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学者文库-孙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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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晨，男，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应用伦理学、伦理学理论等
哲学&影评&符号学 分析哲学管理 经济危机 贫富差距传播&新闻 和谐社会历史&胡塞尔& 人口比例郎咸平&华民&林毅夫 价值观&司法公正&国学&正义&人文&存在主义&现象学 海德格尔
在近代中国学人中，对本国文学有高深的造诣，同时又能兼通西方英法诸国文学者，首先当推吴宓。
宓，字雨僧，陕西泾阳人，请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生，一九七八年卒。吴氏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从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毕业后，由于受了梁启超文章政论之影响而心仪其人，于是赴美攻读新闻，先在维吉尼亚大学（Vniversity of Virginia），嗣因其志趣与新闻不尽相合，遂转入哈佛大学，改习西洋文学，从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游，与他同时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有梅光迪、张欣海、楼光来、李济等（注一）。回国后，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及四川大学，并担任过清华国学院研究院的主任。他所讲的课程，计为：“世界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而且经常以“西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明”、“印度佛学哲理”，及“中国儒家学说”四大传统，比较印证，同时以“文学丰富生活”，“生活体验文学”为主旨（注二）。在那一段时期，与他素有来往的名教授为刘文典、汤用彤、钱基博、徐志摩、沈有鼎、朱自清、杨杏佛、梁启超、胡先啸、王国维、陈寅恪、黄节、柳诒徵、刘伯明、张荫麟、俞平伯、李方桂、李璜、顾随、吴芳吉、萧公权、叶公超、盛成等人。当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大陆沦陷后，传闻他曾一度至峨眉山出家为僧，旋又确知在西南师范学院外文系任教，从此就再没有任何消息。据我们的推测，恐怕已不在人世了。
吴氏早年曾与友人创办过《陕西》杂志（注三），自美留学回国后又编辑《学衡》杂志，凡十一年，共出了七十九期，并主编过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凡六年，共出了三百一十三期。他原打算趁编文学副刊的机会，L（sou）集师友及当时名家诗词，编为中国诗选一书，并系以小传，同时对于每一首诗中所寓时事，详加注释，用备史乘，结果未能如愿。又著有军国民小说，叙述日俄战争，然亦仅成两回而罢。关于吴氏创办《学衡》杂志，以及在大公报主编文学副刊的旨趣，以牟润孙先生说得最为中肯，他说：“五四以还，言新思想、倡新文学者，率多鄙弃传统，泾阳吴雨僧先生，取径独异。其所持论，固深有获于西欧北美之学说，而未尝尽舍我邦先儒旧义。即吴氏同调为学衡撰稿之群贤，亦莫不皆然，诚有合乎义宁陈氏所谓以新瓶装旧酒之意，与陈独秀先生主撰新青年，鸠集吴虞、胡适、高一涵诸君子以弃旧崇新相号召者，分庭抗礼，别成一派。”按牟氏所言“分庭抗礼，别成一派”，确系如此，因为学衡的主持人，除吴宓外，尚有梅光迪等人，梅氏是留美学生，然而却极力提倡古典文学，时人称之为“学衡派”，虽然没有胡适先生“尝试集”声势之浩大，但至少在保存国粹，发扬国粹方面，起了不少作用。所以牟氏又说：“学衡所涉方面甚广，不专论文学。其后吴氏司大公报文学副刊笔政，亦本斯旨。在举世趋新之际，独能取异域作品与理论，与我国旧文学衡量比较，研求两者相通之道，其识见议论，殆非专倡新艺而贬旧体为局限于前人桎梏中者所能企及。”在以上这些话里，便可看出吴氏是一个个性耿直，择善固执，而不肯轻易附和流俗的人。就在他那以中西文学理论作比较的研究下，果然在清华大学训练出了像钱钟书那样的学生来，因此牟氏接着说：“无锡钱默存教授钟书，撰谈艺录，取唐宋以降诗人篇什，诠以泰西文评哲论，契合印证，得其神髓，盖能融会于无间也。谈艺录今日风行海内外，研治文学者，多奉为圭臬，其故即在于是。默存卓荦英才，重以家学渊源，中外文学造诣，均极尽精微，并时罕见匹俦。然其负笈清华时，正逢吴氏主讲西洋文学，薪火相承，默存当为泾阳法嗣。虽谈艺录持论间与其师之说有出入，而纲领主旨则同，青出冰寒，亦应有之谊。”（注四）吴宓在中西文学比较方面的贡献，除前引牟氏之说外，柳诒徵先生的《送吴雨僧之奉天序》一文，说得更为得体，他说：
泾阳吴子雨僧，教授东南大学者三年，薄海闻其名，争礼致之，雨僧曰：辽沈有朝气，吾将往G（kai开）其学风。南都学子坚留之，不获。则以一年为期，冀雨僧之复来也。柳诒徵曰：苟利于国，何择乎南北？苟昌其学，何间乎远迩？雨僧有造于东北，亦东南学子之幸也。晚清以来，学校朋兴，士挟k（jia）走绝域，求一长以自效于国者无算，独深窥欧美文教之（kun阃：门坎；妇女居住的地方）奥，与吾国圣哲思旨想翕丽，以祈牖民而靖俗者，不数数M（gou罕见）。宣城梅子迪生，首张美儒白璧德氏之说，以明其真，吴子和之，益溯源于希腊之文学、美术、哲学。承学之士，始晓然于欧美文教之自有其本原，而震（hai骇）于晚近浮薄怪谬之说者所得为甚浅也。梅子、吴子同y（chuang创）杂志曰学衡以昭世，其文初出，颇为聋俗所诟病，久之，其理益章，其说益信而坚，浮薄怪谬者，屏息不敢置喙，则曰：“此东南学风然也。”梅子、吴子闻而笑之曰：“吾以明吾学，奚一校之囿？”于是梅子复绝大洋，东走新陆，以吾国文学教人，吴子亦出榆关，览医巫闾，涉辽河，振铎于新造之行省。二子者之行不同，而其旨一也。美之士，夙承白璧德之教，迪生启之以吾国闻，所谓同声相应也。辽之学，肇造未数年，雨僧以筚路蓝缕之力，为亚洲建一新希腊，亦华之白璧德也。学术在天壤，惟人能宏之。二子者，各以一身肩吾国文教之责，使东西圣哲之学说炳焕无既，视昔之所播于东南者，益声大而远，岂惟不局于一学校，抑亦不局于一地、一群、一社、一时之事矣。雨僧将行，乞言于诒徵，诒徵因以斯旨广之，送雨僧，亦以送迪生云（注五）。
冀谋先生，是东南大学（注六）的名教授，因著有《中国文化史》而大享盛名。他与吴雨僧之间的关系，可谓亦师亦友，彼此唱酬甚多，吴氏当时有《书上柳冀谋先生》的七律一首，诗云：“平生风义兼师友，三载追陪受益多。论学长才通宙合，阅人巨眼照修罗。文明启钥成新史，正气盈科发浩哥。两度江干劳伴送，云天长望思如何？”另外吴氏尚有《将去金陵先成一首》七律一章，说明他临离开南京时的心情：“骨肉交亲各一方，别离此日已心伤。江南未许长为客，塞北何缘似故乡。莽荡寰中容膝地，萧条身外载书箱。依依回首台城柳，辛苦三年遗恨长。”其实雨僧先生的遗恨，不在离开东南大学，较离开东南大学更使他伤心的事，莫过于与毛海伦女士的恋爱了。本来恋爱的成败，是极寻常的事，大多数的青年男女，或多或少总会有这方面的遭遇的，唯独雨僧先生却过于专情，过于痴恋，因之陷于其中而无法自拔，本文前言他曾一度出家为僧，也就是由于这个因素所造成。这一点，对他的打击太大，影响太深，我们既谈吴雨僧，就不能不加以说明。
按雨僧先生的夫人为杭县陈心一女士，是一个忠厚诚朴的女子，但雨僧在婚前婚后，对她都缺乏真正的爱情，故自美返国后，便热烈追求毛海伦（毛彦文）女士。毛女士是湖南望族，曾获得美国米西根大学（University Michigan）的英国文学硕士，又是一个有名的女诗人，在两人所学的兴趣方面，也都相同，自然是理想的佳偶，吴氏因之与其夫人于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正式离异（注七）。关于他与毛女士的恋爱故事，差不多在四十余年前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据吴氏自己说，海伦在与人订婚前夕，曾有电报寄他，盼他即刻由天津到上海去，谋一彻底解决办法，可是他的责任感极重，不肯轻易放下他所主编的大公报副刊，一直等到把所有稿件发排了，才匆匆就道，可是为时已晚，京沪火车，早已开出。到了第二天，平津各大报的社会新闻版，用头号大字登出了海伦与国务总理熊希龄结婚的消息，而且还刊出了海伦与熊氏双方往来的好几封情书。那时海伦的年龄是三十三岁，熊氏的年龄六十六岁，刚好差了一半，而雨僧却只有四十岁左右。白发红颜，一时传为佳话。为了这件事，当时南北报刊，亦争以其题材入之于新旧诗文、漫画及小说，甚至有编成传奇以讽其事者，（注八）。由于此事的刺激，吴氏自誓终身不再娶妻，盖以为在他的心境上，已如槁木死灰，了无生趣于人间了。因此他便把全部的感情，寄托在诗文的写作上，以抒其不平之鸣。当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九日，海伦女士在沪上结婚时，也是吴氏编撰《空轩诗话》完成的一天，他便很伤感地写下了这两首诗：
渐能至理窥人天，离合悲欢各有缘。侍女吹笙引凤去，花开花落自年年。
殉道殉情对帝天，深心微笑了尘缘。闭门我自编诗话，梅蕊空轩似去年。
诗虽不佳，但颇能道出当时作者的心境。除此二诗外，吴氏还仿效英国小说家沙克莱（Willian Makepeace Thackeray,）所作《少年维特之烦恼》（Sorrows of Young Wertuer）的四首谐诗（注九），也写了四首《吴宓先生之烦恼》的思绝句，其第一首为：“吴宓苦爱毛海伦，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利何足云。”其次尚有：“白发黄金，美人黑心。怜伊薄幸，悔我深情”之类的诗句，一时引为笑谈，但他却郑重其事的解释道：“余平生所遇之女子，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姝，而实际上余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云云。同时在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还作了忏情诗三十八首（注一），兹择数首如下：
波澜人海起文章，茵梦湖滨名利场。更有摆伦诗一卷，为卿为我总心伤。
卓志奇情慕雪莱，鸳湖艳女未同陪。收场老妇谭遗事，听唱中郎最可爱。
玉洁冰清相敬深，可怜虚愿负同衾。笑他始乱却终弃，一语欺天补过心。
