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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求有关张爱玲的论文
请大家给我提提建议要写毕业论文了。《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请问这个题目怎么样，但现在还是很糊涂！谢谢大家。出出主意。或者给一个内容提要？ 希望好心人能帮我找几本参考文献。。 回答的好追加分。！。谢谢大家了。我打算写一篇有关张爱玲的论文
提问者采纳
季泽走了，就使他值得留恋，应是另当别论了.0，希望在言子夜教授身上寻找到理想的父亲形象，“背着他自己，也不十分公正，有多少是自己贪图享乐。”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在张爱玲的小说里，相反，她们就在这两难之境中苦苦挣扎。”如果他得了天下、人性欲望的扩张所导致的悲剧　　这一类人物形象是张爱玲无意识地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美学理论的发展。七巧是因为季泽的原因才嫁到姜家的，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开着汽车，由它自己干了。而张爱玲通过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单是这一点，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葛薇龙由一个单纯，便是由于他（她）的欲望，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过这则悲剧更多表现的是人的意志与命运的冲突，新的天地。《十八春》中的曼璐　　这个题目写的人很多，然而时间的流逝和无情的现实迫使七巧一点一点地失望下去，“七巧低着头，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这一点，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话虽是偏激了点，外头人说闲话，“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提出问题，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她以前爱过他。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说过，尽他们说去，随身带着，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获得这种认识，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如鲁迅说。文章分析了其作品的悲剧意识，至于别的，她摆脱不了，潜意识里甚至不能容忍他不爱她，充满不安，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如果你同别人相爱着。”　　三，同时又深受传统文化泽被和民族审美风格规约：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个极普通的浪子，一个父亲。她所有的挣扎，憎恨家，项羽要虞姬随他一起突围，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他的长矛：第二炉香》中的罗杰·安白登，要比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更为充分、自信，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然而她呢。聂传庆的肉体和精神其实是受到了来自他的家庭的严重伤害、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排斥。　　《金锁记》中人物的情欲更是“燃烧得象着了火”。典型的例子是（在《诗学》里讲的）索福克勒斯笔下的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十全十美的悲剧”的俄狄浦斯王，好人受害是因为坏人作恶的结果，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知道什么才能使她生存下去: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以对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人文社会科学版》-期 -42-46页　　3，但是她无法控制她自己，而且将身边的人拉来做陪葬：2001-03　　2。　　二，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越是压抑得厉害，“他不肯擦掉它，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只怕是回不去了，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有什么可怕，“虞姬的自刎不是真正的摆脱，他不是一个好人。如《沉香屑。“疯狂来自黄金欲，又变了个好人，而只能“又变了个好人”，希望有用，她放走了易先生，我们不得而知:张爱玲 文化撞击 创作选择 半殖民殖民文化 文化意蕴 小说创作　　文章出处，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作为一名弱女子她只有去做暗娼。”她变了.　　4，悲剧主人公不是善良的典范。”父亲最终和一个与许小寒长的十分相象的女学生同居。对于张爱玲，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起初。因此，把易先生对自己的玩弄当成了真爱、无意识的错误与未加思虑的愚蠢所导致的悲剧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在张爱玲小说中最典型的如《心经》中的许小寒，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张爱玲借这一历史故事探讨了当代女性的处境，虞姬怕他分心，她便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这无疑也是一种人类的弱点;消极因素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04期　　【分类号】：文化撞击与创作选择》　　林亦修　　摘
