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笙箫默出自哪里?,

下一代“BAT”公司会出自哪里?_创事记_新浪科技_新浪网
下一代“BAT”公司会出自哪里?
  文/李智勇  出现BAT这种量级的公司第一决定因素是时代的趋势而不是个人努力,个人努力与对机会的把握只是决定了谁站在了风口浪尖上,对BAT量级公司的出现的早晚也许有影响,但对是否出现并没有太大影响。我们很难讲没有李彦宏就没有一个国产的搜索引擎,没有张小龙就没有另一款与微信类似的APP,所以探讨下一个BAT的可能出处时,首先要关注的是时代的趋势。  我们身边的世界因为互联网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巨大信息量的产生直接催生了对信息过滤器的需求,这就是搜索引擎,其盈利模式是关键字广告;其次是我们拥有了更便捷的交易渠道,通过互联网搭建的平台,我们可以更便利的选择更加丰富的产品(长尾),同时由于中间环节的削减,它甚至可以使商品可以更加便宜,这就是电商,其盈利模式是基于电商平台来从交易中分享收益。再次是我们突然发现可以很容易的关联到各个角落里的人,与他们进行各种类型的沟通,这就是社交网络,其盈利模式是以此为入口销售虚拟物品甚至游戏。  上面讲的几乎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如果以人为中心对上面的事实进行抽象,就会发现四个支持BAT量级公司出现的关键支撑点:  1、符合科技发展的趋势,填补空白领域  2、与每个人紧密相关  3、极为直观且基础牢靠的盈利模式  符合发展趋势与填补空白区域是一种历史性的机遇,是时来天地皆同力中的时,在这种环境下出现多个公司相持不下局面的可能性变小,存在不可跨越障碍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想象下百度出现后再做搜索引擎),比较容易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不要忘记了,BAT的共通特征不只是庞大的规模,还有其飞快的成长速度,这种速度反过来也是巨大规模的一种必要条件。  与每个人紧密相关则决定了特定事业的量级,比如分类目录再怎么成功也很难是这个量级。  牢靠的盈利模式则支撑了它成长的速度和规模,问答类网站未必没有流量,但没有合适的盈利模式一样无法成长到这个程度。  直白一点讲是互联网的出现颠覆了社会既有形态,在经济版图中出现了真空区域,而BAT应机而起,在各自区域里占据了垄断地位,是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则昌的现实版。  这样一来分析下一个BAT出处这事情反倒简单,它意味着当我们考虑下一个BAT的出处时,更关键的不是高瞻远瞩,而是回归到我们自身,看看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在时代洪流之下,还有那些迫切的需求没有被满足,之后再考虑盈利模式是否牢固是否会陷入一种接近零和的竞争即可。  基于上述关键支撑点,还可以推导出两个比较明显的约束:  第一个约束是关于科技的。  在科技与公司的关系中,不同公司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有些公司似乎真的去追求用新科技创造新产品,再用新产品去创造新市场,进而改进生活的形态。iPhone,无人驾驶汽车都是这类东西。相应的如果没有这类公司推动,那么这类产品可能会晚很多年。这类事一旦成功收益无疑极为巨大,但风险也极为巨大,国内的公司暂时还不是这个风格,更多的还是处在市场基本成熟后利用窗口期,利用新模式迅速占领市场的路数。这是小米的模式,与上述两家公司推出iPhone,无人驾驶汽车的路数还是有些本质的差别。  这里想说的额外要考虑的约束是:在这篇文章里的分析里不假设在国内出现下一个BAT是因为自身的大幅创新(或科技,或别的什么),推出划时代产品,创造新的市场。比如做手机我就是做能做出iPhone这种与现在手机完全不一样还远超它的东西。  第二个是关于体量的可能性的。  如果我们假设出租车都统一在某一个平台下,那就能迅速堆出一个BAT量级的庞然大物来,但这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是不现实的,或者说使其变现实的手段通常不会是一般的商业手段,因此这篇文章里也不去探讨这个情形。  还有一类是大家都能做,多家公司同时进入市场并导致相持不下情形的,比如各种团购。这种情形下,如果假设有人可以干翻所有对手,确实也会成为巨无霸类公司,但这就和假设有人会统一电视机市场一样,可能性总是存在,但实际上非常艰难。因为对手也已经认识到其利益所在,并会持续跟进。这类领域更可能的情形是在非常长的时间内会是一种动态均衡,不太可能某一家达成一种彻底的统治地位,所以这种也可以从成为BAT的可能性中排除。  这两个约束里,第一条排除的是小米这样的公司;第二条排除的是O2O整个领域。  虽然,我们很期望小米这样的公司能做出iPhone这样划时代的产品,如果真可以它就可以抛开其余,跑到世界前列,甚至超过BAT的规模,但至少暂时我对此持悲观态度。O2O领域则虽然整体规模未必小,但在当前更类似于同质化竞争的情形下期望有某一公司能干翻所有其它公司,并进行整合可能性也比较低,更可能的则是大家陷入苦战。  当然这里所谓的排除不是说小米,O2O一点可能性没有,而是说这非常依赖于经营,依赖于苦战,而并非是那种机会充分的地方。