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中国队球衣专辑
来源：新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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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念中国国家队球衣的进程。
　　尽管中国队的第一场国际比赛，存在争议，但是在1913年是肯定无疑的。按国际足联的资料中国队第一场国际比赛是日与菲律宾的一场友谊赛（1:0），但菲律宾方面却不承认，他们的记载为当年2月1日远东运动会的那场比赛（2:1胜中国）。而我查阅当年报刊，也没有找到这场比赛的报道。
　　据《中国足球运动史》记载第一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是一场定胜负，且是八人制的比赛。但我查阅当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刊物，却是三场两胜制，中国队以3:4，0:3连败两场，也未记载是八人制。至于历史真相，现在无法下结论。
　　但中国队输掉比赛是无疑的，当年的照片也是可信的。第一支中国队队员全部来自于香港南华，非常有意思的是，和咱们现在的学校运动会一样，球员们居然还有兼项的，比如守门员邱纪祥居然还参加了田径比赛，并获得了名次。首届中国队的队服和现在的篮球服差不多，居然是背心，胸前印着当时的民国五色国旗，当年的比赛也没有号码，简朴之极。
　　1949年之前中国队的国际比赛实际只有两项：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当时称世界运动会）， 1913年－1934年间10届远东运动会除第一届外，中国拿了其余9届冠军（其中1930年与日本并列），可谓红极一时。现在难以想象的是，当年的远东运动会足球是中国代表团最有把握拿冠军的项目，当时的报纸报道比赛时总是宣称“足球锦标非我莫属”云云，1930年与日本并列冠军，还被国人指责，实在令今人汗颜啊。
　　1930年的队服上首次出现了队徽，至于那个队徽是否是1923年8月成立的中华足球联合会的标志，无法认定。1934年后，日本想把那个“满洲国”也拉入进远东运动会，民国政府自然不能同意，最后不欢而散，远东运动会就此终结。
　　此后，尽管国内战乱不断，中国足球队还是参加了两届奥运会的比赛。
　　两届奥运会中国队都是第一轮就被淘汰了，都只打了一场比赛。分别以0:2和0:4输给了英国和土耳其，同样一球未进。所以08年董方卓打进新西兰的那一球，确实是中国人奥运会的第一球，只是这一天居然让国人等了72年，而且还是唯一一球，爆汗！
　　这两届奥运会中国队开始有了比较正式的队服，主场蓝衣白裤红袜，客场白衣蓝裤，大约是取自当时“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民国国旗，球衣样式和现在的T恤差不多，队徽是当年民国“奥委会”的标志，解放后，台湾还一直沿用。两届比赛都穿的是主队服（因为英、土都是红色球衣），客场球衣只在途中访问比赛时穿过。
　　按国际足联记载日，中国队还与朝鲜（韩国）队在香港进行过一场友谊赛（中国3:2胜），但查阅当年报刊，此次参加比赛的是香港华联队（香港华人联队，含有在港外国侨民球员的称为港联队），尽管当年的华联队基本就是中国国家队的阵容（只是未包含少数上海球员和华侨队员），但当时并未以国家队的名义出战，因此我认为不能算作正式国际比赛，充其量也只能算作香港队的国际赛。
　　■解放后的中国队队服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足球队成立，李凤楼出任第一任教练。由于和台湾方面两个政权并存，国际体育组织也没有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大陆一直奉行“一个中国”的做法：即只要是台湾参加，大陆就不参加，反之，亦然。 1952年在距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幕仅有两天时，国际奥委会仍然拒绝新中国参赛。但新中国并没有放弃努力，在众多国际朋友的支持和声援下，奥运会中举行的会议最终以33票对20票通过了决议，邀请新中国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7月18日晚，在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国方面接到了第15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佛伦凯尔的邀请电报。
