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收获》2015年第1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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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评论 | 扑面而来的90年代——评短篇《隔壁，或者1991年你在干啥》评论 | 扑面而来的90年代——评短篇《隔壁，或者1991年你在干啥》 文/安静 在当下，媒体人创作的势头越来越强劲，这个记者型作家的群体将会推出更多优秀作品。他们的作品中不仅有敏感的话题、活跃的思想、迷人的故事、活络的语言和干净的叙事，更重要的是，他们才是丰富生活的真正目击者，也是时代真实的记录者，而且是用历时性的眼光来打量时代脉搏。 做过记者的作家在文坛向来占有重要地位，比如国外的马克·吐温、狄更斯、加西亚·马尔克斯等，比如国内的孙犁、萧乾、金庸、张恨水等，再比如当下的严歌苓、须一瓜、钟二毛、黄咏梅等，这些作家的创作越来越引人关注。鲁引弓也是这个群体的重要成员。白天，他在报业集团数字采编中心查阅“大数据”、“用户”等，晚上，他就转换频道，安静地坐下来，让文字奔跑，从新闻空间跑到虚拟世界。 历经二十多年的察世态、观人情，教育、环境、职场、成长、亲情、爱情等一系列问题在社会转型动荡中的变迁让鲁引弓感慨万千，备受纠结。在不经意的一天，那些蛰伏在新闻之下、内心深处的故事蜂拥而来，一种内在性的担当让他不能遏止自己的表达。于是，我们读到了《少年捉奸队》《放学路上》《小别离》《笨男孩》《广场舞》《爱情课》等。 《隔壁，或者1991你在干啥》这个短篇小说其实是长篇小说《笨男孩》的第一章，但又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短篇小说。《笨男孩》讲述了一个笨男孩与聪明姐20年的情感纠结，在动荡的时代变迁中，每个人的成长都付出了巨大代价。《隔壁，或者1991你在干啥》是开篇，是整个动荡时代的前奏，那些欲说还羞的隐秘很快被九十年代的暴风雨砸碎，我在这个短篇中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个微妙的时间节点，感受到扑面而来的90年代。
因为一场运动，1990年大学毕业的“我”被分配到了珠三角的小镇，宣传着“生男生女一个样”。在刘慧芳成为男人渴望的时候，在“我”的隔壁开始出现了台商的情人——一个名叫应虹雨的美丽女孩。隔着一面墙，“我”听到了他人的秘密和悲哀，那些夜深人静时的争吵、哭泣、摔打让“我”爱上了应姐。在隆重的春节，两个孤独的人住在一起，情欲愈浓，恨亦浓，台商的到来清晰地映出了他们的可怜。本来，借着青春的激情和满天的星光，他们准备私奔，可飘摇的他们还未上路就回来了，回来其实就是告别的开始，开始一种新的不情愿却又无法掌控的生活。 90年代初是中国转型阵痛期，经过80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后，它很快就重塑到经济中心上了。接下来，90年代的声色犬马如同一场接一场的流水席开始登场，作为普通的个体却在这宴席面前惊慌失措，难以招架。更何况是笨男孩。表面上看，聪明姐的适应能力相对较快，选择了做台商的情人，已经预言到笨弟弟在单位上一辈子的班，最后也就一套房子一个煤气罐，最多十年后还有辆车，但她现在已经都有了。可是，她的那些眼泪让我们理解了她，那些奢华的欲望诱惑了她，也折磨了她。同时也让我想到了《春尽江南》的庞家玉，她一直积极、强悍、与时俱进地努力生活，可她在人世间的挣扎带着无数次的被冒犯，她尘世间的爱人已不能陪她走到山高水阔。丈夫谭端午是一个被时代盛宴遗落的失败的诗人，这恰好与笨男孩的路径一致。无论是聪明姐和庞家玉，还是笨男孩与谭端午，他们在时代面前的不安全感是一样的，心头一片茫然。在这个跑不出去的世界里，每个人不是追逐就是逃避。前不久李敬泽在一次访谈中说到文学和新闻的关系：“新闻止步的地方，就是文学开始的地方。拼情节，文学永远拼不过新闻。文学重视的是日常经验、基本情感，是新闻之外的东西，是人的真正境遇、日常经验。文学的作用在于提供一个又一个文学人物，让我们学会去理解人。”如果要想建构真正的“中国故事”，书写变迁中的复杂中国和浩瀚人性，还就得在新闻止步的地方起步。这样的作品不仅仅是接地气，而是直接在尘世中呼吸。只有这样，一个时代思想史的脉络和社会史的境况才会相对清晰，才能看到这场景中的人。 