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刘迎秋新图书馆开馆仪式上讲话
同心同德、共创辉煌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图书馆开馆仪式上的讲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刘迎秋
（日上午）
&&&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蒋颖副馆长、老师们、同学们：
&&& 大家上午好！
&&& 在这个冬去春来、乍暖还寒、野草泛绿、百花渐开的日子里，我们高兴地迎来了研究生院新图书馆的胜利开馆。在此，我谨代表全校教职学员工，对新图书馆的隆重开馆表示热烈祝贺！向近半年来为新图书馆开馆付出辛勤劳动的各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
&&& 研究生院新图书馆的开馆，是研究生院图书馆事业和我院建设和发展已经站在新起点上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在经历了30多年的辉煌与发展之后，我院将由此迎来一个新的和更加重要的发展时期。一个更加令人向往的美好未来，将从这一刻起由我院广大师生学员工共同见证和亲手谱写，&治理、经营、建设、发展好研究生院&的目标也将由此进一步得到更加清晰的展现。
从刚才图书馆馆长周军兰博士的简要介绍我们已经知道，新图书馆上下共三层、总建筑面积达10700平方米。新图书馆不仅建筑风格恢弘大气，馆内各类厅堂宽敞明亮，在规模和布局等方面均大大超过了望京旧馆，而且数十万图书期刊分布与摆放科学合理，读者查找与阅览便捷舒适，充分体现了研究生院新图书馆设备&新&、理念&新&、风格&新&、布局&新&的全新风貌与特点。
&藏阅一体、开放管理、自助服务、读者为本&，是新图书馆提出的一个新理念、新模式。这一理念与模式，是在学习与借鉴国内外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图书馆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基础上，结合我院实际，由他们自己创造性地提出和最终确定下来的。这是一个能够与国际接轨的服务理念与管理模式。这一理念与模式，在新图书馆的总体规划与建设、内部分区布局与功能设计、图书设备选型与摆放、读者出入与阅览、图书借阅与服务等方面均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大家知道，望京旧馆的搬迁方案是去年5月份开始拟定的。从国庆节后图书馆开始整理图书资料、准备搬迁，到11月25日凌晨5点第一辆搬迁图书的汽车驶出望京校门，再到今天图书馆正式开馆，历时半年之久。半年多来，在全院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图书馆的全体干部职工不畏艰难、脚踏实地、起早贪黑、众志成城，终于不负众望，使这样一个能够与我院高层次人文社会科学专门人才培养目标相匹配的&研究型&现代图书馆展现在了大家的面前。此时此地，我们不会忘记新图书馆的设计者与建设者；也不会忘记为不影响望京校区学生正常上课和职工正常工作，图书馆的干部职工所做出的&不声不响&的成功搬迁努力；更不会忘记在完成图书资料搬迁后，各部门给予的支持和图书馆干部职工放弃寒假和休息日，夜以继日进行设备安装与调试、图书上架与整理、人员招聘与技术培训、厅堂清洁与维护等方面所历尽的千辛万苦、做出的重要贡献。今天，这座超万平米的现代化图书馆终于开馆纳客了。在此，我要代表研究生院向为新图书馆建设和布馆、开馆付出巨大努力和辛勤劳动的所有志士仁人再道一声：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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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ICP备号刘迎秋：后危机时代的四大特征
【编者按】<FONT face=楷体_GB年9月25日，由董辅i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与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主办，《领导者》杂志社特别支持的“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与改革――董辅i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研讨会于北京胜利召开。为纪念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董辅i教授，与会专家对董老师的经济学思想和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与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网近日将陆续为为大家献上与会专家参与研讨的系列文章。&&&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长刘迎秋教授通过对后危机时代的观察分析，对后危机时代总结的四大特征。供读者参考。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曾受导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谷书堂教授委托，到天津东站接董辅i老师来讲学。由于当时条件比较差，学校派的是相对较好的伏尔加骄车。车里没有空调，一路走下来，我被冻得直打哆嗦。接到董老师后，我向他抱歉地解释说：对不起，因为没有空调，车里特别凉。他说：没事，你看我棉衣都不穿，根本不怕冷。我一看，果然他只穿了一件白衬衫、一件西服外套和一件浅色风衣。他真的是一个火娃啊!那是我第一次与他近距离接触，至今难以忘怀。董老师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首先是一个经济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大量实践表明，没有经济思想的经济理论及其研究，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科学成果。董老师的经济思想和他思想经济的方法，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在这里，我想借鉴董老师思想经济的方法，就“后危机时代及其特征”谈几点看法。& 　　第一，必须高度重视时代的判断。这次会议提出的“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与改革”，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具有实践意义的论题。