　　接到邀请后，中国方面迅速展开讨论。有人认为，既然邀请电中没有明确表明有台湾方面参加，我们就应接受邀请。但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在正式比赛开始后再组团参加已没有意义。正当大家犹豫不决时，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一定要去，只要五星红旗能在奥运会的赛场升起，这就是胜利。”
　　在接下来的三四天时间里，中国方面迅速进行动员，临时组成了一支40人的代表团，包括男子足球队15人、男子篮球队10人、男子游泳运动员吴传玉等。7月24日凌晨，中国体育代表团乘飞机日夜兼程赶往赫尔辛基。由于当时交通条件所限，他们赶到时已是29日中午，此时奥运会已接近尾声，大多数比赛项目已经结束，只有吴传玉赶上了7月30日举行的男子100米仰泳预赛。芬兰奥组委专门安排芬兰足球队和中国足球队踢了一场友谊赛，中国队0比4告负。这是新中国足球队的第一次国际赛事。
　　有人一直奇怪为什么中国队会用白球衣做主场队服，其实这在50年代就已经确立，只是一直在红白两色谁为主场的问题上存在摇摆。当然当年对球衣也不是特别重视。年间，中国队有红白红和全白两套球衣，在正式国际比赛，如世界杯预选赛和中朝越三国对抗赛中佩戴国徽，而一般的友谊赛球衣上则是印上“中国”两个汉字，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文革。
　　1957年的第六届世界杯亚非区预选赛是新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之前的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中国队本来参加了预选赛，因对手菲律宾弃权，中国队不战而胜获得了进军决赛圈的资格，因为当年资讯不发达，中国队在比赛地印度空等了许久，最后才确认对手弃权，只好在印度和缅甸打了几场友谊赛回国。后来，由于得悉台湾方面参赛，中国队也弃权了。世界杯预选赛和印尼的比赛打了3场，中国队最终被淘汰，3场比赛中国队都是穿的全白球衣，由此看来我们那时就把白色作为主场球衣了。
　　由于国际奥委会制造“两个中国”，允许台湾当局也派队参加奥运会，中国奥委会于1958年8月宣布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此后中国各个体育单项协会纷纷退出所属体育组织，其中当然也包括国际足联。除了跟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还保留了一些交往外，基本上就是关起门来自己玩了。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期间，中国在北京搞了一次中苏匈三国对抗赛，其中苏联还派出了正牌的国家队参赛，中国队此次依然使用的是全白的主场球衣，只不过胸前的中国二字使用了毛主席的手书体。此次比赛中国队居然还以1:0战胜了当时世界足球一流强国匈牙利的国家二队，对苏联队也只以一球小负，可见当年的中国足球水平不低。
　　六十年代，中国所参加的最重要的比赛是3次旨在对抗奥运会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中国队依然是以全白为主。其中1963年在印尼举行的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为展示力量，尽遣精英，在代表团全面开花的大背景下，足球队居然未能进入四强，领导一怒之下，把全队全部发配下放劳动一年，可怜国脚们只得放下足球，全体学工务农去了。
　　说起六十年代中国的足球水平，在亚洲恐怕也就只怕闯进过66年世界杯8强的朝鲜队，基本上是逢朝必输，和现在恐韩一样，其余的友好亚非国家，基本上都可以稳赢，当然当年跟咱过招的也没什么强队。1966年文革爆发，全国体育全面停止，各级足球队纷纷解散“闹革命”，可惜一代足球精英就此荒废。
　　1974年对于中国体育和足球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重返国际体育社会的时机已经成熟。日国际足联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代表大会，阿维兰热当选国际足联主席。当时他跟当任主席英国的斯坦利·罗斯勋爵(sir.Stanley·Rous)竞争。罗斯是个英国贵族，比较保守。直到他这一届，所有的国际足联主席全都来自欧洲。很多欧洲委员不希望看到一个拉丁美洲的人当选，中国问题，就是他们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的问题之一。
