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别人如何诋毁柴静，我对她是敬佩的。柴静自费制作的《穹顶之下》非常用心，尽管会有人质疑她的专业性，但她所引起的广泛社会影响本身就是她价值的最好体现。当然，她的调查中，有些问题的表述是否合适仍然有待斟酌，很多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仍值得我们冷静思索。　　（一）中国可以与发达国家类比吗？　　伦敦雾和洛杉矶光化学烟雾对我们是很好的学习教材，但如果把中国城市跟发达国家城市进行简单的类比，说他们行所以我们就一定行，这样的思路也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毕竟中国的情况跟西方发达国家有太多不同。　　拿伦敦为例，当年空气污染的成功治理正好伴随着英国传统制造业生产向海外转移、国内开始产业转型这样的契机，随着高污染行业移往他国，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转为经济支柱，英国伦敦相应的环境质量也大幅提升。这倒不是说通过将污染转移到别国的方法就是环境治理的正途，只是我们要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使得他们无论在经济转型还是资源调配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有时他们可以轻易完成的事情，对我们而言却相当困难。　　其次，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解决中最为巨大的差距，在于我们整个社会政治中公民意识和民主决策的缺失。所有包括英国、美国、日本等曾经出现过环境灾害事件的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的环境治理过程，都毫无例外经历了公众与决策者之间长期激烈的抗衡，并最终在公众对政府毫不妥协的施压之下，使得相关的立法和行政得以成功实现，环境灾害得以消除。可是中国民主制度和公民意识的落后，将必然导致我们环保的道路更加漫长和曲折，因而不容我们与发达国家进行乐观的类比。　　在资本主义式工业化生产席卷全球的今天，任何环境问题都毫无悬念地可以追溯出背后某种资本经济的推动，和少数权力者的利益。利益阶层在面对眼前的私利和长远的公众利益的时候，一定是盲目而短视的，在这样的模式下，除了通过社会整体民主的有效运行，通过公众对少数利益者力量的抗衡以保护长远的公众利益的实现，别无它途。　　柴静在她的调查中尖锐暴露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并不具备经济优势却污染严重的僵尸企业，中石油中石化垄断造成的油品低劣，环保部门的无奈......因而她指出通过立法行政各种手段来破除垄断、改革能源体制、增加环保技术的应用等解决方案，同时强调公民意识在其中的作用。但问题就是这些解决方案并不是什么新思路，究竟如何才能推动立法和行政的有效运行，究竟如何才能提高公民意识，它们本身就是问题，而非解决方案！一个不能建立在民主决策基础上的政府，一个不具有公民意识和公众参与的社会，是不可能有效避免私利对公众利益的侵蚀，是不可能有效施行环保监督，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可是问题就是，发达国家的民众为什么有意愿起来抗议，有机会发出声音，并最终可以在伸张自我权益的行动中取得成功，发达国家为何可以建立起完善的法制监督，我们为何不行？这背后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常常简单粗暴地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制度问题，甚至上纲上线到党与主义这种五毛美狗们无聊论战中。可是当我们也听多了：“在中国任何制度最后都会变味”这样的抱怨后，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所有的问题都不是简单的什么党什么制度的问题，背后更重要的是组成这个国家的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的头脑中是什么样的思想和观念的问题。换句话说：西方所有民主制度运作得以实现的根本基础在于几百年来不断养成的一种公众意识。这种意识是一种不断形成的社会风气，是经过每个人不断思考而形成的理性选择。民主本身并不是简单的一种制度，更重要的是一种具备公众意识的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如何共同协作，如何公平有效地处理共同事物的一种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是需要人与人之间进行长期训练和磨合的。虽然民主制度可以促进这种合作行为的磨合，但这种意识与合作行为本身就是合理的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根本基础。　　（二）关于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民主的种种思考　　2.1 中华文化理想中的圣王政治　　如果你以为我要谈所谓西方普世价值之类的陈词滥调，你就太肤浅了。其实冷静思考一下，西方民主这种依靠民众与权力阶层抗衡的模式也不见得完美。因为这意味着总是先有一个可能会牺牲公众利益的权力阶层的出现，并发生决策失败，灾难产生的后果，然后再有民众起来与之冲突反抗和调整。在中国传统思维看来，这是多么不稳定不和谐的一种社会模式。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直接就给我们一个光荣、伟大、正确、完全为民众谋幸福的领导者，将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不会有任何错误、问题、灾害发生，万民因而得以幸福而安逸地生活在这样完美的领导下，什么都不需要担心和思考，这是多么美好的愿望。我们伟大的祖先，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创造中华文明。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无论儒、道，无一不在探讨圣人君主如何养成，以及社会如何回到圣人君主完美领导下的理论方法。中国古人推崇法先王，尧舜禹这样的圣人君主，以及他们治理下的传说中的理想社会，是整个中国古代文明谋求实现的典范。虽然儒家推崇仁、礼为基础的道德秩序，道家推崇无为而治的方略，但他们的核心目标都是要寻求一种圣人君主养成方法：通过不断修炼而达到圣人境界的统治者，便可以内圣外王，保护天下百姓，维护社会安定。在这种思维下，老百姓理论上虽然处在“民贵君轻”的高贵地位，是被服务被保护的对象，但他们从来不具备思考和行动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因而在老子的道德经中会倡导“愚民”的思想：“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很明显，这样的“愚民”理论完全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维护统治者通过欺骗人民达到压迫的含义，而是使人民在圣王的英明领导下无欲而自然的生活。事实上，在先秦乃至上古中华文明的圣王思维中，这种使人民在圣王领导下无忧无虑的生活状态才是社会所应谋求的最幸福的状态。在这样的思维系统下，人们反而无法理解如果需要所有的人民都起来共同参与决策是怎样的情形，无法想象出民主这个概念，更无法把民主与人民幸福相联系。可以说圣王政治已经是当时可以想象出的最佳社会运作方式了。　　理想总是丰满而现实总是骨感的。圣王哲学并不是没有问题，正如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一样，他们面对共同的问题是：圣人如何坐到领导者的王位上，或者如果有人已经坐到领导者的王位上，又如何保证他自觉的修养成圣人？毕竟，思想家构想的世界再完美，在真实的人类世界运行都一定会有各种问题出现，因为现实世界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虽然传统思想从来都把尧舜禹的禅让当做经典范例，但当年的禅让以及禅让存在时的社会大背景是怎样一种状况，对后人而言也永远只是个传说。及至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华历史中，先贤们所期待的圣王统治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孔子如丧家之犬般奔走于列国，没有任何一个君王肯真正接受他的理论。直到几百年后的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孔老人家的圣王哲学已经被董仲舒改换了面目。尽管圣贤们描绘了一个由圣王领导的美好的大同世界，激励我们去追求，但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不断更迭的朝代历史中，真正可以称得上明君圣主、能给国家民众真正带来利益的皇帝是屈指可数的，而且凤毛麟角的几位功勋卓著的皇帝，也远远不及传说中的尧舜禹那么英明伟大。因而我们也不得不说，我们在开头所期待的一种由光荣伟大正确、无比英明、绝不犯错圣王统治的理想社会并不现实。　　当然，尽管圣王政治的理想并没有全然成功，但也不是彻底失败。