如果我们假设华为可以干掉思科,如果我们假设联想可以干掉IOE,如果我们假设一个公司可以成为所有O2O的入口,那它就可以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但除非天才人物出现否则这类突进是很困难的,在大家都做且拼经营的的领域里更可能的则是相持。  在排除一些大家都可见的可能性之后,我们可以比较清晰的发现未来的机会只可能出在两类空白区域里:  1、要么在既有技术的前提下挖掘出新的空白领域或者新模式;  2、要么在新一波技术浪潮中抢占有利位置,比如微信之于移动互联。  在回归到人的生活自身,把分析进行下去之前,有必要回归到一个比较宏大的话题:社会的基本走势之下,人们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必然性决定趋势,而偶然性决定具体结果。所以对社会的分析如果试图描述未来的具体景象是荒唐的。但科技,人口等等里面其实已经蕴含了一些必然性的因素,基于这些东西,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宏观猜测的。  去除核战争这类不可控因素后,有这样几点相对比较确定:  1、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更可能变的更加富裕而不是更加贫穷。  2、大多数人在变富裕的同时会变得更加忙碌,而不是更加悠闲(社会发展加速,经济竞争激烈的原因)。  3、人们对互联网的依赖会增加而不是减弱。也就是说更多的生活娱乐时间会消耗在互联网上。  4、人们的个性会更加鲜明,而不是更加归一化。进一步就是人们更渴望符合自身意愿的生活,而不是活在齿轮之下。  5、互联网上的内容会越来越多样化,人们的待选项会越来越多。  在这种前提下期望一款游戏,一部书,一类购物体验满足所有人是不可能的,所以未来必然会出现一些小众垂直类的东西,但垂直本身必然限制体量,所以新BAT的机会必然不在一些具体的产品而更应该基于一些通用的概念,比如联通,购物等。  如果我们认为搜索引擎联通的是人与信息,社交网络联通的是人与人,电商联通的是人与商品。那么显然在现有技术形态下空白区域是它们彼此的交叠区域,比如:微信对接京东就可以认为是社交网络与电商的一种对接。  这种交叠区域里最被大家忽视的是搜索引擎与社交网络的交叠。  当信息无限膨胀,人们个性越发鲜明,选择无限增加时,人们需要一种个性化的获取信息的手段。搜索引擎是以一种统一的算法来衡量信息的价值并对其排序,这样不同人产生的信息在搜索引擎里面的权重是一样的,但对于具体的每个人而言,这种信息的权重显然不一样,比如购物前至交好友的推荐甚至可以抵消无数个其他人的推荐。  现有搜索引擎模式诞生于社交网络之前,那个时代人与人的联通更多的依赖于于邮件,所以其基本处理信息的模式实际上已经与时代的发展失衡。Google试图用Google 扳回这一局,但进展甚微。  与此同时现有SNS并不天生具有信息过滤的属性,并不是直接对接到现有搜索引擎即可解决问题。为达成这一目的需要在不失去自身特质的前提下进行一种新的设计,为各种信息尽可能的注入基于人的信用。投票是构建信用最基础的手段,但只是投票并不足以构建信用,反智倾向甚至会导致单纯的投票会选出最差的那个,为与一般的投票相区别,我这种基于投票延展出来的构建信用的方式命名为V众投。其含义参见: 。这里不再详细展开。  具体来讲,在这种新模式下,人在SNS中的行为以及关联构建个人信用,这种信用与信息相绑定,进行信息过滤时一个人在SNS中的角色给了搜索引擎一个提示,而搜索本身根据这个提示来提供基于你的角色,关联人以及他们信用的结果。这既不是现有的的SNS也不是现有的搜索引擎,而是它们交叠后的一种新东西。我们无法确定这种新东西的形式,但也许它会更像微软的小冰,但即可以独立存在也可以以类似订阅号的形式存在于SNS之中。基于这种新的模式,广告的现有模式也就可以再次被颠覆,从我展示给你看(弹窗类)或者我给关键字你给相关关信息的模式(搜索引擎)变成基于人信用的效果广告。这是无比巨大的生意,显然满足上面所说的产生BAT的条件:填补空白区域,与每个人紧密相关,有稳定的盈利模式。如果真有人做成无疑的可以衍生出BAT量级的公司,但这个如果做成了也许意味着BAT格局的大变,甚至B的消失。要想完成这类产品更适合从SNS整合搜索引擎,而不适合反过来,因为前者离人更近,Google 的失利以及百度社交产品的失利或许与此有关。  至于科技带来新的浪潮,浪潮上又可以衍生出什么新的产品,没人能预测其具体形式是什么,但更有价值的仍然是人机界面与联通方式,传说中的iWatch类手表,Google的眼镜都可以归在这个类别里。如果小米们可以在这个领域里做出类似iPhone这种划时代的产品,那它无疑的会是BAT量级的。我们总是有两种方式来做产品,一种就是iPhone这种颠覆路数;一种则是贴身肉搏的路数。你做手机我也做,但有改进或者更便宜就是贴身肉搏的路数。当年日企走的都是后一种路数这一样可以获得巨大成功,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个路数,但这个对经营依赖过重,并且从电视来看在国内似乎很容易陷入两败俱伤的价格战泥潭里,所以暂时不看好这个方式可以产生BAT量级的公司,不再多说。  上面更多的是从个人的视角去分析那里更可能产生新的BAT量级公司,下面谈一点B2B领域。  