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最终被迫害致死，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25．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人民先后粉碎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
26．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这样我国全面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全实现了各领域有法可依的局面。
三、填空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2分，每空1分，共6分）
27．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
》，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我国第一部
▲类型的宪法。
28．1950年，以
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时期，涌现了大批先进人物，如“两弹元勋”
就是其中一位。
29．1956年召开的
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良好开端；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
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四．材料解析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题6分，共计18分）
30．历史证明，制度和机制创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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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978年中国共产党采取哪些主要措施克服困难分析出结果不同的原因
．年中国共产党采取哪些主要措施克服困难分析出结果不同的原因
1960年1月7日－17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由于错误地估计“反右倾”以后的所谓大好形势，会议又过高地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还脱离实际地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的设想。会后各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继续“大跃进”，并为创造过渡的条件，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这些“大办”，使得“共产风”比1958年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1月30日 中共中央批转《太原市委关于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中央的批示指出，不论哪一种企业，都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积极地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和经济意义的工作，“是我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连续大跃进的一项极重要的措施。希望中等以上的城市党委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的地位，并且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
3月6日 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错误地认为：“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央批示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3月18日，中共中央又指出：“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像有些省市“争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又不适当地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各地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
3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要求各地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下半年普遍推广”。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以后几个月内许多城市曾宣布建立了许多人民公社，但一般均有名无实。
3月22日 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毛泽东代中央写了一个批示说：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批示要求大中企业，一切大中城市都要把它当作一个学习文件，有领导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4月22日 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文章提出了高举列宁的革命旗帜，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
5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
5月30日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1960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账的安排的报告》。第二本账比刚刚通过的第一本账的指标大为提高。中央指出，这是“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的计划”，各部门、各地方一律以此为准，立即组织执行；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集中力量大抓煤、铁、矿、运，以此为中心，大力保钢，带动其他。努力争取今年钢的产量达到2100万吨到2200万吨”。
