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袖|言|情|小|说最近很上火，因为要期末考试了，考试不要紧，关键是什么都不会。当你回忆往事时的微微一笑是辛福，当你想到开学时的事微微一笑该是无奈。一个月前你对自己说下个星期复习，下个星期过去了，你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再去仔细的复习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很上火。
英语在上第八单元，前七单元讲得故事习题一概不知，我觉得就算考试开卷，我也找不到答案。在讲每个话题时，英语老师会花四分之三的时间和我们讨论（尽管我从来没讨论，而且也不知道她们讨论了什么），后四分之一的时间用来讲课本上的故事。我也总是在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经常走神，做着心理健康课上学得白日梦。关于专业课，我想想也就醉了。我最近在复习《系统解解刨学》，时而困倦，时而注意力不集中，那厚厚的书本好像没有尽头，书本是有固定的页数的，知识是没有尽头的。我还来不及复习《组织和胚胎》《医用化学》，我总是在抱怨自己学得是文科，这些都是理科生学得知识，我为什么要学护理？不学护理，我又能学什么，市场营销？你嘴会说吗？还有学高数呢！外国语学院英语？你可以把英语说得和汉语一样顺溜？你每天背单词到头痛。人力资源管理？艺术？后来你发现你什么都不会。
我们寝室及其幽暗，终日见不到一丝阳光，屋里又冷又暗，所以我们的不上课的时间都会在床上度过，好了，这是我们懒找的借口。从中午睡觉到下午三点多，起来洗个头，再去补吃午饭顺便吃晚餐，这时天已经灰灰的了，我们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我们都知道这样太堕落了，但是谁也没有去改变他，或许这就是大学吧。我有时会躺在床上看QQ收藏里的系统解刨习题，习题在前面，答案在后面，我自然没有认真做它们，不仅因为我根本不会，而且因为我觉得已经没有时间了，尽管我花大把大把时间睡觉。
在我写这段话是在圣诞的平安夜，我现在在信科楼东一参加晚会，在教室的四周墙上和讲台上装饰这许多粉红色紫色的气球，和我一样来看晚会的同学陆陆续续来了。这场晚会其实就是之前k歌之王的决赛，把决赛当晚会，很“顺道”。我很羡慕那些可以站在台上的人，他们不仅有这个能力，还有非凡的勇气，这正是我们这些平凡的人缺乏的，也是我们平凡的原因。教室里起了更高的叫声，没有人理会讲台上叫着“安静，安静”的学长，因为同学们在哄抢从远处抛来的银光棒。我只安静地坐在那，写着可能一个月都不会发表一个章节的小说，看看远处忙碌的的人们，突然对他们也有一丝羡慕，然后等待着比赛的开始。再不开始，我就回去睡觉了，室友说。我也想走，回去看羋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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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本章：1042字“新教育·新评价·新考试”教育高峰论坛现场实况(六）
“新教育﹒新评价﹒新考试”中美国际教育高峰论坛第四幕：思想碰撞
&主持人卢志文院长：最后一个版块邀请几位嘉宾上台，陈夫义院长、张才生社长、张勇教授、姚春艳所长。
&&& 今天会议的形势与与主题，教育要改革，首先就是要改革信息的互动。最后一个版块是希望能够以互动的方式展开。评价考试是那么多人关注的，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这个领域不可促成，不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很长时间，也在这样的体系下往前走。虽然我们觉得有问题，但我们唯有在这一方面有所改变。
通过上午的交流分享，我们知道先进国家的考试评价，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的教育现实中，因为考试评价问题带来的教育现实的灰暗，我们也有了改变的冲动，更有了改变的行动。
首先，我站在我的视角，我先介绍一下张勇教授。我觉得能做评价的人，要求是很高的，他要对教育理论很熟悉，又对信息技术很熟悉，要有非常扎实的数学功底、统计学功底。更重要的是这件事非常庞大，是个人力量所不及的，还要整合那么多的力量来做这件事，很不容易。所以我对他做这件事的精神非常佩服，很钦佩，不容易。他居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能有今天这个成果的呈现。关于这个技术的很多问题，大家还有很多疑问，我们先让张勇教授做一个自我陈述，你想向大家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很期待。
张勇：对这个话题，我确实想不起要说什么。不过，来参会的嘉宾中有不少我们合作过的学校和教育局，他们可以替我陈述一些事情。因为他们是具体使用者，使用过后的感受，包括评价的成效。在座的成都红专西路学校的尹校长，她们是去年9月份开始用我们的ACTS评价技术，今年有了结论，请她说一说吧。