在谈到那里是下一个机会的时候,写作《浪潮之巅》的吴军先生认为是企业软件市场,之后李彦宏先生也在年会上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这一点我是比较认同的,云的发展使企业软件市场在需求,供应以及成本上出现了一种失衡。  一方面云的发展使大幅拉低企业IT以及软件的成本的机会已经出现,同时移动设备以及SNS的出现也需要一种新的办公形式来响应,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则是还没有统治者出现,等价于是空白区域。  想象一下这样一种模式:金蝶用友等所能提供的标准模块以SaaS模式以接近免费的价格提供,同时创建面向定制化的应用市场。基于此就有一定机会创建一种真正的软件即服务的平台,形式可以类比淘宝,但上面都是企业的定制化软件。  各个企业使用这个平台的方式是如果愿意用标准化过的软件,那就可以以接近免费的价格进行使用;如果需要定制那就需要在应用市场中找到合适的应用来定制标准化平台。  这样一来,在云上这类SaaS企业就可以借助借助摩尔定律来无限摊薄硬件成本,只要用户量能够上来,软件成本也不是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基于云的方式必须相对于传统方式在成本和生产力上有绝对优势,同时要能解决安全问题。  这个领域无疑也符合上面所说的几点:符合科技发展的趋势,填补空白领域。与每个人(企业)紧密相关。极为直观且基础牢靠的盈利模式。  企业软件因为渗透率比较慢,所以这模式下的企业会走的比较艰难,也极为需要资本的支持,但这样的故事如果做成了,确实会有巨大收益。但这种新模式如果真的得以确立,也就意味着现有的企业软件厂商成批的死去,对知名厂商而言则等价于是在革自己的命,所以很可能做出这个的不是现有的知名企业软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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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语是一种词汇现象。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是一种词汇的分类研究。网络流行语娱乐,恶搞等
流行语,作为一种词汇现象,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一个时期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和事物。流行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流行语,而不同的流行语则作为社会一根敏感的神经,反映出社会的变化。伴随着30年的改革开放,出现了很多新思想、新事物,而“流行语”正是这些新思想、新事物最好的见证。可以说,在发展的进程中,还没有哪一个时期能够涌现出这么多的流行语,那么集中、大量地丰富汉语的词汇。现如今,每一个经过改革开放岁月的中国人,随口都能说出几句改革开放的流行语。
细心地体味一下改革开放的流行语,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改革开放,理解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种种进步。[1]“流行语”昭示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看出人们思想的解放和思想解放的程度。曾几何时,凡是先哲说过的话就不能改变,凡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都不许违背,被小人物的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搅了个底儿朝上。从此,是真理还是谬误,不再看是谁说的,而要看是不是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至于好与不好的区分,不看你说得如何,也不管你出身贵贱,而只看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本事——“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同样,这道理,那道理,不发展就没道理;这有理,那有理,经济社会发展不上去就是没道理。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回想当初它们是怎样打破了几十年、几百年乃至几千年思想的禁锢,产生石破天惊的效应,就会发现解放思想是多么来之不易,多么值得珍惜。流行语“流行语”昭示了社会的进步。从“”、“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提出,到“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标志着科学重新得到了它应有的地位,标志着搞建设、办企业开始注重科学性,不再盲目蛮干。昔日的动辄“加班加点”、“大会战”、“为节日献礼”等只求数量不讲质量、违背科学的举动开始为科学精神让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更是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定下了科学的基调。