6月14日－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1960年至1962年）补充计划问题。毛泽东作《十年总结》的讲话，他说：会议规定后三年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他强调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6月24日－26日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国党进行围攻。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7月5日－8月10日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制定《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并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9月30日，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8月19日 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党组、国家建委党组《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的措施》的报告。报告对当年计划内建设项目逐项作了审查，提出除少数关系重大的项目外，一般不再开工；集中力量确保一批重点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其余项目停建或推迟；计划外限额以上项目，要严格审查，坚决削减。
9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随后相继决定：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9月14日－10月24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根据林彪的提议，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议题。林彪制造个人崇拜，歪曲政治思想工作，在会上讲话中说：“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思想顶峰”。“我们这种政治思想统通叫做阶级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无产阶级谋解放的思想”。会议作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共中央12月21日批准这个决议，并指出：“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会议还错误地批判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
9月下旬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一卷收集了毛泽东从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即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
10月4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指示》，转发了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和该省北安庆华工具厂的有关材料。《指示》认为，在大跃进中和最近一年多来，“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一改”即改革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制度有了许多新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已有的经验进一步总结起来，使之系统化、制度化，使企业管理水平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
11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十二条》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11月15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同日 毛泽东对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的报告作出批示。11月10日，五人小组提出《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初步确定从中央机关抽调10176名干部下放农村基层，分别担任县、社、队干部和从事其他工作，支援农业生产。毛泽东在批示中说，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还指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
11月10日至12月1日 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在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
11月28日 中共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作出重要批示。甘肃省委的报告说，“共产风”一刮再刮的根源是：急于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总想多搞一点共产主义因素，要求各地发展各种社有经济过急过高；省委主观主义，去冬今春动员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劳动力大搞水利、养猪场、商品基地、丰产方等七八项工作，任务大、要求急，这些都造成平调，刮“共产风”。与此同时，又对农业估产偏高，误认为粮食相当多，口粮安排不落实，致使部分县、社发生了严重事故（即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并且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批示说：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中央批示还提到，毛泽东同志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12月3日 中共中央《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说：“今年能不能完成一千八百六十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从11月21日起，钢、铁、煤、运出现生产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如果不扭转这种局面，钢铁生产任务就有完不成的危险，这“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立即抓紧时机，确保全年钢铁计划的完成。在中央全力保钢的号令下，经过大力突击，这一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