尹校长：大家好。我们接触ACTS是比较偶然的机会，开始时是让学生参加ACTS竞赛。我了解了以后，知道竞赛项目不仅仅简单的分数，而是包括学生的能力等方面，与我们以往的考试有所区别。我们学校主要是以发展学生思维办学特色的学校，在十年以前我们确定了发展学生思维、保持孩子好学的天性、为孩子的身体健康和生命价值提供坚实的基础。现在的学生是要适应未来社会的人才，必须有批判思维，必须有搜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必须要学会学习。我们学校比较注重分数以外的能力。我们就想解决在我们传统教学当中的评价学生的问题。我们要改变教学方式就必须有评价，有目标设在那里。我们发现ACTS的评价标准恰恰解决了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不光是简单的分数，不是以一把尺子来评价，而是多了很多的维度来评价学生。这个和我们学校努力的目标以及办学目标非常吻合，我们就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这个活动。
去年偶然的机会我们把张教授请到学校对教师进行培训。因为需要老师掌握ACTS评价体系，他们要会学会评价。我们在使用过程中觉得这个评价相对来说很科学，也很完整，但是，只是在操作的时候比较难了一点，所以我们就请来了张教授。
第二，我们平时用传统的分数评价学生和老师的。与ACTS合作的时候，我们学校里发生一个事情。我们的五年级一班，用我们常规的、传统的分数评价，这个班的学生总是考不过其他的三个平行班，我们就认为这个班的老师的教学能力比较差。他教六年级毕业班的时候我就比较担心，曾经想把这个老师换下来。在这个时候，ACTS的评价在我们学校进行了，我们对五年级进行了ACTS评价。出人意料的是这个五年级一班的成绩里面，各方面的能力指数比其他三个班略高一些。我就在想它的原因。传统分数评价的结果是这个老师不行，ACTS的评价给出的结果是这个班级的能力都要强一些。我就还是让这个老师继续教六年级。
今年我们武侯区搞了综合素质大赛，与以往的传统考试有一点不同，考的不是教科书上比较传统的知识，而是强调知识的宽度和能力的培养。考试结束以后，这个五年级一班获得的成绩是最好的，表现出的能力还是最强的；而且在本年度小升初提前考核录取中，这个班被重点中学提前录取的也最多；这个结果与ACTS评价半年前的评价结果高度吻合，这很让我们佩服。我觉得ACTS的科学性和指导小学一线教学方面有非常强的操作性，是有指导意义的。
第三，我非常推崇ACTS。我总觉得现在要改变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师的教学手段必须要改变，必须要有一个评价标准来引领。我觉得ACTS这个评价标准对转变教师观念和改变教学方法有所启发。这学期我们学校就搞了三段式课堂的教学研究。因为我们中国的教学深度是比较好的，但知识的宽度不够。所以我们学校在搞三段式课堂的时候把课堂的40分钟向前延和向后延，在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培养他的技能和能力——这也是ACTS学业评价技术和标准的要求。
主持人：刚才我想问张总的问题是开放性的问题，让他自主说，他找人代替，回答的很精彩。谢谢。
我还是问张总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在这样一个领域中孜孜以求地去实践探索，遇到了很多困难也不回头，是什么动力支撑你在这样一个领域中深入地探求，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张勇：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想，主要是感兴趣。读大学的时候就对此很感兴趣，我大学的时候学习的是智能计算，投入的精力比较深。我发现人类文化和文明以及行为等的很多特征是可以找出一些规则，而这些规则都是由于历史年代发展沉淀得来的规律，用数学和逻辑的方法是可以模拟历史和现实，甚至可以从数据中解释出平时在现象中发现不了的更多的实质和内涵，这给我的启发比较大，也给了很大的兴趣和探索的欲望，后来这些兴趣和欲望随着继续学习和探究逐步燃烧了起来。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学的专业比较多，学了四门专业，学习负担自然就比较重，精力分配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我就想找一个好的方法，有效地分配精力，还能保证质量和内涵，能把这四门专业同时都能学到手。这个时候我就研究学习的规律了；用了前面的方法做了统计模拟，没想到这四年把四个本科都学下来了，而且成效很好；后来我就继续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了下去。我就觉得它对解决人类对系统知识的养成能力和素养，是比较有力的武器。简单来说是这样一个情况。