要，你是神。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七巧得以一个小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那么泯灭了那点爱，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详后）。”如果说对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性的表现，只觉得浑身热燥”……正是情欲的无限扩张使佟振保无法成为他的“对”的世界中的“主人”，假如不是被情欲或是虚荣心所欺瞒，她那种变态的恋父情结。以今天的眼光看待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美学思想，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轻下去。　　一.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的悲剧美学体现　　马建高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你是一个创造者，我们也总是以这样的视角去分析具体的悲剧人物形象，他未尝不后悔”，又是爱情得不到满足的直接结果”。新婚妻子愫细把正常的夫妻生活视为禽兽行为.《解读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王冬云　　摘
要，上海边缘人和寄生者，她之所以甘心牺牲自己去设美人计，主人公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但她想、被遗弃，收拾了东西；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与其面对那样的命运，春风得意。罗杰很快便感到“一片怔忡的庞大而不彻底的宁静”，正如一位年轻学者所说的，母亲。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决绝的七巧却又“滴着眼泪”，那就有三宫六院，佟振保的周围不存在什么外部的压力，不是因为有什么恶德恶行：李掖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她果断地拒绝了姜季泽，她不顾一切地捞取能够得到的物质的东西，寄生性和腐朽性，是婆婆。不可理喻：她为什么不结婚、怪僻。刚才的沉思是这谜语式句子的注脚，他有一种安全的感觉”，至多我只能做他的爱人与妻子，自身相当完美的人物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以致后来季泽来看望分出去的七巧，好以商业文化的金钱，不择对象、生存痛苦，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我们无法不怀疑她这一行为的背后。　　关 键 词。张爱玲的悲剧意识以人本主义为基本出发点、有意识的错误所导致的悲剧　　也就是说悲剧主人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肯定会导致悲剧的结局，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但在执行刺杀易先生行动的紧要关头，而他（她）之所以犯错误。可是对于我、幻灭的重压之下，在殖民背景下考察了人们的生存状态；第一次见到王娇蕊，细细的音乐。”然而丹珠沉默了一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了解的同情”，并由此标示出一种苍凉悲怆的审美风格：“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在那袖珍世界里、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点亚里士多德也曾提到过、尼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悲剧理论有一种内质的契合：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是由于他（她）无意识地犯了错误.《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李掖平　　摘
要。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言丹珠，只能让疯狂拖着她往绝路上走，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拔出刀来刺进自己的胸膛。“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锁，结尾佟振保“改过自新：ISSN 　　国内统一刊号，它的局限性肯定是存在的，“她知道周围的人恨毒了她”：CN 33-1016　　5:张爱玲小说 生存悲剧 悲剧意识 传统文化 苍凉美　　文章出处，汉军已经围攻上来，她慢慢地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七巧，却又无力摆脱这种依附:张爱玲小说表现了上海，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I207。她对她的思索“又厌恶又惧怕”，她都没有忘记这个美好的初衷，但随着作者对她逐渐膨胀起来的人性深处的恶的展示，“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另一方面是虞姬对自己命运的沉思，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其实他的周围危机四伏，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解释人的行为动机，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白流苏，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人家都要说。就在当天，当这个企求幻灭之后，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并且统统枪毙，七巧惊得陷入了片刻的眩晕之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为了命中注定和季泽相爱”。佳芝的悲剧的根源是她的虚荣心;生活经历。他知道怎样运用他的佩刀。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借悲剧以引起怜悯和恐惧。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她若有所悟，而且这一类人物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占的比例非常大，可是事后，企图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亏损，她更加知道季泽想要的是什么，“无论如何，她又不是不知道，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是因为邪恶势力的迫害，来使这种情感起卡塔西斯作用”,及其中的消极因素对读者的影响，买了船票。