因为，时代判断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自去年年中特别是9月15日雷曼兄弟银行宣布破产以后，整个美国陷入了次贷危机。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全世界多数国家也陆续遭受危机冲击，我国也没有能够成为例外。经过各国努力，虽然到目前为止这个过程还在延续，但衰退有所缓解，危机后的问题提到日程。实践迫切需要我们对走出这场危机后我国所处时代做出一个较为科学的判断。& 　　当年毛泽东对世界的判断是美苏两霸称雄、世界面临战争威胁。在这样一个判断下，我国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持续多年的深挖洞广积粮的时代。北京的老城墙，从阜成门、西便门、前门、东便门、建国门、东直门、鼓楼再到西直门，整整一大圈城墙都被推倒了，在城墙下面挖了一个大沟，二三十米深，修了一条实际上用于应对原子战争的地铁，地铁一直通到石景山。地铁涵洞置于地面下十几米，涵洞钢筋混泥土厚达一米多，是当时深挖洞的一个缩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及时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概括。这一概括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提供了重要前提和依据。& 　　说起来很有意思，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后，“谁来养活中国”曾经很多认同的世界性难题。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由于我们有一个关于时代的正确判断，由于我们党工作重心的转移，由于改革开放，现在不是“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而是已经到了中国养活世界、特别是养活发达国家的时代。最近有的国家还试图用反倾销诉讼案的方式抑制中国产品对其出口，但是，如果有那么一天，中国真的三个月不对外出口，试想，美国人能正常地生活下去吗?欧洲人还能够继续像现在这样享受中国廉价商品所给予的恩惠吗?我看，这些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一定会遇到预想不到的众多困难。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原因之一，就是当年邓小平带领我们党做出了正确的时代判断。&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我国是实行的是传统体制，“短缺经济”是那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改革开放后我国一直为克服短缺而奋斗。到1996年实现软着陆、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迅速地从短缺转向过剩。有人说，那时我国开始进入过剩经济时代。最近，有人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结束，我国将进入了一个“新过剩时代”。& 　　对上述两种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时代的判断，我均有保留意见。因为，无论是1997年后出现的“过剩”，还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过剩”，本质上都不是生产　的全面过剩，而是产业结构、产出结构和贸易结构失衡基础上的过剩，是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存在明显不合理、弱势群体缺少支付能力基础上的过剩。美国怎么就一直不过剩?美国人怎么就可以超前消费甚至赤字性消费?不仅美国的个人搞赤字消费，美国的政府也搞赤字消费，全社会都搞赤字消费，以至于呈现美国的国际贸易逆差和政府赤字由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以及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来平衡的格局。这次危机改变了美国人的行为取向，中国人的高储蓄和高出口倾向受到了美国人减少消费的抑制。这种实践迫切需要我们对当前所处时代及其特征做出新的分析与概括。& 　　我认为，可从四个方面概括后危机时代的突出特征。& 　　第一，后危机时代是一个结构调整需要付出代价的时代。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人均收入二百美多美元起步的。经过20多年的体制变革和开放与发展的推动，我国人均收入不仅跨越了千美元大关，目前已经达到了三千二百多美元。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看法，一国人均收入从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的阶段，是结构变动最为剧烈的阶段。这是就一般国家而言的。在中国，即使人均收入超过了三千美元，她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仍是其经济发展不可跨越的历史任务。现在，必须清醒地看到的是，我国结构的调整，不仅是指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指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等方方面面的结构调整。经济是基础，因此经济结构调整要放在首位。经济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产权结构、企业组织和市场结构，等等。不能放松这类结构的调整。但必须看到，调整必须付出代价。不仅老百姓要有付出代价的准备，企业也有付出代价的准备，政府尤其需要有付出代价的准备。比如四万亿政府刺激经济计划，开始时重点投向国有部门为主体的“铁、公、基”等基础产业是对的，但是，一旦经济回升转暖，进一步向前发展，就需要考虑调整投资方向和结构。不能忽视基础产业，但必须考虑加大向非基础产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的力度。政府要付出的一个重要代价，就是要逐渐从生产性投资领域退出，逐渐转向通过财政投资支持和引导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成长上来。