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申论模拟试题题库
本试题来自：（2010年公务员申论模拟试题，）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作答。
二、给定资料
1．人口老龄化是指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7%)或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10%)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而14岁及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逐渐缩小的现象。它是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反映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根本改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以及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过程。
2．人口老龄化将作为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主要特征，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在1997年召开的第38届会议上，提醒各会员国要“铭记21世纪老龄化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对任何社会都是一项重大挑战”。
3．据联合国的统计材料，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3个国家是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到2050年，西班牙老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将由目前的22%增长到44%，意大利将增长到42%，而日本将达到60%。此外，俄罗斯、瑞典、瑞士、德国和比利时等国也将是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国家。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寿命不断延长。这是世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人均寿命1950年只有44岁，目前已经提高到66岁，到2050年时将增加到77岁。
4．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与21世纪共同起步。当21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世界人口老年型国家行列。中国老年人口数量之大，发展速度之快，更是前所未有。所以，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全球人口老龄化将带来巨大的影响。
5．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完成了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将对21世纪前50年人口老龄化带来深刻的影响。在前50年中，人口老龄化将经历从起步、加快到高峰的发展进程。200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3亿，占总人口10%以上；2025年将达到2.8亿，占总人口的18.4%左右；2050年达到4亿左右，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除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老年人口数量大等一般特点外，还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即在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将出现老年人口快速增长期、高龄老年人口快速增长期、农村老龄化增长期。在21世纪前50年，中国老龄化发展将给社会经济带来十分深刻的影响。解决好前50年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求得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到下世纪后半叶，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缓解，将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6．据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广东65岁及以上人口为656.82万人，占总人口的7.91%。与2000年“五普”相比，净增130.83万人，增长24.87%，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了1.74个百分点。按国际上通用的人口老龄化标准衡量，2000年之后，广东已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但其进程较其他省、市稍为缓慢，这主要是广东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吸引了大量的省外人口迁移流动，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补充，从而延缓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7．在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广东老年人口表现出如下特征：(1) 中龄组的老年人口比例有所增加。国际上通常以65～69岁(低龄组)、70～79岁(中龄组)、80岁及以上(高龄组)人群占老年人口的比例来反映老年人口年龄结构状况。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显示，广东老年人口的低龄、中龄和高龄组的比例分别为35.59%、48.32%、16.09%，其中中龄组所占老年人口的比例最高，与2000年“五普”相比，上升2个百分点。中龄组的老年人口比例增加，一方面体现了社会文明进步以及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另一方面则对今后的社会服务、福利设施规模、结构及分布等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2) 城镇、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同步，超过1/2的老年人口在农村。由于经济条件、生育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别，使城镇与农村之间的老龄化进程呈现出不同步现象。2004年广东城镇、农村的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为7.36%和8.54%，比2000年分别上升了2.41和0.84个百分点。显然，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且有超过半数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但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上看，则城镇快于农村。因此，不但要加快城镇老年人口的养老、医疗、照料服务等基本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而且要重视和提高改善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状况。