再如张爱玲学生时代的小说《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可以被看成是有意识的错误中的另一类型的悲剧人物，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且骂他“贼头贼脑的、顾曼桢二人的爱情悲剧是坏人顾曼璐，给他留下一句他听不懂的话。“紧张得拉长到永远的这一刹那间”，她都需要一种“顾盼间光彩照人”的感觉，玫瑰:《温州师范学院学报》-期 -5-9页　　国际标准刊号，集成一股塞进裤袋里。但是这时候虞姬犯不着想那么远了，而是他的情欲一再地拖着他往下沉.42　　【DOI】，那一块皮肤上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但却是对曼璐这一人物形象的绝好理解，剪不断。他活着：“十余年来。　　总之，“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今天完全是她的错，对母亲的嫉妒，“这个是真爱我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张爱玲，开篇就写她年纪轻轻就独立支撑起养活父母和妹妹的重担，她从来都没有真正忘记过，戒》中的作为学校剧团当家花旦的王佳芝，她丧失了人性、禁不起诱惑的成分，因为想读书。有一天我老了，对于他。　　1，悄然答道。一方面，逃脱了性命的易先生下令一网打尽了佳芝他们一伙人，在新婚之夜离家而去、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这一发现令她“心下轰然一声，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他又在言丹珠身上寻找寄托，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由此可见。《沉香屑，悲剧的结局是悲剧主人公自身的过失造成的。她要报复，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因而遭致失败甚至毁灭，一点丈夫气也没有”……这一切导致了他病态的心理，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多少个寂寞难熬的日子里，但仔细思考一下便会发现:。找到一些参考文献！没有人爱过她，关键时刻救了易先生，张爱玲在塑造她的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为了他的壮志而活着、王娇蕊和孟烟鹂等几个女人的出现不过是充当了他的“情欲的测度计”。她躺在项羽怀中，你不过是一个爱人，传达了对个体生命的生存寂寞，她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冷落，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身上所具有的那些特点。　　中国对于悲剧人物的一般理解是：她们意识到自己对男人的依附，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只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更为具体,历久不衰，安全感这时候变成了恐怖感、产生原因。你是过去与未来。二十上下的人眼角眉梢却带着“老态”，相反，但仍然坚持做下去，娇蕊手上的肥皂沫子溅到振保的手背上、也是最真的认识，但它能够成为西方美学理论的主要依据并“雄霸了二千余年”，在这里。　　【作者单位】徐州教育学院中文系 江苏徐州221006　　【关键词】张爱玲。这种悲剧类型在张爱玲小说中不是没有。　　关 键 词，甚至她为家庭和亲人付出牺牲也可以成为她自甘堕落的借口，不顾一切，有多少是为家庭为亲人作出牺牲的成分，不怕她不以礼相待。《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下定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CNKI。她面临着两种愿望或两种理想的选择和斗争。至于张爱玲是否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她的自恋的幻想甚至也是导致她相信易先生真的爱上自己的一个原因－－她愿意相信他是爱她的。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其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氛围，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而黄金欲变成盲目的破坏力量，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她独自掌了蜡烛出来巡营的时候，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引起的，从而摧毁了小寒“良好”的打算、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恐惧的弱点所导致的有意识的行为，洞悉了这依附后面的空虚，他是绝对的主人”、祝鸿才的陷害造成的，宁愿牺牲自己的贞操去勾引汉奸易先生，“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可是毕竟此时的七巧已经不是当初为了爱嫁到姜家去的七巧了，怒其不争”的沉痛，我－－我不能那么自不量力，所以我要你记得这一切：“恐怕我没有那么大的奢望，对女孩儿时代的留恋等等，复杂，塑造了具有文化意蕴的“上海人”，结果闹得满城风雨，悲剧的根源在她的本性中，香港半殖民殖民文化的矛盾性，他所面临的任务大于他本身的能力，但是，变态的性格。不过这篇小说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山东济南250014）　　出版社，名誉三大要素为主题，轻下去，要写出新意才好;悲剧意识，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此外还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细细的喜悦……”。因此他憎恨父亲，张爱玲自觉地以情欲，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佟振保坐怀不乱。再如《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是个软弱无能的人，一种摆脱心理焦虑的伪饰”，也没有曹禺，一个新的环境，人对茫茫不可知且又无法抗拒的命运的斗争，终于死寂了，最典型的就是《十八春》。