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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竹山—天姥山的主峰
　天姥山自古为新昌县的“一邑主山”，是一块矗立在县境东南的岗陇高地，绵亘于石磁坑、沃洲湖与皇渡溪之间。天姥山脉从天台山来，在关岭入新昌县境，从马鞍蛟（山字旁）、藤公山，至万壁尖岗，向北经笔架山（海拔818.1米）、通明灯岗、班竹山（海拔899.7米）、长诏山（海拔680.6米）、刘门山（海拔587.8米），到拜金台，群峰攒簇，其中班竹山的最高峰古名“天姥岑”，又名“班竹峰”或“北斗尖”，苍然直插云天。
班竹大山脚下，自西南芭蕉山来的龙潭坑之水和西北会墅岭来的地下坑之水在双坑口汇合成溪，名“惆怅溪”或“桃源江”，流入皇渡溪，为新昌江（古称剡溪）的一个源头。
　　惆怅溪边，流传着一个迷人动听的故事。相传，东汉永平年间，剡人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在刘门山迷了路，又饥又渴，摘桃充饥，沿溪行，遇上了两位姿容妙绝的女子。女子相邀还家，殷情款待，结为伉俪。刘晨、阮肇住了半年，见春鸟悲啼，思念起他们故里和亲人，不管女子怎样挽留，回归之意依然不变。离开女子回到故里，早已没有了旧居，他们才知人间已隔了七世。没有亲朋，没有旧居，刘、阮两人又思念起两位天仙般的女子，沿着小溪寻找，却再也找不到原来的路。他俩在刘门山到班竹山脚下的溪边徘徊良久，惆怅不已。这条溪因此名为“惆怅溪”。
　　“刘阮遇仙”的故事传得很久，也传得很远，成为六朝志怪小说中特别脍炙人口的一个。最早被东晋山阴县令干宝编入《搜神记》，比干宝稍后出生的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也记载此事，成为《桃花源记》素材的来源。宋代剡县人高似孙的《剡录》“仙道”篇同样记录刘晨、阮肇入山采药遇仙的详细经过。万历《新昌县志》记载：“刘门山，在十八九都，县东三十五里。山下有采药径、刘阮庙，沿溪而上有阮公坛。”民国《新昌县志》的“古迹门”记载：“刘门山，县东南三十里。汉永平中，刘晨、阮肇自剡采药至此。山有刘阮祠、山亭，采药径。山下居民多姓刘者（《嘉泰会稽志》）。县东三十五里，沿溪而上，有阮公坛。”此外在“桃源洞”“仙释”条下，都有与此传说相关的记载。这些记载说明，刘阮遇仙的故事，不但广泛地在民间流传，还记入了官修的地方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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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惆怅溪头从此别，碧天明月照苍苔”，惆怅溪在班竹山脚下的清流，竟夜潺潺不绝，天姥山由此走上了一个桃源仙境般迷人的文化旅程。惆怅溪、桃树坞、采药径、仙人洞等自然奇观，则是见证刘晨、阮肇入山采药涉足而留下的永恒的遗迹。
　　迷人的仙境，撩起人们的遐思，不断牵引着凡人的脚步。南朝时，“康乐侯”谢灵运（385～433）胸有才志，在仕途上遭遇猜疑排挤后，转向了对山水仙境的追求，“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数十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今清风岭一带）伐木开径，直至临海。”这一年是元嘉六年（429），他率领随从经过剡县城到达刘门山，在荆棘丛莽中刀砍斧劈，开辟出一条通往临海的山径。谢灵运来往于天台、天姥之间，有感而发，写下了《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全诗分四章，最后一章写道：
攒念攻别心，旦发清溪阴。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
高高入云霓，还期那可寻。傥遇浮丘公，长绝子徽音。