忽忽心情过半生，蜗居未许拥专城。国亡世变偕谁度，地老天荒奈此情。
陈寅恪先生最爱此诗，乃评之曰：“直抒胸臆，自成一家，自忏，即所以自解，正不必别求解人也。”吴氏还想把他和海伦的事，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像司马迁受了腐刑后而有史记一样，要在极端痛苦之余，使苦痛变为力量。在积年累月里，从小说的经营、结构、遣词、造句上，去觅取精神上的补偿（注一一）。可是这本小说，一直未见刊行，大概永远也不会刊行了，可是在吴氏的《欧游杂诗》的注文中，却隐隐约约地曾以英国诗人兼小说家司各脱（Sir Waiter Scott,）自比，他说：
司各脱年十八，爱一女郎（Miss Stewart Belches）苏格兰贵族女也。据其戚威尔逊夫人所目睹，谓此女殆如仙人（The was more like an angel than a woman）。然司各脱虽爱女綦切，而女则丝毫无意于彼。五年中，司各脱备受痛苦，自言三年入梦二年醒（Three years of dreaming and two years of awakening）。醒后乃肆力于法律之学，又潜心著作，以自慰自救。司各脱译德国Burger之Lenore歌为英诗，精装一册，献与所爱之人。其中所叙，皆己之真情，冀其感动，然是年十月，女郎竟与司各脱绝而嫁William Forbes 为妾，以其为贵族，且富有产业也。当时司各脱之友人，皆讥司各脱为痴狂，责其乏自制力，此盖未知司各脱之真性情者……自昔文人之爱，皆如醉如狂，而少成功，以常人多重实利，未能了解文人之用心。然文人之爱，虽在实际生活中失败落空，然于其诗文著作中则多结果，固不特司各脱为然也（注一二）。
由于这些情波的激荡，因而雨僧对于小说极感兴趣，尤其对《红楼梦》一书，更为倾倒，经常与国学大师刘文典等相互讨论。吴氏的记性，本来惊人，凡是与他谈到《红楼梦》，他就会一字不错的背出一大段来。据他对《红楼梦》的看法，实应正名为《石头记》，或称之为《情僧录》、《风月宝鉴》，都是不正确的。他说原书第一回，借空空道人之口，把《石头记》纂录成书的经过，说得一清二楚，在题“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前，便肯定地说：“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铁案如山，是不容误解的。说到《红楼梦》的考证问题，他并不完全同意胡适之先生的看法，他认为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就文字技巧上说，一气呵成，应是成于一人之手，像那样大部头的书，细针密缕，有如一袭天衣，作伪是作不来的。当时也有人提到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有不能呼应的地方，例如金陵十二钗正册上王熙凤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之无有下文，小红之在前八十回极力描写，但在后四十回却没有交代等，吴氏以为这都是小疵，凡一部大著作，吹求起来，都难免有些小毛病。吴氏为了爱好红楼梦，在昆明讲学之暇，还组织了一个“石社”，是个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团体。当时石社的规定，凡入社的社员，必先缴一篇阅读《石头记》的心得，方能取得入社资格。如果肯用自传的体裁，把自己比作《石头记》中的某一个人，引伸譬解，夹叙夹议，写成短文，吴氏最为欣赏（注一三）。其实吴氏早在民国八年留学哈佛大学时，就写过一篇题名《红楼梦新谈》的讲稿（注一四），陈寅恪先生，曾有《红楼梦新谈题辞》七律一首：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最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世外文章归白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陈氏是史学大家，同时也是文学巨擘，他与吴雨僧及王国维三位，是清华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而其三人之间的情感，也极融洽；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六月二日，观堂先生因忠于清室而从容自沉于北平颐和园时，于其衣带中发现这样的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当此事变，义无再辱……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注一五）从此便可看出王、吴、陈三人的生死交情来。王氏死后，吴氏曾挽之云：
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
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我们回头来看看吴氏对写小说的意见。根据他为凌其垲的《青年镜》一书作的序，他说：
文非至情至性不能作，而小说为尤甚。诗虽主性情，尚可以辞藻艳丽见长，移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小说则写人生俗事，平庸凡近，而又须鞭辟近里，深切入微，苟不以至性至情贯其间，则如仅存糟粕而丧其精华……小说之佳者，必寓有平正深厚之人生观，此种人生观为何？盖即至性至情之人，涉猎社会之真切经验与审慎结论耳。小说最忌直说道德，最忌训诲主义，固也。然若趋彼极端，专尚污秽、卑劣、刻薄、刁钻之写实主义，则尤不可。世之陷溺于此，奉黑幕大观为小说正宗者，又或迷惑于此，自视慊(qian不满足；qie满足)然，以年少未尝饱历恶浊社会，备见人生惨毒，遂不敢执笔试作小说者，盖均由不知至性至情为小说之根本故耳。惟至性至情之人，始能作小说，又惟至性至情之人，始能作写实小说而臻佳美。余尝细考古今中西之小说，比较推寻，深信此说为颠扑不破，故窃谓小说家之资格，可以八字赅之曰：“思深感锐，情挚意切。”以此为衡鉴之资可也，以此为修养之方，亦可也（注一六）。
他这篇序文的宗旨，以“至性至情”为小说之要道，与其对于《红楼梦》所持的意见，完全相同，其实“至性至情”也可包括所有的文学作品在内了，并不仅限于小说。
吴雨僧氏，不但对小说异常爱好，就是对于戏曲，也极为当行，早在清宣统二年（一九一）中学读书时，即撰有《陕西梦传奇》（注一七），以他自己为剧中主角，说明其抱负及遭遇，第一出《梦扰》的《齐破阵》云：
壮志徒呼负负，流光频度年年。技善雕虫，文成织锦，难偿男儿心愿。遣诗怀空赋三百句，听锦瑟不弹五十弦，抚髀欲问天。
在《齐破阵》曲下的《江南春》后，接着有一大段道白，略言其身世：
俺乃泾阳吴生是也，未冠束发，及龄受书，尚乏通士之称，方肄中学之业。□□□□□□□□□□□俺纤纤瘦腕，虽无缚鸡之微力，而兀兀雄心，却有当辙之愚志。近年国事日非，危机渐起。我陕西虽地处僻隅，亦难号称太平。碧天阴霾，惊俄鹫之欲下，黑憨醉梦，哀秦庭之无人。是俺去岁七月，曾与潜龙诸君，组织一陕西杂志，欲凭文字，开通民智，敢藉报纸，惊醒醉心。无奈众擎不举，孤掌难鸣。一忧人才之缺乏，二病款项之支绌。才出一期，即致停版。说来煞是伤心，听者也当扼腕。俺私怀耿耿，实深悼惜。想起初办杂志之日，已是一年了。光阴驹隙，事业水逝，能不令人生感。俺昨夜啊……
下面接着就是唱词的声声慢、驻马听、水调歌头、针线箱及尾声，恕不备录。另有《沧桑艳传奇》（注一八），剧中男主角为美国诗人郎法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盖系根据郎氏作《》（Evangeline）改编而成。伊文吉林，虽是书名，也是书中女子之名，或译曼殊娘，或译曼玑林。全书初拟改编为十二出，但仅成四出而止，下面只录首出《传概》，以见一斑：
蝶恋花：苍茫松林千年老。败叶残蛩（qiong蝗虫或蟋蟀的古称），满地鸣愁恼。陵谷却残人不到。高山流水哭昏晓。商妇弦绝伶工杳。片羽支麟，旧事传来少。今我重来蓬莱岛。原野凄迷空秋草。
以下便是剧中人的道白：
“人有千年梦，天无半日云。风雨添新景，江山识旧闻。老夫美国文豪亨利长卿（注一九）是也，东山巨冢，南国词客。幼娴翰墨，蚤（早）擅声华。倚马成诗，登高能赋。屈平哀艳，宋玉风流，兼而有之。且又赋性好游，随处寄迹。奚童锦囊，负长吉之新篇，名山大川，壮史公之奇气。欧土归来，忽已数稔。现方遨游美洲北部东方诸地。一路间野岸荒汀，空城废苑。吊金铁之残迹，搜风月之旧典。随地行歌，触物寄感，却也饶有兴致。今正来到脑法司珂岛中（注二），寻访当日阿克地村（注二一）旧址。算来陆沉惨祸，劫后不及百年，却怎么满目荒凉，景物凄飒至是。你看：空山乔木，啼断杜鹃。断涧危亭，悲绝猿鹤。荒田漠漠，听西京黍离之歌。断碑ff，洒洛阳铜驼之泪。千年一瞬，漫嗟兴衰。从古如斯，弥增怅惘。只是旧闻具在，新感迭生。吊古骚人，能不悲歌。销魂旅客，便任啸歌。权自消遣一回也罢。”
然后是一段唱词：
甘州歌：苍松古道。望尘沙漠漠，蓬艾萧萧。伤神旅客，到此一声狂啸。水驿山程人何处，磷火秋萤魂未招。寒烟黯，枫叶凋。秋坟日暮鬼声高。景凄索，意寂寥。斜阳满路照荒蒿。
：风云缥缈。想繁华为许，旧梦空劳。金瓯无缺，记取当年欢笑。红颜人L夭桃艳，青骢马系弱柳娇。三都富，五陵豪。解鞍欹枕绿杨桥。萧鼓震，笙弦嘈。檀板金樽曲未销。
前腔：玉京路匪遥。指浣纱溪畔，r（苎的异体字）萝环绕。中藏绰约，西子绝世风标。松风碧海听春涛。竹马青梅窥玉貌。椿萱意，总角交。求凰不待托琴操。开锦帐，酌佳醪。鸾凤和鸣正今朝。
前腔：伤忉。劫灰匝地焦。痛桃园锦绣，一炬全燎。武陵遗庶，播向天涯萍飘。贞魂不畏风霜T。情根但从烟波钓。人迟暮，景萧条。望夫石化泣兰V。山不改，鸟仍号。愁深万古雨潇潇。
唱完了以上四支曲，又是一段道白：
“想来老夫这番悲叹，从何而起？只因月前，老夫与二三知友，宴叙秋园。醉蟹吟诗，寻菊遣兴。觞咏方酣，座中某君，忽告我故事一则。节节听去，鱼鸟含愁。侃侃谈来，铁石堕泪。足使情天孽海，振万古之颓波。哲士骚人，动千年之哀感。今日来游阿克地古村，正是该故实发生之处。愈觉怀古ㄆ啵┾跃氨搿Ｒ蚨窀枰换兀翊ス睿嘁獠唷Ｏ涔樵幻馓舻谱髯郑樵咸畲省＝艘欢伍笪牛壮纱嬉恢帧；蛘甙籽┟钪疲胂蛑匮蟆ｓ菖眯鹿ぃ旃９炭晌楹Ｗ骋恍厶危嗫晌奶程硪患鸦啊２皇跺厩蚝笫廊硕林涓杏值比绾危啃胫猿径堂危楦易碛诜缭拢宦只鼐藿伲茨跤诓咨！＠戏蚯模缡嵌选！
其次又是唱词：
小桃红：陆沉曲，伤心调。玉烛黯，龙蛇闹。刺逆舟用力须早。精卫誓填东海淖。谁怜痴燕舞危巢。同心扶得江山好。情场万古乐逍遥。
尾声：风景依稀鹤归早。吊古词客写芳骚。任随手拈来，到处不乏愁资料。
格布郎魂断杨柳岸，阿克村劫残陵谷变。
曼殊娘贞化望夫山；亨长卿曲传沧桑艳。