这些流行语告诉人们,科学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才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向有利于人类生存的长远发展,是毫不掺假的真发展,而那些、式的违背科学、违背自然规律的所谓“发展”,将被等同于“破坏”,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鄙视和憎恶。瞧,同30年前相比,社会是不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流行语”昭示了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提升。这30年,特别是近些年来,“民生”、“以人为本”、“群众满意不满意”、“关注民生”、“民心工程”之类的词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级政府的文件中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讲话中。可以说,有史以来,政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民生,把老百姓这么当回事儿。在今天的中国,民生成了全中国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什么是民生?简单地说,就是人民的生计;复杂一点儿说,就是衣食住行、。一句话,就是要让老百姓有活干、有学上、有饭吃、有房住,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如果这些事政府都给解决了,老百姓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当然,不能把老百姓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停留在这样的程度,更不应该满足于只是“有”的低水平。问题是,只有先解决了这一步,才能说下一步啊!再说了,这一步迈出去了,下一步还远吗?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的流行语除了较多的颂言赞语,也还有讽喻和微词。常能听到看到的就有“边腐”、“几十个图章管不住一张嘴”、“形象工程”,以及那句人所共知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等等,极为形象地道出了人们对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良现象的不满和反感。这说明,生活中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尚需进一步完善。,这些不满的词语得以流行,得益于宽松的政治环境,倘若政府容不得不满情绪、听不得不同的声音,这些不满的词语又怎能成为“流行语”?[1]流行语的本质特性是“流行”,因此流行性是流行语的本质属性。“流行”是针对“不流行”而言的,时间性是“流行”的第一个涵义。换句话说,流行语都有一个从流行到不流行的过程。流行语的发展前途只能有两种:一是消失,即在使用中被淘汰;二是被接纳,进入。第一种前途说明流行语是一个历史范畴,昨天的流行语不等于今天的流行语,甚至连今天的都不是,换句话说,已不属于现代语言的词汇系统,只具有历史词汇的身份。比如北京话的“盖”,中的“阿飞”等。流行语是一种动态现象,产生、消失或被接纳都有一个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可以有长有短,甚至有些新词新语本身就是作为流行语而创造的。处在这种过程两端的流行语,前端与新词新语、后端与一般词语容易混淆,这就给流行语的定性带来一定的困难,要求我们进一步探讨流行语的其他属性。
流行语“流行”的第二个涵义是阶段性,一般来说,流行语的“流行”过程是比较短暂的,或者说短暂性是流行语时间性的一个特点。当流行语使用一个时期后,就会消失,如果没有消失,而在这个流行层面达到一定的普遍性时,比如作为北京、上海的地域流行语在北京、区已经相当通用的时候,并逐渐失去新鲜感,使用的频率相应降低的时候,流行语就进入了,成为当地方言的一个普通词语,尽管它们来源于流行语。比如“二百五”“没戏”(北京),“”“”(上海)等,这些当年的流行语早已成为一般词语。像“路子”“翻船”“二进宫”等还进入了书面语。有些流行语只在中使用,也早就失去了流行语的性质,如上海话的“”“掮木梢”等。可见,“流行”几十年的流行语是没有的,老的流行语总要被新的流行语所替代,如北京话表示“好”的流行语由“棒”到“帅”到“盖”再到“顶级”,上海话表示“”的“”为“”所替代。被替代的流行语或消失,或进入一般词汇。[1]
“流行”的第三个涵义是高频性。流行语的使用频率比一般词语要高,是一段时间内群众所喜闻乐用的。比如北京话的“打的”“倒爷”等,上海话的“”“勿要忒”等。高频是针对流行面而言的,上面几个流行语都具有地域性,在地域的层面上具有高频性,而像北京话的“潮”“栽”等,上海话的“门汀”“条子”等,只在的层面上具有高频性,换句话说,只在一定社会群体中具有高频性。高频性还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因为流行语的“流行”都有一个过程,而且不同文化程度、不同修养、不同语言习惯的人使用流行语的态度也不相同,流行语的使用有很大的选择性,高频只是相对于一般词语的平均使用频率而言的。
