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新見《姬揔持墓誌》考釋——兼論貞觀元年李孝常謀
新見《姬揔持墓誌》考釋
——兼論貞觀元年李孝常址吹恼治背景
近日，蒙齊淵先生惠示西安新近發現的姬揔持墓誌拓片，此方墓誌涉及唐前期的一些重要歷史事件，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故筆者不揣溌目坚專郧笳斗郊摇懷杏懕憷澫葥拓片錄文如下：
誌蓋：大唐故周國夫人姬氏墓誌銘
大唐故周國夫人姬氏墓誌銘幷叙
夫人諱揔持，河南人也。自徇齊敦敏，師兵營衛。克炎帝於阪泉，殄蚩尤於濁鹿。既與乾坤合德，遂共日月俱明。方乘帝鄉之雲，終傳鼎湖之駕。至如顓頊言殞，高辛應期，歷葉嗣昌，本枝載茂。姜原踐跡，后弃誕生，奄有邰封，俄成保姓。暨乎文王息虞芮之訟，定三分之境；武王觀孟津之兵，致八百之會。赤雀表貺，白魚告祥。積德累仁，造區建極。且復畢原燕郜，魯衛應韓，備叙縑緗，豈繁汗簡。曾祖肇，魏使持節、龍驤將軍、假輔國將軍、朔州揔管，駙馬都尉，神水郡開國公，周侍中、雍州牧、東陽郡開國公。王濬恥其効績，謝琰慙斯樹勳。連率遐方，飛纓帝座。阜成兆庶，列爵開基。直道一心，參侄主。祖威，隋右衛率，燉煌、龍泉二郡太守，驃騎將軍、司農卿、右光禄大夫，汾源良公。龍樓罷謁，神闘除灾。非厭承明，本求人瘼。著庸超於去病，遣人齊於巨君。致果居多，方列茅土。父權，隨尚舍直長，通樂府鷹揚郎將、朝請大夫。材擅三端，能參六尚。既應帝日，方預戎機。曹洪祇厠其名，桓沖始居斯任。早游東岱，遂罷南圖。夫人稟氣方州，資靈圓折。生標岐嶷，長擅幽貞。觀察聽覽，必懷雅直；俯仰折旋，咸蹈規矩。八株挺桂，九畹滋蘭。與秋菊而齊榮，將春松而等茂。温良柔婉，謙讓肅恭。下固城隅，上竦喬木。仁慈表性，四德寧虧；愛敬自天，六行無爽。聲飛州里，跡著宗親。高門貴斯諔U，通家重其端操。年甫十四，量越成人，時有英賢，來求淑媛。義安王孝常第六子，太子左千牛、上大將軍義餘，恃潘楊之戚，慕齊秦之偶，籍彼良媒，祈諸作配。逮乎三星已見，百兩云迎，和若瑟琴，堅同膠漆。初鳴盥漱，盡禮於舅姑；終日和顔，傾心於姒娣。叔妹唯睹卑下之色，侍使但見儼厲之容。禮節無騫，執事有恪。閨門雍穆，匪徒張仲之妻；家室相欽，寧唯冀缺之婦。忽於貞觀年始，王坐劉裕身亡，夫人緣此入宫，尋蒙保傅。皇帝帝居明兩，詔授滎陽郡三品夫人。及帝踐極，後宫加授，即蒙恩詔，遷一品夫人。往者文帝親揔元戎，自臨王險，使領貴人，度遼遠覲，後襃前効，特封周國。詔曰：在勤必録，道懋於前修；有德斯崇，義光於上烈。滎陽郡一品夫人姬氏，風範柔順，操履幽閑。夙著阿保之勤，早申推導之惠。朕昔遵監撫，思切遼陽，久冒炎暑，遠修温凊。心力備盡，招⒖诵右猿﹂嶉潱瑹o忘淑慎，播徽音於椒掖，馳令問於蘭宫。宜在襃升，載崇嘉號，可周國一品夫人。夫人以久居高封，累表陳情，乞守滎陽。明旨未允，乃降墨勑，曰：“夫人淑德有聞，聲芳載穆。播勤勞於椒掖，揚保傅於蘭闈。朕爰自眇年，夙資匡導。疇臻_壤，有國常規。夫人每徇恒謙，累求減賦。此既前王彝訓，不獲便依所請。想能深體，無煩固辭。”後以忠孝公封於周國，表請改封，有勑不許。近者侍極襲爵繼周，乞移於魯，不垂照察。夫人審慎自中，謹密形外。儉約居性，信義爲宗。車乘唯重素質，衣服不尚華侈。畏榮慮過，抱樸守真。先人後己，靜退沖默。行表彤闈，令問上簡。顯慶元祀，從駕東都。母李纏痾在於京第，遠聞病革，表奏西還。勑許乘傳入京，星馳奔赴。不逢屬纊，唯睹易衮，荼毒摧割，毁瘠過禮。勑使内謁者監劉子長，宣旨慰喻，兼賜諸脯，勸令食肉。苦自哀號，竟不奉詔。如過百日，可赴洛都。并勑留守官人，仍使優料發遣。及其拜見，殆不能行。夫人泣血絶漿，茹荼含蓼。哀盡其慼，孝終於死。況復悟乾城之有假，識炎馬之無真，知水月之影空，體鏡像之形妄。性好墳籍，心專内典，捨大或之馳颍鲩L羅而解脱。自永徽、顯慶十年，釋經咸讀一遍。研尋妙理，窮覈指歸。七覺五根，四勤八正。銘諸（造字：衤+金）佩，不忘心口。且西域婆羅，刻牙爲像印，特蒙恩旨，别賜夫人。手寫真容，滿乎甎塔，證果寺内，塔像星羅。與厚地以長存，共磐石而永固。波斯製檀之妙，優填鑄金之工，寧可比其志力，不足方其形狀。但生與憂偕，患從身結。理當必至，賢莫能免。春秋五十有六，以大唐麟德二年六月卅日，薨於東都修業里第。夫人一經卧病，中使朝夕間來，其日令甄福賜藥，比至已從物化。嗚呼哀哉！勑使内給事馮士良，送御所製詩及手勑一卷，焚於靈前。其手勑等，即夫人先所裝進。又使上宫賜衣一襲，瑞逡粡垼浳镆话俣巍１鸾祫兄迹瑔试峁╉殻瑏K令官給。葬日凡諸儀仗，送至墓所。往還贈絹布貳伯段，米粟貳伯碩。五品一人監護喪事。還京供靈轝、手力，家口俱給傳發遣。皇太子、沛王、榮國夫人、城陽公主、紀國太妃等，咸皆祭贈。頻降玄造，屢發皇華。恩光雨露，潤深河海。元良垂望表之澤，天人闡分外之慈。榮國妃主曲令顧及，九泉銘荷，七尺哀榮。夫人裁屬微瘵，便推報業。唯將彌陁留想，不以事物嬰心。每常預爲誡約，亡可别樹塋兆，無煩合葬，庶同上古，斂以時服，不飾珠璣。爰逮棺槨之間，咸屏金銀器物。其葬務從節儉，仁孝隨吾本圖。此事先經聞奏，有勑許依遺旨，將終屬累，令早還京。以八月廿一日，神柩遵路。即以其年十一月廿八日，遷窆於長安縣之高陽原。西望舅姑之墳，用展生平之志。子外府丞家福，訴昊天而莫逮，思陟屺而無因。匍匐几筵，曉夜銜恤。眷言慎終之典，彌慛追遠之心。勒石泉扃，庶傳不朽。乃作銘曰：
厚順播德，靈瀆降祥。芝田挺秀，蘭室流芳。心固金石，志潔冰霜。動不踰矩，言則有章。彼求好合，作嬪君子。穆穆音徽，濟濟容止。事資畏敬，禮全終始。中饋必修，内政咸理。舋成禍結，家破凶終。獨霑餘慶，言厠椒宫。材方素雅，性體虚沖。以能見擢，令傅聖躬。帝承匕鬯，用踐儲兩。名德可嘉，滎陽敦獎。寶祚已登，周國斯享。丹諏易啵毂O難仰。嬰沉疾甚，叡旨恩生。子豫無及，醫緩徒迎。一期遷化，萬祀揚名。殁銜聖造，冥荷重明。早識苦空，夙持教戒。有生還滅，言堅必壞。庶憑十善，方超三界。冀遇花臺，俄然神逝。雲薶荒野，風愴寒林。騑驂跼顧，簫管悲吟。樹摇哀結，瘡巨痛深。飛芬流響，刊玉鐫金。
一、姬氏的族屬、源流與世系
