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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房地产市场营销策略的发展与创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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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运动训练学研究领域的回顾与展望——基于《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创刊30年来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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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白鹿原》：二十年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从日陈忠实把《白鹿原》手稿郑重地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编辑高贤均和洪清波之始，时间倏忽已过去了二十年。在这期间，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处于这种场域中并凝聚着陈忠实之生命的《白鹿原》也经历了颇为传奇乃至沧海桑田的命运变迁：虽然不乏商榷、批判乃至彻底否定的声音，但仍无碍于它成了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虽然也遭遇过出版、走向市场，以及获得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些许坎坷，但海内外批评界的高度赞赏，电影、话剧、秦腔等不同艺术形式之改编，诸多文学大奖尤其是茅盾文学奖的斩获，仍然将之狂热地推向了“经典”的圣坛。这种“成功”，似乎“实现”了陈忠实“死后有一部可以垫枕头的书”之夙愿；不过，如果从更为深广的时空来看，《白鹿原》还将接受更为苛刻的考验，其文学史地位究竟如何也仍然有待评说。因此，值《白鹿原》发表二十年之际，对其研究做个整体的回顾，在辩证的梳理中予以深刻地反思，深度寻找和破解“民族秘史”之谜，从而有效地洞开和前瞻它的研究方向及其视域，为之走向世界并成为人类不朽的精神财富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
一、《白鹿原》“出世”的前前后后
时至今日，无须讳言，《白鹿原》已经取得了相对巨大的成功，相应地，也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包括陈忠实在内，力图从各方面为《白鹿原》“解密”。
《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何启治，《当代》1999年第3期）详细地回顾了《白鹿原》的“出世”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1973年他从“五七干校”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与陈忠实“约定”：如有长篇小说，定当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二十年间，陈忠实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以及创作漫谈，并频频获奖；在学习柳青并超越柳青的基础上，终于在1992年捧出了《白鹿原》。他将之与《古船》相提并论，而且还毫不隐讳地说这是他的编辑生涯中少有的高潮状态。从而还原了陈忠实在成名之前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作家，也说明了《白鹿原》出现的必然性。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为我们“敞开”了《白鹿原》的写作之“谜”。《蓝袍先生》的写作引发了《白鹿原》的创作意念，知青经验和基层干部经历奠定了他对乡村的认知及其对白鹿原历史的深度理解，《百年孤独》、《活动变人形》、《古船》、《崛起与衰落》，以及卡彭铁尔、契诃夫、莫泊桑等古今中外的文学名家名作，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各种文艺新潮，尤其是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促进了小说构思的成型；到长安、蓝田等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献资料，对白鹿原历史进行较为深入的考证，以及寂寞、困顿和尴尬的生活，等等，都是《白鹿原》得以成功的非文学因素。陈忠实藉此向读者完整地交代了《白鹿原》的“出世”和自己的艺术成长历程。