不可否认的是，圣贤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此后的文明史。在这些至圣先贤的哲学思想指导之下，中国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知识分子官僚体系。君道虽不能大行其道，但臣道却得到充分彰显。那些严格遵循圣贤思想的知识分子构成了统治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大多以国家安定和天下苍生的幸福为己任，保证了整个社会稳定有效的运行。伟大的思想与相对进步的制度相配合，为我们的民族一度创造了无可比拟的辉煌。　　这里要强调，在中华文明思想体系里，在对圣人养成的理论探讨中，将人对社会的责任、道德的追求上升到精神超越的高度这一点，是中华文化最为伟大、最具恒久价值所在，是中华文明精神价值之核心，是最需要国人继承、并与西方世界沟通之处。梁漱溟、唐君毅、冯友兰等民国时期的大家也反复为我们强调这种中华人文精神的宏伟博大。但现在也不得不遗憾地说，随着百年来种种变革的洗礼，作为中华文明最伟大象征的人文精神和哲学思想，今天已经在中国人心灵中完全丧失了。我们常说要对文化“去除糟粕取其精华”，但今日的现状便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精华所在早已丢弃得一干二净。中华文明曾经赖以创造辉煌的最核心的价值观已然不复存在，那么今天我们不仅更加不可能幻想圣王明主的出现，连同由贤德的知识分子构成的官僚体系也同样无法期待。　　2.2 中国古代政治体系的缺陷，以及体现在国民性当中的文化残留　　会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我们过去那一套政治思想体系曾经创造过无以伦比的辉煌，那么我们今天将过去所有的东西完全恢复起来，是不是就可以期待中华民族的复兴？于是便已经有人忙着开始教小孩子读《三字经》、《弟子规》，教妇女读《女德》，行跪拜大礼，以为民族可以在这样的舍本逐末中重振雄风。　　我们不能简单地忙着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仔细思考中华民族完整的命运，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华民族虽然一度强盛，但最后也落得被列强瓜分、内忧外患的结局。老子说“反者道之动”，现实世界中任何事物都与其反面同时相伴随而产生。中国古代的一整套皇帝加知识分子官僚体系的社会运行模式固然有其进步性，但也并不是不存在问题。圣贤的思想无论再伟大，但事实上都导致了一定负面效应，那些植根于人性中的弱点，在体制逐步的固化、思想逐渐僵化的过程中，不断放大，那些来自于文化而产生的国民性，与被我们遗忘的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不同，它被民众一代代保留继承，不被知觉地深深烙印在每个当今中国人的血液中，体现在当今每个中国人的行动上，思想里。　　首先，我们的国民性中深深植根着一种等级意识，尊卑意识，和一种自我人格的取消。梁漱溟说，中国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以至于中国人心中没有了我。当然，我想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对自我的认定和独立人格的追求，只是所有的“我”都建立在与他人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上，而这种人际关系又带有了等级尊卑的印记。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人性的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他强调道德所建立的人际关系基础、以及人与人的相互性，强调在对他人责任中实现个人道德乃至精神的升华，这对当时的社会稳定当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这样的思想在长期实践中，无疑会增强人与人尊卑观念，并削弱个人尊严和独立意识。特别在统治阶层的利用和改造下，这种思想便容易扭曲僵化而形成对人性的束缚，以至于到一种鲁迅笔下“人吃人”的程度。这样的人格深深烙印在今日中国人身上，因而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人在乎他人的眼光，或者说“好面子”，事实上是没有独立人格意识，将他人评价作为自我成功的标准，并将对人的评判等级化，尊卑化。我们喜欢炫富，我们总是问别人看得起看不起自己，这与西方文化中将自我完全不与他人评判相联系的人格是完全不同的状态。西方人崇尚个性解放，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做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管你用什么眼光看我，管你看得起看不起我。这样的态度更容易生发多元化的评价体系。而在中国社会中，评价标准一定是单一的，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有面子什么是没面子的标准是明确的。在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还未丧失的古代社会，人们将一个人是否忠孝仁义作为判断的标准，这种建立在道德评价基础上的社会当然也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今天随着这种核心价值观的丧失，人们的评价标准只剩下拜金主义式的有钱没钱，整个社会进入一个疯狂逐物的状态也就不再奇怪了。很明显，如此思维模式下拜金主义盛行对整个民族是一种伤害，它使整个社会陷入堕落，也使得个人陷于极大的被物欲比较的痛苦中，毕竟物质追求永无满足，也永远无法带来精神超越的幸福感。因而，对中国的年轻一代，追求西方式的独立人格是多么巨大解放。在这一点上，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刚刚欢度的农历新年，面对老一辈不厌其烦地关于收入、房子、车子、婚姻、孩子的盘问、比较和炫耀，年轻人更多地希望表达一种抗拒：我怎么生活与你何干？这是一种西方式的价值观，但它绝不是西方某些主流所宣示的永恒真理般的普世价值，它与东西方政治较量无关，与五毛美狗无关，它背后没有任何利益，它的思路极其简单，对于今天的中国，它仅仅代表一种崭新的思维，可以化为最简单的一句：“我要自由的生活和独立的尊严，不在意他人评价和眼光”，也许正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对今天的中国人的心灵便可以意味着一种人性的救赎。　　其次，古代圣王政治的传统思想模式给中国国民深深烙下这样一种国民性，正像很多人所说：中国民众像孩子般期待被保护。正因为圣王思维强调的是领导者的责任，百姓处于被领导被保护的位置，因而中国国民天然渴盼明君圣主的保护，就像他们曾经一直跪拜在伟大君主和青天大老爷脚下那样，他们不习惯自我的管理，他们情愿乖乖不闹事，然后自然有大人物带给他们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的生活。除非上面的统治者真把他们逼上绝路，否则，依附在权力脚下的不需要思考的生活才是合理的生活。因而每次社会变革，每当人民看到了些微伟、光、正的圣人领导的点滴影像出现的时候，便打鸡血一般地支持拥护，因为他们如此喜欢强力的统治者，哪怕这种强力可能会预示着强权甚至是独裁，他们也无动于衷，因为他们的眼中只选择性地接受强有力的圣王可能带给他们的顺从而安稳的生活，这对他们而言已经足够了。至于强权的统治下，由不得他们去想任何问题，那也就作罢好了，既然一切的思想和生活早就为他们准备好了，那岂不更加省心。他们早已习惯了不去想任何问题，甚至他们已经很难适应需要去想问题，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去追求、去争取的状态。所以，在几千年的社会中，百姓越顺服，反而越欢迎强权的统治者，因而统治者就越加强权，反过来百姓生活就越发凄凉，但百姓却同时越发安于这种顺从、安稳而凄凉的生活，自我告慰说一切都是命。社会就是在这样的越发强权对越发顺服的恶性循环之下，逐渐走向的衰落。　　中国人这样的国民性不仅表现在整体地对权力阶层的态度上，同样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个人对社会生活的漠不关心的行为中。对于中国传统中的每一个个体，个人的人生选择通常是：要么就选择考取功名走上仕途，为天下太平苍生社稷努力；要么就选择当百姓，当顺民，一切都听青天大老爷的。当然，社会另外也有一种叫做“奸佞小人”的假公济私的人。但不论中国人做怎样的人生选择，思想观念中都不具备西方式的公民意识。　　这里要强调，中国人天然就不具备公民意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思想就是错误的。公民意识是来自于西方观念的价值判断，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之上，定居的农耕生活自然生发出以家和家族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乃至整个天下也属于帝王之家。春秋战国时期家就是国，国就是家，这种家国概念本身就截然不同于西方式的公共概念，因而中国人基因当中就没有公众意识，公共概念，这本身也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我们把眼光扩展到整个人类世界的全部历史中，我们可以说无论中国模式的价值观还是西方模式价值观都没有绝对的好坏。