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论述，不正确的是A.城市化水平体现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B.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低，目前城市化进程比发达国家慢C.城市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D.区域经济..域名：学优高考网，每年帮助百万名学子考取名校！问题人评价，难度：0%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论述，不正确的是A.城市化水平体现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B.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低，目前城市化进程比发达国家慢C.城市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D.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化进程马上分享给朋友：答案B点击查看答案解释本题暂无同学作出解析，期待您来作答点击查看解释相关试题您所在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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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
广东省区域城市化水平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的实证
姓名：杨军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区域经济学
指导教师：何跃;陈碧琼
座机电话号码
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城市是生产要素的集散地，也是一个区域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而城市化则是
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在改革过程中遇到
的许多难题大都与城市化有关。从国外来看，大凡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和地
区，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就比较快，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和国家，其经济发展的
速度就较慢。再从我国看，经过了80 年代耐用消费品拉动经济增长之后，进入90
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新千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城市化不仅是我国在新世纪面临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是新千年我国寻求
经济增长的最有效的途径。然而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区域差异不仅仅表现在全国，
经济发展居于全国首位的广东，城市化进程也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差异。城市化
水平的区域差异产生了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的区域差异。
本文研究广东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就是要以
广东省为蓝本揭示出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差异是怎样以及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区域发
展不平衡的现象，先通过数理分析的方法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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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问题分析
导读：２００６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问题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要：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紧密相关的，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协调表现为低价工业化进程和高价城市化进程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产生的原因是中国独特的工业化战略和道路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应该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城市管理水平、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等来推，关键词：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９．２３，钱２００６年第２期学习与探索Ｎｏ．２，２００６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问题分析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８３６）摘要：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紧密相关的，是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现代化进程在产业和区域方面的分别表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协调表现为低价工业化进程和高价城市化进程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产生的原因是中国独特的工业化战略和道路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进程。为此，“十一五”期间，中国应该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城市管理水平、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等来推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关键词：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９．２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４６２Ｘ（２００６）０２－０２１３－０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紧密相关的，是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现代化进程在产业和区域方面的分别表述。钱纳里和塞尔奎因将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概括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１］（Ｐ２３）。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的基本内涵在于：由于工业化的推进，非农就业人口的不断增加，与之相适应的非农就业人口和依托非农就业人口生存的相关人口向城市集聚，采用城市的生活方式，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然而，在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与许多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相关，因此，两一、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动态考察从本质上说，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关系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两者应该是始终相等或者同步增减关系，因为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更多地体现为动态演进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是呈现不同特征的。