《走进白鹿原：考证与揭秘》（卞寿堂，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从多个方面原汁原味地剖解了《白鹿原》“故事”的来龙去脉。他不但对《白鹿原》的部分地名、部分人物、有关事件的原型和出处进行了考证，还对《白鹿原》有关故事传说、民俗方言的渊源进行了鉴赏和探讨。卞寿堂的这些立体式“揭秘”，不但说明了《白鹿原》精彩的故事言有所据，而且还让我们更深刻地把握了陈忠实又是如何把这些因素进行糅合、加工、想象和修辞的。
《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胡平，《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揭秘了《白鹿原》的坎坷命运及其最终获奖的圆满结局。阎纲等评委认为，《白鹿原》是评奖年度内最厚重也是最富盛名的作品，但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关于“翻鏊子”、“国共之争无是非”的一些见解和一些于表现思想主题无大关系的性描写也引起了批评。不过，评委会本着既实事求是，又奉文学为生命的态度，慎重地认同了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涌对《白鹿原》的基本判断：“作品在政治上基本没有问题；作品在性描写上基本没有问题。”建议作者对《白鹿原》进行修改，并以“修订本”参与评奖。由于采取了极为负责的态度，《白鹿原》终于摘取桂冠。同时，一些作者身边的友人也开始撰文，盘点《白鹿原》的点点滴滴，这都为之如何“融入“社会并被迅速地奉为“经典”留下了充分的投影。
总而言之，在《白鹿原》通往经典的途中，许多人试图对它进行“解密”，编者、作者本人及研究者分别从如何创作、出版，以及各种资料来源等方面进行了不同层面的阐释，从而为我们理解《白鹿原》打开了通道，也让我们见识到一部作品的成功非三日之功，乃是作者的一生心血，甚至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历史集成，由此又促使我们放开眼界，把《白鹿原》置放在全球化与人类文明史的坐标系中去进行解读和和评价。
二、《白鹿原》的主题群落聚焦
在《白鹿原》的扉页上，陈忠实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可以说，这既是陈忠实根深蒂固的创作初衷，也是诸多研究者敞开《白鹿原》的钥匙，这种观念与雷达从文化角度出发，对新时期十年文学主潮——“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之考察不谋而合，并从多个方面生发开来。
（一）文化主题。从文化透视民族之魂，仍然首推《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一文（雷达，《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它从微观的角度，详细地印证了民族灵魂是如何被“发现与重铸”的，即从宗族制度、宗法文化、心理深度、文化性格、主要人物的人格矛盾以及他们的命运变化等方面来展示中华民族在复壮复兴过程中是如何建构现代化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魂的现代思考——重读&白鹿原&》（洪治刚，《南方文坛》2007年第2期）一文则通过朱先生这个形象，重新探讨了《白鹿原》对民族精魂（中国经验）的探寻、演绎和彰显，即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魂的重新梳理和认定。《论&白鹿原&的家族母题叙事》（谭桂林，《河北学刊》2001年第2期）一文认为，作者表现了家族制度与家族文化强烈的修复功能。这些研究认为，《白鹿原》是陈忠实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对中国传统价值信念的一种审视和认同；通过凸显传统文化的道德力量，来变异历史权力冲突中的暴力意味，并将之视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民族信念，重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民族崛起主题。《白鹿原与人民解放战争——论《白鹿原》之历史文化观》一文（王玉林，《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秋之卷）则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历史与人民解放战争的关系出发，客观地展现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进步力量在创建人民共和国的历程中表现出的顽强精神和付出的巨大代价，中华民族是如何挣脱传统的负重而重新建构自身的现代性秩序的。朱寨则立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想象，认为作品人物的阶级属性是多种社会因素构成的；陈思和则从作者的民间叙事观念表达出发，考察作品是如何从传统理学来整合一种新的价值观念。这种对白鹿原民族崛起主题的深度挖掘，既厚重踏实，又抓住了《白鹿原》所贯穿的精神脉络和价值主干，也吻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内在需求，更促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潜在期待，也不断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赞赏。但许多结论往往带有某种概念化的痕迹，总使人觉得《白鹿原》被拔高了而落不到实处，从而显示出一种空虚的状态。于是，许多研究者在透过这种宏大主题的同时，也开始深入其“肌理”，这就是找寻《白鹿原》的历史意义。
