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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重视文言文文化内涵的探究学习
  文言文教学中字词和句式的教学得到了高度重视,但是文言文的文化内涵探究学习在教学中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烛之武退秦师》的第二课时,笔者试图在文言文的文化内涵探究教学上做一些探索。
  环节一:勾连文本信息,引发探究话题。教师要求学生重读第一节和第三节并思考郑国、晋国和秦国的关系前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学生通过第一段和最后一段的比较,有学生发言:&第一节&秦晋围郑&可以看出秦晋联军攻打郑国;第三节中&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可以看出秦伯愉悦地和郑国结盟,并且派遣三名将领帮助郑国抵抗晋军。&教师再追问什么让三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学生自然会想到烛之武的说辞改变秦穆公的想法。教师接着引入清人林云铭的评述&&&(烛之武)说秦之词,句句悚动,有回天之力,其中无限层折,犹短兵接战,转斗无前,不虑秦伯不落其彀中也&。让学生重读烛之武的说辞,思考烛之武的说辞分几层展开以及秦伯为什么会欣然接受烛之武的建议。
  环节二:唤醒学习经验,激发探究兴趣。教师回顾文天祥在都城告急的情形下出使元军兵营但最后失败,再发问:&烛之武也是在国家危在旦夕的情形下出使秦营的,但他为什么能成功?他的成功有哪些有利的客观条件?&学生细读文本后,纷纷发言。有的学生抓住&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分析攻打郑国的军事行动主要是由晋国发动的,有的学生抓住了&晋军函陵,秦军泛南&分析秦、晋两军分开驻扎为烛之武的离间秦晋关系提供了机会,有的学生抓住了&越国以鄙远&分析秦、晋、郑三国的地理位置分布使秦伯认为放弃攻打郑国更符合秦国的利益。
  环节三:分析言外之意,深度探究文本。结合文章的相关语句探究完烛之武成功的客观条件后,教师再把探究的重点放在晋文公与子犯的一段对话上。教师问:&子犯请求晋文公攻打秦军,晋文公列举了三条理由,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三条理由呢?&有的学生分析第一条理由:&&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晋文公应该是假仁假义。&有的学生分析第二条理由:&&失其所与,不知&这是比较实在的原因,表现了晋文公没有意气用事,而是理智地看待失去秦国这个同盟者的后果。&有的学生分析第三条理由:&&以乱易整,不武&晋文公认识到如果攻打秦军,就会和秦国结仇,这实在是鲁莽之举,并不是真正的勇武。&
  文言文文化内涵的探究学习正是当下文言文教学中所缺乏的,挖掘文化内涵延伸教学内容收益巨大:
  一、有利于纠正文言文教学的偏差。平时的文言文教学多注重文字讲授和实词、虚词、句式的概括,却少有文学、文化的探究。本堂课教师引出三个探究问题后,给学生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和发言交流的时间,充分重视探究学习的应有地位。
  二、有利于增加学生文言文学习的兴趣。因为时代背景迥异,语言的障碍,中学生觉得文言文的学习难度大,长此以往,学生对文言文学习的兴趣极低。本堂课教师希望以文天祥出使元营,慷慨陈词却无功而返的例子,引起学生对旧知的回忆,以此作为探究烛之武&退秦师&的客观条件的起点。新知和旧知的比较,使学生能获得思考的乐趣。当然教者还可以巧设悬念、现代多媒体等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有利于学生积淀深厚的人文内涵。朱自清曾说过:&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教育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文言文经典篇目的学习不能止于字词的理解,课堂教学还应该引导学生领会文本丰厚的文化内涵。本堂课的探究活动力求基于字词又高于字词,探究烛之武说辞的艺术性、烛之武成功的客观条件和晋文公对话的深层含义。文字的理解和文化的探究的分离之弊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革除。