价值观的合理性都是对应于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生产与社会组织方式的。但问题在于，今天我们进入到了以公民为基础的工业化社会组织结构当中，不管当年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放弃了那样农耕的社会模式，被逼无奈也好，追求进步也罢，我们已经不可回头地被西方拉到了他们的社会模式轨道之上，这样的社会是建筑在公众决策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家族宗法基础之上的。今天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每个社会成员都需要放弃一些传统的固有思维，需要学习和适应做一个具有西方式概念的“公民”。这样的学习可能需要很久，毕竟西方公众意识的逐渐养成，社群生活和民主制度的磨合与建立都是花费数百年时间的。我并不相信西方所谓主流的将某种价值普世真理化，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今天的社会结构中，这样的价值观是最为合理的。　　2.3 公民意识如何养成？那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观念　　习大大的反腐最近颇有力度，正是那些腐败的当权者不惜牺牲公众权益而获取个人的私利。而我们国家绝大部分环境问题也都来自于这些人对经济发展和私利的疯狂索取，和对大众福祉的漠视。反腐风暴遏制了官员对公共财富的挥霍，带来了对公共资源的大幅节省，这的确是好消息。但是，在众人拍手称快，不惮用最恶毒的语言问候那些贪官污吏祖宗八辈子的时候，我问过很多咒骂的人，假如有一天魔法降临角色转换，突然把你换到那个大官的位置上，你会跟他一样贪污吗？所有人毫不犹豫、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地说：有钱可以贪那当然要贪啦。但如果随便找个西方人来问，把你放到大官的位置上你会贪吗？他头脑中电光火石间最先闪过的念头一定是：那怎么可能，肯定会受到严重惩罚的。两种结果，当然反映了两种制度，一种依赖当权者的素质，一种依赖民众的制衡，只有后者才能真正稳定地、有效地、体制性地从源头控制腐败，而这一切制度的保证无疑都建立在作为社会粒子的每个社会成员观念的进步性上。合理的观念表现为：每个人，当他在群众的位置上，他会认为权力者获得权力的唯一目的是为大众服务，因而自己一定要站出来制衡权力者的权力，使其权力使用不能超越服务大众这一范围；而当他在当权者的位置上，他会认定有群众会制衡自己，而且这是天经地义。只有这个时候，只有这样的观念逐渐确立的时候，公民的民主的社会才得以建立。民主的具体方式也许不尽然是照搬西方的，制度具体的运行也许是各有特色的，但是在社会中涌动的、作为社会文化一部分的最基本的公民观念一定是不可取代的。　　当然，假如我们带着“如果你在大官的位置上，你会贪吗”的问题，穿越回中国古代，问问那时候的人，除了仍会听到很多人说：“有钱可以贪那当然要贪啦”之外，一定会得完全不同于上面的两种回答的第三种答案，那就是：“我为天下黎民百姓的福利而生，我秉承仁义道德，我绝不会贪”。这是代表孔孟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回答。一方面，我们可以为我们文化中的优秀精神骄傲，一方面，我们也不禁感叹历史，在数千年的文化长河中，尽管中华人文精神如此感天动地，但在实际政治实践中，单单靠人性善，靠个人道德自觉性维持起来的社会官僚体系还是显得不那么稳固。尽管有无数耿直清廉、甚至舍生取义的名臣标榜历史，但他们仍然无法保证圣明君主的产生，无法避免体制性的奸臣贪官的广泛存在，无法改变人民被倾轧，以及国家社会治乱循环的局面。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让我们抛开种种文化冲突和政治偏见，带着理性和客观的眼光面对人类社会和人性，难道对每一个个体人格的尊重、个人尊严的伸张，不正是人类文明本身在寻求的吗？在一个以工业化生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个人之间的人格平等，统治阶层与民众之间等级的消除是必然的事情。　　一百年前，刚刚面对变革的中国人，对于那些民众要让权利阶层为自己服务的观点是畏惧的，不可理解的。直至今天，大部分民众其实仍然不敢去想象，如果自己可以作为一个与官员平等的个体而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那是怎样一种情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大多仍然把个人的利益锁定在自家屋檐下那一方小天地里，社会的公共的事务基本与我无关的。不管这事对自己有多重要，老百姓都会说，这不是我能管得了的，这是人家官家大老爷该操心的事情。而典型的西方式思维是：我是社会的公民，维护我自己的权益是我作为民众的责任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国，大部分民众仍然更欢迎权力层为他们表演用强权摆平问题，从而给民众带来福利的圣主明君式的戏码，他们甚至可能为了这种戏码的上演，不惜任何后果地将支持与信任投给强权乃至独裁，毕竟这是数千年的传统。中国的民众对圣主明君的追求，对在圣主明君的保护下当顺民的追求仍是狂热的。可是，我们也不能不理性面对曾经的历史，认识到这样狂热的追求并没有成功的保障，反而会将民族置于危险的境地。　　对于在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你能做的也许很有限。对于环境保护这样的公共事务，你也许只能打个投诉电话12369，而且打了也可能没人接听，你也许觉得这根本没用，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去打电话，去投诉，去转发文章，去议论，去发出我们的声音，这本身就是公民养成的最基本过程。你的投诉也许并没有获得实际的效果，但当你愿意将自己当成公民去发出声音的时候，当你与周围的朋友互相讨论公众事务的参与的时候，当你告诉子女自己是担负社会责任与权力的公民的时候，当你不再是简单地把希望寄托在政府官老爷身上，而是相信政府的成功、公众福利的实现有赖于每个公民的对权力者的监督与制衡的时候，你个体意识就已经完成了农耕时代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了，你就已经在影响周围的人，更关键的是在影响你的下一代了。这时，属于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新时代，便真正开启了。　　历史走到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公民意志觉醒，平等人格的养成，以及社会公众事务参与的责任感，或者一种官方常说的社会主人翁意识的培养，是我们每个公民必须要不断学习的。观念的改变也许需要几代人时间，只有在我们每个个体不断地尝试去改变的过程中，一代代的国民才会逐渐转化成为更具公民意识，更加能够建立起合理的民主制度的人，这个时候谈制度才更有意义，才不会陷入关于意识形态之类无谓的是非对错的偏执之中。因为制度不是僵死的，制度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权衡不断革新的过程。卢梭将民主制度的设定描述成一种社会契约，社会契约的建立当然仍有很多需要探讨的原则和方略，但一条最基本的法则是：只有一群有公民意识的人才可能构筑起相应的民主制度，社会事务的运行才能以大众的福利为核心顺利运行。　　你也许还在抱怨官员的蛮横嘴脸，各种洗脑删帖，各种禁播，各种大头武媚娘，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不拿起电话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改变又怎么可能实现呢？既然我们还可以电话投诉举报，还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这声音仍很弱小，即使公民可以带来的改变很有限，但一切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不是没有希望变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应该试着开始努力呢？你打一个电话也许不一定有用，但如果你不打，那就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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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能打字啊。　　你先回答一个问题：柴静为什么拿雾霾说事，而不是-----比如森林砍伐，地沟油？　　再回答你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不是简单的什么党什么制度的问题，背后更重要的是组成这个国家的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的头脑中是什么样的思想和观念的问题。”------你是路过中国吗？假装看不见？教育部傻？剩下的你自己想吧。　　最后说一下柴静，柴静，就这件事儿来说，是对的。但是，对晚了！！！
　　MARK...
