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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80后,怎么办?》让很多人不“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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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怎么办?”,好一个标题党的杰作,若要再更上一层楼,这本小书理应在腰封上格外标明作者身份:杨庆祥,文学博士、著名青年批评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恐怕还得机智地渲染一下“双城记”的沧桑感:京城求学数载,东莞底层调研;再配上一张斜倚书柜的帅气照片……说白了,他有资本来一段很燃很励志的“告青年书”,也可以优雅地怀旧和抒情,但他偏偏选择从“失败”讲起,想要从一己的失败感中,思考一代人的困境。
这真是给自己挖坑!才听到他讲博士毕业留校后尴尬的租房经历,已经有人跳出来大骂“矫情”。你一个大学副教授还缺钱、缺房子?凭什么说80后是“失败的一代”?这些误解里不乏“80后”这个庞大群体的真实情绪,没有谁会去否认这一代为生存所困的疲惫与焦虑,但经历过父辈们诸如“暮色沉沉”、“自我中心”的臧否,“80后”已经像刺猬般警惕,拒绝“被代言”,也容不得一点挑衅。或者说,生活太残酷,还是不要再在思想中“自虐”了吧。嬉笑怒骂,轻松地过活儿。140个字的漂亮话多得很,鼠标随便一点,就能找到更辛辣的讽刺、更文艺的情怀和更戏剧化的生活。
这恐怕就是杨庆祥在书中反复提到的“轻”的状态。作为80后内部的一份子,他并没有简单呵斥这种生活方式,就像他毫不讳言,阅读郭敬明的《小时代》,比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更有快感,但他又十分谨慎地看到了这种精神治愈中潜伏的危险。“小时代”的命名,将真正需要反思的“失败感”给合法化了。在《小时代》里,“失败”被替换为更柔软的“挫折”,爱情的挫折、友谊的挫折、家庭关系中的爱与恨,职场商战中的冰与火,所有挫折都只是青春物语的一个小小插曲。
杨庆祥是在一个非常清晰的历史坐标中讨论80后的。“我文章中的80后是指经济基础非常糟糕,工人、农民或者小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在一个如此快速的财富增长的国家里面,在GDP高速领跑世界的中国,我们被时代淘汰了……”——80年代关于“个人奋斗”的美好憧憬,最终还是由权贵和资本说了算,这一代人的幸与不幸,与“改革”共生。这无疑是一个悖谬丛生的“大时代”,但郭敬明式的修辞,如“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我们是比宇宙尘埃还要渺小的存在”,却将“大时代”推向寂静无声的远处。《小时代》如此分裂,每一个镜头都在告诉观众,以财富为名,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但它又迅速将差别抹平,让我们像“时代姐妹花”一样陶醉在“友谊地久天长”中。肯定有人信誓旦旦地拒绝被“郭小四”捕获,但不走进电影院,并不代表在生活中就不去悉心经营自己的“小时代”。在杨庆祥看来,《小时代》最大的问题和洞见,就在它安抚了80后的历史虚无主义,佯装置身于历史之外。
退回生活并不单纯是“懦弱”的表现。80后一代有着参与历史的高度热情,连痛惜“一代不如一代”的前辈们,也不得不承认如今人到中年的80后们在家庭、事业甚至“中国梦”的宏大叙事里都有所担当。不再是小小少年的80后们渴望参与,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何当年的“坏小子”韩寒会被抬高到“意见领袖”的地步。然而,杨庆祥用“抵抗的假面”一词来分析“韩寒现象”:韩寒式的“说真话”当然有其正当性,但这种抵抗本质上是“媒体化”的,它只能制造一时的轰动与泄愤,既不能真正改变体制,也无法重构道德人心。韩寒的勇气令人钦佩,他的机智也让他在“能说”与“不能说”之间游刃有余,但这种小搔小挠的油滑一旦被批量复制,谁又还有耐心去严肃地思考与表达。
这是一个“网络民主”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在微博、朋友圈里调侃时政、批评体制、抵抗价值观教育,享受众人追随、一呼百应的“大V”效应;无论是“马航失联”还是“长江沉船”,“点蜡烛”、“合掌祈福”当然不够,还要齐心协力把各种娱乐八卦赶出话题榜;读一读“仁波切”吧,喝茶静心,放下执念。我们复述着“我是xx,我为自己代言”,但谁都知道朋友圈是可以分组限制好友阅读的,一个人可以有好几个“小号”,难以言说的内心戏就用符号表情来代替吧。对谁说、说什么、怎么说,大家门儿清。我们会咬牙切齿地说,这是被逼的世故,是体制的错。但我们摩拳擦掌,还是不敢与生活为敌。所以杨庆祥会说,韩寒和郭敬明不过是80后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体两面。换个通俗煽情的词讲就是“宿命感”,在形成有力量的信仰和更自觉的实践经验之前,我们已经预判了世界的无法改变。“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只是英雄迟暮,感慨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我相信,杨庆祥如此尖锐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是因为他自己也曾在这种虚无感中做困兽之斗。