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重大发展战略。城镇化一方面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带来机遇，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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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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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重大发展战略。城镇化一方面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带来机遇，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出资金投入、政府管理、乡土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挑战。面对机遇与挑战，应该从优化政府宏观管理职能，扶持社办文化服务项目等方面促进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中国论文网 /1/view-6245028.htm　　【关键词】城镇化 公共文化服务 政府管理 　　【中图分类号】G120.0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城镇化作为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大发展战略来推进。随后，习近平也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城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不难断定，城镇化的推进必将会给我国社会的多个领域带来新变化，而作为其中之一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将会随之开始新一轮的发展。 　　城镇化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带来的机遇 　　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现代化。国内外的实践已经证明，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对文化发展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会带动经济与科技的新一轮增长与腾飞，相应地，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也会随之而获得快速发展。从经济角度上讲，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将会有约1.5亿至2亿农民工举家迁到城市，这不仅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内需潜能，而且必将强有力地推动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有专家曾经指出，“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将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25亿元以上，未来十年可以拉动经济增长3.5～6.8个百分点。”①经济增长也给增加城镇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投入提供更多可能性，政府会不断地改善和更新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在科技领域，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高新技术，如卫星、互联网、新媒体等将会得到广泛运用，它们将成为推动文化建设、提高文化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的新引擎，进而实现全方位、立体化、数字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设施布局将更趋合理，并逐步形成以新兴城镇为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促使各新兴城镇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发展，最终推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品质整体提升。 　　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一体化。众所周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目标是要“成体系”，即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指“以文化馆（站）、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等面向社会公众的文化机构和场所为中心，以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相关社会组织为外围，遍布城乡的文化服务点和网络体系”②。目前，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离“一体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由于现有的条块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使得文化资源未能有效整合，“大文化”与“大服务”框架仍未建立起来，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这表现在，公共文化服务普遍存在“各建各的、各管各的、各用各的”的现象。第二，由于我国农村土地分散，小规模的村落跟着土地散落在各处，导致政府在农村很难配备统一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然而，在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以上的状况将会得到根本改善。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建设新兴城镇的机会，规划好当地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促进新兴城镇文化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逐步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共享机制，从而避免公共文化设施和资源的重复建设及其浪费。