　　浮丘公是古代传说中的仙人，也是在天台山得道升天的王子乔的老师。谢灵运在《山居赋》上就写下“冀浮丘之诱接，望安期之招引”的希冀，这个希冀要仙人主动出来才会实现。仙人一直没有出现，他转而希望自己能在天台、天姥之间的仙境之地遇上浮丘公。傥若真的遇见浮丘公，那就得和人世间的朋友隔绝了，谢灵运的的做法很现实，投宿剡中，登上天姥山，还不如陶醉在这里的美景之中呢。如此的诗情和屐履为天姥山做了一个高品位的文化奠基，引动了刘宋朝廷派遣画师来“图天姥于圆扇”，后来者便知天姥山“泉声潺潺，竟夜不绝于耳……谢灵运凿山开道即从此入，昔人所谓竞秀争流，意亦指此也”。
　　天姥山有幸，开创天姥山道的是怀才不遇又自恃甚高的康乐侯，歌咏天姥山的最早诗篇由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创始人谢灵运一笔呵成。所以，谢灵运被后人尊奉为天姥山的“开山鼻祖”，他开创的山道称为“谢公古道”。“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诗仙李白在从翰林供奉职位上告退以后，写下《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壮丽诗篇，把他对不屑于仕宦却钟情于山水的“康乐侯”的崇拜和追慕之情表露了出来。《梦游天姥吟留别》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篇章，千古卓绝，传诵不衰，天姥山的文化高度由此就鹤立于中华名山之中了。
　　天姥诸峰，耸青列黛，班竹大山，出雾笼云。天姥山被道家列为第十六福地，天姥山的至高点——班竹峰，自然是所有天姥山美誉及名望所归的最醒目的一面旗帜！班竹大山这面鲜艳的旗帜下，有一条天然的水流惆怅溪，溪中有怪石错落，名为“大井潭”、“石门槛”等景致；还有一道人文诗意的风景“谢公古道”。惆怅溪和“谢公古道”两相平行，一个是灵动晶莹，一个是深沉绵长。谢公古道遇水架桥，其间的司马悔桥、丁公桥和迎仙桥，把溪水两岸连接起来了。
司马悔桥和司马悔山
　　“谢公古道”既成为官方驿道，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他们大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出班竹的山水。自号“天台白云子”或“白云道士”的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祯（647～735），长期隐居于天台山的玉霄峰，修炼成仙之术，大唐女皇帝武则天、睿宗皇帝、玄宗皇帝对“白云道士”很是礼敬，求贤若渴，先后四次请他入京都讲明道学。
司马奉诏自天台北上京都，每次必得经过天姥山中的班竹。一次，在越过惆怅溪上的一座桥时，忽然有所感悟，懊悔自己下山赴京。但是，悔过之后，司马还是北上了。白云道士的四下天台山，对朝野尤其是对道教的传播影响深远，他与李白的相遇，则对天姥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仙风道骨的司马承祯，与崇尚道教的“诗仙”李白于开元十三年（725）春在故都江陵相遇，交谈之下，李白对司马的倾慕之情难以言表。受到高道的鼓励，李白以大鹏自比并写下了《大鹏遇希有鸟赋》，爱屋及乌，对于司马隐居的天台山因此心驰神往。开元十三年秋高气爽的一日，李白离开荆门，在船头欣然唱道：“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不久，又写下《别储邕之剡中》诗，其中道：“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天宝四年，李白四十五岁，居家山东，久积心中的向往剡中及天姥山的豪情壮志喷薄欲出，形之于篇，成为千古绝唱《梦游天姥吟留别》。晚年，李白在修改《大鹏赋》序中回忆道：“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对于赏识自己的前辈，李白久久难以忘怀。
