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德国为何积极调停中日直接谈判(2)_文化读书频道_新浪网
抗战时期德国为何积极调停中日直接谈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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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简介：周佛海其人，是中国现代史上少有的一个风云变幻人物。他从信仰共产主义到鼓吹卖国主义；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到蒋介石的亲信、到汪朝股肱、到上海行动总指挥；从革命者到卖国巨奸。其变化多端、朝秦暮楚，在中……
　　周佛海的猜测是有一定根据的。11月5日，陶德曼的第一次调停，由于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要求而失败。但是，此后战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华北，大部分地区已被日军占领，日军已停止了大规模的攻势；华中地区的日军在占领上海之后，继续向南京方向推进，南京的沦陷已是为时不远之事。中国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而且在11月15日结束的布鲁塞尔会议，仅仅通过了一项谴责日本企图以武力改变中国的政策的决议，对中国无任何实际的补益。因此，日本认为，利用其军事上及外交上的这种胜利形势，是迫使中国接受其要求的大好时机。德国由于自己在中国有着很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因为日本在反对苏联方面，对德国来说也有很大作用，因此，也不愿日本削弱或被困陷在中日战事里。由于这种原因，德国便又乘机开始其“调停”活动。
　　11月26日晚，陶德曼在汉口面告孔祥熙，称德国政府愿负“调停”中日战争之责。28日、29日，他又先后访晤孔祥熙及外交部长王宠惠。谓奉本国政府之命，特向中国政府转达日本方面的“议和条件”，并希望直接向蒋介石面达。孔祥熙经向仍在南京指挥作战的蒋介石请示报告，并得蒋的同意后，遂派外交部次长徐谟陪同陶德曼前往南京谒蒋。
　　在陶德曼前往南京的途中，即12月1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也在柏林召见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要他转告本国政府：“为中国的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方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也不再能把日本的军事胜利扭转过来。因此，首先要顾及这种情况，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越大。”136
　　陶德曼于12月2日抵达南京，是日下午5时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在问明日本的条件是否还是与上次所传达者一样，并在得到陶德曼的肯定答复还是一样之后，仍然表示：“对于那种认为日本已经从这次战争中成为胜利者的看法，他不能够接受。”“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他并且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如下意见，即：
　　(一)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二)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
　　(三)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
　　(四)在和平谈判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协约。137
　　从蒋介石的上述谈话中，我们可以明确两点：第一，蒋介石所谓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是在陶德曼明确表示日本的条件没有变更的情况下作出的，并且其中并没有“承认满洲国”的条件，而这一点，直至12月22日，才由广田向狄克逊作了说明：“关于承认满洲国的问题遗漏了”。138&第二，蒋介石并没有因军事的失利，而改变原来的立场，仍然坚持华北的主权完整和独立不得侵犯。
　　但是，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和平派”，对陶德曼的第二次“调停”活动，却大为兴奋。高宗武等人电告周佛海立即回汉口，就是在得知蒋介石已经与陶德曼谈话之后，他们以为蒋已接受了日本的条件，中日和平已经有了可能的情况下作出的。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34次会议，听取了徐谟关于陶德曼调停经过的报告，意在促使蒋介石接受陶德曼的调停。日，汪精卫在其发表的《举一个例》一文中，还公布了这次国防最高会议的记录。目的在于表白与日本谈判和平，已是当局一致的决定。这也确实反映了汪精卫当时急于与日本求和的心态。
　　实际情况却与汪精卫等人的估计相反，日本绝不会同意蒋介石的要求，而蒋介石也不可能接受超出陶德曼所传达的日本方面七项条件以外的任何要求。“调停”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至12月11日，召开国防参议会时，便宣布拒绝日本的要求。周佛海得知此消息后说：“闻德国调解失败，焦灼万端。命运已定，无法挽回矣，未知吾辈死在何处也。”会议尚未结束，他便提前退出，139&随即向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等人报告经过，密谋对策，但都想不出打破时局的办法。
　　12月12日，中国守军退出南京，13日南京失陷。
　　日军在占领南京后，侵略气焰更加嚣张，认为南京的陷落表明中国政府的抗战已经失败。14日，日本首相竟公然声明，国民政府已不成其为政府了。华北日军亦于是日在北平炮制了号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傀儡组织。22日，日本外相广田向狄克逊提交了对中国政府更加苛刻的条件，并限期要中国政府在年底左右，明确表明接受日本的全部条件。否则，日本将不得不从完全不同的观点出发，来处理当前的局势。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宣称将逐步扩大和加强已成立的北平伪组织，使其“成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140
