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伪心理学说不》第八章&别了，爱因斯坦综合症&——&证据集中的重要性
“生物学实验室披露生命的奥秘”，“思维控制获重大突破”，“加州科学家发现延缓死亡的秘诀”——这种所谓小报“突破”性新闻，屡见不鲜。因为这些新闻源于那些不负责的媒体，所以大多数科学家建议公众要用一种怀疑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新闻。
媒体常用“突破”作为标题，其实是误导了公众对心理学和其他科学的认识。这个典型曲解就是，它们诱使公众认为通过一个关键性的实验，就能解决某一科学研究
领域所有问题；或者说，科学进展可以由一个单一、具有批判性的新间接一蹴而就，这一新见解能够完全推翻先前众多研究者所积累所有知识。这种科学观与好莱坞
的运作方式相近，好莱坞剧本必须有一个事件开端和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尾，令人满意结尾是指不能留有任何的悬疑及不确定因素。
它导致了人们对科学进程的去接，并减弱在某一问题上评估科学知识的能力。 本章中，讨论科学研究的两条原则——关联原则和 证据集中原则。
与“突破式”模型的进展相比，这两条原则能更准确描绘科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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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我们不认同科学进展取决于“大跃进式”或“关键性”实验的观点，但并不是说，在过去过去从来没有过关键性实验和理论上的大跃进。相反地，科学史上一些最
著名的实例都证明了这一类实验及跃进的确存在。最著名的，可能就是爱因斯提出的相对论。我没呢看到让人惊叹的理论洞察力导致人们最终重新构想诸如时间、空
间和物质等基本概念。
然而，正是爱因斯坦所取得的这一辉煌成就，使之成为公众心目中关于科学进展的主导模型。这一模型之所以会延续下来，主要因为它与媒体常用来报道新闻的隐含“脚本”高度吻合。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观念遭遇像相对论那样麻烦：那么多胡言乱语，不实推论紧随其后。
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必须与先前已建立的实证数据相挂勾。只有在解释新现象同时又能很好兼容原有的事实证据，这一理论才会真的被认为是一个进展。心得理论可以
用与先前理论截然不同的观点来解释旧证据，但它必须能解释得通。
这一要求确保了科学能够不断地积累、向前发展。除非一个理论的解释能力所适用的领域能够被大大拓宽，否则不会有真正的进步。如果一个新理论能够解释新观察
到的现象，但却无法与大部分旧事实兼容，那么人们不会承认它是对旧理论的全面更新，也因此不会立刻用它替代旧理论。相反地，在这种情况下，旧理论和新理论
会在观念的角斗场上继续搏杀，直到有一个可以整合两者的新理论出现，从此这两个角力者都被淘汰出局。
尽管爱因斯坦的理论带来令人叹为观止的全新观念，它们仍然遵从关联原则。它虽然抛弃了牛顿式机械力学，但是它没有否认或抛弃牛顿理论的基础，即有关物质运
动的实证证据。恰恰相反，低速运动时，这两个理论作出了基本相同的预测。爱因斯坦体系高明之处在于：&
它能够解释与牛顿力学不兼容的众多新发现，有时甚至是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现象。
我们看到，即使是爱因斯坦的理论，这个科学史上最惊人的、最基本的概念重构，实际上都遵从关联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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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鉴别好坏的方法：看看是否违背了关联原则
学进展的“大跃进式”模型——我们姑且称之为“爱因斯坦综合征”。“你看，相对论不是也在当时被认为是全新的吗？”这一辩词已经变成一种策略。一旦伪科学
家试图打入某些科学领域，这些领域先前所积累的大量数据就成了主要障碍。科学家有两个武器对付这一障碍。第二章中曾经讨论过一个武器，即在解释先前数据
时，使自己理论永远无法验证它是错的，因而就令先前数据变得毫无用处了。
否认先前实证证据第二个武器是宣称这些证据不相关。这种否定通常会着重强调其新理论的突破性。因此，常看到类似“对现实的新观点”和“全新的突破”之类的
用语。但实际上，这理论会被认为是这么崭新，以致使其他相关理论所获得的实验证据，都被认为是无关的，而只去考虑根据新理论构念框架所收集的支持性数据。
这就使关联原则被彻底地打破了。