鲁引弓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喜爱，就是让二十多年来新闻中的热点和细节皆有了情致，让那些事件和人都充满了情绪，与生活的有形地图有很好的对应。毕竟，“真实”才是通向文学内核的途径。《隔壁》以后撤的方式直入人心，将青春深处斑斓和苦涩的真实记忆在时代的追忆中碰撞出来。9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一代人都经历了精神上的蜕变，无论他们的成长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那些逝去的终将变为他们亲爱的生活。《收获》征订：■邮局订阅，代码4-7。■《收获》杂志社邮购全年，免邮资。发行部电话021-。上海巨鹿路675号《收获》，200040。■《收获》淘宝店，免邮①《收获》文学杂志社②《收获》杂志官方店 ■2015年第1期新刊目录，1月5日出版长篇小说《群山之巅》（迟子建）长篇连载《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黄永玉）中篇小说《爷爷有条魔幻船》（陈河）；《三人二足》（鲁敏）短篇小说《刺杀希特勒》（娜彧）；《小生命》（盛可以）；《碧河往事》（陈崇正）专栏
说吧，记忆《抗战老兵》（朱和风）生活在别处《俄罗斯十九天》（冯骥才）一个人的电影《彭浩翔：新一代的开山怪》（彭浩翔，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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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号：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227228229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240241242243244245246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256257258259260261262263264265266267268269270271272273274275276277278279280281282283284285286287288289290291292293294295296297298299300301302303304305306307308309310311312313314315316317318319320321322323324325326327328329330331332333334335336337338339340341342343344345346347348349350351352353354355356357358359360361362363364365366367368369370371372373374375376377378379380381382383384385386387388389390391392393394395396397398399400401402403404405406407408409410411412413414415416417418419420421422423424425426427428429430431432433434435436437438439440441442443444445446447448449450451452453454455456457458459460461462463464465466467468469470471472473474475476477478479480481482483484485486487488489490491492493494495496497498499500[转载]《收获》微信专稿&&创作谈&|&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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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死在小说里（鲁敏）
■鲁敏
