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业系统结构演化的理论分析与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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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经济是一种融合了人类的现代文明，以高新技术为支撑，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市场化和生态化有机结合的经济，也是一种充分体现自然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经济。它是一种经济再生产节能和自然再生产有机结合的良性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产物。绿色经济的范围很广，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环保产业、绿色服务新能源业等。
　　模式特点
　　绿色经济与传统产业经济的区别在于：传统产业经济是以破坏生态平衡、大量消耗能源与资源、损害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是一种损耗式经济；绿色经济则是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与能源、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是一种平衡式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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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标家居彭欢：打造生态工业园 改变传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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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标家居总经理 彭欢&　　【记者】今天，做客我们高端访谈的是帝标家居总经理彭欢先生。彭总您好！近期，对于帝标家居来说，帝标今年将有哪些大动作？　　香河家具城官网推荐搜索阅读： 　　【彭欢】对于帝标而言，有两个大方面的改变。一是机制改革，二是在于发展模式。在整个机制上，我们采取分公司股份制运营，根据不同的系列产品来分类，采用这种模式主要是因为现在市场上的产品很多，没有办法做精做专。如果按照传统的区域来划分，一个团队来运营所有的产品，如此一来整个专业度不够高。我们新的机制，是为了吸引更优秀的人才到团队中来，到他们熟悉的产品中去，从而更加完善每一个系列，把主题做得更清晰。　　目前我们是9个团队，接下来计划在两年之内增加到20个分公司，即是20个分品牌。例如“休闲”，这个概念是有很多方面可以去突破的，我们是希望消费者在选购家具的时候，能够更加轻松愉快。　　我们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消费者在购买家具时非常辛苦。选择家具只有两个准则，一是看自己喜欢的，二是看适合设计图的，对于如果选择家具产品完全不懂。第二，找家具也很难，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按照材质来划分的，很少有按照风格来区分的，所以消费者在找家具的时候也能难。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将风格更加细化，让风格更加明晰。&　　【记者】我们知道帝标一直是致力于软体产品的研发和制造，那么接下去的20个系列产品依旧是软体产品吗？　　【彭欢】软体依旧是主导，这一块儿我们会扩充到15个品牌，此外我们也会涉及一些实木产品。我们会考虑到实木产品首先是考虑到环保，其次实木的发展空间也比较大。所以未来我们预留了5个系列给实木和板木的产品。今年的家具展上，我们就会推出我们的实木产品，应该说这一系列的产品从材质处理、到表面涂装都很不错，也欢迎大家到时候也到我们的展厅来欣赏我们的新产品。　　【记者】接下来想请彭总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谈谈您观察到的四川家具的新变化呢？　　【彭欢】应该说今年是四川家具变化最大的一年。应该说目前四川家具整体抱团能力是最强的。加上政府的支持，我们在平台上也解决了一些核心问题，应该说四川家具整个产业面升级了。成都家具工业园现在整合形成的商业基地，诸如香江、欧洲城、家和家园这些大型商业的进驻，对于成都家具来讲平台已经不能与过去相提并论了，实现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采购也比较方便，对于全国的经销商也是非常便利。过去成都多数是零售市场，但是现在打造的是一个批发集散地，这对成都家具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记者】据我所知，帝标也是参加了3月份的马来西亚展，回来大家有没有分享一些展会的所见所闻呢？　　【彭欢】我觉得参加国际性的展会实际上是将自己的产品和品牌带到新的一种高度去竞争和比较，应该说参加国际性的展会对于自己方方面面的提升都是很大的。　　【记者】那是否有开拓海外市场的计划呢？&　　【彭欢】有的，目前有9个国家在和我们合作。我个人认为海外市场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一个锻炼的过程。我们更多的精力还是会放在国内市场，因为我们的国内市场真的相当庞大，所以我们还是植根于国内市场。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研发我们的20个品牌，放在钻研如何服务好我们的客户。　　【记者】今年以来很多企业都有新的变化，一些传统家居企业也大胆尝试跨界发展。据悉，帝标全新的工业园也会涉及一些跨界发展，能够请彭总先介绍一下我们工业园的情况？　　【彭欢】帝标全新的工业园占地500亩，主要用于未来承接我们这20个团队的运作。这个工业园我们是准备打造成生态工业园，从设计理念到使用材质都体现一个环保、自然的概念。除了博物馆可以供消费者观摩家具的制作过程，还有一个占地100亩酒店供休闲娱乐使用，改变工厂封闭式的传统模式，我们希望用开放式的心态和环境来接纳消费者，让他们来参观体验。　　【记者】彭总您是如何看到传统家具企业跨界发展的这个现象呢？　　【彭欢】对于跨界发展，我认为企业应该立足于一个根本，然后对资源进行整合利用。一个资源要得到更好地发挥需要一个更好的平台，这就是我们过去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企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是需要升级还是转型？　　我认为帝标的跨界发展应该是一种升级，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围绕我们的产业链开展的。我们在帝标红豆大酒店注入了很多心血，首先是这棵1200年的红豆树，在四川区域只有两棵，一棵在雅安深山里面，只有这一棵算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另外，在酒店里可以体验到我们帝标的产品，领域帝标的企业文化。　　