一般的规律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工业化影响和推动城市化是重要特征，城市的功能主要为了制造业发展提供集聚场所。该阶段以工业就业比例表示的工业化率应该高于城市化率。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双方互动发展成为主要特征。在该阶段的前期，工业就业和城市人口应该同比增长，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都在相应提高；在该阶段后期，工业就业开始下滑，而城市人口不断上升，城市化率超过了按照工业就业计算的工业化率。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熟期，工业化的作用开始淡化，城市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心，城市化率与按照工业就业计算的工业化率差距拉大［２］（Ｐ２３）。也就是说，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工业化率会高于城市化率，城者并不是自动协调发展的，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存在协调同步、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三种模式。所谓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发展超越了其赖以支撑的产业结构的发展，大量的城市人口没有能够在非农产业中就业；而滞后城市化则是指城市发展落后于产业结构的转变，大量的非农就业人口和依托非农就业人口生存的相关人口不能够在城市中生活，无法采用城市的生活方式。由于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模式会产生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如何协调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市人口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工业的发展带动，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期，城市化率会高于工业化率，工业发展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贡献有限，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对城市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１－１５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经济形势“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跟踪分析》（陈佳贵主持）的子课题展与问题”（吕政主持）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黄群慧（１９６６－），男，河北石家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企业管理研究室主任，管理学博士，从事产业经济和企业管理研究。化水平提高的贡献将大于第二产业。从世界发展报告有关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地区）不同发展时期的数据看，１９６５―１９９７年期间工业化和城市化变动趋势与这个规律基本吻合［３］（Ｐ４２）。对于低收入国家，工业化对城市化进程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城市化率的变动趋势与工业化率（按照工业产值比重和非农就业比重计算）变动的趋势基本一致；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包括下中等、上中等?２１３?收入国家（地区），１９６５―１９８０年期间城市化率和工业发展是相关联的，但在１９８０―１９９７年期间，城市化率的提高与工业发展并不相关，而与非农产业发展更为相关；对于高收入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发展基本不相关，城市化率的提高主要是和服务业的发展相关的。从各国整个城市化长期进程看，城市化在工业化的带动下与整个非农产业的发展相关，但从长期看，与第三产业发展更为相关。实证研究表明，美国１８７０―１９７０年百年的城市化率变化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的相关系数分别是０．６０５５和０．９７７０，日本１９２０―［４］（Ｐ７）城打工者以及这些人员的相应家庭人口也计算在内，这样估算中国城市化率大约在６０％左右，相对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中国已经超城市化了［６］（Ｐ１２）。第三种判断则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没有过多偏离工业化进程，因为衡量工业化水平应该以非农就业比重为指标，而非以工业产值比重为指标。２０００年，按照非农就业比重衡量的工业化率５０％左右，虽然也比城市化率３６％高出１４上中等收入国家１９８０个百分点，但日本１９６５年高出７个百分点，韩国１９８０年高出８个百分点，年平均都高出８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有些滞后，但并不严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在２０００年前后人口城市化实际水平比世界同类国家低１０％，基本属于正常偏低范围。第四种判断则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基本协调发展的。一份从多指标角度、通过构造协调度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并不协调，而１９９２―１９７９年近６０年城市化率变化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关系数分别是０．８６２１和０．９２８７。上述关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动态演进规律表明，分析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应该注意三方面的方法问题：一是从与城市化率直接对比角度出发，计算工业化率应该采用就业比重指标，而不能够采用产值之类的指标。二是从城市化进程的长期趋势看，由于工业化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并不表现为工业或者第二产业发展自始至终对城市化有直接的带动效应，而是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化的长期直接的促进作用。因此，按照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来计算工业化率，这更能够描述和判断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是否协调的问题。三是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的标准是随着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而变化的，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率高于城市化率，在工业化后期城市化率高于工业化率都是正常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否协调的标准不在于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两者存在差别，而在于两者之差是否在与其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标准范围内。一般而言，这个标准范围是根据国际历史经验归纳出来的。２００１年则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协调发展时期［７］（Ｐ１２），从区域上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区（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程度要高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省区（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度。如上述关于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否协调的方法问题所提到的，上述认识和判断的差异主要是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选择的差异，以及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的判断标准的差异而导致的。