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投行创始成员名单看大国关系2000字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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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投行、毕姥爷到转型国家
这几天,毕姥爷的遭遇在微信群里,几乎占据了所有人的视线,各种意见皆有,不一而足。从今天开始,不但是微信圈,而且主流媒体也开始报道“毕姥爷风波”的后续新闻了。但无论是微信圈还是主流媒体,其本质都是健忘的。大家回忆一下,刚刚过去的两个星期里,占据人们视线的是什么?无非是两件事:一是围绕着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国际大国势力展开角逐。3月31日截止前的几天里,一个接一个国家加入,其中不凡美国的盟友,甚至不顾美国的苦苦劝说和全力阻拦。最后结果是:52个国家加入,只剩下美国和日本两个孤家寡人,象一场豪宴门外的两只孤犬,馋馋地望着门里的宾客豪宴,孤独而又无奈。二是也门战火联系着中东乱局。虽然中国首次海军撤侨成功令人鼓舞,但也门战火却第一次让中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在方兴未艾的“一带一路”战略途径中,充满着数不清的地缘政治冲突乃至战争的风险。 这就是中国,说也说不清楚 亚投行和也门战局这两件事情,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其背后却有一个共同的逻辑,那就是:中国国家实力的迅速崛起,正在迅速改变世界的经济(包括金融)、政治和安全秩序,同时也令中国自身面临更多的潜在风险。崛起前景和潜在风险,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国崛起的一体两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切就全然视乎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了。也正因如此,今天的中国,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都有人赞,也有人骂。之所以“赞“,是因为从某一个角度看,中国的进步确实令人瞩目,看看亚投行一事上各国的近悦远来,你就可以知道;再摸摸自己这些年的钱包,你恐怕就更难以否认了。但之所以“骂“,也是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今天的中国确实又有太多的问题,尤其是充满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移民国外了。在这个时候,如果硬要牵强地把“毕姥爷风波”也扯上,那就更加令人心生疑惑了:这到底是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还是一个正在倒退的社会?我的回答是:这就是一个正在转型的社会及其经历的痛楚。曾经有一首歌这样唱:“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在这里,若把“爱”字换成“中国”二字,我想其逻辑依然是通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好的时代,最差的时代?
& & & 我的新著《迫在眉睫:中国周边危机的内幕与突变》有一篇后记,其中最后的部分写道: 十九世纪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道:“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 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狄更斯描写的,是十八世纪下半叶高度动荡的巴黎,以及十九世纪上半叶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伦敦。斗转星移,时空背景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人类文明进化历史上,总有一些深层的逻辑,对二十一世纪初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依然是适用的。
& & & 但是,一个转型国家能否顺利完成转型,或者向着良好的方向顺利转型,则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们认知水平。否则,人类历史上曾有过那么多的转型国家,为什么唯独那么屈指可数的国家成功了?为什么当年日本、德国也曾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但最后却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为什么英美法等国家却基本始终保持平稳的发展? & & & 这里的关键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转型国家的人们的认知水平究竟如何?而且这里说的认知水平,不是技术上的认知,而是精神世界的认知,其中包括:如何看自己,如何看别人;如何看历史,如何看未来;如何看实力与竞争,如何看合作与共赢;如何看以斗争突破封锁与偏见,如何看以文明守护人类共同的底线。 & & & 2015年的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其实不知不觉地就到达了这么一个阶段。 & & & 这一年,我们进入了“新常态”。
& & & & & & & & 2015年:中国新旧“常态”的分水岭
& & & 我在新著《迫在眉睫:中国周边危机的内幕与突变》一书的前言中写道: & & & 我有一个大胆的预言:从1979年到2049年的这70年,是中华民族崛起和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形态转型的最重要的70年。 & &这70年,中国将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型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从一个封闭、封建的社会转型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 & &1873年,李鸿章曾说,中国正经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将在年的这70年里得以实现。 & &1979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不但把致富的金钥匙交到了民众手里,而且颠覆了中国千百年来“只会革命,不会改良”的定律。这35年中国的巨大进步,全世界都看到了。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届时中国的各种转型应渐入佳境,水到渠成。 & &而年,正好处于这70年的中段。如果说,过去35年对中国是“旧常态”,那么从现在起的未来35年,就是“新常态”。这种新旧常态的转换,要求中国的人们面对完全变化的客观环境,从机制、观念到心态,都有一种全方位、脱胎换骨式的转型。 & &在经济领域,当原有的要素性发展优势(人口、土地、廉价、环境污染等)已不复存在,未来的创新之路又在何方?须知,千百年来,在中国谈创新,不但是一件沉重的事情,似乎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 &在对外关系领域,当中国已成为经济巨人,当冲突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选项,我们如何在冲突的“度”上有所把握?如何进退有据,收放适度,最大程度地服务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当我们已不必“仰视”国际社会的时候,是否意味着必然要“俯视”?虚心学习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是否即将成为一句空话? & &在我们即将迈入“新常态”之际,这些问题都很考验我们的心智。
& & & & & & & &进步的中国?退步的中国?
