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VD高新涂层设备身价3500万 长阳团簇离子束项目填补国内空白
发布时间: 09:23:15
信息来源： 长阳政府网
& & 1月25日，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创新产业园，一场仅20分钟的简短仪式，宣告长阳引进湖北江海行集团投资1.8亿元建设的团簇离子束项目正式开建。这也是长阳创新产业园今年实施&满园工程&落地的首个投资过亿元大项目。
　　开工仪式由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军主持，县领导赵吉雄、刘新平、王功平、李云达、田大甲、孙志中、肖发喜、洪丕源、田益群、覃宏明出席了开工仪式。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进行离子源、离子束的设计、研发、制造与销售等，其核心技术支撑来源于武汉大学加速器实验室。两年后项目建成，年产离子束涂层设备可达10台，每台售价超过3500万元，年产值可达5亿元，提供税收3000万元以上，同时带动300人就业。
　　一台设备何以卖&天价&？武汉大学加速器实验室主任、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付德君为记者&解密&&&团簇离子束项目采用的核心技术是该校加速器实验室20多年来技术研发的结晶，其水平处于国内一流、国际先进地位。湖北江海行集团率先在国内将该项技术转化为产品并实现规模化生产，填补国内市场空白。
　　据了解，PVD高新涂层技术环保无污染，将取代高污染的电镀铬涂层，发动机活塞环、金属切削刀具及多种工业零部件产品经过离子束表面处理后，其耐磨性和表面硬度将大大提高。例如：一种精密刀具，向其刃部注入0.6微米的离子后，其硬度猛然提高30倍，达到削铁如泥的效果。
　　湖北江海行集团董事长付德春告诉记者，国内现如今虽有团簇离子束的基础研究，但设备研发、技术应用基本处于空白，导致关键设备高度依赖进口，价格高达5000万元。PVD高新涂层设备拥有广阔的市场需求，不仅国内有较好市场，还可出口俄罗斯、独联体等国家。
　　湖北江海行集团主要从事环境友好型高性能PVD涂层技术、PVD涂层设备的研发制造等，其总部位于长阳创新产业园，现拥有宜昌后皇真空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分公司，布局苏州、深圳和武汉等地。
　　团簇离子束项目主要由湖北江海行集团旗下的宜昌后皇真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建设。该公司建立了&离子束纳米加工技术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去年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并与韩国大成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表面工程技术联合研究中心，目前已申请专利10多项。&
（责编：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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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阳团簇离子束项目填补国内空白
发布日期：
作者:高炜 木弓 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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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张宇拍摄）　
&&& 本网讯　　1月25日，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创新产业园，一场仅20分钟的简短仪式，宣告长阳引进湖北江海行集团投资1.8亿元建设的团簇离子束项目正式开建。这也是长阳创新产业园今年实施&满园工程&落地的首个投资过亿元大项目。
　　开工仪式由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军主持，县领导赵吉雄、刘新平、王功平、李云达、田大甲、孙志中、肖发喜、洪丕源、田益群、覃宏明出席了开工仪式。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进行离子源、离子束的设计、研发、制造与销售等，其核心技术支撑来源于武汉大学加速器实验室。两年后项目建成，年产离子束涂层设备可达10台，每台售价超过3500万元，年产值可达5亿元，提供税收3000万元以上，同时带动300人就业。
　　一台设备何以卖&天价&？武汉大学加速器实验室主任、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付德君为记者&解密&&&团簇离子束项目采用的核心技术是该校加速器实验室20多年来技术研发的结晶，其水平处于国内一流、国际先进地位。湖北江海行集团率先在国内将该项技术转化为产品并实现规模化生产，填补国内市场空白。
　　据了解，PVD高新涂层技术环保无污染，将取代高污染的电镀铬涂层，发动机活塞环、金属切削刀具及多种工业零部件产品经过离子束表面处理后，其耐磨性和表面硬度将大大提高。例如：一种精密刀具，向其刃部注入0.6微米的离子后，其硬度猛然提高30倍，达到削铁如泥的效果。
　　湖北江海行集团董事长付德春告诉记者，国内现如今虽有团簇离子束的基础研究，但设备研发、技术应用基本处于空白，导致关键设备高度依赖进口，价格高达5000万元。PVD高新涂层设备拥有广阔的市场需求，不仅国内有较好市场，还可出口俄罗斯、独联体等国家。
　　湖北江海行集团主要从事环境友好型高性能PVD涂层技术、PVD涂层设备的研发制造等，其总部位于长阳创新产业园，现拥有宜昌后皇真空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分公司，布局苏州、深圳和武汉等地。
　　团簇离子束项目主要由湖北江海行集团旗下的宜昌后皇真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建设。该公司建立了&离子束纳米加工技术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去年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并与韩国大成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表面工程技术联合研究中心，目前已申请专利10多项。查看: 996|回复: 8
PVD高新涂层设备单台身价3500万元 长阳一项目填补国内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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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D高新涂层设备单台身价3500万元 长阳一项目填补国内空白
本网讯（通讯员木弓、周锐，记者高炜）1月25日，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创新产业园，一场仅20分钟的简短仪式，宣告长阳引进湖北江海行集团投资1.8亿元建设的团簇离子束项目正式开建。这也是长阳创新产业园今年实施“满园工程”落地的首个投资过亿元大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进行离子源、离子束的设计、研发、制造与销售等，其核心技术支撑来源于武汉大学加速器实验室。两年后项目建成，年产离子束涂层设备可达10台，每台售价超过3500万元，年产值可达5亿元，提供税收3000万元以上，同时带动300人就业。
　　一台设备何以卖“天价”？武汉大学加速器实验室主任、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付德君为记者“解密”——团簇离子束项目采用的核心技术是该校加速器实验室20多年来技术研发的结晶，其水平处于国内一流、国际先进地位。湖北江海行集团率先在国内将该项技术转化为产品并实现规模化生产，填补国内市场空白。
　　据了解，PVD高新涂层技术环保无污染，将取代高污染的电镀铬涂层，发动机活塞环、金属切削刀具及多种工业零部件产品经过离子束表面处理后，其耐磨性和表面硬度将大大提高。例如，一种精密刀具，向其刃部注入0.6微米的离子后，其硬度猛然提高30倍，达到削铁如泥的效果。
　　湖北江海行集团董事长付德春告诉记者，国内现今虽有团簇离子束的基础研究，但设备研发、技术应用基本处于空白，导致关键设备高度依赖进口，价格高达5000万元每台。PVD高新涂层设备拥有广阔的市场需求，不仅国内有较好市场，还可出口俄罗斯等国家。
　　湖北江海行集团主要从事环境友好型高性能PVD涂层技术、PVD涂层设备的研发制造等，其总部位于长阳创新产业园，现拥有宜昌后皇真空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分公司，布局苏州、深圳和武汉等地。
　　团簇离子束项目主要由湖北江海行集团旗下的宜昌后皇真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建设。该公司建立了“离子束纳米加工技术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去年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并与韩国大成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表面工程技术联合研究中心，目前已申请专利1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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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对清江有没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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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出口俄罗斯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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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在