小说家就是这样的一类人：公开地利用陌生的无辜者，掠夺他们的故事，压榨其情感、血汗，装着葆有感情其实是冷冰冰地去豢养他人的命运。细想想，这真是近乎邪恶的行为。但我这样做了，并且今后还会继续如此。
我所写的一些小说，如果逼着我交待、并且我也乐意老实交待的话，里头有不少人，的确是有原型的，他们或多或少地在这个世界上制造过类似的事件，并不幸进入了我的视野。大老远的，我把他们从人群中给认领了出来，哄骗、搀扶、拉拽着“过了一座桥”，一步就跨到了我的小说里，被置于封闭的字纸里，让他们去相互纠缠、求生觅死。假如说，他们还可以再次“过了一座桥”回转到生活里去、走到马路上去、搭上公交车的话，毫无疑问，他们是有活路的，稍微马虎一点，圆滑一点，活下去绝对没有问题，可能还不赖。多少人不都是这样活着的吗。但我像个好客的固执的母亲，竭力地把他们挽留在小说里了，从寄居者变成了永久的主人公，并且还毫无良心地尽可能地折磨着他们，乃至眼睛都不眨地结果了他们：一念之间的几行字，一串省略号。他们就干干净净地死在了小说里，再不能活着出去了。
小说跟生活不同的，小说是人们的理想生活，这个理想，不是指“美好”那个意思上的理想，而是“难以实现”、“无法当真存在”这个意义上的，一种缥缈与浮华，云彩般不可企及的东西。小说里，往往就是有着叫人翻白眼的精神洁癖，有狗屁的原则与更加狗屁的浪漫主义，有对“破玩意儿、小玩意儿”的独宠与珍爱，有着会因为一丛野花而嚎啕大哭的脆弱，有一百斤金子换一百斤稻草的混账而完美的逻辑。这个排比句我可以一直写到你看得想吐为止，但我保证，里面绝对会有几条，你会中意的。这大概也正是总有人在拚命写小说、并而总有人在读小说的原因之一。
而正是因为这种“小说里的理想生活”，我才愿意推他们进入绝境、正面遭逢死亡，轻飘飘地，叹一口气就把脑袋取了下来。这是值得的。这时候的死亡，已经不是肉体之死，而是对理想生活（再一次提醒，绝非“美好”之意的理想）的一个脚注与证据。这死亡不足惜不足叹，因为它在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必须通过小说里这些愚蠢的、高成本、不算计的死，来获得生活里的厚脸皮与粗大神经，获得安全的享乐与哈哈大笑。这很重要，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大会死了，最起码不会死得那么轻易了。所以，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家，即便是个没有执照的职业刽子手，也是正当的，漂亮的。
可能还有个原因。小说家们常常是些悲观而狭隘的人，并因为这两点而用力过猛。最起码我是。我有时候讲了好半天，讲了一个故事，看上去也蛮欢喜、有时还蛮闹剧的，但我真正想说的，就只是一种关系，人际的悲哀关系。这种人际，包括陌路人的，包括活人与死者的，得意者与不幸者的，更特指亲人相互之间的。所有这些关系，本质上是差不多的——都是无计可施的隔阂局面，更令人绝望慨叹的是，这种隔阂，其根源又恰恰是缘于“爱”、缘于对“爱”的贪念，缘于那些混沌而深沉的、催眠般的痴嗔。美国南方女作家奥康纳说过，原文记不清了，大意如此：“对耳背的人，我们要大声呼喊；对视力不清的人，我们要描绘出更大的画面。”我大概也是出于这个企图，为了证明这一点点的“爱”，便总是要搞出人命，让他们死在我的小说里，以此来向麻木的生命传递出一点震颤。
【本文为2015年第1期《收获》所刊载的鲁敏中篇《三人二足》的创作谈】
【作者简介】鲁敏，1973年生，11岁离家寄宿，14岁求学省城，16岁父亲去世，18岁开始工作。历经营业员、小干事、企宣、记者、秘书等职。25岁决意写作，欲以小说之虚妄来抵抗生活之虚妄。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短篇小说《伴宴》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曾获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奖、小说选刊读者最喜爱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国小说双年奖等。已出版《博情书》《百恼汇》《纸醉》《取景器》等书。多部作品译为德、法、俄、日等文字。现居南京。
【作家与《收获》】2009-4中篇《羽毛》；2011-5中篇《不食》；2012-4短篇《谢伯茂之死》；2013-4短篇《荷尔蒙夜谈》；2015-1中篇《三人二足》
十八春：致邮差的情书 |
曾经有十八年，我的生活都与邮局那黯淡多情的绿色紧密相关：前面四年，在江苏省邮电学校读通信管理专业；后面十四年，在邮局的各个有趣或不那么有趣的岗位辗转。