后来发生了一个变化，因为我本身是一直读书的，成绩一直不错，所以上学读书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什么；但在我毕业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开始有了恶性反噬，那时经常做梦，梦到的考试考得不好、甚至被退学等，给我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上学的年代体验不到、但在毕业工作以后，在做梦当中才体验到当时的压力多么大，对人的摧残有多么严重！而且还局限了我的很多想法和很多想尝试的东西。我当时就想我研究的东西也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当时觉得学生不该承受这些，要对这种对学生摧残性的、不公平的待遇做一些改变，这也给了我某种责任、目标和动力吧。在以上这种情况下，我就持续的一直学习和研究了下来。大略情况就是这样。
主持人：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过去我们学陈景润的事迹，老师们跟我们讲他做算术的稿纸有多少麻袋，冬天不觉得冷，夏天不觉得热，号召我们都向陈景润学习。他多么刻苦，什么强大的报效祖国的动力在那。于是，他要往前进。后来我们才发现很多孩子玩游戏也不知道夏天的热和冬天的冷，那是什么动力支撑他们在这样的领域当中往前进？其实是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为他做这件事觉得有意思、有意义。于是，他就会在这个领域当中孜孜以求。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对我们的教育有一个特别的启发。所以他是世界上最累的人，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下面我们想问张社长一个问题。因为他是我尊敬的媒体人，他爱思考，又长于行动。他最近创办了时代教育杂志，理想非常高远，创意很震撼。今天你了解了考试和评价，在中国还有一群人做这些探索，作为一个媒体人，你有什么样的感慨、感想和我们一起分享。
张才生：今天本来没有资格来主持这样一个高规格、高水平的活动。我首先是觉得特别的震撼，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张勇老师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包括我自己认识的做教育评价和教育考试的专家还真不少，从各大师范院校到北大的。我觉得张勇老师研究的成果是那样的具有前瞻的价值，具有在中小学推广的可行性、可能性。
&& 我们在座的校长可能都有这种感受，校长往往不是按照要求去办学，而是按照怎么评价学校去办学。你怎么评价他，他就怎么对学校进行管理、怎么进行汇报。老师也是一样，他不会按照你的要求去上课。但是，有一点，如果我们把评价改了，老师会按照我们的评价去做，你怎么评价，他就会怎么做。最近我给分管教育的黄副厅长开了一个专栏，让他讲校长的政绩观。因为最近湖北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学生烧书的事情。早在前年，我在这个县关注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全部集中在村中，跟一二年级的学生补课，每周只休息半天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就想要给他们曝光，但我作为一个区域媒体，曝光这个东西很容易带来麻烦，也做不好。2011年和2012年正是县市级教育局长换届的时候，我这个时候问他能不能谈一下教育局长的政绩观。我想这个新教育评价就能为教育局长和老师树立一个正确的政绩观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因此我想给张老师表一个态，作为媒体人，我会做好新考试、新评价成果的推广工作，我会开一个新考试、新评价的专栏，一期一篇文章、一个案例，来推广新考试、新评价。现在我们湖北来了一位局长，他刚才也说了，他要把他的区作为新评价、新考试的实验区，能不能请他讲一下。
湖北张局长：很感谢大会给这样一个机会。今天确实让我很开眼界。特别是讲到了新考试和新评价，这也是困扰着基础教育，特别是困扰我们县市区局长和中小学校长的一个课题，也是新课改进行了11年推广困难的原因。我们也想借助这次论坛，争取从我区做起，从新的考试、新的评价做起，让我们基础教育在当前的教育局面上迈出一步，谢谢大家！
主持人：陈夫义院长是海南省教科院的院长，也是培训院的院长，海南省的教科院和培训院是合在一起。他是大学老师，到海南去创业，从基层做起，做学校的校长，做管委会管教育的官员，一直做到教育厅基础教育处的处长和教育科学研究与培训院的院长，出版了好多部著作。他对教育问题的理解非常深，而且领域很广。海南是新课程实验区，比全国其他省市领先，他也在全国各地讲学。
不久前我和张总一起到海南去，陈院长带着我们拜访海南省教育厅的厅长，他们愿意作为我们的主管单位让我们在海南省成立一个考试与评价研究院，这件事情正在推进当中。这一次陈院长又专门过来参加这个会议，并且接受我们的委托担任主持。因为他之前对评价与考试是有思考的，而且有很深的思考。但是，他对我们在评价与考试方面做了哪些、做到什么程度，之前是不熟悉的。参加了这次论坛之后，了解了我们在考试评价方面的思考。我很想听听陈院长对这件事，用他的视角来做一个评价。因为他是评价方面的专家，而且又是我们尊敬的领导，您的评价我们很期待。谢谢！