（三）历史主题。大约在1980年代后期，西方新历史主义思潮崛起于中国文坛，毫无疑问，《白鹿原》也是抢得先机并立于潮头的作品。尽管陈忠实没有将之皈依于新历史主义哲学，然而，它对多种艺术方法的借鉴及其内在的思想解放之趋向，使得《白鹿原》实现了文学的根本变革，也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地诠释了新历史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审美形态，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引发了研究者对《白鹿原》是如何实践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之探求。
《世纪末的回眸——〈白鹿原〉初论》（李星，《文学报》日）一文认为，《白鹿原》反映的是曾被遮蔽的边缘历史，尽管其中激荡着二十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然而，与“三红一创”等红色经典相比，已经逸出了过去的那种宏大叙事。它更多地呈现了平均状态的历史生活，如受主流意识形态长期压制的个人小历史，如经济史、自然史、心灵史、性史、生命史、男权文化史、民生诉求史、乡约、族规，尤其是那些小人物对历史的参与，等等。由此，《白鹿原》沉在海水之下的“八分之七”被不断地浮现出来，获得了更大的阐释空间。
（四）生命主题。许多研究者还充分地注意到了《白鹿原》对历史的呈现，是通过不同的生命、尤其是不同的生命悲剧体现出来的。《从诞生礼与葬礼看&白鹿原&的生命意识》（张恒,《现代语文》2008年第9期）一文指出，诞生礼和葬礼等习俗特征，折射出了人重生轻死的观及其顽强的意识。《负重的民族秘史——&白鹿原&对话（畅广元、屈雅军、李凌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一文认为，《白鹿原》对历史动力之认识已经超越了简单的阶级斗争，而是更深入到个体的欲望、性格的冲动、习惯与社会的冲突、不同价值观的冲撞和矛盾等更为基本和原型的因素。《茅盾文学奖研究》（任东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著认为，在《白鹿原》错综复杂的历史叙述里，陈忠实正是以“人”的生命形态为中介来表现其它种种意义，并从否定的高度来肯定“人”的。
总之，《白鹿原》也为读者提供了千类万殊的主题与价值期待，无论是政治改革家、党史工作者、劳工和民众、文化学者、青年知识分子、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等，都可以从中打捞出各自所需要的东西。同时，这些主题也非对《白鹿原》的定论，而是更待深入的“题旨”，它们在“敞露”了《白鹿原》的部分奥秘时，也从逻辑上推演出了更为庞大的主题群落。
三、《白鹿原》的人物形象释读
在《白鹿原》的整体研究中，人物研究可谓其中较为突出的部分。许多栩栩如生、内涵丰富，充满了复杂意义的人物形象，激发了学术界热烈的解读和阐释。由于他们处在不同的位置及其重要性之高低，所受到的关注度也就大不一样，如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黑娃、白孝文、鹿三等人无疑吸引了更多的关注；而白兴儿、鹿贺氏、冷大小姐等由于作为边缘性的人物，研究也就薄弱一些。从二十年的人物研究史来看，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主要表现为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一）文化研究方法。研究者把各色人物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镜中进行考察，尤以儒家文化为评判标准，来考察不同人物的成就高低及其得失。如把白嘉轩、朱先生、鹿三作为儒家文化的典范，把白孝文、田小娥等人作为儒家文化的叛逆者，把黑娃、鹿兆鹏等人作为儒家文化的破坏和皈依者来进行深入地呈示。《&白鹿原&的文化解读——从朱先生的悲剧看儒家文化在关中地区的衰落》（郭鹏飞，《青春岁月》2011年第16期）一文认为，关中大儒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思考者与传播者，代表了儒家的最高理想。雷达认为，白嘉轩作为矛盾的儒者，一方面不乏刚直的硬汉精神和正义、仁慈的美德，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反动和保守。①《白鹿原上的迷路者——&白鹿原&黑娃形象分析》（彭松，《安徽文学》2009年第8期）一文认为，黑娃是一个在成长过程中受压抑的个体，他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了痛快淋漓的反抗和报复，最终却在传统文化重围下无路可逃，在忏悔中跟“过去”决裂，回归传统。白孝文是“蜕变的儒者”，通过白孝文的道德沦丧，人们看到了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传统是如何无可奈何地走向崩溃的现实，这一蜕变是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悲剧，等等。