到此为止，首出《传概》已完，以下便是禊（xi古代于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祭祀）游、缔姻、寺惊等。在一个美国人的口中能说出那样工丽的骈文，唱出那样漂亮的曲辞，当然不可能。由于吴氏是一半翻译，一半创作，因而才写得那样婉转动人，极尽哀感顽艳之能事，与孔尚任《桃花扇》的《余韵》一段，可并传不废。关于雨僧的戏曲创作，虽然不多，但是却很内行，可见他的才学是等多方面发展，并不限于西洋文学。当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十月二十四日，他在四川成都李方桂先生的府上聚餐并听唱昆曲后，写了一首七律赠送李先生。这首诗在《吴宓诗集》中未收，尤觉可贵，特自李师处借来录出：
雅健风流伉俪能& 华灯绣阁聚良朋
早成绝学通蛮语& 更度新腔舞Y（ji用毛做成的毡子一类的东西）伲meng）
家法名媛亲指授& 雪山归客话
平生枉读还魂记& 精艺才看九折肱
诗中“绝学通蛮语”，是称誉李先生研究比较语言学之成就。“更度新腔”两句，指的是李夫人徐樱女史及傅汉思夫人张充和女史。她们两位唱作俱精，现在都住在美国。傅夫人在耶鲁大学，李夫人在夏威夷大学；经常聚徒授曲，在海外宣扬中国文化，值得在此一提。“雪山归客”句，是说到唱曲的那天晚上，李先生甫游汶川、理番之岷山归来。“还魂记”句，则指当晚曾唱《牡丹亭》中《游园》一段（注二二）。
在以上，我对于吴雨僧氏在小说及戏曲方面的成就，约略地作了个介绍。我们再进一步讨论他的诗歌。据他自己说：“文学创作之事綦难，而诗词尤甚。大率格律稳练者，每伤情薄而事空；情真而事实者，又往往于格律缺乏研究与训练。若夫斟酌于二者之间，得中道之至美，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合浪漫之感情与古典之艺术，此乃惟一之正途，而亦至难极罕之事。”（注二三）他又说：“作诗与作散文、作戏剧、作小说同，固可论究创作之原理与方法，然至我自己实行创作时，只当用我此际所认为最适当之方法。此种方法之选择，固须融汇一切文学艺术原理规律于心，而尤须了解我自己之特别才性。创作家之我，乃主观的活人，受我生数十年来性情、才调、经验、学问、境遇、修养之限制，故我此际创作此篇所用之方法，惟我自为选择者为善，他人不能代谋。”（注二四）一个作家作品的好坏，自己当然比较清楚，他人无法代谋，所以他说：“或问：设有人编为今世中国诗选，应录君集中何篇？则当对曰：《壬申（一九三二年）岁暮述怀》四首。再问：其次当取何篇？则谨答曰：《海伦曲》。三问：更求其次则如何？对曰：所译罗色蒂女士（Christina& G,& Rossrtti,1830――1894）《愿君常忆我》（Remember），及《古决绝辞》（Abnegation）二篇，此外无可选录者矣。”（注二五）我们看吴氏所作之诗，共有一千余首，自选佳诗，一共举出了四章，其中除了第一章《是他自己的创作外，另外三章：《海伦曲》是仿作与翻译兼而有之，《，及《古决绝辞》，全是翻译，由此以见吴氏重视他的翻译甚于创作，这是一般人没有的雅量。其实好的翻译作品，的确要比创作更为艰难，要比创作更具有价值。可惜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报馆或杂志社，给予翻译者的稿费，往往要比创作为低，因而把许多有用的翻译人才，在这种歧视下被埋没了，被压死了。于是在我们的学术界造成了翻译荒。由英文或其他文字译成中文的间或看得见，可是要把中国的古典文学译成英文或其他文字的，虽不能说是龟毛兔角，但至少是凤毛麟角了。所谓好一点的翻译家，最多只不过译些白花小说或诗词之类的零篇短章而已，稍微深奥一点的作品，便不敢问津了。
野马跑得太远，现在再转到正题上来，根据前文吴氏的意见，把他的代表作，摘要引录如下。至于其他为人传诵的《落花诗》、《石鼓歌》等，由于他自己并没有提到，我们也早不再讨论了。如《壬申岁暮述怀》之一：
至德惟诚敬，真爱存理想。世缘日萧条，吾生益孤往。成败等齐观，苦乐同欣赏。托体红尘中，寄意青云上。夙慧明本原，奇功追幻象。大道自圆融，末俗独纷攘。无我绝悔吝，得仁何悒怏。栩栩任浮游，未死脱重网。
此诗大意系取柏拉图（Plato,427?――347?B.C.）两世界之说，重观念而轻形体。由一以明多，且以死为真生、永生之意。另一首《海伦曲》，是根据希腊Helen of Troy的故事写成。关于此故事，英国诗人兰恩（Andrew Lang,1844――1912）等人，多以长诗歌咏之，并且有编为小说者。吴氏此作，便是仿效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的Laodamia诗而成，全诗自“海伦天下美，云是神人裔”以下，共有一百一十二句的五言长诗，其结句为：“呜呼海伦身，古今亿万蜕。贪嗔痴爱缘，无明同梦寐。快刀斩乱丝，精勤依智慧。至理独永存，闲愁随时痤。”表面上虽是歌咏希腊的海伦，骨子里实在有意无意的影射着中国的海伦。他这种不忘旧恩，一往情深的表现，正是传统中国诗人所具有的特性。再看他所译罗色蒂女士的《愿君常忆我》：
愿君常忆我，逝矣从兹别。相见及黄泉，渺渺音尘绝。昔来常欢会，执手深情结。临去又回身，千言意犹切。絮絮话家长，白首长相契。此景伤难再，吾生忽易辙。祝告两无益，寸心已如铁。惟期常忆我，从兹成永诀。君如暂忘我，回思勿自嗔。我愿君愉乐，不愿君苦辛。我生无邪思，皎洁断纤尘。留君心上影，忍令失吾真。忘时君欢笑，忆时君愁颦。愿君竟忘我，即此语谆谆。
除吴氏的翻译外，尚有陈铨、张荫麟、贺麟、杨昌麟诸人。从原诗的文意上看，确以雨僧的译文为最好，与我国评论诗歌的“温柔敦厚”的传统看法相吻合。最后再看《古决绝辞》：
若有一人兮，代我为君俦。使君长欢乐，君愁我先愁。勿谓吾憾兹，借箸愿为筹。彼美盛容仪，贱妾愧不侔。秀外复慧中，勖君速取求。我宝君所赠，痴爱誓无休。织君鸳鸯被，梦寐共衾n。连君合欢舞，翩跹等绸缪。昔爱苟非诚，吾或行嫉忌。致君失奇缘，所欲终难遂。奈此区区心，久已君怀真。君愉我自愉，君利即吾利。君行宽且荣，吾亦从适意。君既获良匹，我身非孤寄。
此诗也有张荫麟及贺麟的翻译。张译全效楚辞，贺译则为五言。我们看吴宓，颇有汉魏古风，非有湛深的文学修养，是难能有这样的成绩的。
关于罗色蒂女士所作《愿君常忆我》及《古决绝辞》的原因，吴氏在《论罗色蒂女士之诗》一文中说得更清楚，为读此二诗者不可不知，今附录如下：
罗色蒂女士者，英国诗人兼美术家但丁罗色蒂（Dante& Gebriel Rossetti,1828――1882）之妹也。性温淑而诚挚，其诸兄皆慧而好学；而但丁罗色蒂倡立所谓“前拉飞叶派”文艺运动，尤为当时闻人。家中所往来者，莫非少年文士，纵意尚情，沈酣自喜。女士则燕处超然，恬静自持，然早岁已以工诗著称，盖其性实和厚而品尤高洁，虽蓄情至深，而慎其所发也。
年十七，有柯林生（James Collinson）者慕之，思与为婚。柯林生业艺术，才具平常，亦女士之兄之友，其家本耶稣教，早岁改入天主教，旋以爱罗色蒂女士之故，知教派不同，难谐配偶，乃重返于耶稣教，然女士心颇轻之，盖以宗教信仰，其事何等高贵重大，安可以爱一人之故，率尔改变？已而，柯林生愧悔不自安，遂复入天主教。至是，然女士乃毅然与之断绝。时，女士年十九也。
越数年，又识其兄之友凯莱（Charles Bagot Cayley）。凯为剑桥大学出身，绩学书生，不谙世务，和厚而沈默与女士实为佳偶，且相爱极笃。居久之，婚期在迩，而女士忽与决绝。其绝之也，非有所不满，且爱之之心，丝毫未减，只以女士天性高洁，视人间种种，终带污秽尘俗气，而又过于矜慎，平居温恭以事上帝，恪顺自保，终觉婚姻之事，其中有无限蹈危履险之处，忧疑怵惧，不能自决，又若冥冥之中，时有止其前而招之返者，女士为求其心之安而行事一生无悔，故不惜牺牲一己及凯莱之爱情及幸福，譬诸悬崖勒马，前途渺茫，静以待天命，其心非不欲长驱而直下也。女士与凯莱绝时，年方三十。虽与其人绝，而心实爱之，且爱之终身不减，自少至老，常若有用情不遂，思嫁其人而不得之感。此种深挚之情，幽⑽⑼镏猓患谄涫崴搿对妇Ｒ湮摇罚Remember）之诗，即与凯莱绝后不久所作，而自道其决绝时之心情者也。
其实，以笔者本人的看法，罗色蒂女士的诗，最动人者并不是《愿君常忆我》，或《古决绝辞》，应该是为她自己所写的“挽歌”，现在把它试译如下：
当我离开凡尘，不要为我悲吟。
在我坟墓的透顶，请勿种玫瑰吐香，请勿种松柏遮荫。
我愿有露珠飘洒，我愿有野草青青。
你记得我固然是好，你忘掉我有何不行。
☆&&& ☆&&& ☆&&& ☆&&& ☆
我不再看见日影，我不再感到雨淋。
我不再聆听夜莺，唱出痛苦的歌声。
在幽暗朦胧中，我做着长梦不醒。
此诗被收在史密氏（Guy E. Smith）著的英国文学史中，以为是罗女士的代表作。全诗带有浓厚的伤感之情，大概就是由于她的恋爱遭受到多次变故之后的沮丧语。
雨僧曾自谓“吾于中国之诗人，所追慕者三家，一曰杜工部，二曰李义山，三曰吴梅村。以天性所近，学之自然而易成也。”又云：“吾于西方诗人，所追慕者亦三家，皆英人。一曰摆伦（Lord Byron），二曰安诺德（Marthew Arnold），三曰罗色蒂女士（Christina& Rossetti）。一、摆伦以雄奇俊伟之浪漫情感，写入精密整练之古典艺术中。二、安诺德谓诗人乃由痛苦之经验中取得智慧者。又谓诗中之意旨材料，必须以理智鉴别而归于中正。但诗人恒多悲苦孤独之感情，非藉诗畅为宣泄不可。又谓诗为今世之宗教，其功用将日益大。三、罗色蒂女士，纯洁敏慧，多情善感，以生涯境遇之推迁，遂渐移植其人间之爱而为天帝之爱。笃信宗教，企向至美、至真、至善。夫西洋文明之真精神，在其积极之理想主义，盖合柏拉图之知与耶稣基督之行而一之，此诚为人之正鹄，亦即作诗之极诣矣。”（注二六）从这些叙述中，可见吴氏对女诗人罗色蒂是如何的倾倒。同时雨僧又翻译法国解尼埃（Andre Chenier,1762――1794）之《创造》一诗，只译了一八一至一八四行，刊在他的诗集之前，并说藉此可“以明吾诗集作成之义法”。他所谓的义法，即是：
采撷远古之花兮，以酿造吾人之蜜。
为描画吾（侪）之感想兮，皆古人之色泽。
就古人之诗火兮，吾之烈炬可以引燃。
用新来之俊思兮，成古体之佳篇。
因此吴氏自言作诗的义法，简单说来，就是创造不忘摹仿，摹仿不忘创造。更确切地说，便是从中国的文学中以求新，从西方的文学中以求变，“求新”与“求变”，正是我们今日写作诗歌所必要的条件。雨僧曾说：
翻译书籍，自其极浅显处言之，决不可以甲国之字凑作乙国之文理，而以为适合。实则窒此而又不通于彼也。凡欲从事此道者，宜先将甲乙两国文字中通用之成语，考记精博，随时取其意之同者而替代之，则处处圆转确当。例如英文某句，适可译为“险象环生”者，决不可译为“危险由各方面发生”，而自诩其文理之近似也。译诗与译文同理，惟译诗者不特须精通两国文字，多识成语，且须具诗人之才与性，则为之方的可观耳！（注二七）
前所引几首翻译诗，就是本着这种见解而完成者。在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他还选译了波斯诗人及哲学家鄂马开亚谟（Omar Khayyam）的四行诗集（Rubaiyat即英文quatrain）（注二八），兹引录数首，以为例证：
春到何须恋敝裘，劝君斟酒且消愁。由来时世如飞鸟，振翼凌空不可留。
莽莽奇愁古又今，与卿酌酒涤烦襟。冢中枯骨七千载，明日吾身何处寻。