陈夫义：卢总校长是我们认识很多年的老朋友，2000年的时候，也是这个季节，在华东师范大学认识了卢校长。自那以后我对他所从事的事业一直非常关注，对他非常尊重。说到评价的问题，我想还要从我们从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说起。过去十年，应该说我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面，所谓第八届基础教育改革。特别是高中阶段，海南省是作为第一批的四个省区之一，作为实验区来推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一批教育官员、校长和老师都是充满激情。但是，越往后推就感觉难度越大。特别是2007年，第一次高考以后，很多地方就冷下来了。这个又使我想起刚刚推进高中新课程的时候。当时文昌中学的校长讲过一段话，他就说厅长你不要叫我怎么推进高中新课程，你赶快给我把高考方案搞出来，搞出来以后我就知道怎么搞。这句话应该是说了大实话。
现在我们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在怎么考就怎么教，考试办法出来，教的办法也就出来了。07年第一次高考以后，像海南最早的时候，通用技术这门课程是第一次在高中实施，海南也是做得比较有特色的。尽管这些事情一直在做，但是，我感觉高考以后做得不如高考之前。我们也是感觉在评价方面确实要有一种新的模式、新的评价制度，才能使我们的教育真正走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我们这几年也一直在研究高考到底怎么改革，研究了很多，大家很难形成共识。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在去美国以前，第一次见到张勇教授，当时他们把带有结构图的报告单给我，我看到以后就很着迷。因为我大学是学物理的，对晶体结构的图形很感兴趣。我回国以后，卢总校长他们两位又到海南去。仅仅看了一张图，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弄出来的，它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只是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这次听到有这样一个会议，虽然最近很忙，但还是特地赶来参加。听了一些报告，我很激动，虽然也没有完全理解这个东西，会后还要继续学习。我现在最想说的是回去以后尽快把他们的一些做法汇报给我的领导。我期待着能够尽早在海南率先引入这个考试与评价技术，使我们的考试制度改革能够真正取得新的突破。
因为我不是决策者，我只能说尽量想办法去影响我们的决策者。我们教育厅有一个阅读讲座，我还希望请卢校长去给我们讲一下，首先影响领导，我相信其他人听了以后也会非常兴奋；如果领导对这个东西不了解，他就很难做出判断。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陈院长。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称呼姚所长为“姚头”，她带领一个团队，扎扎实实地做工作，很不容易，也很不简单。今天我们也听了她的关于评价技术的非常全面扎实的介绍。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有一批人默默无闻地奉献，在扎扎实实地一点一滴地往前推进。我想问一下姚所长，在做ACTS这个伟大事业的过程中，比较长的时间，遭遇的是寂寞，是山穷水尽，是困惑，是很多难题，一时不能解决，你是怎么克服这一切，坚持到今天，并且是乐呵呵地坚持。
姚春艳：谢谢卢总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使我能够袒露一下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中，我自己个人最深刻的感受是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一定要能够耐得住寂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在身边有很多诱惑，物质上的、名利上的，还有各种地位上的。如果是经不起诱惑的人，在研究过程中经历很多寂寞的时候，也许就没有坚持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经历的一点是因为能够耐得住寂寞，所以才能够取得成功。因为坚持，所以才能够看到成果。这就是我个人的感受。谢谢大家！
主持人：新教育强调只要行动就有收获，开始最重要。还有一句话叫只要上路就一定会遭遇曲折，强调要像姜桂那样坚持，相信种子，相信岁月。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今天它能成为现实，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觉得坚持的重要。同时，我还觉得愿景和规划更重要。为什么呢？我们平时也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每个人都在忙，他也没闲着。但是，一个有蓝图的人、有理想的人，他做的事情更有意义。我们都在砌墙，有一个人是有投资的，他有可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他每砌的一块砖头都是有用的。过了一段时间你发现他建起了一栋楼。还有一个人也在砌砖头，但他心中没有蓝图，他手头也没有图纸，他只是把砖头放在另一块砖头上，他很勤奋，每天不停地在做，可是他做了不长时间，人们都说这个人是一个精神病。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情没意义。他勤劳，也未必也结果。