2006年7月,这个出身农村的知识青年决定到东莞去,如果“我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我是谁,我要怎么办?相比较早成文的《80后,怎么办?》,书里新增的大量篇幅和访谈都与这段经历有关。面对80后农民工这个“沉默的多数”,“我”的失败感显得无比矫情。他很警惕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的幻觉,也没有掩饰他对所观察到生活的隔膜感。已经有太多对经验现实的直接复述,他选择在更大的历史视野中讨论80后的位置:在全球化的资本剥削体系中,他们是“世界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在日益固化的社会阶层与城乡格局中,他们只能在疲惫和漂泊中憧憬未来;在曾经以无产阶级确立其政治合法性的革命遗产中,他们是几乎完全丧失了“主人翁”意识的工农阶级……
基于一种文学的而非社会学的焦虑,杨庆祥设计了一个“东莞普通工人精神生活调查”,他格外关注阅读,却又不得不面对书摊上如《麻衣算命》、《快速致富方法》的贫乏现实。趣味高低还不是问题所在,相比工厂流水线上的同龄人,在城市里看美剧大片、手绘《秘密花园》的80后,就一定拥有更丰富的文化生活吗?当杨庆祥用“小资产阶级”定义80后的阶级属性时,无论处在社会哪一个阶层的80后,都可能在分享着同一个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与设定。追求丰富的物质消费和精神生活,这当然是最普遍的人性诉求,可是如果它仅仅以财富增长和阶层晋级为标志,对于多数没有先在资本、只能被动适应游戏规则的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梦。一个打工妹渴望一部苹果手机,一个小职员梦想一栋海边别墅,也想环游世界,也想到大理丽江去艳遇,不管这种生活想象多么单调媚俗,都有它的合理性。但这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个人的每一步选择,都在生产和巩固着某一种社会秩序。郭敬明曾回忆他刚出名时参加一个活动,因为衣服寒酸,被人轻蔑地问是不是助理?戏剧点儿说,正是这次屈辱的经历,造就了今天有着精致妆容、华服披身的郭敬明,“当你有一天足够强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承认你”,“我很有钱,我很成功,我是国家精英”。于是他给你造了一个“小时代”的梦,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郭敬明。就像杨庆祥访谈系列中一个80后初到广东打工时遭遇保安队的经历,因为此前多次被抓,他一看到保安队就害怕地跪下了,保安队的人把他的包一脚踢开,说“怀疑他吸毒”。“那是我人生中最感到羞辱的一次,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被人无辜的冤枉……”。如果一件漂亮的衣服就能够消除歧视,这绝不是一个好社会。
“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吧”——这呼喊或许有点书生意气,但我理解杨庆祥的激愤和忧虑。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之前,全世界资产者已经联合起来了。他用一个很学术的词——“主体”来逼视他自己和一代人,我们有独立的主体意识吗?我们正在进行的自我表达和生活想象真的属于我们自己吗?我们在历史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他还用一个很扎眼的词——“阶级”去突破习惯了互撕的代际意识,50后、60后、70后、90后难道不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吗?抵抗需要具有整体感和有效参与的社会实践,但整体感的形成却不能局限于寻找同类,而是要从异质性的声音,甚至是彼此隔膜的他人身上,找到共通性。就像一面是优衣库“试衣间”的全民狂欢,一面是优衣库中国代工厂女工们的罢工维权,如果看不见后者,80后就已经失去了它的半个世界。
杨庆祥并不想做“意见领袖”,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80后,怎么办?》仍立足于文学阅读与批评。他在文学研究中实践自己对80后问题的考虑,通过比较《人生》、《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甚至《了不起的盖茨比》,叙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奋斗”故事;通过分析《波动》中小资产阶级形象的历史意识,批评《上海宝贝》等当代“小资”趣味的现实逃避;在张悦然、郑小琼等80后作家笔下,寻找不同于韩寒、郭敬明的另一种声音;在欣赏《刘三姐》的意外感动中,反省自以为是的个人趣味……不仅仅将文学文本作为解读时代症候的依据,还要尝试建立一种“文学式的抵抗”。用书里的词儿来理解,这“抵抗”就是一场意识形态争夺战,让80后从资本和意识形态的长期规划中,创造想象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80后作家不能只为一代人留下青春叙事,还必须“以文学化的方式去表达一代人对于这个时代的思考和体验”。面对“文学已死”的盖棺定论,这本书已然是一次在失败中绝地反击的明证。
