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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知青用肉体换回城通行证 惊动党中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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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
　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医生惊讶地发现，七十余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腐性裂痕，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
　　女知青们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
　　从1964年到l980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所谓回乡知青)达数千万之众，其中有一半是女知青。
　　在这上千万女知青中，遭受色狼奸污的其实无法统计。大部分被侮辱过的女知青都不愿暴露真实情况，因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将使失去贞操的年轻女性受到巨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
　　另有一些被奸污后而上大学、入党、提干的女知青，更不会将内情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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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串联时一分钱不花走遍全国
倘若不是为她，我绝对不会登上这辆列车。我知道上了车就下不来了，我也知道不上车，恐怕这辈子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月台上的人太多了，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感觉，反正我感觉似乎毛主席昨天接见过的五十万名红卫兵都聚集在这里了。等我挤上这一趟去西北的车，我的裤腰带都断了，只好拿背包带临时扎上。我的伙伴们在十二号车厢，见了他们，我才后悔，我只背了个军挎包，装了毛巾、裤衩和袜子，外加上五块钱、六斤全国粮票，而他们人人都扛着个铺盖卷。看我来，他们都盯着我的蓝裤子，偷偷笑。他们都很纳闷，见我单枪匹马，脸上都露出疑问的表情：家辉呢？家辉是我们这次大串联的组织者，偏偏就他迟迟不见踪迹。我告诉他们，家辉不能来了，他家昨天夜里被抄了，他爸他妈也被押走了，他得照顾他的俩妹妹。我从裤兜里掏出红卫兵袖章，家辉叫我把这个上交，他不想因为他，而给红卫兵脸上抹黑。原来学校最大的红太阳造反总部组织了一个大串联队伍，可是要想参加，附加条件太多，还要经受种种的考验，过了关才有资格。比如他们会叫你打你最好的朋友俩嘴巴，或是给某个他们不喜欢的老师的脑门上写上一条标语，如果你的父母被揪出来了，他们甚至会让你押着他们到最热闹的地方游街他们这是故意刁难人，家辉说，我们不吃他那套。更不要说你参加了他们大串联的队伍，一道上少不了给那几个头头拎着包，当他们的勤务兵，他们会拿你当狗使唤。干脆，我们自己单独组织一支大串联的队伍，跟那些混账王八蛋分道扬镳，我们做自己的主人，家辉说。我第一个举双手赞成，江晓彤是第二个，杜寿林本来就是我的跟屁虫，他是第三个。至于谁来当这支队伍的领导，老办法，抽扑克牌，双数赢，单数输，结果，江晓彤的手气壮，头一张牌就是红桃圈，最大，就只好由他冲锋陷阵，而我们跟在他屁股后面摇旗呐喊。整个车厢，连行李架上和座椅下边都堆满了革命小将，我只好戳着，还只能一只脚着地，金鸡独立。尽管遭罪，但是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漆黑的光芒，我们大多是头一回坐火车出远门，幸亏不要路费，戴个红袖章就能畅通无阻。