其他发达国家根本就看不上& & 是这个意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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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上说，咱这地方有啥优势？人才？土地？貌似都没有吧？要说有啥高科技的项目落户在咱这，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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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D高新涂层技术环保无污染，将取代高污染的电镀铬涂层，发动机活塞环、金属切削刀具及多种工业零部件产品经过离子束表面处理后，其耐磨性和表面硬度将大大提高。例如，一种精密刀具，向其刃部注入0.6微米的离子后，其硬度猛然提高30倍，达到削铁如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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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到山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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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做出来好不好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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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做鞋匠”，何以价值10亿元？
这个世界，有谁不穿鞋？有谁不走路？
只要是人，就得穿鞋；只要穿了鞋，就得走路。
但有谁知道，人生在世，究竟该穿什么样的鞋，该走什么样的路？
有一个人肯定知道。
这个人，就是青岛双星集团现任总裁——汪海。
有人称，汪海是“中国鞋王”。
他却笑而答日：“什么王不王，我只不过是个做鞋匠。做鞋就做鞋，岂敢称王？”
然而，这位自称“做鞋匠”的汪海，却有自己一套独特的“鞋经”。他说：
“原始人从猴子群里走出来时，脚上哪里有鞋？”
后来要走路，要劳动，这才有了鞋。所以说，鞋是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之一，它使我们的先人摆脱了原始的愚昧。正如人类的历史在不断发展一样，人类走路所穿的鞋子也在不断变化，先是树皮鞋，以后又有了草鞋、木屐、布鞋、皮鞋、胶鞋……别看不起鞋，上至王公贵族，总统首相，下至黎民百姓，谁不穿鞋？
忍辱负重，舍己利人，是鞋的品格。那么我们呢，就记住一条，‘有人就穿鞋，关键在工作’。我们就是要走遍天涯海角，把合适的鞋送到各种人的脚上……如果你有机会走进汪海的办公室，便会真切地感受到汪海这番话的实在与份量。
汪海的办公室，与一般老板的办公室截然不同：
除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和一盏台灯外，其余地方均被上百种款式各异的工艺品鞋全部占满。这些工艺品鞋有单只的，有成双的；有玻璃的，有木头的；有草编的，有塑料的；有金属的，有石头的……大若茶壶，小若鸡蛋——各种鞋样组成一个怪异的鞋阵，暗藏着主人谜一般的鞋门鞋道。
汪海说：“这些鞋都是我费尽心思从世界近30个国家搞来的。我是个鞋匠，不研究‘鞋门鞋道’，哪行啊！”
的确，汪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做鞋匠”。而“做鞋匠”，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个最不值钱的主。
然而，在2000年的岁末，当这位“做鞋匠”的身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山东厅用严肃的会议形式郑重标定时，国人们惊呆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崩溃了——2000年9月，北京无形资产开发研究中心准备在全国优秀企业中进行国内名牌评估，于是他们派去4个人到青岛双星集团考察。
9月的青岛，风光依然旎旖，可这4人却无心观光，他们一踏进双星集团的地盘，一下子就被一种说不清的东西给深深吸引住了。他们在双星集团考察了半个月，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接触了大量的员工、专家和市场人员，看了双星在黄岛、工业园、沂蒙山等4个工厂的60多条生产线，而后得出的结论是：双星名不虚传，确实了得！
这4位来自北京的评估官员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了，在他们走过的全国所有企业中，双星3万多员工异口同声地为一个老板发自内心地叫好，这恐怕不能不堪称中国第一，也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几乎都能听到双星人那实在的话语：
“没有双星，就没有我们；没有汪海，就没有双星！”看来，汪海领导的双星是中国制鞋业的龙头老大，并非吹牛。
但这4个人临走时，还是不无遗憾地对双星宣传处长说：“我们觉得‘双星’品牌评50个亿的话，恐怕没有太大的问题。要是能再给汪海这个企业家个人评个身价的话，就更好了。”
“那你们就评呀！”宣传处长说。
“可惜的是，在中国没有先例。”4位来宾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敏感的宣传处长马上说道：“正因为中国没有先例，你们评了，不就更有意义了吗？虽说汪海是我们双星的老总，但是，汪海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那么多有价值的东西，这在全国是有目共睹的。他创造的双星市场理论，他对双星品牌的确立与贡献，轰动全国，惊动世界。我们青岛市的宣传部长王永生说汪海是中国企业家的拓荒者，为中国企业家树立了丰碑形象。这个评价是政治意义上的，如果能再加上你们对他个人身价的评估，岂不更加完美！”
4位来宾说：“我们回去后和中心领导再研究一下吧。”
这4人走后，宣传处长当即向汪海做了汇报，本以为鞋匠汪海会谦逊一番，却不料汪海话一出口，语惊四座：“歌星、球星都有身价，为社会创造了直接财富的企业家，为什么就不能有身价？问问他们，看他们怎么搞？”
一个月后，北京无形资产开发研究中心的官员们再次来到青岛，向双星人报出了喜讯：经过各项技术论证，他们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国有制鞋企业双星集团的“双星”品牌的价值评估为50.5亿元。与此同时，评估中心还申报了双星集团总裁汪海的个人身价——以汪海的人格魅力，以他的企业家形象，以他对双星的贡献，以他在全国企业家中的巨大影响，起码能评20个亿。但是，由于给企业家个人评定身价，国内从未有过，汪海是第一例，所以就只能申请10个亿了。
日上午10点，北京无形资产开发研究中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山东厅召开了“双星”品牌暨汪海总裁企业家价值评价结果新闻发布会。
就在这个会上，会议主持人郑重宣布：“双星”集团价值50.5亿元！汪海个人价值10.2亿元！
无疑，这既是社会对中国国有企业家价值的最大肯定，也是社会对汪海这个企业家个人的最大肯定。
消息一经报道，国人一片惊叹：
一个“做鞋匠”，为何价值10亿元？
第一章人生之旅，从赤脚开始 1.梦想有双鞋
汪海的人生之路，是从赤脚开始的。
由于家里太穷，汪海从小就穿不起鞋。
大约3岁那年，打着赤脚的汪海跟着父母逃荒，开始了他人生最初的跋涉之旅。
他跟着父母来到了微山湖。当时，全家的家当除了两只筐子，什么都没有。父亲汪永源在外打工，专门给人家劈树根。树根要专门有人劈开才能烧，父亲就扛着大镢和其他工具，在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找有钱人家揽这种活干。
父亲在外忙乎，全家的生活负担便由母亲承担。
汪海的母亲很勤俭，也能干，自己在湖边搭一个棚，便是全家的窝了。
汪海家很穷，穷得连饭都吃不起，春夏相交之际，母亲便只有领着两个哥哥和大姐到湖里捡荸荠、莲子、藕等，借以充饥。但家虽穷，母亲在别人面前却从来不言语，不埋怨，更不低头，不弯腰，而总是全靠自己去拼，去干。儿时的汪海虽然帮不了母亲的忙，却总是在想，全家到微山湖时就是两只筐子，母亲却独自创出一个家底来，这该有多么地不容易。
母亲自强不息的精神对儿时的汪海，无疑有着很大的影响。
汪海在家里八个孩子中排行老七，是男孩中最小的一个。他在三岁时得了一场很重的怪病，怎么也治不好，父母也觉得没什么希望了，就把他扔在一边不管。但汪海的生命力似乎天生就很顽强：两天之后，他突然大哭起来。
父亲一看儿子竟然在没希望的时候活过来，赶紧把他抱到离湖边十几里路远的一个村子，找到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夫。这位大夫很神秘，不见用什么药，只给汪海吃了一个鹅蛋——怪了，也神了，汪海的病居然就好了。
从此，汪海再也没有生过什么大病。
上苍有眼，命不该绝，这孩子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人物。有人对父母说。
因为死过一回，又是最小的儿子，父母从此就开始心疼汪海了：凡事都由着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更不会强制性地去管他。
于是，汪海后来那种无拘无束的天性由此形成了。
比如，农家有农家的规矩，孩子是不能上桌子吃饭的。但汪海却不管这一套，从小就非要争着上桌子。大人实在没办法，也就只好把他弄上去，等吃点东西，再“走吧走吧”地给打发走了。
再比如，汪海三四岁的时候见大人喝酒，就想知道这酒是什么味道，大人们为什么那么爱喝？父亲的那点酒是很珍贵的，装在一个大绿瓶子里，放在桌子上，谁也不敢碰。可汪海却一心想尝尝酒，一定要看看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可他人小够不着，就搬来一个小凳子站上去，趴在酒瓶口上去喝。结果，凳子翻了，酒瓶也掉到地上给摔碎了。嗜酒如命的父亲再也忍无可忍了，抓住他就是一顿好打。几岁的汪海竟一声不哭，也不叫饶。父亲一看，只得罢手。
其实，汪海从小在村里就是一个“不听大人话”的孩子。还在他刚刚能够满村跑的时候，不仅能把前后三个村里的光腚娃娃们拢到一起抓蝗虫，逮蚂蚱，然后烧着吃，吃得满嘴都是黑灰，而且还能将孩子们组织起来，玩打仗的游戏。所以，孩子们一个个都心悦诚服地喊他“大王”。
汪海后来极强的“组织指挥”能力，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但最令汪海沮丧的，是没有一双属于自己的鞋。
和孩子们玩耍时，汪海总是打着赤脚走，光着脚丫跑。打着赤脚走，光着脚丫跑，自然很苦，也很累，有时还会流血。于是有一天，光着脚丫坐在微山湖畔的汪海突发奇想：要是我的脚上也能穿上一双鞋，那该多好！
鞋，使汪海有了梦想，同时也让汪海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没穿鞋的脚，该走什么样的路？穿上了鞋的路，又该怎么走？
1948年，解放了，父亲当上了村里的第一任村长。父亲能当上第一任村长，和汪海的大哥很早就在外面参加了八路很有关系。父亲虽然是村长，但实际上是母亲在后面出主意当家。
汪海的母亲算得上一个地道的女强人，她既善解人意，又有很强的组织才能。村里开会，研究土改、支前、组织生产自救什么的，母亲总是站在众人面前讲话、指挥。几十年之后，每当汪海谈起母亲时，也总会流露出得意和赞赏之情。
