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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或译为柯尔堡道德发展阶段，：Lawrence Kohlberg's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是家用以解释发展的理论。1958年，他在攻读时，受到著作的启发，对儿童面对所作的反应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创立了这一理论，概述道德发展的阶段。
柯尔伯格的理论认为道德判断作为道德行为的基础，可以区分出6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对伦理困境的回应更为适当。柯尔伯格的研究表明，道德判断發展的年龄指标远远超出早些时候皮亚杰的研究结果也宣称逻辑与道德发展贯穿各建构的阶段。柯尔伯格在此基础上大为扩展，确定道德发展的过程主要是对的看法，并且这一发展將持续终生，赋予了这一研究的哲学含意。
柯尔伯格在研究中使用的故事，关注人们在面临类似的伦理困境时，如何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当的。然后他将反应进行分类，总结出6个不同的阶段。这6个阶段属于3种水平：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
柯尔伯格的6个阶段归属3种水平：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与皮亚杰建构主义的阶段模型类似，柯尔伯格认为阶段的倒退 - 丧失高级阶段的能力是极为罕见的。即便如此，还是没有人一直能够处于最高阶段。不可能“跳跃”中间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的观点更加全面、更加综合、也更清晰。
水平1（前习俗）
1.服从与惩罚定向
2.利己主义定向
（“对我有何益处？”）
水平2（习俗）
3.人际和谐与一致
（好孩子定向）
4.维护权威与社会秩序定向
（法律与秩序定向）
水平3（后习俗）
5.社会契约定向
6.普遍伦理原则
（原则与良心定向）
前习俗水平的道德推理对于非常普通，有时成人也会表现出这种水平的道德推理。前习俗水平的道德推理，是根据行为的直接后果来进行推理。前习俗水平包括道德发展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纯粹只是关心自己，表现出倾向。
在第一阶段，个体关注行为的直接后果与自身的利害关系。例如，如果一个人由于某个行为而受到了，此使这个行为被认为是道德上错误的。一个行为所受的惩罚有多严重，就说明这个行为有多“坏”。此外，个体并不注意其他人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有何不同。这个阶段也可以称为阶段。
在第二阶段，个体持“对我有何益处”的立场，将正确的行为定义为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第二阶段的道德推理，显示对其他人的需要兴趣有限，而只关注自己是否得到更多的利益（），例如“你抓了我的背，我也要抓你的”。在第二阶段，关心他人不是基于忠诚或内在的尊重。在前习俗水平缺乏社会的观点，不会因社会契约（第五阶段）而烦恼，因为行为目的是為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兴趣的。第二阶段的观点经常被视为（moral relativism）。
习俗水平的道德判断是和成人的典型状态。用习俗推理的人对行为进行道德判断时，会将这些行为与社会崇尚的观点与期望相对照。习俗水平包括第三和第四个道德发展阶段。
在第三阶段，自我进入社会，扮演。个体关注其他人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保持与周围社会角色的和谐一致。他们努力要做一个“好孩子”，实现这些期待，认为这样是理所应当的。在第三阶段，对一个行为进行道德判断，是根据这个行为对所带来的后果，包括尊重、感谢和互惠。和的存在，只是为了进一步支持这些固执己见的社会角色。在这一阶段的道德推理中，行为的目的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们觉得很好...”。
在第四阶段，重要的是遵守和，因为它们对于维持社会有效运转非常重要。在第四阶段的道德判断，认为社会的要求胜过个人的要求。其核心观念通常是关于是非对错的规定，例如基督教的情形。如果有人触犯法律，每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来捍卫法律或规则。如果有人确实触犯了法律，那就是不道德的。因此在这一阶段，过失是一个重要因素，它把坏人与好人区分开来。