同时，也能实现各种类型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之间的交流，进而满足不同类型居民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跳出传统思路，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拓展、拓宽新兴城镇与大城市以及农村之间的文化传播渠道，使基层文化服务点遍布每一个角落，最大限度地确保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格局。 　　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属于公共产品，这决定了公平公正即均等化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价值取向。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政府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各级政府都将大部分的财力投向城市，而对农村的投入则明显低于对城市的投入。由于投入得不到保障，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只能是纸上谈兵，很多农村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都不能顺利进行，场地和设施匮乏。这直接导致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难以保障，即享受不到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的基本文化权益。此外，农村基层政府普遍存在“重经济、轻文化”的发展理念，也导致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滞后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城乡二元供给”体制问题，促使由农村居民转变而来的城镇居民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享受大致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获得必要的公共信息、文化知识和文化娱乐，从而公平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并实现个人发展。可以说，城镇化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有效途径。 　　城镇化给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出的挑战 　　对资金投入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及其发展对资金投入的依赖性比较大。就全国范围来讲，“近十年来，国家财政收入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增长，但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一直保持在国家财政比重的0.39%～0.40%之间（发达国家和地区通常大约将公共支出的1%用于公共文化投入），文化事业基础建设投入总额占国家基础建设投资的比重则更少，近5年维持在平均0.05%的水平，并有不断减少的趋势。”③可见，我国政府对文化事业的资金投入尚处于低水平状态，这与广大民众潜在的文化需求存在明显的差距；另外，我国对群众文化机构的投入虽有增长，但也适应不了群众文化组织日益发展壮大的需要。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口规模约为14.5亿，其中，城镇人口将达到8.7亿，这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巨大消费群体。因此，在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国家需要拿出相当规模的资金投入，才能满足新兴城镇建设所产生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而当前，我国的财政体制导致基层政府无力承担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所需要的大规模资金。在国外，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的是民间资本。但是，在我国，由于长期的体制、机制等方面原因，政府一直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主要投资主体，而民间资本等社会力量尚未充分进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领域，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资金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就得不到较好的解决。此外，根据近十年国家投入文化事业（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逻辑事实，我们可以推测，即使国家（政府）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无外在压力的情况下，它们也不可能拿出大规模的资金来积极投入新兴城镇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这样看来，城镇化所产生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给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资金投入带来了巨大挑战。
　　对政府管理的挑战。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化管理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越来越不相适应。截至目前，我国初步建立的文化产业法律法规，如《文物保护法》、《文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与规范公共文化市场的实际需求是有一定差距的，并未形成统一的公共文化法制体系。另外，我国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考评机制，更为关注的是服务设施的建设情况，即简单地把基础设施设备等同于公共文化服务，简单地把文化活动的大场面等同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而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注重实效。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制度不健全，在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政府的权力部门从建设项目的规划、项目施工、土地征用、质量监管、使用分配等多个环节进行设租，使得很多大型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项目质量大打折扣，不仅造成公共利益的巨大损失，也对社会生产和公众生活造成严重威胁。