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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关于子贡“纣之不善”的不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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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22 发布在
关于子贡“纣之不善”的不同解读刘松萝我在《读圣贤之书，存小人之心》一文中，谈到了对子贡一段言论的解读。惭愧的是，我对“恶居下流”中的“恶”字就没有正确地理解，幸而网友54xqn先生及时地加以指教。对此，我不想悄悄地更正，保留原文，在后面附上54xqn的评论。现在谈谈子贡的言论以及现在人们的理解。1.对于子贡言论所作解读的演化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这一番话本来不难理解。道德学问具佳的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北京1958年6月第1版）中这样地解释：商纣王的坏，不像现在传说的这么厉害。所以君子不可以居于下流，一居下流，天下的什么坏名声都会集中于他身上了。杨伯峻先生的解释已经是很正确了，以后的人也许只需要在细微之处做一些修改就行了。但是，丹明子先生在《论语的智慧》（甘肃文化出版社，兰州2005年7月第1版）中这样解释：商纣王的不好，不像现在传说的那么严重。因此君子厌恶处在下流地位，（一旦处在下流）普天之下的所有罪恶全都集中到他身上了。而刘强先生在《论语》（蓝天出版社，北京2006年8月第1版）中这样释读：即使是纣王的暴虐，也没有如此之严重啊。所以君子憎恶处于众恶所归的下流之处，一旦处于下流之处，天下所有的坏事都集中到你身上了。粗看起来，以后的两种解读与杨伯峻先生的差别不大。而深究一下，杨伯峻认为从纣王那里要吸取的教训是“君子不可以居于下流”，而丹明子和刘强则认为是“君子厌恶处在下流地位”和“君子憎恶处于众恶所归的下流之处”。就这样，“下流”就悄悄地换成了“下流地位”和“下流之处”，这样的解读无疑是有问题的。按照子贡的原话，他很明白地认为商纣王是甘居下流，做出的是事实判断和善恶判断。我们的译者或多或少把这些判断变成了功利的考量，背离了儒家的精神。大家知道，虽然后世的儒家把《论语》变成道德文章是不可取的，但是孔子及其弟子确实重视道义。长期以来，“道德文章”变成了贬义的词汇。经历了人欲横流的改革历程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道德文章还是需要的。再看一看翻译者在后面的发挥，就更容易找出问题所在。刘强在正文和译文后面引用了朱熹的话：子贡言此，欲人常自警醒，不可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非谓纣本无过而虚被恶名也。（子贡这样说，是想让人们时常警惕与自省，且不可置身于不善之地；并不是说商纣王本来没有过失而仅仅被后人凭空加上恶名。）朱熹所说的“不善之地”与刘强的“下流之处”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仍然是善恶判断和功利考量的不同。不仅如此，朱熹实际上是把重点放在最后一句话：“非谓纣本无过而虚被恶名也。”刘强引用了朱熹，却与朱熹背道而驰。他进一步告诉我们，学习子贡的语录还可以得到以下的感悟：由于命运的乖蹇，令你不得不居于社会下层，那你得有思想准备，准备承受那些来自各个方向的诬陷，准备承受那些本不该承受的指责和中伤。因此，做人一定要努力进取，不懈奋斗，打破现状，力争上游。刘强的感悟已经远离了《论语》，变成了处世良方。当“下流”变成“下流之处”以后，“恶居下流”就仅仅意味着不要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不是不做坏事了。按照《论语》的精神，处于不利的地位并不一定是“恶居下流”。比如，孔子曾经这样地看待弟子的成败：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戳”。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说南容这个人，“国家政治清明，不被废弃；国家政治昏暗，也不至被刑罚。”于是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孔子希望侄女婿能够有为而且平安，因此南容自然是合适的人选。