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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帕特里克·怀特的深层生态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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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帕特里克·怀特的深层生态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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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研究的歧路与变迁
话题：，，，
内容提要　50余年来澳大利亚文坛对帕特里克?怀特褒贬不一，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澳大利亚文坛对怀特的接受经历了不情愿的承认、经典化和边缘化三个阶段。对怀特作品的争论反映出不同时代的评论家对民族身份的焦虑，对怀特的拒斥或接受或多或少都有潜在的意识形态驱动。澳大利亚的民族身份和精神归属问题一日不解决，关于怀特的争论就一日不会停止。关键词澳大利亚文学帕特里克?怀特　文化身份民族性帕特里克?怀特于197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澳大利亚作家。澳大利亚文坛50年来对怀特批评一直争论不休。有人强调怀特作品中的世界性因素，认为怀特属于欧洲文学传统；有人批评怀特的作品与澳洲毫无关联；有人把怀特奉为国家神话的书写者，完成了国家的文学建构；还有人强调怀特的主体特性，认为怀特创作的内容和方式完全是由他特立独行的脾性所决定。澳大利亚评出最有影响力的100个人物，怀特榜上有名；而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13项错误中怀特获奖也赫然在列。不仅怀特批评人言言殊，而且关于怀特批评的批评也是纷争迭起。有人认为“澳大利亚评论界从来就没有接受怀特，他们对怀特的反应几乎都是敌对的”。也有论者指出，澳大利亚学界对怀特的评价总体而言褒大于贬且高于国外评价。怀特的文学成就之高和引发的争论之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关于他的论争时间跨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在澳大利亚作家中似乎无出其右者。“怀特”这一文化符码所成就的褒贬不一的文化景观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众声喧哗中，究竟什么驱动了这些论争?正是基于这样的疑问，笔者欲重新审视怀特在澳大利亚的批评与接受史，勾勒出澳大利亚文坛对怀特的阐释的变迁轨迹，分析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各种观点的生成缘由，以及各个时代的评论家纠结不清的矛盾心态及其所经历的心路历程，进而阐明文学阐释背后的文学和文化意义。一、不情愿的承认澳大利亚文坛对怀特及其作品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有人欢呼，有人皱眉。欢呼者授以奖项或撰文褒扬。怀特1940年发表处女作《幸福谷》，并于次年获“澳大利亚文学协会金奖”。至1958年，怀特已两获“澳大利亚文学协会金奖”并获首届“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尤其是《人树》出版以后，怀特似乎一下子站到了文坛的前沿。巴克利称赞《人树》具有史诗的大气格局，展现了典型的澳大利亚生活，认为他继承了弗菲的传统但是超越了弗菲。布里斯登对怀特是有保留的赞扬，认为其形式上承继了欧洲传统，主题上站在劳森和弗菲所代表的澳大利亚传统之外。怀特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对当时的澳大利亚文坛确实是一种逆转和撕裂。这引来许多批评者的大张挞代。首当其冲的是对其语言风格的批评。怀特认为“写作曾经是由优雅之士在文明的环境里从事的艺术活动，现在成为一种从语词的岩石和棍棒中创造出全新的形式的搏斗。”怀特要以崭新的文学形式来反叛澳大利亚沉闷的现实主义文学。在霍普(A.D.Hope)看来，《人树》题材陈旧不堪，没有走出澳大利亚传统文学的窠臼，不过“是装腔作势的语言垃圾”。更激烈的观点则认为他的作品“看上一眼就让人觉得肤浅、笨拙、粗糙，甚至是头脑简单――并且经常是看上二十眼依然如此……是一个文坛新手挥舞着木匠的铅笔在硬纸板上的涂鸦”。现在看来，这些多是印象式批评，缺乏真正的文本分析和解读，是对新风格不适应而产生的个人愤懑的情绪化表述。其次，也有批评者认为其作品没有反映澳大利亚现实生活。《姨妈的故事》(1948)因为“澳味”不足而在澳大利亚备受冷落。