美国堪萨斯城教育委员会曾决定把进化论排除在学生的必修课程之外。有人认为，人们对科学如何进行整合完全缺乏理解，认为可以把进化论这样一个可以把整个生
物学组织整合起来的主要理论捆起来丢掉，而不会产生任何坏影响的想法，实在是太荒唐”。古生物学家古尔德说“失去了进化论的生物学教学，就如同教授英语但
不教语法一样”。
马丽欧-邦格曾提出，如果认知心理学一开始就否认经典和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存在的话，它绝对不可能在心理学领域中立足，因为它就与行为科学中其他知识无法建
立关联了。回想第六章对“受辅助的沟通技术”讨论，之所以怀疑它治疗语言障碍的功能，因为它违背了关联原则。如果它是正确的，即意味着要推翻所有神经、遗
传及认知心理学等相当多不同性质科学领域中所累积的基本原理。这一治疗理论假设与科学领域中其他知识没有任何关联。再想一下反对进化论的神创论也是如此，
它的问题也在于它与科学中的其他知识毫无关联，无论是生物学、地质学、生态学、化学或是遗传学。而进化论则不同，正如生物学家杜让斯基在文章中所说：没有
进化论，生物学将没有任何价值。进化论与其他科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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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式”与“逐渐整合式”的进展模型
爱因斯坦式革命当作科学研究的典型，会诱导我们认为，科学进步依赖许多的大跃进。在许多科学进展中，的确存在概念理解上的大跃进。但人们总是理所当然把这
些例子泛化成科学进步理所应当的形式。事实上，许多科学领域所取得进展，并非依靠单一的突破，而是靠一系列难以名状的、停顿及前进的交互更迭。
一般人并不觉察在科学工作中所涉及的模糊性，科学实验很少能够完全解决某个研究问题，即在支持一个理论的同时可以排除所有其他可能解释同一现象的理论。
新理论极少会明显优于所有先前存在并与之竞争的构念体系，某一特定问题的解决通常不像科普电影里描绘那样，是靠某个关键实验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等到科学界
逐渐开始有了共识，认为支持某一理论的证据比其他任何理论要强很多的时候。科学家用来评估的证据并非源于单一、设计完美的某一个实验。相反地，科学家们常
常必须对几十篇实验论文的结果进行总体评估，这些试验中每一个都有缺点，但又都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部分答案。
近百年来，遗传及分子生物学的突飞猛进，这些进展获得不是靠一个爱因斯坦式天才，在一个时刻就把事情搞清楚。生物学现代整合是建立在无数次、各有缺陷的实
验研究之上；这些进展并不是靠取得一个重大创新概念认可就可以了，而是在几种得到支持的可能解释之间长期、反复的拉锯中逐渐形成的。经过十几年没有定论的
释延能、无数次的理论推论、辩论与批评，科学家们终于弄明白基因到底是由蛋白质还是由核酸组成的。观点虽然改变了，但是它绝对不是在一次大跃进中完成的。
科学是一种累积，它遵从的是关联原则，其特性之一就是许多人参与，而我们以这些人能帮助我们理解自然界的程度来决定他们的贡献。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人，可以凭借其特殊的地位而控制科学的进程。科学不润许只有少数人才能享用特殊知识的存在。
在这里讲述了两个观点，它们提供了帮助我们理解心理学这门学科所需背景。首先，科
学中不存在任何设计得十全十美的实验，任何一个实验，对它的数据的解释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科学家经常不会等到完美或关键的实验出现后才去评估一个理论，
而是将评估建立在大量有些缺陷的实验所呈现的整体趋势之上。
其次，许多学科尽管没有爱因斯坦那样人物出现，仍然在向前发展。它们的进展是以动静更迭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爱因斯坦式的伟大整合、分段跃进的方式来进行
的。同样，心理学和许多其他科学一样，也是由众多不断增长的知识碎片聚集而成，没有一个整合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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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集中：在缺陷中进步
证据集中原则（或操作集中原则）是一个重要工具。这个原则的两种表达途径，一种称为缺陷实验的逻辑，另一种称为理论检验。
极端的观点看，一个实验可能存在无数个可能出错的可能性。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存在数量很多的关键性混淆因素。对一个特定问题，较有经验的科学家通