而在另一方面，公冶长被关进了监狱，孔子又没有认为他“下流”：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子说公冶长这个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他虽然被关在监狱之中，却不是他的罪过。”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2. 对纣王评价的变化及其后果子贡所说的“下流”变成“下流之处”，起因于对商纣王评价的变化。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说商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秉承毛泽东的旨意，郭沫若先生卖力地做了不少为暴君翻案的工作，其中当然少不了为纣王翻案。就是在为暴君翻案的同时，现代的暴政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我认为，在这方面最可耻的行为发生在改革以后。由于没有清算文革的思想根源，有些极端性的思维在史学界甚至变本加厉。虽然文革以前出现过为纣王翻案的努力，在文革当中还是不敢，或者基本上认为不应该这样做。文革的伪理想主义破灭以后，代之以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不得不说的是，这种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也有穷凶极恶的一面，那就是把成败当作唯一的考虑因素，并且原谅和赞许暴力和罪恶。当暴君和暴力的崇拜走向极端的时候，那些失败的暴君，比如商纣王和隋炀帝也成为热门的人物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现在对于商纣王不能继续谴责，就是古人的言论也要修改了。同样是杨伯峻先生，却在《白话四书》（岳麓书社，长沙1989年11月第1版）中这样翻译子贡的话：商纣王的罪恶，并不像现在传说的那么厉害，所以君子最怕沾着恶名，一沾恶名，天下什么坏事都会集中于他身上。杨伯峻把“居于下流”修改为“沾着恶名”，同样地违背了子贡的原意。还有，我在《读圣贤之书，存小人之心》中谈到了王重旭先生得见解，这里只摘录，不评论：我们都说纣王坏，其实纣王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厉害。只不过被人打倒了，历史改写了，许多莫须有的罪行就给他安上了。王勤先生也提供了相关的材料。李泽厚先生在《论语今读》中这样翻译：纣王的不好，并不像说的那么过分。所以君子厌恶处于不利的位置，所有的罪恶都会被推到身上来。李泽厚还作了这样的评论：殷纣王本是非常能干并大有历史功绩的伟人，这有确凿的记载。因为亡国身死，于是在历史上变成了大坏蛋，特别是儒家所集中打击的对象。难得子贡勇敢说出真理。子贡的聪明形象到处可见。李泽厚先生是我尊敬的人，不过他在治学上似有些随意。他的这些见解真的不算高明，至少是有些想当然。3.结论有关商纣王的事情年代久远，记录也过于简略。恕我孤陋寡闻，我们能够做的，不过是对这些资料进行取舍和评估。当然，如果谁有新的见解，也请他拿出有说服力的材料来。学者如果下一些工夫还原历史的真相，那么不论结论如何，都将是有益处的。至于对经典的诠释，我从《古兰经韵译》得到了宝贵的启示。译者林松先生在谈到对一段经文的不同理解时说，经学家主张注意经典本身，不要妄加猜测。杨伯峻先生在《白话四书》中也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我想，作为最低限度，评论是可以的，但不要篡改经典。即便是商纣王真的变成了大英雄，我们尽可以在注释中加以补充，但没有权利曲解古人之言。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把《论语》篡改成《厚黑学》。我认为，周王朝贬斥纣王，除了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之外，也是为了建立正常的政治伦理，以商朝的灭亡作为镜鉴。子贡生活在距离周武革命较近的年代，有可能比我们更了解事实，也有可能不如我们客观。但是，以孔子及其弟子的正直、睿智和执着与我们现在的浮躁和无原则相比较，我宁愿接受子贡的见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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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圣贤之书，存小人之心刘松萝读了《论语》，就会知道子贡是一位雄辩之士。记得戴晴女士在讲述王实味冤案的时候，就在卷首引用过他的话。也许是觉得子贡的分量还不够重吧，戴晴仅仅说是引自《论语》。