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号：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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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孔雀街的一家酒馆
　　一、三个地狱里的判官　　在孔雀街有一所被人称为咖啡馆的酒店。这所咖啡馆有一间后房，到了今天已经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有些过分有权势而且过分受人注意的人物不愿意在公众的地方交谈，有时就差不多秘密地在这所房间里聚会。一七九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山岳党和吉隆特党实行杯酒言欢，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加拉——虽然他在他的《回忆录》里并不承认有这件事——在那悲惨的一夜，也是到这儿来听取情报的，当时，他把克拉维埃尔安置在平安可靠的波那路以后，就在皇家桥停下马车来倾听警钟。　　一七九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有三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在这间后房里聚谈。他们的椅子并没有挨在一起；他们每人坐在桌子的一边，还有一边空着。那时大约是晚上八点钟；街上还很亮，可是后房里已经黑了，一盏在当时算是奢侈品的洋油灯挂在天花板下面，照亮着那张桌子。　　三个人中的头一个，年轻、脸色苍白、态度严肃、嘴唇单薄、目光冷酷。他的脸颊上有一种神经质的痉挛，使他很难微笑。他的头发上扑着粉，手上戴着手套，衣服刷得很干净，扣着纽子。他的浅蓝色的衣服没有一条褶皱。他穿着一条黄布短裤，白袜子，高领，一条打褶的胸饰，有银扣的鞋子。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巨人，另一个却是侏儒。身材高大的一个很潇洒地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宽大的呢衣服，领带没有打结，垂下来比胸饰还要低，露出颈项，上衣敞开，纽子脱落，穿着一对靴口露着毛的皮靴，头发蓬松直竖，虽然也看得出梳理过和装饰过的痕迹；他的假发里夹有马鬃。他的脸上有麻点，他的双眉间有一条愤怒的皱纹，嘴角上有一条善良的纹路，他的双唇很厚，牙齿很大，两只手像搬运工人的手，眼睛闪闪有光。身材矮小的那个是一个黄色皮肤的人，坐下来的样子仿佛有点畸形；他的头向后仰，眼睛布满血丝，脸上一片苍白色，肮脏和垂直的头发上系着一条手帕，他前额很低，只看出庞大而可怕的嘴。他穿着长裤，宽大的皮鞋，一件仿佛曾经是白色的缎子背心，背心上面罩着一件短衫，短衫的皱褶里显出一条坚硬的直线，使人猜出里面藏着一把匕首。　　这三个人中第一个叫罗伯斯比尔，第二个叫丹东，第三个叫马拉。　　房间里只有他们三个人。丹东的面前放着一只杯子和布满灰尘的一瓶酒，很像路德的啤酒杯；马拉的前面是一杯咖啡，罗伯斯比尔的面前是一些文件。　　文件旁边放着一只笨重的铅墨水瓶，这种墨水瓶是圆形而有细道的，那些在本世纪初期做过小学生的都会记得它的样子。一支羽毛笔扔在墨水瓶旁边。文件上压着一颗大铜印，上面刻着“Palloyfecit字样，这颗印的样子完全是巴士底狱的小模型。　　桌子中间摊开了一张法兰西地图。　　房门口外边站着马拉的马弁劳朗·巴斯，他是鞋匠街十八号的经纪人，六月二十八日以后，过了大约十五天，七月十三日，拿一张椅子敲在一个名叫夏洛特·郭黛的女人的头上的人就是他。现在这个女人还在加昂地方作着模糊的幻想。劳朗·巴斯是送《人民之友》校样的人。这一天晚上，他的主人把他带到孔雀街的咖啡馆里，吩咐他把守着房门，马拉、丹东和罗伯斯比尔在里面谈话的时候不要让任何人进去，除非是公安委员会、巴黎公社或者主教宫社的人。　　罗伯斯比尔不愿意拒绝圣茹斯特迸来，丹东不愿意拒绝巴祁进来，马拉不愿意拒绝居斯芒进来。　　会议已经开了很久了。讨论的内容是摊在桌子上的，罗伯斯比尔念过的那些文件。他们的声音已经开始高起来。一种愤怒的声音已经在他们三人中间响着。在门外有时听得见激烈的说话声。那时候国民公会已设立了公众旁听席，这种旁听的习惯似乎已逐渐形成一种旁听的权利；所以书记法布列西斯·巴里斯有权利从门的锁孔中偷看公安委员会所做的一切。顺便说一句，这种偷看并不是没有用的，因为在一七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到三十一日夜间警告丹东的正是这个巴里斯。劳朗·巴斯把耳朵贴在后房的门上，后房里丹东、马拉和罗伯斯比尔正在聚谈。劳朗·巴斯服侍马拉，可是他是属于主教宫社的人。　　二、在黑暗中大声疾呼　　丹东站了起来，很快地把椅子向后一推。　　“听着，”他叫道，“现在只有一件事是紧急的，那就是共和国的危难。我只知道一个任务：把法兰西从敌人手里解救出来。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一切！一切！一切！当我要应付各种各样的危险的时候，我就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当我觉得什么都可怕的时候，我就一切都不顾了。我的思想是一只狮子。在革命中是不许有不彻底的办法，不许有虚伪矫饰的。复仇和正义的女神并不是一个矫饰的女子。让我们变成可怕的，同时也是有用的吧。难道一只象用脚踏下去的时候还要看看它踏的是什么吗？