姬揔持墓誌，長、寬各厘米，行，滿行字，誌蓋篆書，四邊刻有纏枝卷草紋，雕刻精美。從目前已發現的唐代墓誌來看，初唐三品以上高官的墓誌一般邊長可達厘米，但僅有予以特殊埋葬待遇的王子、公主及功勳卓著的一、二品高官墓誌邊長可達到一米或以上[2]，因此，從墓誌的製作來說，姬揔持墓誌是目前已發現的除了公主、后妃之外規格最高的唐代女性墓誌之一。另一方面，限於中國傳統歷史書寫的體例，正史之中除了后妃、列女之外，很少有女性形象的出現，儘管目前出土了大量女性墓誌，但大多是士人的妻女，少數宮人墓誌的記載大都簡單且程式化，史料價值有限。而姬揔持作爲唐太宗、高宗時期宮廷中活躍的重要女性，其墓誌的發現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此方墓誌的誌文長達二千餘字，詳細記載了姬揔持一生的經歷，對於研究其家世源流、唐初的宮廷政治等問題都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儘管在兩《唐書》中幾乎沒有記載姬姓人物，但姬氏家族無疑是北周隋唐之際活躍的政治家族之一，目前，我們對於這一家族的瞭解主要仰賴於石刻資料的發現。自清代以來，姬氏家族的墓誌便陸續有所發現，首先是在清嘉慶二十年（），陝西咸寧出土了元智墓誌和元智妻姬氏墓誌，清代金石學家已對這兩方墓誌做了詳盡的考釋，原石後損於兵火，殘石今存故宮博物院。年，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發表《西安郭家灘隋姬威墓清理簡報》，該墓發掘時已被盜扰，但仍出土各類陶俑一百餘件，其他隨葬品若干，反映出墓主生前的地位。《簡報》同時刊佈姬威墓誌的拓片，墓誌長、寬各厘米，安置於墓室與墓道相接處[3]，這是惟一一方通過科學考古發掘獲得的姬氏家族墓誌，原石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最近二十年來，姬溫墓誌、姬處真墓誌的拓片先後刊佈。姬溫墓誌長、寬各厘米，現藏碑林博物館，與其祖父姬威墓誌同出土於西安東郊郭家灘，即誌文中所提及的滻川鄉白鹿原，無疑是其家族的墓地所在[4]。姬處真係姬溫從子，其墓誌長、寬各厘米，刻寫粗陋，內容簡單，具體出土的情况不詳，墓誌云其葬於洛陽北芒山原清風里，與其先世族葬於長安的情況已有所不同，此方墓誌年爲北京朝陽區文物所查沒，蓋是自洛陽出土後流散入京[5]。本文研究的姬揔持墓誌，近年來在西安出土，是其家族發現的第六方墓誌，也是史料價值最高的一方。在目前已發現的姬氏家族墓誌中，姬威係姬揔持祖父，姬溫係姬揔持之兄，與本研究關係最爲密切。目前，學界已對姬氏家族的墓誌做了一定的研究[6]，特別是日本學者伊藤蘸谱g注了《姬威墓誌》，並以此爲中心，收集其當時所能見到的所有姬氏家族墓誌，對姬氏家族的源流與世系做了詳細的排比，是本研究最重要的先行成果[7]。以下，筆者首先在前賢的研究的基礎上，對於姬氏家族的族屬、源流與世系做進一步的討論。
關於姬氏家族在唐代的情况，傳世文獻中最重要的記載是《元和姓纂》周姓下一條：
【長安】本姬氏，赧王之後。先天中避元宗嫌名，改姓周氏。後周太子太僕願。威弟，生權。權生思忠、思恭。思忠，職方員外；生處遜，水部員外、萬年令。思恭，丹州刺史。願姪道斌，長安令、比部郎中。[8]
《元和姓纂》指出周姓長安一望蓋是源出姬姓，先天中避唐玄宗諱改。此次因避玄宗諱而改易的姓名、地名甚多，甚至連殤帝李重茂的“唐隆”年號亦改稱“唐元”、“唐安”、“唐興”，加之兼避嫌名、偏諱，牽涉範圍甚廣，可能是整個唐代影響最大的一次避諱更名之舉。至於時人因避諱而改姓、名的具體時間，史籍中的交代較爲含混，但據《舊唐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因避“隆”、“基”二字而改的地名約有十餘處，同時改於先天元年（）[9]，可推知姓、名的改易大約應在同時[10]。陳垣對於唐代的避諱情况有過一個整體性的觀察：“唐代避諱法令本寬，而避諱風尚則甚盛。”[11]從初唐以來的情况來看，儘管避諱之風一直存在，武則天時甚至有避外戚諱改名的案例[12]，但總體而言，至少在官方公開的表述上，是一直堅持不避偏諱、嫌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見是唐太宗貞觀九年（）的詔令：
己巳，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已來，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典。其官號、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兩字不連續者，並不須諱。”[13]
唐前期雖然亦有因避諱改姓的事例，如初唐左監門大將軍丙粲，“高祖與之有舊，以避世祖名，賜姓李氏”[14]，但也僅限於個別的家族，且帶有賜姓優寵之意，未見有整個姓氏被統一改爲另一個姓氏的先例[15]。從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玄宗時與姬姓一樣因避諱改姓爲周的尚有暨姓[16]，可見當時姬姓之改，並非孤例。儘管姬爲周後，傳說出自同源，因而周、姬互改，史有前例，《南史》記侯景之亂時，“臺城陷，（周）弘正諂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景諱，改姓姬氏”[17]，但這只是個別人的政治投機之舉，并沒有涉及到整個姓氏的存廢。而伊藤蘸普撐闹兴e出的開元十八年（）《周義墓誌》中明確提到誌主本姓姬，“因姓聲同帝諱，遂改爲周”[18]，周義家族仕宦低微，與姬摠持一系并無親緣關係，亦可窺見玄宗時的姬改周姓的舉措，并非僅涉及姬摠持一族，牽連範圍甚廣。
唐自太宗之後，幾位皇帝皆是單名，并不存在偏諱的問題，武則天時雖避諱之風略盛，制度紊亂，但可視爲女主當政時的一時權制，并非經典。因而，唐玄宗先天元年八月繼位之初，便利用官方的力量在全國範圍內大肆推行避諱更名的舉措，并及偏諱、嫌名，不但與高宗李治登基之初僅守太宗遺訓，不願意將治書御史改爲御史中丞的舉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9]，更有違背祖宗成制的嫌疑，其背後可能存在著一定的政治動因。兴苤宗繼位之初的政治形勢頗爲微妙，自中宗復位已來，連續多次成功或失敗的宮廷政變，已使唐廷中樞陷入了極不穩定的狀態，這一持續多年的政治危機并未隨著玄宗的繼位而宣告結束，反而形勢有再度緊張之虞，遜位的睿宗皇帝依舊以太上皇的身份掌控了部分權力，而與玄宗不睦的太平公主則權傾朝野，虎視眈眈，玄宗的地位并非十分穩固[20]。當時的玄宗可謂正面臨著百廢待興的局面，卻不汲汲於內外更化，而對避諱這樣的小節如此注意，推行的力度和範圍倍逾於前，實是異事。