常很清楚，大多数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所以当考察实验证据时，科学家们通常知道每一个具体实验的关键性缺陷是什么。于是，证据集中原则提示我们去审查相关的
研究文献所呈现的缺陷类型，因为这类研究的性质要么支持，要么削弱我们想要得到的结论。
例如，假设从一系列不同实验得到结果都一致性地支持某个特定结论。既然这些实验都有缺陷，我们可以对这些研究存在缺陷的程度和特点进行评估。如果这些实验都拥有相同的缺陷，这一情况将削弱我们对所得研究结论的信心。因为人们会假设：研究结果所获得一致性，是由所有实验共有的某个缺陷所造成的。
另一方面，如果所有实验的缺陷各自不同，那么我们对实验结果比较有信心，因为看上去，研究结果的一致性不致于是由某一“污染”因素而令所有实验结果边得混淆不清。
正如两位安德森所指出的：“不同的方法似乎孕育不同的假设。当建立在不同假设基础上某一概念假设能够通过众多的、基于不同假设的证伪检验时，我们可以说得到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
每一个实验都能帮助我们校正其他实验设计中存在的错误，同时它自身又在接受其他研究对其缺陷的检验中得以巩固。大量的实验，尽管各自多少都存在不同的缺
点，并且实验技术也各有优劣，但只要能得到相近的结果，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实验证据得到集中了。
没有一个实验设计会十全十美，但我们还是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研究结论。
于是，证据集中原则要求我们，必须将研究结论建立在一系列彼此略微不同的实验所得到的数据基础之上。这个原则使得我们可以做出比较强有力结论，因为由这样
的一个情况所得到的结果一致性比较不可能是由某一个特定实验程序所造成的。
证据集中原则也可以用理论检验这一方式加以论述。只有当一系列实验一致地支持了某一理论，而又集体地排斥了其他重要的竞争理论时，我们才说这一研究领域是
高度集中的。尽管没有单个实验可以排除所有可以替代的其他解释，然而如果可以收集一系列实验，把它们放在一起看，都呈现了某一种趋势，也可以让我们得到一
个比较有力的结论。
最后，引入证据集中原则有助于摒弃另外一种错误观念。这种观念可能是由于第二章我们讨论可证伪性时过分简化造成的。那里的讨论似乎让人感觉，当第一个与自
己的理论不相符的证据出现时，这个理论就算是被证伪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理论是被集中了的证据所支持一样，它也是被集中了的研究结果所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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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中的证据集中
强调集中重要性原因在于，心理学的结论通常要靠集中了的证据来确定。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中尤为突出，因为心理学实验鉴别事物原因的能力都比较低。这就是说，
支持某一理论的数据往往只排除一些可替代的可能解释，同时保留许多其他可能的理论作为候选。结果是，只有收集大量研究数据后，才能得到较为集中，较为有力
在心理学这一领域，我们必须格外小心。例如，我们必须抗拒将一个周围实验证据尚很模糊的心理学假设作为是已经“证实”的理论。本书好几章里都在强调大家必须抱有这种怀疑态度。要注意不要从相关中推论因果，以及拒绝接受见证叙述式的证据等。
观察证据集中原则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检验存在问题的心理学领域。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关于电视暴力节目是否增加儿童攻击行为这一课题充分说明证据集中原则的重要性。目前，对这个问题，科学界的认识较为一致：儿童观看电视暴力节目，确实增加了攻击行为发生的概率。
这个效应虽不是非常大，但确实存在。科学家对这个结论的信心，是通过分析上百个不同研究结果，而不是在一个具有决定性的研究中得到的。这些研究所用的实验设计、被试群体及具体的技术都非常不同。
电视公司老板不愿意看到自己充满暴力节目对儿童存在负面影响的证据。于是他们利用公众没有认识到一点：即研究结论是建立在许多研究集中证据上，而不是哪一
个关键性、决定性的研究上。（因为公众是爱因斯坦综合征受害者）。电视公司不断挑出某一个研究来加以批判，并且暗示通过论证每一个研究都存在缺陷，就可以
否定相关的总体结论。&&