  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质疑是一种品质、一种思维方式,更是探索的起点和创新的前提。&①教师通过逆向思维设问,促进学生积极思考,让学生进一步深化学习。环节三的设计通过&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三条理由呢&的问题,来引导学生关注晋文公和子犯的对话。学生在品读晋文公所说的三条理由的过程中,理解了晋文公的真实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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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袁维新:《学生质疑精神的缺失与重建&&基于教材和教法的视角》,《中国教育学刊》,2012年第10期。
  [作者通联:浙江余姚市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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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贰臣洪承畴
&&&&&&本期共收录文章19篇
  满清崛起,明朝衰亡,在这风云变幻、改朝换代的大棋局中,置身历史夹缝的洪承畴,虽不能左右时局,但他所扮演的,也非马前卒之类的角色,而是一枚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的重要棋子——“车”。他的改换门庭,就某种程度而言,推进并加速了明清易代的历史进程。明朝是如何与历史“合谋”,造就了这么一位千古贰臣? 中国论文网 /1/view-4542911.htm  为明效命,剿灭义军   无论大奸之人还是大忠之人,就个人天赋、才略而言,都优于常人,洪承畴也不例外。时至今日,在他的故乡福建南安英都镇,仍流传着一则他因卖豆腐干而崭露才华的故事。   洪氏先祖原姓陈,宋末元初在泉州府南安县落户,因入赘洪家而改姓。洪承畴出身贫寒,儿时不得不辍学,靠放牛、打柴、帮母亲卖豆腐干度日。镇上有所名叫水沟馆的乡学,学生们喜欢吃豆腐干,他常到那儿去卖。一次,洪承畴发现前来买豆腐干的几名学生愁眉不展,一问,原来是老师布置的对子作业对不出下联。洪承畴灵机一动,说只要多买几块豆腐干,就可帮他们解决。于是,学生们多买豆腐干,洪承畴帮他们对对子,一连几天如此,开馆办学的洪启胤不禁怀疑起来。孩子们有多大能耐,洪老师心知肚明,稍加盘问,幕后人物洪承畴就“浮出水面”了。第二天,洪承畴又来兜售豆腐干,洪启胤命学生将他叫来,指着一方砚台道:“砚台长长,能赋诗文百篇。”洪承畴稍加沉吟,当即对道:“豆腐方方,犹似玉印一章。”洪启胤见他聪颖过人,可堪造就,就免收学费招到门下。洪承畴重续学业,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也就更加刻苦用功。不久,他写了篇论苏秦“合纵抗秦”的文章,洪启胤阅后大加赞赏,当即批道:“家驹千里,国石万钧。”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23岁的洪承畴考中举人,第二年又考中进士,自此步入官场,开始了43年的宦海生涯。据《南安县志·人物志》所载,洪承畴“身不满七尺,恂恂儒雅”,看似相貌平平,内里则精明强干。尽管才华出众,为官清正,因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与后台,他从京师到地方一干就是12年,也没多大起色。直到天启七年(1627年),洪承畴调任陕西布政使司右参政,主管督粮道,情形才所有改观。   这种改观,并非官场生态环境的改善,或是洪承畴找到了什么“靠山”,而是积聚已久的社会矛盾以农民起义的方式突然爆发,为洪承畴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条件与机遇。天启七年,以陕西澄县农民杀官抗粮为标志,一场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起义就此拉开帷幕。也正是这一年,昏庸无能的明熹宗朱由校服“仙药”而亡,18岁的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年号崇祯。   