　　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霍英东以国际足联执委的身份参加会议。他在跟罗斯交换意见的时候，再次提出取消台湾地区会籍的问题。罗斯以前一直都不同意以把台湾地区赶出去为前提条件来恢复中国的席位。但是为了换取亚洲足联的支持，他也做了让步。他同意把中国问题提交大会讨论，而且再退一步，给了霍英东一个许诺，即只要有简单多数的委员支持霍英东的提案，就可以恢复中国的席位。这个让步应该是不小了，因为当时国际足联的章程本来要求3/4多数通过，才可以接纳新会员。可惜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个简单多数，当时也没拿到。新中国受孤立程度可见一斑。
　　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基本失去了同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外界对中国了解不多，而要求国际足联首先驱逐台湾，然后我们才进来的强硬要求，一时还得不到多数委员的理解。台湾地区的代表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他们利用中国球王李惠堂的名气，在当地请国际足联的委员们吃饭。霍英东和儿子霍震霆也请大家吃饭，来的人反而不是很多。
　　1974年9月，第七届亚运会在伊朗德黑兰举行。又一轮交锋开始了。1973年，亚奥理事会在泰国首都曼谷开会，研究亚运会的问题。东道主伊朗认为，没有中国参加，不能算是真正的亚运会。这一主张得到了亚洲多数会员的支持，于是亚奥理事会向中国发出邀请。中国后来同意参加，而这时，中国尚不是亚奥理事会的成员。
　　9月14日，亚足联开会讨论中国恢复会籍的问题。在投票前一刻，细心的霍震霆突然发现会场里有一个来自台湾的人。他回忆说：“我马上过去查问。伊朗当时已经跟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是不会给台湾代表签证，让他们来德黑兰参加亚运会的。他说他是绕道前西德申请的签证。我问他拿的是什么性质的签证，他说是旅游签证。我马上找伊朗的代表艾弗里，要求他把这个来自台湾的人请出会场。”
　　要得到3/4的票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票的3/4是26.25票，因为不可能有0.25票，实际上要超过3/4需要27票。投票的结果是28票赞成，7票反对。仅仅多出一票。如果台湾代表参加投票，再挖走一票的话，赞成的票数就将刚好是3/4，而不能超过3/4。那样的话，就至少要再等两年才能重提中国恢复席位的问题。
　　尽管1971年中国队就恢复了活动，但之后几年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正式比赛，国家队的主要任务就是联络“亚非人民友谊”，去亚非各国打友谊赛。而1974年中国队终于能够参加亚运会的比赛了，尽管小组赛就遭淘汰，但中国队终于回到国际足球的大家庭了。
　　有意思的是中国当时虽然进入了亚足联，但却还不是国际足联的成员，这样的情况恐怕历史上都属于绝无仅有。面对团结而且强硬的亚足联，国际足联一时也无计可施。霍震霆后来说，当时我们先进来了，国际足联虽然不承认，但是既然进来了，让我们再出去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国际足联的工作我们可以慢慢再做。
　　1976年中国队首次参加亚洲杯赛，以戚务生为队长的中国队汇聚了胡之刚、相恒庆、迟尚斌、蔺新江、王积连、容志行等名将，获得了第三名。
　　1977中国开始举办大型的国际邀请赛（后被命名为长城杯），此后在78年的曼谷亚运会上中国队又一次获得了第三名，中国队就此确立了亚洲强队的地位。
　　七十年代的中国队开始将红色作为了主队服，那时候世界体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服装赞助的概念开始流行，球衣的样式也好看了许多，77年开始，中国队的球衣明显的带有阿迪达斯的风格，但据我所知以前中国队的球衣都是国产的，直到1979年，中国足协才通过香港奥委会与阿迪达斯公司达成口头协议，阿迪达斯开始赞助中国队队服。八十年代，中国足协与阿迪达斯公司签订书面协议，首次将赞助事宜写入合同。
　　阿维兰热成为国际足联主席之后，对于恢复中国席位的问题，一贯采取支持的态度。有一次国际足联执委会在阿根廷开会，一些委员在中国问题上跟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欧洲代表要求他表态，不得将台湾地区赶出国际足联。会议从上午开始，一直开了7个多小时，最后阿维兰热说：“如果你们不给我留下回旋的余地，我只能辞职。”