尽管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一一回应对这些研究的批判，但是绝大多数时候，研究者是很乐意承认这些研究是有缺陷的。
这是因为，本着证据集中原则，研究者并不认为承认某个特定研究的缺陷，就否定了关于暴力影响攻击行为所得到的一致结论。这表示，支持一个结论的众多研究
中，也许某些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另一些不带这些缺陷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些研究自身可能有问题，但是另一些研究则等于纠正了这些缺陷，也
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例如，有关电视节目与暴力行为关联问题早期研究揭示，儿童观看暴力节目数量与暴力行为之间存在相关。当时就有人正确指出，这种相关证据不能被看作是因果结论。也有可能是第三个变量造成这一联系，或者攻击行为高的儿童倾向于看比较多的暴力节目（方向性问题）。
然而，科学界并非仅依赖上述相关证据就会做出任何结论。我们也可以用许多简单测量两变量之间关系更复杂的相关分析技术，这些技术允许我们做出一些探索性的
因果推论。
这些技术其一就是，采用纵向的研究设计，在不同时间点测量相同的两变量——在这里就是电视暴力和攻击性。由这一设计所得到的相关模式可以告诉我们两者是否
有因果关系。这一类型研究已经有人做过了，得到结果表明：观看暴力电视节目的确有增加人们日后攻击行为的可能性。
也许，这时有人又会质疑起纵向相关技术，认为它是具有争议性的。
这也确实是如此。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电视暴力和攻击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的结论并不完全依靠相关证据，不管是简单相关或是像纵向相关技术这样复杂的相关
分析。& 实际上，已经有许多研究是用实验法来进行验证工作的。
这些实验中，大量电视暴力被研究者操纵，而不是仅仅对已有的节目进行暴力评估。
第六章中讨论过，在其他变量受到实验控制的同时，只对一个变量加以操纵，就可以避免相关研究对因果及第三变量问题的困扰。如果其他变量均完全相同的两组儿
童表现出不同的攻击行为水平，而且如果这两组仅有的差异就在于：一组看了更多暴力节目，而另一组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地推论说：被操纵的变量（电
视暴力）引致结果变量（攻击行为）的改变。在大多数相关的实验研究中都得到了这一结论。
这些研究又引来了另外一些批评，提出了“这不是真实生活”的抗议。前一章中已经讨论过。有关电视暴力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是只在一群古怪的小孩子身上才发
现。事实上，这一结果在美国不同地方，以及世界不同国家都成功得到反复验证。使用不同的实验情境、不同的电视节目作为研究对象的各个实验，也都得到高度一
致的结果。&
总而言之，支持电视暴力导致儿童攻击行为增加的这个观点的证据不仅依赖于某一特定的研究，或某一类特定的研究方式。
这个情况类似于吸烟和肺
癌的关系研究。烟草公司老板常试图迷惑公众，暗示公众：香烟引起肺癌的结论只存在与某些特定的研究中，并且攻击这些研究站不住脚。然而，大量证据都集中指
向一个强有力的结论、来自若干不同类型的研究，其数据都趋向集中于一个结论，而且不会因为单一实验受批评而发生重大改变。
这里，很适合我们讨论一下类似肺癌病因之类的医学问题。在医学诊断和治疗中，许多决策都建立在不同类型研究类型研究结果是否集中得出一个结论的基础上。例
如，当流行病学，精确地控制的动物实验，以及人类被试的临床试验等不同类型的研究结果，都趋向集中于一个结论时，医学界才会对这一结论具有比较大的信心，
认定这一结论是可靠的，而医生们才愿意在这些证据的基础上开展治疗方案。
然而，上述这三类研究都各自有其缺陷。流行病学研究通常是相关研究，变量之间存有虚假联系的可能性很高。实验研究虽然具有高度控制，但被试往往是动物而非
人类；临床试验虽然是在医院环境下，将人类被试放于一个真实治疗环境之中，但是又因此而有许多因素没有受到控制，例如安慰剂效应以及治疗小组对病人的治愈
期望等。虽然这些不同的研究设计都各自由其问题，但是，当用这些不同方法所得到的数据都相当紧密地聚集在一块儿的话，医学研究者有理由去肯定这个高度集中
的结论。就像心理学可以用这一证据集中原则来帮助他们对诸如电视暴力对攻击性行为影响的研究，做出强有力的结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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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的共识