12月24日－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会议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作了准备。 ?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为2094亿元，比上年增长5.4％。其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44.6%上升到53.3%；农业的比重由上年的24.2％下降到20.1％。工农业产品产量：钢，1866万吨，比上年增长34.5％；原煤，3.97亿吨，比上年增长7.6％；原油，520万吨，比上年增长39.4％；粮食14350万吨，比上年下降15.6％；棉花，106.3万吨，比上年下降37.8％；油料194.1万吨，比上年下降52.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88.69亿元，比上年增长11.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96.9亿元，比上年增长9.2％。进出口贸易总额128.5亿元，比上年下降13.9％。国家财政总收入572.3亿元，总支出654.1亿元，赤字81.8亿元。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不久前发现的毛泽东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公开发表时题名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报告》，同意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日，中共中央将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发给各地各部门讨论和试行。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日，周恩来在广州国家科委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剧协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共同组织的大会上，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日，彭德怀写了一封长信（即8万言书）给毛泽东、党中央，请求党全面审查他的历史。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一、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启动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各行各业出现了发展的启动迹象。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的发展”，“要认真总结对外贸易工作的经验，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把生意做好做活。” 〔4〕 “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灵活运用国际上通常采用的一些做法，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目的就是为了加快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这是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5〕 。为了保证对外贸易有个大的发展，中央提出:第一，一定要思想解放，思路开阔。“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5〕 ，这些指导思想对外贸战线来说，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第二，要在体制上、经营管理上进行改革。外贸体制要在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对外的前提下，做到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工贸结合，产销见面，改变目前层次多、关卡多、扯皮多的状况，使管理体制适应外贸大发展的要求。第三，必须全国动手，全党齐心协力。各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要指定有业务知识的领导同志来专管外贸，做好宣传和发动工作，把外贸任务明确落实到各部门、各地区以至有关的企业。外贸、商业、供销、财政、银行和工交、农林战线各行各业齐心合作，互相支持，共同为外贸工作作出贡献。
“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个号召，在全国各省市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上海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口岸。上海港的吞吐量，占全国40%以上。在全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上海口岸的出口占到将近1/3。上海的工业基础较好，行业多，门类比较齐全，科研力量较强，工艺水平也较高，新产品容易上马。只要搞好协作配套，很快就可以打出一批新的出口品种。上海又是一个老的国际贸易口岸，有一支具有一定经验的外贸队伍，拥有相当的人才，同外围客商有传统的贸易联系，发展对外贸易的门路十分广阔。上海市决心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对外贸易。 〔6〕 为了更好地发展对外贸易，北京市组织外贸学习组赴上海学习。经过学习，外贸学习组得出结论:要全党办外贸，胆大行动快;思想大解放，方式更灵活;攻薄弱环节，抓质量履约。 〔7〕 日，中共天津市委召开外贸工作动员大会，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黄志刚作了重要讲话。会议要求全市共产党员、人民群众为把天津市建设成现代化的工业基地、科学技术基地和外贸出口基地而努力奋斗。 〔8〕 辽宁省在11月8日召开了外贸工作会议，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胡亦民宣布了关于大力发展外贸工作的九条措施。 〔9〕 河南、四川、湖南、云南等省也纷纷表示，要响应中央的号召，结合本省的具体情况，开展对外贸易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年，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开展了国际经济交往活动。尤其是1978年被称作是“中国外贸活动的一个活跃的春天”。据法国《国际贸易箴言》杂志评价，中国正以一种新的精神加强对外贸易，“同中国人增加贸易的前景是宽广的” 〔10〕 。 （一）中外贸易团体往来频繁
首先，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外访问的力度。突出表现之一是外贸部长亲自带队频繁出国访问。年间，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对英国、法国、埃及、比利时、卢森堡、联邦德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这些访问不仅促进了贸易往来，而且也加强了彼此间的政治关系。突出表现之二是中国贸易团体纷纷出访。1977年9月，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率领的代表团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邀请到美国进行访问;10月，以苏生为团长、李树坚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对老挝进行友好访问;1978年2月，以刘清为团长、郑志坚为副团长的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团访问了印度;5月，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对菲律宾进行了友好访问。