这也就是说，政府的财力不再是象过去那样更多地直接用于“铁、公、基”，而是更多地用于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健康的成长环境。除此以外，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尽可能通过财政的再分配功能，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把更多的财政收入用在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等方面来。这是一个目前阶段必须付出的代价。付出这个代价，不在于政府花了多少钱，而在于政府必须准备更多地从直接投资领域转向公共服务领域中来。& 　　第二，后危机时代还是一个产业升级需要技术支持的时代。这一点早已成为共识，本无需多说。但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当前我国产业的升级，免不了资本增密，但这并不表示我国必然重新进入一个所谓重化工时代。重化工时代是一个含糊的概括。因为，当前我国产业升级的更紧迫的任务是技术升级。产业升级需要增加资金投入，投资也会因此而出现持续增长，资本有机构成也会相应提高。但是，产业升级的成功，不在于资本的增密和资本的无效率集中，而在于把更多的资本投入技术转型与升级上来。这里的技术，不仅包括直接生产技术，也包括人本身，即所谓人力资本的投入。如果没有技术的强有力的支持，产业升级难免失去方向。增大技术投入，是当前这样一个时代实现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第三，后危机时代又是一个技术创新需要制度支撑的时代。不要以为改革搞了30年，改革的任务就完成得差不多了。实际上恰恰相反，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任务不仅没有完成，还产生了很多新的需要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政治体制改革也远未完成，有些则至今尚未破题。文化体制改革同样也需要深化。党的建设和领导方式更需要改革和完善。把党的建设和领导方式列入制度改革范畴，是时代的要求。没有这样一系列制度的改革，不深化这些制度的改革，技术创新就是一句空话。产权制度不健全，知识产权得不到制度保护，技术就无法实现创新。把大学办到培养不出工程师的程度，同样也是制度的失败。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证明，制度创新，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技术创新的根本支撑。必须把改革继续深入下去，把制度创新继续下去。要按照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和目标。& 　　最后，后危机时代更是一个垄断与反垄断斗争进一步加剧，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需要科学调解的时代。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这个矛盾的范围不是缩小了、程度不是减轻了、冲突不是弱化了，而是矛盾进一步强化、冲突进一步深化了。举例来说，最近关于光伏发电过剩、风力发电过剩、多晶硅生产过剩的报道不绝于耳，好象真的是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能力已经远远走出了发展的需要，出现了生产过多和过剩的矛盾。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会事，更不我国的绿色能源搞得太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如果中国到处用的都是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就用不着进口那么多的石油和天然气等非再生能源，从而也就不需要搞那么多煤矿、有那么多污染了。那么，为什么会在我国风力和光伏发电比重仍然很小的时候，出现这么强的反对　发展这类产业的舆论压力呢?非常值得深思。与此近似的现象，是在19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电动自行车的生产也曾经遭遇过这样一种不公正的打压和限制。开始是宣布其上路的不合法性和对人身安全的威胁，后来又说其电池不耐用、且污染环境等等。人们喜欢使用电动自行车，但无法获得合法的使用权，生产也得不到应有发展。现在，使用权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了，过去的所谓电动自行车过剩现象也得到了明显缓解。上述两个例子，讲的是一个道理，即矛盾的背后是垄断和反垄断，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是当前这个时代一个特征，也是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挑战。垄断与竞争之间、不同利益集团或者说主体之间，矛盾和冲突如何解决，如何实现二者间的动态均衡，我必须正视与科学面对。正确看待上述矛盾、冲突和问题，科学地调解和解决上述矛盾、问题与冲突，实现上述矛盾、问题和冲突间的平衡，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与改革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总之，后危机时代，将是一个同时具有上述四大特征的时代，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必须进一步有效扩大对外开放，必须努力谋求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更大和更持久发展。让我们为此继续做出不懈努力!&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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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迎秋谈程派艺术
我体会唱程派最应当注意气息的运用，以气催声，以气领音，气为主，气为帅。如果中气不足或运用不当，音就立不起来。音立不起来，唇齿喉舌牙的配合就不会协调，这样的程腔要走样。我以为这就好比手风琴，气息就好比风箱，如果没有气流鼓荡，音自然就出不来了。在气息的运用上一定要做到举重若轻。虽然气息运用最重要，但也不能太重。拙。笨，贵在自然顺畅的用力。相反，吐字要做到举轻若重，字头字腹字尾要交代清楚，不能一道汤。程师要我多听余先生的腔，找这种力度。气息运用不好，唱腔就会犯浮逸或重浊的毛病。