【记者】今年帝标仍然启用黄晓明作为代言人，请问彭总，这位代言人为我们品牌带来了哪些效益？除了形象广告，我们今年还会和黄晓明还有哪些合作呢？　　【彭欢】今年是我们与晓明合作的第二个年头，应该说大家现在的关系都非常好，已经是朋友的关系来合作了。双方合作那么久以来，我们认为对于我们的品牌还是有很大的提升。今年除了一些基本的代言活动之外，晓明的新戏也即将上映，我们在这期间也会有互动。接下去7月份家具展，晓明也是会亲临现场，我们预留了400平米的互动专区给晓明和他的粉丝们。　　【记者】看来今年的家具展帝标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惊喜啊！非常期待！今天也感谢彭总作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　　【彭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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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号为什么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_百度知道
为什么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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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谁就走上了不可持续的发展之路谁继续走传统工业文明之路，我们必须.。转型的关键在于探索“生态科技之路”..谁最早转型成功.，谁就是未来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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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东亚赶超模式的制度分析
东亚赶超模式的制度分析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不争的事实。由此曾几度成为国际学界的研究热点，人们从多种角度进行阐述的解释，著述累累，资料浩繁。东亚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浓厚兴趣，学者们纷纷发表意见、热烈讨论这一现象的原因所在。不少学者列举出：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温和的通货膨胀率、教育比较普及和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政府干预、儒家文化等因素，是东亚经济增长的原因。世界银行1993年以来的几份有关东亚的研究报告承认了政府在经济的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分析了导致东亚奇迹的政府政策，但是都停于表面，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为什么采取这些政策，也没有从制度和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奇迹的原因，而且忽视了包括微观要素的作用，以及微观制度的创新和作用。随着1998年东亚发生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理论界、政界大规模撰文、研讨，反思东亚发展模式取得成绩的同时着重分析、探索东亚模式存在的弊端，找出其深层的原因。总之，对东亚模式提出批评的意见明显增多。本文认为，对于东亚发展模式进行一分为二的、辨证的分析，找出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客观的学术态度，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吸收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对于我们进一步从事改革和开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模仿性创新
“东亚模式”是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从自身实际出发，主要吸收“日本模式”成功经验形成的追赶型经济模式，其基本点是共同的。例如在政府主导产业政策、计划，倾斜政策等。日本模式是东亚模式的原型和滥觞。日本模式与东亚模式的内在联系存在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通过制度的学习和传播所形成的制度关联机制，这是一条无形的纽带；另一种是通过贸易、投资等国际分工所形成的产业关联机制，它是一条有形的物质的联系纽带。制度关联机制是在战后日本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情况下，日本模式对东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引起东亚各国及地区的追随和效仿而形成的。如战后日本实行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向重点产业倾斜的产业政策、以间接融资和金融约束为特征的金融体制等制度安排，都被视为成功经验在东亚地区得到传播和推广。有些国家和地区自发地潜移默化地学习和移植日本模式，有些国家则由政府公开倡导把日本作为学习榜样，如马来西亚政府80年代就提出过“学习日本”的口号（英语为LookingEast，因日本在马来西亚的东方）。对日本来说，为了在东亚营造以其为首的经济圈，也积极地向该地区输出本国的制度模式，自觉地充当了东亚模式形成的制度供给者。
当然，东亚各国和地区对日本模式的学习和吸收并非全盘照抄、囫囵吞枣，而是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加以选择、组合和创新，形成各具特色的制度模式。比如说。韩国学习日本的综合商社就比较成功。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并不存在单一的东亚模式。“东亚模式”与“日本模式”也有重大差别。其主要差别是在“后进性”方面有质的差别。日本是“资本主义后进国”，在它推行“日本模式”时已经有80年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曾是西方六强之一。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在落后的农业国（地区）基础上追赶先进工业国的，因此与“日本模式”有不同的特点。“东亚模式”可以概括为是东亚作为发展中国家（地区）在冷战格局和东方文化的背景下，学习日本模式，以后发效益为基础，以加强政府干预为手段，依靠外国资金、外国技术和外国市场，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开端的追赶型经济模式。