(3) 养老主要通过家庭赡养，且绝大多数老年人健康情况良好。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广东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与亲属共同生活的占77.59%，比2000年“五普”下降了1.62个百分点；而在主要生活来源方面，靠“子女或其他亲属供给”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63.26%。可见，目前养老的主要模式仍然是通过家庭赡养。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水平不断提高，这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挑战，同期广东的“空巢”家庭户(指单身老人或一对老年夫妇的家庭)比2000年上升了1.58个百分点，其中城镇的上升幅度则更为明显，高达3.3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三代户”与“四代户”的家庭分别比2000年下降了2.11和0.20个百分点。以上现象充分说明了广东以家庭养老的观念正逐渐弱化。此外，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还显示，在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有91.33%在生活上能够自理，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较为良好。
8．上海市统计局最近提供的信息称，上海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一方面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逐年增长，占上海全市总人口的比重继续上升；另一方面是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上海全市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越来越多，占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上海市统计局统计显示，2000年上海市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88.0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5%，大大高于全国人口老龄化平均7%的水平；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老年人口总量增加了62.89万人，增长50.3%，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上升了2.1个百分点。在老年人口中，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为29.88万人，占老龄人口的比重为15.9%；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高龄老人总量增长了73.7%，比重上升了2.2个百分点。按照我国现行的男性60岁、女性55岁法定退休年龄计算，上海市老年人口总量为245.2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已经接近目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水平。上海市统计局分析预测，随着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口陆续退出劳动就业队伍，2010年前后上海市人口老化将进入高峰期，这将对全市未来的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许多影响。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上海新世纪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
9．从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看，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是生育水平下降，且这种下降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自然下降的。因此，这些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多数要花上近百年以上的时间。但是，我国从1982年开始，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经济发达国家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急剧转变，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经济发达国家进入“老年型”人口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都在1万美元以上，而广东目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若按官方汇率折算，只有2000美元左右。足可见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于人口老龄化进程。
10．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系数为11.82%，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比2000年多抚养3名老年人口。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婚育期，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正向核心家庭模式演变，一对年轻夫妇将要面临赡养4个老年人的困境。
11．从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看，老龄者的家庭用品、保健费、医疗费以及交际费等支出的比例显著提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由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老龄者人均消费额随着衰老而减少，对住宅建筑以及电视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减少。
12．我国的劳动力自1978年以来以年均3%左右的速度增长，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预计2020年以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劳动力人口年龄在不断提高，一方面劳动者的生产经验丰富，技能熟练；另一方面，由于年龄增大，50岁以上的劳动力在体力、精力和智力上都不如青年劳动力，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知识经济时代里，接受新知识、新技术都比不上青年劳动力。
13．中国人口老龄化虽然是在经济不发达情况下到来的。但是，从21世纪开始，在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将实现第三步发展目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现在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预测和分析，到21世纪30年代，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一直保持在60%以上，虽然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劳动力资源仍然比较充足。
