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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普工作
中国科普研究所周林
&&&&当人类社会即将走完20世纪，一个新的时代即知识经济时代将伴随新的世纪来临。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人们都在回顾和思考，在过去的时代我们做了什么？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我有什么工作要做？对社会发展有广泛影响的科普工作也不例外。
百年科普的世纪回顾
我国的科普工作与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相连，是从上世纪末开始的．至今正好是一百年了。百年科普大体上可分作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团体自发时期。人们在回顾我国科普工作发展历程的时候，往往从上世纪末戊戌维新时算起。在维新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思想的倡导下，一时之间“学会之风遍天下”。其中，我国最早的一批自然科学学会医学会、农学会等就是在此时破土而出的。当时这些学会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开启民智”，其中很大部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普工作。
&&&&&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又有一批科技团体应运而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科学杜、中国自然科学社等。这些科技团体的成立都把普及科技知识、推动社会进步作为办会宗旨之一，把传授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新科技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我国历史悠久，拥有众多读者的著名科普刊物《科学画报》，就是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由中国科学社创办的，一直出刊至今，已延续半个多世纪，在迎接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该刊正准备以更加精美的面目，同读者见面。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成立的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和重庆成立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都做了大量的科普工作，包括传播科学知识、宣传科学思想、促进科技进步等。毛泽东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针对当时干部普遍缺乏科学知识的情况，号召大家“要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好的革命者”。这里的“研究”，主要就是指要学习和了解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目的是解决“懂”的问题，当时延安大学还有自然发展史课程就是在这种思想下开设的。
&&&&这一时期科普工作主要是建立在团体自发的基础上，其动力是时代的驱动。这一特点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历经半个世纪。
第二时期是组织推动时期。这一时期，科普工作有如下特色：
&&&&&一是科普工作由团体自发发展为国家任务，“普及科学知识”正式列入国家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之中。
&&&& 二是1950年8月在全国科代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建立了科普工作的全国性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科普工作。
&&&&&& 三是1958年8月，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信会，把提高与普及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为后盾的遍布全国城乡的科普网络。据当时11个省、市的统计，各地建立的基层科普组织达4．6万个。我国著名核科学家和科技活动家钱三强教授在回顾中国科协历程，谈到中国科协既有全国组织又有基层组织这一特点时说，这是中国科协的特点，也是优点，是世界上别的科技团体所没有的。
这一时期，至1966年文革之前。
第三时期是全面深化时期。在经历了对文革破坏的拨乱反正之后，全国进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我国科普工作又有了新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科普工作主要是抓了三个结合。
一是同经济建设相结合，在企业开展了“讲理想，比贡献”活动，发动工程技术人员为企业技术进步献计献策；在农村开展了实用技术培训和组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等工作，为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普及农业科学技术，促进科教兴农作贡献。
二是同促进社会进步相结合，围绕各时期国家发展中的各项重大课题，广泛运用书刊、报纸、影视、广播、板报、画廊等多种宣传手段和举办报告会、演讲会、学习班等多种方法，向社会宣传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倡导科学文明生活，反对封建迷信活动，为社会文明进步作出贡献。
三是同培养跨世纪人才相结合，主要是开展青少年科普工作，为培养科技后备人才作贡献。
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普工作
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普工作，我初步归纳了12条。
1、大力宣传科教兴国战略，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传播知识经济思想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关于科教兴国战略曾经讲了这样一段话：“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各民族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科教兴国战略同知识经济思想在一些基本观点上是相似或相通的，两者都把科学知识和技术看作构成社会生产力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要素；两者都把加强科技和教育作为振兴国家经济、增强综合国力的基本国策；两者都把提高全民科技及化素质、培养创新人才作为脱贫致富&增强经济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把科教兴国战略的宣传和知识经济思想的传播结合起来，可以起到相互印证。相得益彰的结果。但是也不要把科教兴国和知识经济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两者都有各自丰富的内涵和外延，而且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和深化。
2、把普及信息技术为重点的高技术知识放在重要地位。在迎接知识经济到来的时候，许多国家都把信息技术的开发普及和应用推广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十分必要的。因此，科普工作也要相适应。围绕信息技术科普工作的领域是十分广阔的。它应当包含以下层次：一是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二是信息技术本身包括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计算机制造技术等领域；三是信息技术在各门科学技术，特别是向高技术领域的渗透；四是各门高技术领域的科普知识等。当代科学技术是建立在各门科学杂交渗透的基础上的。任何专家需要沟通本门以外的科学技术主要借助于科普，因而以信息技术为重点的各门高技术知识的科普十分重要，它是我们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先行工作。各专门学会除了开展面向群众的科普外，还要开展面向各层次专家的科普，有的单位已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这是时代的需要，关系到我们走向知识经济的进程。
3、加强干部科普，提高干部科学素养和决策水平。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管理越来越重要。一些学者认为管理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能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管理干部，是企业能否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提高干部管理水平很重要的一条是提高于部的科技素质，提高干部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决策水平。近年来．这一工作已引起各有关方面的重视。在江泽民同志提议下，由国家科委主持编印了《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课本；由中国科协会同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举办了“百名院士百场科技系列报告会”：各级党校干校干部培训中都列入了科技知识的内容；一些学会举办的学术研讨和学术论坛，除科技学者专家参加外，还邀请有关的管理千部和企业家参加，以会代训。这些都是开展干部科普，提高干部科技素质的好方法，各级科协和学会都积累了不少经验，应当进一步发展提高并持续地进行下去。
4、积极开展城市科普，发挥城市中心带动作用。城市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教育中心、信息中心、人才中心，在向知识经济前进中，也应发挥中心带动作用。上海市1995年举办了以《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为主题的科技节，开展了多场报告、展览、影视活动，百万市民参加，大众传媒竞相报导，成为上海市民的盛大节日。国际科技促进会、联合会主席麦凯勒教授说：“我参加过世界近20个国家的大型科普活动，如此隆重精彩还是第一次。”首都北京今年5月以“信息传播与作用”为主题，开展了“98北京科技周”活动，指出“目前占世界人口
20％的西方发达国家拥有80％的信息量，而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却只占有20％的信息量。新一轮信息贫困将给发展中国家的富强之路带来新障碍。因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刻不容缓。”各地城市科普近几年来都有发展，正在为向知识经济前进注入新的动力。
5、大力推进继续教育，为走向知识经济培养高智力人才。知识经济主要依赖两大支柱，一是以高科技为代表的科学技术，一是具有高科技知识和管理才能的高智力人才。人才不足是制约知识经济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怎样解决高智力人才短缺问题，一靠加强学校培养。二靠加强继续教育．由于知识更新速度加快，有人测算大学阶段的知识只有10％终生有用，其余90％要通过工作实践和在职培训中得来，因此各国在制定知识人才战略的时候，都把终生培训作为重要对策。美国总统克林顿说：“终生教育是知识经济成功之本”。中国科协是在1979年引入继续教育概念的，据统计从1986年到现在已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450多万人次。中国兵工学会主办的兵器工业工程师进修大学拥有16所分校250个辅导站，遍及全国22个省市，17年来累计招生7．7万人，成为兵器工业人才继续教育的重要基地。
6、把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高到新的水平。知识经济的核心是企业，我国技术落后，主要是企业技术落后，缺乏创新能力，因此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是走向知识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厂矿科协连年开展讲理想、比贡献活动，发动厂矿科技人员围绕企业技术进步、产品更新献计献策，取得很好效果。据1987年至1990年三年多时间统计，在12000个企业中有480多万人次科技人员参加提出并实施科技建议95万多条，完成技术攻关和新品试制项目34万多项，创经济效益350多亿元。现在需要把这项工作更加提高一步，要有更强的市场意识，更新的创意思维，更高的技术胆略，更好的激励机制。中国科协今年5月举办企业技术创新论坛，提出企业技术创新要实行三个转变，从一次性创新向持续创新转变，从个别产品创新向系列产品创新转变，从少数专家创新向企业全员创新转变，把企业技术创新推进到新的水平。
