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车厢半裸人体：涂鸦者有一定绘画基础 系一名17岁外籍少年（图）（2）
地铁车厢半裸人体：涂鸦者有一定绘画基础 系一名17岁外籍少年
涂鸦者或有绘画基础
从李先生拍摄的照片看到，车厢地面上散落着几罐空瓶，像是盛放绘画颜料用的易拉罐，车厢地板上也有部分颜料泼洒出来。在车厢内壁，涂鸦图案酷似一个&半裸&的无头男子，身体肌肉和线条勾勒明显，涂鸦者应该有一定的绘画基础。在&裸男&身旁，还画有眼睛和嘴巴等局部特写，用红色颜料点缀，酷似&流血&的样子。
在涂鸦的最下方，还写着一行英文。查询发现这句话可能来源于美国一个摇滚乐队作品的歌词，只是该乐队并不出名，歌曲也比较小众。
昨天下午，轨交警方通过监控等多种手段，找到了涂鸦的始作俑者&&一名17岁的外籍少年。据其称，当时在列车上觉得好玩，就随手喷绘了涂鸦。
》新闻热线：8摄影记录生命的瞬间，科学绘画记录物种的永恒
　　本周周日（）下午，“80后”的科学绘画师张瑜将来上海与“粉丝”们通过讲座交流（讲座信息见“上海野鸟会”论坛的《艺术与科学的结合——科学绘画讲座报名帖》：/swb/read.php?tid=8726&page=e#a）。搜了几篇有关科学绘画的报道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张瑜——精确展现自然的美
　　　　（《中国环境报》谷田）
张瑜手绘的“温带草原生态系统”的特征图。精美细致的绘画，精确展示了水面位置及透视的关系、物种及其行为分布等。（内蒙古达里诺尔温带草原不同高度植物群落）
　　如果说，一个具有高超绘画技能的画家，不能像毕加索作画般天马行空的发挥，不能像梵高作画般使用浓烈的色彩，而只能像镜子般复刻所绘事物的形象，您是否也像我一样好奇，是什么样的人在从事这份工作？他们的成果对生态环境保护有何作用？
　　他们就是科学绘画师，科学领域里的艺术家。他们用尖尖的笔和细致的线条，将绘画技巧和科学描述完美结合，为我们更精确地展现出自然界的美。
　　张瑜就是为数不多的从事科学绘画的人之一。据了解，目前全国专职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不到10位。从小爱好绘画、有扎实的美术基础的张瑜，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职业科学绘画师，如今却深深爱上了这份工作。
　　　　科学绘画可以将小到分子大到特殊生态系统展现在人们面前，张瑜深深爱上了它
　　走进张瑜的办公室，桌上除了一台电脑外，空余处堆满了厚厚的书籍，有《中国鸟类野外手册》、《中国植物志》、《鸟类志》、《兽类志》、《普通生态学》。书中夹着一幅幅色彩鲜艳、笔触精致、形态优美的绘画手稿，如北极海鹦、荇菜、世界鲸类分布、温带草原生态系统等，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这些都是张瑜的科学绘画作品。提起科学绘画，也许有人感觉很陌生。这是因为在我国大学目前还没有相关的专业或者学院的设置。而在国外已有很多从事科学绘画行业的个人和专业工作室，有些大学还开设了这一专业。
　　其实，科学绘画在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如中学生物课本上的植物标准形态图、地理课本中的地质剖面图、生态系统环境图等，都属于广义上的科学绘画。
　　科学绘画可以将人们带到那些通常难以直接观察到的事物面前：小到分子、病毒，大到地质剖面或者特殊生态系统环境，以及植物、动物的解剖结构描绘等。
　　同时，科学绘画还承载着重要的使命。比如说，发现了新物种，需要根据标本绘制标准像，供科研机构研究以及传媒机构大众传播使用。再如，对已灭绝生物形态的重建等。
　　张瑜心里萌生了对科学绘画的热爱。在老师的建议下，张瑜开始学习实验绘画技能课。良好的绘画功底与扎实的生物专业知识，让他很快入了门，开始为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等环保组织绘制科学图画。
　　　　科学绘画在西方受宠却在我国遇冷，这是张瑜面临的残酷现实
　　理想从来都是美好的，张瑜很快面临了残酷的现实。科学绘画在欧美有着广阔的市场，一幅精美的动物、植物作品通常能产生不菲的商业价值。而在我国，目前欣赏科学绘画的人群尚属小众。
张瑜最初的收入并不理想。一开始，每月绘画所得除去与人合租的500元费用后，几乎所剩无几。彼时的张瑜感受到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压力，还有繁重、枯燥的工作压力。
　　科学绘画要求写真，每一笔都必须准确，同时还需要掌握好动植物各部位的比例关系，及时调整画稿中与实物不相称的地方，然后标注出准确的比例尺。一般绘好初稿后，绘画师要对画稿进行严格的审定，再经过反复修改补充之后，画稿才能最终完成。
张瑜曾绘制过一幅“池塘生态系统”的特征图，光前期查资料的工作就用去了好几天时间。除了要反复揣摩水面位置及透视关系，更需要查阅大量文献来确定物种及其行为、分布。即使有着扎实的动物学和生态学教育背景，张瑜的绘图时间可能也要耗时几个月，稿酬却很有限。
缺少同道中人的现状，也让张瑜犹豫不已。科学绘画行业缺少成熟的、统一的规范，教材中的插图很多不是标准的科学绘画。出版社往往觉得科学绘画作品耗时长、成本高，就索性找一些小的工作室代劳，作品的准确性与严谨性无从保证，长此以往就破坏了这个行业的标准和规范。
那么，以影像记录自然之物，不是更加方便快捷、客观真实吗？
