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肉精地沟油等事件折射社会道德滑坡_新闻中心_新浪网
瘦肉精地沟油等事件折射社会道德滑坡
　　拿出经济发展的“成绩单”，中国风头一时无两：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10年来增长近13倍，财政收入年均增幅近20%，人均GDP达4400美元。全球经济一片肃杀，中国个人或家庭资产超10亿美元的富豪却飞跃至146人，专家说，明年中国还将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
　　但是，普通人的幸福感并没有因挣钱而改善。今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一些忙完挣钱的中国人环顾四周，开始追问：为什么竟有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丢了良心？
　　名牌；；有农民把 “”卖给全国最大的“屠户”，端上家家户户的餐桌；一些医生“推销”检查、手术和高价药；医患矛盾频发，有病人挥刀砍向救治自己的女医生……
　　“良心”或道德之辞，以前只用来拷问市场中的“部分无良奸商”，现在却因和每个人的利益相关，而引发了难以回避的公共焦虑――人们每天都要吃饭，永远不能避免病痛、变故和老去。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的面貌越来越光鲜，很多人却回味起多年前的“朴素心境”：那个温暖良善、合作共生的世道去了哪里，为什么很多行业的从业者都失去了道德底线？
　　经济发展必然导致职业伦理的滑坡吗？
　　温家宝总理今年也多次提到道德。他说，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为何人们对道德底线失去敬畏
　　“瘦肉精”阴魂不散，今年3月再一次“发威”，这次涉事的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双汇公司。至此，人们才从养殖业专家那里知道，在国内使用“瘦肉精”是行业潜规则，其踪迹绝不止于双汇，产销链更是遍布全国各地。
　　利益驱动是农户给猪打“药”的根本原因。沈阳“心连心”养猪合作社秘书长郭勐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品种、饲料的蛋白水平和良好的喂养方法是提高猪瘦肉率的正道，但很多养殖户不舍得花钱买好的猪种，只饲养当地的土猪，靠出栏前“吃药”――肾上腺类神经兴奋剂，让其“健美”――这样的猪屠宰后脂肪层极薄，瘦肉丰满，肉色鲜红，能达到屠宰场标准，卖上好价钱。
　　而“瘦肉精”还不是猪吃进去的唯一的“料”。中国青年报记者从一些养猪从业者、饲料供应商和专家那里了解到，重金属和抗生素也是猪粮中不能缺少的“配料”。
　　吉林省商务部门一位干部告诉本报记者，他去农村调研时看见，农民屋后养两只猪、种一畦菜，自家吃，猪栏里的几十头猪“是用来卖的，自己不吃”。
　　为何农民心知不该，还昧着良心给猪喂“药”？
　　在一位熟悉中国农村的北大法学学者看来，某种程度上，这与城市化带来的人的“陌生化”有关。在物资匮乏，物流不畅的年代，猪的宰杀、售卖最多辐射一村一镇，真要出了问题，很快会受到惩罚。在不正当的利益与严重的社交后果面前，农民自然不会，也不敢昧着良心挣钱。
　　然而，迅速扩大的产业链和相关产业政策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距离被拉远了。目前我国实行“定点屠宰”政策，只有部分获得市场准入的屠宰场可以宰猪。一位养猪人士告诉记者，屠宰企业由此控制了市场话语权。他们通过加工、分装、热链等程序获取利润并迅速扩张，这类企业跨市、跨省甚至跨国销售，在扩张市场的过程中“跑马圈地”，仅通过猪贩子搜罗猪源。在这个过程中，全链条可追溯体系没有跟上，养殖者和消费者也几乎不可能见面。
　　上述法学人士表示，当责任无法追溯、生产者也难以与消费者对接的“陌生化”情境中，实实在在的利益驱动力显然大于虚无缥缈的“良心”，“农民会想，家家都这么挣的钱，我干吗闲操心？”
　　喂“药”的农民只是食品安全问题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在诸如“瘦肉精”等高科技含量的非法添加物链条上，如果没有研究者、制造者、销售者等一系列专业人员，使用者“想挣钱也没机会”。但相应的监管和惩罚机制长期没有跟上市场阔步前行，导致这一系列“昧着良心”的行为没有责任，没有底线，没有敬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者薛兆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卸责、偷工减料、做手脚或者敲竹杠等行为，不是一个民族的劣根性，而是所有人类交易中都难以回避的。
　　在经济学最经典的交易成本理论中，人们为让交易行为避免此类障碍，设置了多种约束、监督和惩罚机制，称为交易成本。一项上世纪70年代的研究就表明，由于专业化与分工的发展，美国经济整体交易成本在一个世纪之中上升了一倍，占GNP(国民生产总值)的46.66%。
　　“瘦肉精”事件后人们才发现，当经济发展带来的专业化和分工化遍地开花之时，社会为食品安全付出交易成本还显得微薄：当初双汇号称“十八道检验”可以让消费者“十八个放心”，结果这些检验中根本无法检测单一品种的“瘦肉精”；有的地方“生猪尿检”就是“走过场”，有的“尿检”甚至用人尿冒充，每头猪花两元就能买到三大证明；一位基层官员表示，多次食品安全“专项行动”轰轰烈烈，下面也会相应地落实并写成详细汇报，“其实下去转一圈，小贩们在里面放了什么，根本没法查。”