　　司马子微路过的天姥山，由此沾染了仙风道骨般的人格魅力，世人仰之慕之，唯恐会把此事淡忘了，因名此桥为“司马悔桥”。所以，《嘉泰会稽志》记载：“旧传司马子微隐天台山，被征，至此而悔，因以为名。”明成化《新昌县志》记载：“司马悔桥，一云落马桥，旧传司马承祯隐天台山，被征至此大悔，因以为名，窃谓此当为处士轻出者戒。”班竹大山因此又名为“司马悔山”。
　　司马悔桥边有一处岩石，中间的通道只容一匹马一乘轿通行，行人若不落马下轿就无法前行，所以司马悔桥又名为“落马桥”。而父老相传，是因为皇帝颁下圣旨，文官到此要下轿，武官到此要落马，以此来表达对前贤的崇敬。不管怎样，“落马桥”之名，仍寄托并见证着司马在此落马而悔之事。
　　司马悔桥最初是木桥，千百年来，屡毁屡修。清康熙年间，班竹村里有一位“桥倾者建之”的善士章明抡，重新落马桥之功，又是他作倡鼓舞之力居多。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桥又被大水冲毁，吕发音倡议捐款重建为单孔石拱桥。桥长约二十米，宽五六米，高八米，桥面铺卵石，侧墙正中嵌有“落马桥”石碑一块。桥之上野藤缠绕，青苔遍生。
司马悔桥在班竹村的北端，在“班竹八景”中名为“北桥隐迹”，陆可大有诗云：“落马桥边发深省，应恐马前生捷径。果哉马后过桥人，捷径争先疑不醒。”民国时期，新昌名儒潘士模对家乡的名胜古迹颇为爱怜，撰成《沃洲古迹五十咏》，天姥山中的古迹，如刘门山、桃源洞、惆怅溪，都一一进入他吟咏的视野，其中的《司马悔桥》诗曰：“逃名名转九重闻，高卧蓬庐宠命膺。回首青山蹄驻马，无心丹鼎翮舒鹏。”
　　无独有偶，天台山中也有司马悔桥和司马悔山。《天台山方外志》记载：“司马悔山在（天台）县北十三里，悔桥十五里。”又载：“新昌亦有山，同名。”同一个司马承祯，有两处与其相关的不同的山和桥，存在的理由都是因为后人太自觉地仰慕司马道士的仙风道骨了。清道光年间，新昌人陈宁燮专门写了《悔山悔桥考》，他引用了《天台山方外志》的记载，又加上很明显的事实：桐柏山在天台县北廿里，司马悔山在天台县北十三里，“当日子微被召，不顺道北去，反西向逆行七八里，至山而悔，意谈何往耶？甚不足信。”虽然，陈宁燮主张“名山胜概，不妨两存”，但是对于古迹的沉沦，他于心不安，以为有负山灵了。
司马悔桥西边，有大王庙，正屋五间，两边厢房各四间，中置戏台，庙门上悬“受私难见”匾额，前有石垒台阶十数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王庙拆除改建为粮食加工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班竹人根据原有的大王庙的制式在桥东边兴建了庙宇，称“司马悔庙”，塑像崇祀“白云道士”。司马悔桥（落马桥）及司马悔庙于1998年9月公布为新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掩映在参天古木中，“白云道士”高尚飘逸的仙风道骨，绵延至今，凝固成了班竹山历史上令人瞩目的华彩。
　　司马悔山和司马悔桥，自然是新昌县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班竹章氏望族的聚居
　　有着诸多仙人足迹和仙风道骨的班竹大山，因为章木的到来而燃起了世俗的阵阵炊烟。章木的父亲讳冲，裔出浦城，系唐太傅仔钧公、夫人练氏的第九世孙，仕台州知府，转利州刺史，墓葬天台赤城之原。章木于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及第，曾任岳州推察，为了躲避仇家，漫游到了天姥山，见仙桂乡花墙里（今丁公桥边的山湾）宜耕宜居，就在此扎根安家。章木生育有三个儿子，又有四个孙子，后裔在新昌县境内分泽岭（岭头等）、梅湖、礼泉等三大房派。
　　章木的三世孙中，有一名岳（号之象）者，登进士第，仕至侍御史，喜爱天姥山的佳景，写下了《游天姥诗》，云：
仗剑芒鞋上翠微，跻攀直于白云齐。
管弦鸡犬闻声似，桃李亭台与世非。
丹灶药烟横淡薄，紫芝瑶草共参差。
追思李白当年事，一笑题诗恍梦时。
　　此诗当是天姥山中人写养育自己的天姥山的最早诗篇。刘阮遇仙的故事、李白壮丽的梦游，天姥山中人总是这样的津津乐道。