张瑜表示，科学绘画还是有摄影代替不了的地方。这不仅因为光线、天气、生物体本身状态等，摄影无法完全表现出理想条件下生物体的原始状态，而且由于摄影只是捕捉瞬间元素，无法完整记录生物现象的发展过程以及生物的特殊结构。比如，杓兰剖面展示其和昆虫传粉的关系，温带草原生态系统展现整个生态系统的各个方面。
　　　　物种的不断减少，让张瑜更加执着，他想让更多人体会到大自然的美
　　有时，张瑜也忍不住问自己，科学绘画如此辛苦，要不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1999年~2000年间，张瑜居住在海淀区永丰乡的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附近，经常能看到中型猛禽类生物在周边活动，比如?，隔一两百米的电线杆上就能看到一只。后来，那一片农田被陆续开发、修路，建筑慢慢多了起来，生境改变了，动物自然也就慢慢离开了。很多生物物种数量下降都是这样的，它们找不到合适的栖息地，无法完成生存繁衍，结果就会出现物种整体数量下降。
　　这是张瑜的独特优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物物种数量下降、生态环境变化并不明显。但是，对于经常从事户外考察调研、持续关注物种活动、对自然界的细微变化十分敏感的张瑜来说，感受就非常深刻了。
　　“我从1996年开始，每天坚持观鸟、兽和昆虫。2000年之前，雁鸭类集群迁徙中途停歇在水面上，远远看过去密集得就像米粒。现在再想看到那样的场景已经是奢望了。”
　　在张瑜看来，一幅幅精美的动物、植物绘画作品，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安静、细致、朴素的画面内涵，体会大自然的美好。
　　“我要为科学绘画的普及贡献一份力量。”张瑜说，“不过，我多希望动物、植物种类越来越丰富，可以让我有画不完的题材。”
　　厚厚的眼镜片透露出张瑜对科学绘画的专注与倾心，一本本被翻破的工具书诉说着张瑜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耐得寂寞，守住清贫，张瑜以及更多他的同仁们，行走在路上。
　　下面是2007年时张瑜一场讲座的精彩记录：
　　天下讲坛“共享自然沙龙”之：画笔带来的自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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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科学画，几多浮沉无限意（《中国绿色时报》）
/green/news/stwh/ryzr/content//content_.htm
　　　　植物科学画就此凋零？
　　　　（《中国青年报》宣金学）
毛枝五针松　孙英宝绘
这段时间，三年一度的植物科学绘画国际展览会正在美国匹兹堡市举行，植物科学画画师孙英宝是受邀参加的两名中国画师之一。但他却筹不出路费，“单位也不怎么支持”。
他只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一名“临时工”。在这里画了16年，却画不来一个正式编制。他的“绘图作坊”，就在植物所标本馆的一栋侧楼里。
植物科学画，经常被称作“植物写真”。就像给植物拍身份证的标准照片，它要求精确地反映植株和器官的形态特征，又要求很强的艺术性。“每当发现了植物新种，都要为它绘制标准图像。”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分类学专家王文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但是，这个在西方发展了300多年的画种，在中国只发展了四代，不到一个世纪，“就快要绝种了”。中国植物科学画第二代画师、89岁高龄的冯晋庸老先生谈起这个问题，有些激动，“老画师们退的退，死的死，现在全国剩下绘图师已经寥寥无几”。
一支绘图钢笔可以胜过几千万像素的单反相机
孙英宝和另外两个研究员“蜗”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屋子四周的书柜上，摆满了《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手绘濒危植物》等大部头，其中不少植物插图，出自孙英宝之手。
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台显微镜、一根儿铅笔，两盒墨粉，几支用来绘图的小钢笔，旁边的架子上摆放一摞半透明的硫酸纸。“这差不多是我所有的绘图工具。”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包括周末假期在内的大多数时间里，孙英宝都是和这些绘图工具一起度过。
竹制笔筒里插着的绘图小钢笔是孙英宝的宝贝。这种笔有点像西方的羽毛笔，蘸了墨汁即可进行绘图。笔尖轻蘸墨水，仅需微薄一层，他大拇指微转笔杆，变换笔尖方向，也控制着笔尖力度，植物修长的线条、坚硬的倒刺、柔软的纤毛，纷纷在笔尖呈现。
孙英宝多数时候对着标本画。画广泛分布我国南方的楼梯草，得用铅笔先勾勒出来，上墨时再用绘图特制的小钢笔勾勒一次。“科学绘图是个精细活儿。”像处理楼梯草，得处理5处细节，比如，叶片上的每一根绒毛都不能错位，华亭上的每一处褶皱都不能消除。