在淮海战役前后，国共两军经常在微山湖拉锯，一阵儿我来了，一阵儿他来了。地下党就让汪海的父亲当秘密交通员，利用他长年累月扛着大镢四处给人家劈树根、打短工的身分，给共产党送信送东西。到五六十年代，地区的领导还经常去看望他父亲，没忘了他这个老交通。可惜的是老人家没有文化，不然，也许会成为一个比儿子还要人物的人物。
父亲当了村长，汪海不久也当了儿童团长。他成天领着小伙伴们站岗放哨、查路条，参加斗争地主的会，跟着大人们呼口号，到地主家查这查那。汪海干这些“公务”事时，总比别的小孩认真。
有一次，表嫂拿了村里交公粮的豆子。他一听就追到表嫂家，逼她把豆子还回去，气得表嫂跑到他家里又哭又闹。舅姥爷是地主，却有点为富不仁，他恨汪海不得了，就大骂起来。汪海也不言语，隔两天就领着儿童团的光腚兵到他的地里去折腾一下，把他种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小瓜都给拽下来，气得舅姥爷干瞪眼。
汪海的大哥是在汪海出生前就离开家参加八路军的。大哥是也个性格很刚烈的人，十二三岁时就给地主家放猪，受地主家少爷的欺负，常常被打得浑身是伤。有一次，天黑前遇上了大风雪，迷了路，结果丢了几只猪，他就一个人沿着湖边到处找，那么大的雪天里，哪里能找得到？见找不回来，他也害怕了，因为回去肯定会受到地主家的毒打，就索性扔掉鞭子，连家也没回就走了。结果，他一走，给家中带来了灾难——那几只丢失的猪都是要赔偿的呀。为还清这笔帐，父母苦了好多年。但大哥在汪海的心里，是个梁山好汉式的人物，所以成了汪海最初的偶像。
1948年，大哥第一次回家。一天深夜，一阵马蹄声把汪海从梦中惊醒。他爬起来一看，家门口站着十几个兵。父亲告诉他，是大哥回来了。当时，大哥才20出头，就已经是解放军的团参谋长了。在淮海战役打响之前，部队转移到了微山湖这边，因离家近，大哥便特意跑回来看看父母。
看到大哥挎手枪、骑战马，带兵打仗的威武劲，汪海那个羡慕啊，别提了。他眼前一亮，这才是英雄呐！他觉得自己这个儿童团长比大哥的神气差远了，就跟大哥说，带我到部队去当兵，怎么样？同时心里还在想：到了部队，我一定能当个将军！
可是大哥说，你这么小，谁要你啊，一边玩去吧。
大哥只在家呆了一天就走了，留给汪海的，只有呆呆的沉默，和空空的幻想。
当兵不成，汪海对村里的民兵却发生了兴趣。除了管管儿童团外，他成天跟着民兵，见他们干啥，自己就跟着干啥。民兵们夜里巡逻，汪海就跟着他们在雪地里“一二一”地走。走困了，就爬上大炕，挤在大人堆里，先抹上一把鼻涕，再倒床呼呼大睡。
当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他怕民兵们也去参战把自己给丢下了，就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们。可惜，仗没捞着打，却跟着民兵们打了不少野鸭子。那时，一到冬天，微山湖野鸭子成群，民兵们将打来的野鸭子炖豆腐，等夜里巡逻回来，热腾腾地端上一锅，再围着一起吃。自然，汪海吃得最多，也吃得最欢。
汪海最喜欢听大人们讲《水浒》。梁山好汉不畏强暴，敢于抗争，行侠仗义，替天行道的故事，对他影响很大。他想象着自己也是一条好汉。当时，家乡一带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也很强烈，著名的铁道游击队就是在他们那里发生的故事，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都听说过少年的汪海满脑子都是英雄梦，又想着当兵当将军。可惜的是，他晚生了20年，既没赶上红军年代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壮举，也没参加成打日寇、赶老蒋的激烈战斗，甚至，脚上连一双鞋都没有。
从高小到后来上中专，汪海一直都是班长、少先队大队长、学生会的头。学校要搞什么社会活动都是他张罗。他很喜欢参与学校和社会的各种活动，这对他日后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最能反映汪海不怕邪、敢碰硬的判逆性格的一件事，发生在1953年。那时，他还在村里上高小，乡村学校里只有一个人——教师兼校长。这个校长人比较恶，动不动就对学生动拳脚，进行体罚。农村孩子老实，挨了打只有哭一场，也不敢反抗。
可12岁的汪海不怕。
汪海早就对校长憋了一肚子气。有一次，校长又打了班里一个弱小的同学，汪海就找了两个胆子大点的同学，商量着到县里去告他。当天放学后，谁也没有回家，三个人找了条船，连夜划着横渡微山湖。家里人见他们夜不归宿，急得不知出了什么事，谁知道第二天一早，他们已经出现在县委门口了。
县委昕了汪海他们的反映后，马上责令教育部门派专人下来调查。这一查，还查出了这个校长的经济问题。他不但贪污教育经费，还克扣学生的伙食费。于是，上级一个处分给他调走了。
三个学生娃，告倒了大校长，此事当时轰动了县城。
不久，学校又来了个新校长。新来的校长兼老师姓黄，一家刚迁到村里，就急着要见那个告倒校长的学生。那天，汪海站在新校长面前，听新校长说了好些“要好好学习”之类的训导。后来，新校长的女儿黄淑兰便成了汪海的同学，汪海没事了就到新校长家去玩。但黄淑兰见了汪海不说话，汪海见了她也不说话。
少年时的汪海，不甘心每天光着脚面对湖光斑驳的微山湖，他的心向往着大海深处。他要出去干出个样来让人看看。当他想离开微山湖到外面去闯荡的决心一定，便再也坐不住了，脑子里整天想着的，都是如何“出人头地”。
14岁那年，他考入了青岛橡胶学校。
三年毕业后，汪海分配在青岛橡胶6厂当学徒工。但争强好胜的他，不久便成了厂里的革新能手、生产标兵。1958年，他还荣获了“青岛市劳模”，接着又荣获了“山东青年突击手”、“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的称号。
汪海后来回忆说，在青年时期，做任何事情都想着要干出个模样来，好让那个性格文静的黄淑兰看看。虽然不能说我们那时已经萌发了特殊的感情，但黄淑兰的确是第一个吸引我的女性。我承认，爱情往往会产生一种不可估量的动力。
10多年后，汪海好梦成真：那位黄老先生没有看错自己的学生，他将女儿托附给了已经当兵的汪海，并最终让女儿成了汪海的终身伴侣。新婚的那天，妻子黄淑兰递给汪海一双新布鞋，汪海咧开大嘴乐了：我终于穿上自己媳妇做的鞋了！
媳妇却说，从小我就知道你将来出息着呢。
汪海心里反而一沉：穿上属于自己的鞋了，往后，我该怎么走路，走什么样的路呢？
第一章人生之旅，从赤脚开始 2.天生不该是将军
汪海当兵的强烈愿望，满足于饥饿的岁月中。
1960年，中国一方面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形势异常紧张；另一方面蒋介石又蠢蠢欲动，叫嚣着要反攻大陆，战争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因此，那一年的征兵时间，比往年提前了许多——提前在全国征兵备战，成了当年国防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这年5月，19岁的汪海已是青岛橡胶6厂的技术工人了。部队要提前招兵的消息在工厂不胫而走，年轻人个个都在跃跃欲试，汪海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办才好。是去当兵，扛枪打仗？还是继续留在工厂里当工人？他知道工厂不想让他当兵，因为他在大跃进中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技术工人中的先进人物，是工厂将来发展的主力军。作为工厂的生产主力、青岛市的劳模，工厂当然是不想放他走的。
汪海却为当兵打仗激动不已，心想这下从军报国的机会可来了。于是，他向当时在青岛海军服役的大哥说了自己想当兵报国的心愿。大哥觉得小弟已经是一个血气方刚的19岁的小伙子了，便说，那你就赶紧去报名吧！
报名、体检、政审，汪海一路顺风。但出乎汪海预料的是，本来就没定他去当兵的厂领导，就是死活不放他走。
别的人一个个身体都检查完了，厂领导还是不让汪海去检查身体。汪海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蛮劲也就马上上来了。他用针扎破手指，写了一份血书：“坚决要求参军，保卫伟大祖国”。
接兵人着实喜欢这位敢作敢为、敢向困难叫板的愣小伙子，说，这小伙子天生就是当兵的料，部队就是要这样的人，能打能杀，才是好汉。可工厂却说，你汪海不当兵，在工厂照样是好汉呀！至于当兵，做梦娶媳妇——没门！
如此一来，接兵的人和汪海，再也没脾气了。
就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件改变了汪海的命运。
在新兵里，有一个叫贾宝彬的新兵，父母坚决不同意他当兵。因为当时都在传说蒋介石要打过来，做父母的害怕儿子上战场。于是为了能让儿子回家，父母天天在新兵营外哭着、喊着、拽着，硬是不让儿子当兵。征兵的同志这才找到橡胶六厂再做工作，说他们看中了汪海，希望厂里能放人，以顶替这个姓贾的新兵。工厂考虑再三，为了救急国家兵员，这才答应汪海当了兵。
穿上了军装的汪海，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因离厂时走的匆忙，汪海的档案没能及时转到新兵营，所以在新兵训练的两个月里，他竟冒名顶替那个贾宝彬姓姓了两个月——反正也是假的，只要能当上兵，管它姓“贾”还是姓真。
1965年，部队秘密进入越南丛林。那是汪海当兵的第五个年头，他已从优秀士兵提升为炮兵侦察排长。他所在的高炮部队的任务，就是对付拥有高精度武器装备的美军轰炸机。美军机群飞到头顶都是黑压压一片，又实施地毯式轰炸，炮弹落地火光冲天，掀起的沙石红土倾泻下来，足以把人活活埋掉。
部队的指挥所设在阵地最高的山顶上，这可是美军飞机轰炸的首要目标。而当时的武器装备不行，又没有雷达，全靠眼睛观测。敌人一开始轰炸，别人还可以钻坑道隐蔽一下，可汪海是全团指挥排的排长，兵头将尾，负责观察战斗情况。别人可以躲，他却必须站在阵地上，向上级通报敌情，组织火力轰击。
汪海后来回忆说，最可怕的是敌人发射的火箭，它能火龙似地跟踪目标，命中率达百分之百。在那片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在那场残酷的血与火的战斗中，为了坚守阵地，一批倒下了，一批又冲上去，许多战友都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而我自己，却活着回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所以，什么叫生，什么叫死，只有在战场上才能真正体会到。
越南潮湿闷热的热带气候，使汪海非常不适应。
不久，他便得了一种怪病，而且病得还很重，不得不从战场上退下来，住进了183野战医院。但住进了医院的他哪里坐得住，心急火燎地特别想回部队去。
医生说他病情刚刚稳定下来，需要治疗一段时间才能出院，可他就是听不进去，彷佛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在逼迫着他必须赶快离开医院。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不辞而别，跑到离医院很远的公路边去等车。
等了整整一天，到傍晚才遇上一辆自己部队的卡车。一回到部队，战友们见到他，惊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哎呀！你……你怎么还活着啊？”
“怎么了？”他莫名其妙，急忙问道。
原来，就在两个小时前，部队接到通知，183野战医院遭到美军飞机轰炸，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全部遇难。