视暴力影响的评估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告诉我们如何通过数据的积累，最终回答心理学所提出的问题。特别是当涉及到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时，更需要牢
记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会是顺手拈来的，总需要累积许多不同实验的结果，而绝不可能因为出现一个突破性研究就一下子把问题完全解决。“在评估心理学实证证据
时，心中要想“科学共识”，而不是“重大突破”，是“逐渐集中”，而不是“飞跃进步”。
在“幼童补偿性教育计划”争论中，“科学共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及70年代初期，人们讨论集中在：“早期介入可将智商提高30分”和“心智开启项目是一个失败”等等。
实际上，花了十年的时间，研究者才对这一重要社会问题达成科学研究的共识。这一共识不是建立在单一的、关键性研究基础上，而是建立于康奈尔大学一组专家的
精心分析工作。在进行这一分析时，研究者合并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收集包括11个幼儿教育项目所提供的成百上千个被试的数据。早期介入的短期
教育项目并不一定会将智商提高30分。同样，“心智开启”和诸如此类的项目也并非绝对失败。早期教育介入项目确能对参与此项目的儿童的后期教育产生具体
的、可靠的影响。这些儿童留级的比较少，被送入特殊教育比较少，对学校和学业成绩有比较多正面态度，并且表现出持久的学业进步。
方法和集中原则
集中原则也告诉我们，心理学所有研究领域都应该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来研究同一个问题。由于不同类型的研究技术各有千秋，从各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之中求取一个平
衡作为一个问题的结论，是比较妥当的。长久以来，心理学一直被批判为过分依赖实验室的实验技术。这种批评也是心理学家们互相争论的一个话题。它不是正确要
看具体是在讨论哪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但是，不可否认，心理学的各个领域近年来都已经开始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了。例如社会心理学家，他们曾经因为过于依赖
实验法而受到最多批评，而如今开始大量转向富有想象力的现场设计，从而可以从证据集中原则来支持其理论。
心理学家比伯-拉坦和约翰-达利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例子是，在许多紧急事件发生时，旁观者会向受害者施助的可能性，会因为有其他旁观者在场而降低。
然而，这两位研究者清楚地知道，如果仅靠观察实验室中的被试，在遇到紧急事件时反应，来下他们的结论，那么这些结论就太令人置疑了，因为在实验室中，目睹
紧急事件的被试都是自愿到实验室来参与实验的。
这些人可能都比一般人更愿意帮助别人。为此，他们设计了另外一个有趣的实验，希望用另外一个情境来观测这一现象。他们找到一个愿意合作卖酒的商店，该商店
同意假装店里发生盗窃事件。
当收银员跑到店铺的后面为一个“顾客”拿啤酒时，该“顾客”（实际上是研究者的同谋）拿了一箱啤酒走出商店大门。假盗窃案的上演，总是安排在收银台前正好
有一两位真正顾客目睹这一事件的时候。收银员回来后问这一两个顾客，“刚才这里那个人哪里去了？你看见他离开了吗”这样，给顾客一个机会向收银员报告刚才
发生盗窃事件。
与实验结果一样，当有另一个旁观者在场的时候，即有两个真正顾客在场的时候，向收银员报告盗窃案的行为减少了。
并非仅是社会心理学家企图在不同的情境中重验其研究结果。认知心理学家们也开始探索如何将他们许多实验结果向外推广。例如，吉格瑞恩研究了“频率——效度
效应”的可推广性。
这个效应是指，一个不熟悉但看似有理的论断，不管是真是伪，仅仅经过不断重复，也会增加人们对它的相信程度。这个效应成功得到了多次验证，但是这些研究都
是在实验的情境中，用大学生为被试。于是吉格瑞恩作了一个非实验情境下、用非大学生作被试的研究。他在德国慕尼黑许多非大学生的成年人家中进行验证，也发
现有“效率——效度效应”，而且其程度与实验室中美国大学生被试所得几乎相等。
将在第十章讨论的“概率推断”原理许多都源于实验室研究，但同时也在现场研究中得到证实。例如，研究者们曾经探研过诸如外科医生、股票经纪人、陪审员、经
济学家和赌徒等人士，如何在其特殊的工作场景中做出概率推断。行为决策理论的原理也已经应用在许多现实生活的情境中，例如，丹佛市警察局用它来决定使用哪
种型号的子弹最佳。
实验与非实验结果的证据集中也成为教育心理学领域的突出特点。例如，针对不同课程安排所做的实验研究和现场研究都表明，早期语音教学有助于阅读技巧的习