“细节是折磨人的事儿。”孙英宝咂么了一下牙花。有时候，他得取来植物的一部分，放到显微镜下解剖，然后画出植株的花序、雄蕊苞片、不具花的茎，甚至茎上的绒毛。
即便是普通的仙人掌，每棵刺的角度都不同。得找刺的规律，看刺的排列顺序，解剖开一丛刺看它与基部怎么结合，甚至还要把刺一根根数出来。“有时候觉得眼睛都要画瞎了。”长时间专注这些细微的东西，抬头看别处，眼前到处蹦跳着各种绒毛和细刺。
到了上墨，精细活儿立马变成了“粗活”。兑墨水，挥刀片，轻轻一刮，远比画线条省事多了。孙英宝办公室里的大部头中的科学画，多是黑白图，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彩色植物科学画才出现。
“根据干标本也必须靠想象画出立体感，不能画扁的。”冯晋庸说。老一辈的绘图师经常去野外，和植物学者一起，找植物，认活的，“才能对植物有更直观的体验”。
以前画彩色的油茶花，冯晋庸白天扛着行李上山采标本，饿了啃口干馒头，渴了喝口山泉水，晚上睡在茅屋里，借着油灯的亮光分析叶子、花朵的结构特征。如果一天画不完，花蔫了，还得回去重新采。
不像孙英宝等年轻的画师喜欢用钢笔绘画，冯晋庸更习惯用十来根毫毛制作而成的小毛笔。他曾花两天的时间来画松针，提着笔画每一条线的时候连气都不敢喘一口，并且每根松针的两笔还要分出阴阳面。
其实，早在我国古代本草研究时期，就可以看到植物科学画的雏形了。宋代苏颂等编撰的《本草图经》，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清朝吴其的《植物名实图考》，都用毛笔以白描的形式，绘制出了植物图像，便于人们识别和利用植物。
但比起发轫于地理大发现时期的近代植物科学绘画，中国古人的图谱相对写意，可信度和准确性明显不足。
“其实国外没有（植物科学画）这个学科，”王文采院士的学生、分类学专家傅德志告诉记者，“国外没有专门绘植物画的人，在国外这都是画家的事儿。”当时随着欧洲人不断探索新的世界，探险家、科学家、画家联手，以忠实记录的方式描绘新发现的物种。早在200年前，西方植物绘画的作品数量就已达到顶峰，而在中国，直到19世纪才出现真正意义的科学绘画。
“科学画是以科学性为美学特征”，孙英宝介绍说，“首先不见得要漂亮，必须要和植株一模一样。”在一张植物科学绘图上，常常还配有很多小图，用以表现出植株各方面的特征，如果实的纵剖面、花蕊的长短分布等。
在这位个子不高，留着平头的绘图师看来，一支绘图钢笔可以胜过几千万像素的单反相机。相机只能捕捉植物生长过程中的一个片段，而把发芽期、花期等不同时期的特征摆在一起，同时要把植物的刚毛、柔毛、绢毛等不同细节描绘出来，都得靠笔“画”出来。
“相机拍的是机械图，而绘画的是对植物的认识，传递更多的科学信息。”孙英宝如此理解。师承中国植物科学画奠基人冯澄如的绘图师冯晋庸则指出，相机对植株的记录，不一定能把科学的角度都找出来，缺少科学化和细致的表达力。
而在画师张瑜看来，科学绘图还有一个相机无法比拟的功能：科学画可以将小到分子，大到特殊生态系统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位在《博物》杂志任插图编辑的科学画画师，在其绘制的一幅“池塘生态系统”的特征图中，从水底的生物，到水面上的芦苇和动物，以及天上飞禽，全部通过一个横切面展现出来。“如果拿相机去照，无论如何达不到那效果。”
几百幅科学画卖不过一幅国画
但是张瑜坦言，这样一幅费时数周的生境图，稿酬却很有限。“一般也就二三百块。”张瑜有些无奈，“市场上基本就这个价。”
这也是其他植物科学画师遇到的问题。孙英宝每张图的稿费平均200元钱左右。有时候一张图从查资料、到构思、再到绘图上墨，要耗时两三天甚至更长的时间。“绘制发现的植物新种稿费一般会高些，有的能到500块。”
相比起来，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科学绘图师白建鲁的付出显得更加廉价。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帮别人画一张科学图也就几十元钱。这位冯晋庸的关门弟子、画了32年科学图的画师，可能是甘肃省仅有的一位科学画师。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位于广州的华南植物研究所。刘运笑是该所唯一一位植物科学画师。从2000年工作至今，她见到一批批来所里绘图的年轻人因为工资太低而走掉。如今，她曾经的同事有的当了大老板，有的转行做图片设计也收入不低，只有她现在还是“月光族”。
但是在国外，植物绘图的行情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据傅德志介绍，在国外，这种画都是按艺术品来出售，几百上千美元的都有。
1992年，南非埃菲德拉美术馆举办世界植物艺术画展，冯晋庸的《浙江红花油茶》被选为大展唯一招贴画。随后，该画被一位收藏家买走，出价是1600美元。冯晋庸本人倒也没有遗憾：“现在时代不一样，画家的画多值钱，植物画画出来给谁啊，没人看。”
如今，冯晋庸自20年前画完最后一幅植物科学画，将它锁进书桌的一个大抽屉里后，再也没有拿起过绘图用的小毛笔。他现在画的最多的是国画，有时三四个小时就能完成一幅。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科院美术协会主席的他，如今的国画作品市场行情在专业人士看来，数万元一平方尺——可以抵得上几百幅植物科学画——但他从来没卖过。