所谓丹田力，并不是你理解的那么神秘。我理解所谓丹田力就是腹肌的运用，演唱前一定使胸腔和腹腔松开，使肺的容量增大，演唱时综合运用胸肌和腹肌等力量把气弹挤到喉腔和口腔去，配合唇齿喉舌牙和程派特点吐字行腔。
程师精通太极拳，他的身段皆得益于此，处处圆活优美。抖水袖时全身都要松开，充分运用腰肩肘腕指之力弹出，这是一个处处画圆，节节贯穿的力度。你说线尾子易乱，是因为头肩颈没有运用好虚领顶劲，太僵太板之故，一定要含胸拔背，躯体中正。我建议你学学太极拳，这对你学程派身段极有好处。
我的老师程砚秋（刘迎秋，纪程25周年文章，摘自京剧谈往录，1985）
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我的老师程公御霜，离开我们已经25年了。回顾我追随程师走过的那段路程，他那魁梧的身躯、和蔼可亲的面容，立刻呈现在眼前，使我不禁心潮翻滚、思绪滔滔。正如40年前--194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晚霞一片暗红，渐渐沉进浓重的暮色里，什刹前海塘里的莲花，正飘散着淡雅、隽永的清香。师徒漫步塘侧，程师若有所感地说："人生即是演戏，社会即是舞台，人人都是演员。"他环指这儿的景色又说："你看，这是多么美的天然布景!我们演戏，不过是戏中串戏罢了!"寥寥数语，如今尚在我脑际、耳边萦绕。
我是个宦门子弟。幼年的时候，由于我父亲刘筱波每值秋季，必养蟋蟀，得与余叔岩、徐碧云京剧界前辈结识。我常随父亲去这些人家里斗蛐蛐，或到戏园里听他们的戏。同时，我叔父刘士瀛酷嗜京剧，与很多内行、票友往来，特别是卧云居士赵静尘(著名票友老旦)、王寿山(已故名老生王文源之父)是我家常客。我常听他们演唱。在这种环境的吸引与熏陶下，我对京剧便产生了感情，逐渐也学会唱几段。当我上中学的时候，又在学校的国剧研究社里，得到萧婉秋(名净萧英翔之父)的指导，慢慢能登台演唱了。我的业余演剧生活，便从这时开始。那时我常在下学后，跑到前门外戏园里去听戏。程师的鸣和社常在煤市街中和园或鲜鱼口华乐园演出。我第一次看程师演的是《赚文娟》，听他那柔里带刚，似低回实明爽的唱腔，和他那出神入化的精湛表演，觉得别有一番风韵，使人回肠荡气，余味无穷。从此我便成了中和园的常客，程派艺术的崇拜者--"程迷"。
1939年春，几经周折，终于在程佐臣(程师之二长兄)、李锡之两位老伯的成全下，认识了我朝思暮想、由衷敬仰的老师。当我随同先父，在程、李二位伯父的陪同下，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心情万分激动。我向他行了个鞠躬礼。他轻轻地握住我的手，拍拍我的肩，让我坐在他身边的沙发上，我感到很拘束。我见他举止端庄，衣着朴素，文静大方，谦逊和蔼，没有丝毫脂粉气息，很难看出唱旦角的私下情态。他和先父他们讲话，我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双大手，总是不停地在搓动，搓的动作，有美，有性格，我当时感到奇怪。后来我和他相处一段时间，才知道这是他的习惯，他在做手的活动锻炼。当先父说明我的愿望时，我满以为，他会说些客套话，婉言谢绝。不意他很爽快地说："他以后愿意学什么，就来吧!"
我的夙愿得偿。
我开始到他家求教时，总有点拘束，不好主动提出要求，只是听听他吊嗓子，或者是坐在一起闲聊。他很健谈，知识非常丰富，说起话来很幽默，记忆力很强。逐渐彼此熟悉了，就无话不谈了。他在唱的发音方法上，教导我：要锻炼用气引声，以字行腔，以腔传情。在发音时，出口要细，而后慢慢放响，尾音再收缩转细，好像橄榄一样，两头尖、中间宽；至于行腔，是唱的姿态，就和花一样，同是一样的花朵，但是各有各的姿态。同是一样唱，腔调各不同，如果唱出来，没有腔，就好像花没有姿态一样，花也就不成为花，唱也就不成为唱了。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剧情，符合人物的情感、身份，做到声情一致。不容许脱离剧情、人物去任意行腔。在念白上，特别是韵白，是为了和唱在风格上取得和谐一致。它是用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的声调变化，进行适当的调配，并且要有一定的节奏，使它成为音乐化的语言。句子的长短、平仄，要调配得当，让它情意婉转，音调扬抑。虽然它不是唱，要让人听着有一种美的感受。有人说韵白是没有固定音高的散板。常言："千斤话白四两唱。"所以念白是非常重要的。他取出一本曹心泉著作的专门讲字韵的书送给我。那里面对每个字的尖、团、上口的读法，讲得很清楚。此后，我每学一出戏，在读字上，就以这本书为规范。我还拿着这本书，去请教当时大学里专门教授音韵学的陆颖明(陆宗达)教授。陆教授对我声韵方面给予不少宝贵的教导。程师得知后，也十分敬重陆师。后来程师还对做戏、台步方面，给予不少教导。他说："表演(做戏)，是表现人物感情的一种艺术手段。演员应当时刻产生角色的感情，并不是把演员变成角色，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顾及到表演，才能收到做的是假、看上去是真的艺术效果。在做戏时要分寸得当，要让外部动作和内心活动一致，让观众通过演员的做戏，体会人物的心情。"他还说：同是一个人物形象，由于他的年龄、环境、心情等方面的不同，在表演、台步走法上，也要有区别，不能干篇一律。举例说，《武家坡》王宝钏和《三击掌》时的王宝钏，在年龄、身份、境遇、心情……种种方面不同，所以在表演、台步上也就不能一样。他还特别指出："你在台上走台步，不要学我那种斜行的方法，因为我本身高大，用它来弥补我自身的缺陷。"我说："我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您还利用水袖，解决胖的缺点。但我觉得您最使人感到神妙的是，在意识上使观众不注意这方面。这是我钦佩惊异的，这不是一般演员能做到的。"他笑了。后来姜妙香对我讲了程师当年在上海演出时一段有趣的故事：在民国八年，程师还用"艳秋"这个名字的时候，到上海演戏，**三天之后，大红大紫，把上海人看得心花怒放。街头巷尾，一些戏迷们，都像得了感冒似的，大唱其用鼻音的
"有贺后……"、"你的父……"之类的程腔；各报也都连篇累牍的用"艳讯"、"秋声"介绍他的历史，记载他对罗瘿公的信义，有的渲染他的孝行，也有的是剧评，总之全都是捧。当时，
《申报》的副刊《小申报》编者江红蕉，曾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使他(指程)个子矮一些，请大家想想。这个问题一出，不到10天，收到一千多封答复信件，其中有许多是很滑稽的。整理起来，有以下几个办法：把腿锯了，装上假腿；在台前钉上一截木板，遮住演员的脚部，可以显得矮些；特制没有台板的舞台，象演木偶戏一样，不使观众看到足部，演员在里面踩高跷；把舞台加高，使观众由下往上看，便看不出高不高了；请他只唱武戏，不用踩跷。最后江编辑自己也提出一个办法，他说："请程先生以后组班，配角、龙套都挑选身材比他高的，观众就不会觉得他高了。"
结果是程先生的精湛演技，使观众出神入化，高与不高，便不成问题了。