积极发挥跨国制度学习的功能在东亚经济发展可能是政府最重要的作用之一，但这一点却很少被东亚模式的研究者所注意。文化上的亲和力、地理空间上的接近和制度多样性大大方便了东亚各国与地区相互借鉴、共同学习的正反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东亚各国与地区发展出了适应各自经济发展阶段和当地情况的制度安排，这是导致东亚地区做为一个整体在世界经济中崛起的最重要因素。东亚各国与地区的政府在区域内及向西方国家的制度学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一，保持开放并积极推动民间部门引进外国制度的实验和创新；第二，东亚“强政府”通过保持政治稳定，铲除强势利益集团产生的土壤，从而避免了在制度学习和当地制度创新上所遇到的强烈抵制，这与南亚的“软政府(缪尔达尔语)”、拉丁美洲的政治循环和俄罗斯七大工业金融寡头集团在市场制度发育上所造成的种种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三，由于制度学习是以文化的阐释性接受为条件的，外国制度(基本上是正式或有形制度)的借入、修改、适应和创新必须以文化变迁为条件，完全照搬外国制度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在这方面，东亚各国与地区通过意识形态和教育系统，积极发挥政府的说教职能引导文化变迁，以此推动制度学习与创新，从而为大规模的技术吸收与扩散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常有一些论者强调东亚模式中政府对推动经济发展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对政府具体发挥了哪些作用及其利弊得失言之不详。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热衷于国有化不同，台湾、韩国等较早认识到国有企业缺乏经济活力和效益的弊端，较早将原有国有企业私有化和民营化，这是它们的共性。但是，在发挥政府的经济作用方面它们也有自己的个性，并由此引出了一些不同值得称道的结果。台湾当局特别注重宏观经济的稳定，在这方面的优异成绩堪与最发达国家相媲美；韩国政府的表现就稍逊一筹，国内通货膨胀率较高，国际收支状况较差，外债数额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韩国政府奉行更为积极的经济干预政策，对于战略产业和大企业实行倾斜政策。象韩国或比它更小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选择扶植战略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时要冒很大的风险。如果该产业部门最终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必要的市场份额，就会因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而成为无利可图的累赘，政府将不得不为自己的担保或贴息而背上沉重的包袱。但是韩国成功了。台湾经济学家反对政府给予大企业优惠，因为这同时就意味着对中小企业的歧视。他们认为，与其向大企业提供贴息贷款，不如允许它们实行自由折旧制度。尽管韩国的几个大企业已经跻身世界最大企业的行列，它的汽车、钢铁、造船等重型制造业已经成功地打入国际市场，但是正如韩国副总理李经植最近特别提出的，在六十、七十年代推进经济开发的过程中，为了实行“规模经济”而采取以大型企业为主的支援政策，带来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不均衡，产生了大企业垄断的弊端。由于台湾的市场自由化程度更高，中小企业普遍更有活力，国际竞争力更强，外汇存底世界第一，因而领先于韩国加入高收入国家的俱乐部。这些区别是如何产生的呢？与当事国的领导人对于国情、文化背景、传统的分析、认识和判断有密切的关系。
二、政府主导与官民结合体制
拉美、东亚政府（当局）干预政策及其效果的差异，是由两地政治体制中不同的内在特点决定的。东亚地区（台、韩、新等）在二战结束以后形成了一个以铁腕人物为中心、由一个庞大的执政党组织领导、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措施，在特定时期和条件下，它们所发动和实现的工业化和制定的各项经济增长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效能。在这些社会中，长期未形成一种能与当权的政治力量相抗衡的其他社会势力；相反，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新的社会力量，例如中产阶级，不仅认同和遵从政府（当局）的权威地位，而且它们成为国家（地区）目标、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的承担者和实现者。并且由于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特殊形势，例如冷战条件下处于两大体系斗争的前沿地带，其专制政体的存在及其决定政策和实行政策的形式更获得充分的合理性，结果为了对抗巨大的外部政治军事压力（国家分裂等局面）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公民政治权利以及工会及其他社会运动遭到严厉的限制甚至禁止。当然，无论是台湾还是韩国、专制当局（政府）指导下的经济决策还是相当具有科学性的，例如经济官僚的独立性以及咨询机构的巨大作用，构成其经济决策的突出特点。经济决策的科学性有助于政府（当局）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目标，专制政体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及其实施的效率。应该承认，“四小龙”（除香港外）加速现代工业化，是在专制政府执政和积极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后才开始的，并取得了最大的效益。专制政权的建立不仅使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而且使其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而当其工业化发展进入比较稳定的渐进发展时期后，经济稳定又决定了政治稳定，因此保持专制式国家管理的必要性已经消失。70年代末，“亚洲四小龙”应时代要求实行社会“松邦”，并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各种不必要的干预，即开展所谓的政治自由化，国家政权的专制制度也开始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演变，进而又维护了较多中产阶级的利益，将他们的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
