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期末测试题--人文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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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期末测试题
作者:小荷才露尖尖角 日期: 19: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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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奋图强
。（目不暇接
。所以我们要勤学苦练，孜孜不倦。（学海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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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期末测试题
作者:rtt4t(游客) 日期:<span id="t_14-3-15 13: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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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期末测试题
作者:地方(游客) 日期:<span id="t_14-1-21 13:27:00
的撒的范德萨发生的第三方发的说法
Re: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期末测试题
作者:fgdsf(游客) 日期:<span id="t_08-12-30 13:57:00
Re: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期末测试题
作者:<span id="n_345(游客) 日期:<span id="t_08-12-27 19: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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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虽然临危不乱、忠勇可嘉，但也并不是一个可以扭转乾坤的关键性人物，他的存在与否并不能决定明朝的兴衰成败。以他的才能，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挽救明朝。相反，他的很多行为却在无形中帮助了后金。
&&&&日，袁崇焕擅自在双岛杀死了总兵毛文龙。这对于后金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毛文龙驻守的东江处于后金的大后方，从1622年占据东江后，毛文龙时常率部骚扰后金的腹地。毛文龙就像一根钉子一样牢牢地牵制住后金的尾巴，使其不能远距离、长时间在外作战。努尔哈赤在外作战时就曾多次因为毛文龙在背后偷袭而被迫提前回师。后金一直希望根除毛文龙，但由于毛文龙驻扎在岛上，而后金没有水军，无法登岛作战。所以后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毛文龙在自己的地盘上撒野。
&&&&但毛文龙也有贪功、冒饷、不肯受节制、难以调遣等问题，袁崇焕因此而祭出尚方宝剑，杀掉了毛文龙，帮后金拔掉了这根钉子。没有了东江的牵制，后金终于可以进行远距离长期作战了。就在毛文龙被杀的七天后，皇太极即宣布“整装西征”，从而演绎了上文提到的长途奔袭，直抵京城。皇太极在北京城外烧杀抢掠，给周边的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在这场北京保卫战中，袁崇焕的战略思想也很有问题。皇太极在北京近郊一带到处抢掠，而袁崇焕只是跟着他走，既不全力进攻，也不部署防守。因为根据袁崇焕在宁远的作战经验，将敌军引至城下，诱其攻坚，待其受挫后全力进攻，就可全胜。袁崇焕确实在北京城下击退了皇太极，然而，这里并不是宁远，而是北京，皇上就坐在京城里，看着袁崇焕不战不守地和皇太极兜圈子，皇上会怎么想呢？更不幸的是，袁崇焕刚到北京，皇太极的军队就到了，袁崇焕实在太像带路的了。因此，京城里几乎所有的人，上到朝廷官员，下到平民百姓，全都认定袁崇焕有问题，这也成为他最终被杀的最直接原因。
&&&&此外，袁崇焕的品性也有很大问题。在镇守边关时不讲原则，任意妄为，私心很重，听话的就提拔，不听话的要么被整要么被杀，毛文龙就是不听话而被杀的。靠这样一个人拯救危在旦夕的大明王朝，简直是痴人说梦。
&&&&立场决定评价 论军事才能和战斗力，袁崇焕并不比卢象升、曹文诏、孙传庭这些明末的著名将领强；论品格和远见，袁崇焕远在这些人之下。然而，相对于其他将领的默默无闻，历史却将袁崇焕奉为民族英雄，我们也一直认为袁崇焕可以在明末风雨飘摇之际挽狂澜于既倒。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认识呢？因为有人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而这些人这样告诉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这样认为。
11楼 16楼 77楼 恩！ 绝对认同战友的观点。 崇祯在这个时刻表现出来的智商和判断力，还不一个10几岁的汉昭帝呢。
11楼 16楼 明朝有人说败于嘉靖，有人说败于万历，败于嘉靖我认为完全不靠谱，隆庆到万历早中期还是比较繁荣的，后期也不是完全呈败象不可挽回，关键在于天启，群妖作乱，崇祯接手已不可挽回，袁崇焕死是自找的，但从时局上说当时不能死，袁专权，但还没没有黄袍加身的想法，崇祯还是错判了形式
8楼 15楼 29楼 71楼 或如赵率教全军覆没，或如满桂、侯世禄退避三舍。
8楼 15楼 29楼 71楼 72楼 崇祯元年(1628)六月又召回朱燮元代替张鹤鸣，兼巡抚贵州，仍旧赐给他尚方宝剑。记录前面的功劳，提升为少保，世代荫封锦衣指挥使，这时动乱已有很长时间了，到处都很萧条，贵阳的居民不足五百家，山谷之间全都是苗民。而将官大多都杀死降民报军功，苗民不依附官府。朱燮元招集流民，广开荒田，招募勇敢的人；采纳闵梦得以前的建议，传令云南兵下乌撒，四川兵出永宁，下毕节，而亲自率领大军驻扎陆广，进逼大方。总兵官许成名、参政郑朝栋由永宁收复赤水。安邦彦听说，分兵把守陆广、鸭池、三贫各要害地带。另外派一支军队直扑遵义。他自称四裔大长老，号称崇明大梁王，集合十多万人的部队，先侵犯赤水。朱燮元传授计谋给许成名，把敌人引诱到永宁。于是派总兵官林兆鼎从三贫进军，副将王国祯从陆广进军，刘养鲲从遵义进军，汇合各路军攻击敌人的老巢。安邦彦自恃很强盛，准备先击破永宁军，再回军抵抗各将，急忙要求作战。四川总兵官侯良柱、副使刘可训在五峰山、桃红坝和十万敌人遭遇，大败敌军。敌人奔到山上，各将乘雾大力进攻，敌人又被打得大败。追击逃敌到红土川，安邦彦、奢崇明都投降了，时间是崇祯二年(1628)八月十七日。捷报传来，皇帝大喜。因为许成名和侯良柱争功，封赏很久没有实行。奢崇明联合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再次起兵犯黔。贵州巡抚战败。朝廷又命燮元主征。加兵部尚书，赐尚方剑，督贵、川、湖、滇、粤五省。崇祯二年(1629)八月进师水西，斩奢崇明、安邦彦，西南平复。进少保，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后加少师、左柱国。
2楼 8楼 15楼 29楼 71楼 到天启三年就已经基本平定了，虽然奢崇明是崇祯二年才被杀。
8楼 15楼 29楼 71楼 对于大明帝国的灭亡的原因，众说纷纭，后世的史学家在提到其直接原因时，都会提及明末农民起义与北方后金(满清)崛起，而发生在西南川黔地区的那场土司暴动(史称“奢安之乱”，后世彝家则称为“阿哲起兵”)则极少被史学家们重视和提及。但真正翻开这页历史，就会发现，这场历时十四年(从天启元年到崇祯七年)波及川黔两省的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兵变，不折不扣的是大明帝国最后一块落井石。天启元年，明政府在后金战线上吃紧，要求水西永宁二土司征兵赴辽作战，这成了奢安之乱的导火线，奢崇明调集兵马两万至重庆，但一方面，明政府拒不发放军饷军粮，本应发放的40万两饷银也只给了4万两，另一方面，重庆巡抚徐可求又指责奢崇明所调之兵大都老弱病残，毫无战斗力，要求遣回永宁重新征调。奢崇明以此为机，扯起了反旗，率领二万徐可求所说的“老弱病残”永宁军攻占了重庆，杀巡抚徐可求及其它官员二十余人，并分兵攻占了合江、纳溪，遵义等重镇，后来还围攻成都达一百多天。之后，奢崇明建立大梁国，自号大梁王。在西南水西安氏的影响力量巨大的，此次战乱因为安氏的加入而升级，一时间西南地区土司纷纷响应。水东土司宋万化亦起事自称罗甸王，占据龙里。天启二年二月，安宋两氏为主的十万起义军包围了贵阳，将贵阳围了整整一年之久，城中军民男妇四十万，至是饿死几尽，仅余二百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围城之战，恐怕只有唐代安史之乱时的睢阳之围可以与之相比了)。天启三年，贵州巡抚王三善率兵解贵阳之围后，安邦彦率部回水西，与奢崇明的永宁军合流，与明政府打起了持久战，期间，奢安军借助川黔边界有利地形，屡屡取胜，贵州巡抚王三善战死，有西南第一武将之称的总兵鲁钦战死。奢安之势在川黔两地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为了平息奢安之乱，明政府付出的代价是异常惨重的，奢安之乱历时十四年，几乎波及黔川全省，两地巡抚均死于战祸，省府贵阳成都均长期被困，更重要的是，十多年战事庞大的军费开支对于已疲于应付北方战事及各地农民起义的明帝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仅天启六年一年为例，一向极为重视北方战事的明政府不得不将辽东战事的支出由770万两减少到680万两，而平定西南奢安之乱的军费支出则由400万两增加到500万两。“奢安之乱”规模巨大、持续时间长，不仅震撼了当时的西南各省，牵制了蜀、楚、黔、滇诸省的军事、经济力量，削弱了明王朝对后金的防御能力，使明朝廷处于二线作战腹背受敌的境地，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