7、把新一轮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搞得更好。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对全国农村观察点300个村2万农户的统计，参加与未参加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农户经济收入相差1倍。我国12亿人口9亿在农村，农村劳动力是我国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协各级地方组织长期以来即把开发农村智力，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作为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已经形成以农函大和农广校为骨干，以基层培训班为基础，各级农校和农业科技组织为支撑，以农村科普协会和专业技术协会为纽带的培训网络，年培训总人数达3000多万人次。我曾到云南省会泽县拖翅村考察，这个村建了一座50平米的多功能科普培训楼，以实用技术培训为主，包括多种知识教育活动。全村1300个劳动力每年分批轮训一次。这个村有1000亩玉米模式栽培，采取定向密植湿直播方法，每亩5500株玉米，每粒种子按照一定的方向、距离、头朝上根朝下种植，在海拔2400米以上山区高原，获得平均亩产886公斤的好收成。我惊叹地取了一个名字叫“55亿粒玉米的精耕细作种植工作”。现在农业正进行结构调整，发展优质、高产、高效企业，一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正在到来，新一轮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已经开始，我们应当积极努力，作得更好。
8、积极促进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是在学科学、用科学活动的基础上，由农村技术能手和掌握知识的青年发起组织的民办技术经济合作服务组织，目前全国已发展到13万个，联系农户已占全国总农户的5％。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对农业新技术有很大的吸收推广和创新发展能力，在培养农村科技人才、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迎接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建设现代化、知识化农业等方面有重大作用，应当进一步促进其积极发展。四川省今年5月作出决定，按合作制原则规范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和推动农村合作经济发展联接起来，是一个新的发展。
9、广泛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促进人才早期智力开发。据心理学家研究，创造能力的培养区应从儿童抓起。美国1997年提出的《面向21世纪的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在人力资源开发中列入了儿童早期智力开发的内容。广泛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是中国科协科普工作的传统项目，现在已发展到很大规模，以
1997年为例，仅参加各类科技传播活动的青少年即达
600万人以上。以促进青少年智力开发为目的的国际学科奥林匹克竞赛，1997年有40万中学生参加了国内竞赛选拔，有5支中学生代表队参加国际竞选，参赛的19人全部获奖，其中金牌12人，银牌7人。中国生理学会大胆尝试，选拔优秀高中生进入大学实验室和科研院所进行一年研究，以培养青少年创新能力。青少年科普工作关系到21世纪的人才培养，有多方面工作要做。
10、充分发挥科技图书、报刊、场馆、影视等多种知识传播工具的作用。知识经济建筑在知识普及的基础上，知识普及又有赖于各类软硬件的建设。发达国家对这类设施的建设都是非常重视的。特别是对传播现代科技知识的场馆不惜出巨资兴建。我们相对来说，对这些事业的建设重视和支持力度不够。相对当前城市建设中占用银行大量信贷资金兴建过多过剩的豪华商业设施来说，科技场馆建设的投入大少，展教经费投入更少。这些事业有巨大的公益作用，不能完全靠市场机制来使它们发挥效能，国家应给以必要的大力支持。这些事业本身也要改进管理经营，挖掘自身潜力，力求在现有条件下，多办一些有利知识传播的事。云南会泽县政府办公楼是几年前确定的危房，他们没有急于修新办公楼，今年筹资750万元，在148个村盖科普楼，年底逐一验收。2000年完成全县372个村每村1所科普楼，令人十分感动。
11、加强对伪科学、伪知识的揭露。在向知识社会前进中，一些以科学知识的面目出现的反科学知识也在泛起。我曾经在国外看到一本宣传宗教神学的著作，谈到人体结构多么复杂，多么科学，多么灵巧，结论是这样的生命体只能上帝制造，根本不可能由生物进化产生。我无意反对宗教神学，但不应以科学的面目出现。科学真理的发展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对不同认识应持慎重的态度。但对于社会上一些露骨的反科学现象和危害社会生活的封建迷信宣传要坚决揭露，以利于科学、健康和有利于人类社会生活知识的传播和增长。
12、进一步开展国际交流。一些学者宣称知识是无国界的资源，可以全球流动，不应受到国家限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知识的传播和接收机制的能力不同、国家和企业间的利益不同，知识的超国界交流和传播也受到种种限制，因此更加有意识积极主动地推进国际交流，是知识团体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但要加强学术的国际交流．也要加强科普的国际交流，学习外国促进知识化进程的思路、战略、政策和方法．加速我国知识化的进程。
上述12条可能归纳的不恰当，不完全、这是一个探索中的认识。
我们在思考迎接知识经济到来的时候，应当从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国情现实出发，我们还面临着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无疑将加速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在向知识经济前进的征途中，科普工作的领域不是更窄了，而是更宽了；工作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要求不是更低了，而是更高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为我们从性质、地位、作用、功能等多方面提升科普工作提供了机遇，也面临着挑战。我们应当在百年科普的基础上，更加广泛地开拓科普工作的领域，提升科普工作的水平，面向新世纪，把科普工作更好地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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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科普研究》培养创新人才，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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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怎么为什么是什么
如何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怎么为什么是什么
09-11-03 &匿名提问 发布
内容提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指出，“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与马克思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时代相比，现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不可能完全预见到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新问题。这就要求 要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劳动价值论，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解决新问题，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文拟就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看待劳动价值论，企业经营管理者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如何参与收入分配等问题略陈笔者管见。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  价值   体力劳动   脑力劳动       一、       国现行的分配制度的理论根源       由于 国现在尚处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经济运行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并存,收入分配采取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1、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由 国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决定的： 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公有制经济的相互结合，决定了在公有制经济中只能采取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另一方面，由于 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并存，共同参与创造财富，要求按生产要素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指各种要素都应根据其在再生产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的大小来参与收益分配，获得相应的报酬。基于 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只有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才是现阶段唯一公平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因而也是公平的。在公有制经济中，由于国家和集体是除了劳动以外的一切生产要素唯一的所有者，因此全体社会成员只能是劳动者而不能是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即按付出劳动量的多少来决定应该获得的收入的数量。但是这种分配方式也存在不平等的一面，由于人的天赋、能力、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担任的工作的难易程度都是不一样的，对社会、生产做出的贡献也是不一样的，如果采用同一种分配方式同等的对待必然产生新的不平等。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到“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1]而“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2] 2、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决定的。威廉?配第曾经指出：“劳动是财富之母，土地是财富之父”，马克思也曾经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中多次指出劳动并非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现实的常识告诉 仅仅有劳动者而没有资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的参与，是不可能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在生产过程中三者缺一不可（应该注意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土地也创造价值）。对此马克思曾经论述到：“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原材料。”[3]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技术、信息和管理才能等过去不被重视的要素在现代的生产和经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也要求参与分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由于“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所以应该允许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分配，这样有利于生产要素向更有效的领域流动，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加快，有利于 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有人认为，既然生产要素包括劳动，那么按劳分配应该包含在按生产要素分配之中 ，因而认为 国应该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他们把按劳分配中的“劳动”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劳动”混为一谈，混同了按劳分配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事实上按劳分配中的“劳动”是指生产物质产品的活劳动，而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劳动”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买卖的劳动力。按劳分配包含了必要劳动价值和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产品价值中应该享有的那一部分，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仅仅是必要劳动价值（如果真的是劳资双方“等价交换”的话）。    