　　说的好。呃呃呃呃呃呃呃　　
　　@华南虎咖啡馆
21:20:12　　还真能打字啊。　　你先回答一个问题：柴静为什么拿雾霾说事，而不是-----比如森林砍伐，地沟油？　　再回答你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不是简单的什么党什么制度的问题，背后更重要的是组成这个国家的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的头脑中是什么样的思想和观念的问题。”------你是路过中国吗？假装看不见？教育部傻？剩下的你自己想吧。　　最后说一下柴静，柴静，就这件事儿来说，是对的。但是，对晚了！！！　　-----------------------------　　教育部不傻，谁都不傻，有权力的人最精，但如果你觉得因为他们精，或者他们故意让别人傻，别人就一定会傻，只能傻，永远傻，那你就是真的傻。先问问你自己，别人让你傻的时候你傻了吗？
　　靠，回复都删除了，楼主绝对牛，亏你写了民主，哎连不通意见都不让发！
　　没看完，太长了。远的不用说，看看日本和韩国，以前这两个国家也是君主制以及深受中国儒家影响的国家，更远一些还是向中国年年进贡的小藩国，同时它们也经历过二战，日本还受过两颗原子弹的毁灭然后战败投降，韩国亡国以及60年代遭受朝鲜的入侵，短短几十年里，它们能完全改过来了，民主化了，国家强大了，为什么？这还看不出这是一个以民为主导和一个以官僚为主导的体制性差异所造就的两种结果吗？说明了儒家的愚民性是可以在几十年内在老百姓心中完全去除的，关键是统治者想不想这样做，然而他绝不能以统治者自居，开放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也是唯一的方法。
　　（三）经济发展与环保到底能不能否统一　　在柴静的调查中，发达国家似乎拥有令人向往的环保成功经验。很多人错误地以为，只要科技发展了，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可是，我国伴随这些年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水平在各方面都相当先进。中国根本不缺科学的监测手段、先进的环保技术，更何况，很多环保设备本身并不属于高科技的范畴。最后你会发现，在中国，再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无用武之地，因为一切问题到最后都变成民主政治的问题了。至于如何唤醒公众意识，建立民主社会，进而保障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上篇已经大篇幅讨论，不再赘述。那么是不是只要拥有先进科学技术，同时又有民主法治做保障；只要一切照着发达国家做，就万事大吉了？换句话说，西方环境治理已经以胜利告终了吗？他们成功治理雾霾的措施——环保技术应用和能源结构调整——都是完美的吗？　　3.1 西方是否完美 　　先说环保技术的使用：虽然发达国家在民主法治管理的保障之下，充分采用新型环保技术和环保设备，有效遏制了环境污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环保技术也是要花钱的，科学技术的研发、设备的生产，同样是要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和能源，有可能带来其他形式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再说能源结构调整，柴静反复强调英国油气能源取代煤炭能源的能源结构调整的成功实例，可是要知道，油气能源本身也并不是完美的能源形式。雾霾消除和天空变蓝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今天，发达国家虽然不用担心雾霾问题，但包括油气能源在内的所有化石燃料的燃烧，都会产生难以控制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剧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在发达国家，这一困扰也并没有随着能源结构调整有些许改观。当然，柴静的影片关注的只是雾霾问题，因而忽略其他问题无可厚非。但我们也要清楚的意识到，并不是说只要有蓝天白云，环保行动就可以宣告胜利，我们就从此可以生活在健康安全的环境中了。　　说到能源结构调整，的确是一个复杂而严峻的问题。在能源如此重要的今天，如何获取既环保又充足的能源是现代社会永远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很多人批评柴静的调查不专业，因为她只强调了天然气作为替代能源的重要性，而不提及其他清洁能源方案。但如果我们一一探讨每种能源的优缺点时，又会发现，能源结构调整和清洁能源使用本身就隐藏着困局。　　人类目前最主要能源形式当数化石燃料，无论是煤炭、石油还是天然气，那些亿万年被植物固定在有机物中的太阳能，经过人类的开采使用，将能量迅速释放，并将有机物分解为二氧化碳的形式排放到大气中。如前面所讲，即使我们可以采用环保技术控制煤炭石油当中的有毒物质排放，或者干脆采用更清洁的天然气以减少污染物产生，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仍是很难控制的，因而任何技术手段都很难根本消除化石燃料燃烧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况且，化石燃料总有耗尽的一天，因而科学家开始考虑水能、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先说水力发电，当年三峡工程持举世瞩目，浩大工程持续将近十年时间，牵动百万大移民。这一开山辟地的卓绝工程，为社会提供巨大电力能源的同时，避免了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污染。可是，巨大的争议也伴随而生，大坝工程对长江生态环境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使得诸多珍稀生物濒临灭绝。换句话说，这样的水利工程，仅仅是将人类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转移到了水体环境。同样著名的案例还有埃及阿斯旺的水坝，其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一样让人警醒。自然环境是水体、空气、土壤及生态系统形成的整体，没有说空气比水体重要，或者气候比生态重要。在环境问题上，任何一个部分的破坏都意味着整体的失败，任何对于局部成功的满足都是狭隘的。风能、太阳能似乎对生态的影响少很多，但是他们所需要的大风或强太阳照射的条件大部分地方都不容易满足，同时还存在造价高、能量转化效率低、占地面积过大的问题，因而很难得到规模化应用。同样效率低、昂贵而难以规模化的能源还有地热能。既然这些能源形式能都不理想，人类又将目光投向核能。核能倒是较为清洁高效的能源了，唯一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安全，以及如何避免核废料的污染。无论是军事还是民用，核技术的使用本身就代表着极大的危险性，每一次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都会给当地笼罩巨大的恐慌。何况核电站的新建虽然容易，但为了保证安全，要想拆除废旧核电站，反而需要消耗无比巨大的成本和资源，因此，人类对核能的使用也不得不慎之又慎。近年来，又一种貌似完美的新型能源——生物燃料横空出世，西方世界一片欢欣鼓舞。但是，始终有冷静的科学家保持理性头脑。剑桥大学物理系教授David MacKay，在他的演讲A reality check on renewables中，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计算告诉我们，如果想要完全利用生物燃料提供汽车运行动力的话，那么单单为了满足一条普通道路上汽车的行驶，也需要沿着整条道路种植一条长度与道路相等但宽度为八公里的植物带，然后从这么多的作物中才能提取足够多的生物燃料保证这条路上汽车正常运行，可见多么不现实。