力度，在中国大陆建成了首个国家公园。全力推进教育综合改革，教育均衡发展取得实效，“两基”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全面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实现了城乡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全覆盖。不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稳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等各项改革，国企改革和总体目标基本实现。政府机构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不断加大，顺利完成了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共计削减、调整州级行政审批事项59项，减幅达16.2%。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先后成立了旅游等投资公司，建立了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和农村信用体系，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对外开放和经济协作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迪昆合作和沪滇帮扶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与6家省属重点骨干企业签署和战略合作协议。五是针对社会发展和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我州始终坚持把人民福祉放在首位，着力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建设。“十一五”期间，全州共投入教育基础建设建设资金6.9亿元，先后完成了州民专、民中综合教学楼等项目建设，全面推进以州直学校新区建设为重点的集中办学工程，共撤并中小学612所，缩减率达65%。不断推进高校、中等职业与普通高中教育的协调发展，从2010年起，云南民族大学香格里拉职业技术学院开始招生，三县高中新生全部集中到州直优质高中就读。累计投入2.59亿元，兑现了全州农村中小学在校学生的学费、教科书费和生活补贴，投入371.8万元，为19.57万人次学生办理了保险。积极推进科技创新，五年来，实施各类科技项目132项，科技项目投入累计达3845万元。加强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累计投资1.11亿元，完成了香格里拉医院医技楼、德钦、维西县人民医院改建项目，改造完成了15个乡镇卫生院、34个村和社区医疗点建设，为25个乡镇卫生院配备了必需的医疗设备，新建495个农家卫生室并配备农家卫生员。同时，通过加快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大力培育和发展文化产业。完成了红军长征博物馆，州文博中心等5个重点文化设施和三县图书馆建设，新建成了23个乡镇综合文化站。成功推出了《香格里拉》、《香巴拉印象》等优秀文化产业项目，精心组织并成功举办了建州50周年大庆等重大节庆的文化活动。实施了208座新通电行政村和50户以上通电自然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完成了2430个村民小组20户以上通电自然村直播卫星广播电视覆盖，广播电视覆盖率达到96%。五年间，投资2.35亿元，实施并完成了滑雪场、民族体育中心等4个体育重点项目，民族体育、竞技体育健康发展，在全省十三届运动会上我州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认真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精心组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调查、气象、地方志、档案、藏文编译等工作不断加强，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社会科学、民族文学更加繁荣，工会、妇女、儿童、青少年、老龄、红十字会、慈善、残疾人等事业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不断完善就业援助制度，就业岗位逐年增加，就业渠道不断拓宽，累计新增城镇就业2.7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9%。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稳步扩大，全州累计发放保障金8893万元，发放低保金3.02亿元，发放医疗救助资金1.09亿元，启动实施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参保率达到91.4%，发放基本养老金1586.8万元。全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996元，年均增长10.3%。农民人均收入提高到3347元，年均增长18.62%。
全面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认真宣传、贯彻和落实《云南省迪庆州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条例》和《云南省迪庆州藏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深入开展“千名干部进村入户”系列活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更加健全，依法打击各类犯罪活动，全力做好“3?10”、“3?14”、“3?28”等敏感节点和重大节庆安保工作，“平安迪庆”建设取得显著成就，成为全国藏区发展稳定的一面旗帜。着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积极化解社会矛盾，认真落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加强信访工作，积极开展征地拆迁、库区移民、企业改制、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利益纠纷调处。顺利完成“五五”普法教育，行政复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工作得到了加强。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健全安全监管体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国防建设不断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努力转变政府职能，先后实施了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效能政府等16项制度建设，政府行政行为进一步规范。五年共起草和提请审议地方性法规20件，发布政府性文件24件，废止政府规范性文件29件。努力转变工作作风，狠抓工作落实，办事效率和服务意识有了新的提高。
“十一五”期间，迪庆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省委藏区工作会议精神，紧紧抓住中央继续扩大内需和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机遇，积极做好项目对接落实，全面加强项目管理，全力推进年初确定的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两节”献礼项目建设，保持了投资的高速增长。通过发展壮大旅游、生物、水电和矿产四大支柱产业，支柱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四大支柱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76%。通过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两江屏障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正确处理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顺利完成了节能减排目标任务。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社会事业建设取得新成效。周密部署“十二五”规划编制等战略性任务，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为有效克服拉萨3?14事件给藏区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率先在全国藏区成功举办了第六届康巴艺术节和迪庆州藏族自治州首届民族团结节等大型活动，向全国和世界展现了迪庆藏区和谐稳定、长治久安的良好形象。通过全州上下的共同努力，州十一届人大六次会议确定的目标全面完成，为“十一五”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取得了全州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9.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3.2%，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36.91%，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3.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57%，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4%，城镇登记失业率3.7%，人口自然增长率4.27‰，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的成效。