江晓彤咬着我的耳朵问，你的裤子是谁的，我说是借的，他就笑，我回手给他一巴掌，我知道他是别有用心。昨天接受检阅的时候，我站金水桥东头，半截腰尿憋，又怕我中途离开耽误事，结果把裤子给尿湿了，给我的这些伙伴儿留下个把柄，总拿我找乐。列车启动了，人们都把窗户打开，将身子探出去，跟月台上的人们招手告别，不管认识不认识。车厢的后头，有两拨人开始辩论，一拨是北京大学的，一拨是清华大学的，他们在争竞聂元梓和蒯大富谁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表现得更勇敢更坚强，许是因为地方小，无用武之地，才没动拳头。江晓彤说他一点儿都不佩服聂元梓和蒯大富，他佩服北师大的谭厚兰，也许是我因为不像他那么有雄心壮志吧，就含糊过去了。我知道背地里他总练习演讲，跟列宁一样，一只手揣在兜里，一只手指点江山，不过，齿音字太厉害，他是前年从白城转来的插班生。挨着我的杜寿林一直注视着窗外，谁都不理，保持着与世隔绝的状态，可是，我仔细一端详他，却发现他在啪嗒啪嗒地流眼泪。我问他是不是舍不得他妈妈，他说他没有妈妈了，我说那么你就是舍不得你爸爸，他说他也没爸爸，我就奇怪了，问他究竟舍不得谁，他说他舍不得离开北京。江晓彤很轻蔑地哼了一声，指指车厢的前头，叫杜寿林看看人家，从打上车就拉歌，一首又一首，慷慨激昂。我这才注意到，那是六七个梳小辫的女生，一边唱一边打拍子，很是飒爽英姿，一点儿都不恋家。其中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女生，粉脸上一边一个酒窝，让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她，她也梳着大辫子，也一边一个酒窝，只是她比面前的这个女生的眼睛透明水润。我一直疑惑：她为什么悄然离开我，而且一句话一张纸条都没留下？这似乎是一个秘密中的秘密，我只有找到她本人，才能解开这个谜团。这趟列车开往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估计我的那些伙伴也都不知道，当初我们只约定了时间，早晨几点到车站，赶上哪辆车就上哪辆车，上去，就直奔十二号车厢，在那里集合。杨东升是第一个上车的，他是从车窗爬进来的，因为人流都堵在门口。杨东升其实比我还小一岁，却已经谢顶了，为此他春夏秋冬都戴着一顶军帽，胸前还别上一溜主席纪念章，谁跟他一挑衅，他就挺着胸脯跟人家叫板：打，有胆子你朝这打！谁敢？借他俩胆子也不敢。这一溜主席纪念章成了他的护身符。他的爸爸妈妈都死在朝鲜战场，他是个孤儿，我虽然不是孤儿，父母都健在，却跟他一样没有家庭的温暖，我妈加入的是红代会，而我爸则在工总造反指挥部，他们俩是对立面，见面就辩论，辩得脸红脖子粗，连饭都不做，我只得四处蹭去。这时候，郑建国跟清华大学的那几个吵起来了，我们赶紧都挤过去声援，江晓彤问郑建国怎么回事，郑建国说他们要抢他的照相机，清华大学的那几个指责郑建国偷拍他们，他们怀疑他是特务，杨东升把我们的学校告诉对方，并解释说郑建国是学校战报的记者 正乱着，列车上的乘警过来了，乘警也戴着红袖章，他把吵架的双方拉到一边，从兜里掏出笔记本来，念一遍公安六条，警告双方要是敢在列车上捣乱，就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论处。这么一说，大伙儿都闭上嘴巴，不再争竞了。早就听说有人在火车上偷人家的馒头，结果戴着高帽子挨个车厢游斗，衣裳被撕成一条一条的布褛，露着半拉屁股蛋子。乘警是个红脸汉子，我们就是三五个加一块，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他把我们矛盾双方隔离开，清华那一拨在车厢后头，我们几个被赶到了车厢前头，正好在那六七个梳小辫的女生旁边。郑建国属耗子的，撂爪就忘，又端起照相机拍这几个女生，好在这几个女生落落大方，不但没跟郑建国吵架，反而摆好姿势叫他随便照，很快，郑建国就跟人家打成一片，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这几个女生是师大的。那个一边一个酒窝的姑娘叫黎彩英，她简直天生是一块做人民教师的材料，跟谁讲话都是一副谆谆教诲的语气，她挨个儿把我们几个的名字问个遍，轮到我的时候，我乖乖地告诉她，我叫石磊。她眯缝着眼睛，仿佛在咂摸滋味似的点评说，这个名字有点儿趣味。后来，我才知道她比我还小，小了足足有十四个月，她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而我却是出生在水深火热的旧中国，出了满月以后，共和国才成立。