后习俗水平，又称为原则水平，包括道德发展的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这时，个体又成为从社会突出出来的单独的实体。个人自己的观点应该放在社会的观点之前。由于后习俗水平也是将自我放在他人之前（特别在第六阶段），有时会被错认为是前习俗行为。
在第五阶段，认为个体应持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因此，法律被看作是一种，而非铁板一块。那些不能提升总体的法律应该修改，应该达到“给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利益”。这要通过多数决定来达到，以及不可避免的。显然是基于第五阶段的道德推理。
在第六阶段，道德推理是基于进行。它超越了第四阶段，认为只有在基于的情况下，法律才是有效的。法律所许诺的是正义，所以不义的法律就不必服从。同样它也超越了第五阶段，认为由于社会契约并非道德行为之本质，会出现正义变成多余之物的情况。在第六阶段，作出道德决定不是根据有条件的（hypothetical imperative），而是根据无条件的（categorical imperative，见的）。当你替一个人设身处地着想，他也会设想人人都在想同样的事（见的“”veil of ignorance）。一致同意的结论是，采取行动。这样，行为绝不是手段，而总是以自身为结果；一个行为因为它是正义的，而不是因为它是机械的、预期的、合法的或先前达成一致的。虽然柯尔伯格坚持第六阶段的存在，但是他很难找到一个被试能够一贯处于第六阶段。结果显示很少有人曾经达到柯尔伯格模型的第六阶段。
在柯尔伯格关于终生發展的经验研究中，注意到一些人显然经历了道德阶段的衰退。他面临选择，或者承认会发生道德衰退，或者修改他的理论。柯尔伯格选择了后者，假定此外还存在一些准阶段，如柯尔伯格所称的4 1/2 阶段或4+阶段——从第四阶段到第五阶段的过渡时期，同时拥有这两个阶段的特征。在这个阶段，个体对“法律与秩序”推理的专断性产生叛逆，开始从单纯由社会规定何为过失，转变为认为社会本身也有过错。这一阶段经常被误认为是第二阶段的道德相对主义，当社会利益与自身选择相冲突时，个人会认为比较而言，社会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柯尔伯格注意到这经常发生在学生进入的时候。
柯尔伯格进一步推测，可能存在第7个阶段（超验道德或宇宙道德定向），将与道德推理相联系起来（见詹姆士·福勒的信仰发展阶段））。不过，由于柯尔伯格甚至对提供第六阶段的经验证据尚有困难，他强调他对第七阶段的大部分推测只不过是理论上的。
柯尔伯格的理论不是中立的。它植根于的某种看法。包括的观点，和对道德推理的形式与内容的某种理解。强调正义的概念，以及道德推理的范围应达到全社会。此外还强调道德与世界的关系，道德与逻辑表达的关系，以及道德推理的角色。最后，柯尔伯格理论还采取了道德推理包括了社会和心理过程的观点。
柯尔伯格对人性的基本观点是人的天性愿意交流，有推理的能力，以及期望去理解周围人。柯尔伯格阶段模型属于的道德推理，因此不能直接翻译成赞扬或责备人的行为或特质。柯尔伯格为了要证明他的理论能用来测量道德推理，而不只是特殊的道德结论，于是强调道德辩论的“形式与结构”与辩论的“内容”无关，也就是他自称的“”。
柯尔伯格理论中反复出现的是，正义是道德推理的本质特征。出于同样原因，正义相当依赖于基于原则进行合理推理的观念。不过，虽然柯尔伯格理论是一个以正义为中心的道德理论，柯尔伯格还是认为该理论能够与和“幸福感”（eudaimonia）中似是而非的公式相吻合。
柯尔伯格理论“理解”价值是正义的关键成分。对于柯尔伯格，无论正义是什么，它必须是对全社会普遍有效的：站在的立场，反对。此外，道德不是世界天然的特征，而是（prescriptive）。不过，道德判断可以用真或伪的逻辑项来进行评价。
按照柯尔伯格理论，人们在向高一级道德推理阶段前进时，不可能跳跃某个阶段。例如，一个人不可能从主要关注周围人判断的第三阶段，跳跃到支持社会契约的第五阶段。不过，当一个人遇到伦理困境时，会对自己现有的道德推理水平不满意，就可能指向下一个水平。发现目前思维阶段的局限性，推动着道德发展，使得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更为适当。这个过程是主体有意识的建构过程，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过去经验的结果。
由于主体平衡相冲突的价值观的心理与社会能力得到增长，于是发生了进步到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情形。在此过程中，介入了“正义行动”（justice operation），以解决相冲突的要求之间的争执，以达成平衡。柯尔伯格确定其中2个正义行动是“”和“”，分别包括公平对待与个人无关的他人，以及尊重个人价值。对于柯尔伯格，这些行动最好的结果是“可逆性”，在那里，道德行为的评价，是根据在转换角色的情形下，看该行为是否能够使每一个人都满意（俗称“道德抢座位游戏”）。