　　新的利益机制必须再造
　　和食品安全链条相比，医患之间的距离更近些。然而，这些面对面交流的人们无法同心协力。
　　医患的共同敌人是病魔，本应并肩战斗，但现在双方彼此对立，在医疗过程中不得不付出大量额外的成本：患者对病情毫无相关知识，只能依靠医生，可他们担心医生只考虑挣钱，总给患者开“大检查”、“大处方”，甚至不拿红包就不好好干活，于是他们带着录音机、摄像机去看病；医生对患者本应全力以赴，但“医闹”“打人”这样的事件屡屡发生，让他们在诊疗过程中宁可顾及程序正确而不愿承担“尽全力”带来的风险，“能争取做到10分的，做到8分就行”。
　　“假设一台肿瘤手术切除到10分最完美，但创面较大、风险也大，切除到8分算是合格，那么大多数医生会选择8分。”哈尔滨儿童医院心胸外科医生李清晨告诉本报记者，医生给病人诊疗要权衡利弊风险，尽量保守形式，防止“合理而不合规”的现象发生。
　　他打比方说，如有患者面部多处受轻伤着急来诊，按医院规定，应由眼科大夫缝合眼部几针，再由耳鼻喉科大夫缝合耳鼻喉的几针，最后由口腔科大夫缝合口内几针。在正常的中国大医院里，病人若将这三科大夫聚齐，最快需要一个小时。如果由一名口腔科大夫“顺手”缝合所有伤口，只要10分钟――这种“效率最优”、“全心全力为患者考虑”的情况看似和谐，可一旦发生纠纷，患者状告医院，医院输定了。
　　自保无过错，这几乎已是现在中国年轻医生都熟悉的“规则”，但上海一名儿科老专家告诉本报记者，在他入行的年代几乎没有此类担心，那时候家长带着患儿半夜到医院，新婚的年轻医生也会从家里赶来，全力以赴，毫无怨言。
　　医疗行业为何人心不古？
　　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国恩告诉本报记者，医患矛盾从根本上说，是目前的医疗服务机制导致的。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群体，应是为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的“社会人”，他们提供的是诊断和用药建议的服务，这个服务的价格应由市场供需决定。然而，现在医生服务费用“少得可怜”，他们从政府那儿拿少量的固定工资，其余按项目，如开检查、开药的数量来收费。这导致双方的利益永远是冲突的――患者看病越贵，医生拿钱越多。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则指出，目前各级政府给公立医院的钱，只占医院运营所需费用的10%左右，剩下的90%是靠医院给自己发工资，“院长必须带着医生去挣钱，不然就要饿死。”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原司长朱幼棣最近更是直言，国际上仅有20%的药品经由医院卖出，而中国80%的药品由医院卖出。“医生成了最大的药贩子。”
　　在刘国恩看来，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当价格机制使得双方利益冲突时，为各自考虑是本能动机。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仅靠倡导医生加强道德修养，加强素质文明建设，是不符合常识的。“你可能改变一个医生，但改变不了医生群体生存的根本机制。”
　　庄一强告诉本报记者，在美国和香港，病情是医生决定给患者用药的唯一标准，医生群体有合理、正当的高收入。“如果在香港，一个商学院学生和医学院学生同时毕业，前者月收入1万港元，后者收入至少3万港元，一些大牌医生的月薪可达到20万或30万港元。”在他看来，拿着这样的薪水，没有医生会在意病人递上来的红包，病人如果想通过给钱向医生“示好”，“根本给不起。”如果医生收红包或拿了药品回扣，医管局和廉政公署会介入调查，一旦证据确凿，医生将被吊销执照并全行业通报。“如果香港医生敢昧着良心干事，违法成本太高。”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则对本报记者表示，医生、教师、科学家，是社会三个道德底线行业的从业者。作为医生本应救死扶伤，但现在一些人对他们的信任正在崩溃。为了防止由此带来的整个社会道德滑坡，新利益机制的再造刻不容缓。
　　道德背后有一系列精密的计算
　　著名的“纳什均衡理论”奠定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础，其经典案例是“囚徒困境”：两人一起偷窃，分开招供。双方都辩称无罪，则各判1年。双方都辩称有罪，则各判8年。一方招供一方抵赖，则招供者获益，抵赖者加刑。两个小偷为防止自己陷入最不利的境地，都会选择招供――客观上带来对整体最不利的结果。
　　北大经济学者薛兆丰也乐于用这样经济学的视角看待民众关心的职业伦理问题。他表示，人类群居都不得不面对4个基本约束：东西不够，生命有限，人与人之间不相信(信息不对称)，人与人之间需要协调。经济社会的各种安排现象，包括法律、道德，意识，习惯，都是为了让人类应付这四个约束，节省成本，更好地生存。因此很多既有的道德体系不是先验性地存在，而是人类为了生存进行长期选择的结果，最终目的，是节省人类整体存活的代价。
　　尽管道德有多重定义和解释，但在很多人眼里，道德多少意味着放下自己的事儿去帮助他人，扶老携幼在多数人眼中更是美德的一种。但今年发生的几件事，让人们感到了“寒心”：广东佛山两岁女童小悦悦被两车相继碾压，路人却没有对她施以援手；人们害怕“好心人被讹”而不敢扶起摔倒的老人，在一些地方，老人摔倒之后努力大喊“我是自己摔倒的”而求助。