陕西全省饥荒,饥民、饥军“结聚抢掠”,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暴乱因灾荒、饥饿而起,作为“职司钱谷”的洪承畴,自然比他人更加清楚其中情况。可新上任的崇祯皇帝对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等人提出的“蠲免赋税、赈济灾民”置之不理,对催科加派及“裁陕西驿费以供兵用”的建议却立即采纳。这种目光短浅、贪财自私、喜怒无常的个性,使洪承畴认识到,要想获得新皇信任,除了迎合别无他途。于是,在主管陕西钱粮之时,他“不得不严为催科”,饥民雪上加霜,只有“抱恨而逃,飘流异地”。而洪承畴不仅没受到处罚,反而获得“才略过人,在陕大得军民心”的好评,引起朝廷关注,博得崇祯好感。本无地方军务之责的他,被委以“监军”之权。洪承畴就此开始了他东奔西驰、南征北讨的军事生涯。   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陕西三边总督杨鹤认为应以招抚为主,洪承畴也表示赞同。但他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义军受抚,解散为民,却无以为生。而崇祯帝又不愿赈济,为了生存,农民军只有再次揭竿而起。足智多谋的洪承畴很快总结出一条作战原则——“以抚愚之”,“计善后擒”,“必尽灭乃止”,也就是招抚引诱,抚剿并用,斩尽杀绝。《明史》《国榷》等史书留下了洪承畴多次杀降的记录。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洪承畴替代杨鹤擢升陕西三边总督。不到两年时间,洪承畴便剿灭了不沾泥、可天飞等多股农民武装,基本平息了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   受到崇祯信任,洪承畴继续高升,总督五省军备。他拼死效命,生擒势力最强的闯王高迎祥,接着又有蝎子块、张妙手等率众归附,农民起义暂时陷入低潮。高迎祥被害后,李自成被推为闯王,继续活跃在四川、甘肃、陕西一带。洪承畴寻找战机,利用李自成由川返陕之机,追剿截杀。李自成被赶得东奔西窜,损失惨重。但他始终不受招抚,最后仅剩18骑残部逃出重围,遁入陕西、四川、湖广交界的深山老林中。   洪承畴以为大功告成,在上报朝廷的疏奏中写道:“秦中各股大贼,节次剿降将尽,可以渐见廓清”,“闯将同零伙散贼,暂尔逃命,臣已督催各镇将官兵急图围剿,计必擒斩于官兵之手,不则,亦困毙山林之间”。若如洪承畴所言,明朝官兵只要乘胜追剿,李自成总归难逃一劫,那么,明末清初的中国历史必将改写。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清军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入关,纵横河北,逼近北京。明军迎击,两军战于密云,结果明军大败,京师顿时一片恐慌。崇祯帝一边加强戒备,一边调集各路兵马勤王。洪承畴奉命离开西北,率十多万人马出潼关,驰援京师。   明军主力撤离西北,李自成大难不死,得到喘息机会,搜集残部,伺机以待。   松山一战,成清廷俘虏   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洪承畴升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能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洪承畴必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过人之处。走马上任后,他吸取过去教训,针对明军不听号令约束,不能随机应变,防备虚弱不堪等弊病,大力整顿军务。然而,洪承畴此番面对的敌人,并不是因为饥饿揭竿而起、仅为活命的农民武装,而是剽悍凶猛、目标明确的女真后金势力。   明清双方,都在积聚力量,预备着关键性的一搏。   洪承畴以文臣治军,曾潜心揣摩戚继光的兵书,并增补《车制论》等章节,对兵机、车战颇有研究,又长期征剿农民起义军,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可谓二者兼备。但与皇太极相比,毕竟略逊一筹。皇太极是一员帅才,少有的开国元勋,拥有主动灵活的优势,新兴的清朝更是充满勃勃生机。而洪承畴不过是一名供人驱使的将才,明朝衰朽而暮气,他不得不时时面临多方掣肘、指挥不灵的情形,除了消极防御,一时难有大的作为。洪承畴的前任,辽东统帅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或蒙冤被杀,或兵败自尽,或凌迟而死,结局都不怎么美妙。这对新上任的他来说,心头或多或少会笼罩一层阴影。