（二）社会历史方法。许多研究者从阶级属性来透视鹿兆鹏、白孝文等人的进步与落后、白嘉轩与鹿子霖的传统与现代、田小娥与白灵的反抗与规循，鹿兆海之作为抗日英雄与内战牺牲者来反映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为党派利益卖命。
（三）叙事学方法。作为结构精深之作，《白鹿原》各色人物的出场，自有其不同的叙述功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人物所具有的叙事学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谁是&白鹿原&中的关捩——黑娃形象的叙述学研究》（陈思广，《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一文对黑娃的叙述功能尤为强调，认为他支使着整个故事的发展变化，左右着人物角色的同一和独立性，是整部小说的关捩。《好一个“大写”的地主——试析&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的创新意义》（林爱民，《名作欣赏》2008年第2期）一文认为，白嘉轩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正面描写的地主形象，颠覆了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司空见惯的“贪婪、吝啬、凶残、狠毒、淫恶”的地主形象，给读者一种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并引发了当代读者对地主这一特殊阶层的重新审视和评价。学术界从人物观念方面赋予了白嘉轩在整个《白鹿原》颠覆性的叙事杠杆意义。
（四）女性批评方法。一些研究者认为，在漫长的男权统治历史中，男权文化始终制约着女性的个性发展和生命价值，女性很难超越男性的桎梏成为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群体，从而衍生了一幕幕的人间悲剧。《叛逆者的悲歌——&白鹿原&中白灵形象分析》（海南，《社科纵横》2012年第1期）一文认为，仙草、白赵氏、鹿贺氏之所以被男权社会所认同，首先在于她们没有自己的意识与性别，坚定地维护传统的价值伦理；其次，在于这些女性较高的道德品质，她们服从、随和、忘我、不怕牺牲的美德令男人显得伟大，还以自己出色的表现和白鹿原上的男人们一道维持着父子、夫妇之间固有的等级秩序。《论&白鹿原&中三位女性的悲剧命运》（吴成年，《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6期）一文认为，鹿兆鹏媳妇在理与欲的矛盾挣扎中走向疯狂，白灵死于革命内部的肃反运动，田小娥被鹿三以道义“杀死”，着墨不多的冷大小姐、孝文媳妇、木匠卫老三家的三姑娘，作为牺牲品而无声地存在着——她们的死亡显示出剥夺她们生命的中国传统礼教与现代政治的共同阴暗面，尤其揭示出现代中国的真相：重视他人生命与个人意志的现代社会远未到来，女性解放还远未完成。
（五）毛克强等人则立足于文化人格学，重新解释《白鹿原》人物形象生动、鲜活和丰富的人性内涵。《&白鹿原&：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曹书文，《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一文认为，白灵是理想化的新女性，她身上既没有传统女性的温驯也不具有传统道德观，活泼、聪明、率直，追求的是自己的真爱和自由，她是作者倾力打造的理想化的女性，表达了作者对一种新文化的构想和追求。王渭清看到了白嘉轩、鹿子霖等人物形象的人格治疗学意义。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存在主义哲学、神话原型批评、精神分析学、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等方法来挖掘《白鹿原》人物形象所蕴含的不同意义及其典型性。
总之，在《白鹿原》研究中，人物研究占了主要部分。研究者尽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和视域对著作中的各种人物进行“解说”，不仅其中主要人物形象被研究者反复解读，次要人物形象也多有涉及，而且研究的视野、方法、内涵不断地扩充与加深，层次在不断地变化，给读者以人物形象立体式的认知。不过，人物形象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者多依据“民族秘史”之题旨而进行文化方面的阐释，而自然的人性、人生方面的阐释相对没有展开，尤其是以“全能”的观念来解读人物形象的文字，更是难免有偏至之嫌。
四、《白鹿原》的艺术成就探寻
作为二十年来最成功的长篇小说之一，《白鹿原》既取得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引起了各方面更为深刻的质询和探究。它究竟凭什么走向如此辉煌，许多研究者也试图从艺术角度来剖析《白鹿原》的伟大。除了对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深化、创造性地吸收了魔幻现实主义和中国民间艺术形式营养、对现代家族小说叙事模式超越及所塑造的经典人物成为《白鹿原》的主要成就之外，在其他艺术创新方面，《白鹿原》也同样表现得非同凡响。