　　“道德背后也有一系列精密的计算。”薛兆丰举例说，在美国等其他国家，会用各种形式甚至是法律鼓励救助，因为如果不知道帮助他人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人的本性是会迟疑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他指出了可能鼓励人们见义勇为的利益计算公式：“ Learned Hand Formula”――成本小于意外的可能性乘以损失程度。
　　他解释说，这个公式的左边是人们为做一件事付出的代价，右边是人如果不干这件事就会发生意外，意外的严重程度和发生的概率相乘。当这个不等式成立的时候，人们才有责任采取行动来避免意外。1986年美国曾经有个著名的案子，一位修列车的工人钻到车下修车，但列车司机不知此事，车开动时压断了工人的腿。当时的法官就按照这一准则判案：路人不知工人的状况，无责，司机不可能在做到开车之前检查所有火车下面的状况，无责，但司机在开车之前没有鸣笛警示，因此赔偿300万元――因为鸣笛这一行为的成本很低，而违规不鸣笛造成的代价很大。
　　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相似的法律，但匡扶正义的种子在萌芽。在“扶老人”现象发生时，北大副校长吴志攀公开表态：“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
　　网友把这样的语句称为“撑腰体”，并迅速传播开去，一天之内被转发数万次。
　　从毒奶粉、瘦肉精到恶化的医患关系，见义不为，这些涉及“道德”的现实，在薛兆丰看来都是人与人之间制度的问题，里面都有对利益和责任的计算。自中国有市场经济以来，利益和道德常被放在天平的两端。面对种种现实问题带来的痛苦，有人开始回味市场不发达的年代。一个房地产商把《道德经通释》当作礼物分发，还有一些人坚持认为，谋利是道德溃败的根本原因。
　　薛兆丰认为，逐利和道德并不是天然相悖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阐释者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人首先是自利的。但人在自私的同时，天性里还懂得同情。
　　薛兆丰表示，正是追求自身利益和懂得同情他人命运的天性，使得人会在两个不同领域内，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来谋求个人幸福的最大化：在私人领域，人们乐意为亲情和友谊作投资，因为这更有利于满足其同情心；而在公共领域，人们就在产权保护下，以双方都希望的互利为基础，从事贮藏、分工、装配、交易和运输等活动来改善生活。
　　经济学家赵晓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市场经济这个“苹果”，表面上是价格、交易；而实际上，里层是权力交易，是宪政这棵“苹果树”，至于相应的伦理，则是长出“苹果树”的那颗“种子”。“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总是把社会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归结为人们所看得到的显性的制度，但其实所有的法律制度和各种显性制度都是建立在文化之上的。制度是冰尖，文化才是下面的冰山。”
　　他多次撰文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基本上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而法律规范遥遥跟在后边，至于文化覆盖下的潜规则，至于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则明显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最短的板”，并制约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如果这就是市场经济，那么它绝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也绝不会是一个结出硕果的市场经济，只能是一个你骗我、我骗你，你害我我害你的市场经济，其运行效率不可能很高。”
　　12月24日是西方的平安夜，本报记者在三里屯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看见了温馨的一幕：这是北京周边一些有机蔬菜的种植户联合售卖的市集，很多市集上的蔬菜并没有获得有机认证，但“农夫们”彼此熟识，他们把蔬菜种植的过程拍成照片，把手机号留在包装袋上卖给顾客。一个大兴安岭的姑娘捧着手中的相册告诉顾客，她卖的野生榛子、玫瑰，都是今年夏秋她和爹娘一起上山采的。
　　尽管这些食物上没有一个贴着“道德”的标签，但很多人愿意信任他们的真诚。
　　“经济的转型只是表面，更深层次的变革才刚刚开始。”赵晓说，今天中国的变革是文明的变革和转型，经济的转型只是表面，更深层次的变革才刚刚开始。 　> 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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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集体道德滑坡