　　章木另有一个孙子名礎，勤学好问，以乡举出身，任福州通判，死于国难。他随祖辈居住在花墙里，遗体安身的墓却选择在班竹山下（茶亭后山小茅桥头石柱坟）。其后裔就尊奉章礎为班竹章氏第一世祖。
　　章礎的六世孙中，有讳曜（即耀）者（生于元至元年间），名冠之，字寄生，性情慈顺，尤其笃于孝友，被元代朝廷封为万户，统领一方乡兵。他“近观诸山之胜，莫如班竹里”，就举家定居于班竹山下。班竹大山之间有了鸡犬相闻，有了烟火相接。
　　班竹山下的新居北距花墙里的旧居五里，来往方便，章曜利用旧居创办了名为“育才小阁”的义塾，延请赤城王好古先生为老师，选取远近子弟而教诲其间，其师会友对曰：“门对燕窠，化出凤凰羽翼；地邻赤土，培成桃李芬芳。”育才小阁开启章氏家族尊师重教的一个先河，培植起了班竹山中诗书的芬芳。
　　章曜生育有六个儿子，又有十四个孙子，子姓繁昌，代有闻人。章曜的曾孙（礎九世孙）世杰（1356—？），孝养双亲，又喜好鉴察地理。十年树人，百年树木，每遇自己的寿辰，他都要在居所边种植树木，于是，司马悔桥边有了乔松和翠柏的枝繁叶茂。章曜后裔有的分别迁居到地下坑、芭蕉山、洪塘、干家坞、关岭头、沙地、柿树坪、横路下、回山等地，也渐成聚落，散布在天姥山中。
　　惆怅溪边的山水奇观，自古有“班竹八景”，即：天姥星奇、蒙泉聚秀、南陇樵歌、北桥隐迹、云峰耸翠、金合耀日、石涧潜龙、桃洞飞仙。世居其间的山里人为此作了许多诗以示赞美。清绝秀美的景色可赏心悦目，对于农耕来说则不甚方便，山区到处呈现的是梯田梯地和羊肠鸟道，耕地单丘小，高差大，土壤有机质含量低。面对这样的资源条件，较之于平原沃土，山里人的收获要付出加倍的艰辛。
　　到明成化年间前后，世居班竹村的章氏已有二十余家了。当清远楼、绍远楼、竹庵陆续铺展在古驿道的两边时，有“绝巘列班竹里之屏障，翠黛映班竹里之山堂”，班竹人家安居乐业的堂第，充满了浓浓的诗情画意，一个临溪而筑的村庄已经非常的像模像样了。
　　班竹章氏自十七世起的行第依次为：“明学圣贤，朝忠世立。登高必显，发祥惟益。远绍建安，承先德积。大振家声、克昌永吉。”章氏族人据此排行取名，不管分散居住在何方，只要一提起自己所属的行第字眼，即可知道自己在家族世系中血缘定位的关系。此三十二个寓意深远的字，有序地排列起来，就是一首励志诫勉的诗，告诉族人要追远报本，要继往开来。
　　章氏大家族有《家规》《家训》。《家规》前三条分别为冠礼、婚礼、丧礼这人生三大礼仪之规范，其后四条分别为士、农、工、商各业之规范，其中“士”条规定：“章氏虽居山中，而门前为通衢。俗尚诗书，延师开塾，青衿济济，〔书〕声相闻，小学之孝，盖甚重也。虽甚贫者，亦能操笔作字，若能为举子业者，即入城中就外傅矣。以故书香不绝，而衣冠相接踵也。”族人熟读《家规》《家规》，自然会理解其所崇尚的美德和约束的陋习，言行举止就会合乎做人处世的准则。
　　章鋆（）考中状元，是班竹章氏家族最荣耀的一件盛事。章鋆在班竹章氏为第二十三世孙，排行“世”字辈。他的祖先章学化（十八世）迁居宁波。咸丰壬子年（1852），章世鋆考中恩科进士，钦点一甲一名状元及第，后来的仕途一帆风顺，官至提督福建广东全省学政、上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加四级，诰封资政大夫。章鋆生在鄞县，宦游四海，但是没有忘记祖先，追本溯源，特地赶到班竹承德堂，祭奠列祖列宗。章氏家族中出了章鋆这样一位光宗耀祖者，承德堂前面因此可竖立旗杆，以示旌表。
　　承德堂自章良广（十世）负责创建，代经修葺，历久而弥新。民国七年（1918），承德堂毁于火灾，变成焦土，章文华、章桂荣等人深明“合斯族、联斯宗，非建有祠不可”之大义，聚集宗人倡议迁址而扩其堂构。当吕祖端写成《重建承德堂记》的时候，承德堂早已经轮焕可观了。族人把先祖的灵位寄放于此，细心地守护着其间的每一个角落。其间精雕细琢的构件如“胡人集于楹，雄狮蹲于桁，朱鸟舒翼腾”，均栩栩如生，呈观止矣！族人在此祭拜先祖，来往行人则羡慕班竹章氏之光大门楣了。解放以后，这里办起小学，琅琅的书声穿过庭院，响彻班竹山中。
