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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招贤纳士|||《袁崇焕传》：忠魂依旧守辽东
读完阎崇年先生著的《袁崇焕传》，正值网络上关于袁崇焕是大英雄还是卖国贼的争论甚嚣尘上。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其实知晓袁崇焕很早了，很是崇拜这位民族英雄，甚至作为学习的榜样，也曾与友人无数次的提起，聊作谈资。可惜本人不是史学家，无力为袁崇焕正名，甚或读完《袁崇焕传》写一篇书评都惴惴不安。只作个人感想吧，与学术无关。
其实，如果要谈袁崇焕，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个人，他就是崇祯皇帝。崇祯是个亡国皇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
崇祯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在《登极诏》中形容他：“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崇祯是一个果断的皇帝。天启七年八月丁巳，崇祯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十一月乙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崇祯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这一系列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可以说，诛魏氏是他十七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辉的事情。
他是一个节俭的皇帝。下旨停江南织造，自己用的器物都是木头铁器。他把全部的内帑都用来充当军饷，他宠爱的田妃墓葬里的金银器都是铜铁，万年灯只有上面两寸是油，内府中的人参和器具都变卖了凑军饷。
崇祯是一个爱民的皇帝。崇祯年间，天灾不断，崇祯为安抚民心，接连颁布了六道《罪己诏》，宣告“惟是行间文武，主客士卒，劳苦饥寒，深切朕念，念其风餐露宿，朕不忍安卧深宫；念其饮冰食粗，朕不忍独享甘旨；念其披坚冒险，朕不忍独衣文绣。兹择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除典礼外，余以青衣从事，以示与我行间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以寇平之日为止。”虽然说到底还是想做个姿态，但毕竟是其他皇帝做不到的。崇祯对民仁慈宽容，即使是在最后关头分秒必争的紧急时刻，命令吴三桂进京勤王仍然要他弃地不要弃民。遗书中写着“任贼分裂，勿伤朕百姓一人”。（崇祯遗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按说，这样的皇帝应该是一位盛世明君。可悲的是他几乎拥有历史上所有明君的特征：极强的政治手腕，心思缜密，果断干练，并且精力充沛，但崇祯的一生可以说充满了悲剧色彩。崇祯皇帝在位17个年头。18岁时接手的是他“木匠”哥哥撂下的，被大宦官魏忠贤恣意捣乱7年，朝纲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那时内忧外患，外之后金，咄咄逼人，内之反贼，扑而不灭。天灾人祸，所谓天灾即连年的旱、蝗、鼠灾害。根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记录，1580年—1630年，每五年大旱与大涝的比例为62：18，1635年—1645年的这一比例为45：11，这表明明代后期至明代末期，全国进入了一个异常干旱的时期。旱灾之后继之以蝗灾是通常现象。崇祯期间的旱灾从范围和强度来说都是特大级别的，蝗灾也是特大级别。明末时期第三大自然灾害就是鼠疫大流行。根据记载，万历初期的时候，北方地区也曾经爆发过鼠疫大流行。明史的《崇祯本纪》中同样有北京城内发生大瘟疫的记载，如崇祯十四年“临清运河涸。京师大疫。”，崇祯十六年“秋七月,京师自二月至于是月大疫，诏释轻犯，发帑疗治，瘗五城暴骸。”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李自成崇祯十七年初进军北京的时候，实际上面对的已经是一个瘟疫流行之后充斥病弱的空城了，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没有遇到象样抵抗的情况下就轻易攻克北京，而事实上进占北京以后，李自成军队可能也感染上瘟疫。不仅战斗力急剧下降，而且在北京撤退的沿途传播瘟疫，正因为如此才有如下记载，“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闯贼入怀来，十六日移营东去，是年凡贼所经地区，皆大疫，不经者不疫”。
