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艾克曼 等：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始末
编者按：本文摘自《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台北 :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标题为编者所拟定。
　　索菲亚城
　　一九五五年一个星期三清晨，数千名警力以及一列军车车队开进索菲亚城尘土飞扬的街道上。索菲亚城是一个距离约翰尼斯堡市中心不到七公里远的黑人聚居地。武装人员大步闯进民宅的庭院里，高声命令屋内的百姓出来屋外，并且收拾家当装上军车。然后，所有人便带着自己的锅碗瓢盆、床垫家具，被载到八英里外的新建市镇麦道兰。短短的几年内，索菲亚城的居民即已全数迁出，所有房舍也都遭到拆除。
　　非洲人进驻索菲亚城最早始于二十世纪初，当时，这里离约翰尼斯堡的住民聚居中心仍有一段距离。这是南非白人以外的人种能够拥有不动产的少数地区之一，也因此成为非洲黑人、印地安人，以及称为&有色人种&的混血人种大量聚集的地方──法律明文禁止这些人种居住在白人区。索菲亚城于是发展成为一个喧闹多元的社区，充满形形色色的人士，包括作家、爵士乐手、医生、律师、教士、行事招摇的帮派份子、工厂劳工，以及家庭帮佣。不过，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这里虽仍参杂了丰富的亚、非文化，却也因人口过剩而深受犯罪与贫穷所苦──并因而成为政治动乱的温床。非洲民族议会这类政治反对组织便在这里获得强烈支持。
　　在这段时期里，约翰尼斯堡的白人人口大量成长，居住地区也扩张到索菲亚城周围。于是，这个充满活力之地便因地点优越而惹来厄运。要求把索菲亚城及约翰尼斯堡北方周边城镇的黑人和有色人种迁走的呼声一起，南非政府便在西南方的冷门地段开始兴建新市镇，以供即将遭到迁移的民众居住。到了一九五○年代末期，因遭到强制迁移而无家可归的民众，都已在这些西南市镇（后来以简称&苏威托&闻名）安置下来，他们的老家则在经过拆除重建之后，成了白人居住的市郊，同时也改名&翠昂夫&（Triomf)，在南非荷兰语中意指&胜利&。
　　这个名字取得极为恰当，因为当时大多数的南非人民，不论白人或黑人，都认为白人统治黑人与有色人种的情形将永无竟日。出生于索菲亚城迁城事件之后的反政府活动人士卡夏里亚回忆道：&我们许多人都深信自己追求的目标符合正义。&但他&从不曾认为我们能够获胜&。不过，不久之后，卡夏里亚及其它怀有同样理想的人士就会把南非搅得天翻地覆。知识分子与宗教领袖将会不分肤色地一致谴责种族歧视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矿工与工厂工人将利用经济上的影响力迫使政府改革。基地设在邻国的游击队也将展开武装突击行动。不过，这种种活动当中影响最大的，却是一般百姓在自己家园里对国家提出挑战的行为，以及他们在以非暴力抵抗运动改变了自己的城镇之后，所采行的追求国家权力的新策略。
　　白人至上主义与黑人反对活动：种族隔离重镇
　　索菲亚城的拆除以及翠昂夫的兴建，只是南非崎岖的种族路上众多地标的其中两个罢了。自从荷兰殖民开拓者在十七世纪登上非洲南端而夺取了当地原住民的土地后，白人统治者对白人至上主义的信念就不曾动摇过。南非虽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之间发展成为现代国家，掌权的少数族群在种族议题上的态度却没有随之进步。非洲人和有色人种，连同原以契约工人身分引进的印度人，都无法任职高薪工作，也大都无法参与政治。一九二○年代期间，政府采行了一项明确的种族隔离政策，而在南非国民党于一九四八年赢得政权之后，该项政策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项新政策称为&分隔制度&──南非荷兰语称为&apartheid&。
　　在这项政策之下，种族歧视于是成为南非社会的组织原则。国家把每个人都划入特定的种族分类里──欧洲人、印度人、有色人种，或是非洲人──然后设法让每个&种族&尽可能地分隔开来。政府设立了八个（后来增为十个）称为&班图园区&的保留地，让非洲的各个&民族&发展自己的社会，最后再取得独立地位。至于南非其它百分之八十的国土--包括所有主要城市、港口、工业区，以及肥沃的耕地──则成为仅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二十的欧洲人的家园。
　　这项社会分类的主要规画者，是在荷兰出生而在南非长大的维沃尔德（HendrikVerwoerd）。他进入德国大学就读之后，和许多南非荷兰青年一起大量吸收了纳粹思想中的种族歧视概念，因而认为必须以&分隔发展&的方式避免南非的不同族群发生冲突。他后来历任教师、报纸编辑，以及政府的原住民事务部部长──并于一九五八年出任总理。这位身材高大、个性跋扈的总理说道：&我们的信念就是在我们的人民与国家中，永久维持白人至上，即使必须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他后来于一九六六年在国会遭人刺死；而他先前曾经说过，他从来不曾&丝毫怀疑过我是否有错&。
　　不过，维沃尔德的确是错了。他和他的接班人虽然对种族隔离怀有诸般幻想，但居于多数的非白人族群却不可能被排除在南非的经济活动之外。南非的矿业与制造业需要黑人劳工、白人商人依赖黑人的消费，而白人的住家也有赖于黑人仆佣的整理。白人虽然不想和黑人生活在一起，但他们没有黑人却活不下去。而贫瘠的班图园区在毫无工业投资与交通设施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让落居于当地的数十万人觅得工作或求得温饱。黑人皆往城市移动，因为那里有人需要他们，因为他们在那里才能找到工作。
　　因此，政府就必须想办法治理这个多种族的社会。他们想出来的办怯是一套管制非欧洲人行踪的严密制度：非洲人必须取得地方当局核准才能在城市里居住，而且必须随身携带通行证。此外，非洲人（有色人种与印度人亦然）也不能任意选择住所；他们只能住在划分有种族区块的市镇，通常距离市区有数英里之遥，以确保白人居住区的纯净。由于未获核准的人必须住在班图园区里，因此园区很快就只剩下了妇女与儿童，他们的丈夫与父亲尽数成为迁徙劳工。
　　种族隔离制度有着各式各样的约束方式。国家不但禁止不同种族的人士发生性关系或者通婚，也要求所有的公共场所及交通工具都必须实施种族隔离，不论是教堂还是电影院、出租车还是灵车。非洲学生只能上专属的学校就读。依照一名官员所言，这些学校就是要教他们&了解他们不配与欧洲人获得平等待遇&。而且，政府在白人学生身上投注的经费也是非洲学生的十倍。由于有色人种及非洲人选民都不具有参政权，因此政治也就成了白人专属的领域。由此而生的体制自然毋庸置疑的是白人全权在握。
　　为了维持白人至上主义，政府订立了一大套法令规章赋予自己统驭人民的绝对权力。警察逮捕人犯后，可不经审判而无限期地加以单独监禁。非洲人只要有所抗议或是加入反对组织，就可能会丧失在特定市镇里居住的资格，即使是他出生长大的故乡也一样。媒体检查制度也极为严苛，电台与电视尤然。
　　不过，这个堡垒般的国家并无法自给自足。白人治下的南非和大部分的现代国家一样，其财富的累积与武力的建构，都有赖于与世界上其它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南非的军备分别来自于欧洲、北美、以色列及台湾等地。其经济则需要外来的资金、科技及石油，而矿产更必须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南非的经济能否繁荣、其白人掌权者能否发达，端赖于其主要贸易伙伴是否愿意与一个坚守种族歧视待遇的国家从事商业活动。除此之外，种族隔离制度还有另一个弱点。白人政权的稳固全赖于众多黑人的合作。班图园区的控制需要由顺从的非洲领袖为之。行政机关和警方都雇用了许多黑人担任辅助性质的幕僚工作，而政府对黑人市镇的控制也必须依赖黑人线民提供信息。军队的征集兵员以及后备部队虽然都是白人，但黑人在常备军里却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少数势力。提供南非白人舒适物质生活的矿坑、工厂及农场，也是在数以百万计的黑人担任繁重的劳力工作之下才得以正常运作。黑人只要在这体制中的部分层面或是所有层面拒绝继续配合，就能够挑战白人政权──有些人在数十年前就已发现了这一点。
　　初期抵抗