让我们粉碎敌人吧。”　　罗伯斯比尔温和地回答：　　“我非常同意。”　　他又加上一句：　　“问题是在断定敌人在什么地万。”　　“在国外，我已经赶走他们了。”丹东说。　　“在国内，我正在监视他们。”罗伯斯比尔说。　　“我还要把他们赶走。”丹东又说。　　“内部的敌人是不能赶走的。”　　“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们消灭他们。”　　“我同意。”丹东回答。　　他又接着说：　　“我告诉你敌人是在国外，罗伯斯比尔。”　　“丹东，我告诉你敌人是在国内。”　　“罗伯斯比尔，敌人正在边境。”　　“丹东，敌人在旺代。”　　“请你们镇静一点，”第三个声音说，“敌人到处都有；你们都完蛋了。”　　说话的是马拉。　　罗伯斯比尔望着马拉安静地回答：　　“不要笼统地说话。我是有根据的。这里就是事实。”　　“学究！”马拉咕噜着说。　　罗伯斯比尔把手按着摊开在他面前的文件继续说：　　“我刚才已经把马恩的普利尔的快信念给你们听。我也把耶朗布尔供给的情报告诉过你们。丹东，听着，外战不算什么，内战比什么都重要。外战不过等于一个人的肘部受了一点擦伤；内战是侵蚀肝脏的溃疡。从我刚才告诉你们的一切，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直到今天为止分散在几个领袖手中的旺代，现在正在团结起来。它从今以后就会有一个统一的领袖……”　　“一个土匪头目。”丹东喃喃地说。　　“这个人，”罗伯斯比尔继续说，“就是六月二日在篷托松附近登陆的人。你们已经看见过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请注意他的登陆和我们的几个特派代表的被捕非常巧合，黄金海岸的普利尔和罗姆两个代表都在六月二日在贝约被嘉尔瓦多那个叛国的法院逮捕了，这件事和那人的登陆发生在同一天。”　　“而且法院还把他们押解到康城堡垒。”丹东说。　　罗伯斯比尔继续说：　　“我继续把这些快信的内容扼要地说一说。森林战正在大规模地组织中。同时英国人正在准备登陆；旺代人和英国人其实是一家人。菲尼斯泰尔的野蛮人和康华尔的野蛮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我已经把一封劫来的皮塞耶的信给你们看过，信里说：‘把两万件红军服分配给起义军队就可以引起十万人起来叛变’。等到农民的叛变准备成熟，英国人就要登陆了。这里就是整个计划。我们参考地图来看这个计划吧。”　　罗伯斯比尔用手指指着地图，继续说：　　“英国人可以在康加勒和奔坡之间选择一个登陆地点。克雷格认为圣布利尔湾比较好，康沃利斯认为圣卡斯特湾比较好。这是一些细节。卢瓦尔河的左岸有旺代的叛军守着，至于安舍尼和篷托松之间二十八里的平原地有四十个诺曼底的教区答应协助他们。他们将在普来林、依非尼厄和普来涅夫三个地点登陆；他们要从普来林向圣布利尔进发，从普来涅夫向朗巴勒进发；第二天，他们可以到达关禁着九百英国俘虏的狄南，同时他们可以占领圣若安和圣米恩；他们要把骑兵留在那里；第三天，他们分成两队前进，一队由圣若安向贝底挺进，另一队由狄南向贝舍拉挺进，贝舍拉是一座天然的要塞，他们将在那里建立两座炮台；第四天，他们就到雷恩了。雷恩是布列塔尼的咽喉。得到雷恩就可以得到整个布列塔尼。雷恩失陷以后，新堡和圣马洛都会相继失陷。在雷恩有一百万发炮弹和五十门野战炮……”　　“都让他们抢去吧。”丹东喃喃地说。　　罗伯斯比尔继续说：　　“让我把话说完。他们要从雷恩分三路前进：一路向富耶尔，另一路向维特来，还有一路向雷东。桥梁虽然破坏、敌人可以使用浮桥和厚木板，这件正确的事实你们已经知道了，敌人还能够找到向导指点骑兵从什么地方过渡。从富耶尔他们直取阿弗朗什，从雷东威胁安舍尼，从维特来进占赖伐尔。南特要投降，布雷斯特也要投降。雷东打开了通到维莱那的道路，富耶尔打开了通到诺曼底的道路，维特来打开了通到巴黎的道路。在半个月之内，他们会拥有一支三十万人的匪军，整个布列塔尼就要属于法国国王了。”　　“换句话说，就要属于英国国王了。”丹东说。　　“不。属于法国国王。”　　罗伯斯比尔又加上一句：　　“属于法国国王那就更坏了。赶走外敌只要十五天就够了。推翻帝制却要一千八百年。”　　丹东已经再坐下来，他把手肘搁在桌子上，两手支着头，沉思着。　　“你们都看出这种危险了吧，”罗伯斯比尔说，“维特来给英国人打开了通到巴黎的道路。”　　丹东抬起头来，把两只紧握着的大拳头向地图上捶下去，仿佛捶在铁砧上一样。　　“罗伯斯比尔，难道凡尔登不是也曾经给普鲁士人打开通到巴黎的道路吗？”　　“是的，怎么样？”　　“就这样，我们把英国人赶出去，就像我们曾经把普鲁士人赶出去一样。”　　丹东又站了起来。　　罗伯斯比尔把他的冰冷的手放在丹东的滚热的拳头上。　　“丹东，香槟省并不帮助普鲁士人，布列塔尼却帮助英国人。收复凡尔登，这是外战；收复维特来，却是内战。”　　然后罗伯斯比尔用一种冷酷而低沉的音调喃喃地说：　　“一个很严重的区别。”　　他又接着说：　　“坐下来吧，丹东，请你看地图，不必用拳头捶它。”　　可是丹东一点儿也不放弃自己的想法。　　“这真叫人受不了！”他嚷起来，“祸事在东边，你却认为在西边。罗伯斯比尔，我同意你的说法在大西洋那边有英国；可是比利牛斯山那边有西班牙，阿尔卑斯山那边有意大利，莱茵河那边有德国。还有俄国大熊在背后。罗伯斯比尔，危险是一个圈子，我们在圈子中间。国外有各国的同盟，国内有卖国贼。在南部，赛旺把法国的大门向西班牙国王打开了一半，在北部，迪穆里哀投降了故人。何况即使在投降以前，他一直威胁着的是巴黎，而不是荷兰。奈文德涂抹掉热马普和瓦尔米的战绩。哲学家拉波·圣艾蒂安是一个卖国贼，就像他是一个新教徒一样，他和侍臣孟德斯基乌通信。陆军的大部分兵士都打死了。