冯晋庸是冯澄如先生的得意门生，也是冯澄如1943年创办的“江南美专”走出的中国第一批科学绘图师。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不断东来，使得近代植物学知识传入中国，其中也包括植物科学画。
1957年,冯澄如编写出版了《生物绘图法》，是中国第一本生物科学绘画专著。第二年，他的弟子冯晋庸，和刘春荣、张荣厚等老一辈科学画师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举办“植物科学画训练班”，为《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和各地方志书等著作的编写，培养了20多名学生。
“这是中国第三代植物科学画师，”孙英宝掰着手指头数了一下，“我算是第四代。”据他了解，因为《中国植物志》的编制，植物科学画迎来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繁荣期。
他给出了这样一个数据：《中国植物志》是世界上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一部巨著。该书基于全国8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312位作者和164位绘图人员，花45年编撰才得以最终完成，并荣获2010年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当时光北京植物所的画师就有20几人。”孙英宝说。
没有项目就带不了绘图师
但是，《中国植物志》也是科学绘画的转折点。“《中国植物志》是个大项目，能带不少人”，编撰者之一的傅德志说，“没这个项目，也就带不了那么多绘图师了。”
“40年了，植物科学画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中科院植物所老一辈绘图师张泰利感慨道。《中国植物志》的完成，她这一代绘图师大多也到了退休的年纪。
如今，全国还在专职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不到10位。像昆明植物所之前的绘图组也早已解散，主任曾孝濂退休后改画艺术画，并设计邮票，画师杨建昆则转行做起了民族植物志研究。
“我们快要绝种了。”孙英宝多次面对媒体如此感叹。2007年，他准备要走，因为觉得“植物分类学和植物科学画，尤其植物科学画没有地位不被人重视”。傅德志的一再劝说，才挽留住这位稀缺的画师。
但植物所的科学绘图师依然处于紧缺状态。标本馆陈又生研究员主编的《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的菊科部分，目前文字部分已经完成七八成，但是“就卡在了植物科学图上”，有时不得不请人帮忙绘图。
白建鲁跟着冯晋庸学成回到甘肃，还兼画动物、昆虫、人体、化学，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一通百通”。但他自己清楚，“在甘肃，科学绘图师太稀缺了”。正在编撰的《甘肃植物志》出了前两卷，后面的六卷都进展缓慢，“主要还是图”。
傅德志告诉记者，根据最新数据，中国统计整理出的植物总数有种，是世界植物种类最多的国家。而《中国植物志》收录的植物只有3万多种。有人提出了“后植物志时代”的概念，冯晋庸听了连连默念：“又有点希望了，又有点希望了”。而二十几年前刚退休的时候，冯晋庸本有出一本个人科学绘图专著的打算，但看到这一行业的急剧衰落便泄了气。
王文采院士看起来倒不怎么兴奋。“在国外，植物标本的采集已经很全面了，而我国疆域太大了，采集空白区还有很多。”在他看来，进行标本采集是一道不小的坎儿，迈过这道坎儿的关键，在于“领导重视”。
他对植物科学画的现状也忧心忡忡。“法规规定，发现新种，最好有图，不然不被承认。”今年到现在，王文采发现的楼梯草新种就有20多种，每一种都会让孙英宝完成绘制，才能将发现新种的论文发表。
“有图就可以鉴定标本了，很好的图能够很好地了解。”王文采指着论文插图告诉记者，只是一些花序的差别，就是一个新物种，通过科学绘图可以一目了然。
事实上，植物科学画的衰落和王文采院士研究的植物分类学的衰落有很大关系。早在3年前，他就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分类学同样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反过来，在孙英宝看来，植物科学画面临的困境，也会影响分类学的发展，“至少让这个学科变得更枯燥了”。
曾经有浙江美院的学生来跟冯晋庸学科学画，但是画着画着就没了兴致。“又不能卖，也没钱，屁股坐不下来，年轻人他就不干。”冯晋庸的夫人，同样是画了一辈子科学画的许梅娟说。
几年前，孙英宝按照《中国植物志》第一卷后面绘图人员名单，列了一个长长的表格，试图联系所有健在的植物科学画画师，并准备开个研讨会。但让他失望的是，大多都已联系不上。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托人去拜访冯晋庸的同门师兄、冯澄如之子冯贵元。老爷子退休后在家养起了鸟，一提到植物科学画，老爷子立马板起了脸：“什么画？早忘了！”
　　　　科学绘画：比摄影更准确的艺术
　　　　（2013年第05期《中国国家地理》吴欧）
/cng/mag/detail/355.htm
　　本篇报道将展示一种特殊的绘画艺术。绘制这些花木鸟兽的人，大多有着生物学研究的经历，除了追求绘画的艺术美，他们对作品的准确性要求近乎苛刻。这些人被称作生物科学绘图师，目前，在中国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他们的绘画鲜为公众所知，却会让观者赞叹不已。