14．总的来说，人口老龄化在宏观和主导方面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但老年人口不是纯消费者，他们中间仍有一部分人从事经济活动，劳动经验和知识积累相对丰富，可以弥补体力的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经济发展。
15．我国老年人口的经济水平大体分三个层次：一是年收入在3000元至5000元间的温饱型消费；二是年收入在5000元至8000元间的温饱型向小康过渡型消费；三是多于8000元收入的小康型消费。
三、申论要求根据给定资料，概括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概述文字要简明扼要，不超过200字。答案解析：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首先，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于人口老龄化进程，社会和家庭的养……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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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申论模拟试题热门试卷　　20世纪50-70年代，经济学界非常关心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以人口快速增长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为研究目的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当全球人口增长率放缓成为事实时，人们又发现出现了新的难题－－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难题。根据联合国2003年的测算，在未来20年间，全球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10亿，且这个数字到2050年时将达到2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联合国2005年的报告表明，世界上只有18个国家的人口还没有出现老龄化。而全球老年人口的大部分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且他们都还没有准备好迎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种种挑战。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问题。
　　根据联合国人口署（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的数据，在2011年全球所有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中，60岁以上（含）人口比例最高的10个国家分别是：日本（31%）、意大利（27%）、德国（ 26%）、芬兰（25%）、瑞典（25%）、保加利亚（25%）、希腊（25%）、葡萄牙（25%）、比利时（24%）、克罗地亚（24%）。预计2050年60岁以上（含）人口比例最高的10个国家是：日本（预计达到42%）、葡萄牙（预计达到40%）、波斯尼亚和黑山哥维纳（预计达到40%）、古巴（预计达到39%）、韩国（预计达到39%）、意大利（预计达到38%）、西班牙（预计达到38%）、新加坡（预计达到38%）、德国（预计达到38%）、瑞士（预计达到37%）。虽然中国不在这些国家之列，但中国是世界上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在2011年全球所有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中，年间60岁以上（含）人口比例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是：阿联酋（增长率为35%，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36%）、巴林（增长率为29%，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32%）、伊朗（增长率为26%，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33%）、阿曼（增长率为25%，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29%）、新加坡（增长率为23%，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38%）、韩国（增长率为23%，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39%）、越南（增长率为22%，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31%）、古巴（增长率为22%，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39%）、中国（增长率为21%，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34%）、特里尼达和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 （增长率为21%，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32%）。对于人口基数大、老龄化进程快的中国，提前做好应对人口结构巨变对于经济的冲击的准备是非常有必要的。
　　老龄化社会如何养老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这一难题也引发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本文主要从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及机遇、应对老龄化的对策研究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
　　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生育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导致的寿命（以及预期寿命）延长而形成的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社会的三个基本人口学特征是：第一，（预期）寿命延长。从整个世界来看，寿命预期从年的48岁增长到了年的68岁。而当前，联合国人口署将全球寿命预期提高到了76岁。第二，出生率下降。全球婴儿出生率从1950年的每个妇女生5个孩子下降到了现在平均生2.5个孩子，而且将下降到2050年的2.2个。当每个家庭的子女数量越来越少时，老龄人比例将会自然增长。第三，“婴儿潮出生人口”的老龄化。比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出生高峰，这些出生婴儿将集体在21世纪初变成老龄人口。很多国家均在不同时期出现了婴儿潮，因而也会出现人口集体变老的现象。人口结构的变化会给社会、经济和政治带来深远的影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对养老金计划的影响；二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三是对老年经济福利的影响。