8楼 15楼 29楼 两线作战吗？袁崇焕时期陕北农民大起义还没开始，谈不上两线作战。圆嘟嘟在三河确实漏了怯，已经赶在清军前面了，却被敌人游骑牵制，被敌人的主力由他眼皮底下溜过去了。
64楼 大清也没亏待圆嘟嘟，而还当圆嘟嘟是自己人。根据清史稿里记载，大清可是发下旗票让圆嘟嘟子子孙孙作为八旗子弟吃铁杆庄稼，终清一朝享尽荣华富贵。
64楼 根据袁崇焕的方略，后金有高句丽化的趋势。也就是说，后金将象高句丽一样，只能坐视关内中原王朝的改朝换代。明清易代之际，沙俄入侵东北，这意味着后金如局促一隅，其战略处境将进一步恶化。从高句丽、准噶尔等国的结局来看，后金的前途十分渺茫。
60楼 对于汉文化来说，满族文化之所以称为异质文化，至少具有以下几个基本要素：女真文明和蒙古文明的继承和吸纳；萨满教；满语；渔猎、采集、游牧、农耕混合型经济，特别应强调的是森林狩猎经济；共议制下的统一和集中；崇尚法治，整体权利义务概念明确；严主奴名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求实务实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上诸要素综合作用造就了满族文化的优点和特点。在清初帝王的率领和组织下这些优点和特点得到了淋漓酣畅的发挥，其结果是具有悠久文明和光辉历史的汉族、蒙古族等陆续被招抚或被征服。满族有理由表现出民族优越感，雍正所谓“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七，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壬申。）言语之间掩饰不住满洲傲视其他民族的心态。他同时所讲的“我朝龙兴，混一区宇，惟恃实行与武略耳”，则把“实行”与“武略”并列为满洲无敌天下的两大法宝。雍正为什么如此重视作为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实行”？为什么把“实行”赫然列在“武略”之前？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创业时期的努尔哈赤可谓绝对的实行家，史称“太祖天纵聪明，因心肇造，所行皆与古圣贤同符默契”（注：《清太宗实录》卷十二，天聪六年七月庚戌。），说的就是他开国创制时特立独行，无所依傍，惟恃实行而已矣。到了皇太极时代，文馆儒臣们把经史典籍、改革方案一股脑儿推了出来，而皇太极则始终坚持“凡事莫贵于务实”（注：《清太宗实录》卷二八，天聪十年三月庚申。）的原则，立足现实，参酌运用。历史经验需要借鉴，但他以为“汉文史书，殊多饰辞”，令文馆儒臣只翻译“有关政要者”，用备观览；（注：《清太宗实录》卷二三，天聪九年五月己巳。）他并不反对读书，但读书必须“明晰是非，通权达变”，不能胶柱鼓瑟，“拘守篇章”（注：《清太宗实录》卷二八，天聪十年四月己丑。）；他一再表示不喜“空言文饰，要取虚誉”，耻于“行不逮言”（注：参见《清太宗实录》卷四二，崇德三年六月丁卯；卷三三，崇德二年正月癸丑。）；在****的实践中，在警惕汉化的同时，他实际上执行的是一条从满洲国情出发，借鉴明制的“参汉酌金”的方针。如何对待汉文化，皇太极与努尔哈赤显示出极大的差异性，然而，在求实务实这一最能反映满族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文化取向上则毫无二致。其最精当的概括，就是为雍正倾心推重的“实行”。可以说，尽管情况各异，曲折多有，但总的来看，从努尔哈赤、皇太极，中经多尔衮、顺治，直至康熙、雍正、乾隆，都堪称“实行”路线的一脉相承的履行者。这里可以举乾隆自己也不讳言的年轻时走过的一段弯路略加说明。初政时的乾隆亲诣太学，曾慕复古之名，欲行“三老五更”古礼，以示天下以孝悌，这种书呆子气是他为皇子时朱轼等“三先生”谆谆教诲留下的烙印。日后经一再反省自责，他终于可以欣慰地说：“年少时犹未免有泥古好名之意，至今则洒然矣。”（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四，乾隆五十年二月丁亥。）乾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尊重实践，正如他在《古风》一诗中所述：“曩余佩古训，治理颇能言。行之撼格多，乃悟实践难。”（注：《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初集》卷八。）实践和古训，在治理国家时，究竟何者是首要的基本的？当二者撼格时，是泥古不化，拘守旧制，还是尊重实践，通权达变，勇于创新，突破古训的束缚？这大概是满汉两种文化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分野。从总体上主流上看，汉族士人、士大夫在实践与古训互相抵触时，往往倾向于复古。他们认为先儒古训是神圣不可改变的，要做的只能是设法改变已经变化了的现实以符合古训；如果实在不能照老样子过下去了，一二如凤毛麟角的改革家也只有从儒家经典宝库或儒家体系某一流派中发掘寻找变革现实的理论根据。这种趋于定式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销磨了甚至泯灭了汉族士人、士大夫改革精神和向域外文化学习的意识。文明后进的满洲没有汉族那样值得炫耀但也过于沉重的文化遗产，他们认知世界的习惯是通过亲身触摸去感知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他们宁肯相信经过自己感知体认并被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经验，而对先验的理论、虚夸的文饰不感兴趣。在******的漫长历程中，清初帝王们的心里绝对没有现成的蓝图，他们只确定了最终目标——被他们誉为“治隆唐宋”（注：康熙亲书洪武孝陵匾额（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三，康熙三十八年）。）的明太祖首倡的“事皆朝廷总之”（注：《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己丑。），设定了校正前进方向的参照物——明帝怠荒及由制度性缺陷而导致的言路嚣张和朋党乱政，然后就一路摸索前进了。从“笔帖赫包”（书房）到文馆、内三院，几经周折到内阁；从德尔赫图牛录、辛者库牛录到内务府；从蒙古衙门到理藩院；从不立储而由八固山共议新君，到皇帝晏驾前指定嗣君，再到仿汉制立太子，走不通，废太子，再立再废，直至以秘密立储为定制；从创行密折，亲书朱批，到令“内中堂”到内廷当值承旨书谕，到西北两路用兵军机处终成内阁之分局；历经百年，代代相承，坚韧不拔，义无反顾，终于完成了对传统宰相制和明内阁制的改造，构建起以军机处为国家中枢的最便于乾纲独断的系统完备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清朝皇帝的实践精神也许莫过于对奏折的重视和运用。奏折的设计固然有强化皇权的功能，但在推行的过程中，却越来越成为皇帝突破传统题本制下获取政情的僵化程式，直接搜集和处理鲜活的来源于事件发生第一时间的较少粉饰的政治信息的手段。康熙说许督抚上折子，原为密知地方情形，“四季民生，雨旸如何，米价贵贱，盗案多少”等关乎一方安定的信息理所当然是他所关注的；（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册，第724页。）汉官汉民的一举一动，八旗贵族在皇储之争中的所作所为，也是他要求满洲督抚及京师步军统领随时密报的内容。雍正接过康熙创行的折子，他不仅要以此周知天下情弊，而且进一步借助密折与督抚们“往来斟酌”“一时不能即定”的改革大计。（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944页。）康熙鉴于人口日繁而“地亩并未加广”，决定对传统赋役制度进行改革，但他设想的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注：《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由于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在实践中未便推行。雍正初始对科道、督抚密奏的摊丁入地建议尚无定见，但他很快从地方大吏密折中得以洞悉下情，特别是通过曾任山东、江西、四川县令并在其任摊丁入地行之有效的直隶巡抚李维钧密奏，了解到此项改革，“有力之家”“或有阻遏”，“部中只知成例不肯变通”（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第658页。）之后，遂决策召开廷议将摊丁入地向全国推行。对九卿议奏的不同意见，雍正虽不采纳，但仍予重视，并借朱批密折与先行一步的李维钧往复斟酌将地粮摊入地亩征纳的妥善办法（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第二册，第126—127页。），最终稳妥地完成了传统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与摊丁入地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提耗羡设养廉，也是经过上述程序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集中体现了雍正对最富实践经验的督抚们首创精神的尊重，对来自实践的改革趋势的体察和把握。“实行”被雍正概括为满洲文化的精髓，并置于先于“武略”的崇高地位，绝非偶然。
谁再说袁崇焕是狗熊给谁急！袁公为中国大一统典定了坚实基础，无袁公哪来的内蒙新疆？所以，满汉一家袁公首功！
千里救驾？他防守的就是满清，怎么让满清入关到北京？追着清军主力？坐等满清到北京，一路上光看满清杀人，你他妈的倒是打啊！
60楼 他们汉化了，却把我们给满化了，当小日本穿着他们自吴服改变加入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元素的和服，然后公然声称他们才是华夏正统，我们却只能羞惭的看着完全与华夏传统格格不入的马褂改良的唐装以及旗装减料而成的旗袍发呆！时至今日，长袍马褂猪尾巴丢档大棉裤衩的形象还在西方人的中国映像里，伴随着这一丑陋形象的，是耻辱和西方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文化的传播，也许很快，可是映像的改变，真的太难太难。