邮电学校位于南京城南，我那时十五六，失眠症却已根深叶茂，无数个深夜，我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听连绵不断的洒水车唱歌，听着它开上了夫子庙的文德桥，开过了长干巷，开过了考棚小学（这名字真够古雅的！），然后又往三山街、白鹭洲方向一直去了……终于，天慢慢亮了，我与室友一起出去跑步，学校在中华门附近，我们俩的跑步，便是冲着那灰白色、枯萎般的城门，一边跑，一边瞧着它在我的视线里一上一下，慢慢地近了、大了，心中总有一种近乎悲凉的感受……邮电学校的那四年，一无所长，不会唱不会跳，又因为爱吃馒头和肉圆，发胖了，自卑极了，跟男生说话，脸一定会红。
在邮局的十五年，如果用一个最快速的流水账来加以闪回，现在能回忆起的大致如下：
营业员——我是狗皮膏药似的“大替班”，从包裹、特快、储蓄、报刊发行、国际业务到汇款，所有的柜台所有的业务种类我都齐活儿，谁休息我顶谁的台子。印象中，由于粗心，我赔过两次钱：一次是国际长途台少收了100块押金，一次是汇款台晚上结账少了50块。
劳资员——在一个二级单位，叫做区局，每个月都要用各种系数进行反复测算，试图替所属的四五百人划分出三六九等的奖金数目，那一阵子不知为何脾气大，算得不耐烦时，还摔过区局长的门！好在我碰到的局长都很好。
团总支书记——装模作样主持过团总支的晚会呢，把头发吹起来，俗气地穿上红毛衣，跟邮局的单身汉们跳南京流行的小拉舞。还组织烧烤，每次都要准备好多好多的鸡翅啊。
外宣干事——与各级媒体记者打得火热，南京的小报纸特别多，我每年的发稿量都在450篇以上，简直大跃进。经常有稿费呢，15块！25块！我拿个小本子记着，美不滋滋的。
行业报记者——担任《江苏邮电报》、《中国邮政报》的驻地记者。我喜欢五个“W”的新闻体，那种言简意赅的新闻八股腔，挺可爱不是吗。那阵子采访真猛，全局一百多单位全都跑遍了。比如，南京到北京的T66/67次长途邮件押运班，我前后就跟过四趟。后来，我写过一个短篇《在地图上》，跟这些采访有一点点关系。
办公室秘书——前后替四任局长做过秘书，年中与年末的全局工作总结、职代会报告等是我的主打产品，同时兼攻各种场合的讲话稿，欢迎啊致谢啊动员啊鼓动啊表彰啊之类，为了帮助自己“入戏”，每次动笔前，我总会假想我就是局长大人本人，立刻就胸有河山、俯视全局了……
所有这些岗位中，与文学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这一幕——
大概是1993年左右吧，我在新街口邮局坐柜台，苏童来买邮票，他慢吞吞地说，要一张《古人对弈图》。我立即认出了他，但我沉默、平淡、像一个疲倦的营业员那样，把邮票卖给了他，同时心中一声长叹：这辈子，除了阅读，我难道还会跟文学发生任何瓜葛吗？
对了，工作之余，我还“学”点了“文学”——南师大的自学考试，都是一下班就直接往南师大去听夜课。上课的时间，要么是暮春，要么是深秋，南师大的桂花很香，其夜色之好，令人伤神……我虽是形单影只，却也自得其乐，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古代汉语》，兴之所至，每晚逐篇背诵那些佶屈聱牙的先秦散文。
这种傻乎乎的社会性自学延续了四五年之久，快要毕业的那年冬天，以一种最古老的方式，通过我邮校同学的介绍，我认识了他，微胖，话不多，我们到山西路的军人俱乐部喝茶，到古林公园看梅花，很冷的冬天，接下来又是同样寒冷的早春，我跟他的每一次见面都像是在与冷嗖嗖的风儿约会。春季班开学之后，我像很多女同学一样，也有男朋友在校门外等着接我回家了。我喜欢这种平庸的画面，非常之安全——不到一年，我就决定结婚，在镇江路的一个小公寓里，我在每扇窗户上都贴上大红的“喜”字，楼下的人经过时仰起头都会看见。
从邮电学校到邮政局，对这一路，我充满复杂的感情，这十八年，我对生活有了较为充分、体己的感受，我破灭了各种的梦，我失去过亲人，也生下了孩子，我养成了“秘书般”的性格，我变得世故而冷静，但也非常不世故、非常不冷静地爱上了写小说，并决心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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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敏
小说家就是这样的一类人：公开地利用陌生的无辜者，掠夺他们的故事，压榨其情感、血汗，装着葆有感情其实是冷冰冰地去豢养他人的命运。细想想，这真是近乎邪恶的行为。但我这样做了，并且今后还会继续如此。