现在没有一个联队的人数超过四百人；勇敢的雨桥联队只剩下一百五十人；巴马尔军营放弃了；吉维只剩下五百袋面粉；我们的军队正在向朗多撤退；维尔姆塞正在追迫克雷贝尔；梅恩斯虽然英勇抵抗也终于陷落了，孔代的陷落却很可耻。瓦朗西纳也一样。可是瓦朗西纳的守将桑瑟和孔代的守将老费劳仍然不失为两个英雄，梅恩斯的守将缪尼叶也一样。可是其余的人都是卖国贼。达威勒在埃克斯－拉－沙伯勒背叛我们，慕东在布鲁塞尔背叛我们，瓦朗西在贝列达背叛我们，尼义在灵堡背叛我们，米朗达在马斯特里斯背叛我们；斯当热是卖国贼，拉奴是卖国贼，李果尼叶是卖国贼，孟努是卖国贼，狄庸是卖国贼；都是被迪穆里哀的可耻的金钱收买的。我们必须惩罚几个来儆戒其他。我很怀疑古斯丁的退却；我疑心古斯丁宁愿为了金钱的利益而占领法兰克福，而不愿意占领有用的科布朗兹。法兰克福能够缴纳四百万兵饷，对的。可是和粉碎逃亡贵族的巢穴相比，这又算得什么呢？这是卖国的行为，我要这样说。缪尼叶在六月十三日死了。克雷贝尔只剩下一个人。这时候布伦斯威克的力量增强了，向前挺进了。他把德国旗插在他所占领的每一片法国土地上。现在布朗特堡的边疆总督成了欧洲的最有权威的人；他把我们的省份一个个放进衣袋里；他会决定比利时的主权归谁所有的，你们等着瞧吧；简直可以说我们是在替柏林工作；假使这种情形继续下去，假使我们不设法整顿一下，那么法国大革命只能够使波茨坦得利，革命的惟一结果只是把腓特烈二世的小王国扩大，我们只是替普鲁士国王杀掉法国国王而已。”　　于是丹东爆发出一阵使人害怕的笑声。　　丹东的大笑使马拉微笑起来。　　“你们各有所好；丹东，你，是普鲁士；罗伯斯比尔，你，是旺代。现在轮到我来提出我的意见了。你们没有看出真正的危险；真正的危险是咖啡馆和赌场。舒瓦瑟尔咖啡馆是属于雅各宾党的，巴不咖啡馆是属于保王党的，约会咖啡馆攻击国民军，圣马丁门咖啡馆保护国民军，摄政咖啡馆反对布列索，科拉查咖啡馆拥护布列索，普洛各普咖啡馆崇拜狄德罗，法兰西剧院咖啡馆崇拜伏尔泰，在圆顶咖啡馆里人们撕毁共和国纸币，圣马索的几间咖啡馆正在发狂，马奴里咖啡馆里正在争辩面粉问题，在福依咖啡馆里是吵闹和打架，在彼龙咖啡馆里那些金融的黄蜂们正在嗡嗡地狂叫。这才是严重的事情。”　　丹东不再笑了。马拉始终微笑着。侏儒的笑比巨人的笑更糟。　　“你在开玩笑吗，马拉？”丹东咕噜着说。　　马拉的屁股神经质地动了一动，他的这个动作是很出名的。他脸上的微笑已经消失了。　　“呵！我认得你，丹东公民。是你在国民公会大庭广众之中叫我做‘马拉这个人’的。听着。我原谅你。我们正处在一个愚昧的时代。啊！我开玩笑！的确，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检举过夏佐，我检举过彼雄，我检举过克圣，我检举过摩拉东，我检举过杜弗里区－瓦拉西，我检举过李冈尼叶，我检举过墨奴，我检举过班尼威勒，我检举过任桑尼，我检举过比隆，我检举过李东和桑朋；我做错了吗？我在卖国贼的身上嗅到他的阴谋，我认为最好是在犯人犯罪以前就检举他。我惯常总是把你们第二天要说的话提早一天说出来。我就是在立法会议上提出一整套刑事法规草案的人。到现在为止，我做过些什么？我要求训练各区公所使它们能够遵守革命的纪律，我曾经命令揭去三十二个纸箱的封条，我曾经讨回落在罗兰手里的珠宝，我曾经证实布列索和他的同党把空白的拘捕证交给治安委员会，我曾经指出林代的报告中略掉卡佩的罪行，我曾经投票赞成在二十四小时内把暴君处死，我曾经维护过摩公赛和共和两个联队，我曾经阻止朗诵那邦纳和马鲁哀的书信，我曾经为伤兵提出一个议案，我曾经命令取消六人委员会，我在孟斯事件中曾经预感到迪穆里哀的叛变，我曾经建议逮捕十万流亡贵族的亲属作为人质，抵消我们落在敌人手中的官员，我曾经提议把所有越过国境的政治委员宣布为卖国贼，我在马赛事变中曾经剥去罗兰集团的假面具，我曾经坚决主张悬赏缉拿平等之子公爵，我曾经为布索特辩护，我曾经指名点姓把依斯纳驱逐出议长席位，我曾经设法宣布巴黎人对国家有莫大的功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路委把我当作木偶，菲尼斯泰尔要求驱逐我，路敦城希望把我流放，亚眠城希望给我戴上嘴套，郭堡想我被捕，勒干特－比拉沃向国民公会建议宣布我是疯子。啊！丹东公民，假使你们不是要听取我的意见，为什么你们要叫我来参加你们的秘密会议呢？难道是我向你要求参加的吗？完全相反。我丝毫没有兴趣跟罗伯斯比尔和你一类的反革命分子做密谈。不过，这也应该在我的意料中的，你们没有了解我；你并不比罗伯斯比尔更了解我，罗伯斯比尔也并不比你更了解我。难道这儿就没有政治家吗？在政治上必须教你们从头学起，随便什么事情都要给你们详详细细的说明。我对你们说这些话的意思是：你们两个都弄错了。危险并不像罗伯斯比尔相信的一样在伦敦，也不像丹东相信的一样在柏林；危险就在巴黎。危险在不团结、不统一，在每个人有权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拿你们两个来说，危险在精神的丧失，在意志的混乱……”　　“混乱！”丹东插进来说，“假使不是你的话，是谁造成的？”　　马拉并没有停顿。　　“罗伯斯比尔、丹东，危险在这些咖啡馆，在这些财场，在这些俱乐部，黑人俱乐部、联盟俱乐部、太太俱乐部，还有在克莱蒙－敦尼尔家族时代已经建立的公正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在一七九○年曾经是皇党的俱乐部，那是克劳德·福谢牧师理想中的社交团体，还有新闻记者普鲁东创办的毡帽俱乐部，等等；你的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比尔，和你的方济各俱乐部，丹东，还没有算在内。危险在饥荒，饥荒使挑夫白林把巴露市场的面包商法朗沙·丹尼斯吊死在市政府的灯架下；危险在法院，法院把吊死面包商丹尼斯的白林判了死刑。