得。简言之，当前的心理学研究使用了不同种类的实验技术和情境。尽管对许多问题的研究有时候过分侧重使用某一类的技术，然而与几年前相比，心理学中不同研
究方法的频率分布已经比以前更加平均了。
向更精确的方法前进
对某一问题的研究，我们通常是从相对比较弱的方法向可以做出较强结论的方法转移。例如，我们常常是受到某个非同寻常的有趣个案的激发后，才产生某个特定假设的研究兴趣。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的，这反映出个案研究的真正作用所在：为
进一步研究某问题提供一些假设，同时激发科学家们用更为严格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假设。紧接着个案研究之后，研究者多采用相关研究，以确认变量之间是否存真正
存在联系，而不只是存在于几个特殊个案里巧合现象。如果相关研究证实了变量之间的关联，研究者就开始尝试使用实验法来操纵相关的变量，借以找到变量之间可
能存在的因果关系。
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从个案研究到相关研究，再到实验操纵变量的研究方法序列。尽管并非每个研究领域都遵循这一逐渐向精确研究方法前进的规律，但这一研究方法序列的确是比较常见的。
在讨论向更精确的研究方法进军之前，必须纠正一些读者可能从第五章的讨论中产生出来的误解，认为相关研究在科学中是无用的。当面临要验证一个因果假设，并
且相关法和操纵变量的实验法同时可行时，操纵变量法可能更受青睐。但是这并不意味，相关研究对人类知识毫无贡献。首先，许多科学假设都以相关或缺乏相关的
形式来表达的，因此相关研究是直接在验证这些假设。第二，尽管相关无法确定因果关系，但因果关系却确保有相关。也就是说，尽管相关研究无法清楚地证实一个
因果假设，但它可以祈祷排除因果假设的作用。第三，相关研究比它们看上去更有用一些，这是因为最近发展出来的一些复杂的相关设计可以让研究者做出相当有限
的因果推论。第五章中讨论了偏相关这种复杂相关技术，通过这一技术，我们可能检验出是否是一个特定的第三变量造成了观察到的一个关系。
我们常用相关研究最重要原因在于，有时出于道德的考虑，无法对一些变量进行操纵（例如，营养不良或肢体残障）。其他变量，诸如出生顺序、性别、年龄等，则
因其无法被操纵，而存在着它们之间本有的相关，涉及它们的科学知识也因此必须建立在相关证据基础上。当然，这一情况并不是只有在心理学领域才有。
有一个实例可以阐明，在健康心理学中这种研究方法的演化。这个例子就是有关A型行为模式与心脏病之间的联系。
最初，A型行为模式这一概念源于二位心脏病专家的观察，这二位医生从他们一些病人的行为那里发现了一个稳定的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包括时间紧迫感，目标不定
的敌意，以及对成就的极度追求。于是，一些医生通过对少数个案的观察，提出了A型人格这一想法。这些个案研究推出了这个概念，但这远远不足以作为支持一种
假设的有力证据，这个假设就是，一个特定的行为模式是造成心脏病的原因之一。要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少数几个个案研究，还需要由心脏病专家、生物
化学专家和心理学家所组成的研究队伍数十年的努力。
对该问题的研究迅速从简单的疾病积累向使用更精确的研究方法方向不断前进，如果只是用个案研究法，这一假设的真伪永远难辨。研究者在朝向用一个比较精确的
研究方法前进时，必须进一步发展出A型行为的操作性定义。通过大范围流行病学研究，研究者先在A型行为和心脏病之间寻找并找到了相关。接着，这种相关研究
工作变得更为深奥复杂。研究者利用复杂相关技术来寻找潜在的第三个变量。由于行为模式与其他传统心脏病风险因素（例如吸烟、肥胖和血液中胆固醇水平）都有
相关，所以很有可能A型行为与心脏病的关系是虚假的。然而，研究结果表明，A型行为可以是一个用来预测心脏病的独立因素。当其他可能影响该变量的因素被统
计学的技术加以排除之后，A型行为与心脏病之间的关联仍然存在。
最后，研究者利用实验研究来操纵变量，借以探讨两者之间是否可以找到因果关系。有一些研究试图验证是否是一些生理机制影响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采用动物作
为实验被试。另一个实验研究曾用犯过心脏病的人做被试。这些被试随机分派到两个实验组中去。一组接受辅导，目的是帮助他们戒掉诸如吸烟，过度摄取高脂肪食
物等传统心脏病的高危行为。另一组也接受辅导，不过目的是通过一种程序，来帮助其减少A型行为。三年后，发现后一组病人心脏病复发率明显较低。
简言之，一系列证据集中地指向支持A型行为可作为心脏病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假设。对这个问题的探研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用来说明研究是如何逐渐地
从有趣的个案研究转化为相关技术，再到更复杂的相关技术，最终达到可操纵变量的实验研究。