我所写的一些小说，如果逼着我交待、并且我也乐意老实交待的话，里头有不少人，的确是有原型的，他们或多或少地在这个世界上制造过类似的事件，并不幸进入了我的视野。大老远的，我把他们从人群中给认领了出来，哄骗、搀扶、拉拽着“过了一座桥”，一步就跨到了我的小说里，被置于封闭的字纸里，让他们去相互纠缠、求生觅死。假如说，他们还可以再次“过了一座桥”回转到生活里去、走到马路上去、搭上公交车的话，毫无疑问，他们是有活路的，稍微马虎一点，圆滑一点，活下去绝对没有问题，可能还不赖。多少人不都是这样活着的吗。但我像个好客的固执的母亲，竭力地把他们挽留在小说里了，从寄居者变成了永久的主人公，并且还毫无良心地尽可能地折磨着他们，乃至眼睛都不眨地结果了他们：一念之间的几行字，一串省略号。他们就干干净净地死在了小说里，再不能活着出去了。
小说跟生活不同的，小说是人们的理想生活，这个理想，不是指“美好”那个意思上的理想，而是“难以实现”、“无法当真存在”这个意义上的，一种缥缈与浮华，云彩般不可企及的东西。小说里，往往就是有着叫人翻白眼的精神洁癖，有狗屁的原则与更加狗屁的浪漫主义，有对“破玩意儿、小玩意儿”的独宠与珍爱，有着会因为一丛野花而嚎啕大哭的脆弱，有一百斤金子换一百斤稻草的混账而完美的逻辑。这个排比句我可以一直写到你看得想吐为止，但我保证，里面绝对会有几条，你会中意的。这大概也正是总有人在拚命写小说、并而总有人在读小说的原因之一。
而正是因为这种“小说里的理想生活”，我才愿意推他们进入绝境、正面遭逢死亡，轻飘飘地，叹一口气就把脑袋取了下来。这是值得的。这时候的死亡，已经不是肉体之死，而是对理想生活（再一次提醒，绝非“美好”之意的理想）的一个脚注与证据。这死亡不足惜不足叹，因为它在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必须通过小说里这些愚蠢的、高成本、不算计的死，来获得生活里的厚脸皮与粗大神经，获得安全的享乐与哈哈大笑。这很重要，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大会死了，最起码不会死得那么轻易了。所以，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家，即便是个没有执照的职业刽子手，也是正当的，漂亮的。
可能还有个原因。小说家们常常是些悲观而狭隘的人，并因为这两点而用力过猛。最起码我是。我有时候讲了好半天，讲了一个故事，看上去也蛮欢喜、有时还蛮闹剧的，但我真正想说的，就只是一种关系，人际的悲哀关系。这种人际，包括陌路人的，包括活人与死者的，得意者与不幸者的，更特指亲人相互之间的。所有这些关系，本质上是差不多的——都是无计可施的隔阂局面，更令人绝望慨叹的是，这种隔阂，其根源又恰恰是缘于“爱”、缘于对“爱”的贪念，缘于那些混沌而深沉的、催眠般的痴嗔。美国南方女作家奥康纳说过，原文记不清了，大意如此：“对耳背的人，我们要大声呼喊；对视力不清的人，我们要描绘出更大的画面。”我大概也是出于这个企图，为了证明这一点点的“爱”，便总是要搞出人命，让他们死在我的小说里，以此来向麻木的生命传递出一点震颤。
【本文为2015年第1期《收获》所刊载的鲁敏中篇《三人二足》的创作谈】
【作者简介】鲁敏，1973年生，11岁离家寄宿，14岁求学省城，16岁父亲去世，18岁开始工作。历经营业员、小干事、企宣、记者、秘书等职。25岁决意写作，欲以小说之虚妄来抵抗生活之虚妄。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短篇小说《伴宴》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曾获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奖、小说选刊读者最喜爱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国小说双年奖等。已出版《博情书》《百恼汇》《纸醉》《取景器》等书。多部作品译为德、法、俄、日等文字。现居南京。
【作家与《收获》】2009-4中篇《羽毛》；2011-5中篇《不食》；2012-4短篇《谢伯茂之死》；2013-4短篇《荷尔蒙夜谈》；2015-1中篇《三人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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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十八年，我的生活都与邮局那黯淡多情的绿色紧密相关：前面四年，在江苏省邮电学校读通信管理专业；后面十四年，在邮局的各个有趣或不那么有趣的岗位辗转。