　　日，日本御前会议更进一步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宣称：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本今后将不再承认国民政府，即不以其为谈判对手，而重新扶植新的“中央政府”的建立，并与之调整关系。
　　1月13日，外交部长王宠惠根据12日行政院会议的决定，向陶德曼送交了中国政府的复文，请其转达日本政府。复文指出：“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否则，“不知日本方面的详细要求，也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又不能表明任何意见。”14115日，行政院长孔祥熙也向陶德曼作了内容相同的声明，实际上是拒绝了日本的条件。16日，日本首相发表第一次对华政策声明，公然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将扶植已成立的傀儡政权，并与之调整日中关系。18日，中国政府撤回驻日大使，日本政府亦于是日撤回驻华大使，两国关系于是断绝。汪精卫、周佛海促“和”活动彻底破产。
　　陶德曼调停的失败，中日关系的断绝，虽然使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和平运动”遭到挫折，但是，他们不仅不就此停止其与敌谋取妥协的企图，反而变本加厉，并把他们的组织，从无形到有形，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抗战，和国共合作的罪恶活动。
　　1938年1月，在汪精卫的直接支持下，以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低调俱乐部”的核心分子为中心，在汉口成立了一个名为“艺文研究会”的组织。从其名称上看，该组织似乎是一个研究文化艺术的学术团体，其实不然，完全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体，而且是得到国民党当局支持与资助的半官方机构。
　　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他的目的即宗旨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还是让陶希圣自己作出说明吧！1939年1月，陶希圣在写给时在美国的胡适先生信中说：艺文研究会的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142说穿了，成立艺文研究会的目的，就是专为对内反共，对外‘主和’，破坏抗战，破坏国共合作。”
　　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之所以鼓如此吹反共和主和，这与当时不利的抗战形势有关。南京的失陷，华北与东南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中日外交关系的断绝，使他们这一小撮失败主义者更对抗战前途无望。在他们看来，与日本谋取妥协，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当时的民众抗战情绪，却与他们的想法完全相反。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了战时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不仅国民党的党、军、政机构，实际上都在武汉办公，而且，八路军也在武汉设有办事处。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群众》已在武汉公开出版。日，中共又在汉口出版机关报《新华日报》，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集中在这里。各种进步刊物，如《全民周刊》、《抗战》、《抗战文艺》、《战地》、《自由中国》等刊物，纷纷在武汉出版。由于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与组织，以及各进步团体与进步报刊的宣传鼓动，武汉地区民众的抗日情绪极为高涨。这种情景是汪精卫、周佛海等投降派绝对不愿看到的。
(编辑：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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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常委为何高调纪念抗战胜利：挑战西方话语权
政治局七常委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
　　今天上午(9月3日)，官方高调举行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活动，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全部出席。
　　常委在位于卢沟桥附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向抗战烈士敬献了花篮。活动规格和形式都与每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敬献花篮仪式相仿，唯举行地点不同。
　　今年并非抗战胜利“逢五逢十”的大庆，以七常委全部出席的规格进行纪念，此前没有过。这个变化的背后，有何含意，有何玄机？
　　打破常规的高调纪念
　　在稍早前的7月7日，习近平、俞正声出席了同样在抗战纪念馆举行的“七七抗战”爆发77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也是国家领导人首次参加纪念抗战爆发的活动。
　　外界普遍认为，今年“七七抗战爆发纪念日”和“九三胜利纪念日”的超高规格，表现出中国政府在抗日战争问题上的空前高调，在中日关系趋于紧张的情况下，相关纪念活动反映出中国对日外交的强硬态度和坚定立场。但情况可能不仅仅与日本相关。
　　需要注意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立法确定了“九三胜利日”和“12•13”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的地位，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在这些涉日敏感日期举行纪念活动，将形成惯例，并不随中日关系的潜在变化而出现变化。
　　因此，对抗战胜利的高调纪念，并不仅仅是表达对日本的强硬态度，也是中国最高层进行国家与民族的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途径。
　　今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确立了三个新的法定纪念日，分别是“抗战胜利纪念日”(9.3)、“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12.13)和“烈士纪念日”(9.30)。