实际上，虽然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存在上述大体的规律性，但要根据国际经验和标准来定量判断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调水平，往往十分困难，上述基于国际经验标准对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水平的定量判断，实际意义或者结论的参考价值并不大。因为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协调主要是由工业化的内涵决定的，城市化受制于工业化的空间组织形式，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具有不同的区位特点，从而导致了相异的城市化结果。而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差异很大，因此，以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模式来定量衡量中国城市化进程是否滞后于工业化进程，显然并不是十分合理的［８］（Ｐ３７）。考虑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认为从历史角度分析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动态演进过程更有价值，这能够反映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协调变化状况。如下表所示，为１９５２―２００５年城市化率和按照非农就业二、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水平变动分析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水平，存在四种认识和判断：一是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５］（Ｐ９２），中国城市化水平一方面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这表现为从世界角度看，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或者低于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水平。不同学者具体估算的滞后程度不同，但总体上大约在１０％￣２０％之间。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不相协调，这表现为世界一般国家的发展规律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率往往高于工业化率，而建国以来中国工业化率则一直高于城市化率，到占整个就业人口比例计算的工业化率的变化情况（２００５年的数据为预测估值）。到１９７８年以前，中国的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总体都很低，分别为２０００年中国工业化率高于城市化率为１５％左右。第二种判断是中国实际城市化水平很高，存在所谓“隐性超城市化”。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计算中国城市人口时应该将乡镇企业职工和进２９．５％和１７．９％，总体上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率１１．６个百分点。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的２６年间，工业化率提高比较迅速，增长了１３个百分点，而城市化率同期只增长了５．４个百分点，两者相差７．６个?２１４?间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逐步缩小了城市化滞表１１９５２―２００５年中国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的变动比较年份工业化率（以非农业就业占全部人口城市城市化率与工业就业人员比例％化率（％）化率的差距（％）计算）后于工业化的程度，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已经从原来的严重滞后状态逐步向基本适应转化，但建国以来历史形成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基本格局还没有彻底改变。１９５７１９６２１９６５１９７０１９７５１９７８１９７８年比１９５２年提高１９８０１９８５１９９０１９９５１９９５年比１９７８年提高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２０００“九五”期间提高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十五”期间提高１６．５１８．８１７．９１８．４１９．２２２．８２９．５１３３１．３３７．６３９．９４７．８１８．３４９．５５０．１５０．２４９．９５０．０２．２５０．０５０．０５０．９５３．１５３．８３．８１２．５１５．４１７．３１８．０１７．４１７．３１７．９５．４１９．４２３．７２６．４２９．０１１．１３０．５３１．９３３．４３４．８３６．２７．２３７．７３９．１４０．５４１．８４３．２７．０－４－３．４－０．６－０．４－１．８－５．５－１１．６－７．６－１１．９－１３．９－１３．５－１８．８－７．２－１９．０－１８．２－１６．８－１５．１－１３．８－５．０－１２．３－１０．９－１０．４－１１．３－１０．６３．２１９５２―２００５年中国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的变动情况从总体上看，由于建国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这种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率的现象也是合乎规律的。到“九五”和“十五”时期，中国基本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率提高的速度开始大于城市化率提高的速度，这同样符合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的动态演进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够因为中国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率，就认为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存在不协资料来源：工业化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５）》１１８页资料计算；１９７８年以后的人口城市化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５）》９３页资料，１９７８年以前人口城市化率则来自于各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１９８２年以前的城市人口数据为户籍统计数，１９８２年以后的城镇人口为居住在城市范围的全部人口。“十五”期间前四年平均数据推２００５年的数据为预计数，是根据算出来的。百分点，显然城市化进程是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到１９９５年工业化率提高了１８．３个百分点，而同期城市化进程相比１９７８年以前也加快了步伐，城市化率提高了１１．１个百分点，但这仍大大滞后于工业化率的提高速度，相差７．２个百分点。到调问题。但是，中国的确存在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两者不协调问题，这表现为大量的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无法成为真正意义的城市人口，即所谓的“待城市化人口”。这一方面表现为存在大量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镇企业员工，这些乡镇企业员工虽然从事非农产业，但仍然在乡村居住；另一方面存在大量的“离乡又离土、进城不离农”而在城市长期工作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虽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但不是真正意义的城镇户口居民，不能够与有城镇户口的居民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等服务。这些“待城市化人口”在“十五”期末大约有２亿人左右。从狭义角度讲，可以说这些人口的存在是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不相协调的集中体现，如何将这些“待城市化人口”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最根本的要求。