我想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张勇教授和他的团队很辛劳，但是在中国，有很多辛劳的团队。为什么这个团队能够做出一件伟大的事业？我想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一个设计师在那里提前做一些规划。我想问一下张勇教授，你是如何建构ACTS这个技术的宏大蓝图的，你认为今天已经在这个蓝图当中完成了多少，接下来还有哪些难题需要你和你的团队共同去克服，能给我们描绘一下你心目当中那个美好的评价图景吗？
张勇：这个问题我想得比较少。不太擅长考虑这类问题，更多的时间是在考虑具体的技术问题和怎么应用问题，很少考虑到蓝图、愿景这些东西。一开始起步只是零零星星想一想，我大致想的总共有两个指标，一个指标是：不管做什么或者是怎么做，一定要做出适应性很强的、质量非常过硬的东西；另外一个是：现在的这些教育局、公立学校或者民办学校、课外学校都可以用、还要用得好。
平时的要求也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我自己首先得感觉到有把握、放心了，才能用；不然就继续研究和解决它，不到放心时，不投入应用；另外一个，也算是我的一种性格吧：如果国家的研究部门或其他机构有技术水平或者理论模型等超过了我做的东西，或水平比较接近，我就马上把自己的推翻，继续研究，总之是要求肯定要超越其他技术或产品若干年。
另外，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提升质量和竞争能力问题，尤其是在教育上。
因为我们中国的历史比较短，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质量都比较贫乏，这是其一；我们国家在历史上是不断地被西部民族入侵和东北部民族入侵的国家，我国的真实的文化和文明并不是像历史教科书上说的一脉相承、源远流长，而是中断或毁坏了若干次，比如我们现在承认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实际上它是满清人的图腾，跟其他民族没有关系；京剧也是满清的东西，像江浙一带有越剧等等，与其完全不同。这种历史现实情况造成我们的文化、制度、科技三大资源很落后；在落后的背景之下，人民就要承受落后的结果，翻看近代史，我们国家和人民都在承受着历史造成的结果。这实质是质量和竞争力低弱的结果。
但是，我就不太服气，资源、文化、制度这三大要素是我们这些草根没有能力去解决的，但技术我们是可以去努力的。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学、可以去做，尤其现在是信息时代，只要我们打开电脑，可以学到任何知识，只要有足够的精力，就可以去做。我就给出一个指标：能不能与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去比一比，尤其是像SAT、ACT，还有美国教育发展报告；我研究了十几年，我发现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太深奥或者是太难理解的地方，而且他们的理论模型和技术手法也是比较简单，只不过他们的工艺质量要求非常高。所以我就想教育要突破，我们草根只要能解决技术的问题，就能做出突破和成绩来，从而也能推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所以我就把目标锁定在技术上了，通过研究和解决几个关键性的基础技术，一个是能解决教育上的几个瓶颈问题，再一个是跟国际先进教育接轨；因为只有与他们接轨才能有竞争的可能，不接轨，没有家底，吹大牛、放大炮没意义，因为你永远被别人落下。这是我的目标，也可能这就是蓝图吧。
主持人：ACTS这个技术平台可以实现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学业诊断是一大块，每个孩子在学习过程中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老师去指导。但是，我们怎样去指导这个孩子呢？有没有一个工具给我们先做一个基础的体检报告呢？在这个体检报告的基础上，我们通过这个报告当中提供的数据来观察能不能对他过去的学习情况进行诊断，诊断以后再开一些药。对于每一个孩子，在各个学科的学习过程中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个全方位的学业体检，或者是给孩子的学业做个CT，ACTS的评价技术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这是诊断。诊断后面就是治疗，换句话说有针对性的教学、学习和辅导就变成了可能。这是一个极高效率的事情。如果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对孩子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我们指导的每一条意见都是高效的，会节省多少人力物力？会节省孩子多少时间？我觉得意义非常大。