危险在不断贬值的纸币。在塔堡街有人掉了一张一百法郎的纸币在地上，一个过路的平民说：‘这不值得我弯腰下去拾起来。’危险在投机商，在囤积居奇的人。把黑旗插在市政府上面，这有什么用！你们逮捕了特朗克男爵，这样并不够。请你们为我绞死这个越狱惯犯吧。拉勃提西在热马普曾经挨过四十一刀，谢尼叶做他的向导，国民公会的主席给他戴上一顶槲叶冠，你们以为问题就解决了吗？这是一幕喜剧，一幕滑稽戏！啊！你们不看看巴黎！啊！危险就在眼前，你们却到远处去找！罗伯斯比尔，你的警察到底怎样为你服务的？因为你是到处派有暗探的，在公社里是贝扬，革命法庭里是哥菲那，治安委员会里是大卫，公安委员会里是库东。你瞧，我的消息很灵通。那么，请你们放明白点：危险是在你们的头顶上，在你们的脚底下；阴谋、阴谋，到处都有阴谋！路人在街上彼此阅读手里的报纸，互相点头示意；六千个没有身份证的人躲藏在地窖里、顶楼上，以及皇宫大厦的走廊里，他们当中有潜入国境的流亡贵族，保王党的‘花花公子’和间谍特务分子；人们在面包店的门口排队；那些平民妇女站在门口的石阶上合着掌说：‘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和平呢？’你们躲在行政会议的大厅里，想和自己人在一起，不让外人进来，这是没有用的，你们在里面说的话人们都知道；而且，罗伯斯比尔，这一点我可以给你一个证明，你昨晚曾经对圣茹斯特说过这样的话：‘巴巴鲁的肚子开始胖起来了，这对于他以后逃亡倒是一个累赘。’是的，到处都有危险，尤其是在中央，在巴黎。那些贵族在阴谋复辟，那些爱国人士在赤着脚走路，三月九日逮捕的那些贵族又放走了，那些本应到前线去拉大炮的骏马却在街上向我们的身上溅污泥，一块四磅重的面包要值到三个法郎十二苏，戏院里上演些淫秽的戏剧，并且罗伯斯比尔不久就要送丹东上断头台。”　　“呸！”丹东说。　　罗伯斯比尔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地图。　　“我们所需要的，”马拉突然叫道，“是一个独裁者。罗伯斯比尔，你知道我希望有一个独裁者。”　　罗伯斯比尔抬起头。　　“我知道，马拉，不是你就是我。”　　“不是我就是你。”马拉说。　　丹东在齿缝里咕噜着说：　　“独裁，试试看！”　　马拉看见丹东皱起了眉头。　　“这样，”马拉继续说，“让我们作最后一次的努力吧。让我们取得一个统一的意见吧。现在的情势是值得我们这样做的。我们在五月三十一日不是已经得到过统一的意见吗？整个问题比吉隆特党的问题更严重，吉隆特党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枝节问题罢了。你们所说的也有对的地方，不过真实的情形，整个真实情形，真正的真实情形，还是我说的。在南方是封建主义；在西方是保王党；在巴黎是国民公会和巴黎公社的决斗；在前线上是吉斯丁的撤退和迪穆里哀的投敌。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呢？是分崩离析。我们需要什么呢？团结和统一。这才是我们的救星。不过我们得赶快着手。巴黎必须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假使我们稍为迟一点，明天，旺代军队就可能到达奥里昂，普鲁士人就可能到达巴黎。丹东，我同意你这一点；罗伯斯比尔，这一点我向你让步。好。那么，结论是：独裁。让我们采取独裁的办法。我们三个人代表革命。我们是刻耳柏洛斯的三个头。这三个头中一个是说话的，那就是你，罗伯斯比尔；另一个怒吼，那就是你，丹东……”　　“还有一个咬，”丹东说，“那就是你，马拉。”　　“三个头都咬。”罗伯斯比尔说。　　沉默了一阵。然后这种充满了阴暗的打击的谈话又开始了。　　“听着，马拉，人们在结合之前是需要互相了解的。你怎么晓得我昨晚对圣茹斯特所说的话？”　　“那是我的事，罗伯斯比尔。”　　“马拉！”　　“我的责任是使我多知道一点事情，获得情报是我自己的事。”　　“马拉！”　　“我喜欢多知道一些事情。”　　“马拉！”　　“罗伯斯比尔，我知道你对圣茹斯特说些什么，就像我知道丹东对拉克劳瓦说些什么一样；也像我知道弟亚丁码头上发生些什么和拉布列夫旅馆里发生些什么一样，这所旅馆是外国侨民中的漂亮姑娘们集会的地方；也像我知道在干纳斯附近的蒂勒房子里发生些什么一样，这所房子是前邮政局长瓦梅朗叶的，以前摩里和加扎里斯常到那里去，以后是谢耶斯和韦尼奥到那里去，现在，有人每星期去一次。”　　说到“有人”的时候，马拉望着丹东。　　丹东叫起来：　　“假使我有一点儿权力……，那就很可怕了。”　　马拉继续说：　　“我知道你说些什么，罗伯斯比尔，就像我知道塔堡的监狱里发生些什么事情一样，那时候他们把路易十六喂得肥肥的，只在九月一个月里，就让那条公狼，那条母狼和那些小狼吃掉八十六篮桃子。而这时候人民却在饿肚子。我知道这件事，就像我知道罗兰躲在哈普路的一间和后院子相通的房子里一样；也像我知道七月十四的六百支长矛是奥里昂公爵的锁匠福尔制造的一样；也像我知道在西勒里的情妇圣希拉尔的家里进行些什么事情；在举行跳舞会的日子里，西勒里老头就亲自用铅粉摩擦涅夫·地·马杜林路的黄色沙龙；布索和凯圣在那里吃饭。沙拉丁在二十七日也在那里吃过饭，跟谁在一起吃，罗伯斯比尔？跟你的朋友拉苏西。”　　“废话，”罗伯斯比尔喃喃地说，“拉苏西不是我的朋友。”　　他又若有所思地加上一句：　　“现在在伦敦有十八家伪造共和政府纸币的工厂。”　　马拉用平静的声音继续说下去，声音里带着使人害怕的那种微微的颤抖：　　“你们都是一些大人物。对的，我一切都知道，即便是圣茹斯特所说的‘国家机密’……”　　马拉把国家机密这几个字说得特别重，一面望着罗伯斯比尔继续说：　　“勒巴请大卫到你家里吃饭，由他的未婚妻也就是你的未来的弟媳妇伊丽莎白·杜泼来亲自烧菜的那几天，我知道你们在饭桌上说了些什么话，罗伯斯比尔。