流行语“流行”的第四个涵义的新型性。因此,流行语必然都是新词新语,或者说新词新语是流行语的基础。但不能反推,因为新词新语并不一定都是流行语。比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的急遽变化,必然会涌现大量表示新情况、新事物、新概念的新词新语,如“创收”“个体户”等,这些词语虽然也具有新型性,但只是,而不是流行语,因为它们还缺乏流行语的其他特征。“新”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结构新,比如北京话的流行语“玩一把”“爱你没商量”等,上海话的流行语“勿要忒”“拎勿清”等;第二是语义新,比如北京话的“铁”“”等;上海话的“(一粒)米”“”等;第三是感觉新,因此不少流行语借自外地方言或外国语言,比如北京话借自港台的“酷”、借自东北方言的“造”、借自英语的“ByeBye”等,上海话借自港台的“”、借自北京话的“斩”、借自英语的“达孛留西”等。[1]从流行语的基本属性及其通行范围来说,将它限定为或的性质显然是不恰当的。一般来说,流行语常常发源于或,但不等于说流行语只属于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像“”“前卫”之类的流行语是由转化而来的。当地域或的流行语使用的范围逐渐扩大,经过书面语的过滤,就可能成为普通话的流行语,比如“大哥大”“买单”等。普通话中的流行语无论发源于书面或地域或,加起来数量也是有限的,这取决于地域或流行语的性质(详见下文),流行语经过书面过滤,能进入普通话就不多。判定一个地域或社会流行语是否进入普通话,有两个标准:一是看书面上是否经常使用,这里所指的“书面”不是指一般的书刊杂志和文章,因为各地的出版物为了突出地方特点,大量使用方言词语。因此我们所说的“书面”是指权威性的报刊杂志和比较严肃的文体;二是看全国主要方言区域在书面和口头上是否使用。普通话的词汇是吸收全国各地方言土语的词语来丰富发展自己的,因此吸收流行语也。
流行语基本上发源于地域或社会方言。我们将与并提,并不是说它们是并列的,因为这里所说的社会方言不是普通话的社会方言,而是指处于地域方言层面上的社会方言,于是地域方言与社会方言就处于包蕴的关系,地域方言是各种社会方言的总和,它们处于不同的层级。从这个意义上说,流行语是发源于各种地域。比如有些流行语起源于俚俗语,原先只通行于社会的底层群体,或文化层次较低的社会群体,如北京话的“顺”“T”等,上海话的“冲头”“煤球”等;有些来自学生或普通知识群体,如北京话的“跟着感觉走”“平常心”等,上海话的“开天窗”“背”等;有些来自青少年,如北京话的“小菜儿”“飒”等,上海话的“牙大”“吃转”等;有些来自,如北京话的“趟路子”“”等,上海话的“”“老头子”等。随着使用的扩散,这些词就成为的流行语。因此可以说的流行语都来自地域,但地域社会方言词语却不一定都是流行语,因为大部分社会方言词语只使用于特定的社会群体。比如北京话的“考研”“刷课”等,主要使用于学生群体,“放血”“折”等是使用于流氓群体的;上海话的“门汀”“一粒米”等是商贩的,“庙”“堂子”等是流氓集团的。由此可见,当一个词语仅仅是一种,与一定的社会群体密切相关时,它们只是一种行语、“切口”或,不具备流行语的性质。只有当这种词语在使用中发生扩散,为更多的社会成员所使用时,才逐渐发展为流行语。比如北京话的“碴舞”“蹦迪”原来只是学生的“同行语”,“雷子”“底儿潮”等原来是,后来发展成北京的流行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即有些历史上的流行语,早已不流行或不使用了,但随着某些社会现象的出现,这些旧的流行语又重新流行起来。如“鬼市”“走穴”(北京),“小房子”“仙人跳”(上海)等。一种词语是否成为流行语要使用上文提出的流行语流行性的四种涵义来衡量,看看它们是否已经具备了“流行”的性质。衡量一个词是否“流行”会有一些困难,但处于“两端”的情况区分起来是容易的,只是处于中间状态的词语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表明了一种过渡或发展的过程,无论如何定性,都可以加以说明。[1]
根据上述的讨论,流行语从流行的范围来说,只可能存在两个层次:一个是普通话的流行语,具有全民性;一个是地域流行语,具有方言性。这是从流行语的整体性而言的。从流行语的个体来说,无论普通话的流行语还是地域流通行语,不同流行词语的流行范围不可能是完全等同的,同样体现一种层级性。但不管这些流行语的流行范围如何,它们比起同行语来,通行的范围要大得多,使用频率也要高得多。比如北京话的“撮”“T”等主要流行于社会和文化层次较低的社会群体或所谓的“痞子文学”;上海话的“三妹子”“叉模子”等主要使用层次较低的、个体商贩等。从流行语的发展来看,通行的范围是逐渐扩大的,每扩大一次,就是过滤一次,从数量来说,也就减少一次,因此越是通行面广的流行语数量越少。换句话说,层次越高的流行语数量越少。普通话的流行语主要来源于地域流行语,而地域流行语则来源于地域社会方言。因此,地域社会方言的一些特征,往往成为流行语的一种附属特性。