这是一本“失败之书”,我很喜欢灰黑色封底上杨庆祥的一首小诗——《世纪之爱》:“我知道大多数人已经疲惫/但钟声身依然长鸣/当我侧耳倾听这尘世回音/天空中飞过一只鸟的阴影//不能说失败了/也不能以群众的名义庆祝成功/好像只能停留在这里/看看云,听听风”。我想到《1984》中的“鸟儿歌唱,无产者歌唱,但党却不歌唱”,还想到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风吟》,这首小诗奇妙地将摇摇欲坠却一丝气息尚存的历史总体性,与“小确幸”般的温柔慰藉,一起塞进你的胸腔里,让你无法在撕裂感中舒服地闭上眼睛。
《80后,怎么办?》让许多人“不舒服”了,这是一件好事。如杨庆祥所说,这本书旨在唤起80后参与历史的意识,至于“怎么参与”是下一步要做的事。但只要感到“不舒服”,就有可能寻求改变。【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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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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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数:310845点击↑上方蓝字可关注「书房记」合作邮箱:编者按2015年7月,据相关媒体信息,国家卫计委正积极推进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如果政策落地,这将是继2013年11月国家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以来又一次重要的人口政策调整,同时也可能会全面终结已经实施了近35年的“单独”政策——即一夫一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这一政策于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全面推行,不仅改变了中国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重构了中国的人口文化。“独一代”构成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一种人口代际。在这一代中,“80后”生人因为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而构成了一个更加独特和复杂的文化群体。2015年,80后最年长者已经35岁,最年轻者也已近而立之年。越来越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他们面临何种困境和难题?他们对当下的生活和未来的岁月有何规划?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思想随笔《80后,怎么办》中,身为80后的青年作者杨庆祥通过社会调查、口述采访的方式全面呈现了80后一代人的生活状貌和精神状貌,并试图追问80后一代人的文化属性和历史位置,强调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找出属于80后一代人自己的道路。著名作家阎连科认为该书是目前对80后这一文化代际最为集中、深刻和独到的叙述和思考,而同为80后的作家张悦然则认为这是一本最真诚、最痛切的反思和追问之作。80后,是时候该重新出发了! 80后,怎么办?杨庆祥1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正生活在巨大的“幻象”之中。在对物质无穷尽的占有和消费之中,在对国家机器不痛不痒的调情中,我们回避了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个阶级?我们应该处在世界史的哪一个链条上?我们应该如何通过自我历史的叙述来完成自觉的、真实的抵抗,抵抗个体的失败同时也抵抗社会的失败?“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在80后这里不是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而更是历史问题,它意味着,80后必须从头检视自我的历史,从起源开始追问。这个起源在我看来,一个是生理的事实,一个是历史的事实。生理上的事实是,对于绝大部分80后来说,他们的父母都属于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个在十年前也许不需要强调的问题,在今天需要特别严肃地提出来,因为经过30年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隐秘同时又庞大的阶级已经在中国诞生,那就是权贵资本阶级,这个阶级凭借其垄断地位积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与80后的成长同时展开的,就是这样一个权贵资本在中国发展成形的历史过程,与此相伴随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整个社会秩序、道德秩序、美学秩序中的全部降格。在1970年代,我们或许会为自己是一个工人的儿子而自豪,在1980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开始实行的时候,我们还会高唱“在那希望的田野上”。但是到了2000年,全中国最流行的娱乐节目就是对农民和工人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嘲笑。