　　这组图展示了一系列从古至今的世界植物科学画精品。在西方，较为严谨准确的植物绘画最早出现于航海大发现的时代，随着植物学研究的不断发展，科学绘画也从简单的物种外形描绘，逐渐重视、增加了对局部器官重要特征的展现。到了18至19世纪，西方植物绘画的作品数量达到巅峰，而在中国，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真正意义的科学绘画。
　　4月初的北京周末，无数车辆、游人涌向香山和北京植物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植物园南边的另一座植物园甚是冷清。这座清静的植物园同样对游客开放，除了作为植物园，它还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所在地。
　　我前往研究所的植物标本馆去见一位闻名已久的朋友，他既是一位植物学研究者，又是一位图像艺术家。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屋中堆满了书和标本，办公桌上一台显微镜，显微镜边放着一张A4大小的半透明纸，上面是一幅尚未完成的线条图。
　　我要见的这位朋友叫孙英宝，他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科学绘画师，所从事的工作，是绘画植物。“这是一幅为新发现的物种所画的图。”孙英宝指着桌子上尚未完成的画对我说，“我的同事在研究几年前从云南采集到的植物标本时，发现了一种新的樟科植物。”
　　发表植物新种，需要为它绘制标准像——这是科学界不可动摇的传统。用绘画细致、准确、精美地记录物种，可以溯源到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当时的欧洲人不断地探索欧陆以外的广阔世界，通常由贵族、科学家、商人组成的舰队到世界各地去测量、贸易，同时收集动植物标本。遗憾的是，失去生命的标本很快会干枯变形，丧失鲜活的状态。在当时，新奇的异国花木鸟兽对于上流社会颇具魅力，为了能够以更加忠实记录的方式去描绘这些未知物种的模样，探险队逐渐开始聘请专业的画师随行。
　　探险家、科学家和画师的联手，不仅使得大量动植物新种被欧洲人辨识、记叙和描绘，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艺术作品。随着绘画技术与自然科学认知的不断磨合发展，动植物的细节、独特的结构愈发被清晰、显著、美观地呈现出来。科学绘图师，在理性与艺术的对立统一中逐渐成为受人尊敬的职业。
　　汉唐以来，中国人的农业生产与草药医学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各类介绍植物、草药的典籍制作得颇为实用。这些典籍中，多以白描绘图讲解如何辨识和利用植物，和西方的植物科学绘画相比，绘法虽不同，目的却也一致。然而进入明清时期，中国有图可查的物种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的绘画记录，而且中国图谱大多画法写意，较之工笔风格的西方作品，可信度和准确性明显地落了下风。
　　直到清末，中国出现了第一个以西方科学绘画的手法来描绘生物物种的人——冯澄如先生。冯澄如1843年在江苏宜兴芳桥后村创办“江南美专”，这所美术专科学校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科学绘图师。冯老及弟子主要以植物绘画为主业，当时在中国，这是个全新而空白的领域，冯老也并没有照搬西方的技术模式，以笔为例：国外多用细尖的钢笔，可冯澄如就是觉得钢笔不顺手，于是改用工笔画的小毛笔。可是毛笔的笔头粗细长短难以调整，冯老和毛笔厂经过反复尝试，终于创制出一种笔头可随意调整的“科学绘画小毛笔”，这种笔后来在中国的生物绘图界得到广泛使用。
　　　　科学与艺术悄然结合
　　Phaiusmishmensis　紫花鹤顶兰　绘图／杨建昆
　　在很多人眼中，自然科学和艺术似乎是格格不入的，然而科学绘画师却把它们悄然无息地结合在一起。图中是一种分布在中国南部地区的紫花鹤顶兰，从植株到花的各处细节，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杨建昆先生笔下无不清晰展现。
　　　　中国植物科学画由兴至衰
　　植物科学画在中国扎根不过百年，但涌现出了无数精美作品，更为植物学研究立下赫赫战功。这是1983年在昆明召开的植物科学画交流会会议合影。在当时，植物科学绘画师是一项投入了众多精英的专业和职业，然而时至今日，由于科研需求大大降低，很多绘图者都改了行，目前中国大陆专职从事植物绘图的人已不足10位。　　摄影／杨建昆
　　植物科学画既要求精准地反映植株和器官的形态特征，同时又要求与艺术融为一体，科学与美，二者不可偏废。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我们见到了一幅幅植物科学画以及它们所描述的物种原貌。　　摄影／刘年
　　　　摄影记录生命的瞬间，绘画记录生命的永恒
　　　　——孙英宝：比例尺约束着科学的精美
　　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温室中，我们见到了萍逢草的绘图作者——孙英宝（上图）。他并非在给温室植物画“写真”，按他的话说，是在体味生命的气息。一个饱含热情的画家绝不愿意把他的作品画成一件无生命的标本，即便面对枯萎的枝叶花果，也要用植物学功底和艺术感觉把它们还原成多姿多彩，富有活力的生命体。