　　（一）老龄化对养老金计划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设计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金体系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将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相关研究表明，在年间，经合组织国家（OECD）用于老年人口养老金的平均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从6.7%提高到了7.7%。而根据测算，经合组织国家人口结构变化对其养老金的主要影响将在未来20年－30年间出现。那么，人口老龄化是如何导致养老金计划的财政压力的呢？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老年人口的数量增加且预期寿命延长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加，时间延长；第二，更多的人领取养老金的同时，为养老金制度作出贡献的工作人口数量在减少。这种现象可以用“老年人口赡养比率”指标加以衡量。“老年人口赡养比率”一般是指一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劳动人口（15岁－64岁）的比重，不同的国家使用的年龄标准各不相同。虽然该指标往往也会出现一些偏差（因为65岁以上人口不一定全部退出劳动力市场，而15岁－64岁的劳动人口也未必都在劳动力市场），但是，“老年人口赡养比率”基本上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结构的变化情况，从而对于分析养老金体系和劳动力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经济政策委员会（ EconomicPolicy Committee.EPC） 2001年依照人口学理论进行的年的预测表明，欧洲若干国家（包括比利时、丹麦、德国、希腊、爱沙尼亚、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奥地利、葡萄牙、芬兰、瑞典、英国）老年人口赡养比率均呈现上升趋势。虽然各国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但到2040年时老年人口赡养比率均高达40%左右。老年人口赡养比率快速提高的直接影响就是养老金支出以同样的速度增加。欧洲统计数据（ Eurostat）显示，到2007年，欧洲各国养老金支出占当年GDP的平均比例近12%，其中意大利高达约15%。这种快速增长的养老金支出给各国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当然，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其体系本身的设计，例如，没有良好积累机制的养老金体系将很难应对老龄化冲击；依靠个人储蓄的养老金体系也会很难应对老龄化冲击；而依靠生命周期理论构建的养老金体系相对较容易应对老龄化冲击。
　　在过去的近30年间，现代养老保障制度已经经历了重大的改革和重建，尤其是在欧洲地区更为明显。虽然养老保障制度具有多样性，但是相关文献把现代养老保障制度分为两大模式：社会保险型和多支柱型，在各国的实践中，大部分现代养老保障制度都是上述两种模式的混合体系。社会保险型养老保障制度以现收现付制（ PAYG）为基础，主要依赖充足的公共养老金（有些国家，比如美国，依照生命周期理论构建），因而在这种模式下私人养老基金通常不发达；多支柱型养老保障制度则是主要依靠转移支付养老金和私人养老金（依靠个人储蓄建立）。不管哪种模式的养老保障，都会受到老龄化引发的养老金支出增加的影响，只是影响的路径不同。
　　一直以高福利为标志的OECD国家的快速老龄化对其养老保障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国家所采取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已经无法支付快速增长的养老金支出，从而迫使政府对现行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改革。霍尼卡普通过对瑞典和德国的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分析，提出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如何解决转制成本以及如何提高公众对新制度的接受程度。转制成本是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发生的新旧制度衔接所需要的相关成本，即为了避免在制度改革过程中使一代人陷入“养老金鸿沟”（pension gap）而所需成本。该成本最终由谁来负担是涉及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成败及缓解代际矛盾的重要问题。另外，新制度的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新制度的接受程度，因而除了在设计新制度时需要充分考虑未来可能的人口、经济变化外，还需要通过各种渠道解释新制度，使被保险者对新制度产生信任是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上世纪中后期，作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源地的德国率先对其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原因在于，以高福利为标志的社会保障制度致使德国人口劳动积极性极度低下，“养懒汉”现象十分突出，人口老龄化压力大，因而阻碍了经济发展。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成功引发了欧洲多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浪潮。德国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则是把原定65岁的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老龄化最为严重的意大利政府在公众的压力之下缓和了养老金制度的改革进程，决定到2016时将女性提前退休年龄标准从55岁提高到60岁，而从2014年起男性提前退休年龄标准则从60岁提高到62岁。老龄化的冲击也迫使加拿大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包括：提高缴费率改革、工资税豁免水平指数化改革、减少残疾人福利改革以及针对现收现付制下养老金投资委员会决策程序的重大改革，等等。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欠发达地区养老金支付压力主要来自他们的支付年限。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欠发达地区养老金支付年限平均为24年，而发达地区为10年。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弹性退休制度规定，对提前退休的实施“养老金惩罚”措施，而对于推迟退休的实施“养老金奖励”措施。因此，欠发达地区缓解老龄化对养老金支付带来的压力，必须增加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二）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波尔斯基以及鲁文基（Boersch-Supan andLudwig）的研究指出，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劳动力的规模和质量，当人们年龄超过50岁的时候，他／她们参与劳动的倾向性将会下降；同时，50岁以上的人口将更倾向于依靠前半生的储蓄来支付开支，由此引发社会的资本存量下降。由此，老龄化将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一些国家甚至会出现经济产量锐减。
　　优化劳动年龄人口结构，是减轻人口老龄化影响的最有效的方式。老年人口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而且人力资本的投资成本已基本收回而所期望的劳动报酬相对不高，这些都为提高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提供了条件。但是，目前各国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普遍较低，且呈现出越是老龄化严重的国家，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越低的现象。例如德国，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比例达到0.5，但65岁以上老年人口在工作的比率仅为4%；相比较而言，美国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比例为1.3，但65岁以上老年人口在工作的比率高达16%。