  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清军攻打锦州,松锦之战爆发。而其中的松山之战,更是一场直接影响明清双方前途与命运的决定性战役。对此,双方首脑十分清楚,几乎投入了所有“本钱”。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末,洪承畴率部抵达松山,抢占乳峰山西侧,环松山城布局扎营。因崇祯、兵部催迫,来不及从容部署,所带军粮有限,洪承畴只得主动进攻,与清军速战速决。双方交战多次,明军略占上风,但始终无法冲破清军防线。明军数量不占优势,且大多由关内调来,对东北的气候、地理不甚熟悉,论实力远逊满清铁骑。当然,如果战术得当,官兵死命效力,并非不能获胜。   战争处于胶着状态,皇太极顾不得病体缠身,亲率三千骑兵,日夜兼程,从沈阳赶往松山指挥作战。他一到,双方的僵持局面顿时打破。据计六奇《明季北略·洪承畴降清》所记,皇太极“登山观兵,见洪阵严整,叹曰:‘人言承畴善用兵,信然,宜我诸将惮之也。’营北八十里有北山,延亘数十里,四王登其巅,横窥洪阵久之,见大众集前,后队颇疏,猛省曰:‘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皇太极觑出破绽:13万大军全部集中在松山与乳峰山之间的狭窄地带,忽略了与后方塔山、杏山之间的联系,首尾全无照应。皇太极采取围点打援、断其粮道的计策,指挥清军仅用一天时间,挖出三条从锦州西面朝南直通大海的壕沟,切断明军松山与杏山、塔山之间的联系与粮草通道。   在皇太极尚未赶赴松山督战前,大同监军张斗曾建议洪承畴在长岭山驻扎一军,以防清军抄后。洪承畴刚愎自用地回道:“我率军打仗十二年之久,你一介书生,懂得什么!”清军开挖壕沟之时,洪承畴并不知晓,等到发觉,又未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尽管如此,明军锐气尚存,有部将“请以精锐决战,而出奇夹击”,洪承畴不予采纳,又一次错失良机。清军掘壕设障、隔绝松山成功,明军后路被截,饷道被断,屯粮被夺,所存军粮不足三天。形势万分危急,洪承畴认为只要万众齐心,抱死一战,便可解围。而这时,军心已经涣散,众将斗志动摇,多数人不想决战,坚持回到宁远,充足粮饷,然后再战。作为援锦最高指挥,目标没有实现,洪承畴不敢撤兵,只得坚守松山。无奈之际,他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留下,其余六位总兵率军分两路突围。   皇太极预料明军必逃,处处埋兵设伏。可怜明军13万人马,除1万多随洪承畴留守松山,少部逃回宁远外,其余全部遇难。   洪承畴坚守松山半年,副将夏承德降清。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松山失守,洪承畴被俘,曹变蛟、王廷臣及所部官兵3000多人被害。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八日,清军进攻塔山,第二天就攻入城内,明军7000多人被歼。三天后,杏山城墙被清军红衣大炮摧毁,明守军被迫投降。至此,明朝关外四个军事重镇全部丢失,东北大地,仅剩宁远至山海关的一隅之地。   历时两年的松锦之战,以明军精锐全失,清军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明、清之间的军事力量由此发生逆转,明朝再也无力与清军一决雌雄。   各种版本的“劝降说”   招降、重用汉官汉将,是后金一贯的策略。比如明朝普通将领李永芳、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一旦降清,就受到重用,而他们也格外替清朝统治者卖命,冲锋陷阵,出谋划策,为占领东北立下大功。而要入主中原,更需文韬武略、安邦治国的大臣。鉴于洪承畴的地位及影响,如何使他归顺清朝,便成为皇太极结束松锦之战后的头等大事。   可招降洪承畴,并非一般武将那么容易。从松山押解到沈阳,洪承畴“感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言不休”,抱定尽忠殉国的必死信念。清廷先派满将劝说,他总是怒目而视,一言不发。满将失去耐性,举刀欲杀,洪承畴“延颈承刃,始终不屈”。皇太极再命文臣劝勉,他仍是“一言不答”。此时的洪承畴,唯愿一死了之,既报崇祯知遇之恩,又可像文天祥那样“留取丹心照汗青”。   然而,洪承畴面临的却是自己无法掌控、难以摆脱的两难境地——生不容易死更难。