　　日早晨醒来，当笔者登陆手机新浪网想查看&马航MH379&最新搜寻工作的进展时， 在新浪网头条看到的却是&文章承认出轨&的文章。随后我又看了腾讯等其他门户网站，结果一样，都是和文章出轨相关的新闻。　　我们媒体人经常骂国家体制不适合媒体，但在今天看来我们的媒体也应该自我反思了。在我们的主流媒体看来：一个明星的出轨比寻找马航飞机更为重要，明星的私人家事比我们154名同胞的安危更值得上头条。　　当然，比我们的媒体更应该值得反思的是我们的群众，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如果不是我们普通人盲目的围观和评论明星出轨，媒体也不必迎合我们把相关的新闻放置头条。如果我们的群众关心马航事件多过关心文章事件，我相信四大门户的头条也依然会是马航事件。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假如我是新浪网的高级编辑，我在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反馈，得知文章事件的热点要远远大于马航，放置头条时会考虑到马航事件可能会有100万点击，但文章事件可能有1亿点击，不管从媒体收入还是媒体影响力来说，都应该放文章事件更为合适。　　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发展极大的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和生活习惯，但社交网络本身是一把双刃剑，社交网络在方便我们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本就不断滑坡的社会道德。几年前我在评论陌陌这款APP的时候说道&陌陌等的火爆加剧了社会道德的滑坡，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人与人的信息沟通和情感宣泄找到了即时的平台，然而陌陌等移动交友软件火爆的背后凸显了社会道德危机，同时加剧了社会风气的恶化，&约炮利器&的广告语也宣传了负面的价值观。希望陌陌能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引导正确的价值观&。以上观点对其他社交网络平台也同样适用。　　我们发现一些小三出轨、骂教育、骂社会、骂食品安全之类的事件往往能&火&起来，反而宣扬社会正气、教人向善的新闻反而遭到了观众的冷落。我们发现，在文章出轨事件传出后，大部分的观众采取了围观点赞的态度，对文章的批评观点鲜有人问津。可以说，普世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已经扭曲，我们的观众喜好造就了文章出轨、王菲离婚这类新闻的火爆。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我们的新闻制作者病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观众病了。　　最后总结：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讨论和关注的内容，基本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国民的基本素质。当我们在讨论文章出轨的时候，台湾的大学生在讨论如何反对贸易协议; 当我们讨论文章出轨时，克里米亚的居民讨论是否要加入俄罗斯国籍。总之，当我们的在围观扯淡时，这个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很多人们在做着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本文作者系速途研究院院长丁道师 微博：丁道师 微信公众：dingdaoshi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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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说社会道德不如以前，在今天的中国甚嚣尘上，但并没有什么理性分析，基本属于凭感觉拍脑门的感叹。否定现在，崇拜过去，不过是一种传统的民族无意识。
　　在近日新京报对全国政协委员贺捷生女士专访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新京报：“现在有说法称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你怎么看？”贺捷生：“说现在不如以前了，这是不对的。近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妥当的、让人感到难过的做法，但应该说是个例。这也是社会发展带来的。过去相对简单，现在则有多重忧患。”贺捷生女士能够否定“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是很了不起的胸襟。