“十一五”全州生产总值由2005年的28.0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77.1亿元，年均增长速度19.91%。人均生产总值比2005年增长1.42倍，达到20051元。三次产业比重由2005年的19.07：35.68：45.25调整到2010年的9.51:38.28:52.21。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95亿元，是“十五”的4.7倍，年均增长达到33.48%。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五年翻两番，达到5.97亿元。
纵观“十一五”发展，“十一五”是迪庆州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实力明显改善的五年；是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卓著，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提高的五年；是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的五年；是各族群众得到实惠最多，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的五年；是和谐社会建设扎实推进，维护社会稳定成效明显的五年。迪庆“十一五”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为迪庆未来发展构筑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5、“七五”以来迪庆扶贫攻坚历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与广大农牧民群众结下的血肉感情为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基础。解放以后，迪庆的社会形态从农奴制度一步走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由于迪庆自然、经济、教育、文化、交通、等因素的共同制约，造成迪庆经济社会底子薄、发展水平滞后。改革开发以来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迪庆作为我国西部边远内陆地区，受地域经济基础和生产发展条件的限制，与我国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拉距更大，到“六五”末期，迪庆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已位列全国和全省的末位。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注改革开放后我国东西部之间日益拉大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快发展西部地区的扶持政策，1986年迪庆州维西、德钦县被列为中央扶持的贫困县，根据相关文件精神，1987年8月迪庆州成立了迪庆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迪庆州扶贫开发办公室，标志了迪庆正式步入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阶段。从1987年到2011年，迪庆扶贫开发工作步入了24年的历程，24年的扶贫开发工作充满了艰辛与汗水，也取得了辉煌的荣誉与成就。迪庆扶贫开发经历了4个阶段的历程，即：开发式扶贫阶段（“七五”期间）、扶贫攻坚阶段（“八五”期间）、实现温饱阶段（“九五”期间）、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十五”和“十一五”期间）。每个时期针对迪庆农业农村贫困的特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采取了相对应的策略和措施。
迪庆州开展扶贫工作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扶贫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迪庆扶贫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先后开展了贫困户底数调查和建档立卡、 “七一四”扶贫攻坚、以工代赈扶贫、信贷扶持、异地扶贫、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工程、对口帮扶、挂钩扶贫、实用技术及农村劳务输出技能培训，
24年来迪庆的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至2008年，实现了乡乡通公路，乡镇通油路率达86%，98.4%的建制村通了公路，村民小组通公路率达50%，部分村庄实现了道路硬化，群众“行车难”、“行路难”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农田水利建设不断加强，高产稳产农田建设面积达12.5万亩，农业防灾减灾能力日益增强；在扶贫中注重治穷与治愚相结合，劳动力培训和转移并举，仅“十一五”期间，举办扶贫技能培训班532期50,570人次，实现劳务输出38,172人，极大的提高了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十一五”期间整村推进措施有力，投入资金22,334万元，实施78个建制村整村推进，覆盖1,020个村民小组，惠及28,784户，135,578人；“七五”以来，迪庆享受的国家和省级扶贫贷款达65,412万元，开发扶贫项目7,146项，覆盖全州141个村委会，21,683户，108,415人受益；农业产业结构得到有效调整，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7年的265元增加到2010年的3347元；农民生活不断改善，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贫困人口由2002年的15.9人下降到2010年的8.8万人。
20多年来，迪庆州扶贫办在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带领全州扶贫工作干部职工，围绕本州既定的四大支柱产业―旅游业、矿产业、水电业、生物业及“两江、三带、四区”的生产力布局，紧紧抓住脱贫致富这条主线，在产业布局上把直接解决贫困群众最关心、最关切、最直接的温饱问题作为扶贫开发的重中之重，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的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实践经验，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生态效益。几十年来，迪庆州及其所属各县扶贫工作者，始终以广大群众实现脱贫致富为己任，翻山越岭、走村串户，深入基层，了解社情民意，深受群众的欢迎和厚爱，长期的扶贫工作，使迪庆的扶贫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由于迪庆扶贫工作的卓越成效，1992年，云南省人民政府组织省级各部门和各州市主要领导在迪庆召开了迪庆州扶贫工作现场办公会议，省长和志强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2008年国务院扶贫扶贫办公室主任范小建亲临迪庆，对迪庆扶贫工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研和指导，迪庆扶贫工作成绩得到了国家和省级领导部门的认可和赞誉。迪庆扶贫开发卓著的工作成效和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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