于是研究社会方言的这些特性就与流行语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流行语的附属特性来源于地域,比如原来属于、、同行语、的一些属性。但原来这些分散的属性却在流行语上有集中的体现,成为流行语的一种综合特征。流行语的创造者主要是市民阶层,有的还来源于行话黑话,所以流行语反映的主要是下层文化。比如北京和上海的流行语就反映了京沪两地五行八作的人和事:在社会上混的“玩主”、冒充顾客帮助卖主销流行语售的“托儿”(北京),对什么事都爱打听或插手的“百搭”、一哄而上赴打工赚钱的“黄蜂”(上海)。一些流行语反映了两地市民不同的性格特征:北京人疏懒自大,把“干活、干事情”叫作“玩活儿”、把“从事某项工作或活动”叫作“练”,如“练摊儿”,待人接物非常精明,从“拎得清”“校路子”“轧苗头”等词语中可见一斑。流行语的褒贬色彩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趣味和价值观:比如北京话带有亲切羡慕色彩的 “星哥星姐”“的哥的姐”,带有鄙夷嘲弄色彩的“柴禾妞儿”“醋溜小生”;上海话对不谙熟人情世故的人和事有许多带有鄙夷色彩的词语,如“冲头”“大路怪子”等。也有不少流行语表现了老百姓的风趣幽默,如“一脸旧社会”“憋镜头”(北京),“快刀手”“学习五十四号文件”(上海)等。流行语很多来源于行话、切口甚至流氓团伙的黑话,因此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反映了某种团体的利益和价值观念。比如“T”“张儿”(北京),“自摸”“开冲”(上海)来自行话;“照”“拔撞”(北京),“调令”“庙”(上海)来自黑话;“现”“碴架”(北京),“”“”(上海)来自青少年团伙。流行语反映的社会价值观常常与国家倡导的信仰道德规范相悖甚至表现低级趣味、社会阴暗面,如“傍家儿”“嗅蜜”“托儿”(),“煤饼”“”“斩冲头”(上海)。流行语使用的场合、社群、语体常常有一定的限制,一般只限于亲朋好友、地位身份相当的人日常交际使用,社会地位和文化层次高的人,特别是女性和中老年人,在使用流行语时有很大的选择性,一般只在开玩笑或故意幽默一下时才偶尔使用那些已经家喻户晓的词语,如“大款”“宰”“侃”等。地域流行语由于具有浓厚的色彩,甲地的流行语在乙地很难被理解和认同。中央电视台播出过一些京广沪等地拍摄的市民生活题材影视作品,收看的观众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影视作品的播出,在京广沪当地大力传播了本地流行语,但异地之间除了少数词语相互吸收外(如上海话中来源于北京话的“斩”、“上档子”等,北京话来源于广东话的“的(士)”、“大哥大”等),某地的流行语很难在外地生根发芽。流行语的创造者大多文化程度较低,流行词语常常是不规范的,比如,词语的缩略和语素的结合不遵循一般规律,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如北京话中“现眼”略为“现”、“没有商量的余地”略为“没商量”,上海话“脂粉气”略为“粉”,超出了一般的词语缩略和搭配规范。再如,某些流行语的意义和形式都还不确定,比如北京流行语“歇菜”意为“歇着、停止做某事”,但也有人用“歇菜”表示“死”,如“刚才撞上一辆卡车,差点儿歇菜”。很多流行语在书面上也表现出不定型性,比如表示“关系好”有“瓷”和“磁”,表示“闲聊,吹牛”有“侃”和“砍”,表示“在社会上混的不安分的人”有“玩主儿”和“顽主儿”等形式。流行语常常与一般词语处于重叠状态,有的像同义词或近义词,有的像同形词。比如北京话的“路子”和“办法”、“渣儿”和“毛病”,上海话的“拗”和“威胁”、“搭子”和“搭档”,这些成对的词意义都是相同或相似的。而如北京话的“练”原指“练习”,现指“打架或干某项工作”,“掰”原指“用手把东西分开或折断”,现指“断绝友情”,上海话的“调”原指“调戏”,现指“戏弄”,“嫖”原指“玩弄妓女”,现指“戏弄、嘲弄”,则词形虽然相同,但意义却是完全不同了。流行语由于使用频率高,会产生衍生现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构成新词,如北京话由“的”构成“打的”“面的”“摩的”“的哥”“的姐”等,上海话由“分”构成“搬分”、“宕分”、“畚分”、“好分”、“挺分”。二是扩展词义。如北京话的“傍家儿”由“相互依靠的伙伴”引申出“相互依靠陪伴”,又特指“相好儿、情人”,上海话的“含金量”扩展出“质地”、“人的富裕程度”、“人的学识”、“黄色淫秽品的色情程度”等。
一般来说,上述流行语的附属特征是互相包容的,有时还存在因果关系,这正好说明这些附属特征的综合性,流行语的附属特征不仅是揭示流行语性质的重要方面,也是判断流行语的辅助手段。时代变革引起心理激荡,反映在语言上是一种力求变化的创新心理。比如北京话将搞钱称“扎款”,将舒服称“滋润”,将完全、的确称“整个儿”等,上海话将质高称“上品”,将假的称“大兴”,使用“勿要忒”的反衬方法表示“很、非常”等,都是要想寻找一种新的感觉。这些词语比通俗新鲜,与原词平行使用在不同的场合,起到补充的作用。创新不一定是创造新词,除“扎款”“大兴”等外,大多是对原有词语进行再创造,即进行超常的联想或引申,甚至像上海话的“勿要忒”使用反义。