　　南非的欧洲统治者在二十世纪初期便曾遭遇过非洲人、有色人种，以及印度人的反抗，起因在于他们对强制迁移、登记法规、以及生活条件低落深感不满。黑人民众发起请愿运动以及抵制活动、举行游行与示威、罢工、成立游民聚落，并加入&监督协会&表达内心的不满。不过，最有系统的运动却是甘地领导印度人所发起的。自一九○七年起，数千名印度人即对种族歧视现象展开长达七年的抗议运动，手段包括罢工、焚烧登记证，以及大规模的非法越界行动，直到政府撒销若干法令为止。虽然只是短暂的胜利，但非暴力运动毕竟是战胜了不公义的种族制度。
　　在往后的数十年间，非洲人、有色人种，以及印度人中的显赫人物，都纷纷成立全国性组织为他们的利益代言，非洲民族议会即是其中之一。这些组织和甘地返回印度之前的印度国大党一样，成员都是教育程度良好的专业人士，而与一般百姓的苦难有所脱节。他们宣称对国家效忠，而且也采用合法正当的手段进行抗议，但白人至上主义的长墙却是愈砌愈高。
　　种族主义意识强烈的国民党赢得一九四八年的大选之后，就没人敢再盼望能够透过温和的规劝方式减轻黑人背上的重担了。一群激进的年轻人在曼德拉、席苏鲁（WalterSisulu)，以及谭波（OliverTambo）的领导下，一面把非洲民族议会带往群众动员路线，同时也以甘地的非暴力抗议运动为模范，对刚制定的种族隔离法案发起一场违抗运动。数千人因违反宵禁、种族隔离等种种规定被捕下狱。不过，这场运动的声势只有在少数几个地区比较浩大，而且也未能赢得白人的支持。一九五三年初爆发一场猛烈的暴动之后，国会随即通过高压法令，授权政府采取各种反制措施，包括对抗议人士处以鞭刑，而非洲民族议会也因此取消了这场运动。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国民议会不再采取违法的抗议手段，但仍发动对学校及商店的抵制活动，而且也涉入若干地方上的抗议活动，包括反对拆除索菲亚城，以及抗议租金和公车票价过高。同时间，自一九五五年起，南非各地的妇女也开始举行示威、集会、游行等活动以谴责规定她们应随身携带通行证的法令。主导这些运动的南非妇女同盟违抗种族隔离规范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召集黑人与白人双方的妇女领袖一同策画推行抗议活动。
　　一九五九年，非洲民族议会里的异议份子因反对该组织不分种族的意识形态以及联合友善白人的目标，而另行成立了泛非议会。一九六○年初，泛非议会号召非洲人不带通行证前往警察局，任由警方逮捕。三月二十一日，五千人聚集于德兰士瓦省的工业城沙佩维尔的警察局门前，等着接受警方拘捕。警方先是不动声色，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才终于对群众开枪，射杀近七十人。沙佩维尔屠杀事件在全国各地引发了长达数星期的大型抗议活动，其中包括罢工及暴动行为。政府也强力反击。一万多人遭到逮捕，几乎全是非洲人，而泛非议会与非洲民族议会也遭到禁止。
　　反对阵营被迫转入地下之后，非洲人领袖便展开论战，探讨应如何对抗一个以子弹响应非暴力抗议活动的政权。曼德拉从一九五○年代中期开始就对非暴力策略持疑，现在更是力倡武装抗争。一九六一年六月，在非洲民族议会工作委员会的一场会议上，他引述了一句谚语：&空手难挡野兽攻击。&曼德拉成功说服了与会人士；非洲民族议会于是成立－支武装分会：&民族之矛&，而对政府机构、铁路、电厂等设施进行炸弹攻击。不过，政府也立即出手逮捕这些武装斗士。到了一九六四年底，曼德拉与非洲民族议会其它的领袖人物都已被捕下狱。逃过一劫的人士则走避国外，过着流亡的生活。比起一九五○年代的非暴力运动，武装抗争也没有让黑人获得更多解放。
　　&南非荷兰人去死&
　　莫勒菲目睹警察把他的家人赶上军车，然后把他们从索菲亚城载到苏威托，那时，他年仅三岁；沙佩维尔屠杀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也才七岁大。到了反政府的平民抗议活动蛰伏不兴的一九六○年代，他已长大成人。不过，他这一代的黑人青年，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一次又一次令人羞辱的教训之后，已逐渐蕴生了采取行动的动机。由于莫勒菲的父母无力抚养八个小孩，于是他便由担任寄宿女佣的阿姨抚养长大。莫勒菲曾在火车站以及足球赛中兜售苹果，也在约翰尼斯堡的高球场上当过杆弟。他十岁才开始上学；有时候赤脚走到学校，有时候整天挨饿。他虽然资质聪颖，却到了二十四岁才从高中毕业。这对出身于黑人市镇的人士而言颇不寻常。
　　莫勒菲在学业的路途上缓步前进之际，又有更多离家找工作的非洲人涌进了苏威托，但当地却没有足够的住屋及公共设施能够因应他们的到来。到了一九七○年代中期，一般的四房住宅必须住上十七个人左右，许多人更是只能在空地上搭建简陋的小木屋聊以安身。大多数的房子都没有自来水。莫勒菲到高球场上班，或是到阿姨的雇主家探望她的时候，便发现约翰尼斯堡白人居住区与黑人居住区的不同。白人居住区有铺平的道路、宽大的房屋，而且家家户户都有电力。莫勒菲也发现自己在白人居住区颇受排挤。有一天，他遭到一名约与他同年的白人男孩挑衅，不但骂他&黑鬼&，还出手掌掴他。莫勒菲也还手打他。&有一名白人妇女从另一边走过来。她威胁说要为我对这名白人男孩所做的行为而攻击我。我满腔愤怒，又深感不安与害怕。&
　　莫勒菲后来发现法律和警察不但反复无常，而且充满侵略性。称为&黑杰克&的警察不时会在夜间闯入苏威托的民宅，把所有人叫醒，然后要求他们出示通行证以证明自己有资格住在市镇里。莫勒菲有一次站在屋外，就碰到一名警察上前要求他出示通行证。他说通行证放在屋内，并表示愿意拿出来给他检查。这名警员一口回绝，用手铐铐住他后便押着他走。走了几公里后，莫勒菲突然又获得释放，只得自己走回家。他和其他南非黑人一样学会了一点：他在某个时候是否能够身在某个地方，完全取决于当局的许可与否。
　　一九七○年代初期，莫勒菲开始倾心于非洲社会里一股新兴势力：黑人自觉运动。最著名的提倡者毕可（SteveBiko）指称白人政权不但分化南非各个遭压迫的民族，而且对他们灌输服从心理。毕可提议有色人种、印度人，以及非洲人应共同以&黑色&民族的身分对外组成统一阵线。他和甘地一样认为，要达成解放的目的，必须从个人的心智做起。学校、历史书籍，以及白人媒体一再强调他们的生活与习俗比较没有价值，他们对于这种讯息必须加以扬弃。他们必须自我解放，而不能够等待白人帮忙。
　　渐渐地，莫勒菲开始相信黑人的&能力毫不逊于任何其它人种&──而这种自信迟早要和种族隔离制度无所不在的藩□产生冲撞。对于黑人青年而言，由于他们成长于拥挤脏乱的市镇中，学校又极力教导他们服从白人雇主，因此黑人自觉运动所传播的讯息在他们听来就都成了起身反抗的呼声。
　　一九七六年五月，莫勒菲与某个黑人自觉运动组织的若干成员，对于政府要求苏威托的学校以南非荷兰语──黑人压迫者的语言──教导部分科目的新政策甚感不满，而决定发动抗议。六月的一天早晨、身穿学校制服的学生朝着市中心展开游行，一面齐声唱歌，一面高举写有&南非荷兰人去死&之类字样的标语。他们在游行途中，遇到一支警力挡住去路，并且向他们发射催泪弹。游行学生坚不退却，有些人还向警方丢掷石块。警方于是开枪，而射杀了一名十三岁男孩。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大肆砸碎玻璃，又对市府车辆、学校，以及政府机关加以纵火。警方则只要看到学生就开枪射击。暴动情形与警方的武力镇压在苏威托持续了三天之久。事件落幕之后，共有六十多名非洲人丧生，而暴动群众也杀害了两名白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抗争活动蔓延到了南非各地的非洲人及有色人种市镇。在各地的抗争活动中，学生都是核心人物──他们上街游行、和警方发生冲突、暴动，并且承受大量伤亡。暴力冲突历经十个月而平静下来之后，死亡人数已达一千一百四十九人，其中只有五人是白人。
　　在街头上与警察相斗虽然堪称凶猛，对于抵抗白人政权而言却是徒劳无功。学生只有石头和若干简陋的武器──一味累积伤亡人数可不是发展运动的方法。学到教训之后，他们便开始实验其它抗争手段。他们成立&苏威托学生代表委员会&以协调新的抗议行动，包括拒绝上学、发起为期数天的&迥避&工作运动，另外也呼吁市镇居民抵制饮酒并停止耶诞采购，以悼念在抗争中丧生的人士。不过，他们号召其它人参与的成效有限；而到了次年，学生组织也因政府当局的屠杀、大量逮捕，以及众多领袖的逃亡而人数大减。一九七七年九月，毕可惨遭警方虐待而死的事件是最大的一项打击。南非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种族隔离制度运动至此已告一段落。