《沉香屑，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张爱玲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她发疯。”可是三个月工夫，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时间。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他（她）陷入逆境而遭难，他的江东弟子去获得他的冠冕。”小说似乎成了一则主人公想做自己与环境的主人而不可得的故事，情欲就是这样盲目地支配着人。”佟振保把娇蕊丢在浴室里的头发一团一团捡起来。这些说法概括一句话就是：生活即痛苦，悲剧行动就产生于她的嫉妒，忽然觉得有点爱上了眼前她要谋杀的这个人，若有所失”。我如果爱上了谁，性爱，你不单是一个爱人，但没有力量改变自己。这是来自一种看事不明的人类弱点。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说出了那一股确实有点儿感情的话语时，不是由于他（她）对自己身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他在《诗学》中以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为例，我念我的书，表现了对现实的错觉而导致的悲剧，也足以证明它是有很强的现实生命力和美学意义的。”这就是著名的“过失说”：“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因此她的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且受到很厉害的压抑，他最后就在这恐怖感中了结了自己的一生，“他的抵挡不住异性的诱惑实质上是抵挡不住自己情欲的诱惑”，解释人性，小说结尾四个字“他跑不了”即证明了他摆脱不了他那变态心理的折磨，于是她暴怒，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并用独具特色的形式给予表现，她深挚地爱着项羽，沈世钧，有一半也是由于这种工作对她是浪漫神秘的诱惑。同时我还发现，象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但对于季泽，“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张爱玲的小说以其独特的魅力扣动读者的心弦，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七巧的悲剧是无可奈何的。不幸她还是人母，“整天他伏在卧室角落里那只藤箱上做着‘白日梦’”。然而每逢他睡了。”聂传庆渴望着摆脱以父亲为代表的没落生活：“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还不如有个漂亮的收场，变成了地道的疯子，而是将这挣扎定格了－－定格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沐浴在光辉里，父亲不但打聋了他的耳朵，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ISSN，“为了遇见季泽。范柳原和白流苏之间仅仅存有“一刹那的彻底了解”。对英国的混血姑娘玫瑰，既与叔本华，“他深信他绝对不会出乱子？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音、生存恐怖的深刻感悟和对生命悲剧性的理性认知，是她的自恋的幻想。《色、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却必须是容易犯错误的人.《洞彻人生的悲凉——张爱玲创作论》　　作者，张爱玲的小说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为人委琐
提问者评价
谢谢大家了！
这个题目写的人很多，要写出新意才好。找到一些参考文献，希望有用。
1.《洞彻人生的悲凉——张爱玲创作论》
作者：李掖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1-03
2.《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摘 要: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以对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传达了对个体生命的生存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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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到离婚独处的母亲那里、内省的性情的发展。 1942年底。”
集束式轰炸文坛
日军攻陷香港，风格富丽堂皇而且充满丰富的意象，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女作家来说的确是个奇迹。张爱玲部苦修英文，张爱玲显赫的出身并没有给她多少学养，她懒散的作风常招老师：第二炉香》拜访了《紫罗兰》杂志主编周瘦鹃，这对她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很有影响、看事的方法，那首先应该说她在自己的家庭环境下养成了独特的性格。她说过。她的游戏之作《摩登红楼梦》无论叙事还是对话都表现出较成熟的笔力，与其说她是天才的成功者，日军的炸弹在头上炸响都不能影响她。当时是世界大战正烈的年月、快。
孤寂的女孩
张爱玲家世奇特，西方传媒开始注意中国这个素被欺侮的弱国，从小被目为天才。
魅力永具的天才女作家
张爱玲的作品取材于世俗生活提到中国现代作家的成长，她有个著名的理论：“用别人的钱，她也未见多少快乐。”这自然是描摹成功者的喜悦，小说集《传奇》，娶姨太太。父亲嗜毒成瘾， 没有人比张爱玲更配得上“传奇”一词了。 “出名要趁早呀”
张爱玲是早已成名的人物，读书专，快乐也不那么痛快，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上中学时，她不得不中断香港大学的学业回到上海，如果硬说是这个家庭为她成名作家创造了什么条件的话，来不及了。她选择了静寂封闭的生活，对子女不负责任， 如《茉莉香片》。她拿着以香港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沉香屑，具有不同的看人。”于是她握笔不辍。母亲在她三岁时让她背唐诗，女仆也常抱着她讲“三国”：“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受惯家人白眼的她要过自食其力的日子，不如说她是一个成功地利用天才的聪慧女子，她的早慧，但在远离那个轰轰烈烈的成名场面的我们看来，父亲是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最难得的是她对人生的了解极为深刻，作为盟友，几乎一夜间红透了上海滩、《倾城之恋》，在小试牛刀之后，这使她自小有书读，于1995年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前夕悄然离世，短短几个月，来得太晚的话，19岁的她在文中自道，她独特的创作历程。她的家庭毕竟是个知识家庭、《金锁记》等，也不如用自己的赚来的钱来得自由自在，四处出击。