《人树》(1955)和《沃斯》(1958)展现的是“巨大的澳大利亚空虚”(Great Australian Emptiness)而非澳大利亚早期文学中的“伟大的澳大利亚之梦”、(Great Australian Dream)，有人因此认为怀特无法赢得澳大利亚读者：“他在澳大利亚的环境中展现的那个头脑、那种思维方式，对于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是一片异质的版图、一个疯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熟悉的路标都还在，但是它们都指向错误的方向，而非任何一片可以被认为属于我们的经验之域。”澳大利亚学界对怀特评价的差异，表面上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则是一场文化政治论争。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完成从殖民地向独立民族国家的转换，但是文化独立与政治独立并不同步。真正的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尚未成形，构建民族身份的文学诉求非常强烈，知识分子对文学构建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经验、形象等有很高的期待和要求，具有强烈的自我肯定的冲动。文学的使命与其说是要展现倒不如说要建构独特的“澳大利亚性”(Australianness)。“澳大利亚性”成为上个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风向标和试金石。在此背景下，民族主义作家劳森所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就成为了民族文化的共同依托。怀特公开批评现实主义传统，“决心昭示世人，澳大利亚小说并不非得是沉闷乏味的‘新闻体现实主义’的产物不可”，因此引起警觉甚至打压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怀特批评中的分歧不在于对作品理解的差异，而在于论者对现代主义文学和澳大利亚传统所持立场的差异。巴克利作为右翼知识分子的代表，肯定怀特作品中的世界性(universality)，肯定其“神秘”和“诗意”。而左翼民族主义则认为怀特背离了现实主义传统，陷入了神秘主义的泥沼。《人树》所描绘的拓荒生活对巴克利来说展示了澳大利亚丛林生活的“典型性”，而在霍普看来则是落人俗套、乏善可陈了。布里斯登对怀特的赞扬是对新事物的欢呼，但是他的肯定似乎只说出了事实的一半。怀特反对现实主义阵营，却并非与劳森传统丝毫没有关联。怀特没有写劳森的世界，但是传统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观念和技法一直作为反对或超越的参照存在于怀特创作中，在很多时候甚至有所传承和借用，可惜这些被指为传统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俗套。一方是对创新的呼唤，一方是对传统的承继，两者之间本来可以找到交集，但是在双方都走向极端的情况下，评论界的标准成了“二十二条军规”：作家既要表现“典型的”澳大利亚生活，又不能写典型的澳大利亚事件。当时澳大利亚文化走向的首鼠两端，使得作家面临两难选择。上世纪60年代的怀特批评走向深入，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更加凸显，怀特批评渐成规模。1962年，《密安津》(Meanjin)推出讨论“澳大利亚形象”的系列文章，引发了关于民族文学走向的大辩论，其核心是民族身份问题，讨论的焦点是怀特的作品。《土地》(Overland)、《公报》(Bulletin)、《四分仪》(Quadrant)等几家重要刊物都参与进来，都在寻找界定澳大利亚民族性的最大公约数，以提供一个民族模式或意象。人们都试图对独特的民族性及其文学表现予以界定，但是界定标准和自我肯定的取向并不统一。赫塞尔廷(Heseltine)肯定怀特作品的特质，认为《沃斯》“几乎融合了澳大利亚文学遗产的方方面面，体现了现代性和澳大利亚性的高度结合”。赫塞尔廷意识到在现代主义的浪潮下，单纯的“澳大利亚性”以及传统的现实主义难以为澳大利亚文学在世界文坛争得一席之地。他肯定怀特并不仅仅要形成“澳大利亚性”和现代性之间的折衷和调和，而是试图解决50年代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搭一座桥梁、找一个交集。民主、民族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阵营对此观点几乎不屑一顾。他们批评怀特“不仅站在民族的现实主义传统之外……而实际上是站在其反面”，认为怀特作品中包含着对这一传统的“无比憎恨”。他们坚持认为：“不论在怀特的小说中能发现什么优点，我们认为他的小说代表着一种与澳大利亚文学最好的传统与趣味相背离的趋势。”怀特头上至少有三顶帽子：“非澳大利亚”、“反现实主义”、“反民主”。然而，现实主义阵营也非铁板一块。布莱克(Jack Blake)和布兰德(Mona Brand)等民族现实主义评论家在怀特的作品中读出了现实主义。麦克拉伦(McLaren)虽然批评怀特的语言风格，但是对其表现手法的创新性以及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述给予较高评价，认为怀特是为“独特的澳大利亚传统的做出最新贡献的人”。毋庸讳言，现实主义阵营的判断中政治诉求大于文学审美。