　　绘图／孙英宝　　
　　这是一幅用彩色铅笔绘制的水生植物——萍逢草（图2）。萍逢草每当初夏时节开放，朵朵金黄色的花朵挺出水面，如灿烂阳光铺洒水面。绘图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清它的根茎叶花，在图中植株和花分别标有精确的比例尺，这正是科学绘图与艺术作品的重要差别。
　　为植物写真，每一笔都必须准确。
　　孙英宝正在绘制一种新发现的铁线莲。根据标本绘图，必须掌握好植物各部位的比例关系，及时调整画稿中与实物不相称的地方，然后标注出准确的比例尺。
　　这个新物种的发现者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王文采院士（上图），当孙英宝绘好初稿，王先生要对画稿进行严格的审定，反复修改补充之后，画稿才能够最终完成。
　　Zosterophyllumshengfengens
　　胜峰工蕨：描绘一个漂亮的新物种，是件幸运的事
　　在孙英宝的众多画稿之中，我们无意看到了这张，画工之繁复细致，让人赞叹。这张图是根据化石绘制的，2006年北京大学郝守刚教授的学生在云南曲靖市偶遇一块化石，经对比研究认定其为4亿年前的工蕨类植物化石，并且是以前未报道过的物种（下图供图／郝守刚）。这种古代蕨类植物被命名为胜峰工蕨，依照化石来复原其原貌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在孙英宝看来，有机会去描绘一个漂亮的新物种，那是一件幸运的事。
　　相比起300年前人们的探险，今日人们的旅行必备之物一定有照相机。以影像记录自然之物，不是更加方便快捷，更加客观真实吗？
　　“至少目前，科学绘画还是有摄影替代不了的地方。”孙英宝指着半个被剖开的种子以及硫酸纸上相对的绘图和我说，“你看，这个樟科的新种所需要绘画的内容是部分花枝，苞片、花、四轮雄蕊的放大，子房具有绒毛，长着锈毛的果和果的纵剖面图以及种子等，分别标有比例尺。其中的雄蕊和子房必须通过显微镜才能看到细部特征。所绘画的这些内容，是摄影难以在一幅画面上进行表现的。”
　　具有娴熟技艺的科学绘画师，需要通过不同视角尺度的转换叠合，合理地运用剖面图、透视图或者分解图，方能准确画出草木的器官结构，并凸显出最重要的细节。
对于动物或者昆虫研究来说，采用科学绘画去展示其形态分类更加无可替代。昆虫身体上的毛、头部的结构、前胸背板的特征、生殖器官的形态都是重要特征，人们不可能把昆虫或者动物标本一一肢解出来拍摄。还有诸如蚜虫之类的微小个体，甚至要做成切片才能在显微镜下观察其结构。显微镜下的实物真实却并不美观，只有科学绘画，才能够清晰精确地把这些分类结构展示出来，作为物种鉴定时比对的依据。
　　从更加哲学的角度来说，科学绘画具有的抽象和综合意义，对于认知过程的完成具有不可替代的辅助作用。时至今日，科学绘画仍然承担着反映科学与技术带来新发现的要务，将观众带到那些通常难以直接观察到的事物近前：分子、病毒、植物或者节肢动物的解剖结构、地质剖面、大爆炸假想图，这些重建的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微观细节和抽象概念，或者已经灭绝消逝的古物，也构成了这门科学技艺的重要分支。
　　孙英宝对摄影和绘图的对比有着无限的感慨，其中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如果说摄影能够记录瞬间，那么科学绘画记录的就是物种的永恒。”
　　　　这些画能卖多少钱？
　　孙英宝的作品大多汇集在办公室书架上Flora ofChina、《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手绘濒危植物》这样的学术专著中。我提出想看看更具展示性的作品，于是孙英宝带我出了标本楼。萧瑟的植物园中游人寥寥，一个园中小木屋兀自开着门，这是一间普通的公园小店，货架上摆放着杂志、书籍、外文文献以及各种花卉的种子，墙上挂着几排画框，画框中是些来自18世纪欧洲的手绘图稿，尽管只是复制品，但纤毛毕现的花瓣、婀娜的枝叶姿态，依旧栩栩如生；商店的另外一个货架上还有几幅尺寸较大的画作，其中有用孙英宝作品打印装裱的攀枝花苏铁、新疆云杉、玫瑰以及水生的萍逢草。
　　这些画让这个外面普通的小店充满了古典的贵族气息，但遗憾的是，客人大多是来看画或者询问有没有矿泉水、方便面，画作价格不过十元至百元间，但卖出去的实在算不上多。店主说：“买画的经常是西方人，尽管画框带回国很麻烦，他们也经常一下买很多。”
　　告别了孙英宝，我愈发好奇这些画作到底能值多少钱，只有知晓它们的价值，才能判断它的未来会如何。2013年年初，北京德宝迎春拍卖会上出现了一系列动植物画稿拍品。拍品如此描述：“上有拉丁文释文，虽非出自一人之手，然绘画精细、颇为写实、栩栩如生……绘画者来自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处十余人……”拍品一摞数十张，最终以2200元成交。类似的情景在北京德宝2010年迎春古籍文献拍卖会也曾发生过，一摞近200幅的植物绘画，“每幅皆标明植物的名称、拉丁学名、科名、属名”，最终以元落槌。
　　一幅倾注绘画师数日心血以及深厚知识经验的工笔画作，平均下来竟然只合几十元钱，很难想象这些艺术品在拍卖中竟得到如此“礼遇”。