她温文尔雅，据她说，她老爸却是一个鲁莽汉子，不骂街不讲话，身为大校，竟大字不识一个，所以把女儿送到师大，等她学成毕业，好去教她老爸。柳纯沛咬着我的耳朵提醒我，让我的眼神委婉一点，这样直勾勾地盯着女生，欠妥。柳纯沛生就一副典型的白面书生形象，是个普希金迷，很得语文老师的喜爱，不过，他的毛病就是命犯桃花，既喜欢女生，也招女生喜欢，因而他的贾宝玉式的故事最多。江晓彤给他设计的未来前景是 这家伙早晚得死在石榴裙下，不信你就走着瞧。就是这么个花花公子，居然敢挖苦我，这让我很是恼火，不错，我是多瞅了黎彩英两眼，那是因为她跟我心目中的那个她有几分相像，仅此而已。黎彩英问我到达的第一站是哪儿，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要征询江晓彤的意见，就看他准备把什么地方当作他施展抱负的桥头堡了，我们都随大流。江晓彤觉得我们应该从最基层来认知这个社会，程序是第一站到农村的生产小队，然后是大队，然后是公社，再然后是县城，最后，农村包围城市 几个师范生被江晓彤的宏伟蓝图迷住了，愿意跟我们联合行动，她们崇敬的可爱神情深深打动了江晓彤，他满口答应，甚至没顾得上搞搞民主集中。没有谁提出不同意见，其重要的理由是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众人拾柴总归火焰要高。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但是大伙儿都不想说出来。车厢温度太高，每个人身上都是汗，即便是像黎彩英这样跟水蜜桃一样鲜艳的女生，也不禁打起蔫来。黎彩英旁边的一个留齐眉穗的女生打书包里拿出个鹅蛋形的小镜子照了照，不时地拢拢鬓边的头发，或用手绢擦擦汗，黎彩英掴打她一下，嫌她仍然改不掉资产阶级大小姐的恶习，还这么臭洋气。这个女生叫杜亦，是我们这些人当中唯一一个有表的人。那是块怀表，带个银链子，她把它藏在最隐蔽的地方，一般人找不到。突然，一个扎小髽鬏的女孩喊道：我们已经出北京了。杜亦问她现在到了什么地方，那个扎小髽鬏的女孩说到了怀来。她两只圆溜溜的眼睛，掩饰不住兴奋的神情，后来听说她长这么大，连西山都没去过，最远也不过是卢沟桥，难怪从上车她就一直往窗外眺望呢。她叫尤艳。临出发之前，把名字改了，改成尤反修。可是，我始终觉得这个名字跟她娇羞的样子很不相称。我们东拉西扯的时候，杜亦一直不插嘴，皱着个眉头，黎彩英问她怎么了，她耸耸鼻子说这个车厢里是什么味呀？郑建国嘿嘿笑了，除了臭味，还能有别的什么味？你看看，一车厢的人都穿的是解放鞋。杜亦捂着嘴说受不了，这时有人背诵起语录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 仿佛是点燃了一根导火索，整个车厢顿时热闹起来，大家一起来，背诵得还挺整齐，把杜亦羞得脑袋都快耷拉到裤裆里去了，露出的只是她雪白的脖颈。江晓彤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她，没什么了不起的，往后多接受一些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好了。杜亦虚脱似的点点头，态度诚恳。我就没江晓彤这两下子，想想，我之所以不具备他的这种威慑力量，大概还是跟我的政治觉悟太低有直接关系。我读报纸，从来不读社论，而江晓彤竟能在一个月之内把《哥达纲领批判》通读了一遍，还做了笔记！就是因为这，江晓彤才成为我们的领袖。我太平凡了，平凡得自己都厌烦自己，比如现在，才离开家刚刚半天，我就想了，想的不是我爸不是我妈，而是我的奶奶和我养的小花猫。我奶奶每天的功课就是两腿支着夹板，纳鞋底子，时不时拿锥子在头发上蹭一蹭，叫锥子尖更滑溜一点。我在家的时候，总帮奶奶打铺扯，把各式各样的碎布拿糨子粘在一起，在太阳下晾干 我正忧郁着，列车忽然尖啸着停下来，因为太急促，车厢里的人倒了一大片，大家咒骂着，惊叫着，失魂落魄着，很多人都打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还有人干脆挤到前边的车厢去，一探究竟，乘警也跳下车，沿着铁道往头里跑。十几分钟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有个牛鬼蛇神畏罪自杀，卧轨而死。当列车再启动时，我们都趴在车窗口上瞅，什么都没瞅见，只瞅见一领草席铺在道边上，露出一双赤脚来黎彩英瞅上一眼就赶紧捂住嘴，没尖叫出来。