& & & 这里说的心智,其实既包括我们对内政转型的心智,也包括我们对外部转型的心智。有了相对成熟的心智,我们也就能做出比较到位的战略研判。 & & & 究竟如何看今天的中国?如何看中国面临的种种挑战?中国正在进步?中国正在退步?中国正在融入世界?中国正与世界摆开决战架势? & & & 我在新著中还提出一个观点:2015年的中国,在对战略形势的研判和抉择方面,某种程度有点类似于1969年和1992年的中国。 & & & 1969年和1992年,中国曾面临什么样的战略研判?那两个年份,后来是怎样改变了中国? & & & 大家若有兴趣,我将在明天的文章中,与大家分享这一观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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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马荣久   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地区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旨在支持该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亚洲经济总体发展较快,区域合作不断深入。但发展亦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较为落后,融资需求巨大。尽管有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建设提供资金,但这些机构主要由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亚洲一些中小国家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长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因此,亚投行的问世,不但让亚洲国家在地区多边金融机构中拥有自主权和决定权,而且有助于推动改善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促进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亚投行是由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和推动的,该计划自去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至今整整历时一年。亚投行的问世,显示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崛起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和认同,显示出中国要以自身的发展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意愿、能力、自信心和主动性,是新一届政府在“亲、诚、惠、容”理念指导下夯实周边外交的重要步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在变化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保持了延续性,并不断丰富了内涵。从“争取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再到“睦邻、安邻、富邻”,中国积极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坚持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原则,积极吸引投资和扩大贸易。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2013年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强调外交工作应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处理周边外交问题上,应做到“亲、诚、惠、容”,在坚持“互惠互利”的同时“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并引领筹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是专为亚洲量身打造的基础设施开发性机构,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目前的总资本将为500亿美元,资金来自各成员国,其中主要是中国,显示出中国作为地区大国的担当。亚投行还代表着一种创新机制和规范方式,将有利于培育亚洲地区新的合作点、推动完善全球和地区金融治理。借助亚投行这样的制度框架与合作平台,中国在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开创密切合作关系的同时,也有助于其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周边地区生成。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除了中国之外,最终只有20个经济体,像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亚太地区国家和中国的重要经济伙伴并没有如期加入。英国《金融时报》23日就此报道称,“大国冷对北京启动银行”。作为由中国主导的这一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性机构,亚投行的成立被认为是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的举措之一。美国除了自己不参加外,看似还“成功”阻止了澳大利亚、韩国成为亚投行的发起方。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中国进一步推进周边外交所面对的挑战和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方面的。有鉴于此,中国的周边外交需要稳住阵脚、扎实推进、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积极地、主动地塑造崛起中大国与亚洲地区秩序相得益彰的整体格局和发展态势。
本文相关新闻从亚投行看世界秩序的转轨
日 08:42:52
来源:求是网  作者:鲍盛钢