　　随着世界各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突出，大量关于老龄化影响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主要围绕劳动参与率下降的现象展开。早在上世纪中后期，日本的快速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放缓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社口（ SEKI）通过日本人口结构变化的动态模拟，分析了老年人口就业的困境。他认为，老年人口适应新的技术和工作方法的能力减退了，加之他们在空间上和职位之间的流动不如年轻人，导致了老年人的就业困难。尤其在经济增长速度缓慢而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较快的时期，老年人口失业率更高。他提出了政府通过积极的就业政策和退休政策提高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而缓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的设想，该项研究对于日本的政策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今，大量的老年人进入日本服务业正是该项研究影响的结果。尼森科瓦等人（Lisenkova et al）认为，在未来几十年内，人口老龄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效应截然不同。在发展中国家，潜在劳动力规模会增加，而在发达国家劳动力将减少。因此，发达国家需要通过提高生产率和老年人劳动参与率以及移民等方式缓解劳动力减少。衣鲁达雅（S. Irudaya）利用印度人口普查数据和两次抽样调查数据，对印度老年人口就业和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虽然印度有很多关于鼓励老年人口积极从事有报酬职业的机制，但是这些机制力度不够，印度老年人口贫困率仍然较高，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仍然有限，迫切需要制定强有力的政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随着老龄化的推进，一些国家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上升趋势。贝尔等人（Bell et al）的研究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欧洲国家的老年人口（50岁－64岁）劳动参与率在上升，这与之前的趋势正好相反。女性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则延续之前的上升趋势。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尽管在多数国家男性由于健康状况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仍在上升，但是大约1／3的国家已经出现了逆转的趋势；同时，女性由于健康状况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在大多数国家仍在上升。结合男性、女性健康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来研究老龄化对于劳动供给的影响方兴未艾。
　　（三）老龄化对老年人经济福利的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多数采用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平均而言，发达国家老年人口退休后的生活时间为20年左右。例如，法国人退休后的时间长达25.8年，而加拿大人则是21.9年，美国人是19.4年。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保证老年人退休后的经济福利显得尤为重要。王莫与贝利（Mo Wang＆Beryl Hesketh）认为，老年人退休后的经济福利水平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个人因素、退休前工作状况、家庭因素、退休过渡因素以及退休后的活动等因素。他们认为，影响老年人经济福利水平的因素主要包括如下指标：个人财务知识的掌握程度，个人财务目标的清晰程度，家庭总赡养人数和相关成本，退休过渡期间的财务规划，退休后重新就业状况等。由于这些因素在每个国家都不相同，老龄化对于老年人退休后的经济福利水平的冲击是不同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对此有深入的了解。
　　伯鲁母等人（Bloom et al）的研究表明，年龄超过65岁的人口的消费将超过劳动收入，他们的消费需要外部支持。他们还指出，这些支持因国别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别，具体表现为家庭支持、私人储蓄、退休金和社会保障转移支出情况的不同。金慧与飞利浦（Hye-Won Erin Kim&Philip J。Cook）对韩国老年人口的实际财务状况以及子女对他们的财政支持程度进行测算，发现老龄化导致了老年人经济福利受损的现象，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老龄化导致家庭对于老龄人的支出减少了。他们利用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大约70%的韩国老人都接受子女的财政支持，且金额大约占老年人平均个人收入的1／4左右。经过测算，他们发现，老龄化将使得私人转移支付大幅减少，如果没有私人转移支付尤其是子女的转移支付，大约60%的65岁以上韩国老人将会贫穷。
　　在亚洲国家，家庭支持或子女转移支付是老年人很重要的收入来源，而在西方国家则不同。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西方老年人更注重独立性。据统计，美国65岁以上老人中有40%的女性和19%的男性单独生活，而其中27%的老年人没有子女，16%的男性老年人和21%的女性老年人口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以下。在这些国家，老龄化带来的养老支出增加以及老龄人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主要靠退休金和社会保障转移支出来实现。诺伯格（Nurnberger）的研究表明，由于人口老龄化使得稳态水平上的劳动力减少，从而会使得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下降，这将进一步导致可用于社会保障转移支出的基数减少，从而会减损老年人的经济福利。因此，老年人口的经济福利水平以及“老年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后续改革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之一。
　　二、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很多研究都从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进行分析，试图提出缓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政策措施。然而，随着老龄化的逐步加剧，世界范围内学界开始对“老龄化的积极影响”展开争论，认为老年人口多方面的需求也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
　　（一）老年人需求