从这个例子中学到最后一个教训就是，科学构念总是在不断发展之中。这个结论在第三章讨论操作定义时首次提出。最近的研究又倾向于表明，从整体上来看，似乎
过分简化了A型行为与心脏病之间的联系。原因在于，只有该构念中的特定成分（特别是对抗性敌意）才与心脏病有关联。于是，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科学在前进过
程中，如何发掘不断地趋向具体的、精确的关系，以及理论构念是如何被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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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绝望的劝喻
证据集中原则的最后一个意义在于，当对一个问题的最初研究结果之间有点自相矛盾时，我们不应陷入绝望中。科学证据的积累过程就像一个投影仪慢慢地将一张内
容未知的幻灯片调好焦距。起初，屏幕上模糊影像可能代表任何东西，随着调准焦距，虽然图像仍不能被完全清楚鉴别，但许多原本以为可能是什么东西的假设已经
被否决掉了。最后，当焦距调准，就可以非常有信心地做出最终的鉴别。
积累证据的过程早期就如同调焦过程之始。幻灯片的模糊影响就如同互相矛盾的数据，或者可类比为支持许多可能不同假设的证据。
许多其他学科在取得内部共识之前都经历过一段不确定的混乱期。Gladwell叙述了有关对脑创伤患者进行适当紧急救治的近期思路发展过程。简姆-加哲一
直致力于改变临床医生所持有一个错误想法。若干年前，当加哲和五位研究者在对一些创伤治疗中心进行一项调查研究时，他们发现尽管类固醇已经被反复证明无助
于较少颅内压力，然而仍有75%的昏迷状态的ingren是用类固醇来治疗的。
谈到自己同事们的观点停滞不前时，加哲写到“并不是神经外科专家很懒，而是相关的数据及信息太多，以致造成混淆”。
1994年，加哲和一些同事参加一系列会议，试图综合当时所有证据，借以探看是否可以从这些证据中找到一个集中点。在这个由脑创伤既机会主办的会议上，研
究者们就脑创伤处理的14个方面考察了4
000多篇科学论文。“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对科学文献中所记载的证据进行论证，一旦有人说，这是建立在我自身的经验基础上
时，每个人都嚷道，不行，这不算数，等于没说。我们想知道证据到底在哪里。这种论证方式最终被证明是有效的：
参加会议的人发现文献中的确可以找到集中的趋势，因此出版了一本书来展示所有的科学证据，以及脑床上处理各阶段的最先进治疗法。这本指导手册是神经外科界
首次成功地建立的一套标准治疗规范，如果美国大多数创伤中心都能严格按照这些规范去做，他们可能每年多挽救上万个病人。
从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并非只有心理学研究结果表现出分散各地的现象。其他学科里也充满了类似的、因为资料所显示的趋势太过模糊以致难于做出结论的现象。然而，我们也清楚看到，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找出一些初步的、暂时的结论。
从实验结果中发现造成矛盾的原因必将大大促进我们对某个现象的了解。心理学中，多数“幻灯片”还十分模糊，因此坚韧不拔就显得双倍地重要，因为当那些困扰
了我们几个世纪的、有关人类行为的、复杂而又有趣的问题最终得以解决时，我们也会得到双倍的快乐。科学应有的态度是，对那些目前还很模糊但最终将会变为清
晰的影像保留一种强烈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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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中，我们看到，为什么科学进步的“突破”模型不适合于心理学，以及为什么“逐渐整合”模型则为心理学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下定论的框架。证据集中原则
描述了心理学是如何整合研究结果的：没有任何一个实验可以一锤定音，但每个实验又帮助我们去排除至少若干个其他的可能解释，因而有助于我们追求事情的真
相。使用一系列不同的方法，可让心理学们确信其结论是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的。最后，当研究概念发生变化时，它必须遵循关联原则；即，新的理论不仅必
须能够解释新的科学数据，而且还必须能够对先前已存在的数据提供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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