好在崇祯是一个锐意进取的皇帝。即位伊始，对着前任政治狂烧了二把火。一把火，不动声色地把大宦官魏忠贤的势力消灭殆尽；第二把火，为东林冤案平反昭雪。他提拔了一批忠臣良将，组建了一套极具效率的政治军事框架。他重用袁崇焕，愣是守住了山海关，暂时遏制住了后金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崇祯用洪承畴他们打击李自成、张献忠，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李自成就几番被逼到了绝路。一时道路相传，都以为“大明中兴”有希望了。
然而，没有多久，崇祯皇帝对臣僚的谦逊和柔情消失了，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令他烦心的是，官僚们办事不力，相互间的攻击隔三逢二，无有休止。经心腹太监密查，说是在高尚的词句和说不清的是非之争背后，仍在玩门户党争老一套。崇祯皇帝开始暴露出他人性的另一面，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和对于官员的残暴。崇祯在当时文臣阶级乃至文人的眼中，无疑是个暴君。崇祯在位十七年，他先后更易五十个大学士（其中处死2人、充军2人），对比宋朝自从开国到元佑初百三十年，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担任宰相时，不过五十一人。任免刑部尚书十七人，兵部尚书十四人，其中处死两人、被迫自杀一人，通过锦衣卫等特务机关，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诛戮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这其中就包括总督袁崇焕。崇祯帝辩解说：“朕所诛者是贪欺二字。”
处理的都是那些伸手要权要钱，说假话大话却失职连连的“劣臣”，下此狠手，也是出于无奈。他发狠说“但要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就满足了，以此表达对官僚层素质普遍低下的强烈不满。当几度整肃无效，失去耐心之后，崇祯帝再度起用宦官和东厂，重蹈永乐皇帝开创的宦官干政覆辙。但崇祯提拔重用的人，入《明史·奸臣传》的就有温体仁、周延儒二人，而整个《明史·奸臣传》所列者不过十人，其余明朝两百多年中只有胡惟庸、严嵩、陈瑛等六个，而自命不凡的崇祯十七年就占了两个，极端腐败的南明也占了马士英、阮大铖两个。崇祯以唯才是用为标准，有讽刺意味的是，居然满朝无可撑局面之人。其真无人乎？其个性不容人也。袁崇焕被这样一个皇帝所杀，并不能让人感到意外。
袁崇焕原为一介书生，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起兵攻明，逼近山海关。天启二年（1622年），明军广宁大败，王化贞的13万大军全军覆没，40多座城失守，明朝边关岌岌可危。就在这一年，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出镇山海关。四年之后，努尔哈赤率兵十三万，攻打孤立无援的宁远，却被袁崇焕的一万守军打得大败而归。努尔哈赤纵横天下数十年，第一次尝到了惨败的滋味，还在战斗中被打伤，不久郁郁死去。这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又过了一年，皇太极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围攻宁远、锦州，攻城不下，野战不克，损兵折将，连夜溃逃。袁崇焕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
崇祯二年（1629年），率领大军，绕过袁崇焕驻防的辽东，直抵北京城下。袁公知后，两昼夜急驰三百余里，以九千士兵与皇太极１０多万大军对阵于广渠门外，亲披甲胄，临阵督战，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奋力杀敌，终于击退清兵，保住京师。但昏君崇祯自毁长城，自废武功,中了反间计，在决战胜利第十日后，因听信了两个从清军兵营里逃出来的太监的话，认定袁公是个内奸，一意孤行，十二月初一日把袁崇焕当场抓了起来。当时的北京由于皇太极还没有走远，崇祯仍在心惊胆战之中。京师戒严，九门紧闭。此时，袁崇焕是在郊外作战。他带着几个人走到城下，然后坐在提篮里面，再被吊到城楼上。之后，他们就去见崇祯。见到崇祯后，崇祯第一句话就问：“你为什么杀毛文龙？！”当日就把袁崇焕下锦衣卫狱，并在八个月后处以极刑——凌迟。更为可悲的是：由于京城老百姓听信了官方的话，都认为袁公是个内奸。
“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割寸脔。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明·张岱《石匮书后集》)