（一）结构的独特性。与过去革命叙事经典不同的是，《白鹿原》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创新。《论&白鹿原&三段论手法的美学意义》（赵德利、孟改正，《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一文认为，作者由于创造性地运用了“三段论审美叙事手法”，极大地丰富了《白鹿原》的思想、认识、历史、文化和审美价值。《论&白鹿原&对阶级模式的超越》（高玉，《理论学刊》2002年第3期）一文认为，作者写出了中国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但它又超越了传统的阶级分析的窠臼，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第一个不用地主和农民二元模式来写农村的长篇，真实地表现出了我们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内涵。《翻鏊子的艺术》（晓雷，《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一文认为，陈忠实在《白鹿原》的事件发展、人物命运和情节（细节）设计方面充分地运用了“翻鏊子”艺术，使得全书大海涌潮，漩涡深卷，波澜迭起，机趣横生。另外，《白鹿原》还对悬念巧妙使用，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历史的张力之间拓展和推进情节，等等，都现实了结构的独出机杼。
（二）审美意象及其修辞之妙。《白鹿原》是说不尽的，针对它的歧见之多，实属罕见，也体现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对此，徐其超认为，《白鹿原》审美意象体系是开放的，且表现为延展性、矛盾性、朦胧性、不确定性和多解性。《&白鹿原&审美意象开放特质品评》（徐桂梅，《学术交流》2012年第3期）一文认为，作者将白鹿意象、白狼意象、鬼蜮形象和鏊子意象与开放的理念完美结合，不但收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而且也使作品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和合的理想境界。《简论&白鹿原&的修辞艺术》（袁红涛，《修辞学习》2005年第1期）一文则总结了《白鹿原》的修辞艺术：一是多元思维，二是修辞格变化多端，三是反讽修辞增强，作品藉此而实现了自我超越。
（三）现代悲剧的风格及其诗学。作为对历史的叙述，《白鹿原》超越了古典悲剧的崇高性。《从崇高到荒诞：&白鹿原&的美学风格》（李清霞,《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一文认为，这部小说以传统悲剧理念建构的话语体系早已超出了作者理性的控制，表现出现代悲剧的荒诞和反讽；在社会转型期，白鹿原的儿女们以他们难以捉摸的悲剧命运唤起人们的荒谬情感，也引起了21世纪前后谋求对现实世界进行合理解释而不得的人们的强烈共鸣。这种现代悲剧风格使《白鹿原》呈现出了别致的风格与面影。
（四）《白鹿原》的语言运用。作为典型的关中人，作为把整个生命沉浸在白鹿原的关中人，陈忠实的语言与土地密不可分。《关中方言与文学语言的张力——&白鹿原&的语言解读》（韩承红，《名作欣赏》2010年第6期）一文认为，作者非常注重关中方言和普通话这两种语言材料的区别和调配，并且将方言和普通话的使用作明显的分化和对立，形成了亦庄亦谐、大雅大俗、相得益彰的效果；大量运用通行于关中民间的口语词汇、采撷挖掘积淀着深厚地域文化特色的成语、惯用语、谚语等熟语，突出了这部小说的文化冲突和地域特色；小说中方言口语词和民间熟语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有明显不同的侧重，充分地体现了关中语言的张力。不过，也有论者认为，语言的双关性、婉曲性和反讽性，以及方言的运用，也给部分读者造成了阅读上的障碍，给外文翻译带来了困难，客观上影响了文本的域外传播。
（五）神奇的叙述经验。《&白鹿原&写作中的文化叙事研究》（赵录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版）一文认为，《白鹿原》通过文化叙事，把历史与当代现实进行了同构；《&白鹿原&和它的叙述形式》（李小巴，《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一文认为，《白鹿原》新的叙述序列值得重视，如叙述包孕着情节、细节，其具体艺术处理时，就是把情节依据艺术上的需要分成轻重主次，重要的必需的，则用艺术描写手段，将情节及场面予以展开描绘刻划；次要的可以概述的，则掺揉到叙述系统之中，使其成为叙述与情节细节之混合艺术成分，等等，既有综合概括性，又有具体形象性，几乎达到了和《百年孤独》相类的程度。《创造奇美的话语世界——&白鹿原&的叙事艺术》（段建军，《小说评论》1999年第6期）一文认为，《白鹿原》善于运用正题无文、文牵歧路、换一个角度看世界等叙述方式，精致地创造了一个具有多重意味的奇美的话语世界。