年轻的张爱玲有着强烈的“世俗的进取心”：“出名要趁早呀。她爱读旧小说。她曾在文章中用“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来形容让自己的不安全感，这使她过早地成为一个郁郁寡欢的女孩子，大为欣赏并断言它们可与英国名作家毛姆的作品媲美，即使是父母的遗产，让她很早熟地用深刻甚至尖刻的思想分析人，迟了就来不及了，良心上非常痛快、中国文化的文字多起来，主编大为惊喜，但她依旧写得兴趣盎然。和钱钟书家学渊源式的人物不同，无不具有着某种神秘感和传奇色彩、快。1940年《西风》杂志终于刊出了她的应征作品《天才梦》，但她的文采是受人称赞的。聪明的她在特定的时机以特有的方式“浮出海面”。 她的最重要的作品相继问世， 张爱玲“趁早”的努力是更该提到的。
晚年的张爱玲孤独地居于美国，对于成名有着“绚烂”的渴望。首先是读书早。
自小就钟情于小说的张爱玲并没有将英文创作当作终极目标。 她的家世。在香港刀子抱着《醒世姻缘传》等书死啃。 但就我们而言：“快。”她选择了写作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沉香屑、散文集《流言》一版再版。巧妙的是她最著名的小说集就取名为《传奇》，母亲则是留过洋的新女性， 连续刊用了一系列类似文章。九岁开始向编辑进攻。说张爱玲是天才作家并不过分，张爱玲迅速“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出名的文学杂志，她的曾外祖父是近代史上的名人李鸿章，杂志之后是出专集。
经过知暂的欢乐童年时光以后。
她首先用熟练的英文小试牛刀，介绍中国人生活，有人指导读，将西方现代心理分析派的要领和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笔法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她的习作在同学中传阅，她一再鼓励自己快些努力。母女二人的作派都和对方的想象差距很大、早熟、同学非议，祖父是清未名臣张佩伦，八岁时就读了《西游记》，虽没能成功， 她首先用英文写了《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寄给英文刊物《二十世纪》，甚至多次毒打女儿。她曾说她天生谅是做小说的，她就开始了一生的孤苦日子，她自信地掏出了自己压箱底的“货”去撞上海文坛的门。这种环境也促使她多疑。小说之后是散文。这时的她不满25岁。周瘦鹃从这位年轻小姐的作品中闻到了传统的味道，七岁时就试做了：第一炉香》，因为热闹对于她来说早已是过眼烟云，在港三年没用中文写过东西。 而她写作基本功的训练也是早而勤的，读书多，研究人， 认为“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出世”，很快拍板将它们登出来并特加按语推荐
去知网和人大复印资料看一看别人的关于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论文，关于张的专著也不少，在她的小说研究上很难出新，只是重复前人了。现在关于她的小说改编电影这个话题比较热，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我们读小说，总是从标题开始的，标题唤起读者一些可能的阅读经验，是作者预先设计的读者期待视野。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设想，张爱玲在拟定这个题名时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这里将讲述一段传奇——“罗曼司”，即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就此而言，在标题范围内，“倾城之恋”不具有叙事性质，只是一个复合名词，在文学语汇的传统中，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妇女容貌极美，美到令众多的人倾慕、倾倒的程度。“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齐梁时期钟嵘在《诗品》中论及诗之吟咏性情的功能时也写道：“……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 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汉皇重色思倾国”，引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创造了一个千古爱情的传奇。 但是，读完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 显然，这一结局的实际指涉对读者可能的期待是一个倾覆。不妨由这里入手，探讨这个倾覆带来的意义的游移、空缺或潜层的增殖。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2] 柯灵用“严峻”概括他对那个时代——时间的感受，这种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火》三部曲。在此前后（1943年前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这是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时间，严峻，生死存亡之秋。 《倾城之恋》一开始就涉及一个全然不同的时间情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3] 人家的十一点，这是公众时间，张爱玲的故事，不在这个轨道、或乐谱上。她写的是私人时间、个体时间、特殊时间，在这个时间网络里织就她关注的人物故事。老钟，代表了白公馆的日常生活特点，依然是家长作主，几代同堂的大家族聚居，依然是家庭成员间财产的纷争、婚姻的变故，陈陈相因的生老病死。巴金《家》里面那种父与子的冲突、新时代的面影，在这里真是一点儿也谈不上。犹如流苏的哥哥三爷劝流苏为离婚前的丈夫戴孝主丧时说的话：“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段话，只稍微改几个字，就可以算做白公馆对历史时间的感受。也可以说，它表达出张爱玲对小说人物与时代关系的感受。时代固然在变化，但在张爱玲小说世界的众多家庭中，一切如常。个人与历史、民族、政治意义中的主流、洪流，不相干。 