知识与学习有益于道德发展。主体的“他人观”（view of persons）和“社会透视水平”（social perspective level）特别重要，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两项都变得更为复杂、更为成熟。他人观可以理解为主体对其他人心理的领会，可以描绘成一张光谱：在第一阶段完全没有其他人的观点，而第六阶段完全社会中心。同样，社会透视水平包括对社会领域的理解，对社会规范的领会。
柯尔伯格在1958年最初撰写学位论文时，使用了“道德判断访问”的方法。在大约45分钟的“半”（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的录音中，访谈者使用伦理困境来确定访谈对象处于哪一个道德发展阶段。伦理困境选用虚构的短篇故事，描述主人公如何作出道德抉择。参与者被提问一连串的开放式问题，例如什么是正确的行动，以及为何某个行动是正确的或错误的理由。然后对这些回答的形式与结构（而不是内容）评分；通过一组多重伦理困境，评出全面的的分。
柯尔伯格在他最初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是“海因茨偷药”
海因茨的妻子频临死亡，她唯一的希望是一个药剂师刚发明的药物，但价格很贵。该药物的成本只有2万美元，可药剂师卖20万美元。海因茨举家只能拿出5万美元并且保证不能拿出再多的钱了。他把他能拿出来的都给了药剂师，被药剂师拒绝了；海因茨表示，剩下的以后再支付，还是遭到药剂师的拒绝。绝望中，海因茨开始考虑偷药。对于他来说，这样做是错误的吗？海因茨会为他的妻子进店偷药吗吗？为什么或为什么不呢？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认为海因茨该怎么做并不重要。柯尔伯格理论要求参与者回答的形式是：重要的是什么。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论据，分别属于6个发展阶段：
海因茨不应该偷药的原因
海因茨应该偷药的原因
服从、懲罰
他会因此被捕入狱，意味着他成了一个坏人
药只值2万美元，并不是药剂师的要价那么高，海因茨曾经提出愿意付钱，而且他又没有偷别的东西
监狱是个可怕的地方，或许他在牢房里比他妻子的死亡更让他憔悴
如果他的妻子获救，就会活得更快乐，即使他被捕入狱服刑
人際和諧、一致
偷窃是坏事，而他不是一名罪犯
这是他妻子的盼望，他也想成为一个好丈夫
法律、秩序
法律禁止偷窃，这是非法的
必须为行动的后果负责
人权、社會契約
科学家有权得到公平的报偿。即使他的妻子生病了，也不能证明他的行为是正确的
不管法律如何规定，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
普遍的人类伦理
其他人也可能急需这种药，也要考虑他们生命的价值
拯救生命的价值高于尊重他人的财产权
对柯尔伯格的一个批评是他只强调正义，而忽视其他的价值。其后果是，可能没有充分顾及到人们评估行为的其他道德层面。批评柯尔伯格理论过分地大男子主义。柯尔伯格理论起初的发展是基于实验室研究，只有男性参与；吉利根批评说它不能充分描述妇女所关心的。虽然研究大体上没有发现两性的道德发展模式有何重要差异，但是吉利根的道德发展理论并不关注正义的价值。她发展了另一个基于的道德推理理论。
还有一些心理学家不同意道德行为主要来自的这个假定，例如社会直觉论者，说到人们经常在作出道德判断时，并不关心正义、法律、和抽象伦理价值。据此认为柯尔伯格和其他理性主义的心理学家的分析是假性因果（post hoc），将直觉的决定合理化，认为道德推理与道德行为的相关性其实低于柯尔伯格理论所描述的水平。
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已经被学术界广泛应用。例如，1979年，设计的（DIT）最初的纸笔测验就称为“道德判断访问”。确定问题测验受到了六阶段模型的强烈影响，为增强，采用了进行定量测验，采用了类似于柯尔伯格的伦理困境。该测验还大量使用柯尔伯格理论的概念，例如“后习俗思维”。1999年，“DIT”经过修订成为“DIT-2”，该测验在许多要求进行道德测验的领域和各种军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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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科尔伯格：六阶段的道德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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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是1932年在英国出版的，这本书在美国触发了大量的道德发展研究，可是，大部分却只是一些东拼西凑和吹毛求疵的东西。接下来的一次大的飞跃，即在道德发展理论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却是在30年后才出现的，那就是劳伦斯·科尔伯格的著作。他发明了一种测量道德发展的新办法，并在25年的期间内修订了这个办法，收集和分析数据，并提出了一个六阶段的道德发展理论。这个理论从此之后成了这个领域里的经典之作和模式，其它一些人都要么效法，要么反对这个理论。