另外，车宝仁、王鹏程等人或从多个方面对《白鹿原》的版本进行研究，或进行人类学、民俗学的叙事分析，都值得称道。如果说《白鹿原》是一座“迷宫”的话，对其叙事艺术的探索也就永无穷尽。与其说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剖析了《白鹿原》成功的奥秘所在，不如说诱发了我们更多的认知“欲望”；不但在技术上提供了“钥匙”和“路径”，而且还通过移形换景创造了诸多美不胜收的奇观。
五、《白鹿原》的比较视域与意义别解
《白鹿原》拥有了当代文坛多年罕见的轰动效应。它被誉为“一代奇书”，是“放之欧亚，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范曾语)的巨著，是“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梁亮语)的大作品。何启治后来回忆道：《白鹿原》成为世界文坛的热点，启开了中国文学重新侧身世界文学的某种契机，并激发了学术界对其内在奥秘的探索，尤其是将之与古往今来一些名著进行比较之兴趣，以便在不同视野的探测中发现其独特性和融会贯通，从而找到其通向文学经典的天梯。②
（一）对不同时代历史叙事之比较。新时期以来，西方新历史主义传入中国，无疑对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创作烙下了深刻的印记。由此，文学对历史的书写打碎了过去的正统化而表现了发散的姿态，历史进入文本也呈示出元素化和原生态的倾向。这种碎片式的历史主义与过去板块式的历史哲学无疑形成了鲜明的比较和反差，这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作品可以体现出来。一些学者将《白鹿原》与《金瓶梅》、现代文学史上家族小说（《家》和《四世同堂》）、女性叙事文本（《青春之歌》、《小鲍庄》、《长恨歌》）、新历史主义文本（《尘埃落定》、《丰乳肥臀》、《羊的门》、《阴阳围》、《浮躁》、《天瓢》、《圣天门口》）进行比较，表现了中华民族在不同转型期所经历的心灵阵痛，以及封建宗族村落式的社会形态与土司制衰亡的必然趋势，还将民族生存的历史提高到了新的诗学境界，等等。
（二）对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之比较。美国文化学家杰姆逊曾这样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③相应地，所有第三世界文本也都隐含着一种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新时期家族小说：现代民族国家的继续想象》(叶秀蓉，厦门大学2006年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认为，与《古船》尝试将传统和现代、民主和西方“融合”起来推进现代国家的民族进程、《枫杨树》解构家国意识相比，《白鹿原》注意到反思政治、革命历史对于现代民主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还进一步深入民族历史文化层面探寻可供现代国家利用的资源，以一种民主“自我建构”的方式进行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构想。这些论述汲取了陈忠实所说的“所有悲剧都不是偶然，都是中华民族在复壮复兴过程中的必然”之营养，并进行了有效的突破。
（三）关中文化背景下白鹿原历史传承之比较。立足于区域文化的丰富多元，曾有人这样说过，陈忠实属于关中文化，贾平凹属于山地文化，路遥属于陕北高原文化，学术界据此为背景探讨《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秦腔》的种种差异与根源。《三个人的文学风景:多维视镜下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比较论》（梁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著以《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和《废都》为案例，对三位作家文学活动的共性诸如充满生命质感、浓厚的乡土情结、底层立场、文化乌托邦的相似想象等进行归纳和评价；还分别论析了地域文化、生命体验和时代推衍对其气质个性、文化心理、文本风格、艺术新变的影响意；也不回避他们存在的局限与不足，如现代意识与批判立场的空缺，缺乏创造性整合形式技巧的能力，对生活经验的过分依赖，经典情结向商业意识的滑动，等等。
（四）乡土文化视角。立足于探寻民族历史之鹄的，《白鹿原》从中国传统乡土文化视角切入，就具有了某些“原型”的意味，因而也衍生了许多话题。《政治呼应与文化揭秘的对照互证——对&创业史&&白鹿原&的一种比较》（任现品，《烟台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一文认为，作为审美性文本,《创业史》无意间流露出了政治变革下不变的传统伦理面孔，《白鹿原》充分呈现了政治威力对民众心态及宗族制度的冲击，构成了一种相互印证关系；作为中国文学的当代展开，它们都触及到了宗族制度、内圣外王等文化特质，流露出与传统伦理文化的血脉承传，构成了另一层面的相互印证关系。《乡土书写的衍变和乡民命运的浮沉——从