　　在这同时，黑人自觉运动也已准备功成身退。自觉运动的首要目标就是把黑人从自卑感中解放出来，而这个目标已经广泛地达成了。不过，自觉运动却未曾计画对政府发起广大的抗争运动，也不曾拟订突破白人政治控制力量的策略。从提高自觉到积极反抗的学生必须自己见机行事。他们虽然遭到镇压行动的牵制，有些人却也开始利用他们所获得的经验发展新的运动。就在这个时候，波兰的劳工与知识分子正设法在他们的运作中排除政府的影响，而不再到街头上与保安部队发生冲突。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者也已开始往同样的方向移动。
　　市民运动：房租、公车票价，以及电费
　　一九七七年六月，苏威托居民当中一群重要人士--分属黑人自觉运动、基督教女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以及黑人父母协会等各种组织的成员──齐聚一堂讨论未来的发展。他们推选出&十人委员会&，由一名活跃于早期非洲民族议会运动中的医生担任主席，然后为苏威托草拟了一份&蓝图&，其中包括公共服务的改善以及民主自治。不过，十人委员会的代表性略嫌不足，而警方也把他们全数关进了牢里。又过了两年之后，才出现真正的草根性团体&苏威托市民协会&，而对一般人民提供处理日常问题的方法。苏威托市民协会为了反对租金上涨，提起－场诉讼，又举行一场回避工作运动以及一场租金抵制活动──因而把上涨措施推迟了一年。
　　苏威托这项组织行为，反映了全国各地方上黑人活动人士的盼望，亦即一方面开发一九七六年展露的战斗能量，一方面又要让运动更具包容性也更有纪律。有些人努力阅读外国革命或政治理论家的作品，包括托洛斯基的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史，以从历史中习取经验。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菲律宾活动人士撰写于一九七四年的一本手册，后来由一家日本机构发行英文版，标题为《组织人民争取权力》。黑人自觉运动虽然坚称独立思考是变革的先决条件，菲律宾活动人士却指出，成功来自于协助人民在生活中争取微小但实际的改善。共同决策以及为实质的利益而努力不但能够带来自我肯定，也会为新的运动带来所需的工具与抵制方式。
　　活动人士对此说法深觉有理。自从一九七七年的镇压行动之后，许多非洲人都深怕牵扯上政治团体，唯恐因此被捕下狱。策画人士希望以撇清颠覆意图而着力于住屋及卫生等民生问题的方式，而建构起较为坚实的运动。后来于一九八二年加入苏威托市民协会的莫勒菲就抱有这种想法。他写道，反对团体应把精力放在市镇里&基本、实际、重要&的议题上，而让人民&建立自信，知道他们能够透过团结一致的行动而插手改变自己的生活，不论改变的幅度多么微小&。
　　南非的劳工运动中有一项先例可循。非洲工人曾于一九七○年代发动罢工以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利──工会后来成立之后，便尽量避免举行政治性的抗议活动，以免引来镇压而危及改善工厂与矿场工作条件的机会。政府官员也在他们的说服之下，而认为与其把工人逼入革命阵营里，还不如让他们组织工会。工会虽然没有攻击种族隔离制度，却给了非洲人在工作场所培养权力的机会。
　　号召整个社区的民众共同解决实际问题的策略，与市镇所面临的新情势刚好吻合。政府的目标已出现相互矛盾的状况：政府愿意改善若干公共服务以维持政治稳定，却又希望由市镇支付所需的代价。南非黑人在种族隔离制度的沉重负担之下，还必须自己出资重建他们破败的居住环境。由于担心会有动乱发生，政府于是把执行委员会（市镇的监督单位）的权限转移给地方选民选出的议会，以求置身事外。如此一来，黑人议会就必须肩负起驱逐游民、收取租金（市镇里的房屋几乎全为地方政府所有），以及提高公共服务资费的工作。政府于是在无意间给了地方活动人士一个近在眼前的抗争对象，而让他们得以藉此动员民众。
　　在德兰士瓦省各地的市镇里，租金上涨与游民聚落的拆除激起了民众集结抵抗的意志。到处都有示威活动、租金抵制运动，以及对社区议会的包围行动。度都札市（Duduza）的议会宣布，为了因应铺设下水道的支出，租金与公共服务资费将在往后三年内提高一倍。妇女于是带着装满排泄物的&夜壶&到市镇的行政厅前，让里头的长官&感受一下那种味道&。
　　在东开普省的汽车制造中心伊丽莎白港市，政府新采行的强硬管理方式也不免为人民带来更多的苦难。不但议会要调高租金与公共服务资费，政府也宣布瓦墨这个小市镇里的所有居民都必须迁移他处，以便拓展&瓦墨庄园&这个白人住宅区周边的&缓冲&地带。瓦墨居民惊慌之余，有六千人于一九七九年十月举行集会，而决定成立&伊丽莎白港市黑人市民组织&，以代表市内所有黑人市镇。
　　伊港黑人市民组织成功促使议会取消租金上涨，也为一个市镇阻挡了水费的征收。另外，对于因欠缴租金而被赶到街上的人士，该组织也协助他们破坏门锁，搬回原来住处。伊港黑人市民组织接着又针对政府夷平瓦墨的计画，威胁要对公车及白人商家发起抵制活动，而让瓦墨得以暂时逃过一劫。伊港黑人市民组织的主席遭到工作单位解雇之后，组织便在伊丽莎白港市若干工厂协调发动一场长达两个月的罢工潮，要求改善市镇环境以及工作条件。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伊港黑人市民组织不但团结了伊丽莎白港市的黑人民众，也迫使地方当局做出退让。不过，其所获致的成功却仅是昙花一现。其领导人物在一九八○年一月纷纷被捕之后，组织就陷入了混乱。新的领导群偏离了日常议题，而卷入了较为重大的政治事端。年纪较长也较为谨慎的人士在聚会上听到了煽动性的演说与歌曲。一名策画人士坦承道，组织成员对他们表示&伊港黑人市民组织要来解放他们&，而把他们给吓跑了。
　　另一场成果丰硕的运动发生于印度洋港市德班周边的黑人市镇。印度人居住区的居民对市政府发起一场妇女游行，以抗议公共服务资费调涨。在非洲人市镇拉蒙维尔，德班线公车──大多数人上班唯一能搭的交通工具──的独占经营公司因为调涨票价，而引发了长达十八个月的公车抵制运动。当地居民组成一支迷你巴士车队载送上班人员，最后终于迫使公车公司让步。各个市镇的居民陆续发起纪律严谨的非暴力运动对地方议会施压。莲花河──青草公园协会（西开普省）于一九八二年发行的一份通讯报导道：&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下，地方议会终于被唤醒了。地方上开辟了更多的道路，设置了更多的路灯，铺设了更多的下水道管线，也有一座市民礼堂即将开工兴建。&消极接受或激烈暴动显然不是黑人仅有的两个选择。
　　黑人自觉运动虽然未能唤起年长保守的非洲人，各市镇的市民运动却证明了他们也能够接受动员--只要运动目标是地方事务就可以。由于市民运动并不具有政治上的威胁，因此也就没有引来强烈的镇压，而不至于像一九六○年代初期的非洲民族议会以及一九七○年代晚期的黑人自觉运动那般惨遭打击。对于平和理性、且以经济或社区议题为诉求的运动，普利托利亚当局决定以较为开明的态度因应，希望藉此让运动人士忘却他们对政治事务的无能为力，也让他们新增的黑人成员不至于转趋激进。正如黑人工会于一九七○年代晚期获得国家承认一样，现在国家似乎也愿意容忍市民组织的存在了。
　　南非一九八○年代初期的市镇组织行为所达成的成果，和波兰异议人士于一九七○年代获致的成果一样。对一个自以为是且不惜打压异己的政权，他们并不直接加以违抗，而是在国家的屋檐下开启独立行动的空间，藉以组织民众进行自助。就这方面而言,市民运动是&自我设限&的--在挑战现存的政治结构之前，先设法为广泛的反对运动建立基础。
　　不过，市民运动领袖所着眼的仍是那较高的目标。对莫勒菲这类活动人士--历经黑人自觉运动与一九七六年抗议运动洗礼，而身披浓厚政治色彩的反对阵营老兵──来说，降低租金及改善下水道并不是重点。开普敦活动人士罗德斯指出：&争取调降租金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微薄的薪资能够撑久一点吗？我们必须认清，租金、公车票价，以及电费的调涨只是症状而已。我们必须把努力目标放在去除造成这些症状的病因上。&所谓的病因，当然就是种族隔离制度。
　　&我们要我们所有的权利&
　　如何把抗争议题聚焦在地方民生问题上以维持战术上的优势，又要不偏离政治改革的目标，正是市民运动人士此时面临的难题。他们的解决方式是：市民组织应持续锁定地方议题进行抗争，新成立的&次级&团体则负责把草根活力导入对抗白人霸权的广泛战役。莫勒菲写道：&在初级草根团体的基础上，我们即可建构远比前者更具鲜明政治型态的组织──这项进程最终将形成全国性的民主抗争运动......]