从考试的角度，它能提供比较科学的考试手段。我们当然不能去影响高考，那是国家的事。如果在这些技术中有好的，我和张总都会想得开的，会愿意奉献出来，因为可以改变那么多孩子的命运。
张勇：如果不是助纣为虐、如果确实对中国教育有利，我当然愿意，我就主动奉献。
主持人：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第二，我们认为在现在，影响国家的宏观政策的难度很大，我们也不致力于此。因为我们可以作为第三方考试评价的提供者，本身就拥有巨大的使用空间。从考试的角度来说，我看至少有这么几个考试，外考，就是出国的。现在我们是用外国的考试考中国的孩子，然后把中国的孩子送到外国去。在高中学的是中国的课程，考一门语言，我是接受的，考托福、雅思、密歇根，这我都接受。因为要到另外一个国家读书，必须要进行语言水平的测试。但是，我们在中国学的数理化和语文，用的是中国的教材，用的是中国的课程，高中阶段学了三年，你看我够不够上大学，应该用中国的考试。可是因为中国的高考信度达不到，所以我们要逼着孩子到高二的时候去学SAT等，总之他要去学两套课程体系。这个对中国的孩子是蛮大的摧残。
那我们能不能提供一个考试，是针对中国孩子的学习背景，这个考试拿出来孩子的知识、技能水平的信度很高，足够你用你的标准去进行甄别。如果这条路是通的话，那么ACTS的考试，加上语言考试，比如托福、雅思、密歇根，这就构成了中国孩子出国的开放的康庄大道。
第三，高考为什么要有自主招生考试。就是允许高校自主选择学生。但是，中国这几十所高校自主选择学生的时候，他们是怎么选的呢？用的什么方式选的呢？用的依然是双基考试。由于考试技术不能解决，它的考试跟高考的考试没差别。你说人家高考考试不准确，你自己考。可是你自己考，更不准确。这个尴尬今天就是现实。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可不可以给这些自主招生的高校提供考试的服务呢？你用我这个考，我的预测性比高考好，比你能做得到的所有的都好。你要，还是不要？你要，那么它就有作用可言。
第四，中考。那么多的重点中学要去选拔优秀的学生，而高中非义务教育，是允许精英教育存在的，它不是大众的普及教育。可是现在中考肩负两个任务，一个是合格性的评价，那也就是检测，它是个达标检测，这个不能难，一定要浅，浅到作为初中义务教育三年的衡量。但是，它同时还要承担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选拔。选拔也就意味着给重点中学录取优秀学生提供参考依据。这两件事是不可能在同一张卷子上完成的。所以全中国所有的中考都在这两者之间摇摆，兼顾选拔，卷子偏难，一片骂声。卷子容易，都考得好，重点中学不知道录取哪个孩子。
我们能不能有一个考试，这个考试三段的内容都有，知识、技能、智能，知识作为合格，考核学校的依据就是这个，这个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合格不合格，用这个指标来衡量学校或者加上一部分技能。选拔呢？索性就把技能的指标和能力的指标作为选拔的依据来决定哪些孩子可以上好的学校。这个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实现。
张勇：当然，这几个事情在ACTS技术实现上是比较简单的。
主持人：这是考试。当然，还可以再说小考。
评价也可以提供一系列的服务。我们怎么诊断这一届的学生，我们怎么诊断这个班级和另外一个班级的学习水平差距，怎么诊断这个地区不同学校之间的发展差距，还可以单向的进行诊断。新教育重视阅读，那些没做阅读的学校差在哪里？孩子的阅读能力有多大的差距？有没有数据支撑去证明新教育阅读的价值和意义。这个平台是开放的多元的平台，如果开发它的应用，会有很多的内容。之所以能够有这些，那是有赖于ACTS这个平台的基础扎实。
接下来，我们想问两个问题，是大家关心，也是我关心的。平时用这样一个手段检测考评，我承认它好，但是，归根到底，还要回到高考当中去。我就会想ACTS还不如用高考的方式考，是不是更适应高考？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张勇：这个问题在理论和技术上实现是很简单，在实践上我一会儿请让一个实践中具体应用的人来说说他的看法。
目前的高考的分数背后就是两个实质：题型权重、知识点分数。我国的考试和教学现在用的方法比较简单：对知识划分点来完成记忆，记忆用来识别和重现知识，就能得分；所谓的技能只是一种技能形态，对格式化、模式化的题型反复套用的技能，套用熟练了就能获取高分。像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些学生不是特别兢兢业业学习的学生，也能很容易的发现这种考试的规律或说技巧，从而考得高分。有一学期是青春期开始，精力分散、并大量课外阅读，这样我担心考试考不好，所以就找窍门了，对知识点专门进行清理，把备考的题型进行提炼，把这些东西反复看、反复练，其实量也不怎么大，也没有怎么深入学习，结果只有一科考了97分，其他基本满分；这是比较容易的（当然后来觉得这种方法不好也就放弃了）。用这种方法对付目前的高考还是很有效的，但是，一旦脱离了这些题型和变换了知识的用法，中国学生考取高分就比较困难了。