&创业史&到&平凡的世界&，到&白鹿原&》（徐方方，上海师范大学2011年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以《创业史》、《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的乡民形象生成史来探讨百年风云变幻中乡土社会衍变、乡民命运的沉浮和农耕文明的嬗变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审美体现，彰显了乡土书写的艺术价值。《&红旗谱&与&白鹿原&之比较研究》（魏武莲，天津师范大学2011年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从“影响的焦虑”出发，揭示了《白鹿原》在人物布局、乡村生活图景、传统文化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对《红旗谱》的超越。
（五）与境外文本之比较。正因为“放之海外亦毫无逊色”，一些学者就将《白鹿原》与海内外的一些名著进行多方面比较，力图发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找到契机。《异地同质的农村家族小说——中国&白鹿原&与越南&群鬼斗&的比较研究》（[越南]段氏琼茹,
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认为，《白鹿原》与《群鬼斗》以农村家族为切入点，既体现了“以独特的现实手法反映生活实质，写宗法制家族间争权夺利的争斗、个人之间的矛盾，写人的生命的思考和人性问题，以及民族传统和丰富的民俗文化”之同，又不乏“《白鹿原》深入地揭示民族历史的真实，歌颂家族的伦理、‘仁义道德’的人格理想；而《群鬼斗》则大胆地直面越南改革开放带给农村的冲击”之异。由于作者来自越南，又在中国长期留学，非常熟悉中越文化，所以，这种比较既独特又新颖。《景物描写：&白鹿原&与&静静的顿河&之比较》（李建军，《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一文认为，在“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和战争观，站在两种冲突原则之间的第三种立场上的叙述态度，对妇女命运和境遇的关切和同情，悲悯的生命意识，对正义、爱情等美好事物的热情赞美，对民族苦难的深切体察和难以释怀的忧患”等契合点之外，《白鹿原》与《静静的顿河》在景物描写方面，也表现了“敛约与横恣”、“豪迈与苍凉”、“黑与白”之“异”，这被何西来赞赏不已。
另外，还有学者将《白鹿原》与《百年孤独》、《日瓦戈医生》、《白轮船》等进行比较，从人性展现的深度广度上指出《白鹿原》的不足及其与世界文学的差距；从历史叙事或女性主义角度对《白鹿原》与《飘》、《德伯家的苔丝》、《红字》、《大地》等进行比较，探寻女性解放与救赎的道路；对《白鹿原》的衍生艺术形式如话剧、舞剧、秦腔、陶塑及其对周边文化产业带动之研究，都成绩斐然。这种对比使我们在审视外国文学作品时，不再仰视，而是具有了平等意识、批判立场和历史眼光，也让我们重新发现了中国小说的可能性。
六、《白鹿原》的缺陷、批判及研究展望
二十年来，《白鹿原》仿佛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某种象征，许多研究者立足于已有的经验、趣味和判断，从市场经济与文学的关联性出发，重新来定位其文学史地位并给予了比较激烈的批判。
（一）作品的缺失。这种批判主要体现为：1、性描写的出位。《&白鹿原&之争:文化.历史.性》（李遇春，《名作欣赏》2012年第24期）一文认为，《》尽管是“用一种理性的健全心理来解析和叙述作品人物的性形态、性文化心理和性心理结构”，然而也留有艺术的遗憾；《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从&白鹿原&、&废都&谈起》（金惠敏，《文论报》日）一文认为，《白鹿原》是以严肃文学的身份向商品文化“妥协”，向大众情趣“献媚”，而小说中的大量性描写首当其冲。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姿态，说明了《白鹿原》至少在艺术方面是充满了极大的争议，当然也有着巨大的发挥空间。
2、人物描写的败笔。对于一些评价颇高的既经典又复杂的人物如朱先生，《由&白鹿原&的白璧微瑕说开去》（李骏虎，《文学报》日）一文认为，这个人物的塑造极不成功：作家是要把他塑造成关中文化的灵魂载体的，然而，却最终使他非人和不可信。《“关中大儒”非“儒”也——&白鹿原&及其美学品质刍议》（毛崇杰，《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一文认为，关中大儒朱先生并非儒，或乃现代后现代大儒也，其美学风格的驳杂与非确定性，以及象征意味之悖论，使理想人格范型的意义消解，而落入了“后”的空虚之中。《&白鹿原&:隐秘岁月的消闲之旅》（孟繁华，《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一文认为，作者虽然让白、鹿两家国、共掺杂，企望让人物性格更趋于复杂，但遗憾的是这一弄巧成拙的手法不仅使人物性格支离破碎，同时还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判断无所适从的迷向面孔。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得到了共鸣，也深刻地发掘了人物身上的美学品质，使之更为饱满和丰富，成为文学史长廊不朽的人物典型。