　　建构更为坚实有力的运动，在南非政府一九八二年的修宪措施之后，即变得更加急迫。总理博塔(P。W。Botha）领导下的政府提议修改国会组织，划分为三个议院，分别由白人、有色人种，以及印度人议员组成。议会里没有非洲人的空间，但非洲人市镇可拥有完全自治权。由于改革的目的在于改善政府的对外形象，同时强化其在国内的合法地位，因此仅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表象有所调整，而未触及白人掌权的基本结构。非洲人对市镇的掌控权虽然提高，但仍然无法自由选择居住与工作的地点。
　　这些改革对反对阵营具有危险性，因为印度人与有色人种获得非洲人所没有的部分权利之后，政府即可分化他们的共同利益，进而破坏运动的团结，一如沙皇一九○五年的《十月宣言》原欲对俄国反对阵营造成的效果。不过，这次宪改也是一项契机，因为修宪条文的批准以及选举程序都提供了政治辩论的机会，尤其在有色人种与印度人之间──而此一辩论过程也可能为反对运动增加新的层面。
　　抗拒改革措施也可以是市民运动人士藉以结合其它团体，一同对抗政府的共同目标。荷兰归正会一名有色人种牧师博萨克，于一九八三年一月就提出了这么一项提议。博萨克在约翰尼斯堡一场会议上指出：&教会、市民协会、工会、学生团体，以及体育组织，没有理由不在这个议题上团结一致。&当晚他们便开始认真筹画成立新的全国性反对组织，其任务为呼吁选民抵制新国会及市议会选举。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日，五百多个不同组织的成员齐集于开普敦市郊的有色人种市镇米契尔平原一座社区中心里，共同成立&联合民主阵线&。由于会场人数爆满，因此有些人便吊挂在屋橡上；有些人聚集在邻近搭设的帐篷下聆听会议内容；另外还有更多人则坐在外面淋着细雨。会中代表──包括白人、有色人种、非洲人，以及印度人等各种族──不但有一九五○年代非洲民族议会运动的前辈，也有一九七六年在苏威托街头上目赌自己同学遭到警察射杀的年轻人。市民组织、教会、妇女、学生，以及工会都有代表席次。这个新组织的结构采取分权模式，但目标却只有一个。博萨克毫无顾忌地说明他们目标何在：&我们要我们所有的权利，而且我们此时此地就要。&
　　这个新成立的多种族组织必须扬弃黑人独自争取解放的想法。对于成为联民阵线全国干事的莫勒菲而言（他为此职位而放弃在柯达担任机器操作员的工作），谴责种族歧视的人士若以种族因素排除任何一个团体，自然是&道德上无可辩护&的行为--不过，反对这种行为也有策略上的益处。若把愿意贡献才智与金钱的白人排除在外，运动就无从获得额外的力量。套用莫勒菲的话：&联合最大多数有心追求和平正义的南非人民&是反对运动的基石。
　　运动中最显著的人物是一群牧师，其中黑人白人皆有。他们四处抨击白人至上主义的道德缺陷。种族隔离制度的建构者声称上帝既然创造出不同种族，她的原意必然是要他们彼此分隔开来。不过，英国圣公会的图图大主教指出，巴别塔故事的教训，就是切割人类族群是一大罪恶；而耶稣基督既然到世上来洗涤罪恶，种族隔离制度自然就是错的。神职人员也以实际的方式加入抗争运动：南非教会议会（在外国资金的资助下）不但为政治犯辩护，也对其家人提供援助；而在其它会场都遭到封闭的时候，教堂也就成为聚会场所。牧师身兼社区动员人士及公共演说者，而这种角色的表现在丧礼上尤其鲜明。图图大主教更是极度活跃。他口才便给，和蔼可亲，在许多南非白人眼中是位平易近人的人物。他在一九八四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政府就再也碰他不得了。
　　南非白人民众当中也有世俗人士加入联民阵线。主要由白人组成的南非学生全国联盟在联民阵线的成立大会上派有代表出席；而联民阵线的&赞助者&也包括了在一九五○年代策画妇女抗议活动反对通行法规的乔瑟夫，以及信奉共产主义的－九六○年代非洲民族议会武装运动老兵古德堡。联民阵线的白人成员虽然有限，却已足以让其追求种族融合的承诺令人信服。
　　在此承诺之下，联民阵线声称自己与非洲民族议会一脉相承，因为后者于一九五五年通过的《自由宪章》曾呼吁建立种族融合的民主南非。这点极为重要，因为南非黑人对非洲民族议会的热忱正日渐增长──只不过，其原因多是由于非洲民族议会的民族之矛（昵称为MK）所发起的激烈攻击行动。然而，这些攻击行动虽让非洲人颇感振奋，却对南非政府无所损害。一九八○年代在东开普省担任警察情报首长的杜普莱西说明道：&武装抗争对我们从来不曾构成真正的威胁......武装抗争的效果一点也不好。我也看过......非洲民族议会流出的档案......他们在其中也承认MK完全受到〔政府的〕压制。&
　　不过，在罗宾岛上的监狱里服刑的非洲民族议会领袖，其偶像地位以及对年轻的反种族隔离制度人士的影响，却无可压制。岛上的&第一代&囚犯，如曼德拉等人，皆是坚忍的象征；至于曾在一九七○年代中期服过短期刑期的&第二代&囚犯，则有参与地方反对运动的经验。根据曾在岛上服刑的柴格所言，罗宾岛简直成了&政治人物的收容所&。&不论吃喝拉撒睡，你所接触的尽是政治，然后又有人教你全球各地的政治情势。&年轻的反对人士和&才智非凡的长辈&关在一起，而获得他们传授&情报、纪律，以及技巧&。年轻的活动人士聆听他们的教导之后，&逐渐了解到重要的不是肤色──而是......如何团结一致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些年轻人出狱时已变了个人。&这群青年菁英即将对南非宣称：我们已经准备就绪。&
　　为反对国会采行种族隔离制度而号召民众对即将举行的选举进行抵制，就是检视联民阵线是否真已准备就绪的一次验证机会。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与十二月间举行的市镇首长选举中，投票率仅达二成一，比几年前一场选举的投票率下降了近三分之一。联民阵线并且声称在苏威托只有二十分之一的选民出外投票。在次年为印度人及有色人种议院举行的选举中，这两个族群的投票率都不及二成。联民阵线呼吁采取&拒绝式政治手段&的呼声已然获得了响应。
　　&自发性的暴力风潮&
　　自从一九七○年代晚期以来，南非政府在普利托利亚为抑制反对阵营所采取的策略，就是缓和种族隔离制度中最为强烈的面向，期盼藉此降低黑人的愤怒。像一九七六年那样以武力镇压反对运动，不但花钱，还会引来世界各国的敌视。如果把制度锋利的边缘磨钝能抚平抗争的冲动，推行改革──开放黑人组织工会、释出更多政治权利给有色人种与印度人，以及放宽黑人对市镇的控制权──就成了权宜手段。白人政权只要能够在其它族群中至少赢得部分民众的支持，其当家地位即可更稳固。不过，联民阵线的选举抵制活动为这项策略增添了变量，而拒绝投票的民众也拒绝了这种裹着糖衣的种族隔离制度。市民运动以另一种模式达成改革目标之后，也让市镇居民认知到，藉由他们自己有组织的非暴力行动，他们也可以迫使政府让步。然而，到了一九八四年，渐进改革的理念却逐渐不再受到欢迎。经济走下坡使得生活更加艰难，年轻人又回头抵制学校，而为抗争运动添加了不安定的因素。向来被视为白人政权鹰犬的黑人议员，由于投票迥避运动而丧失正当性，因此市镇里的政治情势也就趋向极端发展。愈来愈多市民组织的领导人也不再以对地方当局施压为足，而以决裂对立为志。在这种情势发展之下，临界点已逐渐逼近。
　　南非重工业中心之一，位于约翰尼斯堡南方的瓦尔三角区，是最早达到临界点的地区。这里建有许多供工厂劳工居住的非洲人市镇，其中之一为沙佩维尔，即一九六○年屠杀事件的发生地。长久以来，南非政府一直没有为沙佩维尔提供足够的住屋或是公共设施。不过，民众依旧不断前来此处找寻工作，以致人口过度拥挤。近年来，政府对沙佩维尔从事了若干改善措施：铺设下水道，以及设立体育场式的大型灯柱为街道提供夜间照明。不过，一切支出都转嫁到当地居民身上。沙佩维尔每月的租金及公共服务费都高居全国第一名。
　　由于一九八二年的改革措施把沙佩维尔的管理权交给了勒寇瓦镇议会，因此镇议会也就成了所有深觉压榨之苦的民众的怪罪对象。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费用的征收都由议员负责，而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滥用权限。你若是住在棚屋里，而想把全家人搬进正常的住宅里，只要送红包给沙佩维尔议员德拉米尼，他就会赶走原有的住户，达成你的要求。他和他的妻子开着一辆丰田轿车穿梭于沙佩维尔的街道上──&他们以为自己像神一样。&一名居民回忆道。德拉米尼知道自己深受鄙视，因此也随身携带武器自卫。
　　德拉米尼于一九八四年八月宣布一项费率调涨方案。九月三日，数百人手举&傀儡议员下台&的标语牌，而集体游行到行政大楼去缴交费用。游行队伍行经德拉米尼的住宅时，由于有人丢掷石块，警察便随即出现以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驱散群众。不过，警方离开之后，屋外又重新聚集了一群人，而且也开始再度丢掷石块。德拉米尼从窗口开了一枪，打中一人。他的房子随即遭人纵火，而他从后门跑出屋外的时候，石块更是如骤雨般掷来。他被打昏之后，即被人拖到街上，泼上汽油放火焚烧。等到警方回到现场，德拉米尼早已气绝身亡。
　　同一天，在瓦尔三角区其它地区的游行活动，也都因警方开火而转为暴动。年轻人不但堆置路障封锁市镇，还劫掠商店、纵火焚烧建筑物。议员成了主要攻击目标：一名议员遭人乱刀砍死，其它议员则在住宅遭到毁坏后纷纷逃命。另一方面，警方也大开杀戒。市镇议员陆续辞去职务，地方政府也随之瓦解之后，军队便立即进驻以维持秩序，先是担任代理警察的角色，后来则转为占领部队。十月间，七千名士兵封锁市镇，逐户搜查，逮捕了数百人。活动人士于是召集工会联盟，而于十一月初发动为期两天的抗议性罢工，要求撒离军队、改革学校，以及冻结租金与公共服务费用的征收。罢工活动虽然未能影响南非政府的决策，但民众参与的热烈程度却预示了一般劳工参与政治运动的未来发展。