绞脑回肠大可哀，人生希望总成灰。青沙覆雪连天日，一现昙花安在哉。
筵散曲终人不见，天荒地老世仍存。石沉大海无消息，微末死生何足论。
雨僧作诗，一向主张“本无定法”，但却要根据“真挚感情”。其所著《诗学总论》（注二九），大都是针对着此项原则而言。他的这些译诗，便是由真挚的情感中宣泄出来的。虽然说作诗“本无定法”，但并不是漫无准的，他也极其重视诗歌的“内质”和“外形”。所谓“内质”，是指诗歌的“思想感情”，所谓“外形”，是指诗歌的“韵律格调”。因此他说：“诗之所述，无非喜怒哀乐之情色而已。此情为人所同具，而诗之妙处，正在其形式，即韵律格调之工。若去其韵律格调而不讲，则所余之糟粕，人人心中自有之，何必于诗中求之。”（注三）雨僧的这段话，萧公权先生以为言之极为“透辟”，他说：“诗是一种艺术的感情展示，因此不能不受艺术规律的约束。如果我们要表示喜怒哀乐的情感而不愿受规律的约束，我们不妨径自张开嘴，大哭大叫或大笑，很可不必咬字嚼字去做诗。”注（三一）这是多么中肯的话，写诗的人应该奉它为圭臬。
吴宓先生平生只打算出三部书：一为他的诗集。二为长篇章回小说《新旧因缘》。三为《人生要义》（或名《道德哲学》）。诗集早已在民国二十年出版了（注三二），但其他两部，始终未见问世，吴氏早已作古，恐怕再也不会出版了，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最后我们再检讨《吴宓诗集》，尚有一大特点，就是曾把他与朋友素日往来唱酬之作，全部附录在本集及《空轩诗话》里，使我们藉以读到不少与他同时代诗人的佳作。在诗集里所附录的诗有覃寿遥kun坤）、陈涛、胡文豹、阎登龙、王鸿韶、吴芳吉、陈寅恪、邵祖平、柳诒徵、胡先（suX，古书上说的一种良马）、李思纯、庞俊、陈铨、张荫麟、贺麟、杨昌龄、钱基博、郑之蕃、梁家义、刘永济、胡步川、李奎耀、王典章、徐英、陈家庆、缪钺、黄节、刘正江、刘正泽、张尔田、徐际恒、张友栋、萧公权、陈仰贤、许文玉、浦江清、潘式、朱自清、吴延增、汪道久、沈有鼎、王越、凌宴池、曹经沅、俞平伯、叶（lin）、卢葆华、盛成、邵子风、钱钟书、卓浩然、章克兀sen）等五十三人。再加上《空轩诗话》中所收（与诗集重出者不计在内）王真吾、刘光蒉（kui）、李岳瑞、沈增植、姜忠奎、王国维、陈宝琛、柯劭（min）、任亮、梁起（疑为启）超、杨杏佛、于右任、汪荣宝、李亦元、曾广钧、曾宝荪（sun）、胡子靖、瞿兑之、徐澄宇、陈秀元、徐震瘢e）、顾随、李素英、吕碧城、杨葆昌、陶燠（yu）民、叶玉森、常乃德、李鹤、张玮、王荫南、卢前、李璜等三十三人，共计八十六之多，虽然其中有些地方，只讨论到人而不录其诗，但无论如何，至少在八十人以上。本文开头便提到吴宓先生曾有意编集一部中国诗选而未能实现，如果有人肯费工夫把此八十余人的作品，从吴集中一一抄出，另外刊行，是可当一部中国近代诗选而可补偿吴氏的夙愿了。
&&&&&&&&&&&&&&&&&&&&&&&&&&&&&&&&& &&民国六十年于美国夏威夷大学
注一：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传记文学》，第一卷，第六期。
注二：杨树勋：《忆吴雨僧教授》。前揭书第一卷，第五期。
注三：按《陕西》杂志，创办于清宣统元年，吴氏方在中学时，仅印行了一期，因捐款中断而止，见《陕西梦传奇》。
注四：牟润孙：《空轩诗话序言》。一九六七年，香港龙门书店印行。
注五：见《吴宓诗集》卷六，《辽东集》。
注六：即国立中央大学前身。
注七：崔书琴：《大陆学人悲剧》，第七页。
注八：以上参考杨树勋先生《忆吴雨僧教授》一文。但据吴宓《空轩诗话》：“先是海伦有函询我能否即赴沪？予以中华书局严定期限催迫交稿，拟先赶速撰完空轩诗话，故未即往，而海伦遽赋于归。某君尝谓：宓重视其诗，过于生活及爱情。呜呼！斯岂余之所欲择者哉！”
注九：按沙克莱所作四首谐诗，是用以讽讥《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作者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goethe,1749――1832），吴宓先生为之译出，其第一首为：“维特苦爱霞洛脱，此爱深极难言说。闻说美人初见时，面包牛油随手割。”收在吴宓诗集之《故都集》下。
注一：见吴诗《故都集》下。
注一一：参考李觐高：《泾阳吴宓》，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四期。
注一二：见《吴氏诗集》卷十二，爱丁堡司各脱纪念塔诗后附注。
注一三：参考前揭《泾阳吴宓》一文。
注一四：见《民心周报》第一卷，第十七及十八两期。
注一五：苏景泉：《三位大师与两副名联》，《清华校友通讯》，新三十二期，并参考《学衡》杂志六十四期。
注一六：见《空轩诗话》：《伦理小说青年镜序》。
注一七：《吴宓诗集》，卷末，附录一。
注一八：《沧桑艳传奇》，是翻译作品，原登民国二年至三年的《益智》杂志，第一卷，第三期，至第二卷第四期。现在亦附录于《吴宓诗集》卷末。原作Evangeline全书，曾为浦薛凤先生译为文言先生，题名《红豆怨史》，发表于民国五六年至《小说月报》。
注一九：亨利长卿，即前述郎法罗。
注二：脑法司珂，即Nova Scotia，应译新苏格兰，在加拿大东南，与美国接壤，即下文阿克地村之所在地。
注二一：阿克地村，即Acadia，在美国梅英州（Maine），为国家公园所在，称为Acadia Netional Park。
注二二：参看《清华校友通讯》，新三十三、三十四期合刊，吴雨僧校友墨迹。
注二三：见吴集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吴氏又云：“新派之失，在不肯摹仿，便思创造，故唾弃旧格律。旧派之失，在仅能摹仿，不能创造，故缺乏新材料。欲救其弊而归于正途，只有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之一法。”
注二四：吴宓答方玮德书：论诗之创作。
注二五：《吴宓诗集》：刊印自序。
注二六：见吴氏全集卷首自识。
注二七：见吴氏余生随笔。
注二八：四行诗集，郭沫若译为鲁拜集。此诗集，以英人斐慈解罗（Edward Fitzgerald）所译者为最有名，于一八五九年出版。吴宓氏的翻译，便是节取斐译而重新改写者。
注二九：《诗学总论》，原刊在《学衡》杂志，今附录在《吴宓诗集》。
注三：吴宓：《英文诗话》。原载民国九年出版之留美学生季报，第七卷，第三号。今收入《吴氏诗集》卷末，附录四。
注三一：萧公权：《谊兼师友的吴雨僧》，《问学谏往录之》之十三，见《传记文学》第十八卷，第三期。
注三二：吴氏原来打算与他同时的名诗人吴芳吉的诗合刊为《两吴生集》，而且已有先生为之作序。但后来吴芳吉的诗集在民国十八年自行出版于成都，题名《白屋吴生诗稿》，因此作罢。
记得在一九七一年，台湾前教育部长，也就是阳明山中国文化大学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曾来信说该大学要筹印一本《中国文化综合研究》的书，凡对中国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人，分别加以介绍，其中有一篇是介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的。由于吴宓先生身在大陆，从未见到任何的报导，因此没有人肯执笔，要我设法找寻资料。我那时虽然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任教，但对中国国内的情况，也一无所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把吴宓先生在学术上的前半生成就，加以简单的介绍，及至到了一九八年，中国与美国正式恢复邦交，我们对中国国内的消息，才有了一点认识，但当时传闻甚多，仍然掌握不住真实的资料。所幸在旧金山加州大学任教的许芥昱博士，曾先我回中国大陆一次，他又是吴宓先生的学生，所以在我的请求下，他答应约好日期，与我详细面谈，但一直挪不出空闲的时间来。其后，由于加州大雨，他住在山上的房屋全毁，而芥昱兄也就不幸罹难。从此，我准备要补充所写的《吴宓》一文的计划，也就搁置了下来，但我心中一直为此事感到不安，总觉得没有完满达成任务而懊恼不已！
其后，在美国的《世界日报》上，陆续读到有关吴宓先生的报导，真是令人兴奋，计有：
1、刘长安：《诗人吴宓的故事》。见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六日《世界日报》。
2、汪荣祖：《文化神州共命人――吴宓与陈寅恪的情谊》。见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五日《世界日报》。
3、许登孝：《回忆吴宓先生》。见二五年七月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日连载《世界日报》。
在这三篇文章中，虽然不免有雷同之处，但大部分各有所长，极具参考价值，对于吴宓先生的后半生一向不为人知的消息，总算有了交代。因此我把它们一字不改的附录在我写的《吴宓》一文之后，将来如果有人要研究吴宓，不妨藉以参考，希望他能写出一篇更完整、更精彩的吴宓研究来，这也是我所期盼的事，特此拭目以待！
诗人吴宓的故事
公元一九九三年（中华民国八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星期二& 《世界日报》
关中四大家，书法于右老，水利李仪祉，诗人吴宓，及商高僧虚云。或谓四大家应去虚云，而由文章张季鸾取代。张氏虽执报界牛耳有年，但籍隶榆林道而非关中道，故名蜚中外，不在关中四大家之列。
吴宓（一八九四至一九七八），名陀曼，字雨生，陕西泾阳安吴堡人。家族繁茂，分东、西、南、北、中五院。父芷敬公，名建寅，属西院崇厚堂，与慈禧太后之义女吴寡妇，同祖而不同堂，伊为东院式义堂，且高一辈。
吴宓半岁丧母，由祖母杨太夫人抚养。嗣父仲祺公，名建常，久婚无子，至三岁承继。仲祺公初在省城军中游幕，复任甘肃凉州副都统。民国肇造，出任清国军总部秘书长，时总司令为于右老，邓宝珊副之。于是卜居西安大车家巷四十一号。清国军解散后，任监察院监察委员，抗战期间并兼军风纪纠察团团长，仆仆晋陕豫绥之间。仲祺公续娶胡氏夫人，育子女六，依次为须曼、含曼、协曼、引曼、育曼、资曼。须曼及引曼为女，余四者皆男。协曼行十一，尝负责国立师范大学华语中心，经牛津大学罗致，前往执教，三年前病逝英国，其妻柯翼如送骨灰返泾阳安葬。
吴宓一九七年就读三原宏道学堂，一九一一年如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一九一七年留学美国，初入维吉尼亚大学，翌年转哈佛大学，攻读西洋文学，获硕士学位。两年后赴欧，取道苏联、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及英国、法国，并在牛津大学及巴黎大学进修。其经过曾著有《西行杂记》及《欧游杂记》二书，叙述甚详。