这些“待城市化人口”逐渐增多，表明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协调程度日益增加，反之，这些“待城市化人口”消失之日，正是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之时。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同，中国工业化道路决定了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不协调并１９９６年，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差距达到最大，达到１９．０。所以，总体上看，中国城市化进程一直是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到“九五”开始的第一年这种滞后程度达到最大。但从“九五”期间第二年１９９７年开始，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呈现了新的特点，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发展的状况逐步得到扭转，整个“九五”期间工业化率提高了２．２个百分点，而城市化率提高了７．２个百分点。到２０００年，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率由１９个百分点降低到１３．８个百分点。从下图可以看出在“九五”期间工业化和城市化差距开始逐步缩小。在“十五”期间，中国城市化进程继续保持快于工业化进程的势头，“十五”期间工业化率预计提高３．８个百分点，点，而城市化率预计提高７．０个百分到２００５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差距预计将缩小到１０．６个百分点。由于“九五”和“十五”期?２１５?不主要表现为计算出的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率，而主要表现为上述“待城市化人口”的大量存在（而这通过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计算和对比是无法体现的）。因此，要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必须支付相应的成本，将这些“待城市化人口”转为真正城市人口，将已非农就业但未城镇化的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城镇化。实际上，这二亿多的两类人员存在，虽然降低了中国工业化的成本，但增加了未来城市化的成本。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协调表现为低价工业化进程和高价城市化进程的不协调［９］（Ｐ１６）。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即农民工的总人数达到１１８２３万人，比２００３年增加４３３万人，增长３．８％，农村外出劳动力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２３．８％。以安徽省为例，２００４年外出务工农民９００万人，其中２／３的转移劳动力流向外省，而这其中的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９０％流向了长江三角洲、三大经济圈区域。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广东、江苏、福建、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进厂、进城农民工活跃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餐饮服务业、交通运输业领域，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在全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已经占了５８％，建筑业占了８０％；其中在加工制造业占了６８％，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三、阻碍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不相协调的原因是独特的工业化战略和道路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进程，基于工业化战略制定的制度和政策阻碍了城乡之间、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采用了通过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一方面使重工业超常规发展，使以工业产值比重为衡量标准的工业化水平超常规上升，但非农就业人口没有相应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使广大农民难以积累起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起始资本，破坏了城市化的正常机制。不仅如此，为了降低工业化的成本，减轻城市供给负担，还采用“反城市化”战略，减少城市人口。不仅用种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而，“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且在“不在城里吃闲饭”农再教育”等口号下，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把城市居民和学生送到农村参加农业劳民工占了５２％。可以说，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但是，以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劳动就业和福利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隔离制度，使得这些已经“离乡”、“离土”、“进城”的农民工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从而造成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相分离，农民的职业转移和空间转移相分离，直接阻止了城市化进程。虽然近年来中国推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大多数城市仅把户籍制度改革停顿在“投资移民”、“技术移民”上，阻碍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一些地区虽然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名称，但并未改变附加在户口上的不平等制度。只是在户口登记上取消了两种户口，实际上仍然存在一个城镇户口，涉及从社会保险、银行贷款到公共服务、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权益。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调查，中国２００４年农民工年均外出务工时间外出务工时间在６个月以上的农民动，这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城市化进程被人为地阻碍。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实施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方针，又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该方针的核心在于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为乡镇企业工人，农业劳动力非农化但不城镇化。虽然乡镇企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支撑作用，但也存在自身规模效益差，土地使用浪费，不能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劳动力和资金难以转移到聚集效益较好的城市和城镇等问题。为８．３个月，工占８１．３％，２００３年这一比例为７７．６％。这意味着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分别有８８３８．６万农民工和９６１２．１万农民工，虽然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但不是真正意义的城镇户口居民，不能够与这些城镇户口居民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等服务。这些农民工成为“呼之使来，挥之使去”的城市边缘群体，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不能顺利地转变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城市居民，只得“候鸟式”地常年徘徊于城乡之间。