　　一九八四年九月在瓦尔三角区爆发的动乱，无可阻挡地蔓延到了全国各地。在一个个市镇里，地方议题所造成的冲突纷纷超出市民组织及其它反对团体的控制，而转趋暴力的方向发展。暴动、纵火、警察屠杀行为等事件层出不穷，双方残酷杀人的案件也不下数百起。反抗政府当局的主导权似乎已从非暴力组织转移到了非洲青年紧握的拳头上──这些青年称为&阿马布托&，或谓&同志&。他们&每天的活动就是和警车比胆量&。至于警察──多为&血气方刚的白人青年&──则挑选黑人加以殴打&当作生活中的日常运动&。
　　不过，在这一片混乱与镇压的表象之下，仍有一场政治抗争运动正在进行当中，目的在于挑战市镇里的文官政府以及推翻旧秩序。这点在下一个即将爆发冲突的地点东开普省便清晰可见。事件的开端起于一九八四年十月的一场学校抵制活动。在往后的几个月里，丢掷石块与纵火行为在伊丽莎白港市附近的市镇成了家常便饭。搭乘装甲车巡逻市镇的军警联合巡逻部队备受民众僧恶。一名士兵谈到当时的情形，他的巡逻队一抓到年轻人，就把他们塞到装甲车后面的铁箱里，然后拖着他们到处跑。同时间，与警方合作的守望队员，则到处以汽油弹攻击学生活动人士及工会领袖的住家。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正值沙佩维尔屠杀事件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一列游行队伍走在兰加镇的街头上。兰加是位于伊丽莎白港市附近的白人城市威顿海格市郊的一个黑人市镇。游行队伍在途中遇上两部装甲车，车上满是手持散弹枪及步枪的警员；车上警员猜想这群民众是准备前往威顿海格大肆破坏的阿马布托。实际上，他们却是准备前往市镇另一端参加丧礼的一哀悼群众。游行群众一面走一面唱着柯萨语歌曲，而车上的白人警员听不懂柯萨语。群众走近之后，车上警员百枪齐放，射杀了二十个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背后中弹。
　　一名当时在场的记者说道：&兰加枪击事件成了引发动乱的导火线。民众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他们于是攻击了......每个线民的住宅。&其中一个攻击目标，是广受众人怨恨的议员克尼可尼--一般咸信他全家人都曾协助警方指认及捉拿阿马布托。兰加枪击事件过后两天，一群人放火烧了克尼可尼的房子，并且出手攻击他和他的儿子，以及他两名外甥。有人刺了克尼可尼一刀，然后群众便把轮胎套在他的肩膀和头上，点火引燃，眼睁睁地看他烧死在轮胎里。
　　一九八○年代中期，黑人民众的愤怒导致市镇里充满暴力事件。有人幸灾乐祸地将前述的烧轮胎酷刑称为&项链&，而克尼可尼正是这种酷刑的第一位受害者。在往后的十八个月里，数百名黑人议员、警察，以及被人怀疑是线民的人士，都遭受了同样的酷刑。由于种族隔离制度的鹰犬所遭受到的暴力惩罚极为可怕，以致有些市镇的议员和警察一同逃到设有警卫且围有铁丝网的建筑物里避难。到了一九八五年中期，东开普省若干市镇的部分地区已被划为&危险地带&，警察非搭乘装甲车不得进入。
　　到了五月，已有两百五十七名议员辞职，而市镇的行政当局也都彻底瓦解。到了同年底，在一九八二年改革中设立的三十八个黑人地方当局，只剩四个还在运作。由于行政单位与警察系统都已陷入混乱，军方也就益发需要肩负起维持秩序的责任。军方指挥官把市镇里的军事行动称为&第四前线&，是他们外国远征行动之外的另一战场。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普利托利亚政府在动乱最为严重的地区发布戒严令。国家安全委员会于是把实施戒严的权力授权给了警方与军方。南非政府以顺服的黑人治理黑人市镇的策略已告失败。除了抛弃白人至上主义之外，唯一的选项就只剩下赤裸裸的镇压行动了。南非政府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但人民付出的代价更高。杀害议员及驱走警察等行为并未带来解放，而是把住宅区变成了战场，又是宵禁，又是路障，又是逐户搜查，数千名士兵随时搭着装甲车穿梭在市区里。即使是受人敬重的中产阶级黑人民众也不免受到士兵的骚扰。活动人士付出的代价最为惨重。戒严令发布之后八个月内，至少有八千人未经审判即遭到拘禁，其中大多数皆是联民阵线及其地方分会的领导人物。
　　市镇暴动当中的暴力行径为反对阵营造成一项难题。联民阵线若是支持暴力行为，就可能会丧失合法组织的地位。一名联民阵线领袖警告他的同志不要&混淆了用武力&对抗&社区的胁迫手段，以及社区集体形成的人民力量&──两者的本质是不同的。图图大主教呼应甘地的教诲，而坚持抗争的手段必须与其目标保持一致，如此才能禁得起&历史严格的检验&。他和博萨克都亲自出面干预，以保护民众免于群众暴力。即使是非洲民族议会的领导人物，也对市镇里的种种事件感到忧心；此外，也有&红色高棉&势力介入的传言。
　　不过，反对阵营对非暴力行为的坚持并非绝对。一九八五年的《开路者宣言》（由一百五十名宗教领袖共同签署）指出，把高压政权的暴力行为和&抵抗及自卫行为&画上等号是错误的。有些人甚至坚称暴力有其效果，因为项链酷刑及纵火等手段就把许多政府走狗和警察吓得逃出了市镇。对部分活动人士而言，要维持自己在街头上的影响力，就必须把对同志的疑虑放在心中不说出来--在他们眼中，控制暴力的重要性不及于控制使用暴力的人。
　　即使暴力行为看来有战术上的用途，所有人仍可清楚看出，市镇里的无政府状态只会导致更多的镇压行动，而不会带来种族隔离制度的废止。遭法律禁止的非洲民族议会于一九八五年一月发表一项声明，号召市镇居民&让南非陷入无可治理的状态&。联民阵线虽然呼应了这项号召，其领袖后来却了解到，他们&无法对全国各地自发性的暴力风潮做出有效响应&──联民阵线于同年五月提出的一份秘密报告如此坦承道。&明确可见的一点是，动员过程早已远远超越了组织过程。&于是便出现了一句新口号：&从动员到组织。&而莫勒菲在联民阵线一场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时候，也呼吁市镇里的活动人士开始建立&替代结构&。
　　&人民的力量&
　　新的组织模式早已在东开普省的市镇里扎下根基。包括几名罗宾岛囚友在内的一小群活动人士，已再度开始实验非暴力反对方式。这种实验--以及充满危险的生活──在当地的市镇持续了三年，而一九八四年则是第一年。
　　同年三月，在名为大台地的干旱高原上，位于东开普省克莱道克市外围的林格利何市镇里，学生群起罢课以抗议格尼威遭到解-雇。格尼威是一所学校的校长，也是当地市民组织&克莱多拉&的领袖。不到一个星期，警方与学生已在街上发生冲突；不到两个星期，格尼威及其它市民组织领袖都已被捕下狱，而所有公众集会也都已遭禁。一九八四年间，由于民众攻击议员以及政府反击克莱多拉活动人士的行为循环不已，以致林格利何镇少有宁日。截至此时为止，林格利何镇的情势发展和其它市镇的状况并无不同。
　　后来，格尼威于十月获释，而返回林格利何镇。他身上极为特殊地结合了政治颠覆份子与传统道德人士的特质，先前曾因参与马克思读书小组而坐了四年牢，也曾在克莱多拉里为遭禁的非洲民族议会担任联络人。不过，他后来成为市民领袖及学校校长之后，则转而提倡守贞、拒吸大麻，以及敬老等运动。他不但规定学生穿制服，也对迟到或课业不良的学生严加处罚。他过去的激进行为使他深得同志信任，而他严格要求纪律的形象又令他颇受老一辈的欣赏。在社区遭到暴力淹没的情况下，他显然是重建社区团结的理想人选。
　　格尼威的构想是让市民组织藉由民主化而重振活力。克莱多拉的活动人士于是纷纷走进市镇，鼓吹每条街道上的居民组织委员会。街道委员会推选代表参与区域委员会，而区域委员会再推选策画主委参与克莱多拉的运作。老一辈的人可藉由这些委员会伸张权威，同时把市镇导向新的发展方向。直接涉入冲突造成了原先议会的瓦解，而委员会也指派街道巡逻队员遏止流氓肆虐以及公众饮酒行为。克莱多拉除了重建群众基础之外，对公共服务工作也是一把抓，不但监督退休金的发放，也开设成人识字课程。
　　当然，这种理想状况持续不了多久。一九八五年初，格尼威走访大台地各区，而把街道委员会制度推广到若干市镇上。他的名声因此传遍南非各地，在联民阵线的圈子里尤然。其它人也因此注意到他的所作所为。六月七日，东开普省的保安警察请求普利托利亚当局许可他们把格尼威&从社会上永久去除&。三个星期后，格尼威与三名同事在伊丽莎白港市参加联民阵线的一场会议之后，于回家路上遭到劫持，结果身受枪击刀刺而死，并且还被肢解与焚尸。这起事件立即在林格利何引发街头暴动。不过，格尼威在这偏远市镇里的成就，至此已为南非各地的市民领袖所知，而他们在不久之后也都纷纷开创出类似的路途。
　　伊丽莎白港市
　　贾克出生于一座农场上，离伊丽莎白港市约有七十公里远。他从平凡的出身，到后来在反种族隔离制度的群众运动臻于巅峰时参与其中，这段路途完全凭借着他自己的决心而得以开创。限制黑人迁徙自由的通行法规让他无法进学校念书。等他搬到城市去寻求教育机会之后，他在完全不曾听过&政治&一词的情况下，即带领示威活动要求城市学校接受乡村儿童就读，并组成&伊丽莎白港市青年议会&──因而成功地为自己争取到了教育机会。