自满族以来
在“扩族则亡族，不扩族则亡国”的两难选择当中，皇室在两种威胁中间走钢丝，全靠即兴式的灵活来保持险象环生的平衡。这可以解释清朝政府的政策为何总是彼此矛盾。
满学学者们更愿意使用一个略嫌冗长的词汇“满族共同体”，指称通常所说的满族，即满洲族。
“真正”的满族人其实少之又少，近于无迹可寻。若以这个民族的最初的核心组成部分即“建州女真”为标准衡量，今日的满族人中的符合者将百无其一。美国学者欧立德并不认为满族是一个基于血统的民族：“从满族这个名字确立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民族名称。”
满族人曾经是如此之少，以致在他们赢得了对明军的萨尔浒大战之后，亲明的蒙古林丹汗仍旧在信中如此嘲讽地问候努尔哈赤：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安宁无恙耶？
没有任何东西曾像人口一样被满族贵族视为珍宝。努尔哈赤，这位曾经担任明国的指挥使的高度汉化的后金君主，曾经一再对将领们申明自己的战略：战争的首要目的不是攻城略地和抢夺财富，而是夺取人口。他的儿子皇太极则用一个更政治化的方法达到了扩大族群的目的。1635年，皇太极废除“诸申”的族号，改称“满洲”，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蒙古、朝鲜、汉、呼尔哈、索伦等多个民族的人口从此被纳入同一族名之下，满族自此形成。
作为血统最为“纯正”的组成部分，建州女真人被称为“佛满洲”，其他人则被称为“依彻满洲”。
三家子屯中的计、孟、陶三姓均来自满族的发祥地长白山，饶是如此，也只有计姓属于“佛满洲”。
在满学学者们看来，在满族迅速膨胀的过程中，它的汉化而且有知识的领导者也曾觉察到一丝未来的阴影。鲍明在其著作《满族的文化模式——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中写道：皇太极既想夺取全国政权，又不愿入关，因为想要避免辽金元入关后本族人汉化的后果。不过，一家之私欲最终超越了这一切。1639年7月，皇太极终于在一封致崇祯皇帝的信中，提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每临变乱便永劫回归的问题：“自古天下非一姓所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
5年后，顺治登上了龙廷。一个真正的难题开始摆到了满族贵族面前。此时的满族人口仍然不过30万而已，如此微小的力量显然无法统御中国。在“扩族则亡族，不扩族则亡国”的两难选择当中，皇室制定的是一个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是必然失败的策略：在两种威胁中间走钢丝，全靠即兴式的灵活来保持险象环生的平衡。
这可以解释清朝政府的政策为何总是彼此矛盾。在清代，降民、俘虏、投奔者，无论何种民族，都被满族贵族编入八旗牛录，后来每旗又分设满蒙汉固山，使得八旗变为了二十四固山，又设内务府“内三旗”，导致满族像滚雪球般膨胀，至清朝中期已经达到600万人。另一方面，满汉通婚却被禁止。对于东北，政府忽而设置柳条边禁止汉人迁入（记者注：在辽宁和内蒙古修建的一道壕沟，沿壕植柳，称“柳条边”），忽而又开禁以充实边陲。清皇室既以武力推行剃发易服，强令汉人作满人装扮，又承袭了汉族的地主－文官制度。既以儒学正统的继承人自居，又屡兴文字狱，将历朝历代文人直言敢谏的传统彻底摧毁。
其结果是，汉族文化和满族文化中的活力都泯灭了，被保留下来的是最适宜忍受强权统治的部分。至晚清，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曾经勇武无匹的满族武官几乎成了怕死鬼的代名词，如孟森《清史讲义》所说“满族贵勋无一成材”，汉族名臣们虽勉力支撑，却难免被后人讥为奴性十足。
甚至在清朝最强盛的时代，“族”与“国”的两种危险就都已经迫近。乾嘉年间，北京的很多满族人已经不会满语。乾隆四十年，满族官员果尔敏竟然听不懂皇帝的满语，更令皇帝震惊的是，此人来自盛京。盛京将军琳宁亦不擅满语，写一份报告本地并无蝗虫的简单奏折亦全用汉语，乾隆予以痛斥，却不能改变满语日渐衰微的现实。另一方面，白莲教等以宗教名义聚集起来的农民不时起义，而“华夷之辨”，又始终都是任何一股反对势力的道义根基。
到1840年，如何保护满文化不被汉文化吞没已经不再是个值得关心的问题——整个中国尚不知前途何在。满文很快就在官方公文中消失了，因为随后掌权的慈禧太后本人竟也不懂满文。
这一期间，三家子屯中的八旗士兵越来越多地被调出作战。仅据屯中的《唐氏家谱》记载，1858年曾有士兵随僧格林沁于津沽一带阻击英法联军，1894年甲午之战还有士兵在伊克唐阿部下保卫过奉天。可是，鲜血换回的只是耻辱，再也没有人能够捍卫这个沙堡般的帝国了。
1911年，“戍卒叫，函谷举”，人数寥寥的武昌新兵彻底了结了满族贵族们268年的无解难题。
可是，满语已经用一种静悄悄的方式改变了汉文化，很可能也是永久性的。东北话和北京话中的满音是如此之多，以致以它们为基础确定的普通话被一些语言学家称为“满式汉语”。举凡普通话中的近代出现词汇如“马虎”、“邋遢”等等，多有满语的借音。这种语言如此拙于思辩，却又如此灵活而深入人心，使得写作这种“满式汉语”的满族作家们比南方的汉族作家更容易获得成功。同样的还有曹雪芹，作为汉军出身的内务府旗人，汉满两族皆以为是本族中人，三百年来各自以为矜夸。
在武昌起义之时，新军就曾满城搜捕说北京话者，结果至少有1500人因说北京话而遇难。
这是漫长的仇恨历史的又一个轮回。一些著名革命者对满族人的仇恨无以复加。满族人迎来了艰难岁月。八旗是职业性的军事组织，满族人向来是家里有几副甲——有几个当兵的——就吃几份粮，清帝逊位之后遂衣食无着。在三家子屯，一个计姓寡妇联合齐齐哈尔一个何姓寡妇去了北京请愿。回家时她没能带回一分钱。紧接着军阀蜂起，又是“几人帝，几人王”。
4．使命不再延续
他能够讲述出的快乐只是，在书写满族文字时手腕感受到那曲线的柔滑，“像写美术字似的，有一种美感。”
北京的满族人在历史长流中调转船头，凭借在世代京畿的优游生活中积累下来的艺术基因，开始在戏剧、绘画、书法等方面展现惊人的天赋时，三家子屯的满族人则开始笨拙地学习种田。
三家子屯作为满族文化的最后遗存地的戏剧感，在于它建立于1689年。当时一个除了自己的家谱之外从未被任何档案文字记载过的满族水兵，托胡鲁哈喇。洪阿力及其伙伴，选择并建造了三家子屯。那也恰好正是英国发生光荣革命并通过《权利法案》、彼得一世亲政并在俄罗斯开始西方化改革的一年，世界历史向一个宏伟的新时代转折的一年。洪阿力们的小小队伍，在历史潮流中溯流而上，作为一个即将泯灭特征的民族的托孤者走向了与世隔绝之地。
三家子屯有据可查的一切，都起始于洪阿力。他听命于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帐下，在1683年到荒凉的嫩江上去阻击从4000公里外袭来的俄罗斯人。6年后的1689年，清军赢得了雅克萨城之战，中俄签定满文、俄文、拉丁文，却无汉文版本的《尼布楚条约》时，他与两个同伴一起作为水师营的兵丁获准在卜奎即后来的齐齐哈尔百里之内挑选一个水草丰美的居所作为行营之地。
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规则，选择了如今的三家子屯的所在地，距离卜奎足有95里之遥。这个距离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足够遥远。因此在其后三百年中，三家子屯始终是个偏僻之地，足以像冰箱一样保存一份满族文化的样本。
如今，石君广开始感到，祖先的奇怪的使命传到了他的身上。三家子屯的“满语小学”为孩子们开设一门浅显而且不列入考试科目的满语课程，学校有两位满语教师，均为没有正式编制的代课老师，石君广就是其中一个。他是屯子里惟一一个对满语感兴趣的中年人，过去几年中，他给村里的老人们录了10盘磁带，从“山里红”到“棒打狍子瓢舀鱼”，满汉一一对应。
他想让孩子们都学会满语，至少“能用满语对话”。至于长久的目标，他则违反语言生存规律地希望“满语这门语言能够延续下去”，尽管早就有到屯中考察的满语学者对他表示这决不可能。
已故满学家金启孮在1980年代发现了三家子屯这块“满语活化石”。二十多年间，世界各地的满学家们陆续到屯中考察。作为一门冷僻的学问，满学的研究者并不多，这种到访既不频繁也未能引起公众的注意，不过学术结论早已确定：除此之外，世界上再没有活的满语存在。
15个满语老人之一陶云庆是石君广的舅爷，他既支持石君广，又认为他异想天开。“满族话打从咱这社会一来就不行了。老中华国那会儿的长辈翻得还行，还想捡？捡不回来啦。现在活着的这帮老人，自己会多少？我这翻话的水平，顶多我爷爷的一半。”陶云庆说，“现在打小教孩子满语，也行。可就是会个三四年，一转学全忘了，就会个零打零碎儿——饭碗、筷子！”
对于是否愿意让孩子学满语的问题，屯中家长们的普遍反应是，“咋不乐意呢？”“咱满族人学满族话还不好吗？”不过也有不赞成的，“那玩意早扔没了，学有啥用？还影响考试成绩。”
不管怎么说，这天上午，满族课还是照常上。石君广先教孩子们读切音，接近英语的连读，然后教了四个词：二、十、院子、别人。石君广每读一遍，他们就跟着大喊一遍：ZHUO！ZHUAN！HUA！GUA！
在三家子屯，比汉化更明确地发生着的是1960年代标准的全球化。村民们越来越依赖电力、柴油，全部成为了除草剂的坚定支持者。在这样的屯子里，一个满语老师受到的关注并不比一个透明人多。作为一个曾因家贫而不能读大学的中年人，他甚至解决不了自己如何转为公办老师的难题。
石君广只能在民族文字中寄托希望和怀抱。他能够讲述出的快乐只是，在书写满族文字时手腕感受到那曲线的柔滑，“像写美术字似的，有一种美感。”这番表白在粗鲁的乡村生活中显然难觅知音。他拘谨、认真，给人的印象是正在消亡的文字中寻找安慰，在孤寂中寻求温暖。
狗鱼，那巨大的“苟仁尼玛哥”，祖先之舟，如孟宪连所说：“再也没有啦。”
满语背后隐藏着一个已经被遗忘了的世界。关于冰雪，满语中的词汇多达六十多个，几乎每个形态的冰雪都有各自的命名。关于水的词汇更多，达到一百三十多个，从“秋水消减”、“大水响流貌”到“鱼游造成的水纹”，竟然都有单独的词汇与之对应。满族先民以其观察世界的既笨拙又细腻的方式，把野猪分为了11种，其中一年生长方牙的野猪被命名一次，三年生长獠牙的又被命名一次。由于鹿角形态变化更多，各种鹿被分门别类冠以29种各不相同的名词。
“满语是一种质朴的语言，”满学专家江帆说，“带有明显的直观性特点，但缺乏思维的抽象与概括。”