　　所有的问题都僵在要不要把台湾地区赶出去的问题上。当时的一些国际体育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也持有不同的态度。有些跟我们关系好的国际体育组织，干脆把台湾地区取消会籍了事，而一些亲台湾地区的运动项目则坚持把10亿中国人民拒之门外。绝大多数的体育组织都处在观望之中，希望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日，国际足联在瑞士苏黎世召开执委会。会上阿维兰热提出了让台湾地区以“中国台北”的名义留下来的方案，获得通过，台湾地区也表示接受。当日国际合众社发自伦敦的消息称，中国恢复国际足联席位，台湾地区以中国台北的名义继续留在国际足联，这个解决方案是一个重大突破。
　　这应该算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国际奥委会和各国际体育组织采用同样的模式解决了台湾会籍的问题。从此，中国体育和足球堂堂正正的进入国际领域。
&&&& 1990年北京亚运会，是新中国第一次举办大型的综合运动会，中国足球界还是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借助东道主的优势首次夺取亚洲冠军，最低目标也要拿牌。而且特别把进四强的比赛放在国庆节，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队是世界上最不会打主场的队伍之一（至少我这么看），面对实力弱小小胳膊小腿的泰国队，我们竟然在家门口输了！ 惨痛的失败刺激了整个足球界的神经，高丰文黯然下野，接下来的的一年多，都没有组建国家队，国际比赛任务都由徐根宝统帅的国家二队（奥林匹克队）参赛，91年6月足协首次搞了一个国家队主教练的竞聘，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的徐根宝通过竞选出任了国家队主教练。但此后的奥运会预选赛国奥队在打平就可出线的情况下，被韩国队9分钟连灌三球，再遭重创，史称：黑色九分钟。这样徐根宝在没有率队打一场正式国际大赛的情况下就下课了，实在有些匪夷所思，当然这也间接促进了中国足球的“洋务运动”，推动了足球职业化的改革。
　　北京亚运会中国队队服首次将中国两个大字换成了宋体的小字，放在队徽的位置，这种方式此后一直沿用到96年。
　　1992年春参加亚洲杯预选赛的中国队居然是由广东、广州两队组成的联队，加上朱波、高洪波和蔡晟三个“外援”，教练也由陈熙荣、周穗安担任，有点当年打省港杯的意思。6月，在德国大众汽车的赞助下克劳斯·施拉普纳(Klaus Schlappner)出任中国队主教练，球迷都称其为“施大爷”，有人称施大爷是中国第一任外籍主教练，其实早在1954年中国队“留学”匈牙利时阿姆别尔·约瑟夫（A Joseph）就出任过国家队的主教练，并随中国队回国，57年中国队首次参加世界杯预选赛时，领导觉得到泱泱大国让一个外国人出任教练没有面子，才改由戴麟经挂帅，首战失利后，回到北京的比赛就是由约瑟夫指挥的。
　　施大爷上任后，徐根宝改任其助手。施大爷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乱点鸳鸯谱”，他搞过一场比赛首发上6个中卫，还有让高中锋蔡晟、翟飚打中场的创举，也曾留下过“如果你不知道把球往哪踢，那你就往门里踢”的惊人“妙语”，但在当年神圣的光环下，没人敢对此说三道四。年底中国队获得亚洲杯第三，此前的某些怀疑更是烟消云散。
　　1993年5月在伊尔比德举行的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中，赛前被施大爷称为“要象剪断一条小蛇”干掉的也门队狠狠的咬了一口中国队，而倔强的德国老头不听中国助手回到主场再做计较的劝告，在接下来对出线主要竞争对手伊拉克的比赛中，全线出击，再度失利。在没有回到主场成都以前，就完全丧失了出线的机会。施大爷也一夜之间从神坛跌落下来。其后，他虽然还是挂名的主教练，但实权已在戚务生出任国家队执行主教练后旁落。
　　戚务生在接管中国队的第一场友谊赛上，就以4：1大败当年闻名遐迩的意甲劲旅桑普多利亚，即便只是一场商业比赛，球星云集的桑普多利亚有多么不用心，但如此的大比分确实让人吃惊。长沙有位球迷的小老板跟人打赌，中国队每进一球，他就奖励十万，这四十万几乎让他破了产。第二年好事者又鼓捣桑普多利亚的“复仇战”，结果中国队又以3：1干净利索的赢下比赛，这也就是后来不少人称97一代是“史上最强”的来由之一。
　　94年年底的广岛亚运会，中国队出人意料的一举杀入决赛，面对半决赛被韩国打的抱头鼠窜、靠偷袭勉强过关的乌兹别克，中国队依然无法招架，以2：4饮恨。但这枚银牌已是中国队亚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