其次，应该正确认识按生产要素分配不等于要素价值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由于资本家对资本、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所有权，基于这种法律上的财产权，他们享有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权，但并不能因此认定资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与此相反，要素价值论的最基本的观点是土地、资本、劳动三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现在还有人提出企业家作为第四大生产要素，把前三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共同创造价值。他们提倡按贡献分配，他们认为，资本、土地也要参与分配正是因为它们也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要素价值论把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生产、价值的形成过程和价值的增殖过程混为一谈。 为什么有不少学者信奉要素价值论？看似合理的要素价值论真的合理吗？这就要求 弄清到底是什么创造价值。此外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也要求 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的认识。   二、      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主要是指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力资本创造的价值也越来越多，现代生产中体力劳动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劳动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不少学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了怀疑。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 该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不重视脑力劳动，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指的就是体力劳动。因而在知识经济到来的时候他们提出：商品中所含的体力劳动的成分越来越少了，因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不再适用了，商品价值应该从由劳动和劳动时间决定变为由“知识含量”决定、由知识来计量。事实上，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忽略过脑力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楚地论述到：“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总和”，[5]也就是说，无论是生产何种商品，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生产的，只不过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体力劳动居于主体地位的时代，因而《资本论》中更多的是以体力劳动为例来分析。而现在脑力劳动取代了体力劳动的主导地位，出现了“无人工厂”、“生产自动化”，体力劳动的作用逐渐被人们所忽略了。对于这种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有提及：“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6]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了生产率的发展将使得体力劳动的主体地位会逐渐被脑力劳动所替代（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马克思不可能详细地阐述这一现象），但是这并不代表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论断不再适用，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从始到终都包括了脑力劳动。归根到底机器也是由劳动者劳动创造的；科技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也是科技工作者大量脑力劳动的结晶。此外，如果不通过劳动将科技成果运用到生产中，科技的发展也不会对生产做出太大的贡献。再者，前文引述的自动化生产方式所创造出的大量产品，是物质财富、是使用价值，而且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已经对劳动生产力与价值及使用价值的关系做了明确的论证。因此，产品的剧增并无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在知识经济的新形势下，劳动价值论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商品的价值仍然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原理是不变的，只不过这种劳动具有高效性、高能性和高质性等新的特点。 其次，应该搞清到底是什么创造了价值，正确认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 [7]和“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8]马克思强调 “只有劳动才是 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用来估计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的和现实的唯一尺度”，[9]也就是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准确地说应该是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里的劳动是指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而非具体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地说到“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10]虽然资本和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都参与了价值的形成过程，但是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他们都不创造新的价值，仅仅转移了原有的旧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劳动不再仅仅是指体力劳动还应该包括脑力劳动，而且脑力劳动正逐渐取代体力劳动的主体地位。因此上述的抽象劳动应该包括更高层次的脑力劳动，即技术创新、知识应用、理论研究和企业管理等类型的脑力劳动。“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是指仅仅靠劳动是不能创造财富的，财富的形成要求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者相结合。这里的劳动是指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因此说资本和土地参与使用价值的创造，参与了价值的形成过程是正确的，而说它们创造了价值是完全错误的。 此外，还应该强调的是创造价值的只是劳动中的活劳动，物化劳动是已经凝结、物化的活劳动，是商品的价值。现代化生产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活劳动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物化劳动（机器、设备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物化劳动并不创造商品的价值。这是因为：首先，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也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由活劳动创造；其次，这些生产资料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缩短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以此来增加劳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它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因而创造价值的只是劳动中的活劳动。 基于以上认识，在脑力劳动占据主体地位、信息技术和知识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背景下， 该如何认识企业经营者在生产中的作用以及他们该以何种形式参与分配？    三、      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的劳动   当今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使得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增加。这不仅仅是生产工人的劳动支出的增加，更多的是包括了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付出的大量的复杂的脑力劳动。由于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才能是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能否大大加强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 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劳动做出全面的评价，提出相应的激励措施。对此，《建议》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对企业领导人能和科技骨干实行年薪制和股权、期权试点。”   关于科技工作者的劳动的价值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科技工作者作为生产性劳动者，他们自身的劳动创造价值。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做过论述：“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体力劳动者或者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这种劳动能力的承担者也被列在生产工人的概念下。”[11]由此可见，马克思把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也看作是生产劳动者，从而也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而且由于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因此在同样的时间内，他们可以创造出比一般劳动者更多的价值。另一方面，科技工作者的劳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及创造社会财富中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科技工作者将先进的科技应用到生产过程中，不仅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产品的数量，还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因而，在评价科技工作者劳动的价值的时候，不应该仅仅根据他们的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多少来衡量，还要看到他们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作用。  关于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劳动的价值，如前所述，马克思把经营管理者看作是生产劳动者。不过，经营管理者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同于一般工人创造价值的劳动，他们对于企业的作用也不同于一般工人。一般劳动者只是生产商品，不用承担其他的压力，但是经营管理者不仅要管理生产过程，还要决定该生产何种产品、该如何定价等问题。一个好的经营管理者可以挽救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与此相反，一个没有能力的经营管理者可以使一个原本盈利的企业变为亏损。企业经营者的价值不仅仅是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有重要作用，还包括了对社会的影响（外部效应）。由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价值不仅仅是创造价值，还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他们从事的是更为复杂脑力劳动，是更多的自乘的简单劳动，他们理所当然应该获得比一般劳动者更高的报酬，这使他们自身人力资本价值得以实现。