其實，正是由於玄宗面臨著嚴峻的政治挑戰，加之本人并非是睿宗的嫡長子，在正統性上亦有所不足，所以纔需刻意强調避諱，以彰顯皇帝的權威。一般以爲避諱的起源可以上溯至商、周[21]，但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較爲嚴格的避諱制度應當是在秦漢統一帝國出現後纔得以實現的。目前關於避諱的研究中，很少有人注意到避諱這一制度在國家權力構造中的作用[22]，避諱古典的敬名、尊名之意，本身就有構築尊卑等級秩序的功能，進入帝制時代，這一傳統與皇帝制度相結合，成爲塑造、展現皇帝權威的重要一環。由於帝國地域廣袤，即使如秦始皇這樣樂於巡幸的皇帝也很難在有生之年親自向普天之下的兆民展演皇帝的權威，而避諱制度的發展完善則成爲展示皇權存在的重要一環。中國古代眾多的典禮儀式，其背後重要的目的是在於使權力變得看得見，透過儀式的表演，塑造、傳播國家及皇帝的權威，構築尊卑有差的等級秩序。避諱作爲廣義禮制的一部分，儘管不是一種如封禪那樣盛大而公開表演，卻發揮著長期、持續的滲透性功能，將皇帝的權威傳遞到芸芸眾生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可以設想，如果小至普通庶民的姓名、日常生活中的習語，大到百官公卿的官稱、沿襲千年的地名，都會隨著某一位皇帝的登基而隨之發生改變的話，這種政治權威對於庶民日常生活滲透的力度和廣度恐怕是無遠弗屆的，是莫非王臣、王者無外的皇權觀念最直觀的展演，甚至可以理解爲皇帝對於庶民進行直接人身統治的一種方式，無疑成爲了皇權演示的最佳場域之一。其實，正是由於頻繁的避諱更名對於一般庶民的日常生活影響太大，所以纔有不避偏諱、嫌名或以僻字爲皇子命名等一系列限制舉措的出現，以求在皇帝權威的展示與庶民日常生活的安定中尋找一個平衡。在玄宗繼位之前的幾年中，唐朝皇位在很短地時間內三易其主，連年的政治動蕩無疑損害了皇權的神聖性，玄宗在繼位之初，恐怕未必不被當時人視爲又一個短命的皇帝。在此情形下，玄宗把避諱作爲一種在普天之下重塑皇權神聖性的權力輻射裝置，大範圍地推行避諱更名之舉，并且一改太宗以來的成例，偏諱、嫌名兼避，在幾何級數上增廣了避諱的範圍及受影響的人數，這樣大大擴展了“天威”所及的廣度與深度，使得玄宗本人新帝繼位、萬象更新的形象得以深深地印入普通民械男闹小
在以往關於姬氏家族的研究中，集中討論的一個問題是對其家族族屬與源流的推測。岑仲勉并未在《元和姓纂四校記》本條目下做過多的考訂，僅指出姬威爲姬願之弟，《姓纂》中“威弟”當作“弟威”，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展開討論的是王仲犖的《〈元和姓纂四校記〉書後》一文[23]。王仲犖哂谩对瞧藜夏拐I》等石刻資料進一步考訂其世系，并推測姬氏本屬代人，其主要依據是：《姓纂》云姬氏望繫長安，後魏都洛，代遷之人，悉爲河南洛陽人，姬氏當亦著籍洛陽，後隨宇文泰西遷，改以京兆爲郡望，并推測《元智妻姬氏墓誌》“夫人姓姬”，“姬”字下所空二字當爲長安。又以爲鮮卑代國時期的姬澹，可能與之同族，而姬澹又寫作箕澹，蓋是緣於鮮卑譯音無定準的緣故，北魏末年宇文泰有武川同鄉姬庫根，或與姬氏同支。
以下，筆者援據新見石刻資料，對於王仲犖的假說作進一步的檢驗與申論，首先王仲犖以爲《元智妻姬氏墓誌》“夫人姓姬”，“姬”字下所空二字當爲長安這一推測恐怕并不能成立，筆者檢覈《元智妻姬氏墓誌》圖版[24]，作“夫人姓姬，&&&
也”，如果補入長安兩字，作“長安也”，文意亦不通，但此處空闕的二字無疑是表示郡望或族屬的文字，若王先生的對於姬氏族屬的判斷不誤，其空闕二字推補爲“代人”或許更爲合理，但之後陸續發現的《姬威墓誌》、《姬溫墓誌》、《姬摠持墓誌》、《姬處真墓誌》皆云姬氏家族爲河南洛陽人，目前尚未發現著籍長安的姬氏墓誌。另一個問題是，假設姬氏本爲漢人，其姓源出姬周，東周定鼎洛陽，望出洛陽，亦屬正常，而且從目前所見的幾方墓誌中，都看不出姬威家族與姬澹或者姬庫根這樣明確有代人標識的姬氏具有血緣關係。因而，王先生對姬氏家族代人→河南洛陽→長安的家族姓望流變過程的推論尚存有史料上的缺環，未能完全定讞。
詳考姬威家族的歷官與婚姻情况，王仲犖的關於姬氏源出代北的假設基本是可以成立的[25]，值得推敲倒是其家族姓望演變的具體過程。支持王先生推論的理由大體有三，首先，從姬威曾祖姬懿、祖姬亮、父姬肇等人的歷官情况來看，其在北魏、西魏、北周三朝頗受重用，多任武將、邊州刺史，其行跡、地位皆不類漢人[26]。其次，姬威的姊妹姬氏嫁給元智[27]，元智爲北魏昭成皇帝之後，其父元最，見於《北史》[28]，因隨孝武帝入關，受封爲王，頗受尊寵。元氏爲鮮卑皇族，拓跋氏在北魏前期通婚並無一定準則，除了代北貴戚之間的婚姻之外，常與身份低微的人士通婚。迁洛之後，開始講求閥閱，除了維繫與鮮卑貴族婚姻關係外，亦逐步與漢人大族通婚，但其通嫁娶的範圍大體局限於漢人大族及南方王朝歸附的宗室成員之中[29]。若姬氏爲漢人，中古姬氏并非名門望族，並無與元氏聯姻的資格，且西魏以降，宇文泰復鮮卑舊俗，胡漢之間通婚的風氣恐亦中落，則姬氏與元智的聯姻應當是代北貴戚間的傳統通婚關係的延續。其三，儘管我們不知姬氏家族入關的確切經過，但從幾方墓誌提供的信息來看，其家族皆仕於西魏、北周，其中姬威曾參與滅齊之役，墓誌中特別提到他“平鄴之日，追齊主於青州，擒獲之功，爰加寵命”，並曾幫助楊廣奪嫡[30]；姬揔持之夫李義餘亦出身關隴貴戚；姬溫之妻竇氏乃竇诹c唐高祖竇皇后同宗。從其仕宦、交遊、婚姻狀況來看，姬氏家族的發展軌迹與王先生的推測頗爲契合，以關隴貴族中活躍一員的身份出現北朝隋唐之際的政治舞臺上[31]。
但是，由於我們對姬氏家族在北魏末年的活動缺乏瞭解，因此洛陽→長安姓望轉移的推論并無直接史料可供支撑，徐冲博士則提示我注意姬氏家族姓望演變的另一種可能：代人→長安→河南洛陽。事實上，西魏北周的統治集團除了隨孝武帝入關的元魏宗室之外，主要來源於六鎮鮮卑，這些留戍邊鎮的鮮卑兵士本來身份低微，并沒有隨例改爲河南洛陽郡望。如果姬氏家族的軌迹與宇文泰集團中的大多數人一致的話，應當是先隨六鎮南下，輾轉入關後方著籍長安，其間并無改爲河南洛陽郡望一節。至於姬氏家族墓誌中關於曾祖姬懿、祖父姬亮在北魏歷官的記載，則可能是姬肇發迹之後的追贈，而非實際擔任過的官職，姬氏家族河南洛陽的漢式郡望大約是在隋朝建立之後纔搆擬攀附而成的。