汪海回来回忆说，早晨离开医院时，几个病友还都活生生地与我告别，没想到当天晚上就都牺牲了。
而我，则成了惟一的幸存者。
当时的汪海和许多军人一样，复仇的心理达到一种疯狂，脑子里天天想的就是打仗、打仗。他们天天在越南的山上、丛林里忙着战事，对国内发生的事情却一点也不知道。有一天，战场间隙，上级传达了来自北京的消息，说毛主席老人家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而且还多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
听了这些消息后，汪海和战友们激动不已，恨不得马上回国，看看那大好的革命形势到底是个什么样。
1967年，汪海和它的战友完成任务后从战场上下来，回国办理军务。几个带着一身硝烟味的年轻军人坐车驶入友谊关时，受到了一种从所末有过的礼遇——红卫兵们专门列队欢迎他们凯旋归国。
后来，他们到了广西南宁，也到了云南昆明，汪海的心里开始别扭起来。怎么这些地方的红卫兵都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那些“革命小将”这里一群，那里一伙，又烧、叉砸，到处都是批斗会，还拉着人游街，跟过去鬼子进村没什么两样。汪海心想，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被毛主席接见过的红卫兵？毛主席的红卫兵在他的想象中，应该是一群干事业的优秀青年呀？
汪海急了，他对战友们说：“这叫什么红卫兵呀？毛主席的红卫兵就是这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吗？这样乱砸乱打，把社会搞得乱哄哄的，算什么革命？”
一个战友也附和着说：“我们在战场打仗，他们却在这里胡闹，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很快将他们的牢骚向上面作了汇报。
攻击毛主席的红卫兵，这还了得！上级保卫机关马上派人对他俩进行审问，并勒令留下来，天天反省写检查，谈认识。政治部主任得知情况后，立即跑来找到汪海，悄悄对他说：“汪海呀，检查时你得哭，不哭过不了关呐！”汪海说：“好，到时我哭，一定哭！”
可等汪海真的检查时，他却怎么也哭不出来。
幸好汪海的出身根红苗壮，当兵前就是先进青年，当兵后战场上表现也不错，所以上级最后给他下的结论是：说了错话，但属于认识上的错误，可以教育。而他那位战友则因为家庭出身有问题，当即就被脱去了军装，处理复员回家种田去了。
15个月后，汪海随参战部队从越南回国换防，驻在湖南衡阳。除了继续挨批外，汪海也领受了上级一项特殊任务：让他领着师里的篮球队，到兄弟部队去打球，到地方去比赛。那时候，部队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尤其是文体活动，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这就给了汪海一次充分展示运动才华和摆脱检查痛苦的机会。汪海身高1.80米，年龄25岁，篮球打得非常好。他把每场球，都当做发泻的大好机会，总是给对手以无情打击。汪海认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做最好的。打球也是人生一搏，要打，就打出最好的水平来，不给对手以喘息的机会。
“文革”前期，尽管学生们闹得厉害，部队却没有卷进去，只是形式主义和“左”的那一套东西很严重。
部队内部曾掀起一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争当“五好战士”的风潮，军人们看谁背的语录多，谁背的多，谁就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汪海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潜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中，汪海的聪明才智又一次得到了体现。
他读书过目不忘，倒背如流，“老三篇”和毛选1-4卷别人费死牛劲也背不下来，可他张口就来。他这一手可不得了，很快轰动部队，于是不久他便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并到处打擂台，打遍师团无敌手。
后来，读毛选读得多了，他发现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四个字：实事求是。而“文革”中极左的东西都是与这四个字相背离的。于是他将这四个字牢记于心。在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成为他一切行为的指导思想，使他受益终生。
1970年，部队开始“三支两军”，汪海被派到山东莱西煤矿“支左”。一天夜里，老矿长被造反派们毒打一顿后，给抓走了。汪海知道后，带上枪，领着一个战士去追。等追到造反派头头后，汪海强令放人，可造反派却和他玩起了“语录”仗，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汪海说：“要是背语录，你小子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毛选四卷，我都背完了，马克思列宁的要不要也背一下？”说着，汪海竟一口气背了好几段高难度的马列主义“语录”。
造反派一看，再也不敢背语录了，哇啦哇啦地和汪海辩论了几个小时，最后还是认了输，把老矿长从班房里放了出来。
没想到，这一件事却再一次让汪海尝到了苦头。
因为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汪海没有支持“左派”，却支持了“走资派”，上级认为他不配做“三支两军”的忠诚战士，便立即将他抽调回去，参加学习班，改造思想。
在那段日子里，汪海心里相当苦闷，十分想念在青岛橡胶六厂的那段时光。当初当兵是想打仗，为国建功立业，现在仗不能打，事不能干，天天看着那些造反派干些没屁眼子的糊糊事，很没意思。于是他想，难道现在干不成事，将来就什么也不干了吗？
我虽然穿的是解放鞋，可走的是什么路呢？看来，这辈子的将军梦是没指望了，那么自己生命的归宿又在哪里呢？
汪海第一次开始思索自己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了。
回到部队后，准确地说，是从越南战场下来后，汪海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搞得他痛苦不堪，惶惶不可终日。这种病主要有两个症状：一个是只要一穿上黄军装，身上就痒痒，一脱掉黄军装，身上马上就不痒了；二个是只要在军营里吃东西，比如吃饭，甚至喝水什么的，马上就会呕吐。但只要离开营区，又一切正常。
汪海多次跑到到医院看病，可医院给的药，吃了不管用；各种项目也作了检查，但查来查去，还是查不出一个结果。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中脑神经受到了刺激？还是在地方支左时精神受到了“伤害”？或者，是南方的气候不适应？是现实让他失去了信心？谁也说不清楚。
这一时期的汪海无疑是最痛苦的了。尤其是到了晚上，看着别人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自己却翻来覆去，整夜合不上眼……最后，为了摆脱这种说不清的痛苦，他只好被迫选择了一种自残的手段：他一个人主动把连队夜里查岗、查哨的活，全包了下来，夜夜不睡。
可是，没用，汪海精神上的痛苦依然无法解除。他很悲伤，也很难过，心想，再这样耗下去，身体肯定完蛋了！看来，这儿不是我的战场，连老天也容不了我了！
一日，他终于正式向部队打了退伍报告。
政委看了报告后，马上把他找去，房门一关，说，能不能先调到机关来，到宣传股干一段时间看看汪海说，政委，不行，我实在不能再在部队干了，我只要穿上黄军装，只要吃了营区的饭，就要吐。
“吐？”政委双手插篼，围着汪海转了一圈，然后才慢慢说道，“你吐给我看看。”说着，顺手拿来一个痰盂，放在了汪海的面前。汪海端起一个茶杯，喝了几口，可未等杯子放下，“哇”地一声便翻肠倒肚地吐开了。吐到最后，连胃液都吐出来了。
政委一看，很是伤感道：“哎！看来这解放鞋，你是真的穿不了啦！”
汪海说：“政委，也许我天生就不该是军人。从前，我是做鞋的，以后，我还是做鞋吧！”
部队最终批准了汪海的退伍报告。
汪海的将军梦，从此破灭。
第二章反叛：为国营企业改姓 1.让解放鞋靠边站
从小就梦想当将军的汪海好不容易到了部队，为什么又离开了部队？
所有在南方打过仗的军人穿上军装都不痒，吃了饭菜也不吐，为什么汪海偏偏又痒又吐？
时隔30年之后，当笔者问及此事时，汪海的问答仍然是4个字：说不清楚！
然而，汪海当年从部队回到青岛时，有一种感觉却是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他真的回来了，重新回到了家乡的土地上，重新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大海边，重新回到了青岛橡胶六厂，重新干上了制造胶带胶管的老行当。
重新回到橡胶六厂的汪海，穿衣服不再痒痒，吃饭也不再呕吐，工作起来有干劲，躺在床上也能呼呼大睡。不久，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他被青岛市化工局党委派到橡胶九厂任政治部主任。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的工作重点开始向经济建设的轨道转移，橡胶九厂的生产也从文革时期的混乱慢慢向正规有序化过渡。为了加强全厂的思想政治工作，汪海受命于危难之中，当上了党委副书记。
当时，许多企业的政工部门都闲得没事干，汪海却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当过兵的汪海，自然知道我军政治工作的威力。他找到老书记于启东，说：“人们饱受动乱之苦，对过去的一切产生厌恶情绪，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了，信仰危机若在青年工人中照此蔓延下去，是要把厂子毁掉的。人没有精神支柱哪行？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和生产挂上钩。”
于是，汪海举办中国近代史和厂史图片展览，让大家看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举办以爱国爱厂为主题的征文比赛、歌咏文艺演出比赛，以增强大家的爱厂热情；培训一期又一期的青年班组骨干，以加强生产力量。
这一时期汪海还同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培养了自己的一批得力干将，而且还向老工人学习了鞋帮的制做、橡胶材料的配料加工、胶鞋的成型等制做胶鞋的工艺流程，使自己很快便成了制鞋业的内行。他后来说，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鞋匠”，就是在这个非常时期。这为我日后创“双星”大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汪海很懂政治，但不流于形式。他抓劳动竞赛，把思想工作同具体的生产过程结合在一起。1979年，汪海组织全厂参加了全山东省“万双无次品竞赛”，使厂的“大鹏”解放鞋被化工部、山东省评为优质产品。这可是橡胶九厂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部优产品”。文革时期，橡胶九厂在青岛市是重灾区，臭名远洋。这下可好，工人们第一次感到脸上有了光。