确实，那时看程师演戏的观众，开头对他的胖、高，会引起一阵轻微的笑声，等到他开口一唱，或是一试其水袖功夫，观众便不注意那些了。曾经有许多从事戏剧研究的人研究过，认为他这里有秘密。这正是程师在演技方面的独到之处。
有一次程师到我家看先父养的鸽子，先父选了两对最好的"墨环"送给他。从此，程师便在他家外院客厅东侧，搭起鸽子窝，养起了鸽子。每天早晨翔放，他说："仰首瞻空，可以代替喊嗓子。"1943年，他衔恨谢绝舞台，归隐西山，在青龙桥荷锄勤耕，即将鸽子分赠友好。一年后秋季，一日鸽子忽然飞回程家，当时有人说，这象征着胜利即将到来。
1939年初夏，程师应济南商界名人伍小庵之请，到济南北洋戏院演出。临行前他赠给我《霜杰集》两册，内容为樊樊山、罗瘿公、朱古微、魏瓠公、况夔生等诸文士名流为他所作的诗词，还有一册他赴欧考察戏剧音乐的报告。可惜这些珍贵的文物，连同我与程师在一起所照的照片，均在十年内乱中化为灰烬。
夏末，程师返京后，畅谈在济南、烟台两地演出盛况。到济时，预告方出，三天戏票，全部售罄。临演之日，竟有愿购站票者，场内无立锥之地。散场后，观众聚集在后台门外，等候程师，一睹庐山真面；程师登车离去，鼓掌相送。那种热情场面，十分感人。他回想民国二十二年(1933)冬，到济南北洋戏院演出时的情景，更为热烈。抵济之日，市长、公安局长分别设宴欢迎。当时中国最早的著名飞行家孙桐岗(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空军第一战区司令)在济南，为向市民宣传程师到济演出，他特地驾驶飞机，在济南上空散发传单，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期满，省主席韩复榘设宴，面请续演，又续了三天。离济之日。孙桐岗要求程师与他同乘飞机，一览济南全景。程师说："我60岁以后，愿一试飞行。"想谢绝，不料孙坚请一试，只好穿上飞行服装，登机一试。那是程师生平第一次乘飞机，事后见报，轰动全国。程师兴致勃勃地取出当年与孙之合影，交我观看。程师说，到烟台时，观众争购戏票，竟将票房挤塌。一日公演《荒山泪》，天气蒸热，有一女观众在场内昏厥，一时场内大乱，观众为之抢救。及苏醒后，问其住址，以便送她回家。不意她回答说："我还要接着看戏。"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1941年，程师在上海黄金戏院公演《锁麟囊》时，台下程迷们随着他唱，大有大合唱之势。这件事轰动上海，足见其艺术魅力迷人之深。
程师自济返京不久，我即向他提出拜师之请。他说："你的家庭很好，本身又是个大学生，为什么要干这一行呢?你看我的小孩，一个学戏的也没有，社会都歧视这行人，叫戏子、淫伶。使我受刺激最深的是，在军阀混战时期，我到山东演戏，一天，军阀张宗昌听完戏后，不叫我卸装，去陪他喝酒。我听了非常气愤，这不是污辱人吗?我当时说，这不合适吧，便卸装离去。从此，我下决心，不让子女唱戏。"他又说："这行人，同行之间，相互排斥，演好了是'戏饭'，唱不好是'气饭'。俞振飞拜程继先为师，是我介绍的，他拜师后半年，参加我的剧团。第一次公演那天，我演的《玉狮坠》，他倒第二演的《辕门射戟》。打鼓佬和几个配角，因为他是南方来的票友下海，故意和他捣乱，使他没办法唱下去，程继先在台下气得要打那个打鼓佬，那个打鼓佬从后台溜走了。俞振飞一气之下，跑回南方，给我来信说，这碗饭不好吃，气不好受。后来我的剧团把经励科的梁华庭撤换了，改组了剧团，实行了新的制度，才又约他回来。"
程师随后又谈起他剧团改组的经过："鸣和社是粱华庭组建的。对内对外全由他一个人垄断。开始他对我唯唯是从，百依百顺。比如我今天演完戏，心里正在考虑下一期《玉堂春》，我还没有说出来，他就订出来了，他订的和我想的是不谋而合，他真把我摸透了。我从法国回来以后，身体发胖，他认为我'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不论什么事，总是和我闹别扭。我不想演什么戏，他订什么戏，甚至我的日常生活，他都控制得很严，我实在是忍无可忍，最后在李先生(李锡之)的热心帮助下，把他辞掉，改组剧团，成立秋声社，由吴富琴、高登甲两位负责一切事务。这才不受经励科的欺侮。这里面的事太复杂了，我劝你不要干这一行……"他越说兴致越浓，还讲述了他和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四个人在百代公司录制《四五花洞》的一段故事：
"那张唱片，我为什么唱第四句呐?原因是：录制前在一起共同研究怎么安排，第一句自然是梅先生唱；谁唱第二句，便发生争执，尚坚持唱这句，荀不让。荀说：'不会第三句。'双方僵持不下，公司方面很为难。我便对荀说：'你唱第三句，我给你说这句的腔。'荀见我这样顾全大局，便依从了。我便给他说了这句的腔，我唱的第四句，算是灌完了。"现在《四五花洞》已经成为很流行的一出戏，往往喜庆宴会场所，很多名演员聚集一堂时总要仿照四大名旦的唱法来串演这出戏助兴。但对它的产生过程却很少有人知道了。
程师还讲过他幼年随从荣蝶仙学戏受罪的事。他说："我在荣先生门下，无异于童仆，他脾气非常坏，偶一失欢，即鞭挞随之。冬天我为他劈柴生火，洗衣做饭，根本不教我戏。他穿布袜，每天早晨起来，要把袜子捧到他面前。因为我的手不干净，又是煤又是泥，还有冻裂的血迹，不敢直接用手把袜子给他，要在手上放一块白布，把袜子放在白布上，再捧给他。
就这样，也难免挨打。在我临出师之前，他终于把我的腿打伤了，在腿上留下了许多血疙瘩，后来我去欧洲，才经一位德国的医生手术治好了……"
他整整和我讲了半天，最后留我在他家吃午饭。在吃饭时我对他说："我拜您的目的，并非想吃这碗饭，我父亲也不肯叫我吃这碗饭。我早有这个愿望，一年来您对我的关怀、教诲，使我对您更加敬仰，我不能再沉默了，所以才向您提出。如果您认为我不够资格，那我就不勉强了。"他看我非常坚决、诚恳，就答应了我的请求，实现了我的愿望。
拜师以后，我和程师朝夕相处五年有余。我从他的生活作风、为人处世、艺术修养和道德品质等各方面，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许多感人事迹，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程师自己的生活俭朴，却对朋友、故旧的困难，慷慨相助。对子女要求严格，从不娇惯。他经常是布衣、布鞋。每有演出，总是步行来去，或是乘坐"磨电"(有轨电车)。家里有暖气设备，但是没有客人从不使用，屋里生个火炉取暖。饮食方面也很简单。他喜欢吃羊肉，每值冬季，常外购切好的肉片，在家里涮着吃。酒量很大，每次可饮白酒斤半，但平时居家不饮，其酒德甚好。他对子女说："钱是我血汗挣来的，不要浪费，要爱惜。"他对子女的每件小事都非常注意。一次他的二儿子永源拿一本《隔帘花影》看，被他发现，立刻没收，并对永源说："这种书对你没好处，你也不理解。你现在就是专心读你自己的课本，别的书不要看。"(当时永源在辅仁中学一年级读书)那时荣蝶仙的后代生活很困难，他时常资助。有人问他："他的老子(指荣蝶仙)对你那样虐待，你还周济他们?"他笑着说："那是他们老子，与他们有什么关系?"还有前中华戏校校长金悔庐(仲荪)老人，困居北京，他经常去看望，每去必赠以现金。1945年3月，金老逝世，程师慷慨承担全部丧葬费用，并对其子女不时资助。这样的事例太多了。但是他对旧社会的新闻记者、警察局、社会局等，从不应酬。他说："我应酬他们也要唱戏，不应酬他们也要唱戏，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有钱也不花在这些人身上。"那时长安戏院的副经理张环如对我说："你们先生(指程师)是厕所里的砖头，又臭又硬。"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对程师这种为人刚正不阿的看法。正因为他倔强、孤傲，得罪了不少小人，以至招致他在前门车站被那些狗特务们打击报复。程师曾有"一生不收女徒弟"的誓言。那时坤伶中学程的，除在中华戏校学习的侯玉兰、李玉芝等人外，其余如新艳秋(王玉华)、章遏云、绿染香，以至现在的江新蓉、李世济均未正式拜程为师。