　　说社会道德不如以前，在今天的中国甚嚣尘上，但并没有什么理性分析，基本属于凭感觉拍脑门的感叹。否定现在，崇拜过去，不过是一种传统的民族无意识。鲁迅在小说《风波》中写了个九斤老太，她的口头禅是“一代不如一代”，非常形象。“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论”的一个新表现而已。中国在春秋战国出现诸子百家时，主流的思维方式就是崇拜三代，批判当下，尤其以儒家学说为突出，几乎是无不以既往圣人为是非衡量标准，由此养成了“一代不如一代”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当然，不同的时代具体内涵会有差别，今天的“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所内涵的意识是对过去社会道德的赞扬。
　　今天的社会道德是否不如过去？如果改变一下提问方式，也就是今天青年的社会道德是否不如老年人？说个我身边的例子：跟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母亲也是基本不假思索地喜欢感叹“现在的人啊”，我问她坐地铁时什么人让座多，她回答：“现在小青年好，很热情让座。上点年龄的人就不是，最喜欢抢座位。”这时候，我母亲就承认现在的青年比过去的时代更有公德心了。我提醒母亲，出门问路等找青年人更能得到帮助，她按我说的去做，很有体会，虽然仍然习惯性地会感叹“现在的人啊”，但也会说“现在的小青年好，大学生好”。
　　过去的社会道德有三个特点：一是组织化，以组织原则和指示为是非标准，自己失去头脑；二是斗争化，做什么都要有根阶级斗争的弦，脑子里不是阴谋就是阳谋；三是表扬化，道德好坏以得到表扬为标准，为了得到表扬就泛滥了虚伪、虚假、做作。这三样特点纠合在一起是非常可怕的。比如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是个连跟亲近的人都不能讲真话的时代，因为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互相出卖是很普遍的现象。在那样的道德环境下，即使幼稚的中、小学生也很有心计。我曾有个在“文革”早期做过中学红卫兵头头、现在是副厅级干部的酒友，他吹嘘他领导天才的一个事例是：成为头头后，要挑选、培养跟班，于是一次骑自行车经过一帮同班同学身边时，故意摔下躺在地上，眯着眼睛观察他们的反应，马上跑来扶他的人说明有忠心，就重用，惊叫、紧张的人次之，不积极的人说明不忠心，就给予“打倒”批判、批斗。当时他还只是15岁的初中学生，就有这样的诡计，是多么可怕？而这样的人现在是领导干部，是最喜欢说“社会道德不如以前”的。
　　“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与人们对社会治安的不满和对生活方式的误解有密切的感性关系。说是感性关系，是因为这种误解不是来源于理性。今天的社会治安诚然有问题，但不等于以前的社会治安就比现在好，比如在上海“文革”后期和结束的时候，马路边到处是耸着肩、抖着腿的“阿飞”，那时候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好抢，最常见的便只能是抢路过人的军帽，叫“飞帽子”。正是因为全国到处是“阿飞”，便构成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滥刑的“严打”理由。至于生活方式改变而导致“道德败坏”感叹泛滥，也是从“文革”后的“喇叭裤”开始的，人们一方面仇视“奇装异服”，一方面又积极穿着“奇装异服”，批判邓丽君“靡靡之音”的人也起劲卡拉OK“月亮代表我的心”，这就如民国时期很多一边提倡一夫一妻，一边三妻四妾的康有为式人物一样。
　　由于至今对过去的道德状况缺乏真实叙述，更多是虚假的美好化描述，而回忆通常总是美好的心理现象也加重了历史幻象，因此，“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已经成了流行话语。在这样的背景下，贺捷生女士能指出“说现在不如以前了，这是不对的”，虽然孤独，但很有拨开云雾的意义。至少是今天的青年，就比过去的人单纯、直率、实在得多了。(顾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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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道德迷局：滑坡还是爬坡？
核心提示：
道德迷局在当今&道德滑坡&的舆论纷扰中，食品安全危机、官员腐败、政府不作为、老人跌倒无人敢扶等社会问题，令人扼腕叹息。但与此同时，最美教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等&道德模范&的出现，又不禁让人心生温暖。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价当前我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公众最反感哪些失德现象?怎样进一步加强道德建设?人们要判定某个社会或某个时期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下起落，是个极其困难的问题。我们不能根据某一标准