老书记于启东退休的时候，鼎举汪海接任。他对上级说，把担子交给汪海行。汪海的业绩能力得到了上级党委的认可。日，青岛市委组织部宣布，汪海为青岛橡胶九厂党委书记。
妻子以为这下该过过平稳的日子了。没想到，刚接任了党委书记的汪海，却铺盖一卷，住进了办公室，风风火火三个月没回家。知道后来，妻子才知道，他接手的这个青岛橡胶九厂是个烂摊子，企业正面临倒闭的危机。
青岛橡胶九厂是家国营大企业，80年前始建于中国人之手，日本人、国民党人经营过它。50年代通过政权手段，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国有化企业。就是说，这种财富的集中、兼并和不断的扩张，为其实现现代化大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1年，当民族工业刚刚兴起时，杨子生，这位在青岛开有“福顺泰百货店”和“福生百货店”的商人，抱着实业救国的幻想，在离青岛栈桥仅一箭之遥的这片海滩上投资办厂。他瞄准了中国老百姓喜欢绑腿的习俗，盖起十几间简陋的土瓦房，开办了“维新制带厂”。
杨子生经营有道。10年后，他发现人们的穿着有变，绑腿带已不畅销，便立即转产，寻找新的财源。
他抓住了外来洋货中的胶鞋，从日本陆续购进被人淘汰了的炼胶机、压沿机、缝纫机等，转产“福”字牌力士胶鞋，在当时的中国市场上十分走销。
然而，杨子生发展民族工业的梦想，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加剧而破灭。1936年，厂子卖给了日本人儿岛熊吉。
儿岛熊吉依仗日本侵略军铁与火的统治，发展着生产，从国内带来一批日本管理人员，并取得日本国共和扩模株式会社的投资，运来成套机器，扩大工厂规模。将这个厂子改名为“泰安胶皮厂”。到1942年，日产量高达2000余双。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泰安胶皮厂，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资本家赵志辉，更名为“大元橡胶厂”。
解放后，人民政府为扶持民族工商业，多次给大元橡胶厂增加订货任务，挽救了即将破产的工厂。
但是，唯利是图的赵江汉乘抗美援朝之机，在制作军用产品中，采用偷工减料、偷税漏税、行贿等手段，盗骗国家资财，给抗美援朝军需供应造成了损失。
1952年9月，赵江汉被青岛市人民法院审判，资方无力偿付债务，表示以厂抵债。这样，大元橡胶厂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工业厅化学工业管理处接管，归为国有。
后来，化工部将它命名为橡胶九厂。
所以到了1983年，汪海面临的基本家底仍然是杨子生、儿岛熊吉、赵志辉留下的30年代的老设备、老工艺，以及40年代的老厂房。而厂里一贯生产的产品，也是解放后几十年一贯制的绿色解放胶鞋。
上级主管部门在检查中对他们厂的现状极不满，说：
“你们这个厂子，越干越没希望，拉倒吧。想让我们验收？还是等三年以后再说吧。”
汪海却说：“这么好的一个国营单位，怎么能就这样拉倒呢？你们才拉倒吧。”
汪海固执地认为：昨天，已经永远成为句号，再也不可更改了。而明天，却永远是个大大的问号。
关键的问题是，我能不能在这谜一般的问号里，寻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
他的目光落在了厂门口一片拥挤的矮屋前。这里聚集着厂医务室、技术科化验室、物理试验室、机修科等6个技术重要部门。热天不透风，雨天一片泥。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科研技术人员还能有什么情绪工作？
整顿的第一步，就从这里下手开刀。人靠脸，树靠皮，一个企业的厂门，直接反映了企业的精神面貌。汪海想明白了，三天之内，必须要让这片破旧的小房子，在他眼皮底下消失。
一听说汪海要扒房，几个部门群起反对，理由很简单，这里是厂子的科研圣地，说扒就扒了，让我们到哪里去搞试验？工人到哪里去看病？厂里本来就不重视科研技术部门，企业这刚一整顿，反倒先从我们这里下手？他们联合起来，拒绝搬迁，要和汪海作对。
汪海主动找到他们，说；“厂子几十年来，就知道生产解放鞋，能有什么试验可做？你们别骗人又骗自己了。”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地做工作，两个夜晚不合眼。
第三天，他叉腰站在了厂门口，大手一挥：“晚上12点前，必须全部搬完！”
12点一过，炼胶车间的青年突击队赶来了，汪海率先动手，在一片呐喊声中，连片的小屋顷刻坍塌。
然后，一个现代愚公移山的故事开始了。汪海组织工人星期日义务劳动。人们用铁锤、钢凿从崂山脚下开石运石，在厂前区垒造假山。
有人很不以为然：“堆个假山能堆出鞋来？”
汪海则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仙，就是我们的凝聚力！”
如今，当你走进双星大门，你或许会误认为步入了海滨公园：厂前区花团锦簇，绿树成荫，假山高耸，流水潺潺。那一个个雕塑，张扬着双星人的豪迈之气。——这是汪海当年第一炮打响的结果。
汪海领着工人们苦干了90天，橡胶九厂的面貌大为改观，车间里井然有序。“轴见光，沟见底，设备见本色”。老大难问题“跑、冒、滴、漏”现象也初步得到了解决。工厂“严、高、细”的工作作风，也在这次整顿中打下了基础。
上级部门没有等到3年，而是在3个月后便来厂检查。结果，一次性验收合格。
但是，1983年，橡胶九厂按照国家计划生产的200万双解放鞋突遭噩运：上级主管部门第一次不按生产计划的任务收购了，并告诉他们，这种样式陈旧的解放鞋我们一双不要。因为我们也发不出去了，还是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橡胶九厂第一次成了无娘的孩子，一下子就被娘给狠心断了奶。这意味着国家主管部门将不再为他们的生产产品操心。
看到厂里到处堆着破胶鞋，工人们等着开支，汪海的心在流血：成千名工人将开不出工资，吃不上饭，今后怎么办？
面对如此残酷的命运，汪海的泪只能往肚子里咽。但他想的是，橡胶九厂这家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国营大企业，决不能就这么完了！
汪海怒发冲冠，打上门去骂娘：“这种臭胶鞋的生产计划不是你们下达的吗？你们为什么不收购？不给钱？”
无论汪海怎么骂娘，都不能打动商业部门的长官。人家照样端着茶杯，看着报纸，头也不抬地说：
“说什么也没有用，你还是走吧。”
汪海气得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家伙听好了，我汪海下次要是再找你们要钱，就是孙子！可是你们也别想再管我了。”说罢，摔门而去。
中国工人阶级不能忍受被自己打倒的屈辱。这时的汪海，已经从中国农村由赤贫到温饱的经济腾飞，由麻木到苏醒的思想飞跃，由观望到实践的改革浪潮中，看到了自己和工厂的前途与出路，看到了橡胶九厂的未来，同时也开始有了起码的自我意识和市场经济头脑。
企业的命运不在天，不在地，而在自己。靠自己的一双手，解放自己吧。回到厂里，汪海下令人人穿上自己生产的解放鞋。他说：“我们橡胶九厂，从今天起，就是要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我们必须要在被铁链捆绑的重围下，杀出一条血路。”
汪海带领橡胶九厂2000名职工“造反”了，自己背着鞋到各地找销路去了。厂里原来没有销售人员，汪海临时组建销售队伍，各路大军，四方出击，一面卖鞋，一面调查研究，了解市场需求。
隆冬腊月，汪海不顾限制企业私有销售产品的禁令，带着人背着一包鞋走出了厂门。为了避开商业部门驻厂人员的耳目，他们就像敌后武工队似的，全是夜间出动，把产品偷偷运出厂，而后再偷偷试销。
不料，风声走漏，商业部门勃然大怒，对他们的越轨行为进行制裁，不但停止收购橡胶九厂的解放鞋，连他们新开发的产品，也一双都不要了。
这一下，汪海干脆与业务员一道大白天背着鞋走上了市场，放胆闯荡了起来。人心齐，泰山移。职工们历尽艰辛，遭冷遇，看白眼，靠着一张嘴两条腿，靠着一颗心满腔情，奔波了一年，硬是把积压的200万双解放鞋销售一空。
这一年的辛苦没有白受，走遍神州大地，汪海终于走出一句话：“有人就穿鞋，关键在工作”。——残酷的现实，使他认识了市场，认识了工厂的产品，更认识了自己脚下的道路。
他在答记者问时说：“1983年底我们迈出自营销售第一步，成为全国同行业中最早进入市场，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厂家。这并非我们多么高明或有先见之明，而是严酷的客观现实，逼迫我们非进入市场不可。”
他说这话时，口气平缓淡然。也许是时过境迁，也许是后来的经历更为险恶，那难忘的一幕，在他已是小小的平常事了。
然后，他又克制着激动，对记者们说：“世上本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企业要生存，工人要吃饭，任何的恩赐、舍施都救不了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
说着，他又举起一双新款鞋：“有了鸡，我们还怕没有蛋吗？这当然不能忘记当年那200万双解放鞋。如果我们当时不把它全卖出去，后来不让它靠边站，就没有双星的今天。既然解放鞋不能解放我们自己，那就让它靠边站去吧！”
但告别了解放鞋，工人们吃什么？靠什么？
敢闯敢于的汪海很快便组建了新产品开发部，领导着技术人员设计出了新产品：“双星”牌胶鞋。
这是橡胶九厂第一次用“双星”这个牌子。
“我是被逼进市场经济的，可不是靠政府官员瞎吹出来的。”10年后的1993年，正当舆论界仍在为市场经济姓资姓社喋不休地争论时，人们有所不知的是，汪海早在1983年，就踏踏实实地在市场经济中纵横驰骋了。
汪海后来回忆说，那一年，双星被“断奶”之后，人、财、物和产、供、销，百分之百都是来自市场。橡胶九厂成为“无上级企业”没人管的结果，实际上是加速了我思想上的成熟和经营上的腾飞。
或许，当年那些官员们也没想到，正是从这一次危难中闯出来的鞋匠汪海，在此后的十几年中，率领他的双星集团在市场中崛起，一跃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技术一流、效益最好的国营制鞋集团。而汪海本人也非当年河里弄舟的船老大，而是五洲行船的老船长——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鞋王！
第二章反叛：为国营企业改姓 2.甘当“卖厂贼”
“黑色胶底，黄色鞋帮，两天不洗，奇臭无比。”这是从前人们对橡胶九厂传统产品解放牌胶鞋的评价。因此，从来就不甘寂寞的汪海，又将开发新产品当成了企业的当务之急。
汪海说：“这种鞋再过两三年，我们就是站在街上拿着它送人，恐怕都不会有人要了。”于是他向全厂宣布：三年以后，老产品全部“退役”。
他指定了一个期限，措辞更为严厉：“在1986年上半年以前，黄胶鞋一双也不准在总厂的生产线上干了。到时候哪个生产线退不下来，我就先撤谁的职，等全撤完了，我再辞职。”
全厂哗然。汪海怎么了？他想干什么？这次卖鞋成功的事实，不是证明老产品在农村和边远地区还很有市场吗？再说要上新产品，企业有限的资金、原料供应、设备负荷以及技术问题谈何容易？人们觉得汪海能干是能干，就是胆太大，尽说大鼓词。
汪海心里却有自己的一本账。他冷静分析了当时全国制鞋业的形势：全国国有大中型胶鞋企业有300多家，实力都相当雄厚。天津市的大中华橡胶厂、张家口橡胶总厂的实力都相当雄厚。而南方珠江三角洲地区个体的、集体的、合资的制鞋企业已发展到3000多家，深圳地区也有2400多家，其数量还在往上增长。而浙江温州一带就更别说了，他们在推出新产品的技艺和速度上更是压倒群芳。在这种格局下，全国鞋的年产量已达到10多亿双。橡胶九厂要想真正走出困境，必须另辟蹊径。如果不开发新产品，不开辟出一条新路，就不能从根本上走出困境。