一位信奉孔孟之道的饱学之士,何以抛却信义投降异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稍加梳理,不外民间、官方两种说法。   民间最为流行的是“太后诱降说”。皇太极为使洪承畴真心降服,不惜动用“血本”,派遣貌美如花、机敏过人的庄妃博尔济吉特氏诱惑。此后,庄妃因儿子顺治帝福临尊她为皇太后,故称“太后诱降”。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太后诱降说”事实不确,但它代表了反清人士及明朝遗民的观点与情绪,意在贬低洪承畴与庄妃。顺治时期,太后庄妃下嫁摄政王多尔衮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风流成性她在入关前色诱洪承畴,也就不在话下了。“太后诱降说”对洪承畴的“杀伤力”极大,作为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士,以传统道德而论,好色、滥情是最令人不齿的污点。如此一来,洪承畴不仅背叛了民族大义,即使个人品性、道德人格也极其卑劣。“太后诱降说”流传甚广,以至今日仍是“主流”,并由此演绎出“优人诱降说”等其他民间传说:洪承畴喜好男宠,便以优人加以引诱,因之失节——此说不过将太后置换为优人而已。   而官方流行的主要是“太宗感化说”。此说有意美化皇太极,出自清朝皇室或其他大臣之口。此外的说法还有多种,比如清廷派兵送洪承畴归明,因走投无路而降清;比如皇太极本不想留洪承畴,因他主动请降,范文程等人上奏,才纳为降臣……其实,以上各种说法都较片面,经不起推敲。比如皇太极早在洪承畴援锦失败,被困松山之时,就对他展开过招降活动,他不但不降,反而寻机突围;突围不成,宁可“坐困城中”,也不投降。可见皇太极一直都以主动的姿态招降洪承畴,因此不存在不留洪承畴一说。   揆诸史实,应该说,招降洪承畴成功,汉人降官范文程、张存仁起了极大作用。   对洪承畴招降最为热心者,当数都察院参政张存仁。他曾上疏皇太极道:“洪承畴等文职尽为我得,则明国之君视文职如草芥,此后文职不敢担当;武职尽为我有,则明国之君视武职如寇仇,此后武职亦不愿效力。”然后又对如何招降、重用洪承畴,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
  范文程作为辅佐清廷四朝的开国功臣,在争取汉臣降清及征服明朝等诸多大事及决策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为宋代名臣范仲淹第十七世孙,六世祖范岳获罪,发配到沈阳戍边,后迁至抚顺。1618年,努尔哈赤攻占抚顺,范文程被掳为奴,降清后受到重用。他曾向皇太极献反间计,致使一代名将袁崇焕被捕入狱,惨遭杀害。对于招降洪承畴之事,范文程十分看重,他亲往说降。有着汉人、儒生、明臣的共同背景,洪承畴并未一言不发将其“拒之门外”,而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谈论古今之事。两人聊着,房梁积尘掉落而下,恰好落在洪承畴的襟袖之间,他一边继续谈话,一边拂去灰尘,揩拭不已。范文程见状,对劝降顿时充满信心,向皇太极进奏道:“洪承畴爱惜衣服尚且如此,何况自己的身体与性命?”洪承畴一有降清的苗头,皇太极便担心他会反悔变卦,于是马上下令剃发,当晚即予执行。次日下午,又在崇政殿举行隆重的受降仪式。据《清实录》记载,洪承畴为皇太极的恩宠与礼遇,感动得热泪盈眶。   洪承畴被俘降清后,与明朝方面断绝了任何书信往来及其他联系。老谋深算的他,尽可能地加以隐瞒,不让明廷官员、亲戚朋友知晓。崇祯帝至死都给蒙在鼓里,并不清楚洪承畴叛明降清这一事实。   清廷用人:既笼络又防范,既重用又制约   洪承畴降清后隶属镶黄旗汉军,皇太极将他视为入关夺取中原的“引路者”,对其“恩养有加”。据《清史稿》记载:“凡值大祭祀、宴会,必令亲随,赐房屋庄田男女有差,服食无虚日。”但皇太极生前,洪承畴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九日,皇太极突然病逝,年仅6岁的福临继位。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占领北京,崇祯帝上吊自杀。消息尚未传至沈阳,四月四日,大学士范文程根据明军、大顺军、清军三股势力博弈的情形,认为明朝衰朽不堪,“四面受敌”,得出“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的结论,建议清军把握时机,入取中原。四月九日,清军在摄政王多尔衮的率领下大举南伐。   此次出兵,规模空前,满洲、蒙古八旗出动三分之二,汉人八旗倾巢出动,其中就有降清两年但一直没有委任官职的洪承畴。