此外，政府盲目进入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领域，也使得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投资多元化改革进展缓慢。由此看来，在新兴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无疑对目前的政府管理提出了巨大挑战。如果我们不解决管理的制度问题，不解决管理的体制问题，新兴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无疑将遭遇挫折，公共文化服务不免会遭受损失。 　　对乡土文化的挑战。我们今天所讲的传统文化，绝大部分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而几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乡土文化。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都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通俗”的文化显性特质。然而，“伴随着农村踏上城市化的进程，农村公共文化也必将随之被发达的城市现代文明所取代，”④这样势必会造成我国多元文化个性特质的遗失。而且，在信息化社会，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信息渠道的多元性使得公民对于文化的选择权和主动权明显增强。公共文化建设盲目追求奢华、雷同，“不求最好，但求最贵”，以至于出现千城一面现象，即过于注重模式和共性，而忽视文化个性，僵化地方特色。在如火如荼的城镇化进程中，当几亿农民脱离乡土，作为乡土文化的载体，那些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居民如何保存？一些文物古迹是否会在铲车声中一去不复返？那些符合农村生活节奏的剪纸、刺绣、蜡染等民间技艺又何以存活？不考虑文化传承的城镇化，一定会出现和自己乡土的断裂，出现和自己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断裂。城市发展中最容易受伤害的是历史文化遗产，城镇化进程一定要警惕此前城市化进程中的惨痛教训，不能重蹈历史覆辙。城镇化是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但不能把自己的乡土文化“化”、“弃”掉。所以，城镇化进程中可能会造成的乡土文化流失，也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出了挑战。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对策 　　优化政府宏观管理职能。在城镇化给政府带来的管理挑战面前，政府必须要摆正自己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角色与地位，即主要履行宏观管理职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一个沟通政府与社会的桥梁，是给全体人民搭建文化平台的过程。由于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具有公益性，这就决定了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政府必须居于关键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这也就是说，公共文化服务主要应该由政府来提供，而不可能主要通过市场来提供。但是，我们也知道，政府并不是万能的，它的力量毕竟有限，强调政府主导公共文化投入，并不意味着政府插手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所有方面。政府如果管得多，管得杂，不仅不能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反而会造成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浪费。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靠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政府对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管理应该从微观层转向宏观层，由行政管理转为经济调节、法规规范为主，集中力量于战略性决策，加强顶层设计，整体把握公共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市场机制更容易发挥效率的地方，政府应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坚持产业化思维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对部分公共文化产品、文化服务项目、大型文化活动等，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等，并以市场化方式来运作。对文化艺术中心、体育中心等大型文化设施，委托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切实提高运作水平和综合效益。政府还要建立科学有效的财政资金使用和项目监管制度，加强对资金使用的有效监管，做到“投入有序、监管到位、使用合理、效果保证、群众满意”，以良好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产品供给、规范服务，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文化需求。 　　扶持社办文化服务项目。公共文化服务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是社会各阶层都应当共同关心的事情。事实上，我国民间社会隐藏着发展公共文化事业的巨大动力。这一方面，表现在组织上。当前我国已正式登记的3000多个文化类非政府组织中绝大部分的专业性非常强，其成员也大多为专职，他们拥有某方面的文艺特长。除去这些正式组织之外，还有一些群众自发成立、自主开展活动的松散型组织，如腰鼓队、舞龙队、排舞协会、戏迷协会、球类协会等，这些组织也异常活跃，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特别高。 　　另一方面，表现在资本上，我国拥有超过10万亿元的社会资本，如果能够充分调动这些文化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充分运用这些社会资本动员投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定将会有很大的突破。因此，政府要想方设法吸引社会资本和产业资本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通过政府扶持、出台优惠政策、鼓励社会捐赠、重大文化活动推介等多种形式，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产品的供给。