其次，外国贸易团体积极访华。此间，日本在对华贸易往来中表现非常哗常糕端蕹得革全宫户积极。1977年2月，稻山嘉宽会长率领日本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到达北京，谷牧副总理亲自会见访华团全体成员。3月30日，土光敏夫率领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访华团访问中国。10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京都支局会长吉村孙三郎和神户支局会长斋藤保次一行先后到达北京。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十团体访华代表团到达中国。此外，由罗伯茨率领的美国菲利普斯石油公司代表团、美国农业部长罗伯特·伯格兰也对北京进行访问。通过会谈，美中双方已经明确了许多合作的领域。此外，斐济政府贸易代表团、罗马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泰国贸易代表团也先后访问了中国。二）中国政府采取措施为发展对外贸易创造良好的条件
1.完善原有的对外贸易机构，设立一些新机构，任命一批相关的领导干部
中国对外贸易机构在建国后的20多年中，为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曾多次进行过调整。1978年底，中国共设有国营外贸专业总公司11个，其他外贸专业公司130多家。日，对外贸易部和外交部联合向国务院建议，根据不同情况在国外设立不同的代表机构:（1）设立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处，加强出口推销工作;（2）设立中国技术进口公司代表处，负责引进项目的调研探询，组织执行引进项目的合同及接待管理为引进项目派出的考察、谈判、实习、监造、验收等人员;（3）派出常驻的外贸公司代表;（4）设立中国贸易中心或建立外贸仓库;（5）开设私人贸易公司。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对此作了批示，邓小平副总理和当时国务院其他领导人也同意了这一请示。这是中国外贸公司走向世界设立分支机构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境外贸易公司和常驻企业机构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1〕
为了适应对外贸易形势的发展，必须充实对外贸易干部队伍的力量。1977年国务院任命了一批从事对外贸易工作的干部。7月，任命李郁生为外贸部综合计划局局长、杨威为外贸部生产基地局局长、梁占祥为外贸部参考货源局局长、严亦峻为外贸部驻广州办事处主任、张先成为外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卢荫侬为外贸部包装局局长兼中国出口商品包装总公司总经理。10月，又任命李晓林为对外经济联络部五局局长。
2.召开了专题研讨会———中国对外贸易及经营管理座谈会
为了加强贸易经济联系和友好合作，尤其是为了满足第三世界国家要求了解中国对外贸易及经营管理情况的愿望，日至11月2日，由中国对外贸易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共同在上海主办了“中国对外贸易及经营管理座谈会”，这是中国举办的第一次这种类型的活动。中国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在阐述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之后指出:“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为此，进一步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友好经济合作和交流，其中包括贸易交流也是非常必要的”。“对外贸易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和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它又是中国对外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物资和技术交流，在增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的互相了解和友谊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2〕 。
座谈会期间，中国方面针对“中国对外贸易方针政策和计划”、“中国对外贸易组织与机构”、“中国外贸公司的经营方法和程序”等10个专题进行了介绍。这些报告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重视和欢迎。联合国贸发会议官员拉索德拉维格高度赞扬了这次会议，说这次座谈会有三个第一流:讲课内容是第一流的;活动安排是第一流的;居住和伙食是第一流的。 〔13〕 墨西哥代表祖利拉说，这次座谈会办得很成功，因为它不仅为与会者提供了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它让第三世界国家能够直接了解中国;它不仅增进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了解，也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互相沟通的好机会。 〔14〕 3.派出出国小组，对国外市场进行调研
为了了解外国、宣传中国，中国政府派出出国推销小组。这是一个考察兼推销的组织，调查研究项目的重点是:当地市场需要什么东西，花色品种、交易条件如何。此外，还需要掌握一些基本情况，如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统计资料，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进出口贸易额、外汇收支、贸易国别、主要进出口商品、贸易管制条例、关税、市场行情、厂商、银行、保险、商品检验、运输、仓储等情况。出国小组的调研工作不仅是为了一次推销任务，而且是为了不断积累资料、搞好调研工作的基本建设。调查小组在国外广泛利用一切关系进行调查，例如，往来客户、银行、商会、政府有关部门、公证行、从事市场调研的商业性咨询机构、各种经纪人等。这些对象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侧重点不同，带来的实际效果也不同。 〔15〕 4.定期举办商品交易会，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
当时，各类商品交易会很多，有广州出口交易会、1977年的中国地毯交易会、中国裘皮制品交易会等等，在众多的交易会中最有影响的是广州出口交易会。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出口商品品种繁多，而且分散在全国各地，广交会把全国各地的商品集中展出，并且把全国各外贸公司都集中组织起来，举办大型的、综合性的交易会。海外客商只要派出少量人员，用较少的费用在较短的时间即可在广交会上选购到中国的各种出口产品，因此，深受广大客户、特别是经营多种商品的中小商人的欢迎。广交会期间，客商云集，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定期的、地区性的国际市场。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共举办了5届，其中1978年的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盛况空前，它是1957年4月创办以来最有意义、最有成果的一次交易会，国外舆论界认为，“中国人终于把大门敞开，并同意接受国际贸易的原则和标准做法”，“我们完全可能已经处在中国贸易的崭新时代的门口” 〔16〕 。此外，中国还在国外举办展览会，参加国际博览会，树立形象。如:1976年10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1977年5月在日本名古屋等地的展览会、1978年在迪拜、菲律宾、西萨摩亚、喀麦隆、卢旺达、布隆迪、斐济、苏里南等国举办的经济贸易展览会，中国的许多产品通过国际展览介绍到各国，很受欢迎。