目前,普遍观点认为近日西方国家纷纷投向亚投行反映了中美关系的权力转移,但是实际上更反映了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一种博弈,以及世界秩序理念的一种转变。如果讲地缘政治是那只看得见的手,那么地缘经济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而如今美国就如同当代唐吉可德手持长矛,但是却找不到方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美国没有领悟时代精神,选择了错误的方向而且执迷不悟,以至于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25年前冷战结束,美国与西方国家是政治与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但是他们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与美国化,进而达到历史的终结,显然是一个战略失误。随后,美国与西方退守贸易保护主义,试图通过TTP与TTIP重建世界贸易体系,将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排除在外,认为既然能够打开全球化大门,自然也能够关上全球化大门,又是一个战略失误,因为这无异于闭关自守,逆世界潮流而动,结果只能是自我边缘化。
25年前冷战结束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国际政治发生了一场根本的转变,合作而不是安全竞争成为界定大国关系特征的词汇,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2年曾经宣称:“在这个崇尚自由而不是专制的世界里,对纯权力政治愤世嫉俗的盘算不可能成气候,它不适合新的时代。”21世纪的地缘政治必然是“开明的利己主义和共同的价值观将驱使国家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界定自己的伟大,并将驱使我们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合作。”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行的是以全球化为核心的全面推进战略,他们信心满满地认为全球化就等于民主化与市场化,而民主化与市场化就等于美国化与西方化,由此将达到历史的终结。随着经济全球化这个潘多拉盒子的被打开,饥渴的资本纷纷从美国和西方涌向地球的另一半,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因为那里有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的加速流动改变了以往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体系,其中中国崛起最引人瞩目,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在加入WTO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但是与此相对,因为资本和产业的转移,美国和西方国家发展势头减弱,经济陷入衰退,根据统计在全球GDP中新兴经济体比重已经上升到50%,从2003年到2010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每年都比发达国家经济体高出4%,代表全球GDP三分之一的新兴经济体推动了全球三分之二的经济增长。全球外汇储备为8.1万亿美元,中国拥有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对应,全球外债总值为56.9万亿美元,美,英,德,法,意,荷,西班牙等西方国家分别处于前10位,它们外债总和已占全球债务82%,而美国外债达13.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债的23.9%。
无疑,经济全球化的逆转显然出乎美国与西方国家的意料,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给它们开了一个玩笑。于是它们转而趋于贸易保护主义,从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转变为反对者,闭关自守,试图逆转全球化的逆转。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曾写到,衰退中的大国有三种战略可选择,一最激烈的做法是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排除新兴国家的经济挑战和军事威胁;二是后退到贸易保护中去,或者削弱新兴国家的经济;三是采取使本国日趋衰退的经济振兴起来的政策措施。通常受到挑战的国家是把各种战略结合起来贯彻。目前作为受到挑战的国家美国和西方国家,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如美国重返亚洲,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遵循了第一条原则。而美国试图通过TTP和TTIP重建世界贸易规则,将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排除在外,就是遵循了第二条原则。再有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就是遵循了第三条原则。正因为如此,建立在市场逻辑基础上的全球经济问题正在转变为政治和军事上的问题,崛起和发展中国家与衰退中国家的矛盾正在激化,其中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之间。
回顾冷战结束25年,第一个10年可以说是美国与西方国家全球化全面推进的10年,而所谓全球化就是民主化与市场化,就是美国化与西方化,这10年历史处于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单极时刻。但是,第二个10年是经济全球化逆转的10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全球化加速了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所谓逆转是指全球化偏离了美国与西方国家设计的轨道,不再是等于美国化和西方化,而是去美国化和去西方化。美国与西方国家失去了对全球化的控制,而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反过来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25年中最后近5年则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博弈的5年,一方面美国与西方国家试图逆转全球化的逆转,特别是美国,所谓全球化再逆转目的就是再美国化与再西方化,显然这是逆世界潮流而动。另一方面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顺势而为,不仅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而且力图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发展。