我是人民的巨眼，我躲在我的地窖的深处注视着一切。对的，我看见，对的，我听见，对的，我知道。一些微小的东西就能使你满足。你崇拜你自己。罗伯斯比尔叫他的德·夏拉勃尔太太来欣赏他，这位太太是德·夏拉勃尔侯爵的女儿，达米昂受刑的那天晚上，这位侯爵正和路易十五玩着纸牌。对的，有人昂头阔视。圣茹斯特套着一条领带。勒让德尔的衣着很时髦，新上衣，白背心，还有使人忘掉他的围裙的胸饰。罗伯斯比尔梦想将来的历史会对他在立宪会议里穿着一件橄榄色长礼服和在国民公会里穿着天蓝色短礼服的事实感到兴趣。他把自己的画像挂满了他的房间的墙壁……”　　罗伯斯比尔用一种比马拉的声音更冷静的声音插进来说：　　“你呢，马拉，你的画像在所有的阴沟里都挂满了。”　　他们继续用这种语气谈话，语气的迟滞使相互间的驳斥和攻击更显得猛烈，而且在威吓之外更加上了一种讽刺。　　“罗伯斯比尔，你曾经把那些想推翻王朝的人们称为‘人类的堂·吉诃德’。”　　“你呢，马拉，八月四日以后，你在五五九期的《人民之友》上——啊，我记得这个期数是有用的——曾经提出要把贵族的称号还给贵族们。你曾经说：‘一个公爵始终是一个公爵’。”　　“罗伯斯比尔，在十二月七日的会议里，你曾经为罗兰老婆辩护而攻击委亚。”　　“正如你在雅各宾俱乐部里被人攻击时我的兄弟为你辩护一样，马拉。可是这能证明什么呢？什么也不能证明。”　　“罗伯斯比尔，我们都知道在蒂伊勒里宫的厕所里，你曾经对加拉说：‘我对革命厌倦了’。”　　“马拉，就在这儿，在这所酒馆里，你在十月二十九日曾经拥抱过巴巴鲁。”　　“罗伯斯比尔，你曾经对布索说：‘共和国，这是什么东西？’”　　“马拉，就是在这所酒馆里你曾经请过三个马赛人一起吃午饭。”　　“罗伯斯比尔，你曾经叫市场上的一个壮汉拿着一根棒子卫护你。”　　“你呢，马拉，八月十日的前夕，你曾经叫布索帮助你打扮成骑师的样子逃到马赛去。”　　“在九月审判时，你躲了起来，罗伯斯比尔。”　　“你呢，马拉，你却显露你自己。”　　“罗伯斯比尔，你曾经把红帽子扔到地上。”　　“对的，因为一个叛徒戴过这顶红帽子。凡是迪穆里哀穿戴的，就玷污了罗伯斯比尔。”　　“罗伯斯比尔，你在夏多威尔的军队经过的时候曾经拒绝用面纱遮盖住路易十六的头。”　　“我做的比用面纱遮盖他的头更好，我把他的头砍掉了。”　　丹东插进来说话了，可是那等于火上加油。　　“罗伯斯比尔，马拉，”他说，“请安静一点。”　　马拉不高兴自己的名字被提在后面。他转过身来。　　“丹东干涉些什么？”他说。　　丹东跳起来。　　“我干涉些什么？我干涉的是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应该互相残杀；两个为人民服务的人不应该互相斗争；外战已经够受了，内战也够受的了，我们再也不能同室操戈了；我是使革命成功的人，我不愿意人家破坏革命。我干涉的就是这件事。”　　马拉并没有抬高声音来回答他。　　“你最好还是说清楚自己的问题。”　　“我的问题！”丹东叫起来，“去问亚干那的峡道吧，去问解放了的香槟省吧，去问被征服的比利时吧，去问我指挥的那些军队吧，我曾经四次拿我的胸膛去迎接枪林弹雨！去问革命广场吧，去问正月二十一日的断头台吧，去问被推翻了的王座吧，去问这个断头台寡妇吧……”　　马拉打断了丹东的话头。　　“断头台不是寡妇，是一个处女；人们睡在她的身上，可是不能叫她生孩子。”　　“你懂什么？”丹东反驳，“我要叫她生孩子，我。”　　“我们等着瞧吧。”马拉说。　　于是他微笑起来。　　丹东看见了他的微笑。　　“马拉，”他叫道，“你是个躲躲藏藏的人，我是个正大光明的人。我憎恨爬虫的生活。叫我做一个小甲虫是不行的。你住在地窖里；我住在街道上。你不跟任何人来往；我呢，随便哪一个过路人都可以看见我而且跟我谈话。”　　“好个漂亮的小伙子，你愿意到我住的高楼上去吗？”马拉喃喃地说。　　于是他的笑容消失了，他又用坚决的语气说：　　“丹东，蒙莫林代表国王借口说补偿你在夏德烈当律师的薪金，给了你三万三千埃居⑾现金，请你交代交代这件事吧。”　　“七月十四日我也参加的。”丹东傲慢地说。　　“还有那个家具仓库呢？皇冠上的钻石呢？”　　“十月六日我也有份。”　　“你的心腹拉克劳瓦在比利时的贪污盗窃行为呢？”　　“六月二十日我也有份的。”　　“你贷给蒙当西叶的款子呢？”　　“把国王从瓦连纳抓回来的时侯是我鼓动群众的。”　　“还有你供给金钱叫人建筑起来的歌剧院的大厅呢？”　　“我武装了巴黎的各个区公所。”　　“还有司法部的十万法郎的秘密基金呢？”　　“八月十日是我造成的。”　　“还有国民代表大会的两百万秘密经费，你拿了四分之一的事情呢？”　　“我阻止了挺进的敌人，我挡住了同盟国各个国王的前进的道路。”　　“姨子！”马拉说。　　丹东站起来，样子非常可怕。　　“是的，”他叫道，“我是个婊子，我出卖了我的肉体，可是我拯救了世界。”　　罗伯斯比尔又开始咬他的指甲。他既不能大笑，也不能微笑。丹东那种轰雷似的大笑，马拉那种毒刺似的檄笑，他都做不到。　　丹东又说：　　“我像海洋一样；我有潮涨的时候，也有潮落的时候；在潮落的时候人家看见我的浅滩，在潮涨的时候人家就看见我的波浪。”　　“你的泡沫。”马拉说。　　“我的风暴。”丹东说。　　马拉跟着丹东同时站了起来。他也发作了。这条蛇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一条龙。　　“啊！”他叫道，“啊！罗伯斯比尔！啊！丹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话！好，我告诉你们，你们完蛋了。你们的政策只能得到无法前进一步的结果；你们再也没有出路了；你们做的事是给自己关上了每一扇门，只剩下通向坟墓的门。”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地方。”丹东说。　　