　　此后同时身兼国奥队的主帅的戚务生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奥运会的预选赛上，96年3月在吉隆坡，国奥队再次面对韩国队争夺八强决战的小组出线权，只是这一次戚务生比徐根宝输的更加彻底，0：3！中国队的恐韩症由此全面爆发，彪悍的韩国人把国足真的打服了，韩国成为中国队此后冲出亚洲不可逾越的第一道天堑。以后的恐伊（朗）是发生在97年十强赛之后，恐日的提法尽管不多，但职业化之后的日本队，确实让中国足球界闻风丧胆，避之不及。97年十强赛后的中国队实际已渐渐的脱离亚洲一流行列，01年的世界杯出线，其实是在日韩作为东道主不参赛，中国靠外交手段成功避开伊朗实现的，欢乐中总是夹杂着几分侥幸，真是悲哀啊。
　　1996年是国家队队服比较混乱的一年，而且首次出现了蓝色队服，1996年底的亚洲杯赛上，中国队在与沙特八进四的比赛中，在先进两球的大好形势下被逆转，穿的就是一套94年德国队样式的蓝色球衣，这也是新中国国家队在正式大赛中唯一一次穿蓝色球衣。之前在与新西兰的一场友谊赛上，国家队也曾穿过一套蓝色白袖的球衣，球裤居然还是黑色，球衣上也没有任何中国的标志，不仔细看，很难相信是中国队。
　　96年前后也正是阿迪达斯内部动荡的时期，“三道杠”的新标志悄然取代了“三叶草”，期间的阿迪产品大部分没有标志，只有一行字母。这年的中国队服也首次使用了足协标志作为队徽，亚洲杯赛前，戚务生带队在高原每天一个一万米，似乎是在训练一支田径队。决赛阶段的小组赛上，首场以0-2负于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场比赛以3-0完胜叙利亚，尽管最后一战以0-1负于日本，但是靠叙利亚队的“帮忙”战胜乌兹别克斯坦，最后中国队仍以净胜球的优势压倒叙利亚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八强。
　　与日本的比赛本是一场默契球，打平即可双双出线，日本队也怕以小组第一出线碰上“世仇”韩国队，与日本队是中国队多年来所遇到的最微妙的比赛，中国队从来都是遭人暗算、受人摆布，今天也可以算计一下别人了。日本队教练加茂周一改往日提心吊胆的样子，面带轻松地像看一场练习比赛。他雪藏了主力前锋高木琢也及前卫森岛宽晃。日本人的进攻欲望并不强烈，他们过多地玩儿开了小配合。戚务生不时大声喊叫，让队员敢于压上，实施他的逼迫式打法。但中国球员显然被对方漫不经心的慢节奏麻痹了。他们希望双方能在不言自明的默契中把这场球耗完，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到最后几分钟，连戚务生也觉得可能就这样过去了。这时，看台上不知谁喝开倒采，他们不愿看到这样毫无生气的比赛。不知是否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中国队后卫一个大脚传到前场，球被日本队截获，他们传到禁区前沿，又是不经意地传了几脚，令人奇怪的是中国队都集中到中路，左侧却空无一人，日本队用脚后跟传到瘦小的相马直树脚下，相马随便一脚，还在看着对方传来传去的区楚良显然准备不足，让这个不是太刁的球进了门。戚务生下意识地站起来，他知道这一下将给球队和他本人带来什么，成功与完蛋就差这30秒!当然，谁都没有想到天底下还有这等好事，会有出线无望的叙利亚为我们玩儿命战胜了乌兹别克，中国队在仅胜一场的状况下以第2名的身份出线，这也使得日本人出线后不用去面对韩国。实在是很有戏剧性的结果。
　　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与沙特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张恩华、彭伟国连着进两个球，这把在场的西亚人惊呆了，就是这个前8强中最侥幸、积分最少、最不稳定的中国队会把沙特打蒙了?也正是人们为中国队惊叹不已的时候，中国队突然变得找不到感觉了，攻不敢攻，守又守不住，防线像被决开了口子，守门员又与防守队员拉开大空档，竟在15分钟内连失了3球，下半时再丢一球。最后以3：4被淘汰。当时出任左后卫的“生瓜蛋子”刘越（现东方体育台评论员）失误频频，有一次刘越因为距离太远而放弃了回追，结果在丢球后被“大佬”范志毅当场大声痛骂。此后，当年年仅二十岁的刘越不仅仅再没有入选过国家队，甚至在俱乐部中也无法打上主力，直至后来转投恩师戚务生带的云南红塔队，才缓过劲来。而此后本来打右后卫的孙继海开始打左后卫。
　　97年中国队队服堪称一个经典，这款球衣在肩部配了三条流线型的条纹，并加了黄色的镶边，代表了五星红旗的颜色。而球衣上还带有中国足协标志的暗纹。而随着兵败金州，这款颇具中国特色的球衣也成为历史。虽然97年的国家队号称史上最强的国家队，但脆弱的心理和足协的愚蠢让一切化为乌有。
　　回首1997年十强赛，为什么会在中国队历史的屡次失败中让人那么印象深刻？这是一个足球最热的时期，从1994年甲A联赛粉墨登场以来，足球成为中国人娱乐生活中最最重要的事情，每个周末在12个城市中都会像过节那样举行甲A联赛。在中国人朴素的心理中会觉得有了职业联赛为基础，冲击世界杯是理所当然的事。