特别是在当今粮食短缺已成为全球难题的时候，对农作物过量需求势必导致对生态和社会双重打击。转了一圈下来，你会发现，根本就没有一种既不会对环境产生任何影响，又能源源不断提供给我们能量的完美能源方式。David MacKay教授说得好，很多时候，我们绞尽脑汁发明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反而不如我们随手关一下灯，少开一会儿车来得加节能高效。　　单单一个能源问题就如此复杂，更何况除此外，环境问题还包括资源耗竭、水体土壤污染、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遭到威胁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尽管西方在针对雾霾等环境问题治理方面卓有成效，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发达国家在整体的环境保护工作中仍然是失败的、是力不从心的，否则西方的民众也不会至今依然一次次走上街头针对环境问题不断抗议。在柴静的视频中，美国洛杉矶通过先进技术设备的应用，使得空气污染状况在汽车数量上升的情况下却逐步下降；英国随着油气时代代替煤炭时代，经济实现了翻番，而空气污染问题也随之解决。表面上看起来，发达国家好像已经做到经济发展和环保的双重胜利——如果我们把雾霾问题当做是环境问题的全部内容的话，也许可以这么说。但是，谁又可以把雾霾的治理等价于整个环境的治理呢？像柴静那样将雾霾的解决和GDP提高的表象，当做是环保与经济发展的统一，这样的看法是片面而又错误的。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发达国家将污染转嫁到别国，自己坐收经济利益这个部分的话，他们的成功就更大打折扣了。　　可如果发达国家环境治理只是局部的改善，并不是整体胜利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问：难道经济发展真的无法与环境保护达到统一吗？如果发达国家都没有办法成功，那他们的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3.2 经济发展与环保为何不能统一？科学的有限性　　典型的西方思维是乐观的。正如柴静的影片中，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Ed Davey无比自信的回答：只有开放市场，才能分享智慧，寻求创新，才能得到最好的东西。西方观念相信只要引入足够的竞争，激活足够的创造力，只要有效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问题终会迎刃而解。这是典型西方浮士德式的信仰，靠市场、靠活力、靠科学技术战胜自然，靠无限的上升，无限的进步，最终人会定胜天。在西方逻辑之下，经济发展是不能停止的，而环境保护同样要实现。只要肯追求，一切都能实现。　　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在单位时间内所能提供的自然资源和所能承受的破坏都是有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仅仅在于有限度地增加资源的利用率以及自然承载的上限，但是无论科学技术多么发达，人类都不可能用有限的自然资源创造无限多的产品，不能使单位时间内自然承载力无限增加。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发展，天生就并不考虑自然环境承受界限，而是本能性地追求人类物质欲望和物质生产的无限度膨胀。虽然，如乐观的西方人期望的那样，竞争和发展的确可以带来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但他们忘记了：科技发展背后是科技人员无比艰辛的探索活动，而人类贪婪的物质消费则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抵消由艰难的科技进步带来的福利。换言之，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很难超过人类贪欲的膨胀速度，况且，科技不仅帮助人类保护环境，也同时可以助力于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破坏。因而，尽管西方期望的有活力的竞争和技术发展一直存在，也的确提供了巨大的正面作用，但经济活动也总是轻而易举突破这些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的上限，最终超越自然的承受极限，造成不可逆的环境破坏。所以，自然有限性，和人类经济追求无限性的矛盾，本身就是物质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根本矛盾。只要这个矛盾是存在的，那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就永远不可能在根本上达成统一，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达成有限的缓解。　　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有所谓理性派津津乐道于可再生资源，好像“可再生”三个字这就意味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限，但事实上再生并不能跟无限划等号。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程度取决于转化率，转化率本身就不可能无限制增加。拿水资源来说，被人类使用而污染的水源，需要重新净化才能被重新使用。科技再发达，所能达到的污染控制及净化效率都是限度的，而水资源在自然环境中的更新、再生更需要漫长的时间。即使我有一个魔法仙女棒，可以允许地球上的人无节制污染水源，无论污染多严重，只要仙女棒一点，都可以一秒钟把所有的污染的水体变清。即便这样，地球上也最多只有一百亿亿吨水，单位时间内不可以污染更多。更何况，这一百亿亿吨水也不可能全部给人支配，否则你叫海洋、冰川、湖泊置于何处，用什么蓄养万物，完成生态水循环？再者说，科技就算再发达，也不能幻想跟仙女棒一样神奇。现实不是童话，不可能异想天开。　　所以结论就是：一、经济不是不能发展，人类追求物质生活提高本身也不是罪过，但经济发展一定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取决于自然承载能力，科学技术水平和人口水平。说到人口，又是中国令人心酸的劣势。我们不能一味地问“发达国家车多为什么不污染”这样的问题，发达国家技术水平高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他们地广人稀，人均资源占有量本身就比中国高得多。他们即使每人一部车也会比我们汽车密度低。总是拿发达国家做参照不见得都合理，如果要中国人都达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也许要再多几个地球才够。结论二、如果科学技术赶不上人的贪欲，那么科技便无法从根本上帮助人类解决环境问题。前面我们说过，在一个缺乏民主管理的社会，科学技术对环境保护而言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它根本无法实际应用。可是，就算在发达国家这样民主法治的社会，在竞争激烈、科技创新蓬勃发展的发达国家，科技仍不是万能的。西方式的保持创造的活力，促进科技的进步并没有错，根本错误在于资本主义所追求的经济发展的无限性。如果我们任由经济无限飞跃，根本不考虑自然承载能力，以及科技能达到的限度的话，环境问题就永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书，用已经非常详尽的科学计算，为我们阐明了经济无限增长与有限的环境承载力之间的根本冲突，值得全人类深切思考。如果人类以为有了科技，就可以狂妄地用有限的自然挑战自己无限的追求，结果当然注定是要失败的。
