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巴萨罗那赛程到柏林多少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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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 中国质量万里行
2000年 第四期
从柏林到巴塞罗那
  郭若虚  发达国家的标准化协会、质量协会和计量机构,既有背靠政府的一面,又有面向社会服务的一面。换个角度说,其生存发展取决于其服务被社会认可的程度。我们的标准、计量、质量机构似乎更强调权威———不是非常需要,而是必须服从。西班牙一民间计量机构的负责人认为,权威来自于实验室的水平,来自于用户的认可。标准、计量、质量是企业不可须臾离开的,关键是标准、计量、质量机构能不能通过高质量的工作,给企业带来实际的好处。&&&&———主持人  时世沧桑  日到达柏林后,在PTB柏林分部的安排下,我们住在柏林东部原东德的U&N-TER&DER&LIN&DEN旅馆。坐落在有马克思、恩格斯塑像的广场附近的这家旅馆已经装饰一新,看不出历史的陈迹。但当你漫步在著名的菩提树大街,走近马克思和恩格斯铜像,会发现一些使你感到辛酸的事。在那宽阔的马路边,曾为东德人民景仰的东德人民军的元帅、将军的服装、徽章、帽子、皮带等都成为一些年轻人向过往行人兜售的“商品”。观看者多多,购买者难觅,那场景总会勾起人们的追忆。在革命导师的塑像前,我细心地观察了一下,除了我们这些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外,只有两位巨人静静地在那里目睹这时世的沧桑。天空多云,西边的天际上还透漏出一丝夕阳的余辉,我遥望那辉煌过40年的东德共产党总部大楼和东德政府部门的办公地,回想起在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的令世界各新闻媒体鼓噪一时,令世人震惊的柏林墙倒塌的往事。  1961年的8月13日,原东德政府开始修建长达155公里的柏林墙。其中约有40多公里的墙把柏林分隔成东西两个部分,其余则是把西柏林与东德的领土隔开。据说,整个墙体大部分是用钢筋混凝土兴建的,约1/3的长度由铁丝网构成。除柏林墙外,东德政府还修建了1400多公里长的东西德边界墙,广泛使用电篱笆和带刺铁丝网,期望能凭借这一人工屏障阻止西方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的入侵。  10年前,即1989年的11月9日,已经在柏林耸立了28年之久的东德和西德之间的界墙———举世闻名的柏林墙,一夜间被推倒。当时我在国内听到这一消息的第一反应是,肯定是一小撮人所为,相信事态会很快平息。谁知一年后的日,从报载得知,东德人在选举中竟一致支持统一和进行重大改革,选民投票支持由科尔统帅的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一个多党联合政府。事态不仅未能逆转,眼看东德政府就要不复存在。果不其然,1990年的10月3日,德国正式统一。有40年历史的东德从此在国际事务中消失,归属于8000万人口的统一的德国。制度变了,国旗变了,国歌变了,东德人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也随之变了。  10年过去了,我不想再去追究造成这一结局的始末和责任,只想抓住在德国短暂逗留的机会,尽可能观察和探询那统一后的变化和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19日上午,我们在柏林雅乐维次桥游轮码头等待游轮时,碰到一群也在等游轮的德国人。一位中年男子问我:“是中国人?”我见他中国话说得很地道,点了点头:“您去过中国?”“我在中国北京学习过中文。”他答道。在国外见到一个中国人并不难,虽然亲切,但他毕竟是中国人;而见到一个会讲中国话的外国人真正像是遇到了知己。我们俩倚靠在堤岸上,兴致勃勃地谈了起来。  我问:“您原来是西德的还是东德的?”  “是东德的。”他笑着回答。  “合并以后的感觉如何?”  他仰起了头,看那似乎要下雨的天空,思考了良久,用一种低深的声音和极为缓慢的速度,像是对我,又像是对天说:“合并后,东德作为一个政体已经不存在,但在思想上还是有想法的。”说完,朝我微微一笑。  既然有这样一个天赐良机,我决意要把心里的疑问向他抛出。我也对他笑了笑,接着问:“多数人是认为合并好还是不合并好?”  他打开一份画刊指着上面的一篇文章对我说:“这是德国《明星》画刊9月16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对德国重新统一10年进行了总结。文章说,为了统一,花费的经费高达1.6万亿马克,其中原东德居民通过纳税筹措了4000亿马克,西德注入的资金1.2万亿马克。原以为有了这巨额的资金东部地区会很快繁荣起来,实际上不是如此,东部还是比西部穷。从1990年到1998年,由东部迁往西部的人数比由西部迁往东部的人数多出近80万。”  随着中年男子的谈吐,在我的脑子里映出了一副我们从不伦瑞克市前往柏林途中所见到的一些难以忘怀的镜头:高速公路的两侧,在原西德境内,葱绿的松林,样式各异的建筑,绿色的田野,让人赏心悦目;而在原东德境内,划一的房舍显得破旧,房子的四周横七竖八地堆放着一些杂物,所见给人一种萧瑟感。  中年男子见我有点茫然,以为我对他的介绍不感兴趣,耸了耸肩:“愿意听吗?”  我立即拉回思绪,表示出极大兴趣:“说得很好,我在认真记。”  他接着说:“我个人的看法是,大多数人认为合并好。