科尔伯格本来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牧师的，假如他不觉得自己最喜欢的工作是当一名道德发展心理学家的话。他认真而体贴，热心而温和，又很幽默，善谈且狂热，对种族问题和其它一些道德生活极为关心。他对外部世界很冷漠，是知识型教授的原型，他衣着宽大而皱巴巴的，头发蓬乱，他的手提箱磨损严重，装得太满，眼镜推起来搁在额头上，然后就忘记了，一直留在额上。
他是一位生意人的后代，1927年出生在布隆克斯维尔市，是纽约一个富有的郊市。他在安度瓦的菲律普中学上学，二战结束的时候毕业。当时，他没有继续去上大学，而是在良心的驱使下去当了一条商船的水手，因而就能加入一项事业，把一船船的欧洲犹太难民从英国的封锁下偷渡到了巴勒斯坦。这次经历让科尔伯格对一个问题产生了终生的兴趣，即，在什么时候，一个人不服从法律和法定权威时，从道德上是有道理的。这次经历还给他带来了终身的疾病：他被抓住过，并在塞浦路丝的一个军营里关押过一阵子，他人虽逃脱了，但却没能逃过一次寄生性肠胃感染，从此以后，这个毛病时不时地烦他，终生未愈。
科尔伯格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本科及研究生学位，心理学和哲学（特别是道德学）是他最喜欢的两门课程。他阅读过，并极喜欢皮亚杰的著作《儿童的道德判断》，可是，他以美国心理学的精神感觉到，有关道德发育的坚实理论，应该以通过客观方法而不是皮亚杰的自然观察得出的数据为基础。因此，为了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他创立了一套定级系统（他后来把它变成了一项测试），他自己终生修改和使用这套系统，并根据它形成了道德发展阶段的认知－发展理论。这套测试由九个道德两难问题构成，研究者一次向受试者提一个。每个问题后面都跟着一次谈话，谈话里面是一系列有关问题。
举个例子（“海因茨难题”）：在一座欧洲小城里，一位妇女因某种特别的癌症而接近死亡；城里有位药师发明了一种新药，这药有可能救活她，可是，他是个奸商，他要的药费是他制造该药成本的10倍。这位妇女的丈夫海因茨只能借到一半的钱，因此只好请求药师减价，可药师不同意。海因茨为了救妻子的命考虑到了翻墙入室，把药偷出来。他应该这样做吗？为什么应该，为什么不应该？他有职责或者义务去偷这种药吗？如果他不爱妻子，他会为妻子偷药吗？如果这位要死的人是一位陌生人情形会怎样？海因茨会为这位陌生人偷药吗？偷东西是犯法的；这样做也是违反道德的吗？这类的问题总共有21个。
科尔伯格原来的例子是由芝加哥地区有代表性的72名10岁、13岁和16岁的男孩子组成的。他每隔2－5年测试一次，一直测了30年。经过最初的一些测试之后，由三个年龄组所作出的答案的差别使科尔伯格认为，道德感是在明显不同的一些阶段发育的。后来，当他的受试者都长大了一些以后，他发现他们在这些阶段上的进展正好如他所预料的一样。在这里，我们展示一下这种分阶段理论最新的形式，还有每个阶段典型的回答，支持和反对海因茨偷药的答案都有。这是个简化的形式，科尔伯格原来比较麻烦的一些话已经改动了一下：
－第一个阶段：天真的道德现实主义；行动是规则为基础，动机是避免惩罚。
支持者：如果妻子死了，你会有麻烦。
反对者：你不该偷药，因为你会被抓起来送进监狱。
——第二个阶段：实用主义道德观；行动以获取最多的回报或者利益、尽量减少对自己的消极后果这种欲望为基础。
支持者：如果你被抓住了，你可以把药还给他，不会有很长的刑期。如果你刑满后回家时妻子还在，坐一阵子牢也算不得什
反对者：如果偷药，你妻子可能在你还没有出牢房时就死了，因此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第三个阶段；社会共享的观点；行动以别人对此预期的同意或者反对和实际或者想象的内疚为基础。
支持者：如果你偷药，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个坏人。可是，如果你让妻子死了，你在别人面前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反对者：每个人都会认为你是个罪犯。偷了药之后，在别人面前你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第四个阶段：社会系统道德感；行动以是否会有正式的羞辱（不仅仅是反对）和对别人造成伤害后的罪恶感为基础。
支持者：稍为有一点荣誉感的人都不会让妻子这样死去。如果你不对妻子尽这份责任，你会永远感觉到内疚，会觉得是你自己使妻子死去的。
反对者：你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因此没有想到你偷药时是在干坏事。可是，等你到了监狱时，你会醒过来。你会因为自己的不诚实和触犯法律而感到有罪。