程师凡事经过思考，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对艺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从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赴欧考察戏剧时，在法国巴黎，李石曾邀他和欧阳予倩、陈真如(欧阳与陈系广东戏剧研究所的两位创办人)谈戏曲问题。一切都能谈得旨趣符合，只是谈到戏曲上的人生哲学问题，各有见解，相持一个半小时，未获解决。这个问题也牵扯到程师那几年的"戏曲运动"问题。李先生是主张合作与互助的；欧阳先生是主张竞争与抵抗的；程师自己以为，人生的理想是幸福，幸福只有在和平中获得，不过对于侵略必须制止，对于压迫定要反抗。他把他的意见说了以后，李与欧阳虽暂息争，可是并没有放弃各自的见解。
还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把他的长子送到外国读书时，他对我叙述了这件事的过程。他说："我去欧洲考察戏曲时，在法国巴黎市中心，看见一座'学生城'，世界各国都有学校在那里。我当时想，那里很可以作为将来世界和平运动的中心。假如中国在那里建筑一个剧院，专以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这类题材，编成剧本去演，一定能使各国青年涵养成大同思想。那里也有中国一块地皮，可惜没有建筑学校，更谈不上有学生了。当时我内心感到很惭愧。后来到了日内瓦万国学校，我在那里义务教授太极拳。这所学校是拉斯曼先生和莫瑞特夫人创办的，没有什么种族、国家、宗教、阶级、男女的歧视，各国的孩子都有，就是没有中国孩子，我更感到耻辱。所以，我回国后决心把我的孩子送去，让那里也有中国孩子，给咱们中国人争争光。我送他(指他的长子)走的那年，他才9岁，那个学校是从小学一直上到大学。"他的这段谈话，足以说明他的民族自尊心是多么强，对祖国是多么热爱!正由于他有这样的高尚思想，所以在华北沦陷，寇焰方张、万民侧目的日子里，凡有宴会，闻有日人参加，必婉言谢绝。梨园公会，受敌寇之命，请程师演献飞机戏，遭到他严词拒绝。每见日人，便侧目视之。有些势利小人，从中挑拨，乃遭敌寇嫉视。不久，下令广播电台，在播放名伶唱片时，不准播放程片。电台为满足一些程迷的要求，辗转从上海购得王蕙蘅所灌的《锁麟囊》唱片播放。当时在广播电台工作的樊子齐(即樊放，现在中国京剧院任导演)曾经邀我在电台播放一次《青霜剑》。
那时有人代上海蓓开唱片公司灌唱片，和程师商洽，程师首先声明："厂方如果是中国人办的，念彼交谊，决不厚索，也算我程某提倡国货的一点心意。相反，如果是日本人办的，给我多少钱，我也不灌。"来人便含糊其辞地答应了。双方商定灌片六张12面，包括场面，一切开支，只受3000元，还自动增灌一张，不另取酬，以示友情。代价之便宜，出人意料。
当时商定，新旧皮黄各半，其中以《玉堂春》为主。开灌之日，有上海名妓惊鸿、翠芳前来参观。二人不但与蓓开当局有亲戚关系，且为程派信徒，知程师之《金锁记》反调为绝构之一，要求以《玉堂春》更易。程师以凡制片之剧，词句段落、时间尺度，全是事先研究好的，临时改动不便为由，婉言谢绝。但二人一再央求，蓓开当局也很为难。程师见她二人心意很诚，便从其所请。至于程师在前门车站挥拳还击伪特事，和1944年敌伪宪特麋集程宅搜捕程师事，是当时轰动京津，尽人皆知的，但详情多有误传，或有所讳，记载不实。为了保证史料真实，我将事实真相详述如下，并提出证人，可供了解。
在东车站的事，大约在1942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是在师祖母托氏太夫人逝世后一年左右，程师当时尚在服孝期间)。程师从上海黄金戏院演毕归来，路经天津，又应中国大戏院之请，演出三天。演毕，程师令全体演职人员先回北京，他在津看看老朋友再回。逾数日，程师独自悄悄归来，身着青布夹袍，头戴一顶深棕色土耳其式毡帽。下车后走至出站口，有两个歪戴日本豆包帽的特务走过来，以检查良民证为词，对程师进行搜身。这两个家伙，把程师叫到站台下北侧的一排小房内，不问青红皂白，先就一拳，打在程师左耳。程师厉声斥之曰："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要干什么?"他找到一根柱子，立在柱前，以防从后面受敌，便挥拳还击，把这两个特务打得狼狈不堪。他俩一看不是对手，便先停手，从地上捡起帽子，对程师说："以后碰见再说。"程师说："好，后会有期。"便整整衣冠出站。他回到家以后，发现手上戴的金表遗失，次日即觉左耳疼痛，遂赴南长街耳鼻喉专家徐荫祥大夫(现同仁医院副院长)处诊治。徐大夫说："耳膜震破，需休养一个时期，除服药外，每日饮龙井茶。"事后梨园界传开了。侯喜瑞听了后，高兴地说："还是我们四弟有种，好样的，替咱出了口鸟气。"
关于日，敌伪宪特按查程宅一事，当时程师在家(并非如传说程师在青龙桥)。宪特搜查后，即将程师带走。当晚程师母即电话告知李锡之(因那时李协助程师管理一切事务，李为程师30至40年代初期最亲密之友人。李当时任伪实业总署总务局长)。次晨师母亦电话告我。我立即赶到程师家中。中午程师即安然返回。据程师说，他被带出报子胡同西口外，即见路边停放一辆日军用卡车，上面罩着帆布篷。程师上车，看见辅仁大学的英千里、张怀和冯公度(冯恕)之四公子。到宪兵队后，当晚未受审讯，次晨不知何故释放。至于如何得出虎口，事后了解，乃李锡之托部下庶务科长朱泽良(朱启钤之子)，朱又转托日本宪兵队嘱托吴泰勋(东北军将领吴俊升之子)，再托日寇宠信的杨跃东，向日本宪兵队长三浦保释的。此后不久，程师便谢绝舞台，衔恨归隐西山，弃伶为农，置身于青龙桥畔，不再以艺事与鹰犬相周旋。