　　沧桑变革，承德堂的基本结构保持不变，2004年7月，被新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公布文物保护点。《新昌县文物志》记载：承德堂“是一所较完整的古建筑，正厅面阔三间，两侧各三间看楼，连接戏台前廊。正厅明间台梁式，次间穿斗式，七柱落地。明间台梁上为花篮式瓜柱，脊檩下花篮悬柱。檐廊卷棚轩，檐柱剳牵上均有双花篮悬柱。檐柱牛腿为透雕狮子捧绣球，边檐柱牛腿为和合二仙及刘海钓金蟾。戏台藻井较精细，顶心正中为狮子捧绣球浮雕，四周围以七层卷浪纹花拱木雕片，逐层缩小，共四十二组。四台柱均有牛腿，后台柱牛腿为左文右武透雕人像，前台柱为狮子捧绣球及骑马武将。山门前墀头砖雕，精细而完整。”这样精确细微的专业术语，比起《重建承德堂记》来有点枯燥难懂得，但它真实记录的却是一部长久沉积的“风干”的历史。唯有文物，才会如此的古朴精致。
章氏宗祠承德堂是新昌县的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班竹章氏家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因为她凝聚并张扬着乡村宗族的历史和文化，村民们将宗祠悉心地保护起来，传承到永远。
清远楼和绍远楼
　　章曜迁居到班竹，立下了一个大家族的根基，他的后代继往开来，则振起了章氏家族的声誉和名望，他的其中一位后裔章良广，性格深沉有远虑，不为势利所拘束，喜欢萧散于松竹之间，训教五个儿子及孙子以耕读为本务。在班竹村中，他倡议建造了章氏宗祠承德堂，安妥列祖列宗的神灵；在村外，他的为善积德的好名声传开得很远，邑尹听说了他的好事，延请为乡饮介宾。
　　章良广的第四个儿子名坚，字秉刚，号清隐，自己以琴书养性，以诗酒陶情。晚年，他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以旧居狭隘，在惆怅溪边南圃之中（即六房屋基，旧时的班房之后，已改为田）建造起高楼数十楹，取名“清远楼”，两旁又建造厢楼若干，规模颇为宏远。国子祭酒、礼部右侍郎台州人谢铎经常路过班竹，与章坚相友善，一日过其家门，欣然应景而颜其额曰“源头澄彻”。“源头澄彻”对于清远楼来说是最恰当不过了，登斯楼者，可揽山青水秀之胜，意境之深远，难以言说矣。
　　章坚又自订“家训”，告诫子孙要牢记恪守，曰：“孝悌立身之本，勤俭广业之资，积善传家之宝，读书发迹之基。”他的七个儿子，各有所长，其中的三子名邦（号西屏），在继承父亲的孝悌勤俭、积善读书等方面做得最好。他一心养志丘园，传家诗礼，邑侯嘉其高隐，屡次礼为乡宾，其请辞云：“律身谦恭，可以变化乎风俗，居家孝友，必能表正乎一方。”
　　优良的家风代代相传，西屏公章邦的四个儿子又都各有建树。长子名时，号静齐，邑侯曹公高其行谊，再三以乡饮礼延请。次子名让，号省齐，方正明达，不畏强御，起家广业，增美于前，所与游者皆缙绅大夫。三子名谦，号克齐，以明经著于时，乡人重之，推为家塾师，大文宗刘公瑞与之交游，诗章累集。幼子名和，性诚厚，有技能，好象棋，夜深不倦，遇亲友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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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化壬辰年（1472），黄岩知县广东南海人邝文前往省城，寓宿于班竹村清远楼，西屏公章邦设宴款待，觞酌交错之间，请他为重修章氏宗谱撰写序言。邝文称赞“西屏翁昆玉辈，皆济济惟行谊是尚，诸子若侄，岿然玉立异人。”
　　清远楼于嘉靖丁未年（1547）不幸遭遇“回禄”之灾，章邦的孙子章景床（让公之子）在清远楼之南里许的空地上建造了高楼数十楹，至次年落成，用班竹本地出产的“生漆”漆成晶亮的黑色，人们称之为“乌漆台门”，主人则别有匠心地取名为“绍远楼”。“绍”者，接续、继承之意也，绍远楼所接续、继承的显然是清远楼的良好门风。亲朋好友为了章景床的新楼都来道喜祝贺，湖广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慈溪人叶照为之撰写了《贺云峰公重建清远楼序》。“绍远楼”的名声传得很远，主人自然成为了班竹村的名望权威人物。