　　相比起这样以旧绘本“搓堆价”拍卖的境遇，是西方收藏科学绘画作品的热潮。在催生科学绘画诞生的年代，探险队伍中艺术家加入的重要原因，就是上流社会对于未知世界和异域风物的收藏之风。荷兰传奇女插画师玛丽亚·梅里安18世纪初出版的《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记录了她1699年到1701年在南美苏里南观察并绘制的蝶类和植物。这些兼具了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图谱一经出版，就在科学界和艺术界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无论是这本图谱绘制的作品，还是她早期的画作，都引起了收藏家们的注意，其追逐者甚至包括欧洲多国的皇室成员。如今她的很多作品仍然被保留在圣彼得堡，盖因当年彼得大帝所藏。
　　19世纪初期，法国约瑟芬皇后对于花卉图谱画家雷杜德的礼遇和推崇，更是造就了举世无双的《玫瑰图谱》。图谱中的各种玫瑰，也成为近200年来欧洲艺术装饰中长盛不衰的重要元素。
　　得益于历史上的收藏传统，国外的教堂、城堡乃至普通家庭对植物图案、鸟兽小品，依然存在有大量的需求。由于科学绘画时常出现于中小学课本，在国外的家庭装修与设计中，这些展现自然风物的画作便有了“怀旧”和“童年”的意味，是兼具理性与浪漫的设计元素。
　　遗憾的是，中国的科学界很少有人懂得科学绘画的艺术价值，而中国艺术界往往又对看似古板的理性艺术嗤之以鼻，他们讲究神韵意境。当然，我国也有很多优秀的工笔画画师，但是他们之中很少有人具备系统、深厚的科学认知基础，其工笔画作，很难让苛刻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叫绝。
　　　　我见到了《中国鸟》等邮票的原稿
　　　　——曾孝濂：从中国科学院走出的画家
　　科学绘画师的职业对人的要求实在太过苛刻，它需要超凡的毅力、对科学的理解以及艺术的天赋。在科学界和当今画坛都能占据一席之地的绘画师凤毛麟角，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曾孝濂先生。在曾先生的家中，我们欣赏到著名的《云南百花图》和《云南百鸟图》，以及他的最新作品。
　　宋代工笔画 VS现代科学绘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曾孝濂先生曾经设计过很多珍稀动植物题材的邮票，比如2008年发行的《中国鸟》。
多种不同栖息地甚至不同分布领域的鸟本是不可能相遇的，但在曾先生的作品中，它们集中出现在同一画面中，却并不让人感觉不合理，细看每种鸟，它们的生境、行为甚至食性都是准确的。画面的正中是一只红腹锦鸡，中国自古有着无数关于红腹锦鸡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宋徽宗赵佶的《芙蓉锦鸡图》（图2），繁复的线条和简洁的色彩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形体，质感，比例，光感……对比两种绘画的风格，或许可以窥视到我国古代工笔画与现代科学绘画的些许区别。
　　Liliumbrownii
　　相比于照片（图 摄影／王辰），绘画能够更加从容地表现物种的特征、比例、色彩及光影效果。这幅绘画作品充分体现着野百合内敛柔和之美，罗大佑早年有歌：《野百合也有春天》，不知中国科学绘画的春天，何时到来。
　　绘图／曾孝濂
　　Bombaxmalabaricun
　　曾先生笔下的木棉花，让我们在同一枝条上同时看到花苞、绽放如火的花冠以及棉团初炸的果实。在现实中木棉很少同时开花和结果（上图 摄影／程斌），但超越现实的处理不仅可以让构图更集中，内容更丰富，而且更能体现科学绘画最直接的需求——清晰呈现物种最重要的分类特征。这样的画作中，既有着科学的严谨性，又尽可能地体现着艺术的自由。
绘图／曾孝濂
　　我在网上翻看着植物绘图的成交记录，在那些被廉价出售的作品中，有不少名家之作，其中曾孝濂是我最为熟悉的。曾先生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工程师，他的心血凝聚在50多部植物学专著中的1600多幅绘画作品中，出版有《云南百鸟图》、《云南百花图》等画集。
　　在北京近郊的一处小区，我找到了曾孝濂家的门牌号，来拜访这位科学绘画方面的大师，想听他聊聊中国的科学绘画艺术。
　　曾先生在铁栅门前迎上我，带我穿过庭院，进入一栋三层的小楼。一层的客厅里，迎面墙上是一幅大幅画作。画面上，层次不等的绿汇成一片浓荫蔽天的热带雨林，一对灰白色的亚洲象母子悠然而行；餐厅旁的墙上是一张尺寸不大的方形画，其中大约十多只鸟，然后室内还有另外一些花鸟小品和植物画作。
　　“这些都是我画的。”曾先生一边为我端出一杯茶一边对我说。“这幅画其实还是比较偏艺术性的，有些渲染在里头，不能算是科学绘画了。”他指着亚洲象跟我说，“不过场景是真实的，西双版纳就是这样。”
　　曾先生带我来到餐厅那幅方形的鸟画前：“我客厅的这几幅，其实都不算科学绘画，只有这幅《中国鸟》离科学绘画最近。”这张画画幅不过二尺见方，十几只鸟或在树梢，或在丛林，或在觅食，或在飞行；场景虽多变化，却丝毫不乱，和谐而自然。我指着其中最漂亮的那一只说：“红腹锦鸡！”“没错，红腹锦鸡。”曾先生依照画为我讲解：“这是我2008年时设计的一套邮票，里面的台湾蓝鹊、黄腹角雉、黑额山噪鹛、红腹锦鸡等分别单独做成了套票。”