流行语也反映一种从优心理,“优”指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优势。因此政治、文化或经济上占优势地区的流行语容易为其他地区所借用。比如上海话有些流行语,如“帅”“上档子”“刷(或涮)”等借自北京话,“大哥大”“买单”“港纸”等借自广东话;北京话的“炒鱿鱼”“大哥大”“埋单”“的”等借自广东话。崇洋心理也是一种从优心理,广东话的“摆”“CALL机”,港台话中的“的士高”“派对”等都借自英语或使用英语的成分。内地的情况也一样,只是这类流行语比港台少一些,如“作秀”“酷”“派对”“拜拜”等已成为普通话的流行语,大量出现在书面上,各地通行。有些只在一定的地域通行,如北京话的“蜜”“T”等,上海话的“达孛留西”“翻司”等。一般来说,借自英语的流行语要比一般的流行语层次高。这决定于这种流行语创造者的文化层次。
流行语还反映一种平民心理,即创造者赋予流行语与书面语相区别的口语特性,与高雅相区别的通俗特性,与严肃相区别的轻松特性,与等级观念相区别的平等特性。出于这种心态,加上创造和使用者的文化素质,很多流行语不免粗俗,比如北京话将“吃”称“撮”,将“离开”称“颠菜”等,上海话将“迟钝”称“木卵”,将“老谋深算”称“老屁眼”等。一般流行语比如北京话的“板儿爷”“”等,上海话的“上班”“花露水”等都有一定的幽默感。
流行语中反映的逆反心理,大多出自、流氓或团伙对社会的一种对立或对抗情绪,有些则出自学生的反传统情绪。比如北京话将警察称“雷子”,将“伤人”称“放血”,将“好”称“盖”等,上海话将公安局称“”,将警服称“老虎皮”,将自行车称“快马”等。
流行语还反映一种团体心理,也即一种排外心理。这与流行语的隐秘性有关。如上述出自流氓团伙的流行语,大多出于这种心理。此外,像北京话的“储”“儿”文字等,上海话的“一张分”“吊秤”等,也都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和排外性。
流行语具有比较复杂的心理基础和社会背景,大多产生于社会变革的时代,因此文化含量较高。流行语产生于地域,受到的影响,因此不同地域的流行语常常能反映出不同的地域文化。比如上海传统上商业比较发达,流行语里反映经商的词语就比较多,如“一千元”有“门汀”“一汀分”的说法,“一百元”有“一笼”“四人头”“老人头”等说法,再如“起板价”“砝码”等,北京话流行语中则更多些具有文化气息的词语,如“”“叫板”“没戏”等。即使同是反映商业活动的一些流行语,北京话要比上海话更透出一些文化气息,如“款哥”“练摊”“侃价儿”等。
流行语主要反映的是,或者说是一种底层文化,限于创造和使用者的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大多流行语很难登入大雅之堂。从内容来说,流行语大致限于日常生活,大多是当前流行和老百姓关心的事物和现象,范围是比较狭隘的。一般来说,层次越高,使用流行语的比例越小,比如像高级知识分子或等的嘴里,流行语是比较少的。即使一些非常通行的流行语,也受到使用场合和对象的严格限制。比如“打的”在北京话中是一个非常通行的流行语,可是在正规或严肃的场合,依然使用“”。“侃”又是一个北京话非常流行的词语,但很难听到两个教授会说“我们来侃一侃”之类的对话。从和大学生的反映来看,如果一个人满嘴流行语,会被视作档次低、缺乏教养。因此流行语的使用常常体现一定的文化素质。主要使用流行语的社会群体是城镇居民、小商小贩、出租车司机、售货员、青年工人、公司的低层职员、团伙以及部分所谓的痞子。
在市场经济和商业大潮涌动下,流行语反映出商业文化的特征,已如上述。此外,随着对外开放,西方文化的进入,封建文化的沉渣泛起,一些文化糟粕同样在流行语中有所反映,比如“刷浆糊”“”“嗅蜜”(北京),“”“叉煤饼”“仙人跳”(上海)等。
流行语的存在和流行是客观事实,既是一个文化现象,又是一个语言现象,而且常常是一个临时的现象,对语言来说,它的存在并不说明它必然会成为语言的合法成员。从积极的一面来说,流行语是词汇丰富发展的一条管道,也是某种社会文化和情绪宣泄的通路;从消极一面来说,由于流行语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包括着大量糟粕,它们污染语言,传播低级趣味,散布封建迷信甚至黄毒思想,需要疏导和规范。流行语除了通过社会的过滤,还要求大众传媒不能以民俗民风、地方特色和丰富等借口,对流行语中糟粕的传播和污染语言起到的作用,而要审慎把关,严格使用,使流行语得到健康的发展。流行语流行语长期以来没有受到界的应有关注,是因为:⑴对流行语的缺乏的认识,对流行语的定性或者过宽,与俚语、、谚语乃至新词术语混为一谈,于是失去了分类的意义和研究的价值;或者过狭,把流行语局限于某个地域范围,等同于某种,将流行语研究纳入或社会方言的研究,比如青少年的流行语等等,使得流行语的研究实际上与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研究重叠,失去了独立性;⑵“流行”是一种现象,“流行”的时间和范围常常不好把握;⑶流行语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流行语的研究必然要与社会变革和文化潮流结合起来,这种研究做不好会失之浅显或流于庸俗;⑷严格来说,一定时期的流行语数量有限,进行微观或断代的研究比做其他词汇的分类研究困难要大;⑸,不少流行语形式失范,内容粗俗,难以引起研究家的兴趣。时期都有流行语,但从它的发生和发展来看,以社会和文化的变革期为最。比如抗战胜利后,国统区腐败横行,欧美文化泛滥,上海产生了诸如吉普女郎、阿飞、抗战夫人之类的流行语;全国后,老解放区带来的一些词语在全国流行,北京乃至全国出现了如“搞(关系)”“整(人、思想)”“进步(指提职级)”“爱人”等流行语;自从以来,中心任务改变,文化发展,思想空前活跃,中像“”“”“”和“”等这些词语,都是这一时期流行开来的。