一个是都是德国人,合并以后更强大了,二是收入还是增加了。政府曾访问过东部地区最贫困的农民,那些农民说,我们有意见,不过他们又说生活比以前过得好了。”  “生活好了还有什么意见?”  “这可能是一种心态问题。”中年男子解释说,“这种心态存在于许多人中。最主要的是大家感到待遇上东西部的人不一样,即使是干同样的工作,东部地区的人要比西部地区的人收入低20%。我们东部的人在平等的社会里生活习惯了,这种不平等对我们刺激非常大。还有失业的问题,”中年男子似乎怕有人听见,向四周看了看,继续说,“特别是东德的共产党员,为了找工作,都不说自己是共产党员。”  我问了一个不应该问的问题:“您是共产党员吗?”  他没有回答,只是莞尔一笑:“你们中国好。”  游轮已进了码头,一声汽笛催促我们上船。  忙碌的一天  9月20日一早,我们就离开旅馆,带上行李,按约定的时间在9时30分准时到达德国标准化协会。新任会长杜巴尔·巴克先生和负责国际事务的恺撒先生接待了我们。  德国标准化协会(DIN)成立于1919年,在德国乃至世界上,都是一个从事标准化工作很有影响的民间团体。1975年它与德国政府签有协议,由政府援办,代表德国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和欧洲标准化组织的活动。现有团体会员6500多个,84个技术委员会,4700多个分技术委员会和工作组。全国有3万多名各行各业的专家参与标准化活动。  1979年DIN与我国签署了标准化合作协议。首期协议有效期5年,以后每三年顺延一次,均以书信形式确认。今年是第5次对协议延长的确定年。我们此行德国,又正在柏林,访问DIN不仅是一种礼节,还肩负有续约的任务。  巴克先生见到我们就单刀直入地对王秦平副局长说:“德中之间的合作已经有20年了。前些日子李传卿局长来信提出续签合作协议。今天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同意继续合作下去。”  王秦平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愿。他向巴克先生简要介绍了中国政府为了加强质量技术监督工作,决定对省以下实行垂直管理;中国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已组建了标准化中心,这些措施将对中国的标准化工作发展十分有利,对进一步加强中德两国间的合作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巴克先生曾在德国伯鲁克公司工作过,对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深有感触。他说,中国政府这样重视标准化工作是非常正确的。德国政府和大企业对标准化工作热情很高,都积极参与。但政府只拨给一些制定公益性标准或者专项经费,约占全部经费的16%,另一部分经费来源于企业,因为企业认为自己能承担制定标准的任务是一件很有利的事,它对企业生产的发展有益处。这部分经费,包括会员费在内,约占18%,还有一部分经费是DIN依靠出售标准和技术图书以及提供服务获取的收入,约占66%。巴克先生告诉我们:“在德国标准文本是很值钱,每7页标准可以卖到50德国马克。”  巴克先生说:“两年前,我们与卡尔鲁研究所、革林斯顿研究所一起,就标准化工作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主要内容是:标准化工作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还对2500家企业进行了问讯调查。初步结果显示,认为标准化在国家经济建设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大部分企业也觉得标准化很有用,但也有企业指出,制定标准的周期太长,跟不上需要。”  巴克先生说:“分析的工作量很大。全部工作年底可以结束。”他表示,“我们有了结果愿意提供给你们,或者向你们讲解。”  恺撒先生详细向我们介绍了德国标准制定的程序。  听了德国朋友的介绍后我有一个感觉,或者叫做比较后的反思,这就是我们的标准化工作与像德国这样发达的国家相比,最大的差距是企业还缺少热情。不扭转这一局面,标准水平的落后,制修订周期长的问题就不可能彻底解决。  11时告别DIN匆匆赶往柏林火车站,搭乘11时44分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火车站在市中心,与地铁相连,通往火车站的交通十分便捷。我们在恺撒先生的带领下,从车站一楼乘电梯上到二楼。这里没有专门的候车室,就像乘公共汽车那样,乘客按照自己的车票和要去的目的地直接进入站台,站台上有车厢等级和座位号的标记,人们可在相应的位置等候。因为车次很多,乘车的人少,站台上有座椅,很干净,等车并不觉得乏味。德国的车站不论大小,每个站台上都有排放得整整齐齐的推车,如果行李多,只需投放一马克的硬币,就可以推走一辆。站台上设有滚动的站牌,不断在翻滚出发车时间、到达站名。没有多久,我们乘座的列车进入了站台。  子弹头式的白色机车拖着分别标有“1”或“2”字样的车厢,标有“1”的是头等车厢,标有“2”的是普通车厢。上车后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分不清它们之间的差别。因为车厢里的人很少,即使是普通车厢,一样整齐、洁净、宽敞、舒适。  列车平均以每小时220公里的速度风驰电挚地穿过绿色的原野,车厢的一端有一个电子显示屏,上面显示的数字告诉我们,最低时速是190公里,最高达到250公里。窗外宜人的景色匆匆闪过,蓝蓝的天空下,到处是茂密的松林和草坪,一些色彩斑斓的房舍,在明亮的阳光下依稀坐落在铁路的沿钱,分不出是城镇还是乡村。