吴宓返国后，应梅光迪之邀，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兼为同人举办《学衡杂志》，充总编辑，自认系一生中最精勤之时期，时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间。其后一年，与缪凤林、景昌极在沈阳东北大学任文法科教授。一九二五年秋，重返清华园，住藤影荷声之馆，充西洋文学系教授。并兼国学研究院主任，聘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名士授课。其时亲授英国浪漫诗人之翻译习作、中西诗之比较，有时也讲莎士比亚及西洋文学批评。在清华大学任教十二年间，曾三次出游。首次于一九二七年一月，离北京往西安探望嗣父仲祺公，历时四旬。自称“以入世之热肠，细察民生疾苦。”将行途及西安所见，吟成《西征杂诗》七律一五首。翌年夏第二次出游，离北京，经天津，乘轮船至上海，转杭州。自称“以离群之逸意，图风景之流连。”兴至吟成，得《南游杂诗》七绝九十六首，次年再成《续南游杂诗》二十首，共一百十六首。第三次为欧洲之行。一九三一年九月，由北京经东北，至满洲里换乘西伯利亚列车，越莫斯科、华沙至巴黎。传闻将在巴黎结婚，此事与浙江毛彦父（文？）女史有关，轰动社会。好事成空，乃横渡海峡抵伦敦，重返欧洲大陆，足迹遍法、意、瑞、德，最后由柏林返回。关于吴毛恋情，撰述甚多，足供参阅。
抗日战争开始，北京各大学相继南迁，清华亦随之转移，吴宓执教之学校发生变动。一九三七年冬，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南岳文学院分校授课一学期，与冯友兰、钱穆、叶公超等为伍。稍后战局恶化，长沙临时大学迁校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北大、清华、南开三者为主要构成学校，乃经香港、海防前往。初文、法两学院设在蒙自分校，授课一学期后，分校与总校合并，亦迁昆明，从此始告安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期间，讲授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文学与人生、中西诗之比较、翻译写作等课。抗战末期自滇入川，在成都华西坝之燕京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改任武汉大学外交（文？）系主任。大陆撤守，复往重庆北涪（碚？）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及历史系任教，将私人藏书捐献该院图书馆。其后半世之悲惨命运，亦在西南师范学院出现，直至病重垂危，方离伤心之地。吴宓自幼聪敏过人，才思不凡，好学尤甚，七岁时已识字三千，能读报章杂志，被誉为神童。在宏道就学时，住姑丈陈伯澜家，得其指点，朝夕请益，耳濡目染，深谙律韵之奥。认为白话诗“渺茫晦昧，破离支碎，矫揉造作，矜张弄姿，皆由缺乏真挚感情。”尝云“世间万事皆可作假，惟诗不能，不诚则无诗。”彼陀曼之名乃姑丈所取，因属曼字辈，寓“曼陀花作吉祥云”之意，典出佛教，别字吉云。后以撰著行文，以吴宓为名，中外识者日众，致本名不彰。
吴宓平日衣冠整齐，书斋儿（几？）一尘不染，物各有序，好不凌乱。举止言行，有大儒风。敬老尊贤，尤非常人所能及。当其返西安谒嗣父，虽已为名教授，仍像小学生听老师训话，毕恭毕敬，站立而不敢就座。守时终身不渝，按时上课一秒不差，与友人约会从不迟到，有时早到数分钟，则徘徊门外，待准时叩门进入。经常大量撰写文章、讲义、信札，不论中文、英文，全都一丝不苟，采用正体字。写时全神贯注，心不外鹜，且速度很快，大有倚马万言之势。讲课时引用文字，必先背诵上口，故能顺手拈来，自成一家。尝谓Before you know something you must know everything，告诉学子，须先博才能后精，欲为专家先作通才。
他认为一个有道德之人，应随时随地想到给别人方便，而不要给别人增加麻烦。所以写信时，对收信人地址，尤其是外文字母及数字，必是排列有序，字迹清晰，邮票一定贴在盖邮戳最顺手之左上方。三十年代初期，华南地区有一青年，为请教学术上某问题，但不知详确地址，仅在信封上写“北平吴宓教授”，竟由邮务人员送到清华大学，没有变成死信，也可说是好心有好报之结果。
平日学生有问题请益，总是详细作答，书面提出者，则以蝇头小楷写出。若信中提到日常生活细节，多不另外作复，只在来件上添加批注寄回。如此各有针对，一目了然，清楚又告方便。有时须细加批注，行间或眉批长行细字充满，重要处用红墨水，朱墨兼施，倍加注意。于强调处另加小圆点或加圈，提高警觉。当空间有限，不能容纳时，另加纸条附贴适当位置，力求倾囊相授，毫不藏私。
吴宓与朱光潜、胡适、徐志摩等名家皆有文字往还。少数论吴宓与胡适者，每误以文言与白话相敌对著眼，实则不然。吴主持大公报副刊编务时，对有白话文投稿者，并不拒绝接受，足证毫无成见。某次酒会中，曾告毕树棠一事，略谓当时北京有一口头流行语“阴谋”，胡遇吴时以幽默口吻询以“你们学衡派有甚么阴谋？”此缘吴负责《学衡》杂志之编务。吴立即应以“有”。举座为之失色。胡继问“可得而闻乎？”答“杀胡适。”外人以讹传讹，以为吴胡相轧，势不两存，实则与事实相差太远。
吴宓与徐志摩初识于哈佛大学。徐诗集中有《康桥再会》一诗，系在英国剑桥大学所作。英国之一字译作剑桥，而美国波士顿一带之中国学生，都将哈佛大学所在地之CAMBRIDGE译作康桥，徐志摩将其沿用至大西洋彼岸。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举行婚礼，由梁启超证婚。后五年徐遇难，时吴正充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请叶公超撰一哀悼文，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登出。十二月十四日刊胡适《狮子》一诗，藉以追悼遇难诗人。不久杨丙辰投来《大诗人――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一稿，颇有贬辞，于是与赞徐者发生笔战，仁智之见，各执一端，幸未久即熄。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宓也未能逃过厄运。被加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罪名，不断接受批斗。当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被批斗时，因上台步履稍慢，被推倒在地，致右腿骨折。由于缺少适当医疗处理，变成残疾。一九七二年由重庆送四川梁平县劳动改造，拖著残腿，终朝不停到处扫厕所，刷粪池，刮粪便，还要遭到轮番批斗，施予饥饿虐待。在枵（xiao空）腹难挨时，大呼：“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凄惨之声传出院外。此种情景，与陈寅恪双目失明，最后呻吟是：“我饿得很啊！给我一碗稀饭吃吧！”同样反映出饥饿迫害之可怕。迄一九七九年七月，西南师范学院召开大会，特为吴宓平凡昭雪，在外表上似乎复名还誉，但精神折磨及肉体伤害又岂是可得消失？况人已作古，平反又有甚么用？
一九七六年冬，吴宓已卧病在床，危在旦夕。七妹须曼闻讯，由西安急奔重庆，接回泾阳治疗。这时双目先后失明，听说各学校因缺乏英语教师而不能开课，尚问“他们为甚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讲课。”献身教育，终身不渝，如吴宓者，不可多得。一九七八年元月十八日凌晨三时与世长辞，送长安南郊三兆火化后，将骨灰送回安吴堡，葬于嵯峨山下。九弟含曼祭之一文，曰“松桃悲号，燕山白头。西望长安关山阻，遥忆秦川满襟湿。洁雪笼罩，含嵯峨而浩哥；清泪夺目，思泾水而呜咽。时临崴首，序属严冬，八秩晋四，古称上寿；桃李遍植，人谓辛勤。学而不厌，五车经籍何足道；诲人不倦，三千门徒岂符言。自动熟习古籍，古为今用；终身钻研红学，红受青及。芳留寰宇，泽被来者。”另有挽联为：“宏道启蒙，清华卒业，欧美深造，精研中外文学，呕心沥血八十载；未名湖畔，峨眉山阳，滇池水边，栽培到处桃李，承先启后千百人。”
吴宓诗集有二十六本，三十余万言，中华书局于一九三九年刊出九九一首诗，二十五首词，其余全毁于文革，其天忌英才欤！不使尽传于后世。
文化神州共命人
――吴宓与陈寅恪的情谊
吴宓与陈寅恪的知交情谊，在近代学术史上是一段佳话。他们的结识、交往是出于两方对彼此的尊重与对中国文化都有一种“神州共命感”。陈寅恪的博学，在学术史上堪称罕见，然而千里马终需伯乐的推重与揄扬。陈、吴的交谊允为“得一知己，死而无憾”的典型。
知己难得，所谓“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应非虚言。陈寅恪一生中的知己，无过于吴宓，真可以说是钟期与伯牙的再生。从吴宓女儿学昭编写的《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小书中，引录了不少吴、陈交谊的实录，更证明了两人的生死之交。
异国结识，半生情谊，介乎师友。
吴宓是陕西人，与长沙出生的陈寅恪天南地北，却在异国哈佛大学初识，介绍人是陈寅恪的同学表弟俞大维。吴、陈相识之后，两人的性格原亦有异，然因对学问的执著，对中国文化的共同关切，成为文化神州的共命人，而惺惺相惜。吴宓一接触到陈寅恪之后，更是大为倾倒，终生仰慕，再由仰慕化为海枯石烂而不渝的友爱。他们的年龄相差不到五岁，是学友，但吴宓自称谊兼师友，他是把陈寅恪当老师般看待，且有意当陈氏的包思维尔，记录一生言行，垂之久远。惜因种种变故，吴宓的心事未了，更因文革动乱，连吴、陈已成的手稿，亦遭散失。
吴宓无疑是第一个宣称陈寅恪是全中国最博学的人。陈原具千里马之质，但千里马须要识马的伯乐，吴宓就扮演了伯乐的角色，对陈一再予以揄扬推重，乃是不容抹杀的事实。陈寅恪还在德国留学时，即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曾经传说是梁启超的推荐。梁固与陈家有旧，未必能知陈门后辈的真才实学。原来在幕后推动力荐的，根本是研究院主任吴宓。我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史家陈寅恪传》一书中，已认为：“首先推荐寅恪的很可能是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吴宓！”现据所引录的吴宓日记，完全可以证实，而且不仅是“首先推荐”，而是独自力荐。甚至当陈寅恪于应聘期，出了些难题，诸如（一）须多购书、（二）因家务不即就聘，吴宓不因其难而罢手，仍全力以赴，终于办成，并为陈寅恪争取到“预支薪金二千元，又给与购书公款二千元，即日汇往”（见页三十一）。此时陈寅恪既无学位，亦未曾发表著作，尚是未露相的千里马，居然受到如此礼遇，与已经成名的王国维、梁启超二大师并驾齐驱，若无吴宓此一伯乐，实难以想像有其他的可能性。