在这些国际展览会上，中国一些外贸公司派出了贸易小组，同当地贸易界人士进行业务洽谈，签订了一批进出口合同。太长了，贴不下了可能，把网址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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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195〕，周总理对这几天议论的问题的讲话，我没有不同的意见。这次决定的东西，我看只能这样办。当前工作中的问题我们还认识得很不够，有一些问题还要研究，但是就已经认识的，下这样一个决心很必要。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这次各方面的问题都摆出来了，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都不能够抓迟了。有些事情还可以慢一点，但是这两件事越抓迟了越不利。比如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如果抓迟了，就影响钞票投放和粮食供应，也影响生产的调整，各方面都受影响。加强生产队的工作如果抓迟了，就影响农业生产。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东西要靠生产队拿出来。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涉及生产队的问题，安置城市人口就要靠生产队。所以，生产队工作做不好，农业生产也搞不好，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会遇到困难。现在先定方针，然后要做一系列的工作。
第二，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196〕，请大家注意。干部的甄别平反，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县以下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所谓甄别平反，主要对象是干部，可是每一个干部都联系着群众，实际上影响到大量的群众。这个工作军队搞得最早，也安定得最早。对地方来说，有些地方也搞得比较好。谭震林〔101〕同志在山东看到干部的生产积极性、人民的精神面貌比河南好一些。经过研究，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后期伤害的人比较少，并且对他们采取一揽子甄别平反的方法，所以工作比较主动。四川也是采取这个办法。现在，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基层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只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是“左”倾到那个程度。他们又是直接联系群众的，亲戚朋友、各方面的人听到这些事，人心不安。大家情绪不安定，是不利的。现在我们不是要抓生产队吗？为了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甄别平反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上面的领导同志，要下去帮助承担责任，这样搞可以快一些。这件工作，请各中央局告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凡是开始做了的，继续做，没有做的，迅速做。其结果一定要向群众当面公布。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一个错误，承认我们过去搞得不对。
第三，树立和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特别是县以下和企业党委的领导核心。为了把农业搞好，首先要解决地方县以下党委的问题。当然，地委以上也要注意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我们有些问题处理得迟了一点。我们可能遇到的障碍，主要来自县，存在所谓争不争上游，有没有干劲，情况看得对不对，决心大不大、信心够不够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危险，就是缺乏信心，就是看见困难不想办法，不当机立断。见事迟的情况难免，因为认识不到。但是迟一点认识到了，仍然不采取措施，这样慢慢拖下去，势必拖垮。现在看来，许多思想问题主要出在县这一级。当然，也有基层企业、事业单位的问题。
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197〕提出了这个问题，看来重视得还不够。我们在一九五三年为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从地方党委抽调了一批干部去企业工作，那一次对地方党委的领导是有相当大的削弱。企业就是靠那一批干部壮大起来的。现在除了一部分地方党委有比较老的骨干以外，相当一部分地方党委的骨干，当“班长”、“副班长”的时间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一九五八年刮“五风”〔198〕，这些干部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我们的干部，过去绝大多数都是办的好事，这几年，他们主观上也并不是想做坏事，他们还是好干部，还是要信任他们。但是既要看到他们的优点，也要看到他们的弱点。
树立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主要的办法是从现有的各级党委的干部中挑选作风好的来培养。所谓作风好，主要是联系实哗常糕端蕹得革全宫户际，联系群众，主观主义少一点。这几年主观主义多得很。搞命令主义还有什么群众路线？不因地制宜叫什么联系实际？解决领导核心问题还有一个办法，现在我们正在精简大批企业，这些企业中有好多干部是过去从农村来的，他们比现在的地方党委的干部资格都老一些，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完全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层层下放一批干部，加强地方党委，加强县委，加强公社党委。每一个县，每一个公社，至少要有两三个人当“班长”、“副班长”。调去的人不一定就是当第一书记，也可以当书记或委员。要通过这个措施，把农业搞好，把县、社、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核心搞好。不管党也好，政也好，根本的问题是选举。拿大队来说，你有什么办法派人去当一个大队的脱离生产的干部？派少数人去加强加强，了解了解情况，当一个时候是可以的，根本的办法还是要用当地的人，本乡的人，本大队的人，根本的办法是搞民主。但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是有个加强领导核心的问题。县社两级，不管现在有无核心，即使有了核心，也应该加点人进去，换一换空气。老面孔，大家熟悉，太久了，有好处，也有缺点。天天在一起，都习惯了，有些事情不容易察觉，有些事情就麻痹了，该提的问题、该批评的问题也就马虎了，新的感觉也就比较少了。如果调剂一下，对于转变作风，树立新的气象，都有好处。中央组织部最近要认真抓这件事。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组织部门也要认真做这件事。反正一个省就是那么多县，最多的一百几十个县，省委的同志，大概对每一个县的领导干部都认得的，大体上可以排一排队，加一点新的人进去，把空气改变一下。这对于干部的培养，对于工作，都是有利的。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dmyu2008 您好！ 