中华民族的千古英雄，不是战死在沙场，不是死于敌人之手，却给自己誓死保卫的汉族儿女凌剐着吃了。《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皮肉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方止。”袁公临刑前，口占一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临刑口占》）。可叹年仅四十六岁的民族英雄临终时还念念不忘保家卫国，他的结局不能不令人心寒。
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宣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１６以上处斩，１５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２０００里外，余俱释不问。”
所谓“谋款”
就是擅主和议，是指他跟皇太极的议和。皇太极与明军每打完一仗，都要主动议和，这多半是带有欺骗性的缓兵之计。袁崇焕对此并非不知道，但是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明军更需要有一段和平的时间用于休养兵马，巩固城池。崇祯帝对此“悉听便宜从事”，或“优旨许之”。因此对皇太极的每次议和他都积极响应，两人书信往返不断。明崇祯2年即后金天聪3年（1629年），袁崇焕与皇太极来往书信10封，其中皇太极至袁崇焕6封，袁崇焕至皇太极4封。袁崇焕的第1封复信向皇太极指出：“印玺之事，未降封号，不能妄行”
。第2封复信又向皇太极指出：“辽东原为大明土地，且有汉人坟墓，则不应归其占有”。第三封复信再向皇太极解释：“使者来时，因在海上航行，而让其久居”。第4封复信向皇太极明确表示：“战争长达10年，不能一朝停止，不是数人所能为，数语所能定”。对于袁崇焕的4封复信，日本著名满学家神田信夫教授有一个评价：“它强烈的反映出袁崇焕在与皇太极交涉中忠于明朝的责任感，他强烈的主张合议必须按照明朝所提送的典制方案，并严戒其未经降封，不准随意用印。”
&&& 所谓“斩帅”
是指袁崇焕于崇祯二年6月5日,双岛祭出尚方剑，斩镇守皮岛的左都督毛文龙。这一罪名涉及三个问题，一是袁崇焕是否有权杀毛文龙；二是毛文龙是否应该杀；三是是否如《明季北略》记载：“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
要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是“擅杀”，似有不妥，因为袁崇焕身为钦命出镇行边督师兵部尚书督师蓟、辽，有崇祯皇帝亲赐的尚方剑，他可以乾纲独断，先斩后奏。即使毛文龙也持有先帝所赐尚方剑，对于不受节制的将领不能严明军法，又怎样保证政令畅通呢？崇祯2年6月18日兵科抄出督师袁崇焕题报：岛帅毛文龙逆行昭著，机不容失，即取尚方剑付旗牌官斩文龙于帐前。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谨席待罪。奉旨：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虽然有人说崇祯皇帝迫于形势，对于斩帅不予追究，但从圣旨中的“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也表明袁崇焕是得到皇帝敕谕，可以相机行事的。
至于毛文龙是否当杀。大量史料证明，毛文龙自据有东江后，独霸一方，骄横跋扈，不服节制，虚报兵额，中饱关银，擅开马市，私通外番。袁崇焕历数毛文龙的十二罪状，确有凑数之嫌，但并非什么凭空捏造或随意上纲，而是证据确凿，经得起检验的。
天启六年，姜曰广、王梦尹奉诏出使朝鲜，回朝后疏言：“文龙兵册十五万，能用者只二三万；”《国榷》也承认：文龙“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岁百二十万，兵二十万，朝论多疑而厌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岛，莫能难也。”
崇祯元年八月，山东总兵杨国栋即疏劾毛文龙十大罪状：“一、专阃海外八年，靡费钱粮无算。今日言恢复，明日言捣巢，试问所恢复者何地？所捣者谁巢？二、设毛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不敢西向，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觅，牵制安在？三、东接朝鲜，原为辅车相依，乃日以採参掘金，扰害朝鲜。四、铁山既失，鲜半入敌，伤残属国。五、难民来归，冒充兵数，任填沟壑，掩败为功。六、皮岛孤悬海中，非用武之地，请饷百万，竭民膏血。七、零星收降，捏报献俘，欺诳朝廷。八、私通粟帛，易敌参貂，以为苞苴，为安身之窟。九、坑害商货至百万余，怨声载道，死亡相继。十、不满三万，欲冒皇赏十五万，侵扣钱粮，不计其数。……至如奉旨移镇，竟若罔闻，奉旨回话，绝无回话。”等等。足见毛文龙在斩帅之前已经恶行昭彰。只不过由于毛文龙有魏忠贤作后台，不仅恣意孤行，而且参劾毛文龙的大臣，象王一宁、刘之凤、夏之令、袁化中、姜曰广、王梦尹等，或被论死，或被斥逐。另一方面。于朝廷当时怕东江一撤，朝鲜折入后金，只好暂时利用毛文龙监护朝鲜。而并非不想除去毛文龙，只是除不了，不敢除，奈何他不得罢了。