目标已定，大话也已说了出去，但是具体的措施，却还是一张白纸！怎么办？前途一片茫然。
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变得焦灼暴躁。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生怕惹得他发火。
一件小小的事情终于激发了汪海的灵感：有一天，他在计划科看到有的职工为厂里加工鞋盒，便问：“你们怎么干上鞋盒了？”
工人回答说：这是外加工。
他脑子里突然爆出火花，鞋盒能搞外加工，难道老产品就不能扩散出去让别人干吗？想到这个绝妙的主意，多少天来的压力顿时烟消云散。他强制自己守口如瓶，先悄悄带人“微服私访”。
当时，乡镇企业还没有完全起步，广大农村除了拥有地皮和剩余劳动力外，在设备、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都很落后。有的厂家苦于没有活干，摇摇欲坠。
汪海转了一大圈回来后，便把自己的锦囊妙计和盘托出。
他在厂领导会上说：“在乡镇企业建分厂，把老产品逐步扩散出去。这样，总厂的能源、设备、人力、物力就可以集中起来上新产品。这条路子咱一不需要上级投资贷款，二不用市里拨煤拨电；实施以后既可保住原有市场，又可开拓新的道路，给企业带来效益，并且也扶持了乡镇企业。”
他热切地等待大家的反应，满以为自己的豆子倒在了热锅里准能发出一阵爆响来。然而，得到的却是一片沉默。
沉默往往是最含蓄，也是最执拗的反对。
在烟雾缭绕中，人们思考着两个问题：
一、在中国的国营企业中，有谁这样干过？
二、与乡镇企业联营，国家政策许可吗？
结果，汪海成了孤家寡人。大家的态度很明确：
这样做一是危险性太大，二是扶持了竞争对手不合算。
没法再谈下去了，汪海只好宣布散会。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会后，有人拿他在干部会上的这个提案，做起了文章，四处煽风点火，一下子在全厂引起轩然大波。
“汪海真不是个东西，厂子好不容易挣回来点钱，他又想折腾给别人，把咱碗里仅有的一口粥都给泼没了。”
“哼，他可不管咱们有没有粥喝，他只顾自己跑出去吃大鱼大虾，肥了自己，害了百姓。”
更有甚者，直接骂他是“卖厂贼！”
这时候的汪海，想到了职工代表大会，他希望工人们能理解他的这一方案。可是没有想到职代会提了210条意见，其中182条，都是指责他的这一设想是卖厂。
回到家里，一向温柔体贴的妻子黄淑兰也沉不住气了，劝他不要没事找事。
难道真的错了？
做事开头难，这事儿还是要和上级主管部门打个招呼，赢得他们的支持。唉，谁让咱们是国营企业呢？汪海跑到上级机关，话刚和人家说到一半，就见对方合上了笔记本，那眼神分明是在说：汪海，你真能异想天开啊！
这一下子将他从兴奋的顶点跌落到苦闷的深渊。
但深陷四面楚歌中的汪海并未罢休，一种急于改变现状的强烈冲动和欲望，迫使他大胆决定：只身闯市府！
想要见到市委书记并非易事。他要说服警卫放行，要说服秘书引见。他拿出一股蛮劲费尽口舌，终于见到了市委书记刘鹏。
刘鹏和蔼地接待了这位工厂的党委书记，听他讲明了来意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新思路。他把秘书叫来坐在一旁记录，然后说：“你谈的事情很重要，请接着讲。”
刘鹏在出任市委书记前曾担任山东省分管工业的副省长，对企业改革的宏观走势自然有着高屋建瓴的眼光。他听完汪海的汇报后，方脸膛上焕发出光彩，兴奋地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企业的领导，都能像你这样大胆地去想，深入调查，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你放手去干吧，先搞个试点，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
得到市委书记的支持，汪海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捧着这柄尚方宝剑，兴冲冲地回到厂里，组织精兵强将，向广阔天地进发了。
汪海进发的第一目标是黄岛。黄岛位于胶洲湾的西海岸，与青岛市区隔海相望，被称为“海西”。这个岛靠海边有个薛家村，村里的农民世世代代以捕鱼捞虾为业。责任承包制后，他们集资办了一家工厂，名日橡胶厂。厂名听起来很气派，实际上它的规模只是个小作坊。几排趴在地上的小瓦房，里面转动着几台老掉牙的机器。工艺管理落后，原料来源不足，市场销路不畅，连年亏损，债务累累，成了镇里的一大负担。但就在这时，1984年6月，甘霖从天而降，汪海出现在了黄岛面前。汪海的手和这个厂的厂长薛吉胜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从此，奄奄一息的黄岛橡胶厂被改造成为九厂下属的二分厂。
薛吉胜怎么也没想到，6年以后，他这个农民竟然在全国人民面前露脸了。1990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他跟随汪海，以企业家的身分出现在演播大厅里。当他手捧鲜花，面对摄像机时，他的心情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
他忘不了，汪海渡海而来，言传身教，使他增长了很多企业管理的知识，渐渐有了一套企业主管所具备的经营头脑。
他忘不了，计划科长刘守芳拖着病弱的身子进行工厂的改建工作。在挖地下烘干房时，突然出现大面积渗水。刘守芳毫不犹豫地挽起裤腿，跳进坑里，同工人们一道向外清理泥水。在他的带动下，工厂从破土动工到正式投产，只用了45天。而老刘却被累垮，送进了医院。
他忘不了，九厂的设计人员来了，帮助他们设计模型，设计鞋面结构，设计花样；九厂的技术人员来了，帮他们培养原材料化验员、胶料半成品快速检查人员、成品检验员；九厂的财务人员来了，帮他们建立了科学的原材料消耗定额、生产人员的工时定额。
而且，支援源源不断，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全面，从理论到实践，从物质支援到人才培训，使得他们全部抛弃了过去的旧套子、旧路子，从债务和亏损中挺起了腰杆子，向着效益不断迈进。从1983年到1986年，仅用了3年时间，就形成了以生产布面胶鞋为主，年产100万双鞋和其他橡胶制品的生产规模。
如今的薛家岛，已发展成青岛远近闻名的双星村了。当年土头土脑以捕鱼摸虾为生的农民们，如今穿着自己生产的鞋，跺跺脚、拍拍胸，自豪地向人们宣称：“咱是双星人！自从踏上了双星这条路，咱走得豪迈，走得让人羡慕。因为咱的背后，有一座大山。”
汪海还在很短的时间里，在山东10个县、一个市建立起了13家联营分厂，一年加工鞋帮和制鞋的产值加起来可达1亿元。
与此同时，他们的脚步还走向了大西南和大西北，在西双版纳和乌鲁木齐也联营办了分厂。
到了1985年，当党中央提出了企业横向联合后，9厂的人们这才恍然大悟：汪海搞的老产品扩散不是跟这一个意思吗？只不过叫法不同罢了。看来，当年汪海这个“卖厂贼”，对了。
总比别人先走一步的汪海，这次又比别人先走了一步。
这一步，成为双星后来发展中最为关键的一步。
第二章反叛：为国营企业改姓 3.敢卖就敢夸
我们长期喜欢讲“阶级斗争，并乐此不疲。”
然而历史走到今天，当你一旦进入市场后，你便会惊奇地发现，阶级的概念，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至少，是模糊不清的。
市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经营，靠的是竞争，而不是空喊口号，搞政治运动。作为党委书记的汪海，脑子里天天转着“市场”两个字。就在九厂生产转入正轨，新开发的“双星”牌产品在流水线上源源而出并走向市场时，一件小事，却让汪海羞愧得无地自容。
为了打市场，汪海带队风尘仆仆地来到大西北一家百货商场。商场经理发现这几个外乡人站在鞋柜台前指指点点，向售货员问这问那，便好奇地询问道：
“请问客从何来？”
汪海告诉人家：“青岛橡胶九厂。”
经理噗嗤一声乐了：“啥？香蕉酒厂？香蕉酒厂打听鞋干啥？”
“我们是做鞋的呀。”汪海指指柜台里的鞋。
“怪了，香蕉酒厂不做酒，反倒做起鞋来了？这改革改到这个份儿，莫非我是跟不上形势了？”经理叹了一口气，头一摇，走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人家不了解情况，只是说说而已，但汪海的自尊心却被深深刺痛了。走出商场好长一段路，汪海都默默无话。丢人啦！
青岛橡胶九厂从1921年建厂到解放后成为国有制鞋大企业，算起来做鞋也做了几十年了，可企业至今无人知晓，产品更是名不见经传。现代经营与企业产品的知名度是密切相关的。先别管产品行不行，人家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怎么行？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句话过去一直是贬义，现在恐怕得重新评价这王婆的才能，因为这老太太最起码懂得一条经商之道——宣传。
回到青岛的路上，汪海边走边想：我们本来就是做鞋的，我们自己不宣传，谁替我们宣传？何不在新开发出来的“双星”牌产品上下些血本呢？做广告？
花钱多效果未必好。现在很少见有什么企业在自己产品上开新闻发布会，不如多请来一些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几杯清茶，一顿饭菜，让各报发个消息。这样既省钱又见效快，宣传范围也广。
主意一定，汪海再也坐不住了。马上让宣传处起草消息稿，四处打电话，请人。汪海说，咱们这可是开了企业的先例了，发动各种关系，要请就请最好的，请中央的，请省里的，请市里的。
于是，日，全国第一个由企业自己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在青岛市橡胶九厂首次开场了。到会的有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工厂日报、中国体育报等中央和省市新闻单位43家。
会上，各路记者，被这位敢为天下先的山东汉子的口才吸引住了。汪海向记者们作了《立志改革创新，增强企业活力》的专题发言。他首先讲：“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可以断定竞争将日趋激烈。”
作为生产经营不可缺少的信息、宣传显得愈加重要。
可以说，新闻媒介是企业的千里眼、顺风耳，得到新闻界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新闻界，扩大我厂在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建立强大的国内外信息联络网，真正让‘双星’创出名牌，占领市场，这是我们企业发展的指导方针。
记者们没有想到这位有着“全国首届10大企业家”头衔的人物，肚子里竟有如此一些道道。而汪海在这次会上，大放异彩。他向记者们详尽地介绍了企业的改革情况和未来规划，并领着他们参观了车间和产品。最后，他捧出了新开发的“双星”牌胶鞋送给了记者们。
他特意声明：“我可不是送礼，而是请你们试穿，三个月后必须返回质量信息。”
记者们满意而去。
有人说：“汪海卖鞋，敢卖也敢夸。”
汪海闻之，哈哈大笑：“效果不错吗？”
整个会议最后一清账，包括所送的鞋在内，共花去了7000元。
按说，汪海这仗打得挺漂亮。但第二天兴冲冲地去上班，却发现周围人们看他的眼神有点不对劲。
他召集部门领导开会，会却开不起来；他想问问自己的得意干将，干将们也借故避而不见。
这是怎么了？