二、貞觀元年李孝常峙咽录考論
對於姬摠持而言，其人生的轉折點發生在貞觀元年（），墓誌云：“忽於貞觀年始，王坐劉裕身亡，夫人緣此入宫。”此事是指其公公李孝常夥同劉德裕密职l動政變，姬總持因坐丈夫李義餘參與址炊粵]入宮掖，一下子從人生的雲端墜入谷底。關於這次未遂政變陰值那搬崾寄屡f《唐書》、《通鑑》雖有記載，但可能因爲叙述較爲簡略，一直未能引起學者足够的注意：
貞觀元年十二月戊申，利州都督義安王孝常、右武衞將軍劉德裕等址矗D。[32]
戊申，利州都督李孝常等址矗D。孝常因入朝，留京師，與右武衞將軍劉德裕及其甥統軍元弘善、監門將軍長孫安業互説符命，忠运扌o兵作亂。安業，皇后之異母兄也，嗜酒無賴；父晟卒，弟無忌及后並幼，安業斥還舅氏。及上即位，后不以舊怨爲意，恩禮甚厚。及反事覺，后涕泣爲之固請曰：“安業罪债斎f死。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寘以極刑，人必謂妾所爲，恐亦爲聖朝之累。”由是得減死，流巂州。[33]
借助新出墓誌資料的提示，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激發傳世文獻的活性，注意到這一重要的政治事件。事實上，這是李世民借玄武門之變登上帝位後，唐廷內部一次震動巨大的政變圖郑叶秲愿敗分斜４媪艘欢胃鼱懺敿毜挠涊d，使得我們多少能够更加深入地瞭解到這段被湮沒的歷史背後的隱秘：
李孝常，隋兵部尚書圓通之子。高祖時爲利州都督，每以佃獵爲務。太宗嗣位，表請入朝，因留京師。其子義宗坐刼盗被誅，因此怨望，與劉德裕等陰圖不軌。其子義立謂其友人蔡惲曰：“我常從齊王遊獵，與王相失道，傍見一老母，眉髮皓然。我問王所在，答曰汝即王也。因忽不見。”鄠縣丞李延曰：“往年於太和谷得一石，其狀如龜，外有圓郭，中有常字。又新錢文曰‘開元通寳’，此即圓通之子孝常之符命也。”有劉文贊者，又言衛元高（嵩）詩云“天道自常”，此則孝常之讖矣。德裕乃與孝常之甥統軍元弘善及監門將軍長孫業忠匀胫敝梗毡云鸫笫拢鹄钚⒊懙邸５略＃涞鲁踝月尻枤w國，爲秦王府庫直騎，歷護軍、太子左内率，遷爲將軍，與孝常通郑巳諏⒎础Ｆ渥有⒈居种^賀婁善積曰：“我父好酒豁達，有漢高之風，手握禁兵，而左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右騎衛大将軍長孫順德、郎將元律、城門郎韋元整等深親善，今起大事，嘯命必成，不宜屈於人下。”劉文贊亦奨成其事。德裕曰：“我生日有異，當汝請。又大業初童謠曰：‘白楊樹下一池水，决之則是劉，不决則爲李。’但李在未决之前，劉居已决之後，明知李氏以後天下當歸我家，當爲决之，順天之命耳。”後譀捌潼h與皆伏誅，死者十二人。[34]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政變的謩澱咴谂e事之前，利用當時流行符瑞讖緯知識，造作易代革命的輿論，其中很多手法，與李淵起兵時的宣傳如出一轍。如上文所引太和谷得石事，太和谷在終南山中，李淵於武德八年（）在此處興造太和宮[35]，作爲避暑的行宮。符瑞製作者選擇此地作爲故事發生的場景，或許與此背景有關。李淵起兵時，亦在太原發現青石，“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治萬世’”[36]，這塊石頭後來又被重新詮釋爲李治登基的符瑞之一[37]。至於衛元嵩，本是北周時蜀地富有傳奇色彩的術士，好言將來之事，“天和中，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並有徵驗”[38]，其所作讖言在當時流佈甚廣，影響極大，唐高祖受禪之前，“裴寂等又依光武長安同舍人强華奉赤伏符故事，乃奏神人太原慧化尼、蜀郡衛元嵩等歌謡詩讖”[39]，將其作爲證明李唐獲取天命承認的重要文獻依據。至於劉氏當王、李氏將興這樣的政治預言，在整個中古時期，都極爲風行，群雄起兵舉事多引以爲己應，其背後的政治、宗教含義相當豐富，學者已有很多討論[40]。這兩種本來起事時經常互相呼應的讖謠，隨著唐王朝的建立，李氏當興的預言已成現實，而轉向互相對立的關係，劉氏當王的符讖，成爲威脅李唐王朝穩定的一大因素，劉黑闥等人起兵便以此爲號召，劉德裕便是化用了這些流行的知識話語，加以重新改造，構建了劉在李後，將代李而起的譜系[41]。政變前後，此類讖謠大量的製作與散佈，固然是當時人的知識體系的一種反映，而自武德末年至貞觀初的三、五年間，隨著李建成與李世民之間矛盾的激化，唐廷中央發生了多次政治變動，這些持續的政治異動，不但刺激了其他政治人物的覬覦之心，更削弱了唐王朝本身的正統性，使得李氏之興的“李”究竟是應在哪一位李氏身上，劉氏是否能繼之而起重新成爲了人們議論的話題，這爲讖謠的滋生與流行創造了便利條件[42]。
由於唐太宗曾經有意識的重建過初唐時代的歷史文本，因而從目前來說，我們對於武德、貞觀之際的政局變遷，尚有種種晦暗不明之處，特別是我們并不瞭解唐高祖李淵在儲位之爭中的真正態度[43]。但就目前所存的客觀記錄來看，唐太宗的繼位之後的局面，絕非是天下歸心、萬民擁戴的圖景，從武德向貞觀的過渡反而是充斥著動盪與不安的。在其繼位後一年之間，先後發生了廬江王李瑗、羅藝、長樂王李樂良、王君廓等四次規模頗大的公開叛亂，其所涉及的涼州、幽州等地域，地連突厥，易於搖動，本來就是唐王朝政治版圖上的薄弱之處。促成這些反亂者起兵的一個共同因素都是其本與高祖或李建成關係密切，因而缺乏對於太宗的政治信任，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事件是羅藝之叛。羅藝在武德三年舉幽州歸國，有大功於唐，“詔封燕王，賜姓李氏，預宗正屬籍”，高祖遇之甚厚。羅藝亦於武德六年自請入朝，以示忠眨嘏c李建成親善而與太宗不睦，曾“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宫東諸坊，欲以補東宫長上”[44]。太宗繼位後，羅藝懼不自安，舉兵址炊粴[45]。李世民繼位之後在全國範圍內對於李建成、李元吉餘黨的清查，“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之黨散亡在民間，雖更赦令，徼幸者爭告捕以邀賞”[46]，也在客觀上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事實上，因被誣爲太子餘黨而被殺的案例並不少見，如竇軌素與韋雲起不睦，因韋雲起弟韋慶儉、堂弟韋慶嗣並事東宮，便以建成餘黨的名義擅自殺之[47]。後魏徵奉旨宣慰山東，釋放前東宮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以顯示太宗既往不咎之意，無疑是一個著名的故事，但也從側面反映出清查太子餘黨的風氣之盛，涉及面之廣，以至於李世民不得不派出魏徵前往山東處理善後，希望重新收拾人心。因而，李世民繼位之後的舉措失當，一方面造成了地方諸侯的動搖，另一方面更加劇原本親高祖、太子、齊王力量的離心傾向，武德、貞觀之際的政治異動，爲這些讖謠的傳播與發酵提供了土壤。