邮电学校位于南京城南，我那时十五六，失眠症却已根深叶茂，无数个深夜，我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听连绵不断的洒水车唱歌，听着它开上了夫子庙的文德桥，开过了长干巷，开过了考棚小学（这名字真够古雅的！），然后又往三山街、白鹭洲方向一直去了……终于，天慢慢亮了，我与室友一起出去跑步，学校在中华门附近，我们俩的跑步，便是冲着那灰白色、枯萎般的城门，一边跑，一边瞧着它在我的视线里一上一下，慢慢地近了、大了，心中总有一种近乎悲凉的感受……邮电学校的那四年，一无所长，不会唱不会跳，又因为爱吃馒头和肉圆，发胖了，自卑极了，跟男生说话，脸一定会红。
在邮局的十五年，如果用一个最快速的流水账来加以闪回，现在能回忆起的大致如下：
营业员——我是狗皮膏药似的“大替班”，从包裹、特快、储蓄、报刊发行、国际业务到汇款，所有的柜台所有的业务种类我都齐活儿，谁休息我顶谁的台子。印象中，由于粗心，我赔过两次钱：一次是国际长途台少收了100块押金，一次是汇款台晚上结账少了50块。
劳资员——在一个二级单位，叫做区局，每个月都要用各种系数进行反复测算，试图替所属的四五百人划分出三六九等的奖金数目，那一阵子不知为何脾气大，算得不耐烦时，还摔过区局长的门！好在我碰到的局长都很好。
团总支书记——装模作样主持过团总支的晚会呢，把头发吹起来，俗气地穿上红毛衣，跟邮局的单身汉们跳南京流行的小拉舞。还组织烧烤，每次都要准备好多好多的鸡翅啊。
外宣干事——与各级媒体记者打得火热，南京的小报纸特别多，我每年的发稿量都在450篇以上，简直大跃进。经常有稿费呢，15块！25块！我拿个小本子记着，美不滋滋的。
行业报记者——担任《江苏邮电报》、《中国邮政报》的驻地记者。我喜欢五个“W”的新闻体，那种言简意赅的新闻八股腔，挺可爱不是吗。那阵子采访真猛，全局一百多单位全都跑遍了。比如，南京到北京的T66/67次长途邮件押运班，我前后就跟过四趟。后来，我写过一个短篇《在地图上》，跟这些采访有一点点关系。
办公室秘书——前后替四任局长做过秘书，年中与年末的全局工作总结、职代会报告等是我的主打产品，同时兼攻各种场合的讲话稿，欢迎啊致谢啊动员啊鼓动啊表彰啊之类，为了帮助自己“入戏”，每次动笔前，我总会假想我就是局长大人本人，立刻就胸有河山、俯视全局了……
所有这些岗位中，与文学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这一幕——
大概是1993年左右吧，我在新街口邮局坐柜台，苏童来买邮票，他慢吞吞地说，要一张《古人对弈图》。我立即认出了他，但我沉默、平淡、像一个疲倦的营业员那样，把邮票卖给了他，同时心中一声长叹：这辈子，除了阅读，我难道还会跟文学发生任何瓜葛吗？
对了，工作之余，我还“学”点了“文学”——南师大的自学考试，都是一下班就直接往南师大去听夜课。上课的时间，要么是暮春，要么是深秋，南师大的桂花很香，其夜色之好，令人伤神……我虽是形单影只，却也自得其乐，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古代汉语》，兴之所至，每晚逐篇背诵那些佶屈聱牙的先秦散文。
这种傻乎乎的社会性自学延续了四五年之久，快要毕业的那年冬天，以一种最古老的方式，通过我邮校同学的介绍，我认识了他，微胖，话不多，我们到山西路的军人俱乐部喝茶，到古林公园看梅花，很冷的冬天，接下来又是同样寒冷的早春，我跟他的每一次见面都像是在与冷嗖嗖的风儿约会。春季班开学之后，我像很多女同学一样，也有男朋友在校门外等着接我回家了。我喜欢这种平庸的画面，非常之安全——不到一年，我就决定结婚，在镇江路的一个小公寓里，我在每扇窗户上都贴上大红的“喜”字，楼下的人经过时仰起头都会看见。
从邮电学校到邮政局，对这一路，我充满复杂的感情，这十八年，我对生活有了较为充分、体己的感受，我破灭了各种的梦，我失去过亲人，也生下了孩子，我养成了“秘书般”的性格，我变得世故而冷静，但也非常不世故、非常不冷静地爱上了写小说，并决心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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