16世纪的最后一年，额尔德尼和刚盖奉努尔哈赤之命创制满族文字，借鉴蒙文字母创造了无圈点满文，即“老满文”。无圈点满文使用不便，因此达海受命对其加以改造，创制了有圈点满文，称为“新满文”。达海从此被满族人尊称为圣人。可惜这种文字的寿命不过三百余年。
对于满语，乡村满语教师石君广的看法是“很好学”。与俄语相同的是，满语是纯拼音文字，怎么读就怎么写，从一个只会口语的文盲进步到能读会写并不困难。79岁的孟宪孝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孟宪孝是三家子屯中除石君广外惟一一个喜欢看满文书的人。他是屯中老一辈人中见多识广的一个，认为满语“是民族的骄傲”。以前他会说满语但不会阅读，从两年前起，开始学习一位韩国的满学教授给他寄来的《清文启蒙四卷》。不过他觉得自己很孤独。他想让儿子学，儿子推脱说，年纪大了一看书就头疼。他又想让孙子学，结果“更白搭”，孙子扔下书就跑。
如今，作为一种即将退出生活的语言，满语仍在数十万卷满文档案中存在着，记录着大清国历史上的诸多细节。对满学家们来说，这种语言至少给了他们一个了解满族人的符号系统，恰如哲学家卡西尔所说，“文字带来意义的建构”，经由满语，学者们可以了解满族人理解世界的方法。
对于满语会在何时消亡，黑龙江大学满语研究中心主任赵阿平给出的时限是“大约十年之内”。
三家子屯真正在日常生活中仍以满语为首选语言的老人不过3位，而且都已经年过八旬。他们去世之时也就是满语退出历史舞台之日。在那之后，满语将只是一种由少数学者掌握的、不用于日常交流的学术语言。
在三家子屯，生活仍旧像普通的东北汉族村落一样冗长地继续着。早上4点半到7点钟极其喧闹，奶牛忧郁地哞叫着，鹅像一队将军踱过街道，而母鸡总是贪吃而慌乱地制造出巨大的声响。6点半，太阳大了，村子才安静下来。墨绿色的玉米在风中伏低、摇摆，伏低、摇摆，像梦境一般枯燥又永无休止。于是整整一天屯子里再无生气。直到夜里9点半，整个屯子上炕睡觉。这就是一个不停地遗忘着的地方拥有的东西：现在。
在现在，一个晴朗的7月下午，屯子里的年轻人正在嫩江江汊上打鱼。满族后人们时而拉网，时而收网，忙忙碌碌地走了一箭之地，却只有一些竹签般的小鱼坚硬地钉在他们的渔网上。鲤鱼、鲇鱼、黑鱼、嘎牙子，在哪儿呢？现在，所有那些祖上传说过的大鱼，都去哪儿了呢？现在，狗鱼呢？
狗鱼，那巨大的“苟仁尼玛哥”，祖先之舟，如孟宪连所说：“再也没有啦。”
满汉两种异质文明的最早冲撞可以追溯到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其时满洲初兴，刚刚进据汉族辽沈地区。像以往那些文明晚进的征服民族一样，对先进的汉文化持有一种本能的敌视和轻贱。到了努尔哈赤晚年，竟酿成了不分青红皂白“杀秀才”的惨绝人寰的浩劫。这固然因为辽东绅衿多持仇金的政治立场，但粪土文艺、草芥士人的价值取向恐怕是更深层次的原因。皇太极对其父如此野蛮的做法有所反省，当他主政以后即通过考试将劫后余生的二百名秀才从奴籍中拔出（注：《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九月壬午：“先是，乙丑年（天命十年）太祖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时诸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至是考试，分别优劣，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其佼佼者甚至被擢置“书房”，以备咨询。但此举只能视为是一种政治手腕或政治策略的运用，从骨子里并没有改变鄙薄文人的民族传统。在皇太极的心目中，汉儒臣不过是恩养不杀以待其效力的奴才，与豢养的鹰犬没有两样。（注：皇太极曾训斥汉官说：“鹰犬无知之物，畜养日久，尚收其益，尔等人也，虚糜廪禄，毫无报效，曾鹰犬之不若耶！”（《清太宗实录》卷三七，崇德二年七月辛巳））他虽然参酌明制设立六部，但坚决地摒弃了汉官们一再急切呼吁的“建中书府，设中书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为阁老、翰林等官”之类的建议（注：参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天聪九年二月，许世昌《敬陈四事疏》；《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十二月丁酉，张存仁条奏。）；他最初确有“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的意向（注：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天聪六年正月，高鸿中《陈刑部事宜奏》称：“上谕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但实际上并未用《大明会典》来规范六部的官制和职掌，崇德元年（1636）颁布的清朝第一部《会典》，不过是天聪年间因时制宜先后颁布的单行法规的汇编。（注：参见张晋藩、郭成康《清崇德会典试析》一文，载《法学研究》1983年三期。）当满族开始重视吸纳汉文化的时候，皇太极已经对这种尝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即汉人习俗的侵蚀深怀戒心。他把那些已经耽于宴乐酒色的满洲贵族们召来聆听《金世宗本纪》，谆谆告诫他们本族先世大金皇朝是如何因废旧制、效汉俗而最终导致社稷倾覆、国家灭亡的，并一再盛赞金世宗中兴女真文化、以抵制汉俗浸染的特殊功业。讲到动情处，皇太极说他披览《金世宗本纪》时“殊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叹赏！”皇太极毅然拉开了满族学习、借鉴、吸纳汉文化的序幕，但这位引入儒家政治价值观以抗衡满洲八王共治的最大受益者却深深为“子孙万世”而忧虑。（注：俱见《清太宗实录》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卷三四，崇德二年四月丁丑。）女真和金的历史命运令他悲观，但从金世宗的身上他或许看到了希望。他对金世宗崇拜之至，举凡维护诸如满洲衣冠、语言、姓氏旧制以及骑射尚武之风等民族传统，无不以金世宗为法。他期望通过自己的训谕和作为为后世子孙树立一个像金世宗那样的楷模。这对满族史和清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清兵入关、定鼎中原以后，满族的主体也随之移居到具有悠久农耕文明的广大中原地区，尽管他们以八旗的组织形式聚族而居，形成相对封闭的小社会，但从总的态势来看，已处于汉文化的如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这种情形不仅与昔日他们的发祥地白山黑水一带的自然、地理、经济、人文环境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与此前在辽东地区以八旗来消融、同化当地及前来归附的汉人、蒙古和朝鲜人的社会结构迥不相同。满族虽说是征服者，但他们已经脱离了自己的根，与被征服的汉人相比，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在文化上则往往陷于恐惧和钦羡、有心抵拒却又难于摆脱其诱惑的尴尬境地。清朝皇帝的角色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尽管他们依然是八旗世仆的最高主子，但称帝关东一隅的剧目业已收场，他们必须学会做君临天下的帝王。这里最难的还是如何扮演好传统汉族皇帝的角色。对于难治的汉人，武力镇慑是绝对重要的；思想控制和政治统治则可以先拿来前代行之有效的儒家纲常伦理和典章制度为我所利用；这一切似乎并不难，真正难的是作为一个被汉人视为夷狄的异族统治者如何才能得到汉民族，特别是汉族士人、士大夫在文化上的认同，不仅要让他们首肯清朝代明而立、鼎故革新为名正言顺，而且更要承认清朝是历史上推尊服膺儒家文化的正统皇朝合法的延续。新的形势逼迫清朝皇帝首先要沉浸于博大精深而又醇疵相间、瑕瑜互见的汉文化体系中，浅尝辄止不行，淹没在汉文化的海洋里，被彻底汉化更其危险。总而言之，入关以后，清朝皇帝和满族遇到了空前巨大而严峻的挑战。满汉的融合
让阿玛和额娘成为记忆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提到：“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入关后的满族，势必受到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
喇叭沟门村就是一个典型的样本。彭兴林听村里的老人说，“后来逃难过来的汉族人多起来，他们在地里种玉米、种菜，我们也跟着学。”现在，喇叭沟门村的满族后代，早已不会狩猎和捕鱼，倒成为种地的好手。
喇叭沟门村的满族村民从他们的爷爷辈就不会说满语了，更不会写满文。而绕口的满语曾是清帝国3亿人口的国家官方语言。77岁的满族村民缪景义生于1937年，从他记事起，爷爷、奶奶，包括父母亲戚之间的讲话都是汉语，“偶尔，爷爷提到他父母时会说我阿玛和我额娘，也仅此而已。”事实上，满语不仅在中原地区早已消失，就是在满族的发祥地东北，也只有少数老人能说不完整的满语。
没有了自己的民族语言，满族对于满族人来说，更像一种可有可无的身份符号。“我们基本都汉化了。”43岁的满族村民彭兴华说，小时候只知道自己是满族人，但对满族自己的文化根本没有概念，只记得过年时家里会贴有双喜字、十二生肖、鸳鸯报喜等图案的窗花，吃饽饽和年糕。彭兴华的丈夫是村里的汉族人，她的孩子跟她入了满族，在学校和汉族同学一起学习方正的汉字。“满族只是填各种表格时的一个身份象征，好处就是高考能有加分，别的地方平时和汉族没有区别。”
喇叭沟门村近年翻盖的很多新房，一水儿的水泥墙、红砖瓦和塑钢门窗。满族传统的木头房屋、纸窗户并不受欢迎，也没人愿意住在保温较差的满族建筑里。就连屋内的家具、陈设也与汉族家庭没有两样。
在76岁的彭兴林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一张毛主席像。“以前上学受的教育，让我崇拜毛主席。” 彭兴林是北京市的劳动模范，曾受邀登上过天安门城楼，看到巨大的毛主席画像的那一刻，他激动得差点掉下眼泪。
“那努尔哈赤、皇太极、康熙大帝呢？” 彭兴林说，虽然他们都是满族人的祖先，但对他们的了解还是近几年的电视剧。
重温的礼仪
自己都觉得是模仿《甄嬛传》“满语它没了就没了呗！”孟宪连抱持着农民式的真理，“这世上啥玩意不得没呢？”