如果說之前的叛亂都是源起於地方，參與者大都不是李唐政權的核心人物，并非腹心之患的話，那麼李孝常的址磩t發生在直接關係宮掖安危的禁軍之中，而且，此次政變參與者多是關隴貴戚，其牽連的官員層級之高、人數之校鄬俸币姟Ｊ紫嚷允鲋反的首腦李孝常的家世背景。李孝常家族的發迹始於其父李圓通，李圓通之父李景本爲楊忠部下軍士，“因與家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祖家”，從而成爲楊堅的親信，李圓通爲人“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隋易代之際，隨護楊堅左右，頗著功績，因而深受信任，在隋代位歷榮華，是楊隋時代新興的親貴家族，其子李孝常在隋末爲華陰縣令[48]。至於李孝常本人生平經歷，我們瞭解得較爲有限，主要依據於《冊府元龜》中的一段記載：
李孝常，隋末爲華陰令，率兵守永豐倉。陰圖附義，以倉城來降，拜爲左衛大將軍。從平薛仁杲，力戰有功。高祖又念以其倉歸義，手敕褒美，進爵義安王，邑三千户，著屬籍宗正。高祖臨朝，毎賜同榻而坐，其寵遇如此。[49]
隋唐之際，李孝常最重要的功績便是據永豐倉降唐，成爲助李淵順利入關的一大功臣。永豐倉，隋置，本名廣通倉，大業初更名，是河、渭間轉咪罴Z的屯聚中心，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價值[50]。楊玄感起兵反隋，质坷钭有郾阍ㄗh他：“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51]李淵起兵之初，薛大鼎亦主張：“勿攻河東，從龍門直渡，據永豐倉，傳檄遠近，則足食足兵。既總天府，據百二之所，斯亦拊背扼喉之計。”[52]薛大鼎出身河東薛氏，爲鄉里豪右，諳熟河東周圍的山川形勢，所論可謂知言。但不知爲何，唐軍并未采納其建議，依然選擇先取河東，受到隋軍名將屈突通的頑强抵抗，遷延未進，而此時李孝常“據永豐倉，遣子弟、妹夫竇軌等送款，仍便應接河西關上兵馬”[53]，成爲戰爭的重要轉折點。
李孝常之降，從兩個方面改變了戰場的形勢，首先，當時唐軍主力受到河東屈突通的牽制，遲遲未能渡河，西進關中，爲了打開嚮西之路，李淵刻意唤j關中賻泴O華，“拜華左光祿大夫，封武郷縣公，加馮翊郡守。從其来者。仍委華以次授官，頒賜各有差。仍命華先濟，爲西道主人”[54]，使其引王長諧、劉弘基等軍相次渡河，以據河西。李孝常之降，“仍便應接河西關上兵馬”，使唐軍在河西取得了一個穩定的立足點，得以擺脫屈突通的牽制，全軍西進，李淵本人不久之後便親身渡河，至永豐倉，便是明證。至於永豐倉的得失對於唐軍的意義，李淵本人更有一段清楚的自白：
帝至倉所勞軍，見箱廩填實，銘題數多，喜謂從者曰：“千里遠来，急於此耳。此既入手，餘復何論。食之與兵，今時且足，信出於己，久行諸将，俱謹備守，無爲他慮。”未下馬，仍開倉大賑饑民。[55]
隋末天下大亂，群雄逐鹿，流民四起，誰能據倉稟而聚流民，誰便能成就大業，李密據洛口倉，聚眾百萬，聲動天下，便是著名的例子，因而唐軍獲得永豐倉的意義，堪比李密據洛口。李淵借助永豐倉的存糧，賑濟流民，收撫人心，招降群盜，兵食俱足，出現了“三輔吏民及諸豪猾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計，扶老擕幼滿於麾下”的局面，爲最終底定關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56]。
但李孝常家族發迹於隋，與楊堅一家關係緊密，此時爲何棄隋歸唐，其間的緣由尚不明瞭。李淵本人頗注意邀買關中人心，其先頗輕視孫華，然終厚遇之，其實蘊有千金買骨之意，吸引關中豪杰歸附，其“謂華曰：‘卿能渡河遠来相見，吾當貴卿，不減鄧仲華也。關中卿輩不少，名並劣卿，卿今率先從我，羣雄當相繼而至’”[57]。孫華西渡後，蕭造、李孝常及萬年、醴泉諸縣相次而降，或與孫華的示範效應有關。另一方面，李孝常之父李圓通因得罪宇文述而獲譴於隋煬帝，憂懼而死[58]，當時其家族與楊隋的關係已漸疏遠。李孝常選擇在關鍵時刻站在李淵一邊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其與李淵的姻親關係，奉使接洽雙方的是李孝常的妹夫竇軌，本是李淵妻竇氏從弟，而竇軌之弟竇琮大業末犯法亡命太原，早已依附李淵，隨其起兵[59]。在初唐功臣中，李孝常除了獻永豐倉一事外，并無其他功業可稱[60]，卻深受李淵寵愛，受封爲王，名列宗籍，其身份、地位儼然與舉幽州歸唐的羅藝相若，恐怕也與其和李淵的特別親近的私人關係有關。
李孝常在備極榮華之後，卻在高祖遜位不久的貞觀元年意圖址矗峙虏⒉皇且患偶發的事件，其間的政治背景，需要放在玄武門之變後的唐廷中樞政情演變的延長綫上來加以考量。上文已經論及唐太宗繼位之後，以原秦府班底爲中心，調整人事格局，整肅太子餘黨，頗激起四方疑懼，而李孝常太宗嗣位後自請入朝，無疑有避免猜嫌，求取太宗信任之意。其晋京後一年左右的時間都閑居無事，未獲新職[61]，皆可證明其親近於高祖，而與太宗關係疏遠。從其二子的情况來看，李義立自云常從齊王遊獵，可見其在玄武門之變前與齊王過從甚密，很可能在之前儲位之爭中傾向於太子一方。此時距玄武門之變不過一年，李義立便半公開地宣揚其與齊王之間的關係，在政治上故犯禁忌，很可能是爲了在政變謩澲袪幦≡瓋A向於太子勢力的支持，至於在符命的叙述中特別設置了“與王相失道，我問王所在，答曰汝即王也”這一應答場景，是否在某種程度上隱喻其行動蓋是承續太子、齊王之業。至於本篇墓誌誌主姬摠持之夫李義餘，爲李孝常第六子，行事雖未見諸於史籍，但其曾任太子左千牛的身份，多少透露出其與太子一系的關係，則大體可以判斷整個李孝常家族的政治傾向都偏向於高祖及太子一黨。