　　老龄人口的需求主要表现在医疗照顾与社会关照的需求、与老龄人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创新需求以及老龄人社区服务需求上。
　　曼肯与拉马柯思（Mankin&LaMascus）指出，老龄化带来的巨大需求是老年医学医护需求。而目前很多国家没有做好这一准备，老年医护人员非常缺乏。针对老年医护的特殊培训、教育是老龄化带来的重要机遇之一。老龄人口和幼龄人口一样需要额外的社会关照。老龄人口的社会关照主要由社会工作者完成。萨拉奇等人（ Scharlachet al）的研究指出，目前很多国家的社会工作者远远不能满足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需求，培养高素质的、能够满足老年人服务需求的社会工作者将是一次重大的就业岗位创造过程。戴素客等人（Daisuke et al）用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和OLG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状态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护需求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该研究表明，老龄化影响下，日本的医疗部门的产出份额将从1985年到2050年增加2.5倍，这种经济上的积极影响将超过老龄化带来的就业冲击的负面影响。贝勒（Burner）对美国的预测研究表明，从1990年到2030年，老龄化进程中，公共健康支出将从1990年的6 662亿美元上升到2030年的16万亿美元，年增长8.3%；个人健康支出将从5 850亿美元上升为14.8万亿美元，年增长8.4%。这种大幅度的健康支出将渗透到产出部门，创造出就业岗位，刺激经济增长。老年人口本身也需要通过投资于教育和培训来掌握健康锞键知识，因此，老年人口的教育培训也是随着老龄化而产生的新兴产业。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技术创新也是经济发展的机遇之一，比如健康教育信息系统技术，等等。
　　由于很多老年人口仍然希望独立地生活在自己原来的住处，因此，社会需要提供更多的社区养老服务以确保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居得（Judd）针对澳大利亚老年人口居住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多数老年人愿意居住在原来的社区，而非搬到老年村或养老院，这是因为他们希望保持原有的社会沟通和人际网络。因此，他们建议从政策上完善社区的老年人口需求，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政策中更多地考虑社区养老服务.克拉提（Clarity）针对美国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二）劳动就业
　　约翰逊等人（Johnson et al）的研究指出，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使得各种各样就业岗位对于体力的要求降低了，很多岗位适龄范围不断拉长，老龄人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大，一个社会出现老龄化并不会导致有效劳动力供给锐减，因而经济增长水平不会从－个较高的稳态跌落至一个较低的稳态。罗武（Rmrre）的研究则指出，具有积极生活态度的老龄人积累的人力资本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宝贵财富.这种长年积累的人力资本在某些领域有更高的边际产出，对于体力损失是很好的替代。
　　约翰逊（Johnson）的调查发现，近20年间美国老年劳动力的就业持续增加，年间，62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男性就业率提高了33%，女性就业率提高62%。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养老金的缩水。也就是说，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的高低不仅受到年龄结构的影响，还受到养老金制度及宏观经济条件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沃措巴（ Votruba）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养老金收益与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之间呈现反方向变动关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也很明显。由于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以及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人数较多，导致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追求尽可能长时间地参加工作。瑞简（Rajan）对印度老年人口就业问题的研究发现，在印度，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40. 3%，其中男性劳动参与率高达60.3%，女性则为40. 3%；印度的就业部门分为主要部门和边缘部门两大类，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就业于主要部门的比例高达79. 7%，其中7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就业于主要部门的比例仍高达70. 9%。
　　除了养老保障制度因素外，人均GDP等宏观经济条件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同样产生影响。巴里托等人（Barrientos et al）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均GDP与65岁以上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根据这一结论，发达国家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较低，而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较高。但是，有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使得发达国家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在快速提高。这些研究都说明了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会缓解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减少冲击。
　　三、应对老龄化的对策研究
　　老龄化带来的重大问题被认为是劳动力规模缩减以及养老金支付困难，应对政策方面的重要文献有哪些？基本思路是什么？对这些文献进行比较系统的综述，对于研究中国老龄化问题是有借鉴意义的。
　　（一）如何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
　　波尔斯基（Boersch）有关老龄化进程中德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分析是一篇非常经典的文献。[40]该项研究考虑了德国老龄化进程中的四种人口结构变化模式：Bl，快速的老龄化、稳定的出生率；B2：温和的老龄化、稳定的出生率；B3：温和的老龄化、增长的出生率；B4：微弱的老龄化、增长的出生率。同时还考虑了三种劳动力市场变化模式：El：微弱的劳动参与率增长；E2：温和的劳动参与率增长；E3：显著的劳动参与率增长。该项研究假设净移民数每年增加或者减少10万，利用人口学模型得出了德国2000年、2010年、2040年、2050年的人口年龄分布图，如图1所示：