　　十强赛，中国与伊朗、沙特、卡塔尔、科威特分在一组，抽签出来，人们就叫喊着西亚包围圈，事实上西亚的包围并没有起关键作用，甚至当第五轮中国负于卡塔尔之后，还存在着出线的机会，当年中国队在大连金州2比3不敌卡塔尔，在后面还剩两轮比赛的情况下，仅积7分，基本出线无望，后面两场是客场挑战沙特，主场迎战科威特。抱定卡塔尔无法打败伊朗看法的中国队制定了客战沙特保平争胜的战略，谁知卡塔尔在2比1战胜了伊朗队。这是当年最令人愤怒的地方，到底为什么要无故的放弃了最后一线生机？当时的足协一把手王俊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这一段也语焉不详，实际上那个20多人组成的教练组被“西亚包围圈”迷惑了，他们不能相信卡塔尔人还会给中国希望。
　　郝海东回忆起当时的悲惨经历：“1997年的时候，我们还不怎么会比赛，什么也不知道，光是训练，拼命地练，练了什么呢？越不行，越加练，最后都练傻了。跟卡塔尔那场把我难受的，当时真是把命豁出去了，发烧打针闹肚子，要是沙特那场拿下来我们就出线了。”
　　谁也没想到中国队首战主场会以2：4的大比分输给伊朗队，更没想到中国队又一次在2：0领先的大好局面下被对手后来居上。不可否认当时的伊朗队正处在一个黄金期，也正是在这场反败为胜之后，拥有代伊、巴盖里、马达维基亚等一批天才的伊朗队开始步入巅峰，在客场中国队又一次被他们以4：1羞辱后，中国队从此就被伊朗打傻了、打服了，甚至比对韩国还要服。更令人寒心的是此后的“亚洲二流论”：中国主场不敌卡塔尔后，面对球迷和媒体的诘问，时任国家体委新闻宣传司司长的何慧娴，发表了著名的“中国足球二流论”：“中国足球水平还是亚洲二流，无法与强队对抗。”这在当时成为十强赛失败后最引起争论的一件事。球迷和媒体认为这是体委推卸责任。但如果从中国足球发展的轨迹来说，这个二流论未必没有道理，只是何慧娴提出这个问题的时机不对，等于火上浇油。中国足协前联赛部主任郎效农如是说，金州兵败成为足球改革从初期繁荣到步履维艰的转折点。此后，每逢国家队失利，舆论都会问责职业联赛，归咎于职业改革的失败。一些深化改革的建议，也因此被搁置。
　　回首往事，如果讲97年的国家队是史上最强（金志扬等许多人至今都持这种观点），但那也只是单从队员身体和有球技术层面而言的，也许，四年后米卢带的那支中国队不如这届球员齐整，也得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方面的综合作用，但我们何时见过那么有气势、荡气回肠的中国队？主场全胜，早早的锁定出线席位，甚至还能在最后一场让全体板凳队员上去感受一下大赛气氛。这是一种境界的差距，原来球还能这么踢。什么是大师，米卢就是大师，带十一个世界级球星赢球不算本事，能把一支队伍捏合到它的最大战斗力才是真功夫！有一批好队员却整出什么“恐一（伊）恐二（尔）”“泪洒金州”什么的，又怎好有意思奢谈什么史上最强，依我看最弱智还差不多。
　　1998年，英国人鲍比·霍顿(Robert Houghton)出任中国队主教练，当然霍顿谈不上是大师，他更像一个青少年队的教练，给缺乏战术素养的国脚们从基本站位这一类教起，习惯了国内教练“冲啊”“杀啊”说教的国脚们大开眼界，所以至今许多人依然对其推崇倍至。
　　当年的东亚四强赛，要不是范志毅罚丢了一个点球，中国队就提早获得这项赛事的冠军了。中国队的球衣又换了一件当年流行的阿迪样式（上图最左），白球衣上仍然是蓝色的配饰，由于当时三场比赛中国队都是白色球衣，所以至今也无法知道那套的客场球衣是否是蓝色。
　　霍顿接手中国队之后，带队打的第一个重要比赛就是1998年亚运会。虽然在亚运会比赛上中国队再次两负伊朗被彻底打上了“恐伊”的标签，但是最终还是打进四强完成了比赛任务。霍顿也因此被任命兼任国奥队主教练，而第二年国奥队没有取得奥运会决赛权也直接导致了霍顿下课。
　　其后的2000年中国队迎来了传奇教练米卢。在霍顿与米卢的交接期间，金志扬等充任了临时内阁，率队参加了年初的亚洲杯预选赛和广州四国赛等。其后米卢才全面接手。
　　自98年亚运会到00年底的亚洲杯赛，中国队的球衣又恢复了红白两色，而且开始使用国旗取代原来的足协标志，阿迪的“三道杠”这一次贯彻的更加彻底，不仅标志，球衣两侧和球袜上都是“三道杠”。
　　这是一套让中国球迷印象深刻且无比自豪的球衣，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它的款式有多么漂亮，而是国家队穿着这套球衣进入了世界杯！
　　米卢的全名是维利博尔·米卢蒂诺维奇（Velibor Milutinovic），尽管他自己喜欢别人叫他的昵称博拉（Bora），但在中国却都叫他米卢。米卢日出生于南斯拉夫，球员时期曾效力于南斯拉夫、法国、瑞士、墨西哥的俱乐部队；也入选过南斯拉夫国家队，但作为队员，米卢并没取得惊人的成绩。1977年退役后，从1983年起，先后担任过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美国、尼日利亚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连续4届带领不同国家的国家队打入世界杯16强的主教练。