更没有想到的是，抗战期间陈寅恪的英国牛津大学聘约，亦由吴宓最先穿针引线。一九三年之秋，吴宓以清华公费赴欧进修，在伦敦重晤旧识庄士敦（Sif Reginald F.Johhston），庄教士时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教授，向吴征询中国文史人才，吴第一个推荐的就是陈寅恪，“并详告以此人的价值”，给英国学界留下印象，为后来牛津汉学教授聘请铺了路。
有一则关于陈寅恪博学的传闻，似亦与吴宓有关。陈哲三引述蓝文徵所传，说蓝氏在日本东洋文库见到白鸟库吉，白鸟言及于研究中亚问题时，遇到困难，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覆信说应请问陈寅恪，遂得钱稻孙之介，得到陈教授的回信，解决了问题。此一传闻引起日本学者\（jia）一雄与池田温的怀疑，认为传闻有误，蓝氏于卅余年后之回忆，或有美化之可能性（参阅池田温《陈寅恪先生和日本》，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今见吴学昭据吴宓日记所述一段，仿佛是此一传闻的原始真相：
伦敦大学的东方美术及考古学家叶慈（W.Perceval Yetts）时正在考释一块中国碑文，中有若干字不能辨认。叶慈恳请父亲及一法国汉学家亨利?马斯皮罗（Henn Maspero）共同研究。两人“为指出若字，尚留阙文”。父亲说：“陈寅恪必能为解之。”于是叶慈恳请父亲将该碑照片及叶的释文寄京，代为求助于寅恪伯父。父亲因法国汉学家Maspero不知寅恪伯父而大感惊讶和遗憾，甚至在日记中用了他很少使用的惊叹号：“Maspero竟不知陈寅恪！”
蓝文徵曾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又于卅年代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当然可能与白鸟于东洋文库相见，只是卅年后回忆，很可能将“清华”误为“东洋”，误将“吴宓”作“钱稻孙”了，而且把故事说得更圆。
国事蜩螗（tiao tang古书上指蝉），失明伤痛，患难真情。
卢沟桥事变爆发，陈、吴两家先后离开清华园南下，转至设于云南蒙自的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寻又自蒙自迁昆明。一九三九年的春天，陈寅恪应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之聘，吴宓除于昆明海棠春设宴饯行外，还二度赋诗赠别。临行一首，回顾廿年的交情，谊兼师友，孺慕殊深，受益匪浅，惜清华十载，好景不常，日寇入侵，率土横流，然在兵火乱危之中，犹能几宴再亲，笑谈诲诱，今将西游传经讲学，钦羡无已，只盼早日言归，仍常依左右（原诗见页一）。友声嘤嘤，真挚动人。但当陈寅恪赶到香港，因欧战爆发，不能赴英，重返昆明授课，老友讯又重聚，时常在一起“散步翠湖，叹国事，谈校事家事”。相互宽解安慰，同躲警报。
一九四年夏天，陈寅恪再赴香港候轮赴英，仍未得成行，然因滇越交通中断，机票难求，一时无法返昆，几进退维谷，幸得在港大客座。及日本偷袭珍珠港，攻占香港，吴宓仍在昆明，道路阻隔，消息迟滞，甚是挂念陈寅恪，一直到一九四一年七月，接到陈氏手书，知已脱险至桂林，才放下心来，并以诗赠答，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喜闻辛苦贼中回，天为神州惜此才；
心事早从诗句解，名不与世尘灰。
自此桂林与昆明之间，又鱼雁不断。一九四三年八月，陈寅恪携家赴成都，任燕京大学教职。吴宓闻之，乘休假之便亦想去成都。成都燕大校长梅贻宝欢迎他前往执教，遂于一九四四年秋抵蓉。吴宓于到后第二天就去华西坝看望陈寅恪，重逢至欢。但不久陈寅恪双目失明，吴宓甚是焦虑，经常往医院探视，“久陪坐谈”，冀能宽慰。医治无效后，陈寅恪回家休养，吴宓又常往陈寓“探望、谈心”，为老友“读报、录诗”。
一九四五年八月，陈寅恪决定赴伦敦医治目疾，吴宓代为筹划，以及钞缮致英国领事英文电稿，并拟亲陪老友飞往昆明，后因突患胸疽，动了手术，不能远行，乃请燕大助教刘适（石泉）代为护送，然于“夜深人静时，为老友治好眼疾，恢复视力而默默祈祷”！只是老友的真情，未能感动神明，陈寅恪万里求医，仍未能复明，伤心而归。
两地阻隔，鱼雁寄情，神州共命。
抗战胜利后，吴宓赴武汉任教，未北返清华，国共内战后期，又转往重庆。陈寅恪又围城北平飞出，经沪抵粤，设讲于广州岭南大学（后改称中山大学）。岭南、西南相隔，虽有鱼雁诗歌互寄，长久未能晤面，然于吴宓日记可知，怀念之情有增无减，且曾“梦与寅恪兄联句”，忧虑老友在政治运动中的遭遇，担心文化神州所系的陈寅恪。一直到一九六一年的八月里，吴宓才能到粤海去与老友继续前游。溯自一九四五年成都一别，隔了十六年才见面。陈寅恪夫妇迎接吴宓前来，作了周到的安排。吴宓于八月卅日夜半才到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陈宅，“寅恪兄犹坐待宓来相见”。久别重逢，能不“五羊重见九回肠”？吴宓与盲翁相对，倍感凄切，所谈不出文化神州，聚叙五日而别。陈寅恪赠诗四绝道别，其一曰：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泛滥；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我初见此四绝诗，先师萧公权尚健在，曾抄录寄呈一阅。萧师与吴、陈二公乃清华旧友，又于战时华西坝燕大同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萧先生自海防返沪探亲，途经香港时曾为陈寅恪带上联大的薪俸（此乃我亲聆得之）。萧先生于一九八一年六月九日回信说：
寅恪先生数诗，均前所未见，环诵再三，不胜赞叹。此皆立意遣辞，远迈寻常，杜公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者，于此见之。
陈寅恪诗集原稿因文革遗失，有许多“前所未见”的陈诗，幸赖吴宓的勤录与珍藏而得以问世，尤其在抗战八年中，两人过从甚密，唱和亦多，留下好几首意味深长的陈诗，而吴宓又是最善读、善解陈诗的知心人。如陈寅恪《蓝霞》一诗：
天际蓝霞总不收，蓝霞极目隔神州；
楼高雁断怀人远，国破花开溅泪流；
甘卖卢龙无善价，警传戏马有新感；
辨亡欲论何人会，此恨绵绵死未休。
若非吴宓将之录入《南渡集》，则今无以得见。宓更指出，蓝指蓝衫党喻国民党，霞，红色，喻共产党。一语道破，始知陈寅恪早虑国共合作同仇异志，重庆与延安相隔难容。“楼高雁断”一句或指美、苏于中国局势有心无力，远水难救近火。“卢龙”乃山名或地名，盖喻虽欲卖地（承认满洲国）求和犹不得善价（日本仍不肯撤兵）。“戏马”的古典出自《晋书》，桓玄豪横，于殷仲堪厅事前戏马；今典按吴宓的提示应指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外传中国大兵四十万被围”，自是“警传”。此时此刻，独自忧心亡国之恨，已和盘托出。
还有些诗，虽未失传，然经吴宓的解读，今典始明畅无碍。如《南湖即景》一律的第七句：“黄河难塞黄金尽”，痛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国军决郑州花园口黄河堤口；“黄金尽”则题喻国币价值之跌入谷底。如此情状，难怪陈寅恪在当时会感到“北归端恐待来生”了。又如陈氏《辛巳春由港飞渝用前韵》一诗之第六句，“云浮西北接高楼”，吴宓的按语是：“似指延安与莫斯科泱泱大国之连接为一体也”。再如《闻道》一首，早已传诵：
闻道飞车十万程，蓬莱恩怨未分明。
玉颜自古关兴废，金钗何曾足重轻。
白日黄鸡迟暮感，青天碧海别离情。
长安不见佳期远，怊怅陈鸿说华清。
然经吴宓一注，“时蒋公别有所爱，于是宋美龄夫人二度飞往美国，此咏其事”，今典始大显于世，蓬莱恩怨、玉颜兴废、金钗重轻、碧海青天，以及佳期远、说华清，一一辞露意明。飞车十万程自指宋女飞美。白日黄鸡出自白居易《醉歌》：“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时没”。酉时近昏，鸡又为酉年，尽是暮感。美人迟暮，惆怅别情，也都有了著落。
吴宓更步和《闻道》原韵，敷陈原意：
云路迢遥是昔程，重来形势判幽明。
星驰俊彩全球仰，日落余光片羽轻。
怨敌狰狞同快意，家门宠贵自伤情。
玉环虽死君恩在，补恨犹能到上清。
情事多磨，生离死别，意犹切切。
吴宓本人的一段感情纠纷，亦颇轰动。这本《吴宓与陈寅恪》亦略有披露。毛彦文女士原是吴宓清华老友朱君毅的未婚妻，亦是吴宓发妻陈懿（心一）的同学。朱君解除婚姻，吴因同情毛女而相恋，且与发妻离婚。然毛女突又移情别恋，嫁给前国务总理熊希龄，使吴宓伤心欲绝。陈寅恪劝阻于前，但不相强，然又希望吴宓与元配复合于后。至暮年广州相会，陈寅恪夫妇仍亟力鼓励吴宓北上入京，与陈心一女士复合。陈夫人赠诗更是十分显露：
北望长安本有家，双星银汉映秋华；
神仙眷属须珍重，天上人间总未差。
陈、吴二家的友谊，确如吴学昭女士所谓：“友谊深挚，始终不渝”。一九六四年，吴宓曾三度计划再赴广州访唔老友，都未能成行。及文革风暴大起，连音讯也难有。陈寅恪夫妇先后于一九六九年逝世，吴宓竟不能知悉，到一九七一年，实在按捺不住，写了一封长函给广州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探寻“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的“现况、实情”，虽恳请复函，并无回音。吴宓女儿也不敢将实情相告，故一直不知老友已逝，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犹梦见“陈寅恪兄诵释其新诗句”，竟仍不知早已生死相隔。陈寅恪一九六一年赠别诗有云，“暮年一唔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真是一语成谶。
吴宓与陈寅恪之间的真挚情谊，倾心、关心、诚心相待，实植根于二氏对中国文化的共命同感，尤其是吴宓，认为王观堂之后，陈寅恪实系文化命脉于一身。他们两人都要保存中国文化，但并非一般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对中国文化绝不盲目崇拜，实有所批评。他们的壮志宏图是要为文化神州更辟一新境，使“千年绝艳”更加万紫千红，这也就是陈寅恪绩命河汾，以及吴宓向往东方文艺复兴的素愿。他们的悲剧，则是死于文化神州最黑暗的一刻。
回忆吴宓先生