　　由于受到黑人自觉运动的影响，贾克原本认为他同胞所面临的问题&就在白人身上&。不过，他在校内一场辩论会上倡言这个观点的时候，却听到了布朗□费雪的故事。费雪是一名家世显赫的白人律师，却因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而遭终身监禁，最后死于狱中。听到这个故事之后，贾克终于明白&不能以肤色评断一个人&。一名地方记者写道：贾克是个&天生的领导者。就一点而言，他不会狂妄自大。他会听取别人的观点，但也会说服别人接受他的观点&。不过，他所采取的方式不只有言语劝说。警察情报首长杜普莱西说道：&他是个极端的麻烦制造者，是如假包换的活动人士。&
　　在先前的反抗活动当中，贾克发现只有小型组织能够激发民众的热情。自发性的抗争活动在平息之后，并不会留下足以维系反政府运动的组织结构。他于是明白，在下一阶段的抗争运动里，他和其它活动人士必须透过许多干部建立一个明确可见的组织。随着组织扩张，&保安部队就很难加以瓦解，&因为&社区里庞大的抵抗中心&已然建立。
　　这位昵称为&库斯塔&的年轻煽动人士--他年仅二十七岁就已受到全国瞩目──决意要让下一场抗争运动的非暴力性质保持不变。他后来坦承道：&我不适合......带枪。&非暴力行为对于建构运动也有一个好处：&所有人不论年纪大小、身体是否有残疾，都没有借口&不参与其中。不过，采行非暴力运动的主要原因，是要&在社区里赢得有利的地位......赢得大多数年长民众的支持&。阿马布托&信奉直接行动里的暴力策略&，而他们所造成的动乱，则导致上班族、妇女，以及一般市民皆选择与他们保持距离。但对抗政府的群众运动却需要这些人的参与，才能够持久而赢得胜利。
　　警民冲突把街道变成自由射击区之后，贾克与身边的同志便都因而明了，抗争运动若是一直局限在黑人市镇里，就难逃遭到镇压的命运，而且也永远无法与容许种族隔离制度存在的白人社群正面相对。于是他们互相说道：&让我们把黑人市镇里的这些冲突直接搬到他们家门前。&这就是抵制运动的由来。
　　一九八五年五月，若干名中年妇女向伊港黑人市民组织提出在伊麓莎白港市抵制白人企业的构想。贾克于是成为抵制委员会的发言人。在第－回合里，他们的要求颇为保守，其中包括把公共设施开放给各种族的民众使用、撒离黑人市镇里的军队，以及遏止工作场所里的种族歧视现象。七月间，在抵制运动展开前两天，贾克在一场丧礼上（这是政府唯一容许的公众集会）对一大群民众发表演说。他大声疾呼道：&我们星期一不在城里购物!我们星期一连一盒火柴也不买!]到了星期一，平常总是挤满了黑人购物民众的伊丽莎白港市北区购物区，竟然空无一人。
　　抵制运动虽有立即的效果，但普利托利亚当局五天后就在若干行政区发布了戒严令，其中并以伊丽莎白港市为首。宵禁与行动限制措施随之生效，而街上的士兵也被授予进行强制搜索与逮捕的权限。贾克为避免被抓，而找地方躲了起来。于是，抵制委员会又增加了要求项目：唯有撒销戒严令，并且释放政治犯──包括曼德拉在内──之后，抵制运动才会结束。伊丽莎白港市里的白人商店的销售额平均下跌三成。经济压力使得商家与政府的步调出现不一致的情形。商家的电报如洪水般涌入政府当局，要求官员接受抵制人士的要求。国会一名白人议员称抵制运动为&长时间以来，黑人所找到......最有效的武器&，同时也指出他因为这起事件而接到的选民来电是有史以来最多的。抵制运动也无法以镇压行动加以遏止。杜普莱西回忆道：&他们不想买东西算什么罪？那是群众运动，你能怎么办？你不能把这些人全部枪毙，也没办法把他们全部关起来。&
　　不过，政府仍旧找了几个目标下手。八月二日，贾克与其它若干名抵制运动领导人物即遭到逮捕。拉玛尼回忆道：&警方抓到我们很高兴。&他们对他说，消费者抵制运动将会在三个星期内结束，&而你们这些领导人就得要在牢里慢慢熬了。]不过，抵制运动所扎下的根基远比政府想象的要深，而像扎紧的止血带一样无所动摇──同时也像止血带一样，一旦产生的效果弊多于利，也就适时予以松绑。抵制运动使得经商为生的白人家庭无以为继。他们向一名黑人领袖恳求道：&求你行行好，我们又不是政府。&贾克记得自己当时向抵制委员会说道：&我们不能像这个政府一样坏......我们就不要赶尽杀绝吧。&他们于十一月达成协议：只要白人商人设法让黑人领袖获释，抵制运动就将暂停到三月份为止。由于即将来临的圣诞购物季也不免影响黑人民众奉行抵制运动的决心，因此这时候加以暂停也有助于维系运动的团结一致。
　　经常与贾克乘车穿梭于伊丽莎白港市各地的政治学家史维凌说明道：为了让民众明了群众运动优异的效果，&也为了示范采取协商与提出要求等方式的优点，贾克特地为获释人士策画了一场深具象征意味的回归市镇仪式。&南非商家从抵制运动中所学到的教训也一样深刻。莫勒菲回忆道：&我们以行动告诉商家：你们也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如果南非的大多数人口不能得到人所应有的待遇，〔如果〕他们的人权不能受到尊重，国家就不可能安定，而你们的生意自然也不可能在动乱中兴隆。&
　　政府因禁不起诱惑而再度采取镇压行动，以致动乱情形更为恶化。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一日，普利托利亚对贾克及另一位市民领袖颁布禁制令（禁制令形同软禁）。这项措施所引起的抗议声浪甚至远及华府，助理国务卿柯洛克对国会委员会指称，美国&以最严正的态度谴责&对伊丽莎白港市两名活动人士加以禁制的措施。
　　十一天后，南非最高法院一名法官解除了贾克的禁制令，而贾克则在九天后一场动员民众恢复抵制运动的大型集会上撕毁了他的禁制令。第二次的抵制运动比一九八五年更有纪律。抵制委员会制发一份价格清单，以免黑人商家趁机敲竹杠；另外也对街头小贩发放执照，允许他们向白人批发商批购商品以供兜售。街道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所组成的网络不但协助活动人士与市民沟通，也促成权责下放，以免运动因高层领袖被捕而无以为继。
　　这些委员会同时也协助民众因应地方政府瓦解之后的社会状况，一面规画街道清扫工作，一面也对乱丢垃圾的人士加以处罚。他们甚至还帮忙排解家庭纠纷：据说库瓦札克利在各种委员会成立之后，殴妻案件的数量即随之减少。抵制运动进行九周之后，南非总统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再度宣布戒严，意图藉此预防苏威托暴动事件十周年纪念日可能出现的骚乱。他指控黑人&革命份子&满心&只想以暴力夺取权力&。但实际上，像伊丽莎白港市这类地区的非暴力运动却让政府困惑不已。罗宾岛囚友广受传布的谋略、联民阵线的民众组织行动，以及像贾克这样坚忍不拔的斗士，共同号召了热情的黑人青年与冷静的中高龄民众，使他们得以为共同的理念奋斗。&人民的许可以及极大规模的积极参与&是该项理念背后的力量。这股力量迟早会迫使政府本身发生改变，而镇压行动顶多只能延缓那一天的到来。
　　亚历山卓
　　位于约翰尼斯堡北部市郊，肮脏落后的亚历山卓区，是富裕的白人社区当中一个贫穷的黑人孤岛。这里原本和索菲亚城一样是预定拆除区，但由于长年的抗议运动而得以逃过一劫--然后便遭到政府的漠视。在一片一英里见方的贫瘠土地上，二十万人挤在一万间用锡片与夹板搭建的小屋里，民生用水则必须在公共水龙头取用。亚历山卓有如是个一触即发的火药库。
　　一九八六年二月，警方攻击一列送葬队伍的行动形成了导火线。在接下来的六天里，亚历山卓四处皆有激烈的街头冲突；保安部队杀害了十七个人，而阿马布托也对黑人议员展开攻击。在这一连串的暴力冲突当中，马耶克索有一天遇见－群准备对一名黑人警察施以项链酷刑的同志。马耶克索刚到亚历山卓，但对这种情景并不陌生。他要求这群同志听他的话。他说：&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失业的压力迫使有些人当上警察。&应该摧毁的是不良的制度，而不是受制度压迫的人，因此他们应该让那名警察辞职并交出他的装备。他们表示同意，于是让那名备受惊吓的猎物自行逃跑，而放火烧了他的制服。
　　动乱结束之后，马耶克索居住的房子成了亚历山卓行动委员会的总部。这个委员会试图把暴动行径转为非暴力运动。行动委员会为动乱中丧生的人士协助策画了一场大型丧礼，典礼上的演说者恳求年轻人另寻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方式。早在二月初，行动委员会就有意模仿东开普省的作法，开始组织家宅、街道，以及街区委员会。
　　随着各级委员会陆续成立，行动委员会也逐渐茁壮之后，各种地方组织──从商会到亚历山卓妇女组织等应有尽有──的一百多名代表齐聚一堂，而拟订了一项打击地方议会的策略。先前的一场租金抗议活动已使议会的部分经费来源因而枯竭：每月租金收入从十五万六千元斐锾下跌到四万四千元。现在，行动委员会又加上了一场选择性的消费者抵制运动，以议员及其它政府走狗所经营的商店为目标。店家与出租车皆拒绝为议员提供服务，担任警察的男子甚至遭到女友抛弃。在市长担任牧师的教区内，教民也都拒绝听他讲道。在这样的强大压力下，所有议员终于集体辞去职务。
　　行动委员会因此成为最高领导当局，而让底下的各级委员会推选掌理市镇事务的行政单位；不久之后，这些委员会又陆续建立了自己的法院以及刑事诉讼制度。普利托利亚白人政府无力管理的亚历山卓，结果被其本身的居民从政府手中夺了过来。当年在沙皇的高压统治下自行建立共和国的古利亚农民，必然能够了解亚历山卓的居民为何这么做。苏威托
　　一九八六年六月的某一天，玛蒂安妮看到窗外有若干名青年朝着她家走来，感到一阵紧张。她在苏威托当了八年记者，曾多次目睹青年党伙恫吓民众的情形──有一次，她必须把女儿藏在橱柜里，以免被他们（当成战利品）带去参加一场丧礼。她不但厌恶他们欺凌弱者的行为，也深信他们这种抗争方式必将失败。他们虽有石块及汽油弹当武器，却全然不是强大的南非国防部队的对手。此外，他们一面在街上挨枪的同时，一面也对学校进行抵制，以致那品质不良的市镇教育仅有的一点点作用也被他们破坏殆尽。