至于毛文龙的冒捷献俘，实乃其远据海岛而惯用之伎俩也。毛文龙入初据镇江，即遭后金
“斩游击刘某及兵千五百级，文龙仅以身免。”（蒋良骥《东华录》）但这位毛大帅匿败不报，后为登莱通叛王一宁弹劾，而王一宁反被诬，逮治论死。天启四年，“时秀水谭昌言为登莱参政。毛文龙药辽人舌献俘，昌言廉得之，密与解药汤，旬日舌清乞命，皆辽人也，言其实，编为农。”（《国榷》）更有甚者，天启五年八月，毛文龙献俘七名，途至广鹿岛又换回六名。等等劣迹恕不赘述。
毛文龙的十二条罪状中，最重要的是：“擅开马市，私通外夷。”《明史》卷259《袁崇焕传》记载：“文龙在岛中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
《崇祯长编》中记载：“私通粟帛，易敌参貂，藉是苞苴，为安身之窟”的问题。《满洲秘档·毛文龙来书四》记载毛文龙在致皇太极信中提出的：“尔取山海，我取山东，若从两旁夹击，则大事成矣，我不分疆土，亦不属尔管辖；”《明清史料》也有“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这样的书信往来的记载。足以证明毛文龙确是罪在当诛。
正如程本直《漩声记》所述：“是左右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以崇焕杀之而通国快然。”。朝鲜深受毛文龙荼毒，其国王听到文龙被诛的消息，大喜：”为天下除此巨害。“（《朝鲜仁祖实录》），可为毛文龙该杀的佐证。
把斩帅一事，这时拿来作为袁崇焕通敌的证据，所谓“以谋款则斩帅”，实乃荒诞不经的论断。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离京赴任前，大学士钱龙锡征询袁崇焕“五年复辽”的方略。袁崇焕说：“当自东江始。文龙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易易耳。”从这些记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袁崇焕刚刚上任，就和朝廷重臣商量过毛文龙之事。可见，袁崇焕很早就看出毛文龙的行迹，早有动毛文龙之心。我们总不会认为袁崇焕赴任之前就怀有通敌之心吧！至于所谓清兵最忌惮的倒不是袁崇焕，而是毛文龙，因此便要袁崇焕杀了他作为议和的条件。袁崇焕只是和后金议和，又不是投降，焉有提主帅人头来见作信物的道理。这显然是不足信的。而且，双方所谓和议多少次，不过策略耳，袁崇焕焉能信服！
所谓“以市米则资盗”
指的是崇祯2年（1629年），漠南蒙古东部闹饥荒：“夷地荒旱，粮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就是说蒙古哈喇慎等部，室如悬磬，聚高台堡，哀求备至，乞请市粟。这件事怎么办？在明朝与后金的辽东争局中，蒙古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力量。袁崇焕坚持团结拉拢蒙古，来对抗后金。袁崇焕先言：“人归我而不收，委以资敌，臣不敢也。”当时蒙古各部首领，闻将市粟，指天立誓，不忘朝恩。所以袁崇焕疏言：“臣以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台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柴薪。”奏上，奉旨“著该督抚，严行禁止。”奉旨严禁，皆是所望，哈喇慎等部背离明朝，纷投后金。可见，蒙古诸部台吉，附己不纳，委以资彼，其责任在崇祯皇帝。所以，袁督师建议“市粟”之事有，而“资盗”之罪无！
所谓“纵敌长驱”是指责袁崇焕纵容后金铁骑长驱中原，直薄京师，而不知阻拦。其实，早在明朝天启6年即后金天命11年（1626年）4月，还是辽东巡抚的袁崇焕就上疏：“应防御后金军从宁远、锦州以西虚怯之处（蓟镇）南犯”。2个月后，袁崇焕再奏：“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关）、喜峰（口）诸处”。到了明朝崇祯元年即后金天聪2年（1628年）10月，袁崇焕再奏：“喜峰口、古北关可虞，蒙古哈喇慎等部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至宁前，西至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一年之后的崇祯2年即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3月，袁督师又上奏：“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他一面谏议――“蓟门单弱，易宿重兵”；一面具疏――
“济其市粟糊口，免其导诱入犯”。崇祯帝对袁崇焕的谏疏，或拖延因循，或严行禁止。己巳事变发生，袁崇焕的屡次预料变成现实，罪名却要袁崇焕独自承担。