十余万之众的大军向山海关进发,北京被李自成所率大顺军攻克的消息很快被探马报知。对手由不堪一击的明军,变成从未交战的大顺军,本来信心满满的多尔衮顿时疑虑重重,队伍前行的速度因而变得十分缓慢,十三日抵达辽河,四天时间只走了一百多里。   直到驻军辽河,多尔衮才想起随军而行的洪承畴:李自成曾是他手下败将,请他出谋献策,大顺军当不在话下。   洪承畴降清两年“悄无声息”,一则明清处于相持和谈之际,难有“抛头露面”之机;二则可能还有一定的心理障碍,毕竟,要从明朝、汉人的角度转向清廷、满族,尚需一定时间与过程。报效“恩养”的机会终于来临,洪承畴自然不肯放过,他向多尔衮建言:“流寇”有着十多年的作战经验,不可轻敌,不要轻易攻打山海关,应像过去那样绕道长城,突入关内;严明纪律,“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招降纳叛,“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并在具体战术方面对清军予以“指导”,如何利用精兵出其不意,步兵、骑兵如何配合作战等。   就在这时,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致信多尔衮,向清军求援。原来,吴三桂本欲投降李自成,率部众进京途中,得知父亲被拘,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军将领刘宗敏抢夺,他“冲冠一怒为红颜”,重新夺回山海关。李自成亲率大军前往征讨,吴三桂抵挡不住,迫不得已向清军求助。清朝曾多次招降吴三桂没有成功,此次来信,也非降清,而是请求多尔衮出兵,共同对付大顺军。面对吴三桂的“送货上门”,多尔衮犹疑不决。洪承畴建议清军改变方向,即刻向山海关进发。多尔衮予以采纳,下令清军日夜兼程,迅速赶至山海关。吴三桂曾为洪承畴旧部,在洪的引见下,吴三桂与多尔衮祭天盟誓,两军联手对付李自成。   山海关之战以清军完胜、李自成大败告终。洪承畴建议清军不得停留,应抓住时机,加速前进,目标北京。吴三桂受多尔衮胁迫,剃发投降,成为清军的急先锋与大顺军的第一杀手。洪承畴起草告示,沿途广为散发,将清军装扮成救民倒悬的仁义之师,号召明军与清军联手,共同围剿农民起义。受此蛊惑,清军不仅没有遇到抵抗,反而受到欢迎,长驱直入,很快占领北京。洪承畴前往帝王庙,跪在崇祯皇帝的灵牌前“哭灵”。为了笼络人心,多尔衮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清军的这些行为,特别是洪承畴的特殊身份,给旧臣遗民造成一种假象,以为清军是来替明朝报仇的,以致南明政权有过联合清军,共同对付农民军,“合师进讨,问罪秦中”的幻想。受此误导,汉人不禁放松了戒备警惕,加速了清军问鼎中原、灭亡明朝的历史进程。   由此可见,洪承畴作为明廷职位最高的降官,只要他一“出手”,就招招厉害,直指汉人及残明“死穴”。就当时的人口而言,满人约一百万,汉人约一亿。满人能一以当百征服汉人,除有利于作战的八旗制度外,实则利用了汉人的力量,以汉制汉。清军占领北京后,对有功之臣洪承畴备加重用,以明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授秘书院大学士。洪承畴不负所望,处心积虑地为清朝统治者出谋划策。一年前,爱新觉罗·福临已在关外即位,为了证明清朝不是一个区域性政权,而是“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在洪承畴、范文程等汉族大臣的精心安排下,福临在北京又举行了第二次登基大典,一应礼仪全按中原典章办理。   尔后,多尔衮便开始着手统一中国的行动,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做法,让行动处处受阻。此时,洪承畴再次进入多尔衮视野。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十三日,洪承畴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地方。多尔衮看中的,是洪承畴在南明故臣中的影响与号召力。清军入关,洪承畴不断招抚旧部或旧同僚归顺清朝,如明蓟镇总兵唐通、明宁夏花马池副总兵董学礼、南明四镇将之一刘泽清、南明提督李本深等人都是他的旧部,他们投降清朝多由洪承畴笼络与招抚。于是多尔衮说道:“我亦见他做得来,诸王也荐他好,故令他南去。”并赐他衣帽,铸印一方——“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洪承畴当即表态道:“感王上厚恩,敢不竭尽心力!”