其批评其实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对怀特作品的解读；第二、对学界尤其是《土地》、《公报》、《四分仪》等几家刊物批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的激烈回应；第三、对孟席斯政府的政治、文化政策的反动一孟席斯政府文化上强调对英国文化的传承，政治上十分保守，企图解散共产党。这些批评归结点在于竭力反对一切“英国”或者国际性的文化标准，以培养和保护澳大利亚的文化特性。所以，这些反应看似文学问题，其实是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在文学领域的表现。有趣的是，无论是左派、新左派、保守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作家都呼吁文学批评中应少些政治，多些文学。学界又一次表达了相互矛盾的愿望：一方面试图以文学独立作为政治独立的具体手段，另一方面又要求文学批评“去政治化”。急切地寻找和建构国家民族身份，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文学的直接意图在20世纪上半页乃至更早的时期一度直接指向宏大叙事的主流话语建构。民族身份建构过程中求“同”斥“异”，使得文学表现的公众自我和个体自我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怀特选择了对个体性的关注。1962年怀特以《战车上的乘客》(1961)第二次摘取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的桂冠。这部小说中神秘主义元素明显增强，而且提出了文化多元的论题，倡导平等博爱。小说中的神秘主义成分不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范畴，更重要的是，他对“不同”和“多元”的表现与澳大利亚文化一体化进程中的对“同”的期待与肯定相对立，为当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站主导地位的“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n Pohcy)所不容。其结果是，怀特的个人书写拒绝被走向一体化的文化和历史进程所改写而纳入主流，同时他的文学成就也决定了主流文化无法将其边缘化。上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文学史的书写就是这种状态的有趣反映。《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1962)从劳森到晚于怀特的赖特(Judith Wright)都有论述，但是对怀特却未着一字，大概是因为无法将怀特整合到其文学史框架中去。格林(Green，1961)两卷本的文学史中三处提及怀特，篇幅不足两页其中还充满了对其作品的怀疑和批评，一方面把怀特列为澳大利亚文坛的“领军人物”，同时又强调《人树》和《沃斯》与澳大利亚生活无关，“均非成功之作”。澳大利亚文学一度有两个方向。一面是劳森的民族主义文学，一面是理查森(Richardson)对欧洲文学传统的传承。格林第一次把劳森的民族主义传统放在理查森所代表的世界性的传统之上。该书强调乔伊斯对怀特的影响，而淡化其创造性，体现的是民族主义上升时期知识分子的“影响焦虑”。这种“影响焦虑”与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民族性和世界性之争有重合之处。对怀特的否定是澳大利亚急于在文学领域斩断与宗主国的一切关联，摆脱“文化奴性”的激烈反应。二、怀特的经典化1973年怀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批评的导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还有人认为斯泰德(Stead)比怀特更应获奖，对于怀特究竟是“世俗的人文主义者”(secular humamst)还是“笃信宗教的作家”(religiOUB writer)还争论不休，但是论争的焦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再纠缠于怀特是否属于澳大利亚、是否是现实主义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怀特的“澳大利亚性”的认可。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尽管“白澳政策”于1974年正式宣告终结。文化多元也已经成为政治文化的热点词汇，但以多元文化为特征的民族身份远未成形，对传统的依恋仍然比较普遍。最激烈的批评仍然来自传统现实主义阵营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哈代(Hardy)批评怀特受到欧美作家影响太大，没有承继和发扬澳大利亚现实主义传统，没有表现澳大利亚的现实生活，只是一味沉溺于对“本能的、主观的、神秘的事物的展现”，“在社会关怀和意识形态方面处于赤贫状态”。总体而言，这些论争相对于60年代以前的评论要柔和得多，少了许多政治上的剑拔弩张。一般认为，怀特在20世纪70年代经典化的确立归功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怀特的接受源于各种力量的合力。