“东亚经济奇迹”是东亚经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产物，而东亚经济现代化发展模式是一种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交互作用的系统模式。这一系统模式之所以能够形成并在实践中显示出明显的比较优势，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启动、推进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观念和技术，而且遵循了本民族、本地区传统文化的轨迹，从而探索、形成和运用了一套独特的缘起于东方传统文化又不局限于东方传统文化、借鉴了西方工业文明又不等同于西方工业文明、在他们的实践中却具有相当同构性的某些处世哲学、价值标准、思维方式、生活态度、伦理道德，以及相应的宪法原则、政治典章、权力法统、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这一套与其经济现代化密切相关的理念或思想，被称之为“东亚政治经济学”。在这里，“东亚政治经济学”尚不是一个十分严谨的学术概念，而只是关于东亚及东南亚“儒文化”国家和地区用以指导其经济现代化的一套理念或指导思想的统称。不言而愈，“东亚经济奇迹”是一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现象，与之相关的一套理念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也因此是复杂的。对这一套理念的把握，是解析“东亚经济奇迹”的关键所在。
根据现代化理论，后发展的国家要想在已经基本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寻得一席之地，在尽可能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工业化，向现代化国家过渡，就必须组合起一个具有前导意识和民族责任感的现代化领导集团，并借助传统的国家权威以形成一种强大的导向和推动力量，通过一系列的具有诱导性、扶助性的政策以及带有一定强制性、压迫性的举措，使本国经济不仅能够比较迅速地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能够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儒文化”国家和地区，这种导向和推动力量就是一体化的领袖—执政党—政府。
东亚政府引导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权威地位及作用的合理性，是在与市场经济体制和民营经济法人主体共生、共存的交互过程中得到体现和证明的，也就是说，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目的不是为了形成国家垄断，而是为了鼓励、扶持和推动民营企业或独立经济主体走上现代企业的发展道路，使之形成竞争能力和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为了建立、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进而尽快实现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转移，并以此作为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基本原则，作为整个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从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现象上看，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同时是民族工业大发展的时期和民营资本快速积累的时期。所以，政府导向和规制的原则界限，在于不但不妨碍、而且有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由此形成的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有组织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从东亚及东南亚“儒文化”国家和地区实践的情况来看，企业界不但没有因为政府的权威性的甚至是强制性的导向和干预而抵制和反对政府，反而由于政府提供了企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源而得到了广泛的遵从，市场也因为企业界的经济活动的意愿和行为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这说明，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与企业界之间通过市场的中介存在着一种独特的良性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对国家目标认同基础之上的“官民协同体制”。企业家承担政治责任和政治家承担经济责任是东亚及东南亚儒学国家和地区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其经济成功的主因之一。这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了相当的整体推进的性质，进而有助于形成和强化持续发展的能力。值得强调的是，东亚儒家文化国家和地区的国民、企业、政府三种主体在提升综合国力、提升国民生活质量方面的共同愿望和一致目的。一般说来，在东亚儒家文化国家和地区，国民、企业的愿望和对政府的遵从与政府的目的和能力是互为条件的，而这一双向的条件性在东亚及东南亚“儒文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践中得到了统一，使得东亚及东南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社会财富的相对均等的收入分配，从而避免了拉美和非洲某些国家曾经出现过的、由于社会分配严重失衡而导致社会动荡的现象，加强了制度的社会基础。
三、社会公平政策
直到不久以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自己的国名、宪法以及执政党章程中标榜社会主义，然而，如果从衡量一国社会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上看，它们却比东亚国家差得远了。二战之后，东亚各国对原有的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农村经济与政府主导的现代化工业联系起来，农村市场得到相应的发展。因此，整个国内市场就进入了良性循环，发展外向型工业产生的滴漏效应扩及到广大的农村消费者。国内消费上去，又避免了两极分化。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在效率与公平上同时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由于东亚地区政府（当局）较强的权威地位，它们能够通过土改等措施改变了财产占有形式和收入分配状况，在经济上吸收了广大社会力量和阶层参与，既较有效地实现了农业剩余的转移，又为不平等状况的进一步缩小创造了条件；在政治上则排除了劳工阶层等社会力量参与决策的可能性，这就保证了廉价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实质上是运用政权力量在工业内部引导资源配置，使工业投资流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使出口导向工业化成为一种由政府主导和外援支持的、在国内政治中不存在反对力量的经济发展模式。