　　当然，科学技术的限制不仅于此。在环境问题中，很多不直接与人类生产技术相关的环保内容，例如如何保护野生动物，与技术的发展就毫无关系。但很多人会说，即使不谈技术，科学认识本身就可以给我们真理性指导，让我们采取正确的行动达到成功呀。可是要知道，科学也只是人类对外部世界万千认知方式当中的一种。虽然这种方式是人类目前达到的最为先进可靠的方法，但它绝不是完美的。前面说过，环境问题包含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许多不同的领域；整个自然环境也是一个囊括所有有机生物世界和无机水、空气、土壤层面的有机整体，各个部分，各种问题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单单把这其中任何一个部分拿出来集中力量整治都不能带来整体的提高，甚至会带来其他部分更加恶化。例如之前提到生物能源保护了大气环境，却加重了粮食危机和生态破坏；水利大坝虽提供了清洁能源，却破坏了生态环境。这些的举措，只能将环境的一方面的问题转嫁到另一方面，并不见得能总体上减少对环境整体的破坏。但科学研究方法就是要把问题不断的拆分和细化，这种局限就注定科学到目前为止，并不能很好地具备把握全局的能力，很难帮助人类有效处理好物质生产与环境的关系。今天的西方人面对环境问题，有点像西人治病一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问题就在于他们的认识方法总是倾向于用简单的拆分的逻辑看问题。但环境问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各个击破的方法完全不适用。所以，如果看不到问题的本质在于对经济发展的限制，而只是一味地迷信科学和技术的力量，那不但不能帮助解决问题，反而会更加剧人类的狂妄心理，更加阻碍人类针对问题的本质采取行动。这样的结果就是，人类不但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真正将经济控制在自然承受范围内，从而从根本上达成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反而会促使人类一味地躺在科学技术所制造的童话幻梦里不可清醒，向着一条毁灭的不归之路越走越远。　　科学技术是有局限的，但话又说回来，科学技术有局限才是正常现象。人类是宇宙孕育出的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不是造物主，本身就不可能绝对参透自然真理。真正不正常的地方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人类的狂妄的科技崇拜心理，将科技当成神，以为只要借助了科技，就可以无所不能。人类永远要记住，科技之所以不是仙女棒，是因为无论科技再发达，人类都不可能违抗自然法则，任由自己的意志随意摆布自然。人类任何试图违抗自然规律的尝试，只有一个结果，就是遭受自然惩罚。
　　这世界上，科技永不能超越的最伟大的力量依然是大自然的力量。因而，事实上我们所说的“环境治理”也只能是对人类社会内部污染源头的整治，而绝非强大到对自然环境动手术。污染一旦排入环境中，凭人类目前的科学技术便无能为力了，不要幻想人为的净化空气、净化河水之类的直接环境治理的可能性，因为科学目前根本不具备整体把握自然的水平。因此，我们常常听说一批批院士在河流湖泊治污当中败下阵来，可是他们如果不败下阵来那才是悖逆天理。没有从污染源头的控制，没有对物质发展追求的节制，想要单凭科学技术就能对抗天道法则，这样的行为本身就很愚蠢！　　一切已经形成的污染想要恢复，最终只能靠大自然自身的平衡与净化功能。平衡，是大自然的根本法则，它代表经过漫长时间各种力量相互对抗后，一种稳定而不失活力的秩序的建立。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走在平衡建立的道路上，阴极而转阳，阳盛而转阴，为的无不是一种平衡的建立。我们为什么喜欢天然，因为天然代表的正是一种以稳定秩序为基础的和谐安全。事物一旦被拉离平衡状态越远、越迅速，反弹就越激烈，重回平衡状态的时间就越漫长，内部的个体所承受的伤害和风险就越巨大。所以环境保护根本为的是保护人类自己免受灾难。但人类至今仍在变本加厉地对自然进行更深刻的改造。从最开始物理性的破坏，到化学性的破坏，虽然深度和影响已经颇为剧烈，但至少去除污染后，还是可能期望自然能够在上百年时间内恢复的。现在人类又要将挑战进一步深入到生物基因的水平，打破生命世界一切界门纲目科属种的限制，让基因在任意生物之间胡乱组合。虽说我们不能绝对地说任何转基因技术都意味着危险和生态灾难，因为转基因技术带来的污染后果，与其本身基因改造的剧烈程度，以及污染控制的严格程度都密切相关。问题就在于，在浮躁的现代社会，特别在像中国这样监管不健全而乱象丛生社会，转基因技术很难得到真正严格控制，失控随时可能发生，大自然经过千万年进化而达成的生命秩序很有可能在一夕之间被彻底打乱，一旦有致命的基因污染进入环境，会造成怎样的灭顶之灾，会用多长时间才可能修复，人类何处躲藏，就只有天才能知道了。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想要指望科学给予答案的人，就如同相信童话仙女棒一般幼稚。　　每当我们说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的时候，我想说：不要想得太好，真有“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说明最后还可能治理成功。怕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也许本身就是个不可实现的神话。
　　（四）路向何方？东西文明之融合　　4.1 西方文明批判 　　这样看来，若想达到人类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不仅在于科学和民主的有效应用，更重要的是将经济活动有效控制在自然承载范围之内、控制在科技所能达到的限度之内。但问题是，经济无限发展似乎正是西方文明存在的基本法则，经济无限发展背后是更根本的是人类迷信科技，失去敬畏，纵欲无度的思想在作祟。因此如果我们不能深入西方文明根源，根除文明思想源头的病症，调整文明向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就难以彻底找到拯救未来的希望。　　西方怎么了？历史也许可以给我们答案。两千多年前，当西方人的祖先——日耳曼蛮族承袭古罗马领土、继承了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这两种截然迥异的文明，并形成一个内部冲突的文明怪胎的时候，历史就已经预示了未来在这个文明怪胎内部将会发生的激烈矛盾与分裂。毫无悬念地，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终于在唯物与唯心、科学与宗教的断然分裂与争执中愈演愈烈。唯物与唯心的对立，宗教与科学的斗争，使得人类对现实事务的追求与精神超越的向往陷于水火不容的境地。科学与宗教两者对人类社会缺一不可，本该相辅相成，共同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石。而这两方断然对立与冲突却使人类陷入进退两难的危险境地，选择任何一方结果都是致命的：要么是进入宗教禁锢的黑暗世界；要么陷入物欲横流的精神堕落，两种结果同样可怕。　　如果继续追问唯物与唯心的对立从何而来，恐怕就要回溯到对古希腊哲学及其宇宙本体观念的拷问上，或者不得不说古希腊哲学在对宇宙本体思考的设定当中就出现了问题。在欧洲中世纪的一千年，古希腊文化逐渐遗失。当时的西方人虽然粗鄙无文，但也安于宗教文明的统治。直到十字军东征，古希腊文明由伊斯兰世界重新传回西方，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也伴随着社会整体文明的进步，逐渐走向开化的西方人重拾古希腊哲学家的那些关于宇宙终极问题的思考，重新展开了新一轮的唯物与唯心的大辩论。在这场旷世大论战中，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批唯物主义者开创了一种新认识方式：通过理性的实证方法检验事物的正确性，并对任何无法用感官验证的事物保持怀疑——科学就此诞生了。