他耸了耸肩膀。　　马拉继续说：　　“丹东，你小心点。韦尼奥也有一张大嘴、一付厚嘴唇和两股愤怒的眉毛。韦尼奥也像米拉波和你一样是个麻子，可是阻止不了五月三十一日事件的发生。啊！你耸肩膀。有时耸肩膀会使脑袋掉下来的。丹东，我告诉你，你的粗大的嗓音，你的松弛的领带，你的软长靴，你的小宴会，你的宽大的衣袋，这些东西都和路易小姑娘有关。”　　路易小姑娘是马拉对断头台的昵称。　　他继续说：　　“至于你，罗伯斯比尔，你是一个温和派，可是这对于你并没有什么用。去吧，去给你的头发洒点粉，梳梳它，刷刷你的衣服，扮个花花公子吧，弄件衣服穿，把自己装的神气一点，把头发卷成波浪的形式；但即使这样，你仍然免不了要走赴刑场；读布伦斯威克的宣言吧，你仍然要受到弑君者达米昂一样的待遇；你现在打扮得漂亮，将来仍然免不了四马分尸。”　　“科布朗兹的应声虫！”罗伯斯比尔在齿缝里说。　　“罗伯斯比尔，我不是任何人的应声虫，我是大众的呼声。啊！你们还年轻。丹东，你几岁？三十四岁。罗伯斯比尔，你几岁？三十三岁。我呢，我一直就活着，我是多年来受苦的人类的代表，我已经活了六千年。”　　“这倒是真的，”丹东回答，“六千年来该隐隐藏在仇恨里，就像一只癞蛤蟆隐藏在岩石里一样，岩石裂开了，该隐跳了出来，混在人们中间，那就是马拉。”　　“丹东！”马拉叫喊。他的眼睛里流露出苍白色的光芒。　　“怎么样？”丹东说。　　这三个可怕的人物就这样谈着话。　　这是一场雷电的吵架。　　三、最深处的神经的颤动　　谈话中断了片刻；这三个巨人在这一刹那间各想各的心事。　　狮子面对着龙是感觉不安的。罗伯斯比尔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丹东满脸通红。他们两个都在战栗着。丹东眼睛里的凶猛光芒已经消失了；这个能使可怕的人也感觉害怕的人，脸上又恢复了平静，恢复了一种富有威严的平静。　　丹东觉得自己打败了，可是他不愿意投降。他说：　　“马拉高喊着独裁和统一，可是他只有一种能力，破坏团结的能力。”　　罗伯斯比尔放松了他的薄嘴唇，加上一句：　　“我倒同意安那加西斯·克路次的意见；我说：罗兰不行，马拉也不行。”　　“至于我，”马拉回答，“我说：丹东不行，罗伯斯比尔也不行。”　　他紧紧地盯住他们两个，又加上一句：　　“让我给你一个忠告，丹东。你在恋爱，你想再结一次婚，我劝你不要再谈政治，放聪明一点。”　　然后，他向着门后退一步，准备走出去，他向他们行了一个不祥的告别礼：　　“永别了，先生们。”　　丹东和罗伯斯比尔打了一个寒战。　　这时候房间的深处响起了一个声音，说：　　“你错了，马拉。”　　三个人都转过身来。刚才马拉发脾气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人从后边的门进来了。　　“是你吗，西穆尔登公民，”马拉说，“你好。”　　那个人的确是西穆尔登。　　“我说你错了，马拉。”他重复一句。　　马拉的脸色变成绿色了，这就是他的脸色泛白的方式。　　西穆尔登继续说：　　“你是有用的，可是罗伯斯比尔和丹东是必要的。为什么要威胁他们呢？团结，团结，公民们！人民希望我们团结。”　　他的到来产生了一盆冷水的效果，就像一个家庭正在口角的时候进来了一个陌生人，即使不能彻底解决纷争，至少在表面上使得大家平静下来了。　　西穆尔登向桌子走过去。　　丹东和罗伯斯比尔认识他。他们经常在国民公会的公众旁听席上看见这个虽不显赫却极有权力而且为人民所敬重的人。可是形式主义的罗伯斯比尔仍然问：　　“公民，你是怎样进来的？”　　“他是属于主教宫社的。”马拉回答，他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恭顺的语气。　　马拉轻视国民公会，领导着公社，却惧怕主教宫社。　　这是一条规律。　　米拉波觉得罗伯斯比尔在不可知的深处阴谋活动，罗伯斯比尔觉得马拉在阴谋活动，马拉觉得埃贝尔在阴谋活动，埃贝尔觉得巴布夫在阴谋活动。只有地底下平静的时候，政治家才能前进；可是即使在一个最伟大的革命家的脚下，也依然有一条阴暗的隧道；最勇敢的革命家假使觉得他们所掀起的运动，忽然在他们的脚底下有所变动的时候，也会不安地停下来的。　　伟大革命家的天才和能力就在于他们能够分清那种由于贪婪而进行的话动和那种由于主义而掀起的运动，他们能够协助后者去打倒前者。　　丹东看出马拉的屈服。　　“啊！西穆尔登公民在这里并不是多余的。”他说。　　于是他向西穆尔登伸出手来。　　“来呀，”丹东说，“让我们把情势解释给西穆尔登公民听吧。他来得正是时候。我代表山岳党，罗伯斯比尔代表公安委员会；马拉代表公社，西穆尔登代表主教宫社。他来给我们决定到底谁对。”　　“好的，”西穆尔登严肃而简单地回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关于旺代问题。”罗伯斯比尔回答。　　“旺代！”西穆尔登说。　　他继续说：　　“这是很大的威胁。假如革命失败，那一定是由于旺代的缘故。一个旺代比十个德国更可怕。为了使法兰西生存，必须消灭旺代。”　　这几句话使他博得了罗伯斯比尔的同情。　　可是罗伯斯比尔仍然提出这个问题：　　“你以前不是当过牧师的吗？”　　他的教士的神气逃不过罗伯斯比尔的眼睛。他从他的外表看出他的内心隐藏着的东西。　　西穆尔登回答：　　“是的，公民。”　　“这有什么关系？”丹东叫道，“好的教士比其他的人更好。在革命的年代，教士熔化成为公民，就像教堂的钟熔化成为铜币和大炮一样。唐如是教士，陶奴是教士。谭马·林得是埃弗莱的主教。罗伯斯比尔，你自己在国民公会里和马西尔肩并肩地坐在一起，他是波维的主教。大主教代理伏沃是八月十日的暴动委员会的一分子。夏波是教士。热勒方丈是发起网球场宣誓的人；宣布国民代表大会的权力高于国王的是奥德朗长老；要求立法会议取消路易十六的王座的天帏的是古德长老；提出废止王权的是格里哥尔长老。”　　