吴宓先生学贯中西，蜚声杏坛，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早在他留学欧美期间，就有“留学生中的圣人之徒”之誉。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吴宓先生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国后即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位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师为该院导师，成一时学术界之盛事，至今亦传为美谈。
期间创办并主编《学衡》杂志，对“五四”运动中的消极面――民族虚无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抨击，捍卫了中华优秀文化及传统美德。在吴宓的教职下，他的莘莘学子中，后来成一代俊彦，成大师级学术人物的亦复不少，如傅斯年、钱钟书、王力、贺麟、季羡林等。
遗憾的是，吴宓一生尽管从不染政治，只醉心于学术研究及培养人才，以道德文章自许自律而又谨言慎行，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八年（一九五年――一九七八年一月），仍历尽坎坷，饱经忧患；“文革”浩劫中，更遭受野蛮的殴打和残酷的折磨，致腿残目盲，终至愤懑而卒，令人扼腕叹息。上世纪中期，我就读于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现改名为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吴宓先生本系我院历史系教授，后调来我系教世界文学史课程，使我有幸成为他的受业弟子。
就个人来说，我知道吴宓先生对中西文化造诣很深，就一些广泛的学业上的问题，多次向他请教。承他不倦教诲，字解句析，获益良多，感慨殊深。先生渊博精深的学识、高尚的道德情操、率真正直的做人品质、诲人不倦的育人精神、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这一切，虽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然至今忆及，犹历历在目，宛似昨日，令人仰止。
吴宓先生中等身材，高约一米六二，面目清瘦，但双目有神，给人印象是一个非常精干的老人。在校园中见到他时，常身穿士林布的中山装，右手拄着手杖，目不斜视，步履匆匆，老像在赶路似的。上课总是挟着一大摞书籍，多为精装本，但他很少翻阅，即使偶尔翻检，也总是匆匆一瞥。
吴宓老师上课有一特点，上午上，一次上四节课；连续上两节，课间休息二十分钟后，又继续上后两节。当时他已是六十三岁、满头银发的老人了，试想，在讲台上站著连讲三个多小时，又是上大班三百人的课（我们年级人较多），可以想见，其体力、脑力的透支是多大呀！但吴老师精神很好，声音虽不宏亮，但却十分清晰。
讲解中他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而许多引用的原话，均随口说出，又都十分准确。我们真佩服他的博闻强记。听吴宓老师讲课，既感到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师尊在传道、授业、解惑，如沐春风，又感到是在听一位雄辩家的动人演说，如听纶音，确乎是一种享受。
这时我们做学生的，一点也不敢分心，全神贯注，专心致志，惟吴老师之讲是听，并手不停挥地快速记下他讲的每一句话，生怕有所遗漏。全课堂三百人，除吴宓老师的讲课声外，偌大的教室里，只有这几百名学生钢笔写在纸上的一片嚓、嚓之声。
四节课讲完，我们的笔记本（当时流行大32K的软面抄本）已记满了好几十页。课后同学们相互对笔记发现，吴宓老师的讲课，无论从语言、段落、章节，及其引证之原文，论述之词语吗，简直就是一篇接一篇的论文。
当讲义发下来后，我们又与笔记对照，内容基本相同，而课堂上的讲解，又似乎要生动丰富得多。我们真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和高度的敬业精神。
进西南师范学院不久，我们便听说了吴宓先生的这样几件事：一是按他的学术水平及国内外的知名度，本应评为一级教授（当时教授分三级。一级最高），但因他主办《学衡》时，挨过鲁迅的骂，被降格评为二级教授。
二是每个月都要在经济上帮助好友、《婉容词》的作者吴芳吉的遗孤。三是他的继任夫人邹兰芳年前患病去世，吴宓在其室内长期供上她的灵位牌。
对这几点，我们同学认为，吴宓老师被降格评为二级教授，私下为他抱屈惋惜，而后两件事说明，吴老师是笃于情深于义的。由此，对他的思想和人品，我们算是有了一点了解。
《婉容词》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享誉全国的一篇优秀文学作品。作者是吴芳吉，四川江津人。全词以浅近的文言写成，充满哀怨凄楚的情调。该词叙述了一个受过良好旧式礼教教育、名叫婉容的女子，被一个让她痴心等待的赴欧美留学的青年男子所休弃，因而在哀怨和绝望之后，跳江自杀的故事。情节凄婉动人，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读者自然同情婉容的不幸而谴责负心之男子。
但是，我将该词作者吴芳吉与吴宓先生联系起来，将词中描写的那个负心男子与吴宓先生联系起来，却是在看了《吴宓文集》并和吴宓先生一次谈话之后的事了。读大三时，我感到学院公共图书馆的藏书，专业性的不多，便常跑中文系教师图书室去翻书。该图书室自然不对学生开放，但不知怎的，该室管理人员却例外允许我翻阅，当然不能借出。一次，偶然看到架上藏有《吴宓文集》，我高兴极了，兴奋地浏览起来。该文集系民国时期出版，十六开本，精装，除辑有吴宓先生的诗、文、（诗，全是旧体诗）外，并插有多帧吴宓在美国哈佛及英国、法国和国内各大学讲演、工作时的照片。文集前面还载有吴宓先生的父辈与康有为的来往书信及诗文，但数量不多。
令我惊讶的是，文集后面部分竟还附有吴芳吉的不少诗文，而且文集中吴芳吉对吴宓先生竟然谦称“私淑弟子”。私淑，即私淑艾，出自《孟子?尽心上》，按朱熹注：“私，窃也；淑，善也；艾，治也。”意为对自己所崇敬的人，不能及门受业，但私下取其嘉言懿行，来培养自己。
素有“白屋诗人”桂冠、享誉全国的吴芳吉，在吴宓先生面前尚且如此自谦，由此可见，吴宓先生受人之尊崇如此！自然，也使我对吴宓先生的尊崇更进了一步。
一次，我到吴宓老师住处，就《婉容词》的一些问题，想请教他。我说：“吴老师，弟子请问：《婉容词》中那个休弃掉婉容的留学生，生活中原型指谁？”我真没想到，他竟不假思索，随口便说：“就是我。”语气平静，但上身又似乎还微微摇晃了一下。
这一下使我感到吃惊。吃惊的是，怎么说也没想到是他！但事后我想，当时我真糊涂，其实在看了《吴宓文集》后，以吴芳吉和吴宓过从之密，而且《婉容词》中还有“在美洲进了两个大学，在欧洲得了一重博士”这样的话，这更似乎是明指他为原型了。我应该早想到是他。
更吃惊的是，想不到吴宓老师竟是这样的率真、诚朴！试想，在并非知心朋友，而是在弟子面前，这无异于坦承自己是负心汉！这需要多大的道德勇气啊！当然，吴宓先生是否真的如此这般休弃了发妻，我不敢肯定，但当时对话确乎如此！
他这一坦承不讳，倒使我感到自己太冒失了！太亵渎师尊了！如芒刺在背，惶恐起来。于是我赶紧站起来惶愧地说：“吴老师，真对不起！也许我不该问，但我确实不知道，请原谅！”吴宓老师则连著说：“没关系！没关系！该问的，你们自然是不知道的。”
至此，我不便再问其他什么，就歉歉然地抱愧离开了。
我进西南师院的第二学期，正赶上一九五七年那个中国不平常的夏季的反右斗争。雷声轰隆，大地震颤，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厄运降临了。
当时我院教育系讲师董时光先生，于一九五五年刚从美国归来，年约三十岁，鸣放劲头最足，他的一个兄长名董显光，曾担任蒋介石的新闻局长，后去了台湾。另一个兄长叫董恒光，在我院体育系任教授。
在仅仅一个月左右的“大鸣大放”期间，董时光先生鸣放的大块文章、讲话，先后在重庆日报、四川日报（当时重庆属四川省辖）整版大幅刊出，重庆市十多所大专院校也纷纷请他去讲演，在西师校内他主持了几次民主论坛，每次都有好几千人参加，轰动一时；同时校内几乎每天各处都张贴有他写的油印短文，等等结局不言而喻：他被打成全省最大的右派，划为极右分子，后在凉山州劳改中悲惨地死去。
在这“引蛇出洞”，在所谓“阳谋”的“大鸣大放”的气氛中，以吴宓先生这样不“红”而专的著名学者、“前朝遗老”，自然也会被“引”出来鸣放的。但吴宓先生头脑清晰，他不像董时光先生那样头脑膨胀，糊里糊涂地易于上套，在会上他根本不谈政治，只就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学术方面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当时，学校已完全停课，到处都是座谈、集会及大小字报，很自由的。教师的集会学生自然也可以旁听。那时历史系与中文系都同在第三教学大楼内，凑巧我也有幸旁听了吴宓老师在教师会上的一次发言。
他的这次发言，要点如下：第一，他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中的繁琐考证和猜谜式的索隐，肯定了《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作品中无与伦比的地位。他的这一讲话，使我想起了早就在同学中流传著的一个笑话：吴宓说：中国够得上称红学家的人，只有两个半。一个是俞平伯，半个是郭沫若。同学们追问：那还有一个是谁？吴则笑而不答。
大家说，这自然是指他自己了。这当然是笑话，不足为据。但事实上，吴宓先生早就对《红楼梦》有很深入的研究，他是最早把《红楼梦》放在与世界文学名著范围来进行比较研究的，是我国比较文学早期的开拓者、奠基人。
第二，他不赞成文字改革（当时国务院设有文字改革委员会），反对汉字简化，反对汉字走拼音化的道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提出“汉字要走世界拼音化的道路”。吴宓说，这行不通。他认为汉字作为一种文字，具有表音、表义、表形的功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文字。
第三，中华传统文化和道德必须坚持，孔孟之书还是要读的，经史子集还是要研究的，不可一概斥之为封建。
他的这个发言，表面上看，不涉政治，是学术性的，但认真说，后两点还是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度及强烈的针对性的，甚至是直指最高当局的，并非没有风险。
但这也正好说明，吴宓先生不论在何种环境中，都能恪守信念，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学术观点，不唯上、不人云亦云、不见风使舵，这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学者所应具有的学术品格和道德勇气。