再接下来，科学创造了技术，技术又推动生产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到来，配合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启蒙运动等思想领域的巨变，唯物最终战胜唯心，科学战胜了宗教，现代文明就此产生。人类看似从宗教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但也同时堕入一个失去精神超越的世俗世界。正是因为现代文明的哲学宇宙观，彻底切断了人类通往宇宙终极精神超越的路径，以至于人类全部精神只能向物质追求方向伸展。人的观念从对独立自由人格的追求出发，逐渐膨胀为毫无敬畏的狂妄。科学给予人类极大的自信，人类于是将对神的崇拜转而投向对科技的崇拜，决心用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做整个宇宙的主人。特别是在浮士德式的永不满足的精神刺激下，西方世界进入了疯狂逐物的物化时代。自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的发展速度就在成倍地翻新着，生活节奏越发紧张，物质增加已经不再考虑生存需求，而是建立在欲望刺激之上。欲望永无止尽，因而物质的贪欲就永不停息，整个文明也因此具有了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导致了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贫困、战争等种种问题的出现。　　但这样的时代也不单意味着自然环境的毁坏，同时意味着人类文明精神世界的崩塌。心灵无所安顿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人类的精神只有获得一种宗教性的超越，才能够得到终极的完善，达到至上的幸福。对物质疯狂追求所带来的快感只是幸福虚幻的假象。将物欲和物质发展当成信仰的人类，必然陷入精神的空虚、异化、焦灼，陷入被欲望奴役的痛苦之中。以萨特为代表的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更是凸显了近代以来西方人类精神世界对自我存在的迷茫，和价值取向的错乱。人们最初只是简单地想冲破宗教束缚，获得自由；人们原本只是希望生活不至于太过困苦，从而多些幸福快乐。可是发展到今天，却走到另一个极端：当人们每隔几个月就翻新一次手机电脑，隔两年换一部新车，衣柜塞满了穿也穿不完的新衣服的时候，理性的思考一下，这些充塞我们生活的物品，除了带给我们获取金钱的压力，物质的刺激快感和焦虑外，到底给了我们多少生活上的改善，到底带给我们多少生命本真的幸福感？高举唯物旗帜的人忘记了，对人类而言，一切对外物的求索，最终只有满足了内心对意义的思考才能产生价值；人类对所有物质追逐的终极目标，到最后也不过是无比唯心而又精神化的“幸福”二字。对于一个人的人生，如果全部的生活只有焦灼地物质追逐，而没有发自灵魂深处对幸福的觉解，那将是多么失败而悲哀的人生。对于这个世界上任何形式的文明而言，如果其全部追求的目的仅仅在于物质上征服和享受，如果它根本不具备人类更加伟大的精神性创造和升腾，那么这样的文明也定会走向崩溃瓦解。社会一定是进步的，经济一定是要发展的，这只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个幻想的定式。不要忘记，物质的大发展不一定能给人带来理想的生活，比所谓经济发展更加重要的是人本身的健康幸福满足，以及整个世界的和谐。　　文明如同生命体，有新生、繁荣和死亡，会因其独特的合理性而彰显活力，也会因其缺陷而没落。回顾人类的文明历史，只有文明间不断的融合，不断的创造更合理的价值体系，才能迸发活力，带来新生，维持人类文明的生生不息。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正走在文明交融，新途开辟的道路上。我们正需要对现有文明不合理部分的摒除改造，进而开出一种全新的文明流向，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与精神超越的追求有机的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有效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人类带来真正福祉。新的文明需要具备更合理的形而上哲学思维，以及更深刻的宇宙本体认识论，而这样的文明流向，正蕴藏于中华文明深远的思想当中。
　　4.2 中华文明合理价值体系与东西文明之融合 　　不同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思想建立在一整套以天道终极作为宇宙本体的认识论基础之上，对天道的觉解，既不是片面的唯心，或者用西方的理解，它是客观的，它代表一种规律法则，但不是西方唯心的意识或精神；它也不是片面的唯物，因为人的精神可以与其达成一种统一，并在这种统一中完成精神的超越。同时，天道的存在并不与作为观察者的人类以及人类的意识截然对立。所谓“天人合一”。庄子的一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中国思想宏伟博大的创见。人就生存在天道无所不在的包容下，是天道的一部分，人的所有活动的最合理状态在于顺应这种天道流行，而人的精神也在向着天道终极的追求中完成对幸福的超越，这正是中国人信仰所在，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方法，说传统中国人没有信仰那是绝对错误的。这种思想体现在儒家当中，表现为将仁为基础的道德作为天道流行的一种具体体现，而人在忠孝礼义的道德信守中完成向天道的精神超越，这样的价值体系不仅可以维护现实社会的繁荣安定，同时可以实现个人对幸福的终极追求。因而，中华文明将人对现世的追求，与精神的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用现代的眼光看，中国哲学对宇宙本源的认知是理性的，它不会与科学探索的原则及内容发生任何冲突、背离，因此，人类任何对外部世界的科学探索，以及对现实社会繁荣安定的追求，同样可以有机统一在这样的宇宙本体认识论之下。同时，它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不借助于与科学相冲突的宗教的帮助，同样可以完成宗教性的精神超越的途径。在西方，科学与宗教斗争是以科学的胜利而告终的，此后虽然基督教仍然存留了下来，但其势力却在科学的打击下迅速收缩，逐渐势微，勉强支持着社会残存的精神空间。基督教之所以仍然存留，一方面是因为文化传统本身不可能随变革彻底消失，一方面更因为对人类而言，没有精神支撑是不可能安然生活的。所以，现实既离不开宗教，又不能解除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就只能靠暂且规避问题的方法保持宗教存在，但也只能是权益之计。因此今天的文明正需要一种与科学相辅相成的哲学式信仰来代替人格神宗教，既能彰显理性，同样又能达成人类精神的宗教性超越。而中华文明的哲学精神，正可以取代人格神宗教，作为新文明的精神正途。可见，如果以中国的天道本体论取代西方本体论，同时与西方的科学相融合，并用哲学式精神追求取代人格神宗教，这样的文明思想体系便一边沟通了科学对宇宙的理性认知，一边又打通了宗教性超越一途，进而消解了唯物与唯心的对立，从根本上解决西方文明物化的危险。这样人们在科学探索同时才不会失去对自然的敬畏，当精神立足于宇宙自然之时才不会陷入疯狂的物质追求，无度的物质发展才可能被控制。　　当然，文明思想的演进只是基础，实践中相配合的政治经济革新同样重要。资本主义靠消费刺激和物质无限增长而维持的模式无论对自然还是人类自身都是一种损害，但今天的世界，对经济发展的控制也决然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事情。今天摆在全人类面前一个难题是：整个世界都被纳入资本主义式的经济运作当中，在经济发展中越落后的国家将越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将会受到他人的胁迫压制。