　　在当今&道德滑坡&的舆论纷扰中，食品安全危机、官员腐败、政府不作为、老人跌倒无人敢扶等社会问题，令人扼腕叹息。但与此同时，最美教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等 &道德模范&的出现，又不禁让人心生温暖。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价当前我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公众最反感哪些失德现象?怎样进一步加强道德建设?
　　人们要判定某个社会或某个时期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下起落，是个极其困难的问题。我们不能根据某一标准、某一尺度确定社会道德水平是滑坡，还是爬坡
　　&道德滑坡论&和&道德爬坡论&的争论
　　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社会道德现状的判断，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道德滑坡论&和&道德爬坡论&。这一讨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9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目前，对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现状的判断依然围绕着这个争论。
　　一种是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道德状况持肯定态度和观点，承认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着问题，正在艰难地&爬坡&，同时带有道德建设的艰难性与长期性的含义，被称之为&道德爬坡论&。
　　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道德处于退步当中，甚至到了极其糟糕的地步，离经叛道、道德沦丧等道德失范现象频频发生。中国社会道德正遭遇&严冬&，充满危机，亟待&拯救&。这就是所谓的&道德滑坡论&。这种观点颇有市场，因为它满足了人的主观感受，而非理性的分析;因为它确实符合了现实中的一些现象，但却缺乏对问题本质的深刻分析。
　　道德是极其复杂的现象。一是内容丰富性，作为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的规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分别有着不同的具体要求。二是时代性，在不同的时代突出和强调不同的方面。三是道德主体的状况的复杂性。不同的社会和时代里的人，同一社会各阶层乃至每个具体的人，其道德水平和道德表现也会有差别和不同。因此，人们要判定某个社会或某个时期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下起落，是个极其困难的问题。至今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制定一个测量社会道德水平高下的标准体系。我们不能根据某一标准、某一尺度确定社会道德水平是滑坡还是爬坡。
　　&道德滑坡论&和&道德爬坡论&各自的判断标准
　　但是，既然能够作出&道德滑坡&或&道德爬坡&的判断，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判断的标准或尺度。这两种观点都有着某种事实依据，都能说明某些现象;但同样明显的是，两种观点都只是用一些预先假定的一般道德价值原则去评价现今的道德状况。
　　在作出&道德滑坡论&的判断时，前提是已经有了一个&道德高标&，而现在的道德状况是从这个&高标&滑了下来。&滑坡&意涵事物的水平&从上到下&，或事物的质量较前有所降低。&道德滑坡&，就是道德从一个较高的水平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或道德的质量下降了，这就暗含某种比较：现在的道德水准较之于原先的某个时期下降了。那么, 那个&道德高坡&是什么呢?人们所谓的&道德滑坡&是以何时的道德为参照的呢?也就是说，人们是以何为标准作出&道德滑坡&的判断的呢?实际上依据两种&标准&：一是怀旧式标准，即用以往时代(古代或改革开放之前)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今天的道德，一旦发现过去的道德规范在今天不管用了、道德说教在今天失灵了、道德榜样的作用在今天失效了，就大呼道德&滑坡&、&退步&了，便捶胸顿足地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另一种则是理想性标准，即以完美的、理想化道德标准衡量现实的道德，如果感到现实的道德状况与美好的道德理想、希望、期待相冲突，便作出现实道德与理想道德偏离的判断，便满眼失望地感叹&不如人意、难如人意&。
　　同样&道德爬坡论&也是有一个既定的标准，在低坡往高坡上爬，那么这个&道德低坡&又是什么呢?正在往上爬的那个&道德高坡&又是什么?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尽管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大量的消极腐败现象，但道德的本质和主流正处在&爬坡&之中。这种评价背后的道德标准也有两种：一种是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来推论道德的进步，认为道德既然是由经济决定的，那么经济的发展与道德的进步总体上是一致的。另一种是以人们的道德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以新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观念正在形成为标准。道德意识的进步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是一致。可见&道德爬坡论&背后实际上是&生产力标准&或&社会发展标准&。