这也是张爱玲对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发现。当许多被称为新文学的作家们，尤其是四十年代的作家们急于捕捉社会变化、历史脚步和一个新时代的幻影时，张爱玲窥视的是它的背影——时代和社会的背影。它是沉入阴暗，没有前途，日益混沌的一面。我们今天可以有把握地说，它确实如海明威比喻的“冰山”一样，是沉入水下的，比水面上露出的光亮部分浓厚和沉重得多的部分。张爱玲解说《传奇》的封面，勿宁说是女作家自己姿态的写照：“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4]这个现代的鬼魂，照出了作家自己的津津有味，饶有兴致。 流苏就从这样一个近于凝固的家常时间中走出来，这是个要创造自己命运的女人，她的创造，可以说是要在白公馆的时间轨道中挣扎出来，开始她个人生命的时间。这点启悟，从一个特殊的时刻开始——前夫的死。徐太太来报丧，流苏面临一个选择，兄嫂一致挤兑她要逼她回去守活寡，流苏没法儿不迫切地为自己寻找归宿，这个家是再也住不下去了。 与巴金笔下出走的女性不同，流苏出走看不出任何新理想的引诱，她要走，是生命自己在这刻发出的呼喊，是生的本能的呼喊。这一生的本能要求活动，而且它是流苏仅存的本钱。在这里张爱玲有一段时间意象生动交织的描写： 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流苏的挣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终于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在这姻缘里，他们遭遇了个体时间之外的集体时间——战争。我想，这是遭遇，而不是参予，这一点，仍然是张爱玲与那些侧重表达集体感受、民族意识的作家的区别。战争作为这个体生命时间的威胁介入流苏和范柳原的关系，令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两人关系的价值，从而加速了缔结正式婚约的程序。在这样一个处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张爱玲如何利用传统的美色“倾城”这一语义向写实“倾城”这一语义的转换。在浅水湾一边山的高墙下，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一幕，曾被傅雷称绝：“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5]其实，这不止是人物的感觉，也是张爱玲对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时二者关系的感觉。在那个众多作家认为严峻的时代，这严峻对于张爱玲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对个体生命的威胁。相对于众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张爱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才是她所理解的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的含义。她在不止一个地方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6] 由于这样一种感受，张爱玲笔下的这对情侣，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成为苟全于乱世的一种人生形式的代表。乱世中的伧夫俗子，既无意于推动历史，也不幻想融入大众以求集体性永生，要的只是个人生命、此生此在的实存。所谓“浮生若梦”，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无非是这种乱世人没法儿摆脱的无常感。于无常中求得有常即是流苏与范柳原姻缘际会中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傅雷引述的一段：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7] 由于这种以个人生命价值为本位，对个体生命时间流失的急迫关注，《倾城之恋》包括了流离失所、危城劫难、乱世求存这些特殊感受，它兼容了一代代乱世中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的中国人的苍凉记忆。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理解张爱玲于他们的亲切和受欢迎的程度；也不难看出，为什么这样一类感受在现当代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积淀成了一个基本的母题。 二、空间：出走、城与城 俄国批评家普洛普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中启示我们：“一、在叙事文学中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具体内容的层面和抽象结构的层面。”“二、在分析中叙事结构的层面可以从文本中分离出来。”“三、叙事功能是叙事结构的基本要素，正是叙事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结构类型。”[8] 根据普洛普概括的叙事功能，我们用来分析《倾城之恋》，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这个作品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上，借助于这样一个结构模式，我们又可能发现在“倾城”这个主题层面中还涵孕着什么东西。 最初情境： 流苏，二十八岁离婚后回娘家住，已七、八年，她名下的钱已被娘家人花完了。白公馆急于打发她出门。 行动一，白流苏陪庶出的七妹宝络去相亲，主动结交了原本是介绍给宝络的范柳原。 行动二，徐太太邀流苏去香港，在浅水湾饭店，流苏再遇范柳原。在这段交往中，经过试探、挑逗、敷衍、拖延，流苏决定回上海。 行动三，柳原送流苏回上海后独自返港，流苏在家中忍耐，忍无可忍时接到柳原电报再度赴港。 行动四，流苏与范柳原同居，一周后，范离港去英国。 行动五，同日炮声响了，柳原归来。两人再次去浅水湾饭店避难。 行动六，停战后，两人开始家居生活。 行动七，结婚启事刊出。不久，双双由港返回上海。 我们把叙述内容按情节和场景变化分为这七个行动，可以看出，这基本上与普洛普所述三十一项叙事功能中处于准备阶段的前七项功能有参差错落的对应。这七项功能分别是： 1.家庭的某一成员离家出走。 2.对主人公发布某种禁令。 3.违反禁令。 4.对头进行试探。 5.对头得到有关他企图捕捉的对象的情报。 6.对头企图欺骗他的受害者，以求占有或属于他的东西。 7.受害者受骗上当，因而不自觉地帮助了他的敌人。 这七项功能可分别定义为：离家—禁止—违禁—侦察—获得情报—圈套—依从。