其实，子贡的话不仅体现了孔子的思想，而且也有独特的发挥。孔子培育出在有些方面像他一样卓越的学生，证明了他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我引用过子贡的话。在《暴君论――《超越犬儒主义》节选》中，我这样说：我们的祖先否定暴君，同时也不排斥对于具体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对于有些学者关于“有些暴君的罪行被夸大了”的问题，古人早有精辟的论述。孔子的学生子贡就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商纣王的罪恶，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厉害。所以君子一旦甘居下流，天下的什么坏名声都会集中到他身上了。）遗憾的是，有些人对子贡思想的理解与我不同。也是在写《暴君论》的时候，我查到了几篇颂扬隋炀帝的文章。有人在综述了隋炀帝的丰功伟绩和美中不足之处以后，也引用了子贡的那段话。用《论语》中的道理来为暴君开脱，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真的感到无言以对，不知道饱学之士们能否找出更早的例子。而让我不得不写的原因是， 日的《作家文摘》上转载了王重旭先生在《随笔》发表的文章，《慈禧是怎样挪用海军经费的》。王重旭在文中承认，“修颐和园是一巨大的工程，需要许多银子，劳民伤财。”不过，他的重点却在 “但是”里面：“但是，无论如何，却不全是挪用海军军费，也不是挪用全部海军军费来修建的。”王重旭看来是老佛爷忠实的拥护者了，接下来更加耐心地告诉我们慈禧是如何的冤枉。修颐和园不仅仅是慈禧自己的意思，皇上也是这样想的；挪用海军军费可能也是皇上的意思；挪用了多少经费，本身就是一笔糊涂帐；挪用的经费也不是全用在修建园子上，好多人趁机揣进自己的腰包里了；另外，挪用海军军费是不是满洲贵族要削弱海军，以防汉人的军事力量坐大呢？更加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王重旭说，战争的失败不一定是因为军费被挪用：“谁敢保证如果慈禧没有挪用海军经费，这场战争就必胜无疑呢？近代史上那些没有被挪用经费的战争，为什么也总是以我们的屈辱和失败而告终呢？”这样的振振有词，这样理直气壮地质问批评者，也许这就是勇敢吧。我想说的是，王重旭的这一番努力也许减轻了慈禧挪用海军军费的罪过，但同时又告诉我们，即便不考虑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慈禧的昏庸、无能和治国无方是毋庸置疑的。比如，“你慈禧敢挪用100万，我就敢挪用50万”，还有“那么大的工程，贪几个工程款还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既然是这样，至少慈禧渎职的罪过是无法推卸的。不仅如此，我在《论慈禧太后》中还要说：哪怕是按照满清一家和一族的规范，慈禧的权力也是不合法的。你慈禧已经治国无方了，为什么不让权给尚且爱民，尚且希望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呢？王重旭写了这么多的字，无疑是文人了。文人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维护常识和规范，并且为忙碌的人们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我想告诉王重旭先生，当一个国家可以挪用海军军费，而且工程所用的款项可以层层克扣的时候，她的失败是必然的。至于为什么没有挪用军费的战争也失败了，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挪用军费不仅是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更是腐败的重要标志。在这种腐败的国家里，即使没有挪用军费的事情，也会出现其他严重的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回顾晚清的历史，本应从中该吸取教训，认识到腐败的危险性。而让人痛心疾首的是，现在的学者对于腐败习以为常，不仅用这样的态度轻松地对待晚清的腐败，而且再回过头来以晚清来证明现今腐败的合理性。还要指出的是，反对腐败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前不久，前海军副司令王守业就因为腐败被判刑。王守业的罪行主要不是发生在供职海军的时间里，是不是挪用了什么还不得而知。但是，王守业案件至少说明了现在认为腐败是要受到惩罚的，挪用军费更是不可以的。