  洪承畴降清后第一次面对故人,多少还有一点廉耻之心。据陈洪范《北使纪略》记载,南明使团进京和谈时,洪承畴见到使团成员王言,“似有不安之色,含涕欲堕”。而心理一旦适应,就变得坦然、决然乃至冷酷、残忍了。   若论汉人文臣对清廷的贡献,入关前数范文程最大;入关之后,洪承畴便抢了范文程的“风头”,以致享有“清朝开国第一功臣”之类的头衔。当然,洪承畴毕竟是汉人降臣,清廷在重用、倚靠的同时,又给以一定的牵制:任命多罗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以固山额真叶臣佐之。也就是说,洪承畴招抚江南,只能算个“三把手”,还得受命于勒克德浑与叶臣两人。   千古贰臣,任由后人评说   洪承畴招抚江南,经略五省,终使南明地盘全部纳入清朝版图,就连康熙帝也认为他“效力疆场有年,劳绩茂著”,但在论功行赏时,只给予“三等轻都尉世职,准袭四次”。晚年的他门庭冷落,重病缠身,倍感凄凉。康熙四年二月十七日,73岁的洪承畴在京城病逝。   白居易在《放言》五首之三中写道:“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假使洪承畴战死松山或是宁死不屈,那么,不仅他的个人真伪、善恶评价会重新而论,中华民族的历史抑或有一番变更与改观。处于转折时期的历史,在其节点关口,其实就那么一两步,一旦铸成,便成永恒。因此后人常言,明之亡于清,实亡于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等汉人之手。满人统一中国,江山实为汉人打下。即便如惨绝人寰的“嘉定三屠”,其刽子手也非满人,而是降清的汉人李成栋一手所为。   就洪承畴的个体生命而言,松山之战是其节点,他的一生以此为转折,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前半生侍奉明朝,后半生效忠清廷。   “城头变幻大王旗”。明清换代之际,降臣的想法、态度不一,其表现也人各有别。比如祖大寿降清后,仅给外甥吴三桂写过一封招降信,尔后便退居幕后;吴三桂为了报仇,对大顺军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虽然出于个人野心,但他晚年也起兵反清了;哪怕令人不齿的李成栋,后又良心发现,终于叛清,成为南明朝廷一员忠臣,与清军作战时赴水而亡;范文程也称自己是“大明骨,大清肉”,进京后“功成名遂,急流勇退”,在朝阳门外辟出一块园地,种植花木,饮酒下棋,不再过问政事……这些降清汉臣中,唯有洪承畴叛变最为彻底。洪承畴降清不久,就主动泄露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军事机密。其时,朝鲜尽管已臣服清朝,但仍与明朝保持秘密外交,准备联手对付清军。洪承畴透露这一机密后,在清廷的胁迫下,朝鲜方面不得不抓捕相关当事人,最终彻底倒向清朝。清廷迁都北京后,在满汉通婚问题上,洪承畴从清朝的长远统治与利益出发,认为满汉有别,应“重满轻汉”,满汉之间,严禁通婚。这一建议被当时的决策者鳌拜采纳。   洪承畴作为明清夹缝间的一颗棋子,看似意义不大,其实好几次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足以延缓或加速明清易代的进程:西北追剿李自成时,只要稍假时日,就可大功告成;松山之战的胜败,决定明清两个朝廷的不同走向;江南半壁江山的平定统一,西南五省之地的经略成功,与洪承畴的征剿招抚密不可分,其个人作用显而易见。   据《甲申朝事小纪》记载,洪承畴经略西南抵达湖广时,故交淮北人阎尔梅前来相见。洪承畴问他近况如何,阎尔梅答:“一驴亡命三千里,四海无家二十年。”又问他有没有什么新作,回答说有,近读《李陵传》有感,赋诗一首。阎尔梅说着,当即吟诵诗作的最后两句:“不引单于来入塞,李陵还是汉忠臣。”李陵为西汉大将,出征匈奴,兵败投降。哪怕全家老幼受到牵连被汉武帝杀害,他也没有率领匈奴兵马杀回汉地,因此阎尔梅仍将他视为汉朝忠臣。洪承畴听了,沉默不语。过了好半天,才开口说话,想给阎尔梅一官半职,并征求他的意见。这回轮到阎尔梅沉默了,不过一会,便告辞离去。   “贰臣”,是清廷对洪承畴之类降清汉人的称呼。满人修史,将投降清朝的有功之臣全部列入《贰臣传》,可见主子满人骨子里也是瞧不起这些降臣的。