程师归隐西山，蓄志已久。早年他在上海演戏时，曾经请老画师汤定之作(御霜簃图》，预以入山退隐自誓。当时著名诗人周今觉，曾为《御霜簃图》题诗亦绝于后，我曾全部抄录下来，作为资料保存，遗憾的是，也被当作"四旧"焚毁。程师归隐二年，抗日战争胜利，他满怀胜利的喜悦在北平广播电台作广播演说，愤怒控诉日本侵略者在我沦陷区所犯下的屠杀、掠夺、奸污、酷刑、纵火等滔天罪行。他特别指出，日寇指使梨园公会请他为捐献飞机"义演"的事，他说："叫我们中国人演戏，得来的钱他们拿去买飞机炸弹，再来杀害我们中国同胞，这是多么残忍的手段。我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决不能做这种助敌为虐、屠杀自己同胞、没有人性的罪恶勾当。因此，我宁死不从，他们只好在电台上不准播放我的唱片……"他讲得慷慨激昂，听者称快。抗战胜利后，程师重登舞台，首先应辽吉黑复员协进会北平分会资助东北义民还乡义演，又为赈济广西水灾义演，后作营业演出。1946年秋末，应上海天蟾舞台之请，赴沪公演，与谭富英、叶盛兰合作，盛极一时，大饱程迷耳福。宋庆龄那时曾派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干事江兆菊访程师，请他为该会募集基金。程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爽快地答应了。因此，宋庆龄对程师这种豪迈态度非常赞赏，在上海住宅接见了他。那时先母傅文郁正去上海，也曾去看过宋庆龄。程师在《大公报》社遇到先母时说，他去宋家，看到宋宅左右有很多特务在活动，名为保护，实则监视。程师在沪时，与田汉在国际饭店八楼和黄佐临家两次相见。在黄家相谈甚久，对京剧革新交换了意见，彼此均感京剧已到非改革不足以延长寿命的地步。彼此意见亦多相合处。田汉认为程师已过中年，以后似不必专在红氍毹上与人家争一日之短长，不如断然奋臂做京剧改革先锋。当时程师未表态。他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初，对国家民族充满了期望，但不久目睹国民党反动派之黑暗腐败，很快就感到非常失望，乃再度归隐青龙桥畔，力田自遣。
解放后，他亲身体会到，党的一切是从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的，是伟大的。长期受人歧视的"戏子"得到了彻底翻身，成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他本人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会议的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的委员。他认识到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前途。因此，他在党的领导下，满怀豪情，信心十足地与广大文艺工作者携手并肩，为社会主义文艺的蓬勃兴旺，刻苦地工作。
1957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总理在日给程师的一封信里写道：砚秋同志：我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写了这样一段意见：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现在把它抄送给你，作为我这个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示。周恩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程师在收到周总理的信后，于同年12月3日给周总理复信：您的珍贵指示和对于我的愿望，感到兴奋极了，想了多日，不知应用何语言来回答。您再三说三十年没有介绍人入党了。请放心罢，我永久忠诚遵守党的一切，有信心为人民在工作，不会使您失望的。专此敬复周恩来总理同志台鉴程砚秋谨启
不想他，在写这封信后，不到四个月的短短时间里，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令人惋惜的是他壮志未酬，但他的精神永在，他的形象在我们心里更加高大、丰满起来
程师对于京剧表演艺术，始终是高标准、严要求；而且谦虚谨慎，博采各种地方戏以至西洋歌舞之长，加以融会贯通、发展创新，从而逐渐形成一种趋于圆熟、更为凝炼而富有独特风格的程派艺术。
我向他求教期间，凡我要演某戏以前，程师总是在前一个星期左右为我作一次示范演出，让我观摩学习，然后再到他家里详细地对我进行指导。这样不仅满足了广大观众的欣赏要求，而且有助于我的成长。我拜师后不久，首次在长安戏院公演全部《朱痕记》，所有配角除老生由王文源饰朱春登外，余皆程剧团人员。前场为中华戏校"四块玉"之一的白玉薇和名小生高维廉演的《挑帘裁衣》。演出之前，程师在长安戏院给我作了示范演出，在家里对全剧的唱、念、做也都一一作了详细的指导。"逼嫁"一折中的一段念白；"婶娘你此言差矣，想我丈夫去世未久……"他坐在沙发上教我念一遍，我在一旁学一遍，总不合乎他的要求，他丝毫没有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一直耐心地教了我二十多遍，最后他才感到达标了。我当时穿的一件呢子夹袍，里面的衬衣全都湿透了。对"磨房"一折中的水袖、身段，也同样是教给我十多次。我当时对他这种严肃认真、诲人不倦的精神，深为感动。事后我想，是不是以后每学一出戏，他全是这样的一招一式、一字一腔地教给我呢?以后经过多次实践，他始终如一。有一次他受北京市商会之请，为北京市贫民冬赈义演两天，他要我参加。我听了有些胆怯。我说："我怎么能和您同台呐："他反问我："怎么就不行呢?"琴师周昌华、任志林从旁插言说："先生叫你唱就唱吧!"我问他："我唱什么?"程师说："《骂殿》。"我只好认命。决定在第一天他演《玉堂春》，我在前场和王少楼合演《骂殿》。第二天程师演《青霜剑》。演出前在他家里，他为我重说了身段，还叫我给他通唱一遍。演出之日，我上场以后，他化好了装，站在侧幕里整整看我一出。我回到后台，万子和说："你们先生对你可真下心啊!整整看了你一整出。"
使我感动最深的是，1939年冬天，朱桂芳(言慧珠的老师，著名武旦)约我同言慧珠合作演出，我演全部《青霜剑》，前场言慧珠、詹世辅合演《小放牛》。那时师祖母托太夫人患食道癌正在病重期间，程师每日亲侍饮食于病榻之侧，就在那种非常的情况下，他仍然在我演出前，为我在长安戏院作了示范演出，并且在家里照旧给我说唱腔、念白、身段、表情。演出那天，程师还陪着余叔岩、于非闇、李适可前往观看。他这种关怀，深深地刻印在我心里，终生难忘。
有人说：程师太"独"，他的私房戏从不肯传给别人。其实程师并不那么"独"，他把《荒山泪》、《青霜剑》、《春闺梦》、《朱痕记》、《锁麟囊》的本子就传给了我。特别是在1940年初夏，万子和邀我同金少山、陈少霖合演《二进宫》于新新戏院，事先我向程师请示时，程师说："可以锻炼锻炼，见见世面，你唱过这戏吗?"我说："我曾和王泉奎、石鸿林在长安唱过。"他说："你唱的是那个三套辙口的吧?"我听了很奇怪，心想：《二进宫》的唱词不全是一样吗?程师说："我这里有个本子，是江阳辙到底的，你拿去先和周先生(指我的琴师周昌泰)研究研究，然后来找我。"说罢，他便从他书柜里取出这个本子交给了我，我翻开一看，确实与众不同。我拿着这个本子去找周先生，周看了说："你们先生对你真是另眼看待啊!"我和周先生研究好，唱给程师听，他很满意。演出的那天，他和师母到场观看。这说明他对私房戏的传授，是看对象决定的。但是他最厌恶、蔑视的是不经过他的同意，把他的剧本偷传给别人，或是在他演出时，带人到剧场抄袭他的唱词、念白、唱腔、身段。当他演出时，只要听说有人来偷他的戏来了，他立即把琴师找来，在后台临时把些主要唱腔进行变动，让唱腔一次一个样子，叫来抄袭的那些人摸不准，学不去。这种针锋相对的做法，也够绝的。