所谓“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等罪名，不过是一个战术问题。程本直疏辩道：“自敌人逸蓟入京，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间道飞抵郊外，方幸敌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出营广渠门外，两相鏖战。崇焕躬擐甲胄，以督后劲，自辰至申，转战十余里，冲突十余合，竟至通惠河，血战殊劳。辽事以来，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十六日，又舍广渠门而攻左安门，亦时有杀伤。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急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以故专俟步兵调到，随地安营，然后尽力死战。初二、初三，计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对，崇焕有拿禁之旨矣！时未旬日，经战两阵，逗留乎，非逗留乎？可不问而明矣！”袁崇焕身为儒将，即使打仗还是穿着官袍，唯一一次穿盔甲就是赶在皇太极前进京救驾，他以一万多兵力对抗皇太极的十多万大军，战争惨烈可想而知。当时作战双方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境下，拱卫京师自然是第一要务。以区区随行营马兵九千冒然出击，无疑是相当危险的。顿兵不战是保卫京师的最好战略。
袁崇焕奉谕调度各路援兵。对此，又是曾在袁崇焕队伍中的平民程本直疏辩道：“若夫诸路援兵，岂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练习，器不坚利，望敌即逃，徒寒军心。故分之则可以壮声援，合之未必可以作敌忾也。况首回尤世威于昌平，陵寝巩固；退候世禄于三河，蓟有后应。京营素不习练，易为摇撼，以满桂边兵据护京城，万万可保无虞。此崇焕千回万转之苦心也。以之罪崇焕，曰散遣援兵，不同堵截，冤哉！”防线拉的越开，防守的地区越多，当然阻截的可能越大。这是最简单的常识。崇祯指责袁崇焕"援兵四集，尽行遣散"不是在以阻截失败定罪。这个指责的意味十分简单：袁崇焕的布置减少了第一时间勤王北京的兵力，因此害怕自身不保的崇祯迁怒于袁崇焕。但是实际上，北京却是有十几万京营守护的，且更有轻骑深入的满蒙联军根本啃不动的坚城利炮，而其它地区却根本没有如此强大的防卫。因此，将各支勤王部队分散布置在蓟镇的各个要点，既能保护各地的民众，又能在更广大的范围内阻截敌人。所以，所谓“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是切实之举，是最有效的防御！
最了解袁崇焕心迹莫过于所将的辽兵，袁崇焕在狱中的八个多月，天天有关外将吏士民到督辅孙承宗的府第号哭鸣冤，愿以身代。但是，这些将士勇猛有余，而韬略不足，又不谙朝廷权术之争。他们的激愤行为却将袁崇焕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祖大寿是一起被召见的，见主帅被捕，战栗不知所措。崇祯派了个太监向城外袁军宣读圣旨，宣布袁崇焕罪状，三军放声大哭。初三日，祖大寿与何可纲悲愤之余，不顾拱卫京师的使命，率袁军往东向锦洲奔去。正南下赴援的袁军主力在途中听说主帅被擒，自然也掉头就走。这是将士们的第一个错误。袁军在接到袁崇焕的信件后，奋勇杀敌，试图立功为赎，以乞督师命。解危难于倒悬，即日回兵入关，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这是第二个错误。虽说解了清军叩关之危，却不能不让崇祯皇帝对袁崇焕心生顾及。试想，哪个皇帝喜欢拥兵自重的将领呢？如果京城危机久悬未决，或许袁崇焕还能起复，局势趋缓，皇帝自然不会在意多杀一个大臣的。
身在朝堂，明末的党争袁崇焕不可能不知。对自己的结局，他自然早有预知。在他的奏疏中，对天启皇帝是这么说：“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唯圣明与廷臣终始之。”他在平台奏对中，对崇祯皇帝也是这么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用人当任而无二，信而勿疑。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不成想一言成谶了。对于自己的死于敌人的反间，死于朝廷的猜忌，袁崇焕早已预见到了。