　　不过，玛蒂安妮那天开门之后，那群青年却很客气地邀请她到一位邻居的家里参加一场聚会。他们在苏威托市民协会的赞助下，打算在她居住的这条街道上组织委员会。第二天晚上，她和街上邻居等了一会儿，才看到三名年龄皆未满十八岁的男孩走进屋里。屋内所有人都以冷冷的眼色瞧着这三名青年──没有一个大人有兴趣听从这些青年党伙的指导。不过，这三名青年却大出所料地表示希望与大人合作，以便约束一般的流氓。他们保证不会再强迫小女孩去参加丧礼，也不会再劫持车辆。屋里的大人们于是体认到，他们可藉由成立委员会而稍微恢复社会秩序。他们共同选出一个行政单位，由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担任主席。他接任这项职务有一个条件--不得有人命令他对人施以项链酷刑或者纵火焚烧别人的房子。&我现在先说明白，如果有人要我这么做，我就立刻放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委员会成立之后，玛蒂安妮发现她居住的街道立刻产生了变化：街上居民皆以邻居的态度相待。此后再有青年到她家要求带她女儿去参加守夜活动，她就叫他们先取得街道委员会的许可。对玛蒂安妮这样的民众而言，这是一种管理自己社区的新方法。民众透过苏威托的各种委员会，而把空地转变为公园，对街道进行巡逻，也对歹徒施以处罚──从而缓和了管理中枢消失后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市民组织刻意模仿格尼威在克莱道克与贾克及其同志在伊丽莎白港市的作法，在南非各地建构地方委员会的网络。东开普省与德兰士瓦省，以及西开普省和纳塔尔省部分地区，是这些委员会基础最为稳固的地方。这些委员会不但是阻挡暴动行为的堡垒，也使反对运动在面对国家暴力的时候更具韧性。他们藉由推行消费者及租金抵制等这类活动，在不与保安部队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把一般人民带进了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如同印度的不合作运动，这些委员会把个人无足轻重的行动结合而成大规模的集体非暴力运动。
　　早在一九八五年底，联民阵线领袖即把这些委员会称为&人民力量&的机关。被捕的非洲民族议会领袖瓦特□席苏鲁之子祖拉克□席苏鲁于一九八六年三月说明道：&民众把市镇搅得难以治理，就打破了政府直接统治的箝制。&不过，当时民众还未能&控制及引导情势&，而导致&权力真空&的产生。藉由民主的组织方式，市镇居民于是填补了这段真空。席苏鲁认知到，黑人不必彻底打倒白人才能获得权力；而是&在抗争的过程中，在实际获得解放之前，当下就可以开创人民的力量&。人民已经&逐渐开始掌控自己的生活&&开始自治自立，尽管他们仍然受到奉行种族主义的政权统治&。
　　市镇活动人士也抱持同样的看法。兰加一名街道委员会主席说道：&我们已经取得了控制权。这不是吹嘘，而是事实。社区议会已经瓦解，警察也被迫撒离......政治权力已经转移到人民自己的组织手上，而我们也可以开始构思成立我们人民自己的政府了。&在位于伊丽莎白港市外围的库瓦札克利，一名地方活动人士自豪地说道：&我们已经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民主政府。&
　　&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消费者抵制运动以及街道委员会的发展扰乱了普利托利亚的秩序。这些活动不论是非暴力组织行为的媒介，抑或是初生型态的自治，总之是对普利托利亚政府的权力构成了挑战。由于政府总是习于以冷战时期的邪恶势力为种族歧视的暴政提供合理化的借口，因此也在这些组织行为的背后发现了布尔什维克党人操控的痕迹。检察官神情凝重地说道：&党伙人士以亚历山卓的民宅为基地，借着反对犯罪的运动篡夺警方的职能；又重新命名街道与学校，并成立非常态的自治机关，以篡夺地方当局的权力；此外还设置&人民民主法庭&以篡夺司法机关的功能。&
　　政府采取的响应方式是更为强烈的镇压行动。博塔总统于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度发布戒严之后，当年内未经审派即遭逮补拘禁的人数高达两万五千人以上。媒体在检查法规的限制之下，只能登载官方发布的公告，而不准报导国内的&动乱&。对于反对人士于前些年采用过的非暴力抵制行为，包括工作迥避运动，以及消费者、租金，或者学校抵制运动，政府全部予以禁止。这些行为现在都可以颠覆罪名加以处罚，街道委员会亦然。一九八八年，政府又颁布了更多法令，以彻底禁止联民阵线及其地方分会采取任何行动。
　　在军方等同于军事占领的保护下，市镇议员带着更强大的警力回到市镇里，重拾他们先前放弃的权力。政府以秘密行动对付反对领袖，手段包括闯入住宅、炸弹攻击，以及暗杀。受到军警支持的治安维持会，对据信为联民阵线根据地的住宅区大肆进行破坏。此外，政府还印制假传单，并且派遣卧底人员制造纷争，意图挑起黑人组织之间的紧张。在政府的猛烈攻势下，市民组织随之萎缩一九八五年的戒严把著名人士都关进了牢里，这次的拘禁行动则又更为深入。伊丽莎白港市地区即因遭到拘禁的人数过多，而必须兴建新牢房以容纳犯人。街道委员会纷纷凋零，消费者抵制运动也丧失了动力。政府在东开普省各地强力出击，拔除&人民力量&的根基。
　　苏威托是&人民力量&根基最为稳固的地方。在这些错综杂布的市镇里，保安部队很难追捕活动人士。苏威托议会不准缴付部分款项的措施，无意间对租金抵制运动形成了助力，因为欠款一旦愈积愈多，清偿欠费而与其它抵制人士决裂的意愿也就愈趋薄弱。议会虽然对未付费人士的住宅实施断水断电，联民阵线一个分支工会里面的工人却私下恢复水电的供应。军警驱逐居民，市民委员会则发起工作回避运动以示抗议。直到南非于一九九○年产生国家层级的重大变化之后，苏威托的抵制运动才告结束。
　　南非政府&消灭敌人&的作为，只是一项多面向的反叛乱策略当中的一部分而已。政府当局虽然拘禁数万人，而且紧缩了反对阵营所能够运作的空间，却也一面试图平抚黑人的愤怒情绪。在极度贫穷的市镇当中，公共服务与公共设施都获得改善。以亚历山卓为例，政府不但兴建新的房屋、公寓住宅区，以及学校大楼，同时也铺设道路及下水道。这么做的目的是要让恢复运作的议会能够重拾合法性。市民活动人士虽然都已被关进牢里，但先前连最基本的现代生活设施都不愿提供给黑人社区的南非政府，却试图要安抚人民的情绪。
　　不过，尽管手段温和，镇压行动依旧具有压迫性──而且其施行方式颇为笨拙。杜普莱西回忆道：&我们用铁丝网隔离黑人区，&但是&没有效果，因为每天早上都必须让民众出外上班；有些人回来得晚，有些人回来得早......所以根本没有用......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以军事手段对付不顺从政府的民众，绝对争取不到他们的合作。杜普莱西说道，政府当局&检视了几个造成人民不满的原因，然后尝试加以解决。不过，那根本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人民已经不要种族隔离制度了。归根究柢就是这样。他们已经不打算再继续接受压迫了。&
　　从僵局走向民主
　　市镇里的僵局反映出南非全国在一九八○年代晚期所面临的对峙局面。群众动员行为无法推翻种族隔离制度，但普利托利亚的镇压行动却又把反对运动导入新的方向。一九八六年以后，反对运动的核心即转移至黑人劳工运动，尤其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成立的工会联盟&科萨图&。一九七○年代期间成立的非洲人工会，在一般会员中的激进人士推动下，皆与市民组织及学生建立合作关系。一九八○年代中期，工会负责协调发动抗议性罢工，工会领袖也活跃于市镇组织活动中。随着士兵开始巡逻市镇街道，反对组织也在政府的镇压下而停止运作之后，工厂与工会会所于是成为反对阵营的主要聚会场所，罢工活动也成为人民反对运动的主要手段。
　　政府在无法彻底压制所有反对力量的情况下，对武装攻击行动的反制也进展有限。随着一年一年过去，非洲民族议会也一再加紧进行游击战。一九八九年，据报有两百八十一起攻击行动。在十年前，一年也不过才发生十三起攻击事件而已。此外，游击份子也比先前更倾向于攻击&软性&目标（平民）。不过，围堵这些攻击行动虽对白人政权造成极大负担，黑人的暴力行为却未能真正打倒政府的武装部队。
　　维护种族隔离制度也必须付出间接代价，其中尤以国际孤立的后果最为沉重。武器禁运以及联合国赞助的体育文化抵制措施虽已实施了一段时间，早先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与企业却不愿对南非采取严厉的经济制裁。一九八○年代初期──在市镇暴动、警察屠杀行为，以及实施戒严等事件都尚未发生之前──严厉制裁措施的威胁似乎极为遥远。华府与伦敦的保守政权把普利托利亚当成南非的反共重镇，并且天真地认为他们能够说服执政的国民党透过&建设性交往&改革种族隔离制度。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南非警察殴打抗议人士以及装甲运兵车穿越市镇的画面在西方新闻报导中早已见怪不怪（直到南非政府于一九八六年全面禁止媒体报导动乱消息为止）。对反对阵营而言，这些负面报导提供了他们请求外国政府升高制裁措施的理由。图图大主教宣称道：&我们在这块土地上面临一大灾难，唯有国际社会采取施压的行动才能拯救我们。&