　　在上世纪末朋友送给我一套中国杜鹃花的邮票。马缨杜鹃、大树杜鹃、黄杜鹃、映山红、棕背杜鹃、凝毛杜鹃、云锦杜鹃……我当时立刻被这几张邮票的唯美画面所吸引，想不到中国竟有如此美艳，却默默无名的花卉。我查到邮票的介绍，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曾孝濂这个名字。后来我逐渐知晓，除了《中国鸟》和《杜鹃花》，近20年间，中国邮政公司发行的《苏铁》、《百合》、《君子兰》、《绿绒蒿》等邮票也均出自曾先生之手。
　　说起自己设计的作品，曾先生把一幅画作原稿递与我手，我禁不住“啊”了一声。这就是《杜鹃花》邮票的原绘稿啊！捧着原稿仔细端详，我真是觉得这张图印制成邮票那么小，实在是可惜了。集邮者根本无法领略到原稿的细致神采。
　　邮票画得多了，曾先生名声大噪。而关于他的身份，外界知道更多的是“中国花鸟画家”、“邮资票品设计家”，“科学绘画师”反倒成了一个最少被提及的身份了。
　　然而，科学绘画师才是曾先生真正的职业。曾先生自小喜欢画画，1958年高中毕业后加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做化学分析方面的工作，在办黑板报的过程中，被发现很具有绘画天分，于是开始为《中国植物志》等专著画插图。那时正值我国自然资源大普查时期，植物分类学发展迅猛。年轻的曾先生便跟随科学家们辗转于深山幽谷、热带丛林，仔细观察植物之多姿、鸟兽之绚烂，在精英辈出的昆明植物所的科学画团队中边画边学，很快便崭露头角，并终成中流砥柱。
　　曾先生回忆起那时的场景：“云南的丛林湿热，颜色不容易干，我带着画架坐在空地上一画就要很久。树上的猴群见我静坐不动，常来搞怪。它们边叫喊，边在我头上晃动树枝干，落下的枝叶让我无法专心，越是着急，就越是画不完。”这样的回忆令我莞尔之际，心向往之。
　　作为专职的科学绘画师，曾先生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科学性，然而科学之外，仍有更高的境界。“要为所绘之物赋予生命，要让它活起来。”在曾先生看来，科学绘画已不仅仅是客观的描绘和准确的比例，更有恰当的色彩、绝妙的构图和精妙的光影，甚至是穿越的时间。曾先生所独创的把植物生长的不同阶段集中在同一个画幅中的技法，现在也已经成为科学绘画界的共识。
　　　　我们快要绝迹了
　　我问曾先生市场上那些被低价拍卖的作品是如何流出的，他遗憾地说，很多专程为学术专著所画的作品，版权都并非属于创作者本人。画稿最终要交给单位资料部门或者出版社，掌管画稿的管理者如果不懂得画作的辛苦与价值，没准什么时候就当老旧资料直接卖了废纸。
　　老一辈绘图师无法对自己的作品拥有版权，这是科学绘画难以走向艺术品交易市场的重要原因，或许也是令中国科学绘图师后继无人的历史因素之一。如今，全国还在专职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不到10位，分别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园、昆明植物园、北京自然博物馆。曾先生说：“即使还留下来的插画师，也因为工作不受单位重视，而不得已去寻找其他的方向。”这个领域可能很少人能像他一样，豁达地退休之后，凭借自己的兴趣继续从事绘画创作。
　　不过，情况也不见得如此悲观。通过采访曾孝濂先生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对植物学和绘画都有着强烈兴趣的后起之秀，17岁的高中生余天一。我在微博上找到他，发现他的微博很大一部分是在帮人鉴定植物，无论常见物种还是罕见植物，他几乎都能很快给出拉丁名和种属，和微博上几位博物学方面的资深爱好者相互应和，颇为引人关注。
　　今年高二的他已经定下目标准备报考美院，因此也会不定期去跟曾先生学画。在他看来，科学绘画在今天也在慢慢地转换角色，随着相机和各种制图软件的出现，科学绘画的记录功能已经被大大削弱，科学绘画不应该只局限于纯科学的研究中，也应该被当作一种可以被推广的大众艺术，以更适合人们接受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和欣赏。
　　自然的艺术是人类永远热衷的话题，年轻人的向往与身体力行总是给人很多希望。或许，我们可以藉由逐渐复苏的博物精神和人类对于自然的永恒喜爱，看到科学绘画重新迎来自己的春天。
　　张瑜：画板浓缩山地雨林
　　中国有着丰富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系统，每个生态系统又都拥有众多重要或者珍稀的关键物种。想在野外同时看到那些珍稀动植物，是不切实的奢望——很多物种想要拍摄到照片都非常困难。科学绘图师张瑜（上图），有着扎实的动物学和生态学教育背景，在这幅山地雨林生态系统图中，他尝试为海芋、桫椤、石斛、白鹇、孔雀雉、绯胸鹦鹉、果子狸、巨松鼠、赤腹松鼠等特色物种绘制了全家福（下图）。
　　　　科学绘画能否有春天
　　在一幅绘画中浓缩表现出“礁石海岸潮间带”（图2）或者“池塘生态系统”（图1）的特征，除了要反复揣摩水面位置及透视关系，更需要查阅大量科学文献来确定物种及其行为、分布。这样一幅画，可能要耗时几个月，但是稿酬往往非常有限。在中国，欣赏科学绘画的人群尚属小众，安静、细致、朴素的画面中，要想真正解读其中的内涵，还需要读者具备相关的兴趣和知识。艺术和科学或许并不矛盾，如果我们身边能有更多的科学绘画师，他们会更加从容地释放科学之美。
　　（图2）　绘图／张瑜
　　（图1）　绘图／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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