袁崇焕入狱八个月，才被凌迟处死。案件之所以会拖这么久，有人说是因为满兵一直到六月份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期间崇祯不敢杀袁崇焕得罪辽东部队。这或许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点就是党争造成的。原来当时的首辅钱龙锡与袁崇焕关系相当不错，这时也受到了牵连。钱是当初惩办魏忠贤一案（称为逆案）的负责人，因此令阉党怀恨在心。这时候阉党遗逆又在朝廷渐渐得势，便想把袁案扩大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这些对头一网打尽。钱龙锡自然在朝中也有些势力，两派便就袁案展开了拉锯战，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此事终于让崇祯发觉，大发脾气，限令五天之内了结袁案（《明纪》）。新逆案因此没能得逞，但钱龙锡也在袁崇焕死后被捕论死，后改判充军。这或许也是孙承宗不愿出来为袁崇焕鸣冤的原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杀与不杀其实都不是绝对的事情，在于朝廷各派势力对抗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出一两个冤案也就并不稀奇了。
在他的凭吊另一位民族英雄、抗后金名将熊廷弼的诗中，也能读到这种忧虑。“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家贫资罄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场善用兵。”“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教夜谈兵。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他虽有狡兔死，走狗烹，狐悲兔死的感慨，大概不会想到自己的头颅也会和万历、天启年间镇守辽东的熊廷弼一样，传首九边，弃尸荒野。
他知道：“功到雄奇即罪名”，为什么去选择这样一条不归路，去赴汤蹈火呢？我们从他的诗《边中送别》：“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就是他心迹的真实写照，用血泪写下的答案。让我们不能不想起林则徐的那句“苟利国家生死许，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铿锵誓言，拳拳赤子之心。
袁崇焕是一条铮铮汉子，据说他被割了
3600刀，鲜血淋漓，但是仍没断气，心仍在跳动，据说还有视觉和听觉。我不知道，他当时的感受是什么？肉被人吃去，被人辱没，空有一腔报国志，竟得如此下场，可悲可叹。一腔赤诚尽在临刑口占的绝命诗中：“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蛮夷叩关，兵锋直指京城，这是大明皇帝的奇耻大辱。在大明朝，这种事发生了两次，第一次保卫北京的于谦被明英宗杀了，第二次保卫北京的袁崇焕也不得善终，朱家天子的刻薄寡恩可见一斑。
有人说袁崇焕不过是清朝搞出来的一个英雄而已，这种逻辑实在可笑。邝露《峤雅》集所收《留都赠梁非馨》五律一诗原注称》：“非馨为袁督师重客。督师以孤忠见法，天下冤之。后十二年（按：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予与非馨同朝。非馨在主政，余在史馆，疏白其冤，服爵赐葬。非馨真信友矣。”是则崇祯后期，朝廷已为之辩白，而史册失略，亦未见有赐谥号事。《鲒琦亭集外编》卷二八中记载，惟全祖望在《跋〈明史;袁崇焕传〉后》一文说：“南都已有为崇焕请恤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粤争请之。会北来者，以（清）太宗档子所言，雪崇焕之冤，始复官，赐谥曰襄愍。此见吾乡高武选《宇泰集》。”可知襄愍为南明永历时所颁谥号。是则崇祯十四年及永历间，先后已为崇焕辩诬。
明朝灭亡后，南明迅速建立政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拥有百万大军，也苦苦支撑到了康熙年间才最终覆灭。袁崇焕的“汉奸”帽子戴了100多年，直到大清乾隆年间，清人根据《清太宗实录》编写《明史》的《袁崇焕传》，《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列传》记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世人才知道，原来那两位太监是后金兵有意放回，他们所偷听到的机密也是有意让他们听到的。袁崇焕沉冤百年，终得昭雪。
这时，南明已灭，大清没有必要虚构一个袁大人的“冤案”来说明朝是个“黑暗腐朽”的王朝，还要不惜捏造“反间计”来显示真有“冤情”。况且，大明的腐败昏暗还用牺牲自己祖宗的诚信和名誉编造故事来证明吗？洪承畴在清初定鼎燕京、招抚江南、平定云贵方面建立了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为开清定土立下汗马功劳，也为清朝的安定发展乃至历史上“康乾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基础。他却被乾隆评为奸臣，可见，乾隆是有道德标准，爱憎分明的。他更不会因为一个无谓的事，被群臣和世人百姓认作篡改历史的君主。明天还会有人撰写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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