　　嘉靖乙卯（1555）暮春的一日，章景床吩咐长子章甫去惆怅溪上恭候浙江巡抚阮鄂的到来。这一年，阮鄂正为驱逐“倭寇”奔走在浙江东南沿海各地，见章甫“青衿飘风，宛有仙相”，暂时抛开紧张繁忙的军务，轻松地写下一篇《游仙记》，并以歌赠之，其中一歌曰：
清风引佩入天台，二子相随去复来。
惆怅欲期千载会，风云应为一时开。
药如无病何须采，心已成丹自不回。
此去好从仙侣去，莫教台鼎点成苔。
　　惆怅溪边的“桃源仙境”真的不应该有倭寇，有兵事。可是，时运不济，海防微弱，倭寇自沿海进入内地，嘉靖乙卯（1555）冬，从台州骚扰新昌县境，东流西突，屯聚于会墅岭。外敌当前之际，章景床率众奋起自卫，集合宗人，议曰：“吾家四山斗绝，与尔数百人据要守之，贼何敢犯。”次日，倭寇闻讯，果然不敢进犯村庄，只得另外寻路径过往，最后被歼于清风岭。倭寇逃遁不久，“广兵之害”又起，章景床再一次率族众数百人在司马悔桥边与敌人搏斗，两相交持长达半晌，最后广兵各自逃散，里人得以安堵。
　　章景床娶了山背人梁州通判梁亨的女儿，她出自新昌的诗礼名家鳌峰梁氏大家族，性格贤淑，修执妇道，勤于教子。夫妇俩时常告诫子孙，“耕者务耕，读者务读，怠惰骄淫，非汝之福。”
　　章景床所居之地接近拨云峰，就自号为“云峰”，天台人许维烈撰写的《赠云峰公诗》曰：
拨云峰高天姥峰，深谷盘桓老卧龙。
养性只消书几部，陶情远共酒千钟。
琴床夜月思梁甫，鹤背春风侣赤松。
笑倚烟花回首处，朝阳应有凤雍雍。
　　云峰公挚爱天姥山间的峰谷，以诗书养性，以美酒陶情，书中自有黄金屋，酒中自有真性情，他和他身边的人生活过得颇为适意。隆庆辛未年（1571），云峰公与安人梁氏双双到了六十大寿之期，绍远楼里亲朋好友济济一堂，有欢歌笑语，有裙屐喧哗，祝愿寿星夫妇平安康健、白头偕老的话语说了很多很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曲终人散，余音绕梁，隆庆辛未年的寿庆随岁月流逝远去，永垂于后世的，有两篇《双寿序》，一篇由新昌县儒学教谕宋大经撰写，一篇由大理评事会稽人章稷峰从京城传递而来，以文相贺，以文纪事，让后人细细地品味长寿的欢乐和吉祥。
　　章甫身为云峰公章景床的长子，幼时即接受父亲庭训，勤奋地学习举子业。嘉靖戊午年（1558），宗师毕松坡非常欣赏他的文气俊雅，选补为膳堂弟子员。章甫早年耕作不忘读书，位卑未敢忘国忧，与陈策一起赴省城应试，向往在科举场上取得功名，自题一联云：“志在立功，期百战而百胜；忠怀报国，誓同德以同心。”然而，科举场上却没有他施展才华的余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之间，章甫熟读了高人名士关于天姥山的众多诗篇，转而更喜爱上了自己身边的山水，优游于山水之间，他的诗写得意味清逸，常常被时人传诵。
　　从绍远楼走出来的章甫，自号“小轩”，不指望自己能做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就从修身齐家的小事做起，陶情养志，自得其乐，正如他的好友陈策在《小轩诗》中所云，他是“临流漫赋诗，诗成自称美。心将流水间，浮尘不嚣尔。”小轩公章甫成为了班竹村里具有书生意气风度的处士中的代表人物。
　　清远楼、绍远楼的相继落成矗立至倾颓消失，经历了明代中期的两三百年时间，班竹村度过了一个家族文化的鼎盛时期。楼屋的主人虽然不是达官显官，但常有名公巨卿在此投宿，谈笑之间有鸿儒，心灵充足而舒畅！
　　章景温生长在绍远楼里，祖父辈的言传身教，尤其是父亲章谦的教诲，让他从小就养成良好的品行，“潇潇襟怀，不以家事累心，遇亲友加以礼貌，邑中乡先生俱信重之。”
　　清远楼毁于火灾后，章景温建造了属于自己的第宅，取名为“竹庵”。竹庵在继承清远楼规模形制方面，不能与绍远楼相媲美，但在培植竹的风度意趣方面，远远超过了绍远楼。身在班竹村，章景温，取字为献玉，自号为“竹庵”，对竹的挚爱之情溢于言表。如此还不满足，他要把所居住的竹庵转化为一笔精神财富，可供自己消遣，更可永远地传于后世。明嘉靖壬寅年（1542）孟夏的一日，好友陶炫为此撰写了《竹庵记》，道尽了章景温对此寄托的深情厚意：“朝斯夕斯，或推窗对坐，或出户披风，与竹为伍，盖欲虚其心、厉其贞，以贞其操，状其高之姿、清绝之音，以修其容仪，树以风声。”
陶炫又有《赠竹庵公诗》，曰：