作为满族文化的最后遗存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三家子屯真正在日常生活中仍以满语为首选语言的老人不过3位，而且都已经年过八旬。他们去世之时也就是满语退出历史舞台之日。世界上将再没有活的满语存在。伊兰包托克索——三家子
这样一个植根于满族传统的村屯如今并不多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其汉化的程度。
世界上最后15个以满语为母语的人都已经老了，住在齐齐哈尔市远郊的一个以玉米和奶牛为营生的屯子里。早年间它叫伊兰包托克索，现在叫三家子。
屯外沃野千里，并无山河阻隔，村民们的生活却闭塞孤独。通过仅能接收到的三个电视频道，老人们能看到《康熙大帝》和《雍正王朝》一类的清宫戏。这使得他们对于大清帝国往事的认识跟一般由电视机陪伴度过晚上的汉族人并无二致：净是些老早年儿的、皇上福晋的、可资消遣的传奇故事，跟咱自家扯不上什么关系。对于本民族史上最被神圣化的人物努尔哈赤大汗，“老罕王”，他们也不怎么推崇，有的个性直爽的老头儿甚至要摇一摇头撇一撇嘴。他们打心眼儿里佩服的是毛泽东。
建屯318年以来，三家子屯一直是一个疏离于时代的村庄。早先，它的疏离是典型性的，屯中的满族家庭都在八旗的军事序列之中，在火器时代里学习骑射并每年两次到齐齐哈尔接受检阅。如今的疏离则具有边缘化的色彩，它的全部的非农业经济就是两家小卖店、两家只有本屯男人光顾的饭店和一辆乡村大巴。
在五十年前，整个中国已经忙于“工业化”了，三家子屯的人们甚至还对耕种技术不甚了了。陶青兰的印象是：“种地不精。”她62岁，是15位说满语者中的汉语说得比较好的一个。直到那时屯中居民还未习惯农业生活，要种黄米，就拿些种子心不在焉地随手一撒。他们还种些大豆、荞麦，一概收成欠佳，惟一丰产的是他们每个人日常需要又不劳烦太多人力的黄烟。
当来自山东的汉族人在1970年代大批迁来的时候，屯中的满族人开始面临一系列程度较浅的困境，首先是耕种技术上的，其次则是文化上的。“满族人大大咧咧，粗，不会过日子，拿土地不当回事。”陶青兰评价说，“房前屋后、荒地，汉族人逮着机会就稍微占点儿。满族人有钱就花，想吃想喝，攒不下钱。汉族人节俭，在嘴头儿上省，天长日久，过得就好了。”
屯中人尤其是陶家人，更愿意去打鱼而非耕作。打鱼是典型的满族传统生产方式。历史上的满族牧猪，也为了打仗而牧马，但从生计角度来说并非“半游牧民族”而是典型的渔猎民族，未脱初民的攫取经济形态。屯中的老人们亦都记得，“以前鱼大”，随便拿根渔叉就能叉上来好多三十多斤重的鲤鱼。陶家人尤擅此道。那时候的鱼不值钱，又没人买，只好不胜其烦地“成天炖鱼吃”。
打鱼的习惯延续至今。在夏天的早晨，仍可看到有村民在屯外的河汊里捉到了鱼，装在小塑料袋里提回来。上去问问，多半姓陶。只是，如今只有“鱼崽子”，托胡鲁哈喇氏的后人们看上去怏怏不乐。
“托胡鲁哈喇”即为满族“陶”姓的前身。三家子屯在建屯之初共有三姓，分别为计、孟、陶。计姓的前身为“计不出哈喇”，孟氏的前身为“摩勒吉勒哈喇”。在本屯的历史中，除清朝前期“当兵吃粮”外，三家各有传统性的生计：计氏牧牛马，孟氏编筐，陶氏捕鱼。
这样一个植根于满族传统的村屯如今并不多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其汉化的程度。
你甚至不能把这里看作是一个满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保留地”。没有多少保留下来的东西了。在15个以满语为母语的老人当中，说得相对娴熟的又只有3人，而他们的满语水准亦不及祖辈的“一半儿”。
三家子屯小学是全国惟一一所满语小学，齐齐哈尔市和富裕县为之投资超过百万元，学校中一块不常挂起的满语牌匾和几幅写有满文的书法作品，就是全屯仅有的满语文字。学校专辟了一间教室用于“满族传统展览”，可是在全屯尽力收罗器物，却只得到寥寥几件：一柄渔叉，一只渔筐，一架纺车，一小堆儿“嘎拉哈”——猪或羊的膝骨，满族女孩的传统玩具。
满族崇尚的男子气概，向来指向从不畏惧使用武力的“巴图鲁”——借自蒙语的“勇士”。而如今呢，在如此讲究实用的生活当中，拳头再大的莽夫也只有无能的力量。陶青兰说：“谁有钱谁就横了。”
48楼 54楼 55楼 罗曼诺夫家族是再纯正不过的俄罗斯本土皇室，传承来自于君士坦丁堡的流亡公主，权力来自于贵族杜马，像个小偷一样窃取华夏神器，身份尴尬的爱新觉罗能比吗？同样是贪官遍地，腐败处处的中央集权王朝，都是拥有巨大人口基数的大国，俄罗斯敢动员也能动员起上千万的“灰色牲口”，被称为“欧洲宪兵”“蒸汽压路机”。满清呢？“万国来操”？一个甲午战争，勉强能拉出来打一打的就是北洋那不到十万人的练军，半分动员能力都没有！到了玩新政的时候更搞笑，南洋新军直接全反了，北洋新军直接逼宫，这不纯粹上厕所打灯笼么！本来么，自己身份尴尬，还敢往近代民族国家的背景上靠，一旦把主体民族的民族意识搞醒，就是这种结果！
56楼 基因测试：满族基因主要是汉族，清皇父系是汉人。根据对东北满族（四代无混血）的Y染色体检测，O系占大多数，而C,D系比例较低。这与蒙古和朝鲜的情况有所不同。
满族没有蒙古族的代表类型C3C，满族是C3，但是C3在满族当中不足30%。虽然C3是满族的起源类型，但是后期融合数量颇多的汉族基因，这个融入是发生在入关之前的一千年之间的，包括有宋一代，也可能是汉族形成之前，与汉族同源的基因就已经渗入了东北，总之这种融入是分批进行的，因此没有影响到语言
满族几乎没有O2B（朝鲜特色基因）。
抽检的样本，完全排除汉八旗，也排除四代有通婚者。由于现代满族中，蒙古八旗完全改为蒙古族，而汉八旗大多入满族，少部分改汉族。因此，若加上汉八旗改满族的，现代满族的基因类型与汉族最为接近是问题不大的。有意思的是，纵观满清皇帝画像，基本上没有通古斯的阔脸（高颧骨），而都是长脸，从脸型来看，也更符合汉族来源的可能，最可能是汉族族源之一的东夷（早期山东及周边的人）（东夷和夏是共源的，是M122-O3的不同子系比例不不同的构成）。
爱新觉罗氏的来源，传说当中是玄鸟降生的，玄鸟就是凤凰的意思。而这个姓氏并没有出现在宋代的金朝。这是待解之谜，如果爱新觉罗氏的基因样本检测能够进行，相信结果最可能符合的就是宋朝降臣与俘虏等来源。
与满族存在同样情况的还有赫哲族，赫哲族的O3比例更高。其他周边民族则类型差别较大。这到也符合一个长期存在的猜想，所谓赫哲鞑子（又名黑斤鞑子），极有可能是徽钦鞑子的音转，徽宗钦宗及3000家眷部属被掳，之后大都留在白山黑水之间。因蒙古人入主中原，且蒙古人将金人与宋人统一称为汉人，徽钦后裔无法回归，其余先前俘来的汉人，以及后来逃难而来的汉人，主要是融入了后金，一部分单独生存形成赫哲。北宋名将岳飞曾作《满江红o写怀》一词，词曲里有句：“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其中的岳飞所念念不忘的“靖康耻”就是指靖康年间金兵大败北宋皇朝，徽钦二皇帝与赵氏皇室宗室以及数千名官员一行人，作了金人的俘虏，被安置在五国城（今天的黑龙江省依兰县）、宁古塔（宁安）一带为奴隶，金人并戏称呼他们为“贱民伊尔根”。而那时的金人则大部分迁移到了生活条件较好的中原。直到了元灭金以后，在中原的金人已经融入了汉族，而带有北宋宗室血统的那些贱民，因为条件艰苦，后代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反而以伊尔根为姓氏，并且和当地各民族融合，形成了后来的满族人的祖先。
宋徽宗赵佶一生有两多，一是多才艺；二是多子女。据《宋史》记载，北宋灭亡之前，“徽宗三十一子”(《宗室传》），“三十四女”(《公主传》)，北宋灭亡，除第九子南宋皇帝高宗赵构逃跑外，其余子女均被掠入金国。据《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称，北宋赵氏皇室宗亲入金后，宋徽宗“又生六子八女”，“别有子女五人，非昏德胤”。也就是说，宋徽宗被俘后，他的女人们共生了十九个孩子，其中“六子八女”是宋徽宗的骨血，而“别有子女五人”则是金人的野种。如此算来，宋徽宗被俘前后，生三十八子，四十二女，共计八十个孩子，基本都流落在金国生养栖息。
邸永君先生的文章:《清朝皇族后裔，倾心满学研究——我社作者爱新觉罗瀛生先生访谈录》：爱新觉罗瀛生先生，名文蓬，字瀛生，笔名常瀛生、安吉。满族。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满学家，民族学家，民俗专家，满语口语专家,日语专家。日生于日本国横滨市。清太祖努哈赤之十三世裔孙，清代八大铁帽子王顺承郡王的后人，最后一代多罗顺承郡王爱新觉罗文葵之胞弟。启字辈。爱新觉罗瀛生先生素持“爱新觉罗家族乃宋徽宗后裔”说，认为爱新，即满语aisin，是金的意思；觉，应读jiao，即赵，连起来就是“归附金邦的赵氏”的意思。因此爱新觉罗瀛生先生坚信自己是：“大宋皇族赵氏”的后裔，还刻有一方“归化金邦涿郡赵氏”的篆印，经常用于落款，就是表达对此问题的看法，也同时印证了为何“爱新觉罗家族”的血缘基因同汉人的一样。
“觉罗”作为满族姓氏，是以努尔哈赤祖先最初居住的地方“觉罗”（今黑龙江省伊兰县一带）开始的，发源地在宁古塔旧城东门外三里。“爱新觉罗”这一姓氏的含义是，像金子般高贵神圣的觉罗族。爱新觉罗这个姓氏，是从努尔哈赤开始使用的，在他之前，努尔哈赤家族原来的姓氏“伊尔根觉罗”，“伊尔根”这个词在满语里面是有贬义的，是贱民的意思，这些贱民的后代没有文化，没有族谱及文字记录，几百年后这些贱民的后代搞不清祖宗是谁？就算知道，所谓高贵的满清皇族也不好意思公开自己就是贱民之后。
据《皇朝通志·满洲八旗姓》记载：女真后裔中的“伊尔根觉罗”姓，其汉姓即为“赵”姓。《黑龙江志稿·氏族》也称:“觉罗者，传为宋徽、钦之后。”也就是说，而“爱新觉罗”的本来全称是“依耳根觉罗”。“依耳根”的意思是“贱民”和“穷鬼”的意思。没人喜欢用这姓，这是金朝皇帝为了嘲笑羞辱赵姓宗室强行给他们加上的！这姓一直叫了几百年，直到努尔哈赤当政，觉得大家老是贱民穷鬼的叫太没面子，于是就改成了爱新（金），“依耳根觉罗”从此改叫：“爱新觉罗”氏。
拿破仑离中国十万八千里，他就是有罪，也不是对我们有罪，关我们毛事？爱新觉罗，仅在辽东就屠杀了汉人二百万之众，入关以后即使不算汉军绿营的屠杀依然是血债累累，而在今天依然强词夺理恬不知耻，我们痛恨爱新觉罗，就像我们痛恨日本鬼子一样。
48楼 54楼 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一念之差：《尼布楚条约》首次把两个著名的帝王联系在了一起：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条约签订的1689年时他们都很年轻：康熙大帝35岁，在位已经28年，彼得大帝才17岁，刚刚亲政。14年后，即1703年，这两位相距万里从未谋面的大帝仿佛受到神灵的指引，同时开始做一件相同的事：康熙大帝在承德开始建造避暑山庄，彼得大帝开始兴建圣彼得堡。然而，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执政理念却截然不同，康熙大帝坚持闭关锁国，彼得大帝则热衷于开放以吸收西欧文明。起初，并不能看出两种不同执政理念有何差别，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两大帝国的命运迥然不同。