正是在这样的对照中,80后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我们从一出生就丧失了全部的优先权。也就是说,从起源开始,80后就不是在获得,而是在失去——“我们得到的只是锁链,失去的是全部世界”。但似乎有另外一种可能展示在我们面前,那就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在社会上谋得一份有保障的职业,以此来完成身份的另外一种转化。义务教育的普遍实行和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包括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大扩招似乎提供了这种希望。我于1999年“受惠于”高等教育的扩招进入一所本科大学学习,2004年又“受惠于”研究生的扩招而获得研究生的学习资历。至少在1999年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与我周围那些朴素的同学一起松了口气,我们为自己摆脱了那些已经完全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阶级而感到幸运。但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80后进入了一个最尴尬的历史境地——至少从现在看来是这样的,因为从那时开始,我们变成了四不像,变成了一个悬浮的阶级:农村里面没有我们的田地,工厂里没有我们的车间,权贵资本家只能出现在地摊励志小说和灰姑娘的童话故事中。我更想强调的是,对于中国的80后来说,其实并没有童话,我们的童话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在2012年北京开往南京的高铁上,我依然看到一个和我年龄仿佛的青年在认真阅读这本书——它实际上不过是告诉你怎样做一个资本的螺丝钉。2如果非要为80后的阶级属性作一个界定,似乎没有比“小资产阶级”更合适的了。在每一个80后的心中,都有一个小资产阶级之梦——是的,小资产阶级之梦——至少在2009年以前,这个梦还不能说是白日梦,因为它是我们真实的理想和追求。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梦有些含糊,但以下内容是明确的:独立、自由、尊严的生活,这种生活,建立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保障之中。它看起来不过是基本的人性诉求,但是,在中国90年代以来的语境中,它代表了一种终极的乌托邦式的存在。有时候,这种小资产阶级之梦以一种夸张和变形的方式得到发泄和阅读,我还记得在2000年的冬天,我在安徽小城的一个书店里看到卫慧的《上海宝贝》,我站在书架前一气将其读完,并激动地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自由而叛逆,带着种种青春期的冒险。为了让自己的趣味更加接近这种气质,我甚至将《上海宝贝》里面提到的数量众多的西方著作的篇目都抄了下来,准备将它们全部通读一遍,以作为自己“小资产阶级”趣味入门丛书。具体有哪些著作现在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有两本书我印象深刻,亨利·米勒的《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但尴尬的是,在我的所在的那个小城里这些书一本都找不到,于是,在寒假期间,我专门去了一趟南京的新华书店,在那里,我如获至宝地找到了两本封面花里胡哨的“南北回归线”。并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对它们的阅读——遗憾的是,这种阅读感觉味同嚼蜡,我至今都不太了解亨利·米勒在西方文学史中的地位,但是毫无疑问,在2000年的那一次阅读中,它对我来说是完全无效的。但是我并没有由此怀疑到卫慧所营造的那样一种趣味,反而是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并在这种怀疑中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从本质上说,“小资产阶级意识”出现是1990年代的意识形态反复生产的后果:政治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观念上的虚无主义和个人道德行为上的存在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构成了著名的撒切尔夫人所言的“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历史情境。这一历史情境携带着冷战终结后资本主义傲慢的自我期许,用更准确的话来表达就是:“利润是人们之间唯一可能的社会关系,市场则是民主的唯一保证”(丹尼尔·辛格)。但是历史并非总是铁板一块,我在2009年审美的位移其实也从一个极小的侧面证明了历史总是有其裂隙——虽然这些裂隙总在不经意间被我们轻易放走——这一裂隙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中至少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第二次是2008年开始蔓延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在汪晖教授看来,金融危机并非是简单的过度投机和缺乏监管的技术性问题,而更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在自我循环过程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一种历史性结构。