——第五个阶段：人权及社会福利道德观；其视点是一种理性的、有道德的人的观点，他认为价值和权利应该存在于一个有道德的社会里；他们的行动是以保持对公众的尊重和对自我尊严感的尊重为基础的。
支持者：如果不偷药，你会失去别人对你的尊敬。如果你听任妻子死去，那可能就是因为害怕而不是因为理性。你会失去自尊，也可能失去别人对你的尊敬。
反对者：你会失去在公众面前的地位和尊敬并违反法律。如果听任感情的操纵而忘记长期的观点，你会失去自尊。
——第六个阶段：万有道德原则；视点在于，所有的人类都应该对彼此和对自己采取这种道德观；行动决定于公平、公正和对自己能否保持自己的道德原则的考虑。
支持：如果你不偷药而听任妻子死去，过后你总会责备自己。你不会受到责备，也是依法行事，只不过不是按你自己的良心标准而已。
反对者：如果偷药，你不会受到别人的责备但你只会责备自己，因为你没有按照自己的良知和诚实标准行事。
科尔伯格有许多热心的追随者和崇拜者，特别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当时，他对公正的强调和对第六阶段这个决定的赞许使法律受到嘲笑，因而使他成了民权分子、反越战抗议者和妇女解放运动者最喜欢的人。可是，他的测试和理论在好些地方受到许多发展心理学家的攻击。有些人说，有证据表明，发展并非总是向上和有序的（有些人是在不同的发育期间呈跳跃式上升，有些却下降了。）还有一些人说，有道德的思想不一定就有道德的行为，有些人在科尔伯格的尺度表上所处的位置高于他们的行为所表明的程度。（科尔伯格坚持认为，大多数研究显示出，在道德判断力的阶段与实际行为之间有相关关系存在。）科尔伯格在哈佛的一位助手卡罗尔·吉利根提出反对意见说，他的尺度是偏向于男性的：女人有可能通过表示关心和个人的关系来对道德两难问题作出反应，而男人则有可能通过一些像公正和公平之类的抽象概念来表达。因此，女人有可能在科尔伯格的尺度表上得较低的分数，就好像她们比男人在道德发育上要少些一样。
科尔伯格毫无怨言地承受了所有这些批评和攻击，有些批评还是他本人同意的（而且据此作出了一些修改），而其它一些则是他悄悄地用新的资料和理由加以反驳的。他还放弃了他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想去圆的两个梦。一是一项示范工程，以通过对两难境地的讨论把囚犯的道德思想提高到第四个阶段，另一个是试图用同样的办法来解救问题少年。（其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可是，这项工程除了在剑桥和纽约的几所学校试验过以外，一直没有能够传开。）
除开这些不快和失望之外，他的慢性寄生虫性肠炎又不断地反复发作，其严重的影响使他不断地忍受胃疼和肠痛。在接近60岁的时候，科尔伯格极度压抑。他曾与一位亲密朋友谈过自杀的道德两难问题。他对这位朋友说，如果一个人对其他人有很大的责任，则这个人应该坚持下去。可是，与病魔的争斗太痛苦了。1987年1月17日，他的车被发现停在波士顿港一处潮水汹涌的湿地里，3个月后，他的尸体被冲到洛根机场附近。在1989年12月15日的《哈佛公报》中，一篇充满爱心的哀悼辞中，三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是其中一位）总结了他的贡献：“［拉里］几乎全凭自己的力量确立了道德发展作为发展心理学的中心议题的地位。”
科尔伯格的修正者们在他的总体理论上并无异议，他们只是想把这种理论修正一下，以使其适合他们自己的实验证据。西蒙弗莱泽大学的丹尼斯·克雷布斯就是这样一个人。克雷布斯尽管很赞赏科尔伯格，他在哈佛跟他成为熟人，可是，他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考虑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时，不管人们处在何种道德水平上，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处理一些事情时总会低一个水平。
这项研究之所以值得人们注意，是因为它不仅仅以一项测试为基础，而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情形为基准，这与其它大多数道德发展研究不一样。这项研究的另一位作者凯西·丹顿去过酒巴、夜总会和一些联欢会进行调查，她请一些饮酒者参与一项“饮酒对判断力的影响”的研究。自愿受试者（她总共找了40个人）接受了问询，并回答了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他们回答了醉酒后驾车的道德问题（醉酒后应该继续驾车吗？如果你醉酒了但并没有感觉到醉酒怎么办？你是否会特别小心？），然后进行体内酒量测定。在大学里进行的后续会谈上，又会见了同样一批人，请他们回答另外两个科尔伯格两难问题，并问他们第一次会见后怎样回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