3、概念化和公式化。史诗历来被誉为长篇小说的最高境界，然而，一些研究者却将之看做《白鹿原》失败的“原罪”。《史诗的空洞》（朱伟，《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一文认为：“（陈忠实）在创作之前已经形成了史诗的姿态，创作就变成了对史诗的填空，而不是对史诗的创造。”这种“填空”导致作家只是艰苦地堆砌材料而缺乏生命的参与，史诗最终成了空洞的躯壳；王彬彬不但对此高度认同，而且还予以了浓墨重彩的引用。高玉也明确指出了《白鹿原》的理念化局限，孙绍振提到了《》存在着重大的艺术创伤，等等。这种对艺术的求全责备既展示了批评者的认真与期待，同时也说明了作品还有许多“空白”留有待于我们去探索、去发掘。
4、创作主体的小农意识。《试论&白鹿原&创作主体的小农意识》（李慧云，《中山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一文认为，《白鹿原》过分地美化了小国寡民的封建农业社会的农耕个体经济和与这种经济形式相适应的农耕文化，这正是创作主体用一种落后的小农意识观照写作对象而造成的产物。《试析&白鹿原&及其评论》（傅迪，《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6期）一文认为，《》美化了地主阶级，丑化了农民革命，背离了唯物主义；《文学.历史.叙事话语——读陈忠实的&白鹿原&》（南帆，《作家报》日）一文认为，《》带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这些缺陷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什么？《论&白鹿原&小说的五个缺陷——重读经典之二》（孙新峰，《名作欣赏》2010年第11期）一文认为，对《论雷峰塔的倒掉》等作品意旨的翻版、自然景物描写缺席、丑陋媚俗的性景观、狭隘的民族主义创作观念和“扬白抑鹿”的创作倾向，等等，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作品的深度、高度和广度。客观地说，这些苛评不乏主观的成分，但也从反面启示我们：伟大的作品是说不尽的，无论是肯定、赞扬还是质疑、否定，都生动地开掘了作品的新境界，也源源不断地释放出了其被窒息的生命形态，从而为我们建构了繁花似锦的“白鹿原世界”。
（二）研究之展望。近二十年的《白鹿原》研究，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也出现了某些不足，如缺乏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深度介入，文化研究不断地挤压着审美研究的空间，理论演绎遮蔽了灵感的生发，从而妨碍了“灵魂与杰作的奇遇”，以及过度“溢美”与过度“批判”的偏失，等等，既值得我们高度警惕，也促进了对《白鹿原》研究的未来期待：1、必须深化《白鹿原》研究，可初步考虑建构“白鹿原学”。这种“白鹿原学”从作品的文本出发，又涵盖着陈忠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涉及到共和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全球化时代的汉语创作，乃至世界文学创作的焦点话题，积极应对当代文学走向未来。2、以内地的《白鹿原》研究为契机，不断促进海外的汉学研究，让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历史观点、不同审美趣味的读者充分地进入当代汉语文学，消除文化隔阂，架起中国与世界的精神桥梁，在“对话”中走向相互理解和尊重。3、《白鹿原》在海外的翻译、出版、传播的学术空间还很大。我相信，在未来，在中华民族不断自信地融入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中，它的价值会得到有力地“呈现”，它也将成为人类文明不朽的经典之作。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评价场域中的文学奖研究”（项目编号：12CZW081）、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文学评价制度的建设与反思”（项目编号：09YBA017）、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现代化诉求与新时期‘文学评价’制度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2A023）之阶段性成果。
①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②何启治：《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当代》1999年第3期。
③[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小说评论》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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