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中不公平的因素很多。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制度单纯着眼于维持政府机器的运转，不能同时兼顾对穷人与富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台湾、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财税制度的现代化，逐渐降低流转税类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以增值税取代产品税，并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制度，加强国家财政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促进社会公平。评论家称东亚的分享增长为最有创造性行作成功的制度创新，是高效的亚洲经济模式与拉美和非洲特有模式的分野。这些才是真正需要政府克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下大力气解决的经济改革难点。
四、初步结论和启示
自60年代中期以来，四小龙依靠出口导向战略，由落后的农业或转口贸易经济而变为比较先进的工业经济。这一新兴经济带的出现，使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它不再是依附论者所说的“中心”、“边缘”的结构，而是多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拥有中间技术的地带。用沃勒斯坦的概念来形容，就是“半边缘”的地带。尽管这种“半边缘”的现象在以往也有，但是，只是在“四小龙”出现以后，世界经济体系的多层次结构才更加明朗化。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国内外条件，决定了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采取的最佳政策。东亚模式的本质是一组文化传统相近的非西方国家为了克服工业化过程中的制度障碍以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国家干预及民间协调来增进市场体制形成的一种继生态工业化模式。东亚模式的历史地位在于，它为非西方国家实现工业化找到了一种有效的范式，使得非西方国家可以依据本国的国情而不是完全模仿西方的社会制度来实现自身的工业化。从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东亚模式的意义不在于它对东亚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否具有普适性，而在于它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类走向工业化社会的制度模式并非只有一种，只要遵循某些客观规律（或者说普遍原理，如工业化的资源配置必须采用市场经济体制等），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创造出多样化的有效的工业化模式来。儒文化圈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证明，只有走内生化发展与外向性吸收相结合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从其他民族和社会普遍存在的思想模式和发展经验吸收借鉴有益的内核、从本民族、本国社会特有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中汲取力量，保持发展的原创性，将东西结合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植根于自身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才有可能动员国民、组合资源，形成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在总体特点上，东亚及东南亚儒文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既与西方国家强烈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道路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拉丁美洲和非洲若干国家的有限繁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造成这种对比和反差的基本原因，在社会直观形象上是由突出政府的权能地位和作用促成的，在内里则与儒家传统文化的同构性密切相关。这就是文化上的制度创新。
在战后几十年过程中，东亚四小龙依靠比较廉洁和有效的政府推行出口导向战略，从而获得了经济成长，这个成就不可否认。但另一方面，过去成就只是阶段性的。正如任何经济模式都有其内在缺陷一样，“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的弊端也随着这种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显露和积累起来。这种弊端主要表现在：（1）往往以政府行为代替经济运行主体的企业的行为，或者说这是一种政府企业一体的体制，它弱化了企业在市场上运行和竞争的能力。（2）市场机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市场信号对经济运行的反馈不明显，市场透明度降低。也就是说，旨在推动本国市场和企业发展的政府随着这种经济的成熟和成功走向了其本意的反面，逐渐成为了一种反市场的力量。东亚各国战后几十年由于经济的赶超性，要在短短几十年完成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移植过程，必然出现不同程度的不成熟性：制度夹生现象。这是这种赶超性经济所固有的弱点，其间金融制度尤其如此。虽然韩国政府在1988年已经意识这些问题，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利益集团的惯性作用，政府没有及时进行有效的调整和变革，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终于使东亚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又被全球化浪潮抛了出来。东亚各国的制度创新并没有完成。金融危机充分说明以前的创新过程中存在制度夹生现象，或者存在一些弊端。剧烈而深刻的金融危机又把东亚推上了进行制度调整和变革的华山一条路。要取得新的突破，必须使自己的制度更加成熟。过去的体制无论怎样有效，也仅仅是适合了“技术引进式发展”的需要，而不适合创造性发展的要求。从本章的论述可以看到，东亚模式都是有缺陷的。例如，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方面，为了赶超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东亚国家的政府与企业关系一般都比较密切，这与东亚的集体文化背景、指导哲学有关。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西方许多认对东亚的官民合作一体化企业制度提出了批评，认为儒家文化的裙带关系影响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企业效益的提高。