值得注意的是，王重旭在文中也引用了子贡的话。他说：孔子曰：“纣之不善……”对于“孔子曰”，我就不说什么了，因为据学者杨伯峻先生说，在汉朝《论语》可能也称为《孔子》，引用《论语》里其他人的话也可以用“孔子曰”。但是，王重旭确实明显地曲解了子贡的愿意。按照他的解释，子贡的意思是，商纣王“只不过被人打倒了，历史改写了，许多莫须有的罪行就给他安上了。”事实上，子贡是这样说的：“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也就是说，首先因为商纣“恶居下流”，才有“天下之恶皆归”的恶果。因此，子贡的本意是告诫君子不要下流。子贡的这一思想还可以从他的另一段话里得到印证和加强。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的过失，就像日食和月食。错误的时候，谁都看得见；更改的时候，谁都仰望着。）可见，子贡一直主张君子要严格地要求自己，而不是放任自己的过失。顺便说一下，我是读了戴晴女士的文章之后才注意到这段话的。可怜的读书人啊，不看《论语》不得了，看了《论语》更不得了。如今，有人把看《论语》变成处事指南，心灵鸡汤，营销谋略，甚至变成了葵花宝典。我认为，不能用《论语》为暴君辩护，这是做人和做学问的底线。读圣贤之书，存小人之心，甚至宣扬奸佞的合理性，是绝对不可以提倡的。.《暴君论》中还有一些相关的话。为避免冗长，附在这里供参考：古人谴责商纣王一类的暴君，是为了让以后的君主引以为戒，不要重蹈覆辙。而我们的一些学者公然地赞扬历史上的暴政，鼓吹即使是像商纣那样的人也有可借鉴之处，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现代的暴政提供理论依据，不能不说是助纣为虐，是奸佞的行为。孔子曾经对他的弟子子夏说过：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你要做个有道德的儒者，不要做个没有道德的儒者。）可以这样说，为暴君翻案的事情做得太多，学者就会成为孔子所说的那种小人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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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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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6:45 &&
成败论英雄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这是子贡对历史哲学的一个批评。周武王推翻纣王建立周朝，是因为纣王暴虐。子贡说，纣王的坏，并不像后世说的那么严重，等于另一派的人说秦始皇的坏，不如一般人说的那么坏，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事实，说他把天下的书都烧了则不见得，他只是把全国的书集中到咸阳阿房宫，不许民间多流传，怕老百姓知识高了难统治，这才是真的。至于坑儒，他坑的儒，是实在令人讨厌的一些人，我们注意历史上“处士横议”四个字。秦始皇最初找好多高级知识分子开会，提出很多问题向他们请教，开会时，大家屁都不放一个，开完会以后，心里又在嘀咕。这还不算顶讨厌，更讨厌的是那些没有做到官的处士们，又生横议，鸡蛋里去挑骨头，蛮横地找道理，又不是走直道，所以秦始皇一气就坑了这些人。我们大家也要反省，读书人最容易犯这个毛病。开会开多了就会知道，一些人在开会的时候，唯唯诺诺，对什么事都没意见，等散会以后，他又到处乱批评。所以秦始皇坑儒也有他的理由。这些都是李斯干的，而罪过都归到秦始皇的身上。中国的书谁烧的？项羽烧的，咸阳一把火，连续烧了三个月。秦始皇建阿房宫当然不对，像那种建筑，如果不被项羽烧掉，还流传到现在，那是了不起的文化古迹。假定根据《阿房宫赋》的形容，人站在马上，高举十丈长的旗杆，仍然可以通过阿房宫的城门，意大利的建筑是不能比的。所以我们古书文化的破坏，这位项老兄的罪过也是很大的。　　不但项羽罪过大，萧何也有罪，他到底只是县吏――科员出身，到了咸阳以后，所注意搜罗的，都只是户口、钱粮这些行政方面的基本资料，都搬走了。至于书，因为他也没有把书读好过，就不管了。等项羽一到咸阳，这位世家公子一把火，把书都烧了，这也归罪于秦始皇吗？这都是对历史讲公平话。世家公子而兼太保的项羽，就有这样不懂事。近人易实甫有一首诗说他：“二十有才能逐鹿，八千无命欲从龙。咸阳宫阙须臾火，天下侯王一手封。”非常有趣。　　所以这里子贡说纣王的坏是坏，但并不是后世所说的那么坏，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领导的人，如果自己做得下流，做得坏的时候，天下的错尽都归到他身上。因些我们看历史，有些人真可怜。不但历史如此，社会也是这样，子贡这个是老实话，所以作人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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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51 &&