如今，人们只要一提及彼得大帝，就会津津乐道地谈到他的一个非常之举。1697年，25岁的彼得大帝亲自率领一个由200多人组成的使团，考察学习西欧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及行政管理方法。他刻意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以下士米哈伊洛夫的身份，走访学校、博物馆、工厂和军火库，甚至还参加了英国议会举行的一届会议。彼得大帝还在英国造船厂工作过，甚至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当了一段时期的船长。彼得大帝通过历时一年多的实地考察，亲眼看到经过文艺复兴洗礼、走出中世纪黑暗的西欧正焕发出勃勃生机。而当时的俄国还是个封闭落后的农奴制国家，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宗教在思想文化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就连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竟然也有76%的居民是文盲。民间普遍保留着极其愚昧落后的风俗，迷信妖术盛行。俄国与西欧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想必使彼得大帝的心灵受到了深刻的震撼。回国后，他毅然决定凭借其至高无上的权力，抛弃俄国自大守旧的传统，虚心向发达国家学习，大胆果断地对俄国政体实行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彼得大帝不仅长期坚持这样的执政理念不动摇，他的许多做法还深刻地影响到其继任者。如亚历山大二世有一回亲临施巴列尔大街上的羁押所，并命令把他关在227号单人监室。历山大二世在那间牢房蹲了一个多小时，似乎想亲自体验一下那些被他关押的革命者的心情。
1704年是康熙大帝开始建造避暑山庄的第二年。这时的大清帝国对外抗击了沙俄的侵略，取得了雅克萨战役的胜利，并签定了《尼布楚条约》；对内已经先后撤除了吴三桂等三藩势力、统一了台湾、平定了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所谓“康乾盛世”此时已初步形成。大清帝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康熙大帝已经站在了世界之巅。就在这一年，志满意得的康熙大帝一边继续大兴土木建造避暑山庄，一边发布非常令人扼腕叹息的上谕，认定采矿业对地方管理没有益处，以后有请求开采者，都不准行。清朝从此长期推行禁矿政策，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遭到了进一步的扼杀。其实，康熙之所以违背时代潮流，禁止民间大规模开矿，主要是担心民众大量聚集，容易起事，进而威胁其统治。1717年，康熙大帝再度颁布“禁海令”，规定内地船只不许到“海贼之薮”的南洋进行贸易。当时南洋一带为西方殖民势力所控制，康熙大帝担心江南反清势力得到西方殖民者的支持，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康熙大帝的“禁海”政策，被其后历任皇帝所沿用。乾隆就曾在南巡时说：“浙民习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于是长期限制海外贸易，对外国人严加防范，防止他们支持汉人反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前。长期闭关锁国政策不仅严重阻隔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破坏了国内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还将民众长期置于闭目塞听、孤陋寡闻的愚昧状态，最终导致中国失去了世界大国的地位。
此间，沙皇俄国一贯奉行的开放政策正不断拉近与西方的距离，使其经济文化得到长足进展，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当年，沙俄西部有强大的法国，南部是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地中海是它的内海。年轻的彼得大帝于年两次率军队远征位于顿河下游的亚速，迫使奥斯曼帝国于1700年签署《君士坦丁堡和约》，同意将亚速划归俄国。自此以后两个多世纪，俄土之间为争夺高加索、巴尔干、克里米亚、黑海等战略要地，又进行了一系列战争。此后，历代沙皇为实现彼得大帝“自由进入印度洋”的扩张战略，企图控制中亚，先于1804年起与伊朗也进行了多年激战。后来俄国又与英国长期争夺阿富汗（1979年，“新沙皇”终于出兵占领了阿富汗）。可是，所谓“康乾盛世”100多年，清朝对外战争极少，只是在乾隆时期与南方的缅甸、越南、尼泊尔发生过几次有限的边境战争。其中的中缅战争，大清王朝军队损失惨重，并未获得战争的真正胜利，战后只是得到缅甸名义上的臣服。
当年，彼得大帝一只眼紧盯着发达的西欧、中东，另一只眼却眺望着尚未开发的远东。彼得大帝及其继任者不断向远东地区派遣学者、探险家和军人，如白令、科兹列夫斯基、伊万·艾弗来诺夫、雅科夫·艾尔琴等，其中白令最著名，白令海峡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不久，这些遥远而荒芜人烟的广袤土地都成了俄国的土地。或许是这些土地来得太容易，1867年，沙俄竟以区区720万美元，就将面积相当于50个台湾的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而当年纽约法院大楼的造价就达1200万美元。如今的阿拉斯加拥有美国最大的油田和世界最大的渔场，其价值已难以用美元来衡量了。然而，沙俄对1860年从中国夺取的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却从不掉以轻心，他们在这儿修建了强大的军事堡垒，使其一个半世纪以来从未受到外国的攻击。沙俄还将附近的海湾命名为彼得大帝湾（2013年7月，中俄海军曾在此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举世瞩目）。
1722年，康熙大帝驾崩，3年后，彼得大帝归天。他们的继任者分别按照他们的既定方针办。当时的欧洲正在孕育工业革命。英国由于率先实行资产阶级革命，工场手工业在棉织、采矿、冶金、玻璃等行业中迅速兴起。法国在重商主义的权臣柯尔贝尔推动下，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采矿、冶炼、运输业，以至拥有了欧洲一半以上的货币。随着生产的持续发展、技术的不断改进，全社会对大机器生产充满渴望，18世纪中期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与此同时，法国启蒙运动及引发的法国大革命对西方近现代文明产生了更加深远的、有决定意义的影响。
面对这日新月异变化着的世界和日益强大的北方近邻，大清帝国统治者夜郎自大、坐井观天。社会各界也长期处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状态。1793年，英国已经成为头号世界强国。为了和东方文明古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远涉重洋，经过九个月的航行终于抵达中国，并为中国皇帝准备了天体仪、地球仪、座钟、气象仪、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及军舰模型等礼物。大清帝国对外交往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想当然地认为凡是到中国来者，都是通过向中国皇帝朝贡以表达顺从的。于是清廷要求英国使者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却遭到拒绝。马戛尔尼来中国之前，曾认真研读了利玛窦、曾昭德等人关于东方大帝国（明朝）的传记，来到中国，试图“按图索骐”，可是眼前所见与他想象中的繁荣、昌盛、文明进步的帝国相去甚远。马戛尔尼后来在“访清日记”中写道：“事实上，在鞑靼征服150年以来，这个国家发生了惊人的大倒退……甚至正在变成半野蛮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屡屡称大清帝国为鞑靼（女真）统治的“天朝帝国”，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动的东西”，不仅“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而且“习惯于靠无知来保证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称大清帝国的社会制度为“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其人民为“半野蛮人”。
多年以后，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与清廷并无二致。虽然已经是鸦片战争以后，当英国专使麦华佗抵达南京，要求会见太平天国高级官员面谈要事时，太平天国同样以“天朝上国”的姿态拒绝会见。与此同时，曾国藩也非常鄙视外国人，认为他们都是未开化之人。清朝国民也普遍鄙视洋人，称其为“红毛番”、“夷人”。