这种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的确，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上，东亚应该有制度上的创新。社会发育在东亚模式中都受到了不同的压抑或扭曲。对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来说，要使社会变得更有活力和创造力，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不是靠宣扬自己的传统文化所能够达到的，而要靠进一步学习他人的长处和进一步的创新。东亚金融危机是东亚模式的危机，但不是东亚模式的终结。主要根据是其追赶使命还远未完成，后发效益仍在。只要国际风云不致危及亚洲的和平，追赶先进的浪潮还会持续，而且会在总结经验、巩固基础的条件下发展得更好。人类历史表明，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经过挫折和失败，会使它变得更坚强，更成熟。与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相比，东亚危机虽更具突发特征，但并不更为严重。正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欧经济在制度和政策上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一样，东亚模式的革新也势在必行，因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说明，任何时期都不存在不随时代而因应变革的经济发展模式，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体制发展模式调整滞后的结果。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东亚发展模式的代表，“韩国模式”在过去的30年是成功的，韩国人有充分的理由为其公认的“汉江奇迹”而自豪。但是，“韩国模式”并非已经成熟了的、定型了的经济模式，已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固有的弊端。最大的弊端莫过于政府的垄断性和企业的依赖性。政府在“增进市场”的体制改革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方面积极介入本无可厚非，但政府行为过多地干预企业，甚至对企业的保护制度化，自然造成企业的“虚胖”。因此，有必要界定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韩国模式”的调整表明，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和手段必须随着经济发展的现实变化而取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关系越复杂，尤其在高科技发展的领域内，政府的产业政策及其他政策越要接受市场和法制的制约，谨防蜕变为权钱交易。今后诸如“安定团结”贷款和企业集团化中的“拉郎配”现象应避免，要转变政府职能，严格规范政府、银行与企业三者关系，尽快建立起科学、健康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发挥企业群体结构效应，促使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协调发展。出于借鉴“韩国模式”，我们一直“重大轻小”，忽略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连续性、协调性规律。今后在实施国企战略性重组与调整时，应着力通过金融、财政、法律等手段扶持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小巨人”,促进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协调发展。
东亚模式虽然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和分裂性，但是，公允地说，东亚模式的外向型特征是符合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建立开放的国家经济体系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后进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与赶超，必须借助外贸、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一定程度的对外依赖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态度应当是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的经济实力，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尽可能降低风险，而不能因噎废食，试图退回到封闭经济时代，重新走向经济缓慢演进的旧路。东亚国家拥有自己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强大的自主性，在现代化赶超过程中保持了政治上等相对集中，文化上的相对独立和社会的相对稳定，从而走上了一条东西结合的现代化赶超道路，取得了意向不到的成就。东亚主要的开明的集权政府最后转向民主政体，这也是东亚成功的原因之一。因而，我们说东亚模式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东亚发展模式欲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必须改变历史上形成的垂直分工结构，构筑新的区域分工合作模式。东亚其余国家应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建立相应的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尽量避免同构性，以扩大区内贸易，减少对美欧市场的依赖，同时，也可抑制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其次要加强各国在技术与金融领域的合作。日本的整体技术很强，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颇有优势。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在技术应用与市场开拓上很有经验，各国优势互补有利于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力。
本节主要参考书目：
1.李庆臻、金吉龙著：《韩国现代化研究》，济南出版社1995年2月。
2.（韩）菲利浦·W·林：《路径依赖：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兴衰》，《比较社会经济体制》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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