此外，为了防止“58”、“59”现象，为了调动经营者的劳动积极性，也应该使他们得到他们应该获得的报酬，对经营管理者采取年薪制和股票期权制相结合的分配方法，以此调动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对科技工作者实行科技入股制和年薪制相结合。 随着企业经营者的劳动价值不断被人们认识和肯定，有不少学者提出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全部是他们的劳动收入，没有剥削的性质，从而得出“资本家养活工人”、资本主义社会是最优越的社会等等荒谬的结论。这不禁引起了对私营企业主收入问题的再思考。 首先应该肯定私营企业主的收入里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劳动所得。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描述到：“利润中也包含一点属于工资的东西。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的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 [12]上面 已经分析了企业主管理企业的劳动也是生产性劳动，因而私营企业主的劳动也创造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中没有剥削的成分，私营企业主的收入要大于一般的国企企业经营者，他们的收入中除了自己劳动应得那一部分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与资本投入相应的利润收入。如前所述，资本（代表机器等其他生产资料）这种物化了的劳动本身是不会创造价值的，因此这种利润收入是资本增值的结果，是通过剥削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得来的。 总之，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中既有他自己劳动所得，也有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部分。 参考文献： 1、邹东涛、范王榜：《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2、高尚全：《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中宏网 3、卫新华：《论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载《宏观经济研究》、企业家论坛：《关于企业家的价值》载 5、王玉芬：《劳动价值论：劳动者的经济观》， 载《经济问题》、卫新华：《关于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问题》，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m]  单行本  人民出版社1997  第15页 [2]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m]  单行本  人民出版社1997  第1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人民出版社1979 第9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  第90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下册 人民出版社1972  第21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  第7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  第5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  第6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  第6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9卷 人民出版社1972 第100―101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 人民出版社1972 第219―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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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不可能完全预见到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劳动价值论，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解决新问题，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在内涵和外延，商品价值、效用等内容以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经营管理者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如何参与收入分配等问题两方面来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世纪之交，随着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在工业经济中孕育成长的知识经济已经初见端倪。知识经济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超越工业经济向更高阶段的飞跃，它必将对在工业经济时代创立和成长起来的所有理论提出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不例外。劳动价值理论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指出，“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的同时也必须深化对劳动的认识。
关键词：知识经济 体力劳动 脑力劳动 劳动价值论
第一方面：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它首当其冲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将会抛弃马克思这一理论基石。果真如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在否定的同时又必须看到，马克思这一理论基石需要联系当代的实际，加以深化和发展，与时俱进，才能继续保持和发挥它的理论生命力。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 在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方面，当前应着重抓住以下三个问题。 一、正确认识劳动的内涵和外延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问题。马克思一再明确指出，劳动(指抽象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实体。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这个“劳动”。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体力为主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成了除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之外的另两项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而易见，现代社会劳动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支出由体力为主变成了脑力为主。脑力劳动又可分为理论研究型、知识应用型、技术创新型和经营管理型等。在新世纪里，现代劳动的知识含量空前增大，劳动的创造性日益提高，脑力劳动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我们对当代社会劳动形式这一新特点，在分析、研究劳动创造价值时必须给予充分的考虑。 其实，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否认科学知识的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这里所说的生产，包括商品从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的一切行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1]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当时不可能作出详细的分析和阐述。 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价值的劳动作为一个整体，其内涵主要由科学技术劳动、经营管理劳动和熟练操作劳动三部分复杂劳动构成。不同层次的复杂劳动，在创造价值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外延上，随着科技发展和生产分工的细化，间接生产劳动将会越来越多地从直接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它在生产劳动整体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过去只把直接生产劳动看作价值源泉已不符合实际了，现在应该明确：不论是直接劳动还是间接劳动(包括服务性劳动)，都是劳动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正确认识知识与商品价值的关系 马克思早就肯定了生产力包含着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新发展。随着现代劳动中的知识含量比重越来越高，知识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可见，在知识经济日益发展的条件下，知识与商品价值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密切。 知识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培养(主体化)和产品生产(客体化)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劳动力，知识越丰富，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的价值水平也就越高。形成劳动力价值的劳动，主要来源于教育部门，此外也部分地来源于劳动者家庭及其本人。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劳动力价值应该是整个社会价值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知识转化为活劳动以后，形成更复杂、更高效率的劳动，它所生产的产品(包括硬件、软件和服务等)，也就包含着比简单劳动创造出高得多的倍加的价值。正因如此，社会收入的分配应该向从事复杂劳动的脑力劳动者倾斜，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现实经济活动中的知识有两种存在形态，即活劳动形态和物化劳动形态。前者主要表现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知识分子的劳动，后者主要表现为有较高知识含量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辅助性用品等。两种不同形态的劳动在商品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是不同的。活劳动形态的知识直接创造了商品的价值，而物化劳动形态的知识虽为商品价值的增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和条件，但其本身价值则不能增殖，只能转移到活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中。活劳动的知识是创造科技含量高的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但这种价值创造必须与物化劳动的知识相结合，才能变成现实。所以，我认为鲁从明教授根据不同形态的劳动在商品价值形成中的不同作用，把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分为现实源和潜在源两个层次，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他说：“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概括为两个层次：(1)创造价值的现实源，即人类抽象劳动，简称为活劳动(包括转化为生产劳动的知识和信息)，它构成商品的价值实体，这一源泉具有唯一性；(2)形成商品价值的潜在源，即多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资源、生产资料，它们是直接决定生产价值的劳动效率的必要的客观条件，具有价值增值的潜在可能性。这层源泉具有多样性。形成商品价值的全过程，就是这样两层源泉的统一。”[2]对这一问题很值得进一步探索，价值源泉层次论如果能够成立，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知识经济，是相对于“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和“以能源、原材料为基础”的工业经济而提出来的，这是以人的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它使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鉴于知识在价值形成中具有首要、高能、高质、高效、创新等特点，因而凝结在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中的知识含量越高，商品价值也就越大。