经过近4个小时急驰,于下午3点53分抵达法兰克福车站。德国质量体系认证公司的W&IN&KLER先生已在那里等候我们,随即乘车去德国质量协会(DGQ)与秘书长凯尔克斯先生座谈。  德国质量协会于1952年在法兰克福成立。当时名称为“技术统计委员会”,1957年更名为“德国统计质量控制工作联合会”,1968年起才称“德国质量协会”。秘书长凯尔克斯博士详细向我们介绍了DGQ的情况。他说,日DGQ制定了新的质量方针、质量目标和工作内容,明确提出“谁是DGQ?DGQ是一个公益型的独立机构”。凯尔克斯说,协会现有个人会员7000名,团体会员1300个,自负盈亏,政府不给钱,其工作任务是要根据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伴随着会员、顾客、用户一起走向市场竞争,与会员一起组成各种委员会开展工作,包括组织交流企业质量管理方面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培训教材;帮助企业制定培训计划;举办学习班和一些培训再教育活动;对培训的人员进行考试、评价和发给证书;进行质量管理科学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方面的研究;出版质量专业的文献、书籍;参与标准化发展的活动;开发质量管理体系的模式等。关于培训的问题,凯克尔斯介绍,DGQ从1988年开始,每年培训10000人,到1999年已超过10万人。培训考试的结果需要得到认可机构的认可才能生效。由他们颁发的结业证书在企业很受欢迎,在欧洲28个国家得到互认。培训教材已发行到南美、南非和土尔其等国家、地区。培训的内容有:ISO&9000系列标准,TQM,汽车工业的质量管理,生产中的质量问题,检测手段的管理。今年开始,DGQ组织高层管理研讨,包括管理模式的变化,创新的管理,如何评价经济上的成就,在国际大环境中如何进行质量管理,企业领导集团如何降低风险,树立风险意识。凯尔克斯告诉我们,他们想把环保体系、质量体系认证结合起来,而不是搞分割,以利于企业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体系,参与竞争。他预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还会出现一些其它研讨内容的高级研讨班。  凯尔克斯还向我们介绍了他们与德国工程师协会一起,于1997年开始组织评选德国质量奖。当年评选出8个获奖企业,1998年评选出16个,1999年计划评选20个。他说,这项工作企业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大企业。为了把评奖工作做好,评奖标准是由企业的人员组成小组按照欧洲基金会的9个规范提出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考核领导层、成绩、经营成就三个方面。每项标准都量化,总分为1000分,达到700分可以得欧洲质量奖,650分只能得国家质量奖。德国质量奖是由总统颁发。会晤过程中,我们还就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国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早已与德国质协建立了来往关系。长期的交往已有了互信,双方愿意进一步加强质量领域里的合作。华灯初上之时,在德国质协的会议室里,两国签署了有效期至日质量领域合作的框架协议。具体合作项目方式再行协商。  天下起了小雨,当我们离开德国质协时,法兰克福完全笼罩在浓浓的夜色中,除了闪烁的灯光,一切都是迷迷蒙蒙。到达旅馆已经是深夜11点。  计量的权威  在西班牙我们分别访问了在巴塞罗那市和马德里市的两家计量中心,深深感到,计量这门古老而又充满青春活力的科学技术,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受到重视,具有极高的权威性。  9月22日上午,JO&SE先生带领我们来到了位于巴塞罗那大学附近的LGAI实验室。JO&SE先生毕业于巴塞罗那大学,现在是西班牙U&R&IL&CELL传感器公司的负责人。他的公司在北京昌平开办了一家合资厂,由于所生产的传感器需要在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做型式实验,计量在他的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他曾向我们坦言:“没有计量就没有水平。”  LGAI实验室距市区约15公里。我们按约定的时间于10:30分到达。实验室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说,这家实验室早在20世纪初就由政府投资兴建,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欧共体的形成,实验室不断扩建,现在占地面积6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4800平方米,投资7000多万美元。现有人员172人,下设技术部,主要是对精细化工中的昂贵药品和仪器方面进行开发;计量部,承担法制计量的任务,进行计量校准和为企业提供产品分析与检验;物理部,包括电磁兼容、电信、声学;建筑力学部,包括负责房屋、道路等方面的施工质量和测量;认证部,从事质量体系和产品认证,为企业同时提供ISO&9000和ISO&14000标准的咨询服务。已与CE、U&L、TU&V、CESI、LEN等认证机构建立了相互认可的工作关系。