群玉幽林近水隈，平安佳致此中来。
龙孙雨长青当户，凤尾烟拖绿上盃。
直节持身同隐约，虚心抱道共徘徊。
七贤座上留情话，还向江南探老梅。
　　章景温的朋友都是其时新昌乡间有名的文人，如芝山吕世良、东崖徐云卿、望澜陈策，他们相聚在竹庵里，远观窗帘之外的茂林修竹千竿，像竹子一样虚心地切磋文字，斗酒比诗，共同的话题当然与竹的品德、风格、韵趣互相关联，“竹林七贤”的故事又一次地被说起，竹的主题在轻松而愉快的氛围中被缓缓的释放出来了。
　　在祖父辈修续过宗谱的成化壬辰年（1472）以后的六七十年里，班竹章氏家族有许多大事发生，又有新一代生命的成长，家族历史延续的重任落在了身为一族之长的章景温身上。他和同辈章景床（云峰公）提议主持重修宗谱，章景床的儿子章甫仔肩是任，并延请好友陈策参与其事。他们自己多方搜集史料，日积月累，并请名士为宗谱增光添彩。万历二年（1574），尚书新昌人吕光洵因拜谒先君墓地道经班竹村的时候，休憩于此，欣然提笔为章氏宗谱撰写了序言，赞赏他们这代人为家族文化传承所做出的贡献。
　　《班竹章氏宗谱》自章道元始修，至此的第四次重修是集祖先前辈之大成者，《竹庵记》《小轩诗》当是此次修谱新增加的重要篇章。
《班竹章氏宗谱》此后代有修续，收录章氏自己歌咏家乡山水的诗文，也收录过往的名公巨卿赞美班竹的墨宝，对于天灾人祸的记载却很少，有了也是语焉不详，这或许是因为章氏对经历的灾难采取了超然漠然的摒弃的态度。《班竹章氏宗谱》成为班竹人代代相传不断吐故纳新的文化遗产，所沉积的人文底蕴是天姥山世俗文化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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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竹驿道上飘散的诗章
　　“谢公古道”作为越州、台州之间必经的关隘要道，南来北往的人很多，逐渐扩展成为官方的驿道。
　　大唐帝国是一个诗歌盛行的国度，众多诗人溯着剡溪，自越州至天台，且歌且行，踩踏成一条“唐诗之路”。除了诗仙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还有诗圣杜甫《壮游》来到剡县的足迹，“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还有白居易“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这样清新传情评价的诗句，这一切让天姥山冠冕堂皇地进入了中国的文化史，成为“唐诗之路”上的精华地段，而班竹山则是其中最璀璨醒目的一座高峰。
　　润州诗人许浑在唐代的仆仆风尘中写下了一首《早发天台中岩寺度关岭次天姥岑》，诗云：
来往天台天姥间，欲求真诀驻衰颜。
星河半落岩前寺，云雾初开岭上关。
丹壑树多风浩浩，碧溪苔浅水潺潺。
可知刘阮逢人处，行尽深山又是山。
　　诗人行走在天台、天姥之间的重重关山，早就闻说的刘晨、阮肇遇仙的故事，是不能忘记去探寻遗迹的，即使没有结果，只要留下丹壑树多、碧溪苔浅的深刻印象，就足够了。在他的前前后后，还有许多和他同属大唐帝国的诗人，如刘长卿、皇甫冉，诗僧如齐已、皎然，沿着古驿道，翻过天姥山，或徜徉歇息，或击节高歌，留下的诗篇颇具模山范水的能力，把天姥山自然景物内在的美质更好地显露出来。同时，也只有他们的美文长久地陶养起天姥山超凡脱俗的大气度，把她装饰打扮得灵动飘忽，宛若天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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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姥山自然高矗的姿态亘古不变，年复一年。谢公开山凿道的创举已经远去，太白梦游的虚幻仙境人们都能从中走出来，凡人到此留下的足迹很快就消失，只有当文人墨客到此眼睁睁地面对着与梦境相差甚远的现实，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众多题在天姥山上头的诗的启发时，才会敏感地记下寒来暑往的更替在天姥山自然山体上敷上不同的色彩，这些色彩斑澜多姿，有时是寒凉的，有时却是温暖的。