后来在北京西直门外麦庄桥发现的一块洪承畴墓碑,上面的碑文便有“破明兵十三万时获尔,蒙太宗皇帝宽恩抚育”,“大兵南下,尔图报豢养之恩”之类轻视鄙薄的词句。就连清朝宗室诗人,对洪承畴的失节也颇为不耻,作诗嘲讽道:“千古伤心是此间,感恩无奈得身还。当时若使容君死,不比文山比叠山。”文天祥号“文山”,谢枋得号“叠山”,两人皆为南宋抗元英雄,并称“二山”。   即便洪承畴效忠不二的清朝,对他的评价,随着局势的稳定与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变化。降清之初,被当作“顺应潮流”的豪杰;顺治时期,效命疆场,被推许为“夙望重臣”;康熙之时,一落千丈,仅赐三等轻都尉世职;乾隆时期,作为贰臣打入另册;光绪之时,名誉降至冰点,成为既不忠于明朝,也不忠于清朝的逆臣。   而汉人对洪承畴的认识,则明显地带有强烈的民族情绪与道德色彩。东北援锦,明人以为洪承畴在松山大战中为国殉节。清军入关,方知他变节偷生,并甘做满人鹰犬,明朝遗民对他恨之入骨。洪承畴当初受到崇祯皇帝宠幸,厅堂挂出一副对联:“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他降清后,有人在上下联后各加一字:“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无论史乘还是传说,洪承畴的形象,总是定位在忘恩负义的叛徒、大节有亏的汉奸、无恶不作的歹徒、罪该万死的败类,遭到贬斥、怒骂、讥讽、嘲弄。即使家人、乡亲,也羞于与他为伍,可谓六亲痛恶、乡里不容。民间故事称,洪承畴降清后回到故乡老家,刚一进门,发现母亲傅氏穿着出嫁时的衣服端坐高堂,他忙惊问何故,傅氏说要再嫁他人。洪承畴追问:“母亲何出此言?”洪母道:“你可以降清,我为何不能再嫁?”京剧折子戏《洪母骂畴》中洪母骂道:“我洪家世代忠良将,哪有你这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践踏山河、涂炭生灵的变节儿郎!”“谁似你屈膝投降天良丧尽,不忠不孝、无情无义、无国无家、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无众无亲、卖国求荣、利欲熏心、认贼作父的无耻人!” 洪母病逝,因为叛逆之子的缘故,无颜面见祖宗,便在自己脸上盖了一块黑纱。这一习俗流传下来,闽南不少地方老妇去世,至今仍要遮盖一块黑布。   当然,相关的故事传说,不一定全是历史事实,但其中透出的价值取向、情感好恶,让饱受洪承畴降清羞辱及满清蹂躏的汉人不禁痛快淋漓,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大出一口恶气。   就个人品格而言,洪承畴为官清正、为人持重、处事严谨、取道中庸、体谅下属、隐忍宽容、居功不傲,确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其实,只要稍加推测、揣摩,就可想见,洪承畴的内心,也是充满了难言的撕扯与痛苦的。他背明叛君,便移忠作孝,父丧告假不准,就一门心思地孝敬老母傅氏。招抚江南时,他将傅氏从南安英都接到江宁,后又移居北京。但洪母在京居住仅一年有余,便思乡心切,要求返回老家,态度坚决,洪承畴无法挽留,只得上报朝廷请假。不待批准,便与77岁的老母离京南归,为此受到弹劾,只好“自引罪”请求惩处。顺治帝说他“为亲甘罪,其情可原”,予以宽宥。   随着历史烟云的不断翻卷,对历史人物的定位与评价,也在不断翻新。洪承畴的故乡,树立着一座新建不久、规模宏大的“承畴纪念园”。该园建于早已毁弃的洪承畴故居之上,一座高大的牌坊,两旁镌刻一副金字对联:“辅国堪称真学士,爱民即是大英雄。”纪念园里设有承畴纪念馆及为洪承畴歌功颂德的碑廊、碑林,还有一块复制的顺治帝诰封洪母傅氏为一品夫人的御制碑。   生前死后一直没什么好名声的洪承畴,没想到还能“咸鱼翻生”,九泉之下的他,肯定一改生前的复杂沉重,而眉开眼笑了——只是,民族情怀、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等许多东西,还是超越时空,无可更移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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