美国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约瑟夫·奈曾经写到:“现在流行说冷战后的世界从权力政治时代向地缘经济时代发展。这种陈词滥调反映出分析的肤浅。政治与经济相联系。国际经济体系依赖于国际政治秩序。”显而易见,其意在于既然美国能够打开全球化大门,自然也能够关上全球化大门。那么到底是地缘政治决定地缘经济,还是地缘经济能够改变地缘政治呢?这无疑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并决定不同的发展方向与未来世界秩序的重建。目前美国外交的核心是地缘政治,而中国外交的核心是地缘经济;美国的优势在于政治与军事,其外交目的在于维护已经过时的霸权体系,而中国的优势在于经贸,其外交目的在于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中国是顺势而为,并成为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推动者,而美国则是逆势而动,试图利用其地缘政治优势,阻止全球化的发展。所以,如果说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两辆列车或者便车的话,那么显然美国的这一辆是开往20世纪,中国则是开往21世纪。事实上,冷战后25年经济全球化已经改变了世界,所以要想再回到过去已经不可能,一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由于经济的衰退已经无力承担再次冷战的成本,二是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全球经济连成一体,很难再次分开,所谓再次构筑冷战铁幕,准确地讲也只能是竹篱笆而已。所谓以TTP和TTIP重建世界贸易新秩序,将中国排挤在外,也只是一厢情愿, 搞不好无异于自我边缘化。进入21世纪,全球化已经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不过全球化的推动者变成了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全球化推动了市场化与民主化的发展,但是,民主化与市场化不是美国化和西方化。全球化正在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扁平,越来越民主化,人类正在走向一个没有政治边境的世界。对此美国布热津斯基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时代已经启动,一个主导性的力量除了执行一项真正体现全球主义精神,内涵和范围的外交政策之外,将别无选择。”而美国与西方国家的错误显然在于他们在冷战后打开全球化这个潘多拉盒子的时候,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现在想关上它,但是已经为时过晚。当然,目前依然执迷不悟的也许只剩下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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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转自网络)中国大陆发起成立的亚投行,受欢迎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亚洲,势将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多边合作组织。但是,台湾还没有正式跨进亚投行的“朋友圈”。鉴于在对台关系上一贯的热情主动,这一微妙变化反映了中国大陆在对台关系上的技术性微调,或许将产生战略性效果。中国大陆在两岸关系的原则问题上绝不会让步。筹备阶段,中国大陆没有主动邀请台湾加入亚投行。从亚投行的组织结构上看,台湾不能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亚投行属于政府间的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它的章程属于国际条约。按照国际惯例,创始成员一般都是独立国家,台湾显然不具备此条件。在这一原则性问题上,中国大陆立场坚定,毫不动摇。当然,台湾虽然未能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但并不意味着亚投行对台湾关闭了大门。前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无论参与的名称是什么、创始会员还是成员,台湾都应该积极争取。中国大陆在两岸互动上不再“一头热”、回归“礼尚往来”。对于台湾,大陆始终深怀手足之情,期待“兄友弟恭”。无论是什么好事情,大陆总是会首先想到带上自己兄弟,以最热情的姿态,最实惠的利益,设身处地为台湾考虑。但是,实惠如“服贸协议”这样的合作在台湾审议都深度受挫,甚至被绿营质疑为统战工具,如此“任性”真的让人很受伤。痛定思痛,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切还是按照规矩来吧。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香港时事评论员刘和平对此形象地比喻道,“未来大陆主动把肥肉送到台湾嘴里的现象,将会很难见到了,台湾方面想要吃肉,得要自己去争取了。”这不,在最后一刻,台湾还是急匆匆向亚投行提交了加入申请。但是,台湾最后能不能加入,障碍不在大陆,而在台湾自己。中国大陆在两岸未来关系走向上更加从容自信。大国的崛起,不仅是综合国力的增长,更是大国心态的成熟。近日,国民党的发言人介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要去北京,在提到朱立仑时称呼“朱主席”,可是在提到习近平的时候,却是提名道姓,明显缺乏最基本的礼节。在现在的对台交往中,伴随着从容自信,大陆不再把合作对象局限于某个政党、某个人,只要是拥护统一,都是伙伴和兄弟。下一届台湾大选不远,无论是哪一党、哪一派,如果再把大陆的善意当做要挟的筹码,耍弄政治伎俩,相信一定是打错了算盘。此帖于 09:35:22被管理员加分(50分)加财富(5财富) 分享到微信文明上网 文明发言 快速回复:删除发表回复 我知道了,下次不用再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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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2510
国内老百姓穷得一塌糊涂,且有钱亚投行,不知为什么?
级别:少校
积分:10405
应该是台湾谁执政大陆说了算?围台困岛哪个党派执政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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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投行“朋友圈”扩围 看圈层生活居住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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