发挥民营经济的优势，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文化俱乐部、赞助活动、免费提供设施等多种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支持民办公益性文化机构的发展，鼓励民间开办博物馆、图书馆等，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的多元化、社会化。 　　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实践表明，城镇化可以与发育和生长于乡村的民族民间文化融为一体。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民族民间文化，充分发挥民族民间文化承载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另外，还要深入挖掘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时代性，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有益价值，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注入活力与生命力。要利用现代传播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报道民族民间文化品牌，实现影响力号召力向更广阔的区域扩散。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民族民间文化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同农民有着天然的相通性和亲近性，最容易为农民所接受，农民最容易融入其中，因此，可以将在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居住的新城镇居民塑造为传承乡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的主体和载体，让他们不要遗忘乡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民间社会不乏文化大师与艺术能人，我们也要充分发挥民间艺人在传承乡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此外，还应专门进行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综合研究，尤其是研究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如何能够在城镇化过程中变成活的文化基因，变成新兴城镇居民的文化生活方式。同时，要因地制宜，更好地进行整体性规划，把文化保存意识渗透进去，使得新兴城镇化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机制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注释】 　　①王尔德：“专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到2020年，城镇化将带动25万亿投资和消费需求”，《21世纪经济报道》，日。 　　②齐勇锋，李平凡：“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1期。 　　③孙士鑫：“构建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理论分析”，《当代经济》，2011年第7期。 　　④陈立旭：“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 　　责编/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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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村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挑战和机遇
需要1000个字
&&&&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引起安徽城乡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城镇化过程中积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尤其是长期以来的诸多体制性障碍,导致农民失地失业,农民返贫、城乡差距拉大、乡镇企业不景气和小城镇建设萧条等.一些地方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热衷于"大城市化"、"大都市圈化",采取的拔苗助长的做法违背了农民意愿,损害了农民的直接利益,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使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安徽小城镇的历史贡献和发展偏差
上世纪80年代，安徽农村开始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桎梏，商品经济应运而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蓬勃发展。年，安徽城镇化水平由12、6%提高到27、8%，其中设市城市由10个增加到22个，县以下建制镇由不足200个增加到913个。小城镇成为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1）提高居民素质和生活质量。小城镇相对农村而言，具有优越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提高了居民生产生活便利化程度。中小学、职业培训基地等科教文化设施，使居民及其下一代受到更好的人类文明熏陶。（2）带动农村区域发展。小城镇拥有各类专业、批发市场，有利于吸纳社会资金，拉动农业产业化及农村经济发展。比如固镇县王庄镇形成的花生产业链，万名农民参与种植、采摘、加工、销售、运输。全镇农民人均来自花生的收入有1200元，占其纯收入的45%。（3）实现低门槛就业。大城市每接受一个劳动力需要基础设施等相关投资1万元，而小城镇的投资不足大城市的一半，因而特别适宜纺织、针织，服装、箱包、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被誉为“安徽服装第一镇”的孙村镇，镇区服装企业已达30多家，永盛等5家公司为国际名牌服装企业贴牌生产，全镇7000多农民进入工厂成为工人，占全镇人口总数的30%以上。（4）拉动内需增长。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鉴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扩大导致的消费结构断层，我国在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就出现需求不足。据分析，如果城镇人口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买房、医疗等消费增长和升级，就可拉动GDP增长２个百分点。“九五”期间，全省小城镇建设投入达390、17亿元，拉动了建筑、建材、房地产等一批相关产业的发展。