科技工作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生产经营中通过提高已有产品的生产效率或发明出新的产品，可以创造出巨大的价值，使全社会的商品价值总量大大增加。 三、正确认识商品价值与商品效用的关系 一般而言，商品是指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也就是说，一个东西要成为商品，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1)具有一定的效用(即使用价值)，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某种需要；(2)耗费人类一定量的劳动能力，具有一定的价值；(3)通过以价值和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恩格斯曾经指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末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3]恩格斯这个结论告诉人们：(1)商品价值是一个成本范畴；(2)形成商品价值有两个基本要素，即费用和效用两个变量；(3)在商品生产费用相等时，商品效用是影响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在文中所说的“效用”，一般而言是指商品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属性。现在看来，这种笼统的表述还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商品效用还应该作进一步的分析。我赞成郑志国副教授在《价值增殖规律探究》一书中把商品效用区分为绝对效用和相对效用的观点。绝对效用是指“由商品的物质技术性能决定的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具体属性”；相对效用是指“商品适应市场或消费者需要的程度”。绝对效用和相对效用之间既有内在联系，也有明显区别。绝对效用是相对效用的物质基础，是商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具体属性。它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相对效用则是商品适应市场(消费者)需要的一般属性。商品的绝对效用是价值的物质载体，不能成为商品价值实体的依据，而商品的相对效用则与劳动总量有效值的变化是一致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需要通过市场需求来体现，劳动对市场需求的依存度空前提高。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强化了这种依存关系。因此，商品的相对效用对价值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我们对此必须高度重视，不断加强这方面的具体研究工作。 综上所述，我们当前研究知识经济与劳动价值理论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而又深远的意义。这一研究的深化有利于把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统一起来，有助于大力推行科教兴国的战略；有利于进一步推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劳动价值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推向新的台阶。
第二方面：企业经营管理者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如何参与收入分配等问题的研究： 一、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的理论根源      由于我国现在尚处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经济运行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并存,收入分配采取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1、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由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决定的：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公有制经济的相互结合，决定了在公有制经济中只能采取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并存，共同参与创造财富，要求按生产要素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指各种要素都应根据其在再生产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的大小来参与收益分配，获得相应的报酬。基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只有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才是现阶段唯一公平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因而也是公平的。在公有制经济中，由于国家和集体是除了劳动以外的一切生产要素唯一的所有者，因此全体社会成员只能是劳动者而不能是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即按付出劳动量的多少来决定应该获得的收入的数量。但是这种分配方式也存在不平等的一面，由于人的天赋、能力、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担任的工作的难易程度都是不一样的，对社会、生产做出的贡献也是不一样的，如果采用同一种分配方式同等的对待必然产生新的不平等。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到“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4]而“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5]  2、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决定的。威廉·配第曾经指出：“劳动是财富之母，土地是财富之父”，马克思也曾经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中多次指出劳动并非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现实的常识告诉我们仅仅有劳动者而没有资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的参与，是不可能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在生产过程中三者缺一不可（应该注意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土地也创造价值）。对此马克思曾经论述到：“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原材料。”[6]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技术、信息和管理才能等过去不被重视的要素在现代的生产和经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也要求参与分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由于“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所以应该允许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分配，这样有利于生产要素向更有效的领域流动，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加快，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有人认为，既然生产要素包括劳动，那么按劳分配应该包含在按生产要素分配之中 ，因而认为我国应该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他们把按劳分配中的“劳动”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劳动”混为一谈，混同了按劳分配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事实上按劳分配中的“劳动”是指生产物质产品的活劳动，而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劳动”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买卖的劳动力。按劳分配包含了必要劳动价值和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产品价值中应该享有的那一部分，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仅仅是必要劳动价值（如果真的是劳资双方“等价交换”的话）。    
   其次，应该正确认识按生产要素分配不等于要素价值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由于资本家对资本、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所有权，基于这种法律上的财产权，他们享有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权，但并不能因此认定资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与此相反，要素价值论的最基本的观点是土地、资本、劳动三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现在还有人提出企业家作为第四大生产要素，把前三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共同创造价值。他们提倡按贡献分配，他们认为，资本、土地也要参与分配正是因为它们也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要素价值论把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生产、价值的形成过程和价值的增殖过程混为一谈。     为什么有不少学者信奉要素价值论？看似合理的要素价值论真的合理吗？这就要求我们弄清到底是什么创造价值。此外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也要求我们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的认识。  二、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主要是指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力资本创造的价值也越来越多，现代生产中体力劳动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劳动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不少学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了怀疑。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不重视脑力劳动，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指的就是体力劳动。因而在知识经济到来的时候他们提出：商品中所含的体力劳动的成分越来越少了，因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不再适用了，商品价值应该从由劳动和劳动时间决定变为由“知识含量”决定、由知识来计量。事实上，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忽略过脑力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楚地论述到：“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总和”，[7]也就是说，无论是生产何种商品，   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生产的，只不过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            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体力劳动居于主体地位的时代，因而《资本论》中更多的是以体力劳动为例来分析。而现在脑力劳动取代了体力劳动的主导地位，出现了“无人工厂”、“生产自动化”，体力劳动的作用逐渐被人们所忽略了。对于这种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有提及：“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8]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了生产率的发展将使得体力劳动的主体地位会逐渐被脑力劳动所替代（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马克思不可能详细地阐述这一现象），但是这并不代表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论断不再适用，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从始至终都包括了脑力劳动。归根到底机器也是由劳动者劳动创造的；科技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也是科技工作者大量脑力劳动的结晶。此外，如果不通过劳动将科技成果运用到生产中，科技的发展也不会对生产做出太大的贡献。再者，前文引述的自动化生产方式所创造出的大量产品，是物质财富、是使用价值，而且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已经对劳动生产力与价值及使用价值的关系做了明确的论证。因此，产品的剧增并无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在知识经济的新形势下，劳动价值论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商品的价值仍然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原理是不变的，只不过这种劳动具有高效性、高能性和高质性等新的特点。  内容来自飞迪论文网