赞同楼主的观点，大面积的腐败发生时，任何人的巧舌如簧，最高统治者也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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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14 &&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易纬.1先生，我不同意你前一半的观点，同时赞赏你也认为纣王“自己做得下流”。我感到孤独，因为大多数人把“居下流”理解为处于不利地位或者倒霉了。我还认为，子贡的本意君子不可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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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23 &&
&&&&&&&&&&&&&&&&&&&&&&&&&&&&&&&&&&&&&&&&&&&& 如何解读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 &&&&&&&&&&&&&&&&&&&&&&&&&&&&&&&&&&&&&&&&&&&&&&&&&&&&&&&&&&○罗祖基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孔子弟子子贡为商纣所说的一句公道话。当前，在于丹《论语》热的推动下，网上出现对它解读的分歧。某也不才，对此略有所悟，献之以求正方家。首先，我认为出自古人之口的任何一句名言，都有其历史背景。子贡是春秋时孔子的弟子，去古不远，他说这句公道话，还是有所根据的。因为纣的敌人是周武王，在他声讨商纣的《牧誓》中并没有把他说成十恶不赦，而只有两条罪状。其一，是“惟妇言是用”；其二，是“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乃惟四方多罪逋逃”。关于“惟妇言是用”，反映的是商代母系遗存，并非个人罪恶。就是因此而导致政治失控，也是中了敌人的美人计。对此，《国语•晋语》说：“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与胶鬲比而亡殷”，说明是被女间谍妲己迷惑，这同吴王夫差上了越国女间谍西施的当没有什么不同。至于弃“王父母弟”，则是改革任人唯亲的宗法政治，用“多罪逋逃”，更是从刑徒奴隶中选拔人才，是君主任人唯贤的举措，商朝的先王也有这样做的。例如，汤用小臣伊尹，武丁举傅说于刑徒，早有先例。这些事，都说明商纣要进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虽然，周克商后，实行的是父兄子弟补察王政的贵族政体；可是，一到宗法制瓦解礼制崩坏的春秋，齐桓公用管仲，是从战俘中选拔的；秦穆公用百里奚，是从奴隶市场中买来的，这就为后来专制君主任用布衣卿相开创了先河。其次，从我国的历史评价看，成王败寇也是一个传统。对于失败者来说，许多不实之词就在所难免，这就是归恶。不但远古，就是当代还是如此，例如刘少奇在建国后，在克服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是功不可没的，可是却因之而戴上三顶大帽子：叛徒、内奸、工贼。刘是因为后来历史的拨乱反正从而恢复了名誉。商纣的这一次改革，也应该为春秋后的历史所正名。第三，子贡属于士阶层，在宗法政治下属于下层，他对提倡任人唯贤的纣，自然十分同情。可是，儒家学说的亲亲为仁，使他无法替商纣辩解，只能用“君子恶居下流，恐天下之恶皆归”来劝告世人，千万不要被“天下之恶皆归”，成为众口铄金的牺牲品。这种道德史观，左右了我国几千年，现在应该是重新审视的时候了。如此解读，是否妥当，尚待大家讨论。