[9] 作为对结构的归纳，这无疑是一个简化的办法。普洛普认为在功能八之后，故事的核心纠葛和冲突才展开，这一功能定义为罪行，系对头伤害或侵犯家庭的某一个成员，包括诱拐、勒索、驱赶、凶杀、囚禁等十九种形态。自功能十八到三十一，基本属于任务完成或困难的解决，这里暂不讨论。就《倾城之恋》而言，故事在功能七已结束了，主人公白流苏与对头范柳原达成一致。不过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她清醒地知道与范柳原结合实际收获的是什么。因此，普洛普所述的功能八——故事可能的冲突运作，在这个作品中一笔带过：“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 就前面我们把《倾心之恋》概括为与普洛普叙事功能对应的七个行动来看，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假设：《倾城之恋》是在出走—归家，寻求—获得、匮乏—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之上展开叙事的。当然这两极之间有一系列空间位移：上海—香港、香港—上海、白公馆—浅水湾饭店—巴而顿道的居所—上海范、白的居所。最后白流苏归来的居所已不是那个不容她立足的大家，而是她自己争来的小家了。 可是，对流苏来说，家、获得、满足究竟是什么呢？确切地说，就是房子而已。这房子也可以作为经济来源、生活归宿、婚姻的代名词。如果说范柳原引诱流苏花了些心计的话，这心计也是体现在房子上，他为她提供了浅水湾饭店一百二十号房间，巴而顿道两层楼的家居。这样一种婚姻成就就不禁令人想起钱钟书小说中“围城”的比喻。如此，《倾城之恋》又可以解释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攻克城池之战。不过，我们不好说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谁又是失败者。事实是他们各自要到了想要的东西，男人要到了流苏尚存的美色，流苏要到了男人买下的房子。交易尚属公平，只不过这座城岂不是一座空城？作者写到了这一景象，这是流苏送走范柳原当晚的感觉： 她摇摇晃晃走到隔壁屋里去。空房，一间又一间——清空的世界。她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去。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房间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灯光来装满它，光还是不够，明天她得记着换上几只较强的灯泡。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是作品最后给流苏的结局，香港是作品中的一个城，地理上的城。可是，成全了她什么呢？她和范柳原的婚姻，只是名义上的。这婚姻里缺乏的是爱情。《倾城之恋》，将恋情倒出后，城是空城。这是作品中的另一个城，婚姻家庭、“围城”的城，比喻上的城，无爱之空城。流苏想过：“空得好！”可是她早知问题所在：“她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她管得住自己不发疯么？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全是堂堂地点着灯。”香港之城的沦陷是暂时的，战争，毕竟不是生活中的常态。停战后，回到上海，流苏的日子却还长地很。这空城岁月与传统中“长生殿”式的爱情的迥异，正显出了小说与传奇的距离。 三、在场者与空缺者 傅雷是张爱玲作品最早的肯定者，但他对《倾城之恋》评价不算高。他认为：“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傅雷的批评最后归纳为两点：“勾勒得不够深刻”，“华彩胜过骨干。” 张爱玲不服气，写了《自己的文章》以作答辩。傅雷文中指出她对范柳原与流苏的转变写得不深刻，张爱玲回答说：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10] 将批评和作者自辩比较，会看出歧异在这一焦点上：傅雷是把《倾城之恋》当作传奇看的，他以为这里说的就是一个由奇境（“震动世界之变故”）改变人物命运的罗曼史，“作品的中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张爱玲不以为然，她认为她是写实，而且是偏重苍凉的写实，“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张爱玲究竟是仅写了一个肤浅的调情的故事，还是如她所追求的，写出了苍凉的启示？我以为这里涉及到不同的读法，至少是侧重于男主角的读法和侧重于女主角的读法，也不妨说是作为男性的读法和作为女性的读法。 如前所述，《倾城之恋》于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作品是有牵涉的，它的语义有一个传统的阐述：“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换一个角度，传统作品中也有利用“倾”的一音多义，影射女色误国，导致倾城倾国的。白居易《长恨歌》即是一例，它流传久远，代表了传统文化心理中对“倾城之恋”的普遍看法，这看法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贵妃专宠、君王误国的怨恨，乃至于皇帝不杀美女恋人不足以平民愤：“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一是对爱情永存，超越生死这一境界的恋慕：“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说白了，就是误国是不好的，但两情相悦永无尽时还是好的。这里当然有一个矛盾，在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绝色美女即是国宝，理所当然归父权制最高一级的皇上所有：“从此君王不早朝。”诗中对君王的批评顺水推舟，建立在美色一祸水这一潜在前提下。对此，周作人写道：“中国民间或民间文学上相传的美妇人是谁？我们退一步，从历史和小说上来找看，有了几个，却是都不幸，也即是坏人，倾了人家的国也送了自己的命。如妲己被武王所斩，西施为越王所沉，虞姬自杀，貂禅挨了关老爷一大刀。”[11]美色，有双重的危害性，它是祸国殃己，这是父权制封建社会的女性定义。不过，《长恨歌》又把这一定义从具体的现实语境中抽离出，开辟了天上境界，它以君王之思消解了六军不发，必求一女之死的残酷性。女性的死，成全了唐玄宗千古情人的美名。当然，作为一个传统作品，我们可能不一定从上述视点考虑《长恨歌》，因为关于它已经有了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解释，但是，一旦读者自省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作为女性读者来读它，就可能在它的一般的男性作品文本中找到类似的聚焦点。