　　在中国队在屡屡冲击世界杯受挫的情况下，中国足协毅然下定决心，高薪签约米卢，希望他的“神奇”也能带到中国队，夺取2002年世界杯决赛圈出线权。而他又一次做到了。
　　米卢宣扬“快乐足球”，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大赛之前，只要有闲暇，米卢就会热情地与球员在一起玩各种游戏，打台球，玩保龄，甚至在训练课上玩网式足球。在玩的过程中，米卢从不轻易地输给对手，而是利用规则允许的漏洞耍赖，“占小便宜”。久而久之，不管是他的助理教练还是队员，都习惯了这种游离于规则边缘的“聪明”玩法，并逐渐地运用到赛场上。结果，再紧张的比赛，中国的球员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一遇到状况就跟裁判急，与对手吵，犯不该犯的错误。只要规则允许，不论合理与否，球员们都必须遵守。这是游戏，也是人生。米卢宣称足球应该是快乐的，不要赋予它太沉重的东西。队员们在经历了十强赛后，对米卢无不佩服。他的快乐足球理论是真正的寓教于乐。队员们没了负担，心理平和地对待每一场比赛。看完十强赛，无论是足协官员还是球迷都承认，心理稳定是中国队最大的进步。
　　在我看来，米卢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是一个战略大师，丰富的大赛经验对中国队的出线帮助极大，十强赛分组后，在各媒体纷纷计算出线需要的分数时，他就明确表示只需16、7分即可出线，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具体计划就是四个主场全部拿下，客场拿下实力最弱的阿曼，这样就是15分，客场对阿联酋、乌兹别克、卡塔尔根据情况三战再拿1－2分就足够，也就是把整个8场比赛当成一个完整的战略来看待，这个境界说起来简单，但实质高深，比如当时所谓的“黄健翔解说事件”，中国队在客场与卡塔尔的比赛，比分一直落后，担任央视解说的黄健翔和我们普通球迷一样，急切的盼望着米卢换上只有轻伤可以上场的郝海东、杨晨挽回颓势，甚至在解说时激愤的指责米卢的用兵，但米卢根本没这个想法，他想的是下一场主场对乌兹别克的比赛一定要拿3分，需要完全健康的郝海东和杨晨去攻城拔寨。那个时候，把两个伤兵派上去，他们毕竟不是马拉多纳，不一定就力挽狂澜，非但如此，如果按中国以往“轻伤不下火线”的搞法，两人再伤，岂不坏了全盘大计！这完全是境界的差距。
　　米卢不迷信大牌，敢于启用新人。同时他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出来的人，知道对抗“领导”的下场，因而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既有原则性又不乏圆滑的手腕，比如著名的“郝海东炮轰事件”，当时，我评论说：如果我是米卢，就会告诉足协，国家队要永远开除郝大炮，至少是我在位一天，他就别想进来。但米卢如果是我这种境界，国家队教练也许早就当不下去了。他一直不认为孙继海有多优秀，但上至足协领导，下至普通球迷都强烈要求孙继海进入国家队的时候，他就不再一直强硬，借坡下驴，以此来缓和矛盾。
　　但米卢不是神，也许他曾企图再创一次奇迹，让中国队在世界杯上赢上一场，但球毕竟还是球员来踢的，实力始终还是第一位的。在与哥斯达黎加进行了一场还勉强堪称势均力敌的比赛失利后，米卢放弃了，最明显的例子是最后对土耳其比赛时，对方必须要赢3球才能出线的情况下，他没有选择更为实效的防守反击打法，而是与对方对攻。结果非但没有完成足协制定的“进一球、得一分、赢一场”的最低目标，还导致惨败。
　　2003年，荷兰人阿里-汉（Arie Haan，也有译为哈恩的，国内的译名实在是让人无语）出任中国队主教练，在国家队历任洋帅当中，他是球员生涯最为辉煌的一个，70年代初，由克鲁伊夫、内斯肯斯等人组成的阿贾克斯横扫欧洲，阿里-汉便是他们中重要的一员，他两次参加世界杯均获得了亚军。但他的教练生涯却乏善可陈，很难理解中国足协的选帅标准。
　　对于他的工作，中国足协的公开评价是：工作勤恳敬业，在任期内做到了稳步提高国家队水平，也取得了亚洲杯亚军的好成绩。足协和国家队内部也有对其质疑之声。主要观点包括：汉的战术思路与中国球员的实际水平难以真正结合起来；阿里?汉还没有真正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国人对于他的评价媒体贬多于褒，从执教风格上看，他似乎不太像荷兰人，而更像一个德国人，执着而固执。执教中国队的两年时间里，阿里汉固执自信的个性成为左右他所作用为的方向盘和指南针。以多数人最初的看法，阿里汉之所以力压高价不菲的范哈内亨和个性孤傲的特鲁西埃成为中国足协选帅的首选，完全是因为其随和谦逊的个性，似乎是一个十分容易相处，且很“听话”的教练。但事实证明这也仅是戴在阿里汉与世无的躯壳之外的一副面具。骨子里的阿里汉要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世故、固执和自负的多。