本来，俄国只是一个地处乌拉尔山以西、伏尔加河流域的落后国家，早期与中国并不接壤。13世纪，蒙古人曾长期占领莫斯科。《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的雅克萨反击战，中国人也是大获全胜的。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大清帝国将这个北方的邻国称为俄罗斯，并沿用至今。雅克萨反击战的历史记忆使大清帝国长期忽视了来自北方的威胁。沙皇俄国具体从何时超越了大清帝国，恐怕难以确定。然而到了19世纪初，两大帝国之间的此消彼长，已经昭然若揭。1812年，拿破仑认定沙俄已经威胁到他在欧洲的霸权，于是倾其全力，亲率50万大军入侵沙皇俄国，结果却遭到惨败。沙俄为什么能一举战胜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恐怕没有引起大清帝国的注意。28年后，英国仅仅以几艘军舰、几千水兵就迫使大清王朝屈服，一举打破了大清帝国的神话。自此以后，洋人进入大清如同进入自家后院，所谓大清帝国只是一具自欺欺人的影子。大清王朝实际上从康熙大帝后期起就丧失了进取精神，帝国的大厦就这样被长期的封闭保守和自大慢慢侵蚀了。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沙俄趁势从清朝夺走150万平方公里，一跃成为世界列强。沙俄并未因此感到满足，1897年，沙俄又借清朝在甲午海战失败之机，占据了旅顺、大连。接下来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爆发激烈的战争。
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法国启蒙运动唤醒了欧洲一样，西方先进文化也是沙皇俄国崛起的重要推手。彼得大帝以后的一百多年间，俄国已经从一个曾经文盲遍地、迷信妖术盛行的国度，变身为与法国并驾齐驱的世界文学高峰。产生了普希金、果戈里、别林斯基、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文学家，以及柴可夫斯基、列宾、门捷列夫、巴甫洛夫等一大批世界顶级文化科技名人。如今，人们在莫斯科国家图书馆前，可以看到一位老人的塑像，貌似托尔斯泰或者列宁，其实那是《罪与罚》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曾经被沙皇判处死刑，临刑时被赦免。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后人誉为“俄罗斯人中的俄罗斯人”，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与心灵的代表。正如托尔斯泰说的那样：“文学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人听到自己愤怒与良知呼喊的讲坛”。拿破仑的入侵尽管给俄罗斯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是，俄罗斯人民并没有因此抵制法国文化的影响。在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主人公经常使用法语交谈，可见这至少在贵族阶级中已经成为时尚。由于俄罗斯知识分子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进而影响了部分民众。1825年12月，俄国爆发十二月党人起义，一部分贵族革命家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进而背叛了本阶级的利益，以武力反对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遭到了血腥镇压。与此同时，一批又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冒着流放、苦役和死刑的风险，与俄国反动势力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终于促使沙皇废除了农奴制度。
彼得大帝以后的历代沙皇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虽然也渐趋于保守和反动，但对先进知识分子并未赶尽杀绝，而是留有余地的。这些俄罗斯知识分子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人民。而大清王朝那臭名昭著的“文字狱”，却无情地窒息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与智慧，进而断送了国家的发展机遇。到后来，清王朝面对强敌只有一个本能的反应：割地赔款求和。“地者，国之本也，柰何予之！”这是《史记·匈奴列传》中冒顿单于的一句名言。2000多年前的冒顿单于尚且知道，与土地相比，最心爱的千里马、最宠爱的美女都不值一提。清王朝何尝不知道！面对如此切肤之痛，清王朝直到1898年才不得不决定放下帝国的架子，开始学习西方实行全面的改革，这比彼得大帝整整晚了200年。
48楼 还拿那句话，屁股决定脑袋，那个什么欧立德当然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满洲大辫子又没有杀他的同胞！如果他是西班牙人，他当然可以对皇帝陛下恨之入骨！就像我们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的颂扬拿破仑和希特勒一样！西班牙人和犹太人，关我们屁事？我再说一遍，满清和后金是两个概念，后金是纯粹由满人所实行黑暗统治的奴隶王国，而满清则是异族强盗与明末的文人缙绅士大夫以及各大军头军阀这些既得利益阶层相结合的结果，所谓的“满汉一家”，这里面的汉，指的不是广大的汉人百姓，而是掌握力量的汉人实力派，汉奸阶层，所以终满清一朝，四万万汉人对于这个黑暗朝廷来说根本不是国力的有效组成部分，而是防范和恐惧的对象，这样一个王朝根本就不堪一击，无论是远隔重洋的区区几千英国远征军，还是身边这个千百年来都在学习华夏的小小岛国，都可以把它打得满地找牙跪地求饶！不管哪一样，它都不是汉唐那种拥有百年左右政治清明期的进步王朝，也根本不具备日本那样进化为近代民族帝国的可能性（最高统治者都是异族，它敢玩民族主义？玩起来最先被清算！），从一开始就是最腐朽最残暴最黑暗最邪恶的势力所组成的，是标准的历史的反动！
现代中国之父除了为对乾隆的种种“指控”申辩之外，欧立德在本书中也正面褒扬了乾隆的多项历史功绩。但在我看来，欧立德对乾隆的最大褒扬应当是扩大疆域这一项，而欧立德在书中也对此专门辟出了“帝国的扩大”一章。在乾隆的统治之下，大清疆域扩大了三分之一，在从18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50年中，“清军的行动遍及西北的草原、沙漠、险峻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及西南的烟瘴之地”，“这片疆域仅次于13世纪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对于开疆辟土这一功绩，乾隆本人也颇为自豪，他最喜欢提及的就是“十全武功”和“十全老人”。而欧立德对乾隆武功的赞誉甚至还超越了这位自吹自擂者，他将乾隆与西方公认的战神拿破仑相提并论，将他在西域的三次远征与拿破仑征俄相比，“乾隆皇帝能够巩固他的成功，因为他知道适可而止，而拿破仑则要逊色得多”。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有说法将一个近现代的统帅人物放在某种超越拿破仑的位置上，哪怕这个人是“十全老人”。正是在乾隆手中，清帝国的疆域在1759年达到顶峰，彻底打垮了从康熙以来就是清朝心腹大患的准噶尔帝国，通过三次战役将南北疆纳入版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乾隆可以视作“现代中国之父”，因为正是他为乾隆为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同时，鉴于乾隆朝中国人口的高速增长（从不到两亿增长到三亿），也可以说，在奠定今日中国的人口大国基础这个意义上，乾隆同样是“现代中国之父”。相比起版图和人口，乾隆作为“现代中国之父”一层或许更为深远的意义是，他奠定了现代中国作为多民族大国的国家模式。而这一点，也正是欧立德所代表的美国“新清史”学派的发力之处。在新清史的历史论述中，“清帝国”与“中国”并非同义词，二十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换言之，“中国”只是“清帝国”的一部分，“中国皇帝”只是乾隆的多重身份之一，他还是满族的族长、蒙古的大汗、西藏的宗教保护者甚至菩萨。由此，在欧立德他们这些新清史学者看来，清帝国与乾隆的成功并非我们传统认为的“汉化”，而正是“多民族帝国”意义上的成功，关键在于清朝统治者能够利用他们与其他亚洲内陆少数民族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治理了一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的多民族帝国。在这一点上，新清史的另一代表人物柯娇燕对于乾隆的“褒扬”更具备了现代意义——“普世性皇帝”。她认为，乾隆将自己塑造为包容满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和汉人之五族统治者。清朝普世性统治的核心政策是建立在不同族群之人对清朝统治的服从基础之上，而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性可以保留，五个民族的语言被请政府正式承认为清帝国的语言。站在多民族“普世性统治”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国父”乾隆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相当丰厚的政治遗产。不过，乾隆在新疆也留下了延续至今也并未完美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正如欧立德所说，相比与其他民族边疆的亲密关系，“乾隆并未能构建起一个坚实稳定的框架来处理他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欧立德对于这一遗憾给出的解释是：任何统治者如果试图以伊斯兰教庇护者的身份获取政治利益，他都必须皈依伊斯兰教，而这显然是乾隆无法做到的。每一辈人有每一辈的历史任务，我们无法苛求乾隆留给我们一个完美的“多民族帝国”，我们当下理论上具备了乾隆时代并不拥有的更优越的政治框架与解决方案，而不应当作为一个历史遗产的消耗者而存在。