还需指出的是，城市化政策不合理、城市管理水平低下、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也是制约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的重要原因。例如，在“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政策指导下，过分强调乡村城市化，这极大地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又如，虽然现在没有城市户口并不能阻碍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但由于城市的公共廉租房制度建设以及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展缓慢等城市管理问题，使得一般农民工不具备在城市安家落户的现实经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员分别为延迟了城市化进程，使１．２８亿人、１．３１亿人、１．３３亿人和１．３６亿人，这些工业人口被滞留在农村，得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不协调。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特别是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不再局限于乡镇企业和就地转移方式，开始离土又离乡的异地转移、跨地区转移、向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转移，规模越来越大。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近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以４００万速度逐年递增。到２００４年，农?２１６?济基础；再如，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自“七五”时期第三产业的产值比例达到３０％，“八五”、“九五”时期第三产业的产值比例没有明显的提高，两个时期该比例的平均值都约３２％。“十五”时期前四年该比例分别为３４．１％、３３．７％、３３．２％、费，应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和外地人口制定的限制性就业政策，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三是推进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住房、就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配套改革，取消对外地户口农民工的歧视，使之逐步获得平等的权利。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应当为他们建立失业、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范围。跨地区流动的农民，用工企业应当为务工农民建立失业、养老和失业保险，并能够跨地区兑现的个人账户，以解决离开土地的农民的失业、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稳定转移。３０．６％，还有下降的趋势），不仅使得总体上非农就业增长缓慢，不利于多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不利于大量在城市第三产业从事劳动的农民工增加收入。即使户籍之类的制度和政策障碍得到解决，这些低收入的农民工也没有经济实力在城市长期定居。实际上，除了从根本上解决制度和城市化政策障碍外，通过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来降低农民工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生活的成本，通过促进非农产业发展提高农民工的收入，２．提高农民工收入，改善农民工工作生活条件。２００３年以来，在沿海外来农民工较集中的一些地方，出现了所谓“民工荒”。中国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农村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民工荒”，主要是对农民工的工资和应有的福利待遇被压低、劳动条件差造成的，解决问题的主要责任在企业。进城务工农民的工资没有体现保证社会必要劳动的基本要求，而且存在着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差的问题。“民工荒”的出现，实际上是通过劳动力及其工资的市场机制进行强制性的调节，客观上要求企业必须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有人担心，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将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影响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第一，提高农民工的工资，首先有助于调整企业主与农民工之间的分配结构，缩小贫富差这是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关键。四、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建议当１．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前，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障碍还严重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城乡协调发展角度看，户籍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教育与就业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改革等都有待进一步推进。中国渐进式先易后难的改革方式决定了这些改革难度非常大。然而，无论改革阻力和矛盾有多大，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和政治环境，毫不犹豫地深化改革，是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要加快户籍制度，消除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加快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改革投融资体制，形消除农民进城的利益障碍；成城市建设多元化的扩张机制，等等。其中，改革现行的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对城乡协调发展至关重要。现行的户籍制度把公民人为地分成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只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不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的政策，造成上亿人口常年大流动，加大了社会管理成本和风险，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抑制了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因此，给农民进城的自由选择权，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突破户籍制度的障碍，建立城乡居民自由迁移的人口管理制度，已经成为距，实现社会公正，使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能够分享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第二，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即使出现出口增速下降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第三，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助于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第四，有助于改变依靠低价格参与国际竞争，既牺牲了本国工人利益却又经常遭到进口国家反倾销的出力不讨好的状况。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应当再依靠原始积累的方式发展经济。“十一五”时期推进城市化进程不宜拖延的现实需要。根据中国国情，户籍制度的改革要做到既积极又稳妥，一是要根据不同规模城市选择不同的户籍政策，巨型城市、超大型城市户籍制度现在可以适度进行控制，但在“十一五”结束、进入“十二五”时期，所有城市的户籍都可以放开。除此之外的中小城市以及县以下小城镇，户籍制度在３．改善城市管理水平，优化城市职能结构，提高城市质量。