程师并不要求他的学生非演他的戏、走他的路不可。我拜师以后，翁偶虹为我写了一本《骂锦袍》
(老戏"十骂"之一)。当我接受这个剧本的时候，在思想上觉得我刚刚拜过老师，传统戏还没学好，老师的本戏只学了一两出，就排新戏，这不是离经叛道、不尊重程师吗?也会遭到别人非议的。但又不好辜负翁先生的美意。在储金鹏的帮助下，我硬着头皮向程师坦率地说明自己的思想，把戏本送给他审阅。程师说："我自己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时代在前进，艺术在发展，作学生的总要走老师没有走过的路，演老师没有演过的戏，这算什么离经叛道呵!你不要瞎想，我不会怪罪你的。你把剧本留下我看看，然后再请翁先生给你排。"相隔数日，他把剧本还给我说："这戏不错，请翁先生给排吧!"他还为我说了些富有表现力的身段动作，还告诉我，要注意挖掘钱玉怜(《骂锦袍》中主人公)的内心情感，把握住她感情上变化的层次。在我上演时，他还在为我印的唱词上亲笔题了"骂锦袍"三个字。程师从不以自己功成名就、程腔风靡南北而骄傲自满，放弃他在艺术上、工力上的追求。在他排练《锁麟囊》时，我亲眼看到他光练身段，就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达到一丝不苟，自己满意了，方才公演。他研究唱腔时，在西皮原板里加垛板，二六里插哭头。研究好以后，并不自以为是，还亲自到王瑶卿老先生家去求教。一进门，他还是从前在王家学戏时的老样子，一声不响地坐在一旁，直等闲人走净，才和王老研究，直到深夜；有时到天明才离开王家，从大马神庙步行到西四牌楼报子胡同自己家里。我曾经陪他去过三四次。有一次王老坐在烟榻上，绘声绘色地讲程师早年勤奋学习的事：
"当初你们先生学戏，别人真比不了，每天用功不辍。他排《文姬归汉》的时候，胡笳十八拍原词，用二黄三眼入谱，可以说是匠心别运，开空前未有之先例，我实在是费了不少劲儿，当然是很难学的；可是他在未十分纯熟的时候，自己琢磨，有时找不到这个人了，不知他到哪儿去了，大家到处找他，发现他在厕所里，或者是在很僻静的角落里，自己拍着板，小声地唱着。有人问他为什么在这里唱，他说这里没有人打搅他。他这份用功劲儿，我没有见过第二份。他那时住家在北芦草园，后来搬到西河沿排子胡同，到我这里来，必须经过八大胡同一带(过去妓院多开设在这一带)。罗瘿公告诉他，要绕道走，由煤市街进大马神庙东口。他很听话，每天多走一里多路，从不更改。不是我现在夸他，唱旦角的，讲究戏的身份(就是规矩)真得数他。"
程师对艺术的探索、创新，并非专囿于皮黄一隅，昆、汉、弋、川、秦、晋、豫、越，各种地方戏，他都去观摩、研究、探讨，从中吸取营养，揉进他的唱腔和表演艺术里。我曾经陪他在华北戏院看过喜彩莲的《人面桃花》，在开明戏院看过丁果仙的《游龟山》、《牧羊圈》，在庆乐戏院看过白家麟等人演的彩头戏(有布景装置)《八仙得道》；解放后，全国第一次会演时，在吉祥看过常香玉的《木兰从军》。他对这些表演艺术家，都非常赞赏。他看丁果仙演的《牧羊圈》，在剧中人赵锦堂跪在席棚中向侯爷朱春登(赵多年失散的丈夫)叙述她的身世时，唱到她丈夫的名字，中军李仁听这贫穷女子喊出侯爷的官讳，走过去就是一刀，朱春登向前拦住时那个身段，与京剧里的动作不同。他对我说："他的这个动作合乎剧情，比京剧的动作好。"随后便研究改进。他还对我讲过，他唱昆曲得俞振飞很大帮助。他初学昆曲，是向北方昆曲名家乔蕙兰、曹心泉和梅兰芳三位先生学的。《游园惊梦》是梅先生教给他的，第一次演这出戏是1931年，小生是茹富兰，在华乐演的。1930年，俞振飞拜程继先为师后，他便和俞在一起研究昆曲。俞帮他重新整理了《游园惊梦》、《思凡》、《琴挑》，还教给他《贞娥刺虎》、《金山寺水斗》、《断桥》、《打渔藏舟》等。他俩每天在一起，俞吹笛子，他唱。当时他还请名剧作家陈墨香，把《红鬃烈马》中《投军别窑》一折，改为昆曲，由陈作词，俞为之谱曲，颇觉别开生面。原计划在1937年秋，把这戏连同《断桥》、《金山寺水斗》等昆曲戏一齐带到法国演出，还决定由宋德珠扮演青蛇，安排得非常好。不料七七事变爆发，未能成行。
1941年程师排练《锁麟囊》时，有一天，我随他去东华门真光电影院，看美国好莱坞明星麦当娜演的《凤求凰》。他听麦当娜歌唱时，突然拍我大腿说："这个腔很好听。"散场后，我俩同去东安市场吃涮羊肉，他边吃边琢磨，终于把它揉进《锁麟囊》"团圆"一折。戏中薛湘灵见到丈夫，丈夫看她衣着华丽，产生怀疑，在言语中刺激了她，她对母亲哭诉委屈心情时，一句哭头--"儿的娘啊!"程师把他所欣赏的唱腔就用在这里。他还小声地唱给我听。这是他"洋为中用"的一例。现在很多人知道程师曾经吸取过西洋歌曲的唱腔，用于京剧，但不知其出处。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时我随他到德胜门内段家老药铺，为王瑶卿老先生买坎离沙；因王老患有寒腿宿疾，每秋必犯，需此药灸之。购得后，我俩小步于什刹后海，时有秋虫织曲，他停步不前，伫立很久，倾听蛐蛐叫声。我觉得很奇怪，不知他在想什么。片刻，他说："这小小的虫子，叫起来也富有音乐感。"归家以后，程师又创新腔。《锁麟囊》里很多新腔，都是在那段时间里，他精心揣摩，博采众长，研究创造的。这使我联想到，过去听人说过，谭鑫培生前，在一个冬夜里，独自躺在床上，听到火炉上开水壶沸腾蒸鸣，便颖然有悟，创造新腔。那时听了觉得有点神，当我亲眼看到程师从秋虫织曲中吸取唱腔的事才觉得可信了。
他还在舞台灯光方面，吸取了外国的处理方法用于京剧。他说，他赴欧洲考察戏曲时，德国柏林国家剧院里，看过一出戏，剧名叫《无穷生死路》，描写普法战争时，战场上那种凄惨情景，用暗淡的灯光烘托着，更使人感到气氛凄然。他回国后，很快地在《荒山泪》、《春闺梦》里采用了暗淡灯光，取得很好的效果。
程师的工力不断增进。在40年代初期，他演唱时，可以看到他含茹于口，两唇似颤。有人说他年纪大了，工力衰退，殊不知这是他的独到之处。凡知音者，全知道五音十二律的变化，一般发之于牙、喉、舌、腭之间，但很少有能够运用到唇的。比如说："微"的音是"文肥"；"归"的音是"孤威"；"文"的音是"无痕"……在学昆曲时，必先练口诀，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有用无体，则有声无字，与奏乐差不多，根本谈不上唱，也就不是一位精于度曲的。以唇入律演唱者，我以为在当时只有程师。这是我个人的见解，也算是学程的一点个人体会。
由于程师在艺事上追求、探索，永不停步，所以在他的辛劳成果里可以明显地看出，不论是唱腔、念白、身段以至人物情感复杂变化的细腻表演，都不断深化，艺术上不断升华，剧高于一剧。程师以毕生精力，献身于祖国戏剧事业，呕心沥血，直到最后，创造了永存的程派艺术，在祖国民族文化遗产的史册里，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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