因而全人类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逼迫着向前追逐，即使任何国家种族自身无所欲求，也迫于压力不得不参与到经济发展竞争中来，也正因为这样的压力，使得各个国家都很难做到让经济为环保让步，难以达成环境保护的共识。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失败，正表明现有条件下对经济控制的困难性。　　但是，国家间无端的物质竞争对任何国家的利益都是一种损害。每个国家在这样的竞争中，即牺牲了环境利益，威胁到族群生存，同时也时刻面临着竞争失败的风险。只有国家间由经济的竞争转而为协作，形成利益共同体，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避免经济的无度竞争发展，达成符合自然承载力的适度生产合作，这样才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也才真正符合全人类共同的利益。事实上，今天全体人类已经被卷入全球化进程当中，人类想要获得利益最大化，共同体的建立也是别无选择的方向。但人类任何共同利益的达成，首先要建立在可以被全体成员认同的更包容的价值体系之上。很明显，这种价值体系一定不能以狭隘物质追求为中心（因为物质追逐必然导致纷争而非合作），而是需要拥有更博大深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个领域，中华文明正可以与西方文明融通，建立更能体现人与自然和谐、更能实现全体人类福祉合理价值体系，从而在此基础上帮助政治经济实现世界范围的变革，推动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的建立，用国家间合作取代不必要的争夺，才能有效遏制经济的无限度发展，使得全人类在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中，获得更好的生活。　　当然，对政治经济的探讨仍离不开对民主政治管理的关注。西方的公民意识，民主公正，同样是推动文明进步和政治经济变革的重要一环。毕竟，经济无限增长的受益人是持有资本的少数利益者，受害人是全体大众。只有一个更民主公平的社会，才能建立更有效的政治经济制度，使经济发展既不超出自然承受限度，又保证全体大众享受更长久广泛的社会利益。我们在上一篇提过中国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在民主层面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影响中国哲学根本之处天道宇宙观的合理性，也不意味着民主思想不能纳入中国哲学体系中来。恰恰相反，我们完全应该根据历史经验，去除中国文化中尊卑等级地位、刻板的宗法教条等已经不适应今日时代的部分，将中国文化原本建立在人际道德关系中的“人”，那个克己反省甚至“没有自我”的“人”，与西方的个性独立的“人”做一个良好的平衡，使得个体人格在担负社会责任失去自我和只讲求自我而失去社会责任两个极端之间，求得一个中道。人类的未来，在于东西文明的融合。西方世界需要东方文明提供的更高远的人文追求，东方世界也需要西方文明所提供的现实性的民主社会运行方式，而这两者相互补足下，才有可能创造更有效运行的社会经济秩序，同时保证一个可持续的自然。　　作为中华文明直接继承者的中国人，要仔细反思自己的文化。我们对自身文明种种打击，对文明最精髓价值的忽视是令人痛心的。中国人之所以叫中国人，是因为延绵不断的文明。一个失去自身文化的民族还能拿什么作为民族的根基？可是，每当看到今日国人种种文化复兴运动中，充斥着的各种宗法教条，跪拜礼仪的时候，又让人深感忧虑。很多传统经书在保留古圣先贤思想价值精髓的同时，也残留了需要被我们今天摒弃的糟粕。如果我们的国人不具备一定的人文修养和理性的判断力，可能在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只保留了那些压制人性，抑制人的创造力，把人截然分为老爷和奴才的东西，而根本无法继承中华文明真正伟大合理的文化精髓，无法继承那些真正可以帮助中华民族重振复兴伟业，彰显于世界的博大思想。未来世界需要中华文明的弘扬，而对中国而言，也只有文化强盛，才能有国家强大的可能性。可是文明复兴不是念念经书，穿穿汉服那么简单，需要的是对更深刻的文化思想探索的卓绝努力。　　最后，解决环境问题，除了需要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更重要的还是对消费的节制、对物质发展的限制。如果人类社会一定需要通过刺激消费保持经济增长的方式才能存活，那么这样的社会模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这样的文明流向就是一定要被取代的。每个人都是污染制造的源头，你每次踩下的油门、每次疯狂的购物，都在为我们生存环境的崩溃种下恶果。因而每个人也都可以是环境的拯救者，节制的生活本身就是对环境最大的保护。而人之所以能够节制的生活，能够珍惜自然的恩赐，这来源于内心的虔敬、精神的通达。当人能觉解自我与宇宙万物的和谐之所在，当人能从对自然的爱惜之中获得心灵的安适，这便是至上幸福开启的时刻，便是文明走向希望的开端。
　　柴静只是一个记者，她既不是决策者，也不是研究雾霾的专家，她作的已经够好了，
　　@win128
14:59:50　　没看完，太长了。远的不用说，看看日本和韩国，以前这两个国家也是君主制以及深受中国儒家影响的国家，更远一些还是向中国年年进贡的小藩国，同时它们也经历过二战，日本还受过两颗原子弹的毁灭然后战败投降，韩国亡国以及60年代遭受朝鲜的入侵，短短几十年里，它们能完全改过来了，民主化了，国家强大了，为什么？这还看不出这是一个以民为主导和一个以官僚为主导的体制性差异所造就的两种结果吗？说明了儒家的愚民性是可以......　　-----------------------------　　没错。不要嫌长，后面还有更长的。三言两语的东西很难深入问题的根本
　　@笨笨秋翁
12:00:10　　柴静只是一个记者，她既不是决策者，也不是研究雾霾的专家，她作的已经够好了，　　-----------------------------　　同意
　　@磊子z
21:39:29　　MARK...　　-----------------------------　　谢谢支持
　　@chang-05 21:46:14　　说的好。呃呃呃呃呃呃呃　　-----------------------------　　谢谢支持，欢迎访问后续更新
　　@chang5210
21:46:14　　我听说美国的资源开采大多数是在海外，本国的开采量很大，可人家就是开采海外，等海外开完了，人家就是大哥了
　　日回龙人民针对铝厂污染做出抗议已经第五天啦。村民为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正确的[拳头][拳头]也是给予肯定的?
，为什么总是会有一些人，有些当地机关单位，总是挑拨离间.妖言惑众.挑乱民心呢！生为百姓的父母官，你们也就这样给百姓办事的吗？父老乡亲们一票一票的将你们提拔上去，百姓托付给你们的信任呢？你们当时选举时立下的豪言壮志呢？良心都TM让狗吃啦，我就纳闷啦！难道你们所谓的村干部/以及机关单位就不是一个环境下生存吗？污染都是有目共睹的，狗官们一些乌合之众们为什么老是睁眼说瞎话呢[发怒][发怒]？难道村干部的子女们就不受污染吗？一群无耻的败类们！村民搭建抗污染的平台历经5天5夜容易吗？生为人民的狗官们不积极支持工作反而扰乱民心，打击人民的信心，什么东西啊你们？希望你们能自我检讨摸摸自己的良心。给予村民一点点肯定，给予咱们后代一些希望，保护环境污染人人有责，当官的放下你们的一点点私心，为自己为百姓干点实事，别在唯唯诺诺，这是好事，保护环境这是大事。回龙村民别在听当官的流言蜚语，坚持自己的理念，捍卫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加油[疯了][疯了]加油?
传递正能量《保护生命
还我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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