　　在美国华府，民权运动领袖与当红艺人因为在南非使馆外游行抗议而遭到逮捕。在校园抗议活动的鼓吹下，大学校方决定重新检讨投资于股市里的捐款，对于在南非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一律抛售持股。市政府与州政府的退休基金也随之跟进。这场运动发展到后来规模极为庞大，以致里根总统──他曾经提醒民众，南非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是美国的盟友──也不得不于一九八五年发布行政命令，对南非实施有限的制裁。国会于次年制定了一项更为严厉的法律（国会否决总统的复议之后才获得通过），禁止对南非进行新的投资或提供新的贷款，也禁止部分南非产品进口，同时对违反武器禁运令的国家断绝军事援助。欧洲共同体于同年自行采取制裁措施，数十家美国公司撒离南非，银行也拒绝对南非企业主提供短期贷款。
　　国际制裁行动的效果有其争议性，而普利托利亚及南非企业的确也有各种方式能够回避制裁。不过，制裁措施的政治效果并不只是其经济后果的简单函数。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南非早已经历了近十年的成长迟滞及高度通货膨胀，一般民众对于政府扭转情势的能力也多感悲观。制裁措施则更加深了这种疑虑。
　　在这种低迷的气氛下，愈来愈多具有影响力的南非白人推断认为，既然种族隔离制度需要镇压才能维持，而镇压措施又会造成难以接受的经济伤害，因此种族隔离制度迟早得要放弃。包括国内、罗宾岛上，以及流亡海外的著名反对领袖也都明白，不论是武装攻击行动或是群众暴动，各种暴力行为都不可能在不造成国家严重伤害的情况下推翻白人政权。政府与反对阵营双方都有所认知，激烈对决的结果势必不堪想象──他们必须找出政治解决方式。
　　他们早自一九八五年就已开始互相沟通；一群白人企业家搭机到赞比亚[Zambia]与遭流放的非洲民族议会高层人士会面。往后数年内，白人神职人员、知识分子，以及记者等各种人士也与非洲民族议会举行多次会谈，政府并与当时仍然囚禁于罗宾岛上的曼德拉举行秘密会谈。曼德拉对原则坚不退让，但在某些事物上也极具弹性：他坚持南非黑人只愿意接受多数统治，但白人统治的结束并不代表黑人至上，白人在民主的南非也能够拥有稳固的地位。这些接触行为显示有些白人领袖能够接受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也有些黑人领袖致力于消除种族偏见。长年以来的对立僵持并没有抹除双方的智能。
　　一九八○年代末期，世界其它地区发生的事件又进一步促成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一九八九年，东欧各国人民纷纷涌上街头，而东欧的共产政权也在非暴力运动的冲撞下陆续瓦解。长久以来，许多自命为革命团体的组织，皆仰赖苏联资助而得以维持。现在，戈尔巴乔夫也开始削减这方面的支出。不过一眨眼的工夫，冷战即告终结，而&共产威胁&的概念也髓之消失。南非政府再也不能把非洲民族议会诬指为莫斯科操控下的叛乱组织，同时也不可能再自称为这项共产阴谋的最后防线。
　　一九八九年二月成为国民党党魁，后于同年八月当上总统的戴克拉克（FrederickWilhelmdeKlerk）就有如下的认知：只要种族隔离制度继续存在，情况就不会真正出现改变，而政府的立场也就不可能随着时间改善。此外，相较于年轻一代的反对人士，曼德拉及其它老一辈的非洲民族议会领袖似乎比较有和解的意愿，因此戴克拉克也必须把握和他们打交道的机会。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政府当局开始给予反对阵营喘息的空间，不再打压非暴力抗议活动。十月，包括瓦特&席苏鲁在内的七名非洲民族议会领袖获释。十二月十三日，戴克拉克更与曼德拉会面。
　　两个月后，这位新总统在南非国会开议典礼上声言道：&协商的时代已经来临。&政府将对非洲民族议会以及联民阵线等主要反对组织彻销禁令；也将释放政治犯，并允许流亡人士返国；更将解除戒严以及对媒体的限制。政府承认种族隔离法令为获致和平协议的&障碍&。曼德拉于二月十一日步出监狱，终于在历经二十七年的牢狱岁月后重获自由。
　　不久之后，南非政府废止了主要的种族隔离法令，非洲民族议会也在南非内部正式开始活动，并且从地下组织转型为群众政党。讨论南非未来发展的正式协商于一九九一年底展开，但各政党却花了两年时间才达成协议。民主选举预定于一九九四年四月举行，届时，种族平等的新国会将负责草拟新宪法。在新宪法获得批准以前，暂时适用的过渡宪法规定各园区必须并入国土内，个人自由必须获得保障，而中央内阁也必须保留少数政党的席位。所幸有这项协议，居于少数的白人才不至于在多数统治展开之后被完全排除于权力之外。
　　昔日的敌人相互妥协而获致这项出色的协议，正说明了不仰赖暴力手段所能达到的成果。不过，如同南非其它许多令人痛惜的反讽状况，在这项协议敲定的过程中，南非各地却上演着各种野蛮行径──恶徒主要是那些估计自己会在民主转型中丧失既得利益的人士。右翼白人不但实施炸弹攻击，也对反对领袖进行暗杀行动。布瑟勒吉酋长与他领导的印卡塔自由党决心抗拒夸祖鲁园区（KwaZuluhomeland）并入南非，而在纳塔尔省及金山（Witwatersrand）与非洲民族议会的忠心成员进行激烈斗争。数千人因此丧生。就好象暴力不肯轻易让位给民主一样。
　　戴克拉克与曼德拉没有让这一切阻碍他们的进展。在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举行的选举当中，非洲民族议会赢得了超过六成的选票，但国民党与印卡塔自由党（该党在最后一分钟才同意参与选举）获得的票数也都足以让他们在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国会选举曼德拉为南非总统，他在五月十日就职时宣誓道：&这片美丽的土地永永远远不会再有人与人之间互相压迫的情形发生。&种族歧视的最后一个国家重镇终于从地球上消失了。为南非带来实质民主的政治和解并不是黑人反对阵营单方胜利的成果，而是来自于反对领袖与政府领导人双方对于武力不可能获致胜果的认知。反对阵营逐渐明了，以其所能够采行的暴力手段，绝对无法打倒政府；而经过多年来在市镇里的各个街角上与抗议人士、市民组织份子，以及各种委员会对抗之后，政府也了解到自己不可能消灭反对阵营。
　　在终结旧秩序的一连串事件当中，非暴力制裁行动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回避、罢工，以及抵制运动不但对白人企业主与员工造成压力，也削弱了白人维持现状的意愿。地方议会的经费因租金抵制运动而流失，功能又遭到街道委员会强行取代。面对这种多样化的挑战，政府于是公然以武力响应。镇压行动虽然压制了市民组织与各种委员会，却也使得政府无可化解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非暴力运动的力量没有直接终结白人统治，而是瓦解政府的权威，并使政府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的策略施展不开。
　　曼德拉入狱之前，曾在一九六四年四月接受审判之时指陈道，南非黑人五十年来的非暴力行动不但未能使其权利获得保障，而且显然还造成镇压情形的恶化。他说他的追随者已逐渐对非暴力策略丧失信心，而在困惑中转向恐怖活动。既然政府行使暴行毫不手软，他于是推断道：&暴力在这个国家里既然不可避免，而政府又以武力响应我们平和的要求，那么非洲人领袖一再倡导和平与非暴力，就是不实际而且错误的行为。&
　　曼德拉说得没错：倡导和平不是能够在冲突中获胜的策略。不过，他如果认为非暴力行动代表没有力量，那他的认知就不正确──非暴力行动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力量。对非暴力手段原则性的偏好并不会自动使这些手段产生力量，而为了避免使用暴力而采取非暴力行动也不保证会获致成功。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发起一场让独裁统治者无法掌控人民日常生活的运动，同时也使统治者无法获得其所需要的国内外支持；在曼德拉对前半世纪的抗争行为发表告别宣言之后过了二十年，这种方法才终于在南非产生效果。本身是非洲民族议会地下成员的珍娜□雀里说道：&非洲民族议会虽然大肆宣扬武装抗争的成果，但真正对南非带来改变的，其实是联民阵线藉由组织民众而采行的各种活动。&
　　非暴力运动在二十世纪里所遗留下来的典范虽然散见于许多国家的历史中，但许多核心的概念及策略都来自于南非，起源于一名印度律师的思想与行动中。甘地在世纪交替之际即深感偏见箝制之苦，而不得不采取行动。因此，甘地还没返国为印度奋斗之前在南非所展开的抗争，终于在二十世纪结束前夕为当地所有有色人种赢得胜利，可说是再恰当也不过了──而且，赢得这场胜利的手段当中，也包括了他曾倡导过的罢工及抵制等各种抗争方式。
　　图图大主教归结道：&我想一般人会认为，武力是独裁者及暴君最需要感到害怕的东西。不过，实际上并非如此──人民想要自由的决心才是对独裁者最可怕的威胁。人民一旦对此下定决心，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止得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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