我则把脑袋扭到一边去，尽量不去看。江晓彤却坦然自若地劝我们，活该，谁叫他自绝于人民来着。可是，他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呀！我想说，却没说出口，我知道我要说了，江晓彤有一万句话可以驳我，把我驳得体无完肤。我拼命咬着嘴唇，叫自己镇静下来，可是，我直翻胃，我真怕在列车上吐出来。不知什么时候，柳纯沛开始一趟又一趟地跑到两节车厢的衔接处的水罐那，帮女生打水，将一个个空的和半空的军用水壶装满，跑得他汗流浃背。郑建国忙着取景，拍摄，叫柳纯沛也给他罐上一壶水，柳纯沛迎头泼了他一盆凉水，让他自己去，不缺胳膊不缺腿，凭什么剥削别人。郑建国叫他噎得上不来下不去，他使劲儿咽了口唾沫，搁在平时，他早就翻脸了，而现在，当着这么多女生的面，他只恶狠狠地哼了一声。也是，打水还得排队，人摞人，跟上厕所一样，灌一壶着实不太容易，柳纯沛拒绝郑建国也很正常，我觉得。不过，郑建国却认为柳纯沛见色忘义，好小子，走着瞧，早晚给你点儿颜色看看，郑建国想。杜亦从包里掏出一把水果糖，递给黎彩英，黎彩英又递给我们几个，我想接，却又不好意思，吃零嘴都是女生的天性，一个小伙子嘴也这么馋就太丢人了，所以，我拒绝了，其他人除了柳纯沛，也都没伸手接过黎彩英手里的糖。杜亦羞怯地将余下的水果糖又放回书包里，撅着个嘴。我有点儿后悔了，早知道她会因此而不快，我就接受她的好意了，再说，我平时也很少能吃上糖，不赶上年节，几乎不可能有糖吃。现在车厢里安静了许多，初次远行的激动不已渐渐淡了，随之而来的是离家的惆怅和忐忑，这么一来，刚才还热火朝天的车厢气氛，骤然间变得又寂寥又伤感。我翻翻书包里的东西，想转移转移情绪，竟意外地发现了一沓明信片，所有的下款都填写好了，是家辉的地址，这一定是家辉放进去的，希望我每到一个地方都通知他一声。家辉的理想是走遍祖国大地，所以才热心地组织我们这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可惜，他命不济，偏偏赶在节骨眼上家里出了麻烦，不能成行。我不禁替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很惋惜。你是不是想家了？黎彩英冷不丁突然问了我一句，我竟无言以对。我怎么会这么没出息？好男儿志在四方嘛！我铿锵有力地回答她是在迟疑了整整一分钟之后。黎彩英冷笑一下，将视线投向窗外，远处，狭窄的山路，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蜿蜒爬行，扬起的尘土像喷气飞机后屁股上吐出的烟雾。我知道，黎彩英不信我的豪言壮语，其实，我自己也不信。这时候，一声长鸣，一辆迎面驰来的列车呼啸而过，上面坐满了跟我们一样穿着打扮的红卫兵，他们奔北京来，跟我们正好南辕北辙。合着我们出来，就是给这帮小子腾地方，杜寿林愤愤地说。他爸在煤场上班，家就在煤场堆煤末的小屋旁边，因为屋子不通风，他长了一脸痱子。他六岁才跟母亲从乡下到北京来，跟我们相比，他似乎更爱北京。要不是他跟我跟家辉莫逆，他才不舍得离乡背井出去冒险呢。晌午了，车厢里跟蒸笼一样热，我们男生都敞开怀，拿报纸当蒲扇呼打，而女生却不敢，顶多是把领口的扣子解开一个，即便是如此溽热，我还是能闻到她们身上所散发出的那种难以形容的香味，她们一定是天天都用花露水洗澡，不像我，一个礼拜才到我爸的单位浴池去洗一回，还打的是黑胰子，一点儿香味都没有。突然一阵骚乱，原来是清华和北大的那些人告诉大家到天天读的时间了，早请示，晚汇报，一事当前先对照，大家只好掏出语录本来，那些人俨然是领导，肆无忌惮地对大家指手画脚，不就因为他们都穿着军装，都扎着军皮带吗！不就因为他们学校出了个聂元梓、蒯大富吗！他们就有权叫我们把腰板挺起来，严肃一点，还说什么忠不忠看行动。江晓彤愤愤不平地告诉我们，别答理他们，我们收拾行李，准备下车。我问这一站是哪儿？他说他查过列车时刻表，下一站是柴沟堡。喂，你们几个磨蹭什么？那些人冲我们喊。江晓彤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到站了，该下车了。那些人没脾气了，只能干瞪眼。江晓彤从裤兜里拿出个哨子来，鼓起腮帮子使劲儿一吹，我们的人马立刻集中起来，这个哨子还是我前天夜里撬开体育老师的抽屉偷出来的，差一点儿被发现。黎彩英她们几个咬了咬耳朵，突然宣布，我们也在这里下车！就这样，在全车厢的注目礼中，我们两队人马大摇大摆地下了车，望着列车又轰隆轰隆地开走了。