小城镇的快速发展，是与安徽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但是安徽小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偏差，主要表现为：
（1）忽视产业培育，城镇化发展失去支撑。小城镇是与乡镇企业相伴而生、相互匹配的。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需求不足促使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乡镇企业生存环境恶化。企业关停破产与资本增密同时作用，吸纳就业能力下降。1995年安徽乡镇企业增长速度为50%，1998年下降到12%。同期全省乡镇企业职工由777万人，降到570万人。在严峻的发展环境下，多数小城镇没有在培植本土产业上下功夫，及时起动民营经济、打工经济，而是大搞招商引资的“洋跃进”。为了和外商“攀亲”，不切实际的竞相上马开发区，大肆拆旧建新，加大了建设成本。由于软硬件环境先天不足，乡镇开发区“圈而不发”，小城镇“有城无市”比比皆是。没有牵动性强的工业项目，而昂贵的城镇建设成本需要分摊，又人为地抬高了进镇门坎，抑制小企业生存空间，阻碍了农村劳动力流动。90年代中期以后，安徽每年有600万民工涌入东部沿海地带，正是当地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发展的具体表现。
（2）脱离城市化导向，小城镇定位不准、功能弱化。从城市化自身发展规律来说，大、中、小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不同节点，通过合理分工，共生共荣。处于较高等级的大城市，通过极化和扩散过程，强化核心功能如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等，而将部分次重要功能如休闲、居住、制造等分散到其他类型城市。低级城镇则依据自身优势，确定其在城镇体系中的发展方向，通过整合资源、要素集聚，承接大城市部分功能，进行良性发展。东部地区农村小城镇繁荣发展，正是得益于城乡生产要素相互交融、优化组合。如江浙等地充分利用靠近上海的优势，拾遗补缺，为大上海纺织、食品、机电等产业配套生产，产生了低压电器、箱包等集群经济，为小城镇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安徽大城市少，中小城市较多、分布较为均匀。但是依靠行政力量而非经济辐射力形成的均衡布局的结构，城市分工不明晰，内在功能缺陷。城乡之间联系松散，城市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向农村流动的规模和速度较低。缺乏大城市辐射带动，小城镇呈离散性、孤立化发展。在区域间利益矛盾、领导任期政绩目标等因素推动，小城镇分散布局、恶性竞争、经济规模小、集聚能力差。典型调查表明，小城镇镇区人口万人以下，市政、经济、社会功能难以实现。而安徽只有部分中心建制镇达到这一合理规模。
（3）行政推动型的城镇化，难以提供有效供给。80年代开始的经济管理体制、财政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改革，目的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由于改革不配套，各级政府分配关系没有理顺。在全面的城镇化建设，各级政府以行政权利为中心进行资源配置的倾向，通过强化财政集中的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结果导致城镇资金、资源逐级上抽。据调查，乡镇财政收入80%要上缴县财政，每年县以上部门在镇区收取的各种规费占全镇财政收入的50%以上，而返还用于小城镇市政建设的不到10%。权力最低的小城镇，则通过圈地，以土地资本增殖收益作为资本原始积累。过多过密的小城镇，在行政权利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机制作用下，各自为战，基础设施重复建设，资源难以共享。
新世纪初，随着市场机制深入推进，城镇化发展产生都市化、圈层化趋势，那种缺乏市场导向、城市导向，依靠行政推动的分散性城镇化道路已走到尽头。当前，需要对省域范围内现有城镇资源优化组合，从区域发展需求角度对不同类型城镇，进行合理的功能、产业、设施定位，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二、安徽小城镇群体发展定位
1、现有城镇资源整合
安徽城镇化发展设想是：加强省域大中城市与长三角大城市圈的联系和合作；促进沿江城市的城建、交通、经济对接，打造马铜芜经济圈；发挥省会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的极化——扩散作用，发展卫星城镇群，促进城乡资源共享和一体化发展。依托大城市带动，逐步形成“二线三片”的小城镇布局体系。
实现这一战略部署，需要做好小城镇布局调整，优化组合。（1）选优培植，重点突破。安徽城镇化发展目标是，到2010年全省城镇人口达2700万人左右，城镇化水平达40%左右。可以在目前200个左右的中心建制镇中，选定1/3作为重点镇，每县2—3个，成为县域范围内的副中心；用不到10年时间，将其中1/3发展到5万——10万人的小城市，可将未来需要转移的农村人口的一半集中在这里。
确定重点扶持的中心镇，应确定区位、资源、现有规模、发展速度等评价指标，参考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等人文因素，对现有小城镇发展潜力、带动辐射能力摸排评估。列入重点序列的，在项目、资金、政策安排上适当倾斜。如工业扩散项目选址优先；省建设用地指标优先安排；财政专项投资或银行授信，重点支持其公用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发展的中心建制镇，在空间布局上与县城镇呈倚角之势，管理权限为县级或副县级。
（2）错位竞争，组团发展。在小城镇密集区域，将空间距离靠近的数个小城镇“捆绑”起来，采取联席会议等制度安排，打破行政区划约束，让市场选择发挥作用，让小城镇的单一功能、优势产业充分发展。比如800里皖江城镇带，分布100多座小城镇，相距50平方公里范围往往分布着几个经济实力相当的小城镇，做好群体规划，在工业及基础设施项目方面错位安排，地域扩张相向发展，直到最终连成一体。最终，在京沪铁路城镇带、皖中城镇群等“二线三片”地区，形成沿江、沿路、沿线、沿景的城乡一体化布局。
（3）撤并乡镇，扩大腹地。从1993年进行撤并乡镇，各地已经合并了约一半乡镇。自2002年陆续开始的撤并乡镇，主要目的是扩大管理半径，降低管理成本。需要结合城镇化发展的目标，扩大重点镇管辖范围和人口容量。对偏远山区、库区、行蓄洪区等生态环境条件差，难以根本治理的地方，撤并乡镇，原则上不建新镇，鼓励农民搬迁进镇。现有小城镇如果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可考虑调整行政区划，扩大管理范围、提升行政级别。
2、小城镇群体的设施定位
按照专业化、社会化要求，进行城镇密集地区城镇群（带）群体规划，切实解决跨行政区域基础设施共建、资源共享、环境共保、区划调整等问题。通过规划，提高城镇交通、通讯、供水、供电、供气、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的供给能力和利用效率。