一九五九年秋，西南师院中文系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中外诗歌欣赏会，其特点是，由教授们以传统的哼吟方式来吟诵中国古典诗词，并请吴宓教授来朗读西方古典诗歌。所谓吟诵，自然不是朗诵，这在时兴朗诵的年代，吟诵自然是别开生面的。
吟诵中国古典诗词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李景白教授和赖以庄教授，前者用北方方言，后者用四川方言，一为京味一为川味，风味虽殊，但却让我们体会到了古人是如何哼吟诗词的。
李景白教授，河北人，五十来岁，举止斯文儒雅，教我们唐代文学。赖以庄教授，四川人，亦五十岁左右，留一八字须，善诙谐，长于经学，在学术界素有“活字典”之誉。据说，无论何典何故，他都能准确指出出于何书何处、何篇何章，乃至连版本、页数也能准确指出，真正是博闻强记。记得上大一时，他教《论语》，就一个“论”字，他列举了七八个不同的涵义，均引经据典，诘难辨析，整整讲了四节课。其学识之渊博，记忆力之惊人，让同学们敬佩不已。
我至今还记得李景白老师吟诵的情景。他吟诵的是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七律。他曼声悠扬，发出长长的哼吟之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每一个字似乎都从鼻腔中发出，而又清晰可辨，且有拖得很长很长，音调也忽高忽低，时断时续，像一个一个浅斟低酌的诗人，正在为搜索、推敲某一妥帖的字词而煞费苦心。
我们想，李白的“高吟”、贾岛的“苦吟”，以及古人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三句两年得，一吟双泪流”，大概就是这情景吧。
这次中外诗歌欣赏会最后一个高潮，则是吴宓教授用英、法、德三种语言朗读西方著名作家的诗歌。吴宓老师先用纯正的英语朗读了英国莎士比亚和拜伦的两首诗，接著又用法语朗读了大仲马的一首诗作，最后用德语朗读了歌德的一首诗作。全为十四行诗体。
吴老师每朗读一首诗，都要先对其内容及艺术特点，作极简要的介绍，然后便声情并茂地朗读起来。吴宓先生以他那悠扬流畅的声调，把西方诗歌，特别是十四行诗体中，韵律的铿锵悦耳，节奏的跌宕有致，音节的抑扬顿挫，像一首动人的美妙乐曲，不断地演奏出来，回响在每个人的耳际，似乎把我们先后带进了不同国度的艺术殿堂，感受到了多种形式的艺术美。
朗读结束，在座的老师、同学无不为吴宓老师能精通多国语言、博学多才而为之倾倒、叹服。
谒吴宓先生故里
日，笔者在古城西安，面晤西安秦岭峡谷休闲度假村（集团）公司董事长陈维礼先生时，表示了想到陕西泾阳县吴宓先生故里拜谒的愿望，陈维礼先生欣然应允。他说，多年前，自己曾陪同著名诗人雷抒雁先生去过一次吴宓先生故里。此日下午，一行数人，赶赴泾阳。但见：泾水之阳，嵯峨巍巍。吴氏墓地，古柏森森。于是，笔者怀着深深敬意，抄录墓地四块碑文而归，谨记于下：
吴宓教授墓表
（一八九五――一九七八）
先生姓吴，名宓，字雨僧，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人。生于一八九五年。父仲旗公，名建常，笃学能文。母胡夫人。一九八年陕西提学使咨送入京，考入清华学校。一九一七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一九二一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著名学者任教授，培养出王力等知名学者甚众。又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外国语文学系教授、系主任。一九三年赴欧洲研究文学于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一九二二年至三三年，主编《学衡》杂志。一九二八年至三四年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先生四十岁以前之诗出版《吴宓诗集》，驰名于我国诗坛。解放后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四川省政协委员，先生娴于多种外国语言，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红楼梦》，独抒创见，实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之首创者。知名学者、作家、教授吕叔湘，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张骏祥、曹禺、吴组缃、李赋宁等，皆出其门。先生爱祖国、爱人民，拥护共产党，积极参加文化教育建设。文化革命中，遭受残酷迫害。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含冤逝世，终年八十有二。一九七九年七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关怀下，西南师范学院隆重召开大会，为吴宓教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一九八七年十月吉日，安葬先生于安吴堡故土。先生贡献于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功绩卓著，为众所敬仰之著名诗人、权威学者。谨述生平事略，刻于墓碑，以垂不朽。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陕西文史研究馆馆长&&&& 高元白& 敬撰
陕西省书法协会会员&&&& 蒋慰西& 敬书
陕西富平县石雕技师&&&& 仇文才& 敬刻
修建吴宓先生陵园牌坊记
岁在甲午，节届仲春。泾阳县府扩修吴宓先生陵地，增建牌坊，邀余撰文以记之。余尝习先生之文十载，感佩有加，不敢不言：先生乃吾国现代罕有之文化大师矣！先生办学办刊，为诗为文，皆成就斐然，最要者实为创说中西文化关系之大略“本源会通论”，即本乎中元儒，参乎西双希，而非仅取启蒙。此诚前无古人，迄无来者之深论。由是，先生之学后世必得光大。余与同门崇仰先生有年。昔者嵯峨文友秉宪引见先生至亲王\诸君，君等赠先生遗物多件于吾校。余率同门屡往先生陵地植树吊怀，亦主编研究先生之文集多卷出版。每届清明吾校师生均往先生墓园祭扫。所为虽事小功微，然敬意可鉴。今由余援建此经典牌坊，以复表崇仰之心，亦为余等之幸事尔！
先生千古，精神永辉！
后学西府刘家全谨撰并率西大现代同仁敬立
西历2014年4月
祭尊师吴宓文
岁次辛卯，维时八月，川原，云山芒芒。巴蜀弟子，爰方启行。度巴山秦岭兮，聚三秦之泾阳。悼吾师吴宓系，澹ㄋ撸┑茏又猿Α＞飨壬氚儋猓钍Χ髦锤彝＠苛昵稗道筚猓昵锓缰埂Ｆ蛳壬旯槔促猓涞茏永崛餍南恪
托泾阳之风水兮，育大师成长。少赴美以留学兮，膺学位而还乡。南北名校争聘兮，调清华研究院主掌。拜请四大导师兮，呈学术研究之盛况。执西方文学之牛耳兮，享部聘教授之荣光。总编学衡杂志兮，扬国学之辉煌。开比较文学先河兮，学贯中西以徜徉。弟子遍布九州兮，桃红李白竞芬芳。
历人生之转折兮，遇社会之动荡。拒台湾之高聘兮，谢名校之约而不往。晚年独留西师兮，于兹虎落平阳。罹反动权威之罪兮，遭际运动而未央。文革入牛棚兮，摧残侮辱堪当。颠倒黑白，恣睢虐狂。批斗跌断腿骨兮，左目朦暝右目盲。起居无以自理兮，宿儒晚景凄凉。贫病断魂如草芥兮，大师含冤陋葬。斯文之辱没兮，旷古之未尝。叹乎悲乎耻乎羞乎！天意由来高难问兮，念兹君子抱痛，六月飞霜。
逢盛世而转乾坤兮，知识重见天光。时代亟需大师兮，惜乎先生早亡。两岸重启师热兮，我辈喜极而泪滂。亲耳聆听教诲兮，字字珠玑难忘。三两二两睿智谐语兮，P（针）砭是藏。头可断，孔不可批，先生铁骨铮响。萦怀乎兮，矍铄老人，白眉藜杖。负手东篱，喃喃荷塘。更有道德文章。声相应兮，倡学人气节；气相求兮，铸吾国脊梁。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夫岂庸鄙之敢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懿哉！伟哉！一代宗师，百世敬仰！
幸值中华崛起，共建小康。吾辈当尽绵力兮，矢志以先生为榜样。悼恩师弟子共呼唤兮，先生忠魂何方？料得年年断肠处，嵯峨山下一g黄土，碑文数行，离离衰草，萧萧白杨。杜鹃啼血，几抹残阳。呜呼哀哉！尚飨！
执笔人李元俊
原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一九六四届同学会敬挽
吴协曼院士墓表
（一九二五――一九八七）
先生姓吴，名协曼，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人。父仲旗公，名建常，文章有名于时。母刘夫人。兄吴宓教授，为我国著名诗人，权威学者。先生幼而聪颖，受父兄教诲，爱好语言文学。一九四三年毕业于西安高级中学，保送入中央大学外语系，主修英国语言文学，学业成绩一贯优异。
一九四七年，应台湾广播电台之聘，主持英语讲座之广播工作。先生以纯正之英国口语，讲授清晰生动，深受广大听众欢迎。一九五七年应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之聘，任语音学、英语发音与英语教学法等课。一九五九年以副教授兼任师范大学国语教学中心主任，负责对外国留学生之中国语文教学工作。一九六七年，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特聘先生赴英国任教，同时授于硕士学位，讲授现代汉语、中国现代文学等课。一九八三年剑桥大学伍福森学院推选先生为终身院士。先生远离祖国四十年，思国怀乡之情与日俱增。一九八年先生偕夫人柯翼如女士归国观光探亲，目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之伟大成就，感奋赞叹，精神倍加振奋。决定退休后归国定居，以所知为祖国效忠。不料身患癌疾，于一九八七年四月廿一日逝世。一九八七年十月吉日安葬先生于安吴堡故土。先生好学不倦，治学谨严，教学认真负责，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一生为传播中国文化、交流中外文化，贡献卓著，谨记先生生平事略，刻于墓碑，以垂不朽。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陕西文史研究馆馆长&&&& 高元白& 敬撰
陕西省书法协会会员&&&& 蒋慰西& 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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