我们在小站的角落发现了一个压水井，欢呼着跑过去，压上水，一边喝一边洗头，浑身都浇得精湿，我们倒无所谓，黎彩英她们就是另一番景色了，透明的衣衫箍在她们凹凸有致的腰肢上，难免唤起我们难以按捺的情愫。幸亏江晓彤挺身而出，招呼大家排好队，立正，稍息，报数 男男女女加起来，正好十五个人。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出了站，一直前行。我们去哪儿？我悄悄地问江晓彤。江晓彤严肃地抨击了我一句，安静，遵守纪律。他面沉似水，每一个字后面都点上一个感叹号。众目睽睽之下，我觉得很丢脸，不再言语，只将两眼直直地注视着前方，眼睛里充满着怒火。他江晓彤在班上也不过就是个政治课代表，跟我差不多，我还是语文课代表呢。小镇上的人，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显然新鲜得要命，追在我们屁股后面瞧稀罕。为展示革命小将的精神风貌，我们把胸脯挺得更高，步子也迈得更整齐。但是，我们都尽量不把自豪表现出来，只是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时的嗓门比平时大了一倍。这个小镇，只有一条街，不到二十分钟就走到头了，再往前，便是土路了。两边的垄沟里有水，水里有蛤蟆骨朵，搁在以前，我们早就下手去捉了，可是现在，我们的身份特殊，不再是初中学生，而是挖出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阴谋家的尖兵，我们要立场坚定，斗志昂扬。这时候黎彩英说：小心，小心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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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让梨”是个失败的教育样本
赵玉成：“孔融让梨”是个失败的教育样本日 02:09来源：东方早报作者：赵玉成 一次小学一年级语文考试，答完了“孔融让梨”之后，题目继续问：“如果你是孔融，你会怎么做？”结果一位上海小学生写“我不会让梨”，被老师打了大大的叉。这名小学生说4岁的孔融不会这样做，才这样写答案，并坚信没有答错。用“谦恭敬让”来寻找失落已久的“孝悌”，这在当下小学教育阶段“国学”风劲之下可以想象，但是从现在教育观点来看，“孔融让梨”实在不是一个怎么好的教育样本。首先，孔融的举动并不像一个儿童，有着远远超出同龄人的早熟。他家作为汉代士族，“孔融让梨”很可能是家庭和社会强制施加在幼小孔融之上的外在强制，而早慧的孔融又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条件。4岁时聪明的小大人，不多久就展现了自己的真面目，实打实的把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待人接物都变成了行为艺术。孔融的最大特点，除了“让梨”就是嘴臭。孔融觉得父子母子本来就没什么亲情与关系，孝慈都是假的：“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这种议论，与小时候那个“让梨”的儒家道德标兵堪称两个极端，被曹操借此“大逆不道，宜极重诛”，孔融56岁那年，一家被砍。“孔融让梨”是属于用一个超人的样本来培养千千万万正常的儿童。你学孔融让梨，孔融自己都早就丢了，这个样本甚至还培养不了他自己。外加过高过早的道德要求，并没有在内心获得认同，更没有化为信仰，一旦他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所有的道德与规范都可以弃若敝屣。让不让梨，本来就是自己的事情，要搞成小朋友的强制规范，甚至以此来标榜道德高下，真没必要。要让学生懂得文明礼让与分享，我们的课本不妨找一些不那么极端甚至学生身边周围的例子，这样才能让学生理解并身体力行，至于变相要求学生空喊口号学习啥的，那只能培养出一群表里不一的“岳不群”。
青岛种树事件 一堂生动的公民课
第550期导语：近日，因为种树而成为热点 的青岛市政府通过微博发声，承认工作不细致，并向市民致歉。质疑青岛种树工程，有人谩骂有人撒气，27岁的青岛姑娘潘琦却以市民身份，调查成本，致电政府并追问种树方案的决策过程。网友几乎一致赞许潘琦脚踏实地的公民精神，呼唤“中国出现更多这样的年轻人”。