&&&&&&&&&&&&&&&&&&&&&&&&&&&&&&&&&&&&&&&&&&&&&&&&&&&&&&&&&&&&&&&&&&&&罗祖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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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代，随着社会的大动荡，人们的意识也出现了大的变化。当时读书人中出现了一批所谓“智者”，提出一种新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与旧的荣誉主义相对立。这就是全身保命，伪言伪行，利益至上，不择手段，否定一切道德原则，以至出现了杨朱的为我和兵家的诡诈。表现在战争中，只要能够消灭敌人，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包括任何卑鄙的手段。&&代表这种新价值观的典型人物就是越王勾践了。吴军兵临城下时，他对吴王夫差卑躬屈滕，投降后像狗一样摇尾乞怜，表示忠于吴王，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到越国强盛起来打败吴国时，他却说，以前天把越国给吴，吴国不要，错过了机会。他不准吴王投降，把吴国灭了。连他的大臣范蠡也觉得这人不守信义，太卑鄙了，不能同他共事，所以功成之后离他而去,“泛于五湖”。&&用智者的观点看，宋襄公的错误并不在于他仁义大旗，而在于他的过于认真。仁义大旗是应该打的，但是给别人看的，只应该做为幌子。道德是讲给外人听的，如果自己真的身体力行，那就是个傻子了。孔子的学说就是这两种价值观激烈冲突的产物。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就是一锅大杂烩，试图把两种水火不相容的观点调和在一起，结果是内容杂，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比如《论语》中这一段：&&&&&&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这段话首先抛掉了大前提。“三分天下有其二”，怎么有了的？周原来的地P只有陕西找匾淮苄〉牡胤健＞殴傅热说木鸾ダ┐罅说乇P。西北一带是从少数民族手中夺取的，可以说是自己争来的。但是汉水流域一带，却是通过恩威并用的手段使其“贰于己”的，也就是说，是用“不臣”的手段取得的。这怎么叫“犹服事殷”呢？一个部门经理，盗窃了公司三分之二的资产，只是没有夺取董事长的位置，能说他的道德高尚吗？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称曹操是道德最高尚的人。实际上，周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与春秋时列国没有灭周道理是一样的。周室衰微，列国还打着“尊王”这个破旧招牌，是因为他们的土地是周天子分封的。如果不用这面破旗，他们祖宗的基业就失去了理论根据。该动手时没有动手，只是时机没有成熟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道德不道德。对于武王伐纣，因为属于犯上作乱，孔子在没有表态。但《论语》中有赞扬周武王的句子，说明孔子对武王伐纣还是肯定的。&&孟子的态度是旗帜鲜明的。他说武王伐纣不是以臣弑君，而是有道伐无道，杀了个“一夫”。所以后代人把周武王伐纣与商汤伐桀并称为汤武革命。&&孟子的论述同样是有逻辑问题的。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那么八国联军打中国，日本的侵华战争，都可以找到理由。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连中国人自己也说不好嘛。其次是有道和无道由谁来界定即谁来做裁判的问题。如果只由胜利者来裁定，那显然是不公平的。比如武王伐纣，不能只听周武王的，因为他也是当事人。统治者的思想有强大的威慑力，周朝顺民们写的历史只好跟着说，就连孔子也只能说“吾从周”，所以后代人的历史未必可靠。正如伊拉克战争，不能只听姓乔的说。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也不能证明东条英机是个好人。我们现在要知道武王伐纣的真实情况，还应该听一听反方的声音。比如武王伐纣时，伯夷叔齐曾扣马而谏，他们的著作倒值得一看，还有伐纣胜利后，殷民曾经造反，如果发现了造反殷民的日记，那就很有参考价值。&&因为有道和无道很难有固定的标准，所以孟子的论点同样没有大前提，只能陷入循环论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就是论据。胜利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力量强大，力量强大者多助，包括内助。