以下復考參與址吹钠渌麕孜怀蓡T的生平，劉德裕，生平經歷僅見於上文所引《冊府元龜》中的一段記載，其武德初自洛陽歸國，從時間上來推測或許是在武德元年十月隨李密一起歸唐，後入秦王府，爲秦王府庫直騎，值得注意的是其曾爲太子左内率，但李世民爲太子的時間甚短，不過兩個月便受禪稱帝。因而，劉德裕任太子左內率時，所指的太子是否可能是李建成而非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曾謩澢謯Z、拉攏秦府兵將以益其府[62]，不知是否因此導致了劉德裕從秦王屬下轉任東宮。
至於捲入陰值牧韮晌淮笕宋飫⒑牖㈤L孫順德，都是追隨李淵起兵太原的重要將領，唐高祖親信的功臣元老，其中長孫順德還是太宗長孫皇后的族叔[63]。另一位尚有線索可循的人物是城門郎韋元整，韋元整出自京兆韋氏逍遙公房，據其子《韋綝墓誌》，可知其曾先後任西府東閤祭酒、天策上將府鎧曹參軍事[64]，知其本爲秦府故人。又韋元整妻《王婉墓誌》亦發現，可知其妻族一方的情况，王婉亦出自關隴貴戚，其祖父王慶，自云出自太原王氏，周延州總管，《北史》有傳[65]，更重要的是王婉之母長孫氏乃是長孫晟之女，太宗長孫皇后之親姐，王婉墓誌由紀王李慎親撰，結銜自稱“皇弟左衛大將軍荆州大都督上柱國紀王纂”[66]，反映出其家族與皇室密切的關係。另一位參與址吹拈L孫皇后親屬則是其異母兄長孫安業。至於其他幾位與聞其事的人，如李孝常甥統軍元弘善、賀婁善積、郎將元律等，儘管我們不能確切瞭解其生平家世，但從其姓氏、身份推測，這些人大體出自關隴貴族家庭，應該是沒有什麽問題的。
因而，這一址疵苤與之前羅藝、王君廓的反亂有著明顯的不同，羅藝、王君廓都是在武德後方纔歸順於唐的地方勢力，幷非李唐政權的核心人物。參與此次址从媱澋娜宋飵缀醵际浅錾黻P隴核心家族，與李唐皇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互相間也有密切的姻親、世交的關係。如劉弘基、長孫順德等人更是李唐的創業元勳，位高德重，即使李孝常的計劃能够成功，其所能獲得的地位亦不過如此，本無捲入此類火中取栗之事的必要。參與謩澋娜耍执蠖际钦莆战姷汝P鍵位置的將領，如“以右監門率長孫安業爲右監門將軍”這樣任命甚至是玄武門之變後在太宗本人主導下人事調整的一部分，而長孫順德則親身參與了玄武門之役[67]，至少證明時至李世民繼位之初，這批禁軍將領如果不能算作爲太宗親信的話，至少也是高祖與太宗雙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像韋元整所任的城門郎之職，儘管品位不高，但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啟閉之節，奉出納管鑰”[68]，在面對政變這樣突發事件時的地位非常重要。其時距玄武門之變甚近，禁軍向背、宮城得失，本是左右唐代宮廷成敗的關鍵因素[69]，太宗本人自然深諳其中關節，對於相關的人事任命自會有周詳的考量，韋元整能出任城門郎，當與其秦府舊屬的身份有關。但即使如此，在太宗繼位之後的短短一年間，這些元勳親貴，都或溁蛏畹貟匀胫反陰种腥ィ峙虏⒎桥既唬浅鲮秾Ω咦妗⑻谡嘟惶嫫陂g所發生的種種變化的不滿。
當然，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密值慕M織者更像是一群烏合之校]有形成真正有力的政治團體，李孝常與劉德裕之間還存在著互相競爭的關係。參與密值娜藛T主要來自與高祖關係密切元勳功臣、原太子、齊王的舊屬這兩股在玄武門之變後失意的政治力量，間或也有個別原秦府舊人參與其中。各人參與的程度亦深溣挟悾瑒⒑牖㈤L孫順德這樣的勳貴更有可能因爲太宗登基之後的政治失意而成爲密值耐檎[70]，但沒有真正介入具體行動的謩潯Ｓ伸独钚⒊１救巳狈υ诮娭械挠绊懥Γ苤真正可以仰賴的力量是以劉德裕、長孫安業爲首的部分禁軍將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關隴貴戚中有不少人本是關中豪族，擁有相當的社會勢力。如李孝常另一子李義宗坐劫盜被誅，以李義宗貴戚之子的身份，其所參與恐怕幷非普通的剪徑之事，而李孝常家族出身將門，著籍京兆涇陽，屬於李淵入關時所極力爭取的地方豪猾勢力，李義宗被誅或許與橫行鄉里、召集亡命之類的游俠行徑有關。韋元整所在的京兆韋氏家族自北朝以來便是關中一流的豪族，其家族墓誌近年來有不少發現，可以反映出其家族在當地勢力的不少面向[71]。儘管這場密植]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組織也頗爲鬆散，主要是一群政治失意者借助於當時流行的讖謠的隨機聚合，但由於密值膮⑴c者大都出身關隴核心家族，佔據了禁軍等關鍵位置，在長安當地社會中也具有很强的動員能力，反映出關隴貴戚內部基於李世民登基之後一系列舉措的不滿，產生的離心傾向，其政治影響力不容小覷，大體上可以視爲太宗繼位後，親高祖、建成勢力在唐廷中樞的規模最大的反動。
正因爲捲入此事的人物大都是李唐政權中的核心家族，在政治上有盤根錯節的關係，即使太宗本人亦必須做出相當妥協，僅僅誅殺李孝常、劉德裕等首质人，不敢過份株連。如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功臣，僅僅以與李孝常交通的罪名除名，不久便重獲啓用[72]，而從韋元整相關的幾方墓誌來看，其似乎也沒有受到特別的懲罰，後來還位至曹州刺史。從姬摠持墓誌反映的情况來看，可能受到打擊較大的只是李孝常、劉德裕這兩家，即使對於李孝常家族而言，姬摠持入宮近四十年，去世後選擇葬地時，雖然因爲其本人的佛教信仰，沒有選擇與丈夫合葬，但依然“西望舅姑之墳，用展生平之志”，安葬於夫家舊塋，顯示其與夫家可能依舊保持聯繫，這多少也透露出李孝常家族仍然維持了一定的政治地位[73]。
三、姬摠持生平經歷疏證