恰好是这样一种反复出现并延续至目前这一刻的危机——日,中国A股跌至1900点,6月26日,整个中国银行业出现历史上最严重的流动性资本紧张——我们感到了一种历史性的恐惧。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无休止的资本会将我们带往何处?是乌托邦还是鸟托邦?是恐龙还是凤凰?但是,可以明确的是,1990年代的意识形态终结了!——用汪晖的话来说就是,新自由主义绝对支配地位衰落了!——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苏醒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即使在“宿命”的意义上,80后的小资产阶级之梦也不过是全球化资本秩序加之于我们的一种规划和想象。它让我想起卡尔维诺的经典作品《看不见的城市》,男人们追逐梦中的女性,最后没有得到,只好建造一座和梦中一样的城市,卡尔维诺说如此女人塑造了男人。小资产阶级之梦就是那个女人,最后,我们并不能得到它,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幻象,我们身在其中而不自知。这种幻象甚至治愈了我们的失败感,它给现实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我们以为一切似乎都应该如此,忘记了起源同时也切断了未来,80后由此变成了悬浮的一代,上不接天,下不接地,在历史的真空中羽毛一样轻飘。小资产阶级是80后最后的救命稻草,意识形态的规划似乎也在暗示这一点,各种奋斗、学习、发展的概念都依托于小资产阶级之梦的最后实现,我的一个朋友曾这么向我描述,他最大的理想是,在一个周末的旁晚,他开车带着自己的妻子,后座上坐着自己的孩子,在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去看一场文艺电影。但现实情况是,这个梦的兑现被一再延宕,最后这个梦以残酷的形式刺破了80后“虚假的”当下生活。实际情况是,在当下日益板结化的社会结构中根本就找不到出路——它唯一的现实出路也许是赤贫化,成为新的城市无产阶级。中国的先锋派作家格非在其出版不久的中篇小说《隐身衣》里,描写的正是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变为城市无产阶级的过程,虽然小说最后的结局并非那么让人沮丧:男主角又暂时获得了爱情和房子。但现实生活却不可能有这么“光明”的尾巴,现实是,在世界资本和官僚权贵的双重压迫之下,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只有“失败”的道路可以选择。
这一“失败”之途似乎是预定的,充满了世界史的宿命味道。它超越了简单的代际划分,中国的50后、60后、70后、90后难道不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吗?这种现实迫使我们重返十九世纪的一些重要的命题:公平、正义、反抗和革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回到了中国现代的逻辑起点:我们面对着两个庞然大物,一个是全球化的资本剥削体系,一个是日益僵化的官僚权贵机器。这就是80后所处的世界史的位置,这个位置不是“独享”的,也无法简单地拒绝或者认领,这个位置,需要有一种自觉的意识、结实的主体去予以激活和对接。我的一个学生在一家大金融公司实习一个月以后给我发来短信:“我终于体验到了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的感觉了”。从小资阶级梦中惊醒后怎么办?历史依然暧昧、含糊、混沌不分。腐败的语言和千篇一律的生活还在不停地重复。自觉的意识和结实的主体如何才能在这一片历史的废墟里面生长起来?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无论任何代际,任何地区,逃离社会历史都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个体的失败感、历史虚无主义和装腔作势的表演都不能成为逃离的借口或者工具。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一己的失败感,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要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惟其如此,80后才有可能厘清自己的阶级,矫正自己的历史位置,在无路之处找出一条路来。我希望我们可以找到那路。摘自《80后,怎么办》,杨庆祥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2015年6月第1版书房记ID:shufangji2013长按二维码 即刻关注合作媒体:华商读书榜 华商读书会合作出版机构:新经典文库 新民说 理想国 铁葫芦图书 悦经典 华章同人 归静清源 华文书局二部 东方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欢迎合作:公众号推荐:陕北民歌微信号:sbmg66↓↓↓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往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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