他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记者座谈会刚降下帷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开始整起了他的黑材料，连夜向上级告他的状：
说他办了这么一个新闻发布会，是假公济私，捞取功名，大吃大喝，浪费钱财……
汪海一听，火了：妈的，这不是胡扯淡吗？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做事没事，做事就要出事。我开发布会是为企业，我自己又没花一分钱，怕什么？虽然由企业自主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前没有人干过，上面的红头文件也没做过此类规定，但是，与其他花钱打广告宣传企业的产品一样，有什么不对的呢？他认为此举符合中央提倡的改革精神，决定不予理睬。
不过还得把工作做通。他把那些吓得躲到一边去的干将们找了来，狠狠地训了一通：
“想不到遇上这么点事就把你们吓得缩回去了，那咱们还怎么一起为企业打天下？天大的风险，由我汪海一人承担，你们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我就不信，几个小泥鳅能翻起大浪来！”
接着，汪海又说道：“我是花了7000元，可都是为了企业的市场宣传。为企业走向市场、占领市场，我行使的是正当职权范围内的厂长基金，能有什么错？天塌不了。这些人狗屁不懂啊？由着他们去折腾吧！”
汪海低估了那些人的能量。
两个月后，上级部门突然下决心，要解决汪海的问题。
市纪委和橡胶公司组成调查组专门来到厂里，要调查汪海上任以来违反制度的一系列“腐败”问题。
但就在调查组跨进厂门的那天，汪海却怀揣着印有“厂长”字样的名片，前往机场，要到日本去考察。
“我们来，他却走，什么意思？这汪海也太目中无人了！”被凉在长门口的政府官员们大为光火，难下台阶。
而此时的汪海，已坐在了飞往日本的飞机上。
第二章反叛：为国营企业改姓 4.不要“鬼子”的生产线
汪海出身于农民家庭，却不是一个封闭的人。
他深道，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只有走出国门，开阔眼界，才能更好地走自己的路，走稳自己的路。
于是，他决定考察日本。
然而，首次踏人日本岛国的汪海，心情却是复杂的。
4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所犯下的侵略罪行，让几代中国人都无法淡忘。1973年，中日建交时，汪海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感到不可理解。
是的，必须承认，从感情上讲，汪海不愿意和任何一个“日本鬼子”打任何交道。
但是，汪海又不得不佩服日本人。他们从战败国的废墟上爬起来，抓住世界经济的调整与新技术革命的第一个机会，把经济搞了上去，跻身到西方发达国家之列。
汪海知道，制鞋业对日本来说，已经是夕阳工业了。就是说，他们早已不再发展过去年代的制鞋产业了，而是把这一产业以高劳务费用形式转让给南韩、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甚至橡胶九厂也一度生产过日本的订货。现在的日本，有许多已经或即将淘汰的生产线，等待着想发展制鞋业的国家前去购买。
抵达日本后，望着满街匆匆忙忙、擦身而过的日本人，汪海心底实在不服气。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一直是大和民族的先生，可如今，我们却落后于他们，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日商冈正泽热情地接待了汪海一行。冈正泽的算盘拨得很精：如果这次能与汪海成交60万美元的冷粘鞋生产流水线，他从中便可以净赚10万美元。
不知日本人是怎么弄清汪海一行人与中国官员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日本人明白，尽管他的协议是和中国国家有关部门签订，但汪海是买主。因此，他以一个日本人的精明，对汪海一行一点也不敢贻慢，真正做到了殷勤备至。
汪海在东京转了几个企业，看了几条生产线，并不十分满意。他给日本下了一个结论：“你们这里的月亮并不圆，这些生产线不仅够不上最先进，操作时还弥漫着有毒气体，工人的劳动强度仍然很大。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汪海的不满意，让冈正泽感到发毛。
汪海提出要再多看几条生产线，冈正泽只好答应。同时又请吃饭，又导游观光。他知道要做成这笔生意，对这些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来说，有必要做出大量的感情投入。可是，他发现这些中国人不同于以往的一些中国人，总是以挑剔的眼光看着他推荐的一条条生产线。
在东京到大阪的高速列车上，冈正泽再也忍不住了，他面带笑容，却语中藏锋地对汪海说：“既然协议书已经签订了，汪先生也经过实地考察，我看是不是就尽快买了吧？”
汪海天生就有一种大将般的外交风范，他大眼一瞪，字斟句酌地说：“协议书的诚意是不成问题的，但既然有实地考察的必要，就说明原先的协议是两可的呀。”
冈正泽再也无话可说。
到了古城京都，冈正泽继续采取攻势：“汪先生已经看了七条生产线了，总有一条是满意的吧？”
汪海诚恳而又坦率地说出了他对七条生产线的看法：
“说真的，我们很想引进先进设备，可惜贵国这些生产线并不像先生说的那样先进，更没有想到流水线上弥漫着严重的有毒气体，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同意工人在有毒的情况下作业。”
冈正泽做了一辈子生意，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难对付的客户。他一点也没想到，中国的这位“厂长”，算盘打得比他还精。
出国前，汪海和科研人员早就对美国、原联邦德国、意大利的制鞋技术做了研究。这次出来，他抱定两个主意，一是要高起点。既然要引进，就引进真正属于当今世界最先进的设备。二是以看为主。好不容易出来了，就要把外国技术看个够，知遍天下，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在今后企业设备的更新改造中，知道哪些确实必须引进，哪些尚待自己开发，自己研制超越。
在南方小城米子，冈正泽做着最后的努力。他说：“领汪先生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我想您会满意的。因为这里是最后一条，也是最好的生产线了。价格嘛，可以大大地优惠。”
夜是那样的幽静，小小的旅馆里，汪海一行围坐在榻榻米上毫无睡意。买，还是不买？明天就要最后表态了，大家眼睛直盯着汪海。
不错，日商已向他们提供了日本最好的流水线，而价格也一压再压，压到了27万。这不能不说对方是不惜血本了。
“我看还是选一条最好的买了吧，咋说也是日本最好的啊！”
“前不久，国内一家企业买回同类生产线，花了60万美元，如果咱们真能27万美元买回去，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事呢？”
随行的工程师们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再说，家里还不知道调查组在怎样查你呢，要是买不回去，岂不是又白白添了个出国旅游的罪名？”
这些问题汪海并非没有考虑。几天来，身在日本的他，脑海里总是不时地映出日本电影《追捕》中杜丘的形象。这位由硬汉高仓健饰演的警察，身后被自己人误会和追捕，却始终冒死与恶势力相斗的情景，使他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
影片中的杜丘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他呢？
在企业改革的进程中，他只要做一件事，就总能引起一些人的愤怒。而且他们上面有人，权力还相当大。假如这次调查组偏听偏信，他就会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如果被撤，那么，自己一切的抱负、理想皆付之东流。想到这些，他感到烦恼至极。
已是凌晨3点，汪海一直眯着眼睛，默不作声地听大家议论。
等到大家都无话可说时，他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据咱们掌握的资料看，日本的设备并不是世界超一流的，而且操作时弥漫有毒气，劳动强度也仍然很大。
第二，我们空手回去，并非没有收获。起码了解了日本的情况，拆穿了“东洋镜”。胶鞋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有些工艺三年五载甚至永远不可能实现自动化。国外有些生产价格昂贵的国际名牌鞋的厂家，也不过用一些很一般的、并不复杂的设备，关键在于工艺和质量，这就使我们增强了追赶的信心。
我们完全可以制造出比他们更先进的无毒作业的流水线。
第三，咱厂底子薄，刚刚能有饭吃，凑起这60万美元已经是求爹告娘了，就是以后真要买也要有选择地买部分单机，无论如何不能买整条生产线回去，不值得。
第四，骂我们出国旅游，只骂一阵子，骂一个小角角。但是，如果买一条有毒的、并不先进的流水线回去，工人们将骂我们一辈子，日本人也会因此小视我们中国。
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责任感，让汪海收紧钱囊，打道回国。临上飞机前，分文没赚的冈正泽部得不由衷地向汪海竖起了大拇指：“汪先生很精明，爱厂爱工人。中国来谈判的，像你这样带了几十万美元又带回去的，实属罕见。”
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商战中，两人后来竟成为至交。多年后，冈正泽还特意派他儿子来中国，拜汪海为师，学习经营之道。这说明了什么？
从日本一路风尘回到青岛的汪海，走出火车站时，广场上空空荡荡——没一个人来接他。
“通知办公室了吗？”汪海问随行人员。
“通知了。”
“给厂里打电话，问问我下台了没有？”
他想，出国在外一个月，谁知道家里闹成个什么样子了，倘若自己已被端了锅，赶下了台，那么就老老实实先坐公共汽车回家吧。
打电话的人回来说，书记没换，还是你。
汪海顿时来劲了：“再去打电话，通知办公室马上派车来接！”他执意要大家等厂里的车来接，并非要这个派，而是憋着一股火，要争一口气。
厂里的车，最后还是来了。
然而，当汪海扛着一箱从日本买回来的样品鞋，回到家里时，老伴对它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你父亲是喊着你的名字离开人世的……汪海犹如如晴天霹雳，他木桩般僵立在那里，泪水滚滚而下……后来，妻子还告诉他，厂里来人说，市纪委发来最后通牒，要他一下火车，立即就去纪委报到，检查交代问题。
汪海愤怒了：“他娘的！这是哪儿出了毛病？我看是经济体制这架机器有病。你想放开手脚干事业，总是有人在等着抓你的毛病。这种人是一切运动的主力军，是划圈干部，是划圈的能人。他们除了干这些没屁眼子的事儿，他娘的还能干什么？有这种人在，中国这条龙就不可能飞起来！”
历来忠孝不能两全。当汪海在青岛安下家后，就把风烛残年的父母亲接到身边住下，一心想让老人安享晚年。工作即使再忙再累，有时要住在厂里督阵，他也要在周末抽出两个小时回来向父母问安。
临去日本前，父亲就生了病，卧床不起，母亲和妻子都劝他推延几天再走，但父亲知道儿子正为厂里引进新设备后，坚决支持儿子出去。他相信自己能等着儿子回来。可是生命无情，父亲终于没有等到与儿子见上最后的一面，便撒手而去了。
中国，到底应该是庸人管能人，还是能人管能人？究竟是画圈的管干事的，还是干事的管画圈的？
第二章反叛：为国营企业改姓 5.奴才好做，人才难当