姬摠持前半生的經歷無疑是循著一個關隴貴戚家族女兒慣常的人生道路按部就班地前行，年甫十四便嫁給了同出關隴，與其家世、身份相若的李義餘，當時約在武德六年前後。此時，天下大局已定，其公公李孝常正深受高祖寵幸，以異姓的身份受封爲王，貴盛無比，墓誌中所云“逮乎三星已見，百兩云迎”的盛大場面或許也并非僅僅是誇張的描寫，婚後不久便育有一子李家福。但貞觀元年李孝常家族因峙讯鴰自鉁珥斨郑ǔ忠嚯S之被沒入宮掖，人生命甙l生了根本性的轉折。恰好太宗的第九子李治在貞觀二年六月出生，由於其爲長孫皇后所出，身份天生高過其他皇子一籌，姬摠持幸叩爻蔂懶禄首拥谋８担瓉砻的又一個轉機。由於長孫皇后家族的多名成員，也被牽涉入此次址矗嗌贂ǔ值拿有所同情，加之姬氏與長孫氏同出關隴，而姬摠持在入宮之初便能獲得照顧李治的機會，可能緣於長孫皇后的相助。另一方面，姬摠持的嫂嫂竇氏又與高祖竇皇后同宗，其家族在初唐宮廷中或許尚有不少人脈可供利用。總體而言，姬氏入宮之後的境遇是頗爲不錯的。
在北朝的政治傳統中，因罪沒入宮掖的官宦人家的婦女借助保育皇子機會，在宮廷中站穩脚跟，後又隨著皇子登基稱帝而重振家聲的例子所在多是，加之與鮮卑特色的子貴母死制度相結合，使得保太后專權成爲北魏前期政治中的一大特徵[74]，而姬摠持以罪人臣隸的身份保育李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爲北朝宮廷傳統在唐初的延續[75]。由於長孫皇后在貞觀十年去世，當時李治尚未成年，因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由姬摠持伴隨著李治的成長，一起經歷宮闈中殘酷的儲位之爭，成爲其在後宮中最親近的人之一，墓誌中“夙著阿保之勤，早申推導之惠”；“播勤勞於椒掖，揚保傅於蘭闈。朕爰自眇年，夙資匡導”等讚詞雖是出自詞臣的代筆，但亦非虛言。其中特別提到“往者文帝親揔元戎，自臨王險，使領貴人，度遼遠覲”，指的是貞觀十九年二月太宗親率大軍離開洛陽，討伐高麗，留太子李治於定州監國，并選留高士廉、劉洎、馬周、張行成、高季輔五人輔佐太子處理日常政務，這是太宗對於被立爲太子尚不滿兩年的高宗行政能力的一次重要考察，也是對於身後政治安排的一次預演，對於高宗本人是否能够穩固太子之位，具有重要的意義[76]。當年十月，太宗自高麗還，李治至臨榆關迎接，并隨太宗巡幸幽州、并州[77]。因而，在這一年中，唐王朝的政治中心事實上從關中移到了河北，從墓誌透露的信息，在此期間，姬摠持也隨高宗在定州，并很可能在後宮中承擔較爲重要的責任，并照顧高宗的日常起居，與高士廉等輔政大臣內外相維，一起維繫整個行在的日常咦鳎拐I中“朕昔遵監撫，思切遼陽，久冒炎暑，遠修温凊”，便是描述了這一段經歷。其間更曾率領太宗的部分嬪妃，前往遼東前綫覲見，可知其深受太宗本人的信任，可能是長孫皇后去世後，宮廷中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之一，這也是姬氏後來受封周國一品夫人的主要功績所在[78]。
但到了永徽年間，隨著武則天的入宮，高宗宮廷的權力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儘管從墓誌程式化的叙述中，我們很難確切地瞭解到姬摠持在後宮中與武氏勢力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但從一些點滴中尚能窺見端倪，墓誌中特別提到兩件事：“後以忠孝公封於周國，表請改封，有勑不許。近者侍極襲爵繼周，乞移於魯，不垂照察”，其中忠孝公指的是武士彟，武士彟在顯慶元年（）被追封爲周國公，後被追尊爲忠孝太皇[79]，故有此稱。而侍極是指散騎常侍，龍朔二年（）二月，改百司及官名，散騎常侍改稱侍極，咸亨中復其舊稱[80]。此處指的是賀蘭敏之，時武則天以“韓國夫人之子敏之爲士彠嗣，改姓武氏，累拜左侍極、蘭臺太史，襲爵周國公”[81]，賀蘭敏之爲人更加驕橫跋扈，連太平公主都敢得罪。姬摠持面對武氏勢力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兩次主動表請改封，以免遭猜忌，可知其在應對複雜詭譎的宮闈政治時，始終小心謹慎，因而得以保全榮祿，墓誌云其處事“審慎自中，謹密形外”，蓋非虛語。
姬摠持晚年篤信佛教，“性好墳籍，心專内典，捨大或之馳颍鲩L羅而解脱。自永徽、顯慶十年，釋經咸讀一遍。研尋妙理，窮覈指歸”，這一方面迎合了高宗登基之後，宮廷之內佛教氛圍的上升，亦與武氏家族對佛教的崇信保持一致。另一方面，致力於佛教，使其避免在宮闈政治中與權力欲望極盛的武則天發生正面衝突，所謂“自永徽、顯慶十年，釋經咸讀一遍”，其中透露出的信息是自武則天掌握後宮後，姬摠持便專意佛教，不再介入宮中日常的行政事務。姬氏卒於東都修業里，修業里本是唐王公貴戚聚居之處，睿宗二女鄎國公主、代國公主皆居住於此[82]，姬摠持居住於此，而非世居的長安，一方面反映出其適應高宗時政治中心移至洛陽的趨勢以及個人顯赫的政治地位，但另一方面，則透露出其晚年并未居住在宮中，或與其子李家福同住，已淡出後宮事務。姬氏摠持之名，亦帶有佛教色彩，不知是原名如此，還是信佛之後所取[83]。在葬俗上，亦反映出姬摠持本人强烈的佛教信仰，其遺願：“亡可别樹塋兆，無煩合葬，庶同上古，斂以時服，不飾珠璣。爰逮棺槨之間，咸屏金銀器物”[84]。此外筆者注意到姬摠持身後的賜物中，有瑞逡粡垼@也可能與其佛教信仰有關，武則天的母親榮國夫人楊氏去世時，曾“內出大瑞澹睿ㄙR蘭）敏之造佛像追福”[85]，這可能是一種在高級絲織品上摹畫佛像，進行供養的方法，而姬摠持死後獲賜的瑞蹇赡芤嗍亲鞔斯τ谩＜ǔ秩ナ乐幔瑐錁O哀榮，高宗御制詩悼念，皇太子、沛王、榮國夫人、城陽公主、紀國太妃等李唐皇室及武氏顯貴皆親自臨喪致祭，葬禮全程由官方主導，供給費用，賻贈優厚，可知姬氏生前與武氏相處當屬融洽，或許佛教信仰是聯繫其間的重要紐帶。