在城镇群基础设施规划中，尤其要考虑对交通设施的投资，建设内外联系通畅便捷的综合交通网络。当今的城市呈大型化、圈层化发展、一体化发展，城市辐射带动范围随着交通条件改善而扩大延伸。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即将实施“2小时交通圈”方案，正在建设多座跨江大桥，打造城际高速公路走廊（辅之以通勤铁道），使区域内16城市构成经济密切联系的同城效应。借融入长三角的历史机遇，安徽省会合肥及沿江城市正在加快与长三角空间相连，搞好过境交通和连接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大交通网络的快速通道建设。建立皖江城镇带与长三角经济圈的交通网络，便于承接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功能外移和产业配套项目。
处在皖中城镇群、皖江城镇带的小城镇，应该将交通设施建设重点放在利用周边城市交通体系上，尽快开辟对外联系的便捷通道。以省城为中心支点，以150公里为半径画圈，这个圈内物流畅通、资源丰富，有高速或国道连接支点，具备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效应的前提条件。在省域内依托合肥、芜湖等区域中心城市，适时建立“1小时经济圈”，让沿线的小城镇承接其产业配套项目，拉动休闲、旅游、物流等功能的扩散，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双赢目标。
3、小城镇群体的体制定位
在小城镇群（带）体发展过程中，要强化经济区域观念，逐步建立跨区的行政协调机制，赋予中心城市和中心城镇更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通过财税、投融资、城镇管理等体制改革，逐步理顺各级政府权力分配关系，赋与小城镇应有的发展权利。在建设投资、公用产品提供、城镇扩张方式和速度等方面，充分尊重市场选择、考虑社会承受能力。政府逐步从建设主体地位退出，通过制订规则和政策引导，吸引社会资金广泛参与。除了提供环保、治安等公用产品及其服务，竞争性建设和经营项目，让企业按市场化原则经营。
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是城镇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些经济要素的流动和集聚规模，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镇化的推进速度。政府需要构建好的投资环境、经营环境，提供优质服务，促进企业和产业集聚。还要着力解决农民进城法律和制度保障，如制订进城农民宅基地异地置换政策，降低农民进镇门槛。
三、不同类型城镇的发展定位
1、重点镇的产业定位
在重点镇产业规划中，需要确定支柱产业，以带动和形成产业集群、块状经济。一要考虑经济外延性。就一般加工业而言，应选择加工度较高的环节，以产生配套要求，进行延伸发展；从企业组织看，需要有生产终端产品或半终端产品的骨干企业；从拉动就业的效果看，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因而，必须选择关联度高、产品配套性强，能产生整体竞争力的产业。二要从发挥城镇群整体优势出发，在培植传统特色产业时考虑到与大中城市优势互补。在“二线三片”地区，围绕合肥、芜湖、蚌埠、阜阳、黄山等区域中心城市产业规划，参与分工协作，形成各具特色的纺织、机械、电子、化工以及教育、旅游产业。
借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安徽沿江城镇群应加强与长三角经济圈的产业关联，一是利用现有工业基础，承接其产业转移。很多沿江小城镇具有机械、电子、钢铁等产品配套能力，可以利用投资成本低廉的优势，吸引其劳动密集型项目扩散，成为其钢铁、机械、电子等产业链条的一环。二是利用资源优势，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安徽具有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和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资源，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有可为。长三角地区是安徽农副产品传统的销售市场和重要的加工转出口渠道。一些已形成特色种养殖基地的重点镇，应充分改善交通条件、配套设施，建立绿色农业园区，加强对长三角地区的招商引资，形成蔬菜、畜禽产品等深加工产业。三是利用独特的自然人文资源，发展旅游产业。皖南的新安文化、“两山一湖”地区，皖北的老庄文化等特色文化地带，可以发掘传统特色文化的深层内涵，将其与现代人文追求相结合，对其自然风光、人文景点、饮食文化、特色房产等进行整合、包装，形成系列产品，有序地推向市场，将小城镇建设成为城市休闲观光、度假置业基地。
2、& 卫星镇、边界镇的功能定位
在离散型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小而全的小城镇虽然承载着区域范围内的行政、经济、科教文化等功能，但是难以充分体现。当前需要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对小城镇功能进行分类规划、重新构造。
大中城市进入新一轮扩张期，给周边小城镇发展带来历史机遇。大城市集约化发展，强化部分优势功能，保持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平衡；从而为中小城市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提供条件。大中城市周边的小城镇，可以承接城市的物流、教育、休闲等功能，发展成为中心城市服务的卫星镇。比如，处在合肥市辐射圈内的上派、双墩、等小城镇，上派可以利用政务新区南迁及合肥大学城设立，发展教育产业，兴办教育园区。物流基地，双墩、进一步强化为产业配套基地。这些卫星镇都可以发展房地产业，利用山水资源开辟商贸别墅区，吸引富裕阶层落户投资；或以廉价的普通商品房吸引工薪阶层租住，兴办老年公寓等各类民政社会福利事业。
在省域、县域交界处的小城镇，远离政治中心，其发展和崛起更多的体现民间力量和地域特色。如六安市叶集镇、界首光武镇，已发展成为辐射影响力较强的皖西、北重镇。未来发展应突出其贸易、交通、服务功能，强化跨区域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融，侧重拓展交通、信息、仓储、饮食、农副食品加工、旅游产品开发等产业空间，加速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的流动和集聚，迅速成长为有地域特色的新兴边贸重镇。&&&&&&& 　&&&&&&&&&&&&&&&
3、& 山区小城镇的发展定位
从自然地理状态看，安徽小城镇可分为平原地区、丘陵、山区三类。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客观因素制约，山区小城镇分布更趋于松散状态。发展方向。与平原、丘陵地区相比，山区小城镇的交通状况差，经济和人口规模小，经济社会功能难以体现。
山区小城镇发展要打破“小而全”格局，构造新的优势功能如环保、旅游休闲等，走集中化、特色化道路上。山区的资源是山特产、矿产以及独特的环境、文化资源，小城镇发展应以开放促开发，加强科技力量和教育条件投入，加强交通信息网络的建设，促使思想观念更新、人口和经济集聚。产业选择上，避免为发展工业而进行掠夺性的山特产资源开发，推行沼气、太阳能利用等生态能源产业，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有机食品及其加工业；办好生态旅游、绿色饭店和各种绿色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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