　　在许多欧美国家，都有与此相似的法定节日，如英法等国的一战胜利纪念日，美、英、法、俄等的二战胜利纪念日，波兰、以色列等国的大屠杀纪念日，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阵亡将士(烈士)纪念日等。这些纪念日是一个国家确立民族身份认同，宣扬爱国主义理念的重要环节。
　　根据官方的历史论述，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但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政治性节日，主要只围绕“人民解放”这一序列，从中共建党、解放军建军再到人民共和国建国，大多是针对国内革命，而对对外战争的纪念比较少，规格也比较低。
　　但从今年开始，对抗日战争的纪念活动，已成为仅次于国庆的重大政治性纪念活动，规格明显超过了平时的“建党”“建军”等传统政治性纪念日。这表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逐渐确立了新的范式，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置于同等地位。
　　现代民族国家，往往将对外战争的胜利视为民族独立的标志性事件。譬如俄罗斯，其“5•9”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全国最重要的政治性节日，地位甚至高于俄罗斯国庆日。中国全面与其他国家的纪念形式接轨，确立一整套与民族独立相关的纪念日，表明执政党合法性论述的新调整。
　　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开始，中共在原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之上，加入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性质表述。执政党更多地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其代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上，而非像以往仅仅只强调政治革命本身的正义性。高调纪念抗日，进一步表明执政党将执政合法性建立在爱国主义之上。
　　高调纪念具有国际意义
　　放眼国际社会，近来中国的抗战纪念更有其特殊价值。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社会一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史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国际性的二战纪念活动，多数在5月8日“欧洲胜利日”(俄罗斯定为5月9日)举行，犹太大屠杀纪念日被确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每年的纪念活动都备受全球关注，相较而言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
　　过去，中国出于促进“中日友好”的外交需要，也因为国内在对抗日战争历史认识上存在的一些分歧，纪念抗战的活动一直颇为低调，这一点和其他二战的主要参战国形成了鲜明对比。无论是英、法、俄等战胜国，还是德国、日本等战败国，纪念二战的活动规格都要比中国高得多。尤其是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首相出席所谓“终战”(即日本无条件投降日)纪念活动是常态，有个别年份甚至首相还在“8•15”参拜靖国神社。与之相对，中国一般只在逢五逢十的年份出席抗战胜利纪念，形成了中国的二战纪念活动比日本还要低调的情况。
　　今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系列举措，以及中国领导人高调出席两场抗战纪念活动，改变了原来的这种格局。这不仅仅是对日外交政策转变的信号，更是中国积极地参与二战历史建构的姿态。其他国家的二战纪念是什么规格，中国的对应纪念活动就要达到什么规格。欧洲和俄罗斯有欧洲胜利日，中国就有最高领导人亲自出席的“9•3”胜利日；波兰等国有“1•27”的大屠杀纪念日，中国也把“12•13”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定为国家公祭日。中国政府要向全世界强调，中国也是二战的战胜国，亚洲太平洋战场和欧洲北非战场是二战平行的两大战场，中国在二战中同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提升中国抗战纪念活动规格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力推将相关问题国际化。
　　今年年初，中国和韩国拟议将慰安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习近平和普京在今年年中会晤中，决定“中俄共同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这是继2010年中俄共同庆祝二战胜利65周年之后的又一举动。
　　通过同韩国、俄罗斯等国的合作，中国试图进一步彰显其在国际历史论述中的地位，进而提升自身在国际政治现实博弈中的道义基础。
　　苏联是在二战中人员伤亡最多的国家，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也被视为二战欧洲战场的转折点，因而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二战纪念中最为高调。与之相对的，美国在二战中参与了亚太和欧洲两个战场的作战，出于美欧战略同盟关系和美日特殊伙伴关系，美国的二战纪念相对俄罗斯低调得多。中国确立由最高领导人出席抗战胜利纪念的定制，将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纪念二战亚洲太平洋战场胜利规格最高的大国。
　　当前，中俄两国“战略接近”态势明显，中俄两国在二战纪念问题上渐行渐近，是当前国际形势重现两极化趋势下的新现象。中国和俄罗斯要联手向世界强调，二战的胜利，不应当解释为西方的胜利，中国和俄罗斯必须在战后国际秩序中获得自己应有的一份。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高调纪念抗战胜利，实际上是中方对于当今世界西方话语权的新的挑战。
　　今年的抗战纪念活动可能为以后的抗战纪念奠定范式，今后每年的9月3日，高规格纪念活动将会持续。而明年料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届时的纪念活动规模可能超过以往的50周年、60周年纪念。
（新浪军事）
（编辑：SN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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