   其次，应该搞清到底是什么创造了价值，正确认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 [9]和“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10]马克思强调 “只有劳动才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用来估计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的和现实的唯一尺度”，[11]也就是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准确地说应该是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里的劳动是指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而非具体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地说到“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12]虽然资本和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都参与了价值的形成过程，但是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他们都不创造新的价值，仅仅转移了原有的旧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劳动不再仅仅是指体力劳动还应该包括脑力劳动，而且脑力劳动正逐渐取代体力劳动的主体地位。因此上述的抽象劳动应该包括更高层次的脑力劳动，即技术创新、知识应用、理论研究和企业管理等类型的脑力劳动。“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是指仅仅靠劳动是不能创造财富的，财富的形成要求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者相结合。这里的劳动是指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因此说资本和土地参与使用价值的创造，参与了价值的形成过程是正确的，而说它们创造了价值是完全错误的。      此外，还应该强调的是创造价值的只是劳动中的活劳动，物化劳动是已经凝结、物化的活劳动，是商品的价值。现代化生产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活劳动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物化劳动（机器、设备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物化劳动并不创造商品的价值。这是因为：首先，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也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由活劳动创造；其次，这些生产资料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缩短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以此来增加劳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它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因而创造价值的只是劳动中的活劳动 基于以上认识，在脑力劳动占据主体地位、信息技术和知识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认识企业经营者在生产中的作用以及他们该以何种形式参与分配？  三、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的劳动      当今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使得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增加。这不仅仅是生产工人的劳动支出的增加，更多的是包括了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付出的大量的复杂的脑力劳动。由于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才能是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能否大大加强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劳动做出全面的评价，提出相应的激励措施。对此，《建议》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对企业领导人能和科技骨干实行年薪制和股权、期权试点。”    关于科技工作者的劳动的价值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科技工作者作为生产性劳动者，他们自身的劳动创造价值。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做过论述：“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体力劳动者或者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这种劳动能力的承担者也被列在生产工人的概念下。”[13]由此可见，马克思把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也看作是生产劳动者，从而也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而且由于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因此在同样的时间内，他们可以创造出比一般劳动者更多的价值。另一方面，科技工作者的劳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及创造社会财富中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科技工作者将先进的科技应用到生产过程中，不仅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产品的数量，还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因而，在评价科技工作者劳动的价值的时候，不应该仅仅根据他们的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多少来衡量，还要看到他们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作用。   本文来自飞迪论文网
   关于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劳动的价值，如前所述，马克思把经营管理者看作是生产劳动者。不过，经营管理者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同于一般工人创造价值的劳动，他们对于企业的作用也不同于一般工人。一般劳动者只是生产商品，不用承担其他的压力，但是经营管理者不仅要管理生产过程，还要决定该生产何种产品、该如何定价等问题。一个好的经营管理者可以挽救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与此相反，一个没有能力的经营管理者可以使一个原本盈利的企业变为亏损。企业经营者的价值不仅仅是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有重要作用，还包括了对社会的影响（外部效应）。由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价值不仅仅是创造价值，还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他们从事的是更为复杂脑力劳动，是更多的自乘的简单劳动，他们理所当然应该获得比一般劳动者更高的报酬，这使他们自身人力资本价值得以实现。此外，为了防止“58”、“59”现象，为了调动经营者的劳动积极性，也应该使他们得到他们应该获得的报酬，对经营管理者采取年薪制和股票期权制相结合的分配方法，以此调动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对科技工作者实行科技入股制和年薪制相结合。      随着企业经营者的劳动价值不断被人们认识和肯定，有不少学者提出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全部是他们的劳动收入，没有剥削的性质，从而得出“资本家养活工人”、资本主义社会是最优越的社会等等荒谬的结论。这不禁引起了对私营企业主收入问题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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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是以一定的经验或信息为依据的，教师行为的成败经验、替代性经验、他人的评价与劝说、情绪与生理状态等因素影响着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教师教学效能感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教师在工作中的努力程度，影响着教师在工作中的经验总结和进一步学习的热情，影响着教师在工作中的情绪，进而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能，支配学生的学习行为。我们可以通过提高自我教学监控能力、改变低效能自我信念、促进合作学习与经验交流、优化班级内师生关系等措施改变影响教学效能感的内因，也要通过健全教师评价反馈系统、改善社会大环境与学校小气候等措施改变影响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外因。本专题的刊出，旨在引导各位教师更好地理解教师自我效能感并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努力提高之。                      教学效能感综述（一）教学效能感的概念     心理学上，把人对自己进行某一活动能力的主观判断称为效能感，效能感的高低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认知和行为。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时也有一定水平的效能感。所谓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是指教师对自己影响学生学习行为和学习成绩能力的主观判断。这种判断，会影响教师对学生的期待、对学生的指导等行为，从而影响教师的工作效率。     在理论上，教师教学效能感的概念来源于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班杜拉认为，人的动机受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所谓自我效能感，是指人对自己能否成功地进行某种成就行为的主观推测和判断，它包括两个成分，即结果预期和效能预期。结果预期是指个体在特定情境中对特定行为的可能后果的判断，如学生对顺利答完试卷产生结果的推测。而效能预期是指个体对自己有能力成就某种作业水平的信念，如学生对自己是否有能力顺利答完试卷的主观判断。人的行为主要受人的效能预期的控制，个人对某种行为觉察到的效能感不仅影响着个体处理困难时所采用的行为方式，也影响着他的努力程度和情绪体验。效能预期越强烈，所采用的行为就越积极，努力程度也就愈大愈持久，同时情绪也是积极的。     根据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可以把教师的教学效能感分为一般教育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两个方面。一般教育效能感指教师对教育在学生发展中作用等问题的一般看法与判断，即教师是否相信教育能够克服社会、家庭及学生本身素质对学生的消极影响，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这与班杜拉理论中的结果预期相一致。教师的个人教学效能感指教师认为自己能够有效地指导学生，相信自己具有教好学生的能力。它与班杜拉理论中的效能预期相一致。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是解释教师动机的关键因素。它影响着教师对教育工作的积极性，影响教师对教学工作的努力程度，以及在遇到困难时他们克服困难的坚持程度等。    （二）教师教学效能感的作用   一般来说，教师教学效能感会在以下三个方面影响教师的行为：     1、影响教师在工作中的努力程度。效能感高的教师相信自己的教学活动能使学生成才，便会投入很大的精力来努力工作。在教学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够坚持不懈，勇于向困难挑战。效能感低的教师则认为家庭和社会对学生影响巨大，而自己的影响则很小，不管如何努力，收效也不会大，因而常放弃自己的努力。     2、影响教师在工作中的经验总结和进一步的学习。效能感高的教师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效果，会注意总结各方面的经验，不断学习有关的知识，进而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而效能感低的教师由于不相信自己在工作中会取得成就，便难以做到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积累、总结和提高。     3、影响教师在工作中的情绪。效能感高的教师在工作时会信心十足、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往往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效能感低的教师在工作中感到焦虑和恐惧，常常处于烦恼之中，无心教学，以至于不能很好地完成工作。     阿什顿等人（Ashton，1986）的研究表明，效能感高的教师对学生寄予较高的期望，认为自己对学生的成长负有责任并相信自己能教好所有的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效能感高的教师注意对全班学生的指导，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在对学生进行指导时，效能感高的教师表现得比较民主，鼓励学生自由地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用表扬、批评等外部强化控制学生。当学生失败时，效能感高的教师表现得很有耐心，他们会通过重复问题、给予提示等方法去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浅析新课程下的教师自我效能感课程改革能否最终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是否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即能否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能力及价值，充分发挥主体的意识和作用，使课程改革的目标得以实现。           一、面对新课程理念，教师必须重新建构元认知弗拉威尔(J．H．Flavel)曾说过，元认知是对思维和学习活动的认知和控制，是一个人对自己认知过程和认知产品或任何与认知有关的东西的了解 。元认知的实质是个体对认知活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调控，它是自我效能感形成的基础。新课程的许多理念是在多维视野下形成的，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解释学的、后现代的理念正逐步渗入到新课程中。而我们的教师往往是在单一学科背景下形成的元认知，他们必须重新建构元认知，这样才能理解课程改革的要义。   1、新课程回归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是人生命存在的背景，是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础，它为人生奠定了基石。新课程向“现实生活世界”回归，就是强调焕发出生活气息和生命活力，充分把握人在时空中的动态变化及其关系，拓展和解放课程教学时空。   2、新课程关注过程的体验   狄尔泰认为生活体验的最基本形式包括我们生活中直接的、先于反思的意识——一种反射性的或自发的意识。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关注学生通过对课程运行中一系列活动的参与，体验着一种生命的意义，或者说他们是用这种活动诠释着生命的价值，表达着生命的激情。因此，主体参与过程就是学生生命体验的过程，这种体验使学生在课程运行中不断获得发展自己的动力。   3、新课程提倡主体间的交往    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h)认为作为主体性的最高级形态，人类主体性的基本特性是以主体间性 (intersub jectivity)为核心所形成的整体性。主体间性是指主体与主体之间以交往和对话为手段，以理解为目的所达成的一致性和共识。主体间性生成的内在根源在于交往。在自然界，提倡环境生态价值论，主张人类对待自然界，不但要作用、改变和索取，还要给予尊重、保护和养育；在社会领域，提倡自由和谐论，主张通过对话达到沟通和理解，以宽容的心建立一种和谐的人际交往关系 新课程吸纳了后现代主义和哲学解释学主体间性理论，对教育予以新的诠释和解析，强调主体之间在语言和行动上相互平等、相互理解和融合、双向互动、主体对话的交往特点和关系等。二、面对新课程中教学范式的转换，教师必须学会在有效的参与中调整自我的角色   在新课程的实践中，教师面临许多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新课程强调教师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教学范式从“技术性实践”转换到“反思性实践”。他们是反省的(reflective)实践者。   1、展开“叙事”活动   从事实践性研究的最好方法，是说出和不断地说出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表达对教育的理解和解释。教育叙事能使教师达到“为自己的教学进行研究，对自己的教学进行研究，在自己的教学中进行研究”的目的。新课程关注学生的体验，教师必须通过教学实践的过程，对在特定课堂产生的个别、具体的经验和事件的意义，追求尊重主观的“叙事性认识”，求得教师的实践性认识的形成与课堂中经验的含义与关系的重建。否则，教师很难形成对教育教学改革真谛的独特理解能力。   2、学会“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以参与、合作为特征，以提高行动质量，改进实际工作为主要目标。新课程强调教师即研究者。它意味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以研究者的心态置身于教学情境之中，以研究者的眼光审视和分析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探究，对积累的经验进行总结，使其形成规律性的认识。教师将研究行为整合进教育活动，以使研究能在实践的改善中起着直接而迅速的作用，使教师产生有效的行为变革能力。   3、扮演“共同遭遇者”   新课程弱化教师的中心言说者地位，要求改变教师对学生过多的干预和控制，改变习以为常的高高在上者角色，走进孩子们的生活，走进孩子们的心灵世界，用他们喜欢的方式共同去遭遇学习问题，去解决生活问题。教学中要给学生留有足够的探索和交流的空间，充分让学生运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经历知识的形成过程，探索和理解有关内容。三、面对新课程的组织实施，教师必须使自身的效能信念发生内在改变   在新一轮课程改革面前，每一位教师都有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教师特别需要具备这样的效能信念，即通过积极的学习，相信自己具有完成教学目标所要求的能力，即使在面对困难时，仍然能够坚持不懈地将新课程的组织实施进行下去。   1、积极授权   获取成功的操作性经验。班杜拉认为，实践的成败经验是个体获得自我效能感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因为成功性的操作经验是最有效的、最有影响力的自我效能信念的信息源，即所谓的“无条件积极关注”。那么，有效的策略就是在新课程的实施中，教师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掌握一些挑战性的任务作业，促进他们不断尝试新的教学方法、教学策略和教学技术，进行教学改革，积累成功的经验。在教师体验到教学与管理的成功时，自信心会不断加强，以提高自我效能感。   2、现场观摩   产生替代性强化的作用。替代性强化是指借观察他人的行为来掌握复杂的刺激、反应，强化相互关系的学习方式。 在课程改革中，有计划地组织教师进行课程改革的现场观摩。当他们看到其他人格特征相似的教师在活动中取得了成功时，他们往往会相信，当自己处于类似活动情境时也能获得同样的成功，从而提高作为观察者的教师的自我效能感。   3、言语劝导   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言语劝导即接受别人认为自己具有执行某种任务的能力的语言鼓励而相信自己的效能。现实化言语劝导能够调动个体的积极性，激发个体的动机水平。在课程改革中，权威人士的评价，能够诱导教师以加倍的努力获得成功，并培养个体的活动技能和自我效能感。因此应鼓励教师，即使他们做得还不够好。   4、绩效反馈   有效激发工作的动机  绩效反馈是一种影响教师工作动机和工作态度的有价值的信息源，因而对个体能力感的认识会产生重要影响。学校应该经常为教师提供积极的正反馈，使教师认识到自己更大的教学潜能还有待于挖掘，从而进一步激发工作动机。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霍斯顿指出的“对达到目的的可能性的期望以及我们对于目的的评价，最简单的形式是：价值×期望=动机”。   5、正确归因   及时调整目标和任务  教学是互动的过程，教师对学生学业成败的归因会对其后继教学及其目标产生重要影响。国外的研究表明，在成功时多进行努力和能力的归因，失败时多进行努力归因，有利于个体自信心的发展和个体的自我发挥，所以应指导教师进行正确的归因。帮助他们认识到应将成功归因于能力、努力和策略的有效性，这样他们就会认为成功是经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而且相信是自己的能力高。将失败归因于努力不够以及教学策略应用不当，这样教师就会加倍努力，在自己能行的信念的指导下，对教学任务适合度重新认识，从而确定其对后继教学任务的调整。这样会对自我效能感的形成起到良性循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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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创立过程中，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及其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对于这个过程本身究竟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对马克思的这个理论认识发展的过程，进行一次新的详细解读。[关键词] 马克思  劳动价值论  肯定  否定  古典经济学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个创建过程中，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对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但是，对这一过程，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一、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真的完全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吗？熟悉马克思思想发展史基本情况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不同于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法律的关系的结论之后，才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来说，马克思是在1843年到巴黎编辑《德法年鉴》的时候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1]当马克思初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他对于古典经济学的看法，更多地受到了恩格斯的影响。大约是在1843年底或1844年1月，恩格斯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寄给了作为《德法年鉴》杂志编辑之一的马克思。因而，在《德法年鉴》未出版之前，马克思就读到了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并且做了详细的摘录。[2]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称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天才的大纲”。后来，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还一再援引了恩格斯的这本书。这些基本事实表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最初观点，包括他对古典经济学的最初态度明显地受到了恩格斯的巨大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说明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是怎样评价古典经济学及其劳动价值论的。首先我们必须指出，在19世纪40年代，无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那时他们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等不同术语指称的，是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那时他们都没有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区别开来。