　　宋代，参知政事鄞县人楼钥（）登上天姥岭的时节是在冬季，他的《天姥岭》上，看到的是“剡水迂回彻底清，滥觞从此一泓澄。晓来蜡履冲寒上，踏碎山头十里冰。”绍兴知府上虞人李光（）“晓入天台访石梁，萦行岭路绕羊肠。溪田溢水层层落，岩壑经秋步步凉。”感到“自天姥入石桥，路虽绝而气象殊胜”，慨叹此地“殆非人境”。这些题在天姥山上的众多诗篇里，虽然没有出现班竹山的名字，但其间蕴藏的班竹大山的骨架和气韵已然是随处可见了。
　　敷文阁待制江都（今扬州）人李易（？~1142），长期卜居于剡县贵门九峰下。在一片明媚的春光里，他听到了班竹的新笋吱吱拔节长高的声音，有《剡山书所见》诗为证：
　　剡山无数野蔷薇，黄云烂漫相因依。
　　玉杯浅琢承堕露，金钟倒挂摇晨辉。
　　斑竹笋行三亩地，红药花开一尺围。
　　豆角尝新小麦秀，耒禽向长樱桃肥……
　　福建长溪人谢翱（），宦游到浙东，仿佛是由于仙人的召唤，《九日黎明发新昌望天姥峰》诗曰：
　　南明剡东山，亏蔽草与莱。前冈接远阜，树石如苔莓。
　　西南见天姥，旭旭云日升。下有采药径，仙人招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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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新昌知县周文祥负责在驿道上每相隔十里建立一座铺递，后来经过毛鸃、李楫的重修，驿道上的铺递已经完备成形了。驿道从嵊州黄泥桥进入新昌县境，再到达天台县界，其间依次有三溪铺、市西铺、柘溪铺、小石佛铺、赤土铺、班竹铺、会墅铺、关岭铺。每个铺“各为屋三楹，旁列两厢，中建一亭，缭以周垣，外门榜曰某铺。各设司兵以急递焉。”班竹铺在新昌县的八个铺舍中，位在枢纽，处在一个转折点上。从新昌县城出发的旅客，一路在驿道上行走，到中午或傍晚歇脚投宿之处正好在班竹。过了班竹铺以后，班竹山下惆怅溪畔的驿道较为平缓，北上会墅岭的山路，变得十分陡峭，正如古书记载的“旧有鸟道可攀”。
　　班竹有了铺舍，投宿的人更加多起来，有肩挑背驮，有骡马代力，有两脚步行，驿道上的诗文多了些人情世故。
　　詹事府詹事松江府人陆深（）“赏鉴博雅，为词臣冠”，他的《经天姥》诗如他的书法遒劲有法，如铁画银钩，云：
　　天姥峰头云日开，欲临东海望蓬莱。不辞谢客登山屐，远愧孙郎作赋才。
　　秀色南来连五岭，星文高处接三台。何人更有凌空手，为筑黄金万里台。
　　山阴人王思任()，一生三仕三黜，五十年内有一半闲居在野，放浪山水以自遣。万历三十八年（1610），他自娥江出发，漫游天台雁荡，途经新昌，于是，《王季重十种》里有了关于新昌的《南明》《天姥》游记传世，《天姥》篇写道：“从南明入台，山如剥笋根，又如旋螺顶，渐深遂渐上。过桃墅，溪鸣树舞，白云绿坳，略有人间。饭班竹岭，酒家胡当垆，艳甚，桃花流水，胡麻正香，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妇。”王思任在此偏偏不提谢康乐和李太白，不引发思古之幽情，反而惊异于班竹村里的“嫩妇”，人面桃花相映红，性情之真实流露也。
　　大旅行家徐霞客先后三次上天台山，第三次在崇祯五年（1632）四月十八日，“至腾空山，下牛牯岭，三里抵麓。又西逾小岭三重，共十五里。出会墅。大道自南来，望天姥山在内，已越而过之，以为会墅乃平地耳。复西北下三里，渐成溪，循之行五里，宿班竹旅舍。”他的《游天台山日记后》重在写天台山，天姥山及班竹旅舍只是一笔带过。对饱览名山大川的旅行家来说，这里的景色人情也许是平常的，没有引发他的创作灵感。
楼主好!60坐沙发了。{:9_512:}
引经据典出好文
天姥山有美丽传说；多少新昌儿女为她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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