　　图1：中各图的横轴为人口年龄，纵轴为每一年龄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比例。在2000年，德国人口中占比最高的人口是36岁（图1中（a）图），到2010年变为了46岁（图1中（b）图），到2040年、2050年，变为了54岁（图1中（c）、（d）图）。图1四个图形中，“峰值年龄”的不断增长形象地描述出了德国老龄化的进程。
图1：德国人口年龄分布
　　资料来源：波尔斯基。
图2：德国劳动力平均年龄
　　资料来源：波尔斯基。
　　以上述人口结构动态变化为基础，波尔斯基进一步分析了未来德国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
　　图2中，横轴为年代，纵轴为德国劳动力平均年龄。从图2可见，德国劳动力平均年龄从1997年的39岁逐步增长到2020年的42.5岁，然后稳定下来，此后又增长到2047年的43.5岁。图2描述了老龄化隐含的重要问题：老龄化不仅使得劳动力规模减少了，由于劳动力生产率可能与年龄有关，劳动力的质量也由于老龄化发生了变化。
　　波尔斯基根据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劳动力平均年龄趋势计算了德国的“老年人口赡养比率”（60岁以上人口数除以20至59岁之间人口数）变化。得出的结论是，到2030年，德国老年人口赡养比率将从1998年的38. 6%最低上涨到76.7% （B4方案下），最高上涨到88.4% （B1方案下）。这就是“老龄化”最核心的问题：过去100个劳动力赡养39个老龄人；到2030年，100个劳动力要赡养89个老龄人！
　　进一步应该研究，要维持过去的消费水平，有哪些经济政策选择。波尔斯基的研究指出，到2035年，如果还要维持2000年的消费水平，将只有2000年的85%的劳动力来提供这些消费品。这意味着，从年，如果要维持人均消费水平不变，年生产率增长要达到0. 45%；如果要维持现有经济增长率，必须使生产率提高15%。
　　如何提高生产率？波尔斯基提出的重要对策是：加强资本密集度，提高资本对于劳动的替代性。也就是，给定没有更多的劳动力了，就用资本来替代，但必须用生产率更高的资本来替代。
　　波尔斯基还提出，年，德国劳动力萎缩的数量是2000年失业人口的两倍。要保持基本的就业量，退休年龄到2050年要延长2年－5年。这一政策建议得到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激励老龄人延长退休？延长退休时间被看做是应对老龄化社会劳动短缺的重要政策，但是老龄人愿意延长工作时间吗？狄爱尼和艾麦尼（Diane and emilie）研究了加拿大老龄人关于延迟退休的态度。他们对于老龄人的调查研究实施于2007年，研究发现，大部分人认为退休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当被问及：“一些国家，比如德国和美国决定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67岁来应对老龄化，您是否同意？”的问题时，被调查者称，最理想的退休年龄应该是60岁，大部分不同意推迟退休：仅有30%同意上述做法，64%老龄人不同意。由此可见，强行推行退休年龄延长，可能是不受欢迎的。关于法国的调查结果也与此类似。狄爱尼和艾麦尼的调查表明，人们喜欢退休（以及提前退休）的原因是：“希望获得时间支配的自由”；“准备进行新的工作或者娱乐项目”。那么，如何激励老龄人推迟退休呢？被调查者提出的激励方案是：缩短周工作时间（比如每周只工作4天），实行弹性工作时间（比如，可以通过电子系统在家里工作）以及给予更长的假期。
　　伯鲁母等人（Bloom et al）认为，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可以通过移民政策缓解就业冲击。其原因是，老龄化过程中将有大量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因而劳动力供给并不会因为人口老龄化大幅下降；对于就业冲击的确较大的国家，可以通过改变移民政策从其他国家进口劳动力。洛特（ Lorett）则提出了改善劳动力市场管理，促进老年人就业的政策。该项研究表明，雇主对于发展中的社会老龄化的认识非常不足，花费大量成本寻找理想的工人还是找不到，形成了过量的职位空缺，影响了生产效率。由此，政府应该出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鼓励雇主主动招收老龄人。
　　（二）如何应对老龄化对养老金体系的冲击
　　关于老龄化社会如何解决养老金缺口的经典研究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卡特兰等人（ Catalanet al）完成的。卡特兰等人就老龄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老龄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宏观经济现象是世界利率下降。其逻辑是，高速老龄化的经济体将出现储蓄高峰，而由于劳动力规模下降，投资需求将会下降；资本供给增加而资本需求减少了，利率必然下降。卡特兰等人设定了三种场景：第一，世界利率不变；第二，从2008年起，此后30年（），世界平均利率下降50个基点；第三，从2008年起，此后30年（），世界平均利率下降100个基点。该模型表明，未来的政府财政状况和宏观经济表现将对世界利率变化非常敏感。该模型中，居民试图最大化消费、休闲和家庭资产；企业最大化扣除资本折旧后的利润（生产函数被设定为劳动加强型柯布一道格拉斯函数）；政府试图维持财政平衡：政府收入来自收入税和消费税；支出包括公共消费、养老金支出以及政府债务。宏观经济均衡时，居民、企业、政府都在最优路径上。模型中考虑了人口结构、资本的分布以及国际间的资本流动。为了加入老龄化的影响：每一居民都要有健康支出：人均健康支出在儿童时代较高，到了成年人阶段会下降，到了老年阶段又会急剧上升。模型模拟了塞浦路斯年间360年的人口结构变化，其中160年（）正好是低出生率与寿命预期持续增长的时间段，也就是老龄化的时间段。在前一百年，寿命预期是80岁，婴儿出生率为0. 85%，正好是平均人口增长率。在年间，预期寿命每十年增长1岁，直到2114年达到90岁。模型同时假设劳动参与率每年按照0.5%增长。由此他们得出塞浦路斯的老年人口赡养比率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
图3：塞浦路斯赡养比
　　数据来源：卡特兰等人。
　　图3中，横轴为年代，纵轴为老年人口赡养比率，简称为“赡养比”。卡特兰等人按照如下规则计算塞浦路斯的赡养比：63岁以上老人人口数除以23岁－63岁人口数。从图3可见，从2007年开始，随着老龄化来临并加速，塞浦路斯赡养比不断上涨，到2050年将达到60%左右的高峰，此后开始下降。赡养比上升的影响是什么？卡特兰等人进一步计算了赡养比变化带来的养老金支出变化，如图4所示。
图4：塞浦路斯养老金支出占GNI比例
　　数据来源：卡特兰等人。
　　图4中，横轴为年代，纵轴为塞浦路斯养老金支出占到国民收入（GNI）的比例。
　　当老龄化拉低了世界利率时：养老金支出占GNI的比例将会急剧上升。卡特兰等人分析了世界利率不变、年间世界平均利率下降50个基点以及年间世界平均利率下降100个基点这三种情况下养老金支出占GNI的比例的时间变化趋势。从图4可见，人口转型期，赡养比上升，养老金支出占GNI的比例也会上升；但上升的幅度与世界利率变化状况是紧密相关的。世界利率下降得越多，养老金支出占GNI的比例越高，对国家财政带来的压力越大。当世界利率下降50个基点或者100个基点时，到2050年，养老金支出占到GNI的比例将分别增加9.7个百分点和12.2个百分点；比世界利率不变的场合分别高出2.3个百分点和4.8个百分点。这一方面来自于老龄化带来的养老支出增加，另一方面来自于人均收入由于劳动力规模缩减和质量变化带来的减少。低利率将导致更高的资本一劳动比率，以及更高的工资；由于养老金额度是与工资水平挂钩的，而不是与物价水平挂钩，工资上涨促使养老金也上涨，这势必对国家财政产生压力。
　　如何化解这一压力呢？增加消费税是一个办法。卡特兰等人计算，当世界利率在年间下降50个基点时，为了使养老金增长10个百分点，需要将消费税提高17个百分点；当世界利率在年间下降100个基点时，为了使养老金增长13个百分点，需要将消费税提高29个百分点。但提高消费税很可能抑制需求，影响消费者福利。卡特兰等人提出了重要的“宏观保险”（ macro-insurance）政策：使养老金发放额度不是“盯住社会工资水平”，而是“盯住社会物价水平”（也就是社会通货膨胀率）。这是因为，老龄化越严重的国家利率越低，资本流入也越大，更高的资本一劳动比将推高工资；如果养老金与工资水平挂钩的话，更高的工资又促使养老金提高了，所以这一盯住工资的政策势必恶化政府的财政预算。如果养老金额度与物价水平挂钩的话，利率下降导致养老金支出增加的传导机制被阻断了：世界利率下降更可能推高工资而不是物价水平；物价水平没有上升，养老金额度不会发生变化。卡特兰等人比较了“盯住工资”与“盯住物价水平”两种养老金额度计算标准下养老金支付量的差异，如图5所示。