“支持他的，”马拉冷笑道，“是小丑科乐－德布瓦。他们两个人完成了这件工作，那个教士推翻了王位，那个丑角把国王扔到地上。”　　“我们还是谈旺代的问题吧。”罗伯斯比尔说。　　“那么，”西穆尔登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旺代怎样了？”　　罗伯斯比尔回答：　　“这样。旺代有了一个领袖。旺代就要变成非常可怕的了。”　　“谁是这位领袖，罗伯斯比尔公民？”　　“他就是一个自命为布列塔尼亲王的前侯爵朗特纳克。”　　西穆尔登动了一动。　　“我认识他，”他说，“我曾经在他的家乡当过教士。”　　他想了想，又说：　　“他在未作军人以前是一个好色之徒。”　　“就像比隆从前曾经姓劳仁一样。”丹东说。　　西穆尔登沉思地继续说：　　“是的，他以前是一个花天酒地的人。他一定很厉害。”　　“简直可怕，”罗伯斯比尔说，“他焚烧村庄，杀死伤兵，屠杀俘虏，枪毙妇女。”　　“妇女？”　　“是的。他所杀的妇女中有一个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三个孩子不知到哪里去了。不过，他的确是一个军事领袖。他懂得战争。”　　“不错，这是真的，”西穆尔登回答，“他参加过汉诺威战争，兵士们说：‘表面上是黎塞留，实际上是朗特纳克。’真正的将军是朗特纳克。你可以跟你的同事杜索尔谈谈他。”　　罗伯斯比尔沉思了片刻，然后继续和西穆尔登谈下去。　　“现在，西穆尔登公民，这个人就在旺代。”　　“什么时候来的？”　　“来了三个星期了。”　　“应该宣布他是一个罪犯。”　　“已经做了。”　　“应该悬赏缉拿他。”　　“已经做了。”　　“应该重赏能够抓到他的人。”　　“已经做了。”　　“赏金不是纸币。”　　“已经做了。”　　“是金币。”　　“已经做了。”　　“应该送他上断头台。”　　“就要这样做。”　　“谁去做呢？”　　“你。”　　“我？”　　“是的，公安委员会要派你做全权代表。”　　“我接受。”西穆尔登说。　　罗伯斯比尔对人的选择很迅速；这是一个真正政治家特有的能力。他从堆在他面前的卷宗夹中拿出一张白纸来，白纸的上端印着一行字：“统一而不可分的法兰西共和国。——公安委员会。”　　西穆尔登继续说：　　“是的，我接受。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朗特纳克很凶暴，我也要这样。我要和这个人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我将要从这个人手里救出共和国，假如上帝允许的话。”　　他顿了一顿，又继续说：　　“我是教士；不管怎样，我相信上帝。”　　“上帝已经过时了。”丹东说。　　“我相信上帝。”西穆尔登泰然自若地说。　　罗伯斯比尔阴险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西穆尔登又说：　　“派我到什么人那里当代表？”　　罗伯斯比尔回答：　　“派到率领远征军进剿朗特纳克的司令官那里。不过我得警告你，这个司令官是一个贵族。”　　丹东嚷起来：　　“这又是一件我认为无关重要的事。一个贵族又怎么样？贵族就和教士一样。一个好的贵族是了不起的。贵族的身分其实只是一种偏见；可是我们不应该顾到一面就忘了另一面，不应该反对或者拥护。罗伯斯比尔，难道圣茹斯特不是一个贵族吗？他的全名是佛罗拉·德·圣茹斯特！安那卡西斯·克路次是一个男爵。我们的朋友查理·赫斯对方济各俱乐部的会议没有缺过一次席，可是他是一个亲王，是赫斯－卢森堡执政领主的兄弟。蒙多，马拉的好朋友，是蒙多侯爵。革命法庭里有一个陪审官是教士，叫威拉特，另一个陪审官是一个贵族，叫勒莱，是蒙弗拉拔的侯爵。他们两个都是可靠的。”　　“你忘记了，”罗伯斯比尔加上一句，“革命法庭的首席陪审官……”　　“安东耐勒吗？”　　“是安东耐勒侯爵。”罗伯斯比尔说。　　丹东继续说：　　“唐比尔是一个贵族，他最近当着孔代的面为共和国而牺牲了性命，波尔佩尔也是一个贵族，他情愿自杀而不愿意让普鲁士人打进凡尔登。”　　“可是，”马拉咕噜着说，“那天龚度舍说：‘革勒克兄弟是贵族。’丹东却向龚度舍嚷道：‘所有的贵族都是卖国贼，从米拉波起一直到你。’”　　西穆尔登的严肃的声音又说话了。　　“丹东公民，罗伯斯比尔公民，你们这样放心也许是对的，可是人民不放心，人民不放心并没有错。派一个教士去监视一个贵族的时候，责任是加倍的，这个教士必须是一个刚直不屈的人。”　　“当然了。”罗伯斯比尔说。　　西穆尔登加上一句：　　“还要有铁石心肠。”　　罗伯斯比尔说：　　“说得不错，西穆尔登公民。你负责监视的是一个年轻人。你是他的长辈，你的年纪比他大一倍。你必须指导他，可是也要很好地照顾他。据说他很有军事天才，各方面的报告都这么说。他所率领的那支军队是从莱茵部队中分出来向旺代进发的。他从边境回来，他在边境上是以富于智慧和勇敢出名的。他指挥远征军指挥得十分好。这半个月来，他已经打败了这个年老的朗特纳克侯爵。他压制他，强迫他向后退。最后他一定会迫他退到海边，而且把他推到海里去的。朗特纳克有老将的狡猾，他有年轻将领的勇敢。这个年轻人已经有人仇视他和妒忌他了。副将莱谢勒就妒忌他。”　　“这个莱谢勒，”丹东插进来说，“他想当总司令；可是他没有什么值得升官的地方，他只会说一句俏皮话，他说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梯子’，夏烈特的意思是‘马车’，上马车必须要梯子，所以只有他能够打败夏烈特。其实，夏烈特会打败他。”　　“而且他不能容忍打败朗特纳克的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罗伯斯比尔继续说，“旺代战事的不幸处就在我们内部的不和。我们的兵士都是英雄，但指挥他们的人都很坏。