&&&那么针对现在的高考，这个问题能不能用ACTS的方式解决？肯定是能的，而且解决的更好。我们知道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记忆只是其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如果加入了多层理解和变化性的应用，包括分析和判断等，知识会形成有效累积---也就是高效建构了，这样除了实现完成高效成长和能力的积淀之外，成绩会很稳定的实现增长。关于用ACTS的方法解决考试问题，李东琴所在的公众学业个性化教育研究所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具体工作，还是请她说一说吧，因为她是在实践当中用了这个方法。
李东琴：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说说我们的实践，我们的实践其中一个各方面就是在学生学习中注重能力的增长而解决考试问题。尤其是我们发现在中考、高考当中的学生，他们最大的焦虑就是写不完作业、做完了题也记不住，很苦恼。这种苦恼在进行教学和个性化辅导的过程中，我们着重告诉他你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注意的，比如英语，现在大量是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你一定要注重的就是你读到了什么，而不是背到了什么。做题的时候一定要找依据，并不是一个信号词。有很多信号词你是答对的依据，也有可能是信息干扰项。在做题的过程中我们着重训练的是思维方式，而不是做了哪道题、做对了哪道题。我们不是让他们读很多文章，也不是做很多的题。后来在上课的过程中，学生自己说，老师，如果我不用你们的找依据的方式，我就答不准，一旦不用这种方法的情况下，这题就可能模棱两可，有时候会对，有时候会错。我说对了，你要养成思维的习惯，而不是去背、去记。其实学生最痛苦的就是背和记，最不愿意干的就是背和记。正好ACTS就告诉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智能类型和非智能形态把握学生的学习通道和认知类型，针对他们的偏好和个体特征进行引导，使他们不需要用背的方式解题，提高了很多效率，我们很少给他再留作业了。因为本身中考、高考的题就够多了，你还更他留一堆作业，他肯定不愿意做。我们特别注重的是寻找思考的方法。
&&&通过两年的实践，很多家长给我们的评价就是孩子特别愿意来上课，成绩也稳定的在增长。另外就是孩子也觉得我们的知识更准确，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通过思考以后解决问题就更轻松，可以综合运用以前记住的知识，而不是背每一道题。这是让我们受益最大的一个方面。当然，我们也就这样有效的解决了考试问题。
主持人：我的理解，因为高考留了后门，在高考命题不改革的情况下，有些加班加点的人、生搬硬套的人、题海战术的人会偶尔讨一点便宜，但是不是必然。如果高考题目发生了变化，就是不变化，你也未必撞得着，这个是高耗低效。从一开始就遵循学习的规律，就着眼孩子的能力，他去应对高考是绰绰有余的。也就是低速状态下的牛顿定律，其实已经在相对论里面，只不过它的速度低于光速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先进的东西、好的东西是着眼根本，不会因为我们用了它，让孩子再去参加高考，反而不是考不好。
张勇：绝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前面两个例子就说明了不会发生这种可能。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给每个人一个说话的机会，用简短的语言给新教育、新考试、新评价这个事情一个建议、一个期待。
姚春艳：如果说能够给新教育、新评价、新考试一个建议和期待的话，我的建议和期待就是所有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能够坚持最初的理想，一直走下去。不管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成果，但我们只要相信，就会有力量。谢谢！
陈夫义：坚持做下去，路就在我们的脚下。
张才生：记住我们已经开始，我们已在路上。谢谢！
张勇：继续努力，继续做好。
主持人：不离不弃，迎接庆典。我坚信只要在路上，我们就一定会遭遇庆典。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这个论坛，我们用一天的时间探讨考试与评价。但是，我们会用一生的时间去做这件事。谢谢大家！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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