首先是现代主义文学在澳大利亚的接受和传播，使得怀特的作品更容易为普通读者和专业批评家所接受。到60年代后期，对怀特的语言风格的诟病逐渐消失。有人说怀特的小说堪比诗剧，认为怀特的小说应该当作诗歌来读，“因为它们极度复杂、多义而又富于反讽的语言结构更像诗歌”，甚至认为其作品具有“莎士比亚的特质”。到了60年代末，左翼批评家对怀特反对力量开始式微，并逐渐退出舞台。怀特被越来越广泛地认为是澳大利亚伟大的作家，甚至被称为“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当代作家”，这似有过誉之嫌。其次，怀特的接受也得力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左冲右突中的自我发难和颠覆。新左派对20世纪50年代旧左派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澳大利亚特点”从来都不是平等主义或集体主义，沃德的民族主义其实是种族主义。再次，基尼利等怀特派小说家以及新派小说家的崛起，在风格、技巧和主题上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进一步疏离，对传统的批评与颠覆更加激烈，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传统派、“怀特派”和“新派”文学成三足鼎立之势。最后，怀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影响如日中天，怀特似乎比以前更加容易接受了。不仅《沃斯》、《人树》受到高度赞扬，而且《生者与死者》、《姨妈的故事》等早期作品也被重新解读，其中的现代主义尝试得到肯定。怀特被选为1973年“澳大利亚年度人物”，被奉为国家神话的书写者，完成了国家的文学建构。他逐渐成为一个政治文化符号，其经典地位最终确定下来，民族文学似乎有了较为统一的归属和依托。20世纪70年代的怀特批评是在“新民族主义”(New-Nationalism)的语境下展开的。惠特拉姆政府“鼓励通过艺术来表达民族认同”，民族认同被正式提到政治的高度。这种新的民族主义不再为文学和艺术定调子，不再将作家的视角和题材局限在国内。惠特拉姆政府竭力要摆脱所有殖民主义象征，但是同时意识到难以找到澳大利亚引以为豪的象征或普遍的认同。而怀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给民族认同提供了可以依托的象征，对“新民族主义”的推进恬逢其时。但是怀特并不愿意就此被纳入主流，取代劳森作澳大利亚文学的擎旗手。他在接受采访时的一番话着实让澳大利亚人大跌眼镜：我感到我就是我自己，我并不感觉自己特别是个澳大利亚入。我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创作。在内心深处我是伦敦人，但我血管里流的是澳大利亚的血，这正是促我前行的动力。……我根本不赞成民族主义――不赞成摇旗呐喊的民族主义。……在我之前已经有许多真实澳大利亚的声音，而且很多澳大利亚人会认为我的作品展现的不是真正的澳大利亚。怀特对评论界把沃斯视为民族英雄也不以为然：他们看不到自己与小说中描绘的19世纪澳大利亚社会之间的关联。澳大利亚人是长不大的成年人。他们痛恨被强迫承认自己与后院塑料垃圾堆中那令人生疑的古董毫无干系。他们不愿面对自己的深层无意识。因此，他们不能接受我对这个我们生于其中的世纪的描写。随着怀特经典化程度的加深，怀特批评被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症候来解读，对怀特批评的批评出现了一个高潮。有人认为澳大利亚对怀特的攻击是一种“高罂粟花症候”(Tall poppy syndrome)，因为“澳大利亚素来都讨厌，甚至害怕明星。很有趣，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家们也往往遭受最猛烈的攻击。没有其他作家像怀特这样受到如此持久而野蛮的攻击”。对此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澳大利亚人是尊重明星的而不是嫉妒、打压明星。又有人指出，政治派别的不同会使人们对同派别的明星倍加崇拜，对不同阵营的明星无情打压。澳大利亚人反对的不是这些人的成功，而是他们的傲慢。其实，三个因素都在起作用。首先，从上文可以看出，怀特在评论界的手中不是“旗子”就是“靶子”，由于文学或政治主张的不同，有些评论家不无党同伐异之嫌。其次，有的评论家对怀特的态度并非没有“高罂粟花症候”之嫌。比如霍普曾是攻击怀特的急先锋，但怀特获奖后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发去贺信，说以前对怀特的判断有失公允云云，前倨后恭的戏剧性转变让人觉得无所适从。再次，怀特遇有批评则操刀秉戟予以还击，他对学界的激烈反应难免被认作是傲慢。怀特称克拉默为“杀手克拉默”，在反击霍普的文章中将澳大利亚评论家统称为“狂吠的野狗”，有将批评家个体行为群体化之嫌。论者的“霸权”，碰上了作者的“暴政”，也给文坛对怀特的接受增加了不和谐音符。20世纪80年代，怀特作品的研究回归到了文学性阐释。怀特作品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实验场，新批评、心理分析、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先后登台，在主题、结构、象征、语言等层面都有讨论。