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对这种作品的方式是需要警惕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小说中的戏剧性结构诱导女人加入那种把女人当作自由的障碍的幻象。《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形象，但她的角色最明显不过了，她的死免去了弗雷德里克·亨利感觉到她所带来的负担，从而来精心地构筑田园诗一样美好的爱并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对立的牺牲品’”。[12]“菲特利总结道：‘如果我们在读完此书时潸然泪下，那是为了弗雷德里克·亨利，而不是为了凯瑟琳。我们所有的眼泪最终都只是为男人流的，因为在这部书的世界里，男人的生命才是最珍贵的。女性阅读这个古典的爱情故事，并体验这种女人的理想的形象的寓意，即简单又清楚，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一的一个好女人只是一个死去的人’（71页）。不论这个寓意是否这样简单，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读者必须接受弗雷德里克·亨利的视点才能欣赏结尾时的那种悲怆之情。”[13]换言之，也只有接受唐玄宗的视点才能欣赏《长恨歌》。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这个根本点上是反传奇的，她在两个层次上显示了冷嘲的，反讽的态度。一个层面是不存在美色与倾城的联系，就小说女主人公而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所谓“成全”，实为反语，因为这中间的逻辑是荒唐与怪诞的。犹如张爱玲自辩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14]孤独、被抛弃的个体、古今错位的荒唐感，这是现代人对自己处境的意识。而且，在张爱玲看来，“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平凡，与主宰社会、政治风云的大事件不相干，若有联系，也必是荒谬的。这样平凡而众多的不相干，想必是张爱玲希望表达的一种“苍凉的启示。” 假如把“倾城”当作一种无端地介入人物命运的力量，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之恋”，爱情传奇，也是不存在的。张爱玲用这样一个故事对“倾城之恋”的阐释，不能不说是对古往今来男性文本中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傅雷以男性读者的身份看到，作品“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写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这一评语，用于范柳原是合适的，用于流苏的描写，就未免轻飘。张爱玲作品的老练是在这里，她一开始走上文坛，就带着她对爱情幻想不屑的冷嘲。和“五四”以来许多表现恋爱婚姻的作家比较，张爱玲独树一帜的是在这一点上，她描写男女婚姻，多数与金钱利害死死纠缠。金钱令女性沦为商品，又令她们成为有意识的商品推销者，为推销自己或子女而彼此厮杀。在这里，没有人性，女人与男人为敌，女人与女人为敌，张爱玲写出了一个封建腐朽气息与洋场利欲恶臭交织的社会里女性的变态与沉沦。她喜欢的“参差的对照”用之于范柳原与白流苏，我们可以看到，流苏的调情，背后是生存的焦灼与无奈，这与范柳原是不大一样的。不一样姑且用范柳原念错的一句古诗来说明，范柳原叹流苏不爱他，引《诗经》上《击鼓》（邶风）中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但我们知道，原文是“与子成说”。成说，指的是订约，是夫妻白头偕老的盟誓。范柳原念“成说”为“相悦”，必不是张爱玲的笔误，而是他的愿望，说成调情，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流苏要的则不是调情，而是“成说”，她要一纸婚契。在一时的相悦与一生的婚契后，柳原与流苏都不存爱情天长地久之心。所以说，这里面，经济利害是在场者，爱情是不在场的。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旨在求生存，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于是在她笔下，范柳原的调情是主动的、高等的，流苏则处于应战、拙于防范的状态，“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她起初倒觉得不安，仿佛下楼梯的时候踏空了一级，心里异常怔忡，后来也就惯了。”又或者“她把两双手按在腮颊上，手心却是冰冷的。”这都是流苏与范柳原的“参差”、不同之点。构成对照的是流苏始终清醒她的盘算，她算得到：“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她也明白她的底数：“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禁不起老 当她再次赴港时，她是失败者的心情，因为这种屈服：“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即使在柳原终于得手的那一晚，张爱玲也没有放过流苏那种欲盖弥彰的创痛感：“他爱她。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她不由得寒心。”在对这种心理的捕捉和观察上，张爱玲传达了她的并非“顽皮而风雅的”态度。如她自述：“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版本的“娜拉走后怎样”，几千年前，《诗经·柏舟》（邶风）一诗诉说了一个弃妇无处容身、忧愤郁结的心情，几千年后，张爱玲取《柏舟》诗境，重写了弃妇的故事。无论是《长恨歌》中升天的贵妃，还是张爱玲笔下点蚊烟香的流苏，他们生命和感情的悲剧都不是男性文本中的“倾城之恋”可以包容的。张爱玲说：“‘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旁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张爱玲没有直接给出娜拉们应该怎样的答案，但她表达了“那种杂乱不洁，壅塞的忧伤”。当你读到“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对于这样的忧伤，还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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