长期以来，害怕“大城市病”（交通拥堵、社会治安恶化、贫民窟、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成为控制大城市规模、限制农民进城的一个重要理由。现在看来，这个理由可能更多地成为掩盖城市管理水平低下、维护城市中既得利益集团固有利益的借口。解决“大城市病”的关键不在于限制城市的规模，而在于改善城市管理水平、优化城市职能结构。实际上，大城市的经济规模大，产业门类多，规模经济效应和集聚经济显著，辐射带动作用强。科学地发展和管理大城市，可取得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各项统计数据都“十一五”期间可彻底放开，只要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就可以成为所在城市的居民。二是消除农民进城的种种行政限制和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如对外来人口的各项不合理收?２１７?表明，大城市的土地产出效率、资本产出效率、劳动生产率等都高于中小城市，文教卫生等各项社会成本的人均支出都明显低于中小城市。而且，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城市的环境效益未来也将明显改善。因此，不应严格限制大城市的规模，也不应刻意去限制一些具备进一步发展条件的中小城市升格为大城市。应该看到，目前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在这一阶段，经济和人口的集中和集聚是难以避免的，人为地加以控制和限制只能适得其反。问题的关键在于“十一五”期间要提高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和综合管理水平，优化城市职能结构，提高城市质量。槛，影响城市化的速度。国家应当出台一些相应的配套政策，为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要加快服务业发展。从中国工业重化工化和世界工业吸纳劳动就业能力的演变趋势看，“十一五”期间，中国工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已相对有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主要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所占比重低，仍有很大发展和吸收劳动力就业的空间。应当全面发展城市服务业尤其是大城市的各种现代服务业，并以此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整体水平的提高。参考文献：４．提高城市产业竞争实力，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发展提供产业支撑。城市化的本质是伴随着工业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城镇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产业支持。只有当城市的经济实力提高了，第二、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城市才会吸引非农人口和第二、三产业的增加和集聚，进而发挥城市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促进分工和专业化，有“城”无［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钱纳里，塞尔奎因．发展的格局［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９．景普秋，陈甬军．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研究［Ｊ］．东南学术，２００２，（４）．郭克莎．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２，（２）．陈甬军，陈爱民．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推动经济的发展。没有产业作支撑，［Ｍ］．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王晓鲁，夏小林．优化城市规模，推动经济增长［Ｊ］．经济研究，１９９９，（９）．邓宇鹏．中国的隐性超城市化［Ｊ］．当代财经，１９９９，（１６）．刘耀彬，王启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分析［Ｊ］．经济地理，２００４，（５）．石忆邵．关于城市化的几个学术问题的讨论［Ｊ］．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６）．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与资本形成―――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３，（８）．“市”，城市就缺乏足够的活力，也就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无法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这样，城市化发展进程就不可持续。因此，要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就必须加快繁荣城市经济，增强城市产业竞争实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为此，一是要针对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就业压力大的实际，从中国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出发，适时适度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不宜不分条件、不分地域地片面强调高技术，过早、过多地用资金密集型的技术代替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将提高就业的门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ＨＵＡＮＧＱｕｎ－ｈｕ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３６，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ｋｉｎｄｏｆ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ｔｏ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ｅａ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ｙａｒｅｃｌｏｓｅｌｙ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ｈａｒｍｏｎ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ｉｓｐｌａｙｓｔｈｅｉ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ｌｏｗｐｒ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ｐｒｉｃｅ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ｉｓｄｉｓｈａｒｍｏｎｙｐｒｏｄｕｃｅｓ，ｗａｓｕｎｉｑｕ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ａｄｏｆ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ａｓ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１１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ｆａｒｍｅｒｓ＇ｉｎｃｏｍｅ，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ｏｆｃｉｔｙ，ｓｐｅｅｄｉｎｇｕ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ｓｏ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ｔｈｅ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ａ；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ｏｃｉｅｔｙ〔责任编辑：房宏琳〕?２１８?包含总结汇报、教学研究、表格模板、外语学习、初中教育、高中教育以及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问题分析等内容。本文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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