另外,还组织培训和参与国防工业方面的合作。  负责人说,原来所需费用一半由政府负担,一半由欧共体基金投资。因此,从实验室所承担的任务看,既可以说它是属西班牙工业部管辖的一个技术机构,也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面向市场的民间机构。现在靠自己的工作已取得了很大的效益。1998年总收入达到900万美元,计划四年以后在经济上完全与政府脱钩。  负责人的介绍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我们问,作为民间机构,要承担法制计量的任务是否需要要经过国家授权才具有权威。负责人对我们的提问似乎不以为然,难于理解。他说,权威的确立有两点,一个是实验室的水平,LGAI经过实验室的认可,说明有能力;二是靠自己的工作质量、服务、价格、速度在竞争中赢得消费者的信赖,赢得用户。当我们参观完力学、声学等实验室时,我才领悟到了实验室负责人所说的含义,也意识到,长期在计划经济熏陶下的我们与长期在市场经济熏陶下的他们确实在观念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9月24日,我们来到位于马德里附近的西班牙计量中心。这是1985年由西班牙政府投资新建的一座现代化的国家级的计量研究机构。一片红色的砖瓦楼房座落在绿林之中,办公楼前的草坪上,耸立着两根银色的旗杆,五星红旗和西班牙国旗在蓝天下高高飘扬。远离祖国的游子,注视那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心情十分的激动。这种心情在国内是无法感受得到。  院长先生率各实验室的负责人在办公楼前等候,欢迎我们造访,大家一一相见后进入会议室座谈。会议室的正面墙上挂着一副巨大的老者相片,我心里揣测着或许是该院的创业者。院长先生见我们端详照片,笑着对我们说:“照片上的人是西班牙国王。在我们搬迁到新址时他亲自出席典礼仪式,照片就是在典礼仪式上留下的珍贵镜头。”他说:“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国王对计量科学极为重视,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和企业的需要,在这里划出70000平方米的土地,建起了18000多平方米的工作和实验室用房。现在全院共有研究人员和员工110人。”他指了指窗外与研究院毗邻,错落有致的一幢幢住宅楼,“那是给科研人员盖的住房,大部分科研人员都住在这里,既便于生活,也便于工作。”随着院长手指的方向,我望着那造型新颖的高品位住房,不禁产生一丝羡慕之情。西班牙是一个古老的王国,作为欧盟成员,与其它欧盟成员相比,经济上只能算是中等水平。而他们居然在计量上舍得投入,这充分表明一个国家决策者的远见卓识。我们伟大的祖国有悠久的历史,计量也是如此。早在2000多年艺前,秦始皇就果断地采取了统一度量衡的大策,对当时秦帝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把发展我国计量科学作为一项重要的技术基础,使我国计量科学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水平,为确保全国量值的统一,满足科研、生产、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政府在国家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决定投巨资建设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第二基地,同样表明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  院长先生继续向我们介绍说,“作为西班牙国家研究院,主要的任务是保持、维护、发展国家计量标准,对全国计量工作进行管理,为实验室进行计量认可,培训计量人员。概括起来,就是从事基础计量、工业计量、法制计量方面的工作。”他说,“目前已开展了长度、电学、温度、力学、流量、电磁等领域的工作。每一领域有若干实验室。”院长先生特别强调,“计量科学的内容很广泛,什么都靠自己办不到,也没有必要。”他说,“我们注意发挥国内那些在某一专业领域有特长的技术机构的作用。比如光学辐射、时间频率就分别授权西班牙的一个研究所和海军研究所。”  王秦平副局长向主人简要介绍了我国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职能、地位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现状、发展前景,主人们兴致极浓,啧啧称赞中国伟大。  在院长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参观了长度、温度、电学、力学实验室,饱览了西班牙计量工作者优越的工作环境。之后与各实验室的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在座谈行将结束时,院长先生忽地讲出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从今后发展的趋势看,法制计量工作会越来越谈化。因为人们关心的是质量,质量工作将逐渐取而代之。”至今我还不能理解他所说的含义,也不敢苟同他的创新思路。
《中国质量万里行》
(2000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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