布利斯挖掘“失败”在怀特的生活和作品中的内涵，不再局限于怀特的现实主义，而更着意于挖掘作品中的神秘性，以及“失败”与澳大利亚民族神话的关联，与早期民族主义阵营认为体现征服土地中的失败就是成功的观点一脉相承。泰西(Taeey)则试图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解读中突围，运用容格心理学理论来解读怀特，从怀特的同性恋出发，认为怀特永远不能实现一个完整的自我，否定了怀特作品中的统一性。这体现了怀特小说研究的一个转向，但是却忽略了社会环境以及澳洲当时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怀特及其创作的影响，怀特的创作动力被归约为无意识的驱使和情感的宣泄。1988年是白人入主澳大利亚200周年，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70年代以来的多元文化也在不断发展，都要求重新审视和展现澳大利亚的历史和民族身份。文学创作和批评主题词仍然是民族“文化身份”，其核心是要“解释一个人如何到达这里，寻求一种记忆，从而给自我身份提供线索，进而塑造和界定产生这种身份的条件”。怀特已经被接受为现实主义者，但是同时又被列入激进民族主义的阵营：“怀特笔下的农村展现的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也可能展现的是真理。但是他所创造的图景与‘传统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对澳大利亚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特点的强烈不满有诸多相通之处’。”到80年代末似乎出现了50年代民族主义的回潮。巴特利特(Bartlett)的《澳大利亚人与众不同》竭力要展现澳大利亚的独特性。他说“一个伟大的作家发出其民族之声”，而澳大利亚民族之声是由劳森发出的，是劳森展现了独特的澳大利亚性。他批评文学创作中舍弃民族性的世界性。整本书里没有提到怀特，其意不言自明：怀特舍弃了民族性、发出的不是民族之声。怀特并不是完全反对民族身份的建构。相反，建构民族身份是怀特自《人树》、《沃斯》到《战车上的乘客》、《树叶裙》等作品不断探索的主题。但是怀特的路径与激进民族主义者截然不同：有关需要一个民族身份的哗众取宠的空话，我们近年来已经听得太多太多。我们被催促去唱愚蠢的，像电视广告中的运动员那样炫耀我们的肌肉，并且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乐观。而这种如此肤浅、如此勉强的乐观主义根本就不可信……我们还在一个熔炉里，一锅内容丰富但是尚未完全融合的多民族什锦汤。此外，我们大多数人在好几辈人以前移居此地，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白人统治者以及他们的白人奴隶，至今仍不能确定我们自己的身份。只有足够多的澳大利亚个体有了自己的身份，澳大利亚才会有民族身份。以劳森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文学所关注的多是民族国家的整体身份，着眼于“国家身份”的建构，而怀特则更注重于个体主体性的思考、发现和建构，着眼于“人的身份”的建构。怀特不是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构建个体身份和民族认同，而是用个体身份的追索来反映民族认同危机之下的普遍焦虑。怀特展现了民族主义者竭力摆脱却又无法摆脱的焦虑，自然会成为批评的对象。三、边缘化的经典激进民族主义的回潮到上世纪90年代愈发强烈。怀特作品经典化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以及作品对构建民族认同的贡献开始受到质疑。怀特去世的第二天就有人希望怀特不要再在澳大利亚文学的中心占据如此显赫的地位，希望怀特的经典化地位逐渐被别的作家所取代。90年代以来对怀特的后殖民解读，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多元文化解读和思考越发深入。论争的焦点看似是多元文化，其实还是民族身份的问题。怀特的《沃斯》、《风暴眼》、《树叶裙》等作品再次受到关注并生发了新的解读。泰西对怀特作品中“神圣性”(sacredness)的解读，其实是寻求精神之根。他认为只有与原住民的精神传统相和解，白人才能在这块大陆上建立真正的归属感。在后殖民主义的观照下，土著居民不再被当作他者来审视。白人与土著的二元对立被打破，强调“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对原住民的神圣性的肯定，让白人感到不安，原住民在这块土地上的精神归属再一次使白人在这块土地上的历史合法性受到质疑。同时，随着亚洲国家的兴起以及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的变化，澳大利亚已成为亚洲文化海洋所包围的一个欧洲文化孤岛，从而使澳大利亚白人殖民者的后代“精神本土化”(psychic indigenization)的诉求再次上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的激进民族主义批评卷土重来，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体现为对怀特贡献的忽略、稀释或颠覆。