外国人看乾隆：远胜拿破仑 在当下的中国知识界和公共舆论中，“敢于”站出来公开为乾隆辩护，将乾隆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叙述的，绝对是异类中的异类。如果刻薄点的话，清宫剧可能是乾隆的最后舆论阵地了，而这当然是知识界不屑一顾的。可以这么说，批判乾隆寄托了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界对于当下公共生活的一些不满和影射，这作为一种最大的政治正确，除了个别同样有着影射情怀的体制内学者之外，是无人会去予以挑战的。我视野中仅见的一次挑战是高王凌先生那本号称重写乾隆史的《乾隆十三年》，尽管高先生在剖析乾隆是否是一个专制帝王上颇有新见，但笔触仍然是谨慎和克制的。美国人欧立德先生自然是不必理会中国人的“政治正确”的，在最近出版的中译本《乾隆帝》一书中，欧立德正是作为这样的一位挑战者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乾隆的一位辩护人。作为历史的当事人，乾隆应该享有的这样的权利。对于乾隆，欧立德先生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以算作欧先生对以上所谓乾隆时代“对外封闭”的一个回击。事实上，本书的第八章就是为了这个问题而生：《清代的中国与世界》，在欧立德看来，在历史书写中，将乾隆时代的中国“置于与世界隔绝的孤立状态”，是陈旧而又盲目的，甚至是荒诞的，“乾隆治下的清代中国实施上通过诸多方式在经济、文化、政治层面以及某些学术领域内都很好参与了全球历史的发展”。而在英文版序言中，欧立德一开始就提及了所谓的全球“共时性”现象，即“中国的18世纪和欧洲的18世纪颇为相似”。为“对外封闭”申辩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铩羽而归，是乾隆时代“对外封闭”的一个最大论据。毕竟，乾隆断然拒绝了英国使团的自由贸易要求，放弃了与工业文明的接轨的机会，正如张宏杰先生在《饥饿的盛世》中所说，“他（乾隆）错过了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对于这一指控，欧立德并没有回避。无疑，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团自由贸易的诉求的态度是傲慢的，他在给英国国王的正式回复中表示了对英国货的“不屑”，“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然从不贵奇巧，并无需尔国制办物件”。但在欧立德看来，这很可能是乾隆被引用最多，也是被误解最多的一句话。欧立德认为，乾隆很清楚地知道中英贸易的重要性，如此的措辞“或许是要刻意淡化清朝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对清朝的实际重要性”。而目的呢，很可能是为了不要让马戛尔尼挟洋自重，从而进一步施加自由贸易的外交压力。在乾隆时代，中国大约七分之一的茶叶都出口到了英国，每年的丝绸出口额也达到了100万两白银左右。在乾隆后期，中英贸易仅仅直接贡献给乾隆私人银库的收益“每年至少都有85万两白银”，欧立德认为，乾隆没有蠢到会采取某些行动来影响他的可观收入。事实上，乾隆统治中期曾实行过禁止丝绸出口的禁令，但在发现禁令对蚕农和纺纱工人的生计的负面影响之后，乾隆迅速改弦易张，还给出了高度具备现代经济意识的解释，直指禁运是“双输行为”，“徒立出洋之禁……是无益于外洋，而更有损于民计。又何如照旧驰禁，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为通商便民乎”。就乾隆个人而言，英国货对他来说绝不是他口中的大话“不贵奇巧，并无需尔国制办物件”，相反，如欧立德所说，乾隆还是一个西方玻璃和钟表的爱好者。事实上，乾隆早在即位前就写诗称赞玻璃窗的诗，“西洋奇货无不有，玻璃皎洁修且厚”，即位后就首次为紫禁城的窗户装上了玻璃。对于乾隆“对外封闭”另一个指控是他对于外部世界的无知，而证据看上去也很铁证，他在接见马戛尔尼时曾问出了非常著名的幼稚问题，诸如“英国距离俄罗斯有多远，他们关系是够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离英国不远，是否向英国朝贡”，很显然，一个“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问出如此常识级的世界地理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说都是可笑的。对此，欧立德的辩护不但是耳目一新，并且可能是很有力的。他表示，乾隆对于西方地理是非常熟悉的，他不可能不知那些常识级的地理问题，他甚至还专门让传教士蒋友仁在圆明园的一座大殿墙上曾经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更让我震惊的是，欧立德称，乾隆对国际时势也并非一无所知，远不是什么沉溺于天朝大国迷梦中的昏昧君主，他甚至知道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事实上，马戛尔尼访华的1793年，正是路易十六被处决的那一年。那么，乾隆为什么在接见马戛尔尼时问出那么些可笑问题呢？欧立德认为，乾隆一再提出这样幼稚的问题，很可能是“故意为之”，或者这么说，是乾隆的一种故意贬低对手的政治策略，希望给马戛尔尼留下一个“伟大的大清帝国不可能对遥远的小岛国家英国有任何兴趣”。欧立德的这一说法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是广泛存在的，一位高官或者一位巨富通常用这一策略来羞辱对手，以看似幼稚的设问来提醒双方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地位差距。按照欧立德的逻辑，或许可以这样推论下去，乾隆对英国自由贸易诉求的拒绝，与其说出于无知，出于对西方世界和贸易重要性的无知，更不若说是决策失误。乾隆知道英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贸易有多么重要，甚至很清楚英国海军的海上优势和制海权（“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驶，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但他仍然错误地拒绝了英国使团，这就好比，他虽然清楚英国海军优势，但应对方法不是进取性的发展海军，而是放弃海权，紧守陆权。也就是说，在乾隆身上或许存在眼光局限或者自负等问题，但他绝不是一个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者。好吧，我承认乾隆不是一个无知者，仅是一个决策失误者，但欧立德先生却还想把他的辩护再进一步。在欧立德看来，马戛尔尼来华的时机简直是一出悲剧，不仅赶上了乾隆的年岁已高（83岁），无力对新事物作出变革式的反应；而且乾隆朝正陷入党派之争当中，政治氛围不适合进行激进的观念转变。欧立德甚至推断说，如果马戛尔尼早来二十年，或者晚来十年，清朝的政治情势没有如此极端，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也很同意欧立德的一个看法，当一个国家“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且拥有空前的财富”时，自信的君王是很难有变革动力的，与欧洲的君主相比，乾隆朝没有经历过文化危机，也没有经历过经济或政治灾难，而这些往往是政治或经济模式自觉转变的推动力。很显然，欧立德认为乾隆的自信是有强大支撑的，当时大清朝的国力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首屈一指，而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比较理解“乾隆为何无法预见未来了”。灭顶之灾”，也写到了“文字狱”一度有近于失控的状态，许多无辜之人被牵扯进来。在这样一个同样几乎是铁证如山的指控面前，欧立德是如何辩护的呢？首先，欧立德并不认为乾隆编《四库全书》是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是文化独裁的“幌子”，“认为乾隆从一开始就想通过编纂《四库全书》来对学术和文学的发展加以审查，这是有失公允的”。他坚持认为，乾隆此举的初衷是“搜集和保存古今之图书”，这也就是本章标题中的那个“文化巨人”的正面形象。其次，撇开初衷不谈，尽管欧立德也承认乾隆朝文字狱的种种乱象，但却不认为这是乾隆一个人的责任。当然，这会引起国人非常自然的攻击，难道乾隆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专制君主么，当然要他本人负起文字狱的政治责任。对此，欧立德辩称，许多文字狱的判罚虽然打着朝廷的旗号进行，但这并不能说明大规模的审查得到了乾隆本人的授意，尽管这和乾隆的“报复心”有关，但“底层官员的热情和野心以及地方上发生的那些与地主士绅相关的琐碎纷争至少也应该承担同样的责任”。那么，为什么乾隆不出面阻止呢？欧立德的辩护可能会陷入一个更大的争议当中，乾隆（清朝皇帝）的皇权并不是无限的。所谓的“有限皇权”尽管有悖于“清代君主专制达到登封造极”的传统说法，但这当然也不是一个新说法。孔飞力先生在经典著作《叫魂》之中，就以“叫魂案”为例，指出清代皇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独裁，皇权与官僚制度存在不稳定的依存关系，皇权必须随时提防来自官僚制度的惰性威胁。而以上提到的高王凌先生在《乾隆十三年》中也提出了相似的概念“反行为”，认为清代官僚对于皇权只是在表面服从的前提之下，在暗地里却干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猫腻行为，从而将皇帝的意志“反过来”。很显然，如果孔飞力和高王凌的论点成立的话，欧立德先生所持的乾隆无力阻止官僚扩大化文字狱的说法至少是可以商榷的。最后，正如之前所说，欧立德对于乾隆的基本定调是“文化巨人”，他在这一章节几乎是一开始就明确表态，乾隆在文化政策上是成功的，但“他的努力因自负、偏狭和过激打了折扣”，很显然，这说的正是文字狱，而这一指控对于乾隆文化上的正面形象的影响只是一个“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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