双朋不过是一个轻骑兵队长，他吹着喇叭，奏着《沙依拉》，进入索慕城；他占领了索慕城。他本来可以继续前进占领舍莱，可是他没有接到命令，只好停了下来。旺代的指挥官们必须重新调整一下了。他们把据点分散，他们使武力支离破碎；一支分散的军队是瘫痪了的军队；就像一块岩石被磨成细粉一样。在巴拉美军营里，只剩下一些帐篷，兵士都看不见了。在特来基叶和狄南之间，有一百个毫无用处的小兵站，其实可以合成一个师团，保卫整个海岸。莱谢勒得到巴林的支持，借口说要保护南海岸，把军队从北海岸撤回，其实就是替英国人打开了法国的大门。朗特纳克的计划是鼓动五十万农民起来叛变，同时叫英国人在法国登陆。可是远征军的年轻指挥官没有接到莱谢勒的命令就用剑抵住朗特纳克的腰部，驱逐他、打败他；莱谢勒既是这个年轻指挥官的上级，就告发了年轻指挥官。对于这位年轻人现在有不同的意见。莱谢勒想枪毙他。马恩的普利尔想把他提升为副将。”　　“我觉得，”西穆尔登说，“这个年轻人是很有本领的。”　　“可是他有一个缺点！”　　插进来说话的是马拉。　　“什么缺点？”西穆尔登问。　　“宽大。”马拉回答。　　马拉接着说：　　“他在打仗的时候很坚强，可是事后就很软弱。他对敌人宽大，他饶恕人，他待人慈悲，他保护那些修女和‘小尼姑’，他营救贵族的老婆和女儿，他释放俘虏，他给教士自由。”　　“这是严重的缺点。”西穆尔登喃喃地说。　　“是罪恶。”马拉说。　　“有时侯是的。”丹东说。　　“常常是的。”罗伯斯比尔说。　　“几乎永远是的。”马拉说。　　“在对付祖国的敌人的时候，就永远是一种罪恶。”西穆尔登说。　　马拉转过来对着西穆尔登。　　“假如一个共和党的领袖放走了一个保王党的领袖，你对这个共和党的领袖怎么办？”　　“我同意莱谢勒的意见，把他枪毙。”　　“或者送他上断头台。”马拉说。　　“随便选一种。”西穆尔登说。　　丹东笑起来。　　“我两种都喜欢。”　　“你必然可以得到其中的一种。”马拉咕噜着说。　　他的眼光离开了丹东回到西穆尔登身上。　　“那么，西穆尔登公民，假如一个共和党的领袖走错了一步的话，你要砍下他的头来吗？”　　“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那么，”马拉回答，“我同意罗伯斯比尔的意见，我们要派西穆尔登公民作为公安委员会的代表，到海岸部队的远征军司令部里做政治委员。这个司令官已经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罗伯斯比尔回答：　　“他是一个旧贵族。”　　他开始翻阅文件。　　“我们叫一个教士去监视一个贵族，”丹东说，“我不相信单独一个教士；我也不相信单独一个贵族；教士和贵族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怕了；一个监视另一个就行了。”　　西穆尔登的眉毛上带着的那种愤激的表情更加明显了；可是他大概认为丹东这句话在事实上是正确的，他没有回过头来望丹东，他只抬高了他的严肃的声音。　　“假如委托给我的那个共和党领袖走错了一步，我也要判处他死刑。”　　罗伯斯比尔眼睛望着文件，说：　　“这就是他的名字。西穆尔登公民，你享有全权去监视的那个司令官以前是一个子爵。他的名字叫郭文。”　　西穆尔登变了脸色。　　“郭文！”他叫起来。　　马拉看见西穆尔登变了脸色。　　“郭文子爵！”西穆尔登重复一句。　　“不错。”罗伯斯比尔说。　　“怎么样？”马拉说，眼睛盯着西穆尔登。　　谈话停顿了片刻。马拉继续说：　　“西穆尔登公民，依照你自己提出的条件，你愿意到郭文司令官那里当政治委员吗？决定了吗？”　　“决定了。”西穆尔登说。　　他的脸色愈来愈苍白了。　　罗伯斯比尔拿起身边的羽毛笔，在那张头上印有“公安委员会”的白纸上，用他的正楷字体慢慢地写了四行字，签了名，把纸和笔交给丹东；丹东也签了名，马拉也跟着丹东签了名，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西穆尔登的苍白的脸。　　罗伯斯比尔拿起那张纸，写上日期，把纸交给西穆尔登，西穆尔登念道：　　共和国二年　　公安委员会令：派西穆尔登公民为本会全权代表，至海岸部队远征军司令部郭文公民处为政治委员。　　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　　签名下面写着：　　一七九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当时称为民历的革命历法还没有正式公布施行，一直到一七九三年十月五月，经过罗姆的提议，国民公会才正式采用革命历法。　　西穆尔登在读着的时候，马拉一直望着他。　　马拉低声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这一切还得要有国民公会的一道命令或者公安委员会的一个特别决议来肯定一下。还有些事情要做呢。”　　“西穆尔登公民，”罗伯斯比尔问，“你住在哪儿？”　　“商业法院。”　　“咦，我也住在那儿，”丹东说，“你是我的邻居了。”　　罗伯斯比尔说：　　“现在一分钟也不能耽搁。明天，你就要接到公安委员会全体委员签名的正式委派令。这是批准你的使命，尤其是介绍你给别的代表们，像菲力波，马恩的普利尔，勒康特尔，亚尔基叶和别的人等等，使他们承认你的权力。我们知道你的为人。你的权力是没有限制的。你可以把郭文提升为将军，或者把他送上断头台。明天三点钟你就可以接到你的委派令。你什么时候动身？”　　“四点。”西穆尔登说。　　于是他们分散了。　　马拉回到家里以后，通知西蒙纳·埃弗拉说他明天要到国民公会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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