姬摠持奉佛的舉動受到了高宗的大力支持，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西域婆羅，刻牙爲像印，特蒙恩旨，别賜夫人”，這段文字頗有難解之處，試爲疏證如下。其中所謂“刻牙爲象印”，應該是以象牙爲材質，雕刻佛像，形制則如印章大小，便於按捺在紙質文書或絲織品上，宣揚佛法，敦煌曾出土過不少木質的佛像印及捺有佛印的卷子，其功用與形制當與此類似[86]。謝和耐（）也曾指出在唐代初年，逐步興起了製作各種材質的小型佛像供養於家的社會風氣，同時刺激了製造小型慈善用品手工業的發達[87]。象牙在唐代本身是一種珍稀的舶來品，主要來源於嶺南、南詔、安南及東南亞的群島地區，象這種動物本身在佛教上有著特殊的內涵，象主（）是佛教中分主南方的天神，象王（）象徵著佛陀至尊無上的權威，擁有“香象”稱號的菩薩則是僧眾奉行的榜樣，大象的宗教蘊涵在唐代的文學和繪畫中都有很多表現[88]，因而用象牙雕刻佛像加以供奉，不但與其材質本身的稀缺性有關，也與象這種動物本身的佛教色彩有關。薛愛華（）曾經指出唐人有以象牙製作小型雕像的風氣，其中提到一尊正在爲卷髮裸體兒童哺乳的鬼子母神象牙雕像，雕像具有健陀羅風格，以及另一尊舞女的小型雕像[89]。儘管雕刻的不是佛像，但鬼子母神源出婆羅門教，後被佛教所吸收，成爲護持婦女兒童的護法神，其形象在新疆等地的石窟壁畫中有不少發現，是當時佛教造像、繪畫流行的題材之一[90]。這尊象牙雕像無疑也與佛教信仰有關，至於舞女的形象在唐代也往往與西域、胡人等因素有關。這恰與誌文提到的“西域婆羅，刻牙爲像印”一說相印證，西域雖然不出産象牙，但唐人素有西域重象牙的傳說，而這種將象牙雕刻成佛像印的供養方式很可能是自西域傳入的。墓誌中所說的“西域婆羅”，其身份則較爲複雜，唐代佛僧與婆羅門僧的區別本來就不太嚴格，一些懷有異術的婆羅門也以僧人的身份在唐代宮廷與社會中活動[91]，但這位西域婆羅的胡僧身份是沒有問題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前期，有不少婆羅門在宮廷中活動，比如唐太宗曾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92]，武后時婆羅門僧惠範挾持左道，深得武則天與太平公主的信任[93]。墓誌中描述的情形來看，象牙佛像印作爲一種非常珍貴的供養物，由西域婆羅雕刻完成後，高宗將其作爲一種特殊的恩寵賜予姬摠持，則這位西域婆羅的身份很可能是一位活躍於當時宮廷中的胡僧。
姬摠持虔信佛教，因而親手摹寫大量佛像真容於證果寺內供養，“手寫真容，滿乎甎塔，證果寺内，塔像星羅”。姬摠持禮佛的證果尼寺，則是一座與李唐皇室關十分係密切的寺院。其最初位於長安豐樂坊橫街之北，本隋勝光寺，隋文帝第四子蜀王秀所立，大業元年（），勝光寺徙光德坊，於此置仙都宮，成爲隋文帝別廟。武德元年，高祖爲尼明照廢仙都宫置證果寺。證果尼寺的地位在唐高祖、太宗時達到了鼎盛。“大唐高祖太武皇帝於京師造會昌寺、勝業寺、慈悲寺、證果尼寺、集仙尼寺”等五座寺院[94]，證果寺便是其中之一。貞觀九年，高祖去世之後，廢寺立爲高祖别廟，號静安宫。證果尼寺遷移至崇德坊，改隋月愛寺爲尼寺，位於坊東北隅[95]。而關於證果寺的搬遷過程則頗經歷了一番風波：
又證果寺尼慧尚者，僥倖一時，宮禁還往。會高祖升遐，離宮京置，乃以尚之住寺，擬設皇靈。尚即取僧寺爲尼所住，事違正敕，莫敢致詞。（慧）滿遂構集京室三綱大德等二百餘人，行於擯黜云。自佛法流世，未有尼眾倚官勢力奪僧寺者。[96]
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證果寺中的尼姑自明照至慧尚都與唐皇室廷關係密切，有出入宮闈的方便，因而可以借助權勢侵奪僧寺，其地位遠在一般僧寺之上。其寺後來被改置爲高祖的別廟，成爲安頓高祖後宮嬪妃晚年生活的場所，也反映出其與李唐皇室關係的非同尋常。其次，由於尼寺身份的特殊性，其往來的對象主要應當是後宮中的女性，成爲後宮女性學習佛教知識、從事佛事活動的重要場所。姬摠持時證果尼寺儘管已遷移至崇德坊，但這一功能并沒有改變，姬摠持在證果尼寺禮佛，證明了這家寺院與宮廷間的密切關係在高宗時代依舊得到了延續。
在唐前期的政治中，後宮的女性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趙雨樂先生曾經指出，唐前期由於多是女主當政，宮官、命婦利用性別上的便利，成爲了溝通宮廷內外的重要渠道，也獲得了顯赫的權勢，而唐後期宦官權勢的崛起，與玄宗上臺之後刻意防制後宮有關，唐前後期政治的一大變化，在於皇帝的政治側近群體由宮官變爲了宦官[97]。但是由於歷史記載的局限，這些隱藏在宮闈深處的女性，除了上官婉兒這樣個別被正史記錄的人物，我們得以瞭解稍多之外，剩下的面目則完全晦暗不明，而新出土墓誌在某種程度上稍稍彌補了這一缺憾。耿慧玲教授曾利用宮女墓誌討論其在神龍政變中的作用[98]，而姬摠持墓誌則展示了一位我們前所未聞的唐初宮廷中重要人物的生平，儘管限於墓誌本身程式化的書寫，其在宮中的作爲依舊徽种粚由衩氐拿婕啠呀浱钛a了許多過去未知的空白。最近，蒙西安碑林博物館的王慶衛博士惠示一方未刊的司馬慎微墓誌的照片，其中提到其妻李氏：“載初年皇太后臨朝，求諸女史，敕穎州郡王載德詣門辟召，侍奉宸極。一十五年墨敕制詞，多夫人所作。以長安二年六月二日終於大內。”又爲我們研究唐初女性在政治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而我們正借助著這些出土文獻中的草蛇灰綫，一步一步深入唐代宮廷政治的內闈。
附記：蒙齊淵先生賜告此方墓誌原石中部偏右處有深色印蹟，蓋是安葬時將絲織品置于墓誌的誌蓋與誌石之間，絲織品碳化後所造成的痕迹。王慶衛博士提示我《唐薛元嘏夫婦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年第期）曾提及在墓誌的誌蓋與誌石之間發現殘朽的絲織物，鄧菲博士告訴我在宋墓中也有類似的發現，則這可能是唐宋時一種流行葬俗。
本文定稿後，蒙陳尚君教授告知在《唐語林》中有一條相關材料，可以補充本文的論述，“高宗乳母盧氏，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以帜嬲D，故虜沒入官。帝既即位，封燕國夫人，品第一。盧既藉恩寵，屢訴及杜□氏，臨亡，復請與才幹合葬，帝以獲罪先朝，亦不許之。”（見《唐語林校證》卷四，中華書局，年，第頁）。按杜才幹事蹟見《通鑑》卷一八八，其初隸於李密，後斬李密叛將邴元真，以濮州歸唐。至於稍後牽連址匆皇拢匆娭T於他書記載。其妻盧氏入宮後的經歷，與姬揔持頗為近似，可資參證。
姬氏家族世系、婚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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