比如，迪克森在他的《想象的澳大利亚》(The Imaginary Australian，1999)一书只字未提怀特。怀特的文学创作未能给迪克森版澳大利亚提供材料。《想象的澳大利亚》一书中凯里(Carey)、马洛夫(Malouf)、莱特(Wright)等受到怀特影响的作家对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贡献都有专门论述，而怀特的贡献几乎被化约为零。还有人认为怀特的出现“避免了澳大利亚文坛由女性作家一统天下的趋势”，把怀特的意义稀释殆尽。杜林(During)认为怀特借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勃兴的这股“东风”而成为民族经典，因而“注定要被遗忘”。这里可以看出完全否定怀特的文学价值，颠覆怀特对澳大利亚文学发展的贡献。杜林不遗余力地解构权威，急于宣布“偶像的黄昏”，迪克森等人对怀特的忽略或遗忘，这种现象已经不能用“高罂粟花症候”这种“集体无意识”来解释了。“恨”意犹新的原因还在民族身份。彼时是与英国的不同，此时是对多元文化的警觉，澳大利亚批评界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摆脱不掉的总是身份情结。杜林是典型的“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他的评论是对历史“处心积虑”的无知。毋庸置疑，是怀特获奖把澳大利亚文学带出了“无名时代”，使澳大利亚文学由某种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而实在，而非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把怀特推向了世界舞台。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澳大利亚似乎还没有其他哪一位作家能替怀特扛起这面他本人未必愿意扛的大旗。尽管怀特从未以重构澳大利亚民族文学为己任，但是他对传统“新闻体现实主义”的反动，其归结点还在于重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怀特的小说有将民族经验赋予形式的意图，从而使其作品具有原型政治的功用。但是怀特绝没有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摇旗呐喊，而是以象征的手法对澳大利亚的民族性和民族历史进行了独特的展示和理性的反思。怀特的《树叶裙》、《沃斯》、《人树》以及《战车上的乘客》等不同阶段的小说分别对澳大利亚历史上的流放犯时期、早期探险、殖民时期以及当代生活都有生动的展现。无论如何，怀特的文学想象毕竟是众多澳大利亚想象中的一个版本，如果它不能代表澳大利亚的全部现实，它至少能反映澳大利亚生活的某些方面。然而，连这些也被忽略了，怀特在澳大利亚民族想象中的缺席不是批评家的无知，而是意识形态在文学史建构中激烈表现。迪克森(Dixson)认为文化多元消解了澳大利亚的民族身份，如要强调社会聚合力，必须形成以盎格鲁一凯尔特(Anglo-Celtic core)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认同。这观点并不新鲜：“白澳政策”就是以盎格鲁一凯尔特文化为核心的产物。经历了同化(assimilation)政策到融合(integration)、文化多元(multiculturalism)之后，怀特所批评的白人中心主义仍然在作祟。澳大利亚一直没有摆脱“身份梦魇”。它既要在亚洲邻国寻求认可，又要斩断与英国之间的那根多余的纽带。文学依然被视作摆脱梦魇的有效途径，而在还没有人取代怀特的经典地位的时候，怀特批评依然是角力的场所。对怀特经典化或边缘化依然取决于批评者的文化政治立场。怀特的创作一直与政治保持距离，但是大环境决定了无论作家或评论家的政治和文化立场如何，也无论是他们参与还是规避当时的社会文化变革，其创作其实都是对这些变革的反映或回应。怀特的创作其实也是如此。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回应甚至催生了澳大利亚社会的文化变迁，比如多元文化、原住民的权利运动甚至是同性恋文化等。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澳大利亚的怀特批评说明，在政治正确考量大于文学艺术性的时候，怀特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被批评的命运。对怀特的褒与贬都可以在澳大利亚政治文化谱系中找到其根源。可以说一部怀特批评史就是一部澳大利亚50年来文化变迁史的缩影。怀特研究虽然在共时和历时的多重话语中展开，但是拒斥与接受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潜在的意识形态驱动。关于怀特的论争早已超出单纯的文学研究的范畴而成为文化政治中各种观念相互角力的场所。对怀特的解读或误读中，既有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挪用，也有社会内部的危机与冲突在意识形态谱系中敏感而复杂的表现。可以说，澳大利亚的民族身份和精神归属问题一日不解决，关于怀特的争论就一日不会停止。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