刚在国家图书馆电子文档里查到下述资料，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195〕，周总理对这几天议论的问题的讲话，我没有不同的意见。这次决定的东西，我看只能这样办。当前工作中的问题我们还认识得很不够，有一些问题还要研究，但是就已经认识的，下这样一个决心很必要。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这次各方面的问题都摆出来了，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都不能够抓迟了。有些事情还可以慢一点，但是这两件事越抓迟了越不利。比如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如果抓迟了，就影响钞票投放和粮食供应，也影响生产的调整，各方面都受影响。加强生产队的工作如果抓迟了，就影响农业生产。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东西要靠生产队拿出来。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涉及生产队的问题，安置城市人口就要靠生产队。所以，生产队工作做不好，农业生产也搞不好，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会遇到困难。现在先定方针，然后要做一系列的工作。 第二，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196〕，请大家注意。干部的甄别平反，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县以下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所谓甄别平反，主要对象是干部，可是每一个干部都联系着群众，实际上影响到大量的群众。这个工作军队搞得最早，也安定得最早。对地方来说，有些地方也搞得比较好。谭震林〔101〕同志在山东看到干部的生产积极性、人民的精神面貌比河南好一些。经过研究，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后期伤害的人比较少，并且对他们采取一揽子甄别平反的方法，所以工作比较主动。四川也是采取这个办法。现在，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基层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只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是“左”倾到那个程度。他们又是直接联系群众的，亲戚朋友、各方面的人听到这些事，人心不安。大家情绪不安定，是不利的。现在我们不是要抓生产队吗？为了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甄别平反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上面的领导同志，要下去帮助承担责任，这样搞可以快一些。这件工作，请各中央局告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凡是开始做了的，继续做，没有做的，迅速做。其结果一定要向群众当面公布。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一个错误，承认我们过去搞得不对。 第三，树立和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特别是县以下和企业党委的领导核心。为了把农业搞好，首先要解决地方县以下党委的问题。当然，地委以上也要注意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我们有些问题处理得迟了一点。我们可能遇到的障碍，主要来自县，存在所谓争不争上游，有没有干劲，情况看得对不对，决心大不大、信心够不够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危险，就是缺乏信心，就是看见困难不想办法，不当机立断。见事迟的情况难免，因为认识不到。但是迟一点认识到了，仍然不采取措施，这样慢慢拖下去，势必拖垮。现在看来，许多思想问题主要出在县这一级。当然，也有基层企业、事业单位的问题。 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197〕提出了这个问题，看来重视得还不够。我们在一九五三年为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从地方党委抽调了一批干部去企业工作，那一次对地方党委的领导是有相当大的削弱。企业就是靠那一批干部壮大起来的。现在除了一部分地方党委有比较老的骨干以外，相当一部分地方党委的骨干，当“班长”、“副班长”的时间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一九五八年刮“五风”〔198〕，这些干部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我们的干部，过去绝大多数都是办的好事，这几年，他们主观上也并不是想做坏事，他们还是好干部，还是要信任他们。但是既要看到他们的优点，也要看到他们的弱点。 树立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主要的办法是从现有的各级党委的干部中挑选作风好的来培养。所谓作风好，主要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主观主义少一点。这几年主观主义多得很。搞命令主义还有什么群众路线？不因地制宜叫什么联系实际？解决领导核心问题还有一个办法，现在我们正在精简大批企业，这些企业中有好多干部是过去从农村来的，他们比现在的地方党委的干部资格都老一些，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完全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层层下放一批干部，加强地方党委，加强县委，加强公社党委。每一个县，每一个公社，至少要有两三个人当“班长”、“副班长”。调去的人不一定就是当第一书记，也可以当书记或委员。要通过这个措施，把农业搞好，把县、社、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核心搞好。不管党也好，政也好，根本的问题是选举。拿大队来说，你有什么办法派人去当一个大队的脱离生产的干部？派少数人去加强加强，了解了解情况，当一个时候是可以的，根本的办法还是要用当地的人，本乡的人，本大队的人，根本的办法是搞民主。但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是有个加强领导核心的问题。县社两级，不管现在有无核心，即使有了核心，也应该加点人进去，换一换空气。老面孔，大家熟悉，太久了，有好处，也有缺点。天天在一起，都习惯了，有些事情不容易察觉，有些事情就麻痹了，该提的问题、该批评的问题也就马虎了，新的感觉也就比较少了。如果调剂一下，对于转变作风，树立新的气象，都有好处。中央组织部最近要认真抓这件事。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组织部门也要认真做这件事。反正一个省就是那么多县，最多的一百几十个县，省委的同志，大概对每一个县的领导干部都认得的，大体上可以排一排队，加一点新的人进去，把空气改变一下。这对于干部的培养，对于工作，都是有利的。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助到您，祝您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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