图5：“盯住工资”与“盯住物价”的养老金支出总量对比
　　资料来源：卡特兰等人。
　　图5中横轴为年代，纵轴为养老金支出占国民收入（GNI）的比例。图中粗线为“盯住工资”方式下养老金支出总量时间趋势；细线为“盯住物价”方式下养老金支出总量时间趋势。卡特兰等人选择以2013年的通货膨胀率作为计算养老金基准。图4中假设世界利率在年间下降100个基点。从图4可见，“盯住物价”的养老金计算方法比“盯住工资”的养老金计算方法大大减少了养老金支出总量。
　　其他相关的研究还有巴尔与皮特（Barr&Pe-ter）、波诺尼与鑫科娃等人的研究。巴尔与皮特的研究提出，任何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目标是：平滑个人一生的消费；实现长寿和通货膨胀风险的保险；实现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再分配和贫困扶助。然而，这些目标会与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性以及社会公共品供给（诸如教育和基础建设）之间产生矛盾。因此，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必须进行多方面权衡。第一，养老金政策应该尽量优化，而非最大化或最小化那些不同的目标；第二，一个“最优”标准并不始终适用于养老金政策。养老金政策是针对动态变化的人口结构而定的，虽然在设计制度过程中最大可能地测算并预测了相关指标的变化及影响程度，但是不可能全面、准确地预测和计算，因而制度的设计必须结合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而做出适当的调整；第三，养老金改革必须综合考虑一个国家的财政和资本市场的能力。对于欧洲养老保障体系，波诺尼以及鑫科娃（Bonoli andShinkawa）提出的政策是，要改变多支柱型养老保障计划中的政府养老、职业养老及私人养老之间的平衡关系，更多地鼓励人们提高储蓄，减轻政府财政负担。麦丽丝以及皮尔逊（Myles&Pier-son）提出，对于社会保险型养老保障制度，应该进一步完善现收现付制度，以便增加养老金收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支出增长。[10]前文提及过，霍尼卡普（ Honekamp）等人提出了提高退休年龄来解决养老金支付压力的政策。廷柯等人（Tinker etal）提出，老龄化来临时，给定养老金总量不能相应增长的条件下，应该使得养老金尽可能用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不是老年人的财富水平。该研究指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他们的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社会网络以及个体独立性等有着密切联系；老年人口是不同质的，除了能力的差别外，还有文化、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差别，养老金计划应该尽可能照顾到这样的差异性。
　　四、总结和展望
　　我们对老龄化与经济发展问题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关于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研究在不同时期研究的重点不同。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及应对的措施方面。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相关研究的重点已经扩展到研究老龄化带来的机遇上来。近年来，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相关研究已经扩展到老龄化对稳态收入、宏观经济变量影响（比如利率、资本流动）等众多领域。
　　麦格斯（Magnus）通过以欧洲、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及非洲地区的特例进行分析，得出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有区别的结论。当前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有关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的研究相对滞后，基本停留在研究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方面，还有很多重要问题没有深入研究：第一，劳动力跨国流动是否会加剧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影响”。伯鲁母等提出，发达国家为缓解老龄化引发的劳动力短缺冲击，应该采取移民政策。但劳动力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是否会进一步减少发展中国家适龄劳动人口，从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第二，如何在老龄化背景下解决劳动力短缺与大量失业问题并存的矛盾。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的问题，因而存在高端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另一方面，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规模巨大，失业现象也严重。发展中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年人的退休进一步加剧了高端劳动力的短缺。延长退休年龄有助于延长高级人力资本的回报期，但又会大规模加剧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的失业。如何进行取舍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三，发展中国家如何促进老年产业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根据现有相关文献，在发达国家，通过开发老年产业以及为了满足老年人口的多样化需求而衍生的技术创新等促进经济发展已经是缓解老龄化的有效措施之一。但发展中国家整体收入水平低，如何促使老年产业像发达国家一样形成积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值得深入研究。第四，老龄化将改变国际经济关系。资本将从相对更老龄化的国家流向年轻人比例相对更高的国家，因为年轻人比例更高的国家资本回报率会更高。即使全球都在老龄化，国家间人口结构的微小差距足以引发资本流动。一个国际领先的净出口国可能由于老龄化转变为净进口国。老龄化将如何改变国际经济关系，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有关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研究还相对滞后，主要表现是还没有出现基于全国性的大规模第一手数据进行的研究。由此也就没有基础性的理论研究来识别中国老年人的消费偏好的特殊性、中国老年人储蓄行为的特殊性，以及中国老年人资产处置决策的特殊性。这是研究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影响的微观基础。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得到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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