　　&道德滑坡论&和&道德爬坡论&的局限之处
　　首先，无论是&道德滑坡论&还是&道德爬坡论&的标准，都存在着一定的不完满性。这种感情色彩比较浓的价值判断，既不能正确说明今天的道德状况，也不能为当今社会提出一种合理的对策。&道德滑坡论&看到了当前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并且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和热切的期待。它告诉我们，必须重视局部的&滑坡&状况，如果否认或忽视&滑坡&的存在，必然使之得不到及时有力的制止，从而很可能危及全局，造成整体的&大滑坡&。但&道德滑坡论&作为对现实道德状况的总体判断，首先在思想方法上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以一件好事来肯定总体道德现状的结论不够充分。同样，以一件败德的事件而作出否定总体道德现状的结论也不恰当。
　　其次它没有看到这实际上是社会转型中道德系统的重新调整，没有看到道德危机中同时蕴含着生机，在衡量的标准上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和非理性的特征。它虽然也依据客观事实，举出一系列败德事件，但不可否认带有很强的主观感受，更注重当前的&不如人意&、&难如人意&。但是，善良的愿望不能代替客观事实，感叹、担忧，甚至牢骚、抱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道德爬坡论&注重的是实质性进步，注重从整体上看问题，强调要承认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是进步的，不要被某些局部的道德滑坡现象所迷惑。但它的不足也是明显的。&道德爬坡论&以社会整体进步来推出社会道德的进步，既忽略了道德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也与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与道德经常不一致这一事实相矛盾(尽管&道德爬坡论&者也承认这一点)。道德的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它除了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被经济发展决定外，还受生产关系直接决定、政治因素的影响，还有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以及受民族、国家道德制约等等。人类历史上的每次社会转型，往往都要经历一番&道德的阵痛&。从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的出现，曾经发生过的&从纯朴的道德高峰上跌落下来&，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又一次的道德滑落，都使人体会到了这一点。如果认为生产力进步了，经济发展了，道德也就自然进步了，这种判断是既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又显得过于简单和机械，也是违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
　　因此，讨论衡量和判断社会道德水平的标准和标尺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同时也是我们道德建设的方向和目标。今天，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道德之坡&，既不是古代的封建主义道德，也不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道德，更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道德，而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承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和人类文明的道德体系。它集中地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里，具体地体现在社会主义荣辱观里。道德建设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和理论体系与道德现实的统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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