汪海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便带着材料，一步跨进了纪委大楼。他要去找那些官员们，把自己的事情解释清楚。
一走进办公室，只见市纪委正、副书记三人正襟危坐；四个秘书，分坐两旁，每人面前放着一个记录本；七个人个个板着面孔，眼色冷漠，像在盯着一个罪犯。
汪海一见这架势，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
“谁找我？”汪海明知故问。
“我找你。”副书记说。
“你是谁？”冷峻中不无轻蔑。
副书记略一愣神，报出自己的大名。
“你找我来说什么？”
“据群众反映和我们的调查，你错误地召开新闻发布会，还大吃大喝，乱发礼物，挥霍国家钱财……”
罪名还没罗列完，汪海就跳了起来。
“你们今天摆出三堂会审的架势唬不了我。新闻发布会是改革的产物，你政府能开，我企业为什么就不能开？按国家企业的政策规定，我企业一年的招待费是2万元，而我开会才花了7000元。用的是允许企业花的钱，是在我正当的职权范围内的，这犯了什么法？你们给我扣一顶乱发礼物的帽子，可是你们知道给记者送双鞋还发了试穿证吗？3个月后，他们要给我返回质量信息，这有什么错？”
“你不但给记者送鞋，据我们调查，你们自己也多领了15双，这15双鞋干什么用的？”
“工作人员是多领了十几双，这不假。但我没让他们动一双，至今还都封存在办公室的柜子里，你们现在就可以去查。”
“那么，摆宴席、大吃大喝呢，你作何解释？”
“几个菜一个汤，那叫什么宴席？开会期间我陪着记者们一起吃了饭，而效果是什么，你们知道吗？30多家新闻单位都发了消息，连香港报纸也作了转载。”他掏出一卷报纸摔到桌上。
“你们睁眼看看吧，这就是事实。别的企业用钱打广告是宣传产品，我请新闻记者来同样是宣传企业、宣传产品。如果这也算错误的话，那企业还怎么搞？”
一阵连珠炮似的反问，搞得对方哑口无言，一贯以正确自居的纪检委干部们哪里见过这如此猛烈的抗拒。副书记的脸气得青一阵、白一阵：“汪海，你太狂妄了！今天，你到这里来是承认错误的，还是强词夺理来为自己辩护！”
汪海不吃这一套，你拍一下桌子我拍两下。“啪啪”两掌下去，震得四个秘书捂住了耳朵。
“承认什么错误！我是共产党员，在政治上与你们是平等的，为什么不能为自己辩护？”
“你要清楚你现在是站在什么地方？”
“我很清楚我站在这里是你们政府官员的地方。我就是要看看你们到底讲不讲道理？”
双方剑拔弩张，各执一词。
桌子拍得震天响，谁也不让谁。
“你再拍！你再拍一下桌子，我就把它掀了！”汪海逼到副书记跟前，狮子般吼着，气势夺人。
闹到这般地步，纪检委书记不得不出面圆场：
“大家冷静冷静，问题还可以慢慢谈嘛……”
“谈什么？还怎么谈？我要是奴才，早就怕你们了，不敢和你们闹了。可惜我不是。”
汪海说完，转身甩门而去……
半小时后，他敲开了市委书记刘鹏的门。
刘鹏说：“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说着，从桌上的文件夹里取出一份材料，“这是市纪委、市整党办联合上报的材料，准备在全市县团组干部中第一个抓你的不正之风，但是我一直没有签发。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些情况，也想听听你本人的意见。”
望着市委书记老练、沉稳的神态，汪海暴怒的情绪顿时平静下来，他从西北之行被误认为是“香蕉酒厂”谈起，一直谈到在市纪委如何拍桌子大干了一场。
刘鹏听罢，面露欣赏之色。
好你个汪海，没看出来，还是人才呢！刘鹏知道，企业借助新闻传媒宣传企业和产品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在城市改革刚刚开始的1984年，不能不说是一种探索。给每位记者送一双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是人们对此还缺乏认识，所以才有了这起“枪打出头鸟”的风波。
刘鹏十分同情汪海的处境，他说：“中国该办的事情太多了，但是由于人们受阵旧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的影响，造成该办的事你办了，却认为你不应该办，不该办的事你办了，却因为人们的习惯势力反而认为是正常的、自然的。这就是我们改革面临的阻力。”
刘鹏决定为汪海正名。
他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当他把事情的真相搞清后，认为汪海的做法没什么错，那个材料也就不再下发了。
事隔多年之后，汪海说起他的创业时期，还说多亏遇上了刘鹏这位高瞻远瞩、胆识过人的市委书记。
他感叹道：“在中国的官场上没有靠山是很难成事的。但是我与刘鹏书记没有任何私交，惟一两次去见他，都是陷入困境后找他解决问题。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双星早就被人打趴下了。”
第三章大刀向旧体制坎去 1.党令如山
汪海喜欢大海。
每当面对大海，他总会想起黑格尔在100年前说过的那段话：“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人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
汪海也想超越。
但超越谈何容易！
80年代初，当在计划经济“摇篮”中长起来的国有企业有如梦中初醒般正摸着石头过河时，“双星人”却在具有超前意识的汪海的率领下，以敢为天下先的胆略和勇气，冲破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束缚，率先在国有企业中第一个下海闯进市场，开始了艰难的创业跋涉。
1982年，橡胶9厂被断奶之后，成为青岛市国营企业第一家实行“自营自销、自负盈亏”的“双自”企业。即是说，过去吃了几十年的皇粮，一夜间已被断掉。今后的路，只有靠自己走。
扑面而来的现实是残酷的。面对残酷的现实，汪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他把自己的思考写在了一份备忘录里。
这份备忘录这样写道：
中国改革前的国营企业几乎都是畸形的，是生产的巨大与经营（狭义的经营）的侏儒不和谐的结合体。一面是生产过程的大而全，小而全，而这巨人却过度虚弱，没有活力；另一方面是产品销售、市场信息及在企业机体中的反馈功能严重地先天不足。在国家用计划经济的拐棍支撑着两者的平衡时，矛盾尚不觉得十分突出，一旦撤掉支柱，这个畸形人立即会失去重心，而无法正常行进……
是的，尽管“双星”产品已被源源不断地开发了出来，但市场销售状况却不尽人意——百货站不包销，自己又没有经销能力，于是造成的现状是：生产越多，亏损越大。
汪海当然知道，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要壮大，就只有一条路，即面对市场，把市场作为企业的最高领导；让市场作为检验企业一切工作的标准。
但面对的竞争对手却十分厉害：东南有“上海回力”；华北有天津运动鞋“双钱”。这两支劲旅几十年称霸南北，名声显赫，想让对手让路，谈何容易！
何况，这两个实力雄厚的竞争对手恰好对青岛南北夹击，形成一个扇形包围圈。而在南方的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三资企业，更像雨后春笋，数不胜数。他们以外来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为优势，以美观、新颖的旅游鞋覆盖了市场。其发展趋势，咄咄逼人。
而双星却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内部组织机构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全厂27个科室，有的与生产经营严重脱节，徒有其名，失去了功能。三四百名干部，靠工人的血汗养着，高高在上，人浮于事。相反，对于市场信息的捕捉、产品的设计试制、产品的销售网络、售后服务等面向市场的工作，却没有专门机构负责。照此发展下去，如何了得？
于是，为适应市场的需要，为解当务之急，汪海决定：大刀阔斧地对企业进行一场综合配套的机构改革。
汪海的第一刀，是砍向厂里的安全科。
党委会的决定公布的当天下午，汪海就找安全科的正、副科长谈话。
科长一下子就把汪海撞了回来，说：“安全科的建制完全是按照上级的规定。如果现在部里、或者省里、市里有撤销工厂安全科的决定的话，我们没有话说。”
汪海说：“你要上面的决定，没有。但是让你们合并是党委会从实际出发做出的决定。希望你们能够理解，顾全大局。”
第一次谈话，对方不服。
当晚，汪海又找他们进行第二次谈话。
但对方的态度仍然强硬，拒不执行。
为什么？有靠山。
这个安全科将近20人，基本上是一些领导的亲戚、子女、关系户。他们占据着临街的办公楼整整一层的房间，一人一个办公室，连会议室都有七八十平方米，而且专门配有打字员、放映员。但九厂从建厂以来，他们却从来没有给生产第一线工作的工人发过工作服，连手套也不发。工人仅有的一条围裙补丁摞补丁。到大夏天，三车间的女工们都光着膀子干活。相反，这些坐在办公室里养尊处优的人倒有工作服穿，冬天还自己给自己发棉衣棉鞋。工人对他们真是又恨又怕又无可奈何，背地里把这个特权小王国称为“超阶级科”。
第二次谈话没谈成，汪海就火了。他说：“你们这些年来，养了那么多闲人，占了那么多房子，可是你们对工人们做过什么好事？摆出来让我听听！”
两个科长当然摆不出来。
汪海又说：“给你们三间房子就够不错了，回去马上把楼层给我腾出来！”
对方却说：“让我们搬家，没那么容易。我们要集体上诉。”
“上诉到哪儿我都不怕！”汪海就是汪海，他当即发出死命令：“党委会的决定必须立即执行。明天下午6点以前，如不搬到指定地点，我就撤了你俩的职！”
党令如山，全厂为之震动。
所有员工的眼睛几乎都盯在了这件事情上，大家要看看，到底是是汪海的刀硬，还是上面有靠山的安全科硬。
第二天中午12点，安全科仍按兵不动。
汪海立即又召开党委会，决定罢免科室领导。
到了下午3点半，汪海派人上楼请科长下来，当众宣布党委会的新决定：正副科长全部免职！
安全科这才老老实实地开始搬迁了。
这一场斗争，虽然打胜了，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安全科不甘罢休，开始逐级上告，从市劳动局告到省劳动局，甚至惊动了国家劳动部，部里还专门派人下来调查此事。
在这种情况下，服务公司却进入了紧张的筹备阶段，经过40多天的调整，开窗凿门，装修出700多平方米的营业场地。5月8日这一天，楼上招待所，楼下百华店、胶鞋展销部、饭店正式对外开业。这是当时青岛市企业走上以产品为主、多渠道经营的第一家。
汪海认为，企业改革，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在人的问题上就看你敢不敢动真格的。
只有先解决了人的问题上，你在市场上才能有所作为。所以，他提出：“企业管理部门最大的职能是什么？说一千道一万，只有一条，就是为市场服务。”
接下来，汪海将厂里原有的武装部、安全科、保卫科、车管科四个部门，合并为一个武保安全车管处；技术科、质量检验科合并为技检处；厂办与党办等行政部门也归并一起。这样，原先27个科室一下子精简为17个，管理行政人员也由占全厂职工的11.8%缩减为7.8%，不仅大大精干了干部队伍，还克服了以往部门之间的扯皮、内耗等问题。
“我们要进入市场，要做双星人，使我们的产品进入世界名牌产品，没有一个好的干部队伍是不行的，一个腐败的干部队伍是带不起一个好的双星人的，只要我们的干部队伍不腐败，双星人不腐败，我相信，我们双星赶超世界名牌，赶世界水平，不成问题。”
——汪海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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