　　上任伊始，阿里汉的自信一度激发起人们的兴趣。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中，阿里汉不断重复着帮助中国足球的陈词滥调，但与“老游击队员”米卢快速融入和适应中国足球以及亚洲足球氛围不同的是，长期处于衣食无忧状态的阿里汉自始至终与中国足球和亚洲足球格格不入，两年的时间里，来自外界对阿里汉执教思维的非议一直贯穿始终。阿里汉很少听得进中国同行的建议或意见。对于媒体的批评，阿里汉总是蚩之以鼻。对教练组的进进谏，阿里汉也极少采取合作的姿态。每场比赛的新闻发布会上，阿里汉也从来是对他自认为是“弱智”的问题给予一个冷笑，或者抛出一个“这不是一个好问题”的反唇相讥。
　　在战术打法和阵容安排方面，阿里汉的固执已见也是绝无仅有的，阿里汉一味固执地坚持四四二的阵型，对科威特队的客场比赛，在打平即可出线而球员们的竞技状态并不好时，阿里汉依旧以四四二阵型出战，力图以不变应万变，但结局是攻不象攻守不象守，致使最终落败。赛后，国内专业人士多半认为中国队应该在这场比赛中增加中场人数，加强防守，同时加强反击的力度。他的用人似乎总是出人意料：郑智始终被固定在中卫的位置上，而即便在英超也是踢后卫的孙继海要么长期枯坐板凳，偶尔上场却是前锋！以至于孙老爹用东北话大骂他是“饼才”。在山东鲁能都没坐稳主力的周海滨被委以重任，而不会进球的“李毅大帝”也一样得到重用！但成绩永远是衡量一个教练的标准，在一场失败的默契球之后，他黯然下课。
　　从2004年起，中国队服的款式变化开始变得规范起来，款式两年一换，即每个偶数年份的春节后推出一款新队服，球迷们习惯按推出的年份称为04、06、08版，04版的国家队服，国旗和足协标志同时出现在了球衣上。
　　2005年，历经十数年的国家队洋帅执教，土帅终于复辟，朱广沪继任主教练。朱广沪在执教过程中曾先后与霍顿、内波姆尼亚奇、卡洛斯等十多位国外教练合作过。 他最明显的执教特征就是强调整体、速度与逼抢，将防守放在第一位。1993年到1998年带领中国健力宝青年队远赴巴西留学，2004年率领深圳健力宝夺得首届中超联赛冠军，成为中国最成功的本土教练之一。
　　上任伊始，他就率中国队赢得了东亚国家杯的冠军，随后又赢得了东亚运动会的男子足球项目金牌。但此后，他就似乎用尽了运气，带领中国胜少负多，与欧洲强队交手无一胜绩、零入球。 日，由他带领的中国国家队负于乌滋别克斯坦，以小组第三的成绩27年以来首次在亚洲杯小组赛中被淘汰,他也因此受到了各方面的指责，最后只能兑现不进亚洲杯四强就辞职的诺言，让位于当时的国奥主帅南斯拉夫人杜伊。
　　06版的国家队服饱受批评，那款式总是会让人联想起中国古代的女装、现代农村老太太的感觉。线条突然从04版的挺拔变成圆润，让人难以接受。
　　杜伊是杜伊科维奇在中国的简称，他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上率领加纳队打进了16强，但在1/8决赛中被巴西队淘汰。杜伊是挂着国家队总教练的头衔上任的，当初中国足协只是让他来带领国奥队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他也曾信誓旦旦的要把国奥带进奥运会四强，我们不知道他的这个目标是如何订出来的，但朱广沪的突然下课，使其快速升迁，其后他又拉来同胞福拉多出任中国队的执行主教练。
　　这是一个奇怪的任命，没有人能明白足协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其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决定，杜伊两线出击，两线失利，而尴尬的福拉多在其中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让人无法理解。
　　08版的中国队服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仔细看看，中国队重新又启用红色作为主场队服，而队服的款式似乎也是专门设计过的，但长城的图案线条似乎太小气了一点，远看上去还以为是两条拉链。国旗和足协标志一起出现在了球衣上，但都不突出。长城也没有给中国队带来什么运气，我们在家门口让并不强大伊拉克和卡塔尔席卷走6分，早早的被淘汰出局，沦为看客。
　　杜伊在失败后似乎成了一个怨妇，喋喋不休的唠叨着自己的“遭遇”，而我们国内的某些网站居然还为他提供专栏，任其对中国足球信口雌黄，实在是太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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