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做出的评价达到怎样合理的程度，是衡量他们自己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达到什么水平的重要尺度。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做出完全正确的评价，这本身只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努力的结果。就《大纲》对政治经济学的评价的总体倾向来说，是否定的。恩格斯之所以否定政治经济学，是因为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从而在理论上是“诡辩和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不老实”。由于恩格斯在总体上否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于是，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论也给予了明确的否定。恩格斯在《大纲》中，对英国人（亚当·斯密、麦克库洛赫、大卫·李嘉图）的“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观点与法国人（萨伊）的“效用决定价值”的观点进行了双重的否定，提出了“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观点。恩格斯论证说：“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末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3]可以看出，恩格斯的这个观点是很模糊的，对于“生产费用”（即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和“效用”与商品价值的关系，并没有提供一个清晰的论证。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指出，恩格斯在这里对于价值理论究竟是解决什么的这个问题本身的理解都是错误的。这一点，恩格斯一直没有弄得太清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年）中的一个小注中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耗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4]这就是说，恩格斯在《大纲》中关于效用和生产费用的理解，主要是针对“决定生产问题”的，而事实上，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费用或劳动价值论主要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而是解决商品交换规律的。正是出于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一种误解，从而使恩格斯完全否定了生产费用价值论：“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说法，都只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不实际的东西。”[5]在关于价值与价格的关系的理解上，恩格斯更是提出了错误的看法：“作为基本东西和价格泉源的价值倒要从属于它自己的产物—价格了。”[6]这种理解，相比李嘉图而言，无疑是一个理论上的倒退。总体上来看，恩格斯的《大纲》虽然在某些方面提出了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创见，但是，必须承认，这是一部不成熟的著作。日，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现在把《德法年鉴》上我的那篇旧文章重新刊登在《人民国家报》上是无论如何不行的。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加之它还完全是以黑格尔的风格写的，这种风格现在也根本不适用。这篇文章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7]日恩格斯在写给叶·埃·帕普利茨（她写信给恩格斯，打算把恩格斯的《大纲》翻译成俄文）的回信中说：“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比带来的好处多。”[8]没有谁比成熟的恩格斯对自己的《大纲》所做的这种评价更准确和实事求是的了。如果有人过高地评价恩格斯早年提出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和效用的关系”的观点，甚至把它作为论证效用价值论的依据，那就是对恩格斯的明显的误解甚至是故意的曲解了。马克思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受到恩格斯的推动，而且在观点上也直接受到恩格斯的影响。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是基本上以否定为主要倾向的。这一点，首先表现在马克思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国民经济学”，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确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私有制为基础。区别在于，恩格斯批评政治经济学没有说明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而马克思则批评政治经济学没有说明私有制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无论马克思是否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单就问题的提出本身来说，马克思在理论上比恩格斯更进了一步。恩格斯提出问题的方式，更多地带有费尔巴哈的痕迹，而马克思提出问题的方式，更多地显示了一种历史的、理性的眼光。马克思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的错误，他说：“我们不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让自己处于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马克思提出了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而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经济事实”就是劳动与财富的对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两极分化。马克思在此概括的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与恩格斯在《大纲》中所说明的“事实”也是惊人的一致。不同的是，恩格斯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的事实，而马克思则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异化”。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试图回答和解决私有制的产生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起初是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然后，私有财产进一步产生了劳动异化。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古典经济学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我们看不到马克思直接评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任何文字。因此，并不能以这个手稿为直接依据来说明马克思在那个时候对于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要了解马克思在1844年上半年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只有通过考察马克思的《巴黎笔记》中的其他文本才可以得到直接的依据。[9]恰好在这一点上，国内外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前苏联的经济学说史专家卢森贝，以及我国的马健行、郭继严教授认为，马克思在笔记中，“实际上”是否定了劳动价值论的；而前苏联阿·伊·马雷什则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摒弃劳动价值论。[10]如果全面地分析马克思所做的评论，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萨伊、麦克库洛赫等经济学家的观点的评论存在着许多模糊的地方。在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虽然既不完全同意李嘉图的生产费用理论，又不赞成萨伊的效用理论，但是这不表明马克思就是完全否定李嘉图的价值论的。[11]马克思所不同意的，是李嘉图将“生产费用”与“产品价格”完全等同的观点。马克思确实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价格由竞争决定=价格是偶然的。”[12]但是，这一句话显然不能成为马克思全盘否定生产费用价值论的依据，因为说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是一码事，而说供求关系决定生产费用则是另一码事（马克思没有这种说法）。同样的，从总体上否定古典经济学，同全盘否定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也并不是一码事情。因此，我们说，马克思在1844年上半年对于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的态度是模糊的，可能更加符合马克思在那个时候的理论认识的实际。而这一点，恰好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同一问题认识上的区别。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真的“接近劳动价值的理论”吗？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了《神圣家族》。在谈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私有制当作基本前提而产生的矛盾时，马克思说：“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13]这表明，马克思在这里存在一个误解，他把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商品价值由“生产费用”和“效用”共同决定的观点当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看法。在后面的论述中，马克思又说：“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钱（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蒲鲁东既把劳动时间，即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当作工资和规定产品价值的度量，因而也就使人成了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把它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相提并论：“在私有制确立以前，也就是在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时间曾经是工资以及与工资尚无区别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并且，马克思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真正人类的发展，就是以这种时间的多寡为转移的。”“甚至精神生产的领域也是如此”。[14]显然，在这里，马克思对于价值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看法，同恩格斯在《大纲》的看法完全一样了，即把价值问题理解成了“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正如在上面我们评论恩格斯的相同观点时所指出的，当马克思这样来看待价值问题时，应该说，并没有接近劳动形成价值的观点。如果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接近”劳动价值论了，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恩格斯在《大纲》里也是接近劳动价值论了。显然，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因此，列宁认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接近劳动价值论了”[15]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写作《神圣家族》的时候，马克思还处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之中，由此必然造成他对商品价值问题的理解也是不成熟的，有时甚至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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