多助者有道，失败者无道。其实和“成则为王败则寇”是一个意思。假如武王伐纣时有另一股势力把武王打败，周武王就是无道的。罪名是很现成的――以下犯上，以臣弑君。&&用这个观点看宋襄公，他的错误也不是仁义大旗，而是自不量力，本来就不应该同楚国打仗。楚国在西周时已非常强大，周昭王征伐楚国失败，淹死在长江；齐桓公是五霸之首，对楚国用兵也只是示了一下威，不敢正面接触。墨子在《公输》篇里，对楚宋两国的实力差距之大，描写得十分生动。楚军之所以敢于当着宋军的面从容不迫的渡河，就是因为瞧不起宋国。换句话说，即使半渡而击，宋国也未必能战胜。相反，如果宋国实力强大，双方列阵后战斗也一样能取得胜利，那样仁义大旗就成了千古佳话。同样道理，项羽如果统一了天下，他就不仅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还是一个气度不凡的皇帝，《鸿门宴》一定是不可多得的道德教材。黄忠要是没投降刘备，而是杀了关羽，那么，关公就是另一个同宋襄公一样的蠢猪式的人物。&&成王败寇是几千年来的习惯思维。有钱人就是有本事的人，他的财产就是证明，被枪弊的一定是坏人。喜欢打落水狗，墙倒众人推，是汉文化的优秀传统。嘲笑失败者，给死人脸上抹黑更是国人的惯技。周幽王死在骊山下，于是就有了千金买笑，“数举”烽火戏诸侯的荒诞故事；秦二世而亡，秦朝在历史上就几乎没有一个好人（鲁迅语），秦始皇就不是他爸爸的儿子，他的母亲是一个大破鞋；晋灭蜀，刘禅投降了，于是就有了乐不思蜀的故事，阿斗就成了千古懦夫的代称；隋灭陈，于是就有了陈叔宝君臣天堑无忧的故事，陈后主和周丽华成了后人取笑的对象；宋灭南唐，于是就有了后主铁练锁江的故事。本人一贯对历史书不感兴趣，偶尔看一点，也是从反面去看。&&纣王果真是无道的吗？&&古代每个家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渊源。郑国和晋国都是姬姓国，与周天子有同一祖先。但最先让周天子失去威信的正是郑国。郑国不但强占了东都洛邑周围的大片土地，还同周王互换人质，以至同天子兵戎相见，一箭射中周王，使周天子尊严扫地，从此以后，诸侯都把天子看扁了。晋文公虽然打尊王攘夷的旗号，但孔子也说他“谲而不正。”齐国是姜太公的后代，齐襄公死后，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为争君位，竟闹得弟兄残杀，比起宋襄公的弟兄谦让友爱来，道德水准要低得多。宋襄公不光是在战争中能恪守道德原则，人际交往也是很讲义气的。晋公子重耳是有名的贤人，在周游列国的流亡生活中体味了世态炎凉，唯独宋襄公能真心相待，不图报答。&&春秋时，宋国很可能是当时最诚信最讲仁义的国家。墨子是最讲道理的人，庄子是大思想家，这两位都是宋国人。&&原来宋国是殷商的后裔，宋襄公秉承的是殷商的家族传统。可见殷商文化虽然比周文化古老死板，但从人类对人性的认知方面来说，却是更有继承价值的。&&纣王也不见得就是历史上写的那么坏。&&小时候听说鼓书的说封神演义，第一句就是“纣王无道宠妲己”。心中老是疑惑：一个人爱自己的老婆，怎么成了过错呢？长大了才知道，原来纣王的错误主要是对周的战争中输了。唐朝安史之乱，马嵬坡发生兵变，唐玄宗不是自裁以谢天下，而是让兵士把杨玉环缢死。后来有个叫白居易的诗人，写了一篇《长恨歌》，歌颂皇帝与贵妃忠贞不渝不爱情。所谓忠贞，就是把对方当做替罪羊。纣王却不是这样，他自焚而死，决不苟活。如果商平定了周武王的叛乱，商的统绪再延续若干年，一定也会有一个文学家撰文，赞扬纣王与妲己的爱情，简直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如果那样，历史家们就该这样写了：杀比干，修鹿台，酒池肉林等都会变成功绩。杀比干属于大义灭亲。比干是纣王的叔叔，有通叛的嫌疑，王子犯错与民同例。即使是杀错了，比起后代的大戮功臣，宁可错杀三千来，也算不了什么。周文王有着明显的野心，但纣王也只是把他当政治犯看待，囚于h里，而没有杀他，说明纣绝不是一个滥杀无辜的人。修鹿台是为了给首都建一个标志信建筑，如果保存到现在，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酒池肉林，殷纣时生产发展，产品丰富，我们祖国商代就开始搞菜篮子工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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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复：[原创]关于子贡“纣之不善”的不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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