这一时期的流行语发展快,数量大,而且具有比较深刻的社会文化价值和语言学价值。这个时期的流行语所以会来势凶猛,除了上述的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原因外,还反映了媒体的迅猛发展,广播、电视、电影、,特别是书报杂志,比之改革开放之前,是成百倍地增长,为流行语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流行语的发展也得益于当前比较宽松的语言规范政策,使得流行语的创造和发展获得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流行语的大量涌现,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但由于上述的各种原因,一大部分流行语常常会游离于之外,不能包含在一般词书之中,语言工作者不得不另行编纂词书来收容这些词语,比如大陆的《北京现代流行语》[1]和《上海流行语辞典》[2],台湾将出版的《新词语料汇编》等。流行语
综观这些流行语词书,对流行语的认识不同,收录词语的范围各异,与、、、、、纠缠不清。比如北京流行语里的“扎啤”[3]“”是新词语,“立马儿”“绝活儿”是方言,“狮子大张口”“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俚俗语,“放血”“”则纯粹是。上海流行语里的“到位”“版票”是新词语,“”“杠木梢”是,“烧香寻勿着庙门”“勿二勿三”是俚俗语,“暗条”“”是。由此可见,对流行语作一个综合的研究,势在必行。流行语与社会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社会性和文化性是流行语的重要属性,流行语的文化含量和文化价值,要比丰富和高得多。通过对流行语这种属性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社会、文化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某些变化和发展。因此,本文除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流行语的性质、特点和一般属性外,还把流行语的心理基础和社会文化属性作为研究的一个视角,进行必要的探讨,以期对流行语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和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平面媒体分中心等单位联合发布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报纸流行语。在 综合类流行语中,房价调控成为热点词汇,名列第二。
本次流行语分8个类目及4个专题,它们是: 综合类、 国内时政类、 国际时政类、 经济类、 科技类、 文化娱乐类、 体育类、 社会生活类、上海世博会专题、 住房专题、 突发事件专题以及 社会问题专题。
“2010年春夏季中国报纸十大流行语”在动态流通库基础上提取,语料来源包括、、、、、等16家报纸日至6月30日的全部文本。
专家认为,2010年春夏季中国报纸十大流行语[2]真实。错综复杂的国际风云、变幻万千的国内时政、跌宕起伏的经济、与时俱进的科技、震颤心灵的文化娱乐、盛事迭出的体育、多彩和谐的社会生活、世界瞩目的上海世博会、精彩绽放的、立竿见影的房市调控、险象环生的突发事件以及纰漏“偶”出的社会问题等都客观地映照了时代发展中出现的诸多社会现象,反映了现代化与中的热点、焦点信息。J063地震、上海世博会、低碳、房价调控、南非世界杯、维和警察、债务危机、校园安全、十二五规划、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国内时政类、、驻京办、、公平正义、、新生代农民工、、海南国际旅游岛、
国际时政类 红衫军、、核安全峰会、“天安”号事件、鸠山由纪夫、、莫斯科地铁爆炸、反捕鲸、专机失事、医改高盛、经济复苏、用工荒、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收购、创业板指数、、丰田“召回门”、结构性减税、提高D客、、、3D电视、、一站式、平板电脑、人造生命、强子对撞机、三网融合、大熊猫基因组、厦门翔安隧道文化娱乐类、、、、、富春山居图、“澳门学”、非诚勿扰、、网络春晚
体育类、温哥华冬奥会、、赌球、东亚四强赛、、呜呜祖拉、、瑞士女排精英赛、女子
社会生活类、团购、大蒜、秒杀、垃圾分类、火车票实名制、、严打黄赌毒、百度被黑、谷歌退出中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海宝、、主题馆、、世博轴、世博门票、世博护照
住房专题 房产税、地王、二套房贷、、国十一条、政策性住房、投机性购房、经转商、78家央企退出、新国十条、、透水事故、雪灾、、、火山灰、、洪涝灾害、校园血案、、、夏骗骗、、、、、、毒豇豆、山寨ATM机、局长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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