潘琦以自己的行动告诉市长：“这个城市是我的，是市民的，而不是市长的；这个城市的财政资金同样是我的，是市民的，而不是市长的。”青岛种树事件前世今生日,青岛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在全市开展植树增绿大行动的通告》，通告确定在每年的“3•12”植树节、四月份春季植树月和秋季植树季三个时间集中开展大规模的植树增绿活动，努力营造“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园林绿化风格，进一步提高全市的生态宜居效果。4月初，青岛汇泉广场北草坪被铲，最早引发市民及网友的集中关注，后青岛市海滨风景区管理处回应，汇泉广场草坪是正常的更新，只种草不种树。此后，网友对青岛种树质疑声不断，主要就种树的位置、密度、方法及成活率提出疑问。4月18日上午，青岛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青岛发布”透露：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已着手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答复相关问题。曾几何时，类似事件不断上演其实，青岛今天发生的故事并不让人陌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也发生过类似的景象，甚至青岛也有过这样的记忆。一位青岛网民重提旧事而忧心忡忡，锒铛入狱的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当年效仿大连，热衷于种草，不惜对青岛老城区的大树痛下杀手。现在，倒了种草书记，来了种树市长，福兮祸兮未知，但折腾，而且是瞎折腾的疑虑则非常清晰，万一下一任主政者又打算种草，青岛情何以堪？而当年青岛所效仿的大连，更是个中翘楚。时任大连的主政者以“经营城市”而闻名，在其之下，大连开始修建大广场、大草坪，一些原本有绿化树木的地方也将树铲除，改而种草，甚至连路灯都因为需要统一风格而大规模更换。而后几年，因为城市的快速发展，机动车数量的增长，广场渐渐成了交通毒瘤——四面八方的车汇集到环岛上加剧了交通拥堵。至今，当初修建的广场环岛，很多都因为影响交通而被拆除。中国城市成了试验场、成了政绩舞台2004年，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曾经在年初的省人大会议上，疾言厉色地斥责个别官员的形式主义和浮夸风，让人印象深刻。他反对以“经营城市”为名搞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认为这是劳民伤财，解决不了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他提出要避免“城市建设得像欧洲，农村发展得像非洲”的不良现象，强调城乡差距长期存在，就不能体现也无法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青岛市的市长张新起，因为种树这场风波，青岛市民给张市长送了一个雅号：“种树市长。”据报道这位张市长，一路走来，可说是“始终如一”，在担任县级市莱芜市市长时，张市长就热衷于种树，后来升任潍坊市委书记，继续热衷于“种树”，现在到了“青岛市市长”这一更重要的位置，依然热衷于“种树”，“种树市长”端得名不虚传。城市该怎样，需要这个城市的人发声城市究竟是谁的城市，是市民的城市，还是市长的城市，这才是青岛种树风波最核心的问题。而舆论把焦点聚集在种树本身是否合理，争论青岛有没有必要大规模种树，甚至对树的行间距斤斤计较，都未免离题万里了。在种树这件事上，青岛市政府最大的错误，其实不在于种树这一决策本身有多么荒唐，而在于政府搞错了自己的角色定位：一市之政府，恰如一小区之物业；一市之长，恰如一大家族之管家。物业或者管家做什么事情，哪怕做得再英明，都不能绕开业主，不能不经主人点头。当然说青岛市政府搞错了的角色，似乎也是一厢情愿，人家何曾搞错角色，对照现实，城市不就是市长的吗？业主不满意物业，可以把物业给开了，市民不满意市长，你能把市长开了吗？但是潘琦以自己的行动告诉市长：“这个城市是我的，是市民的，而不是市长的；这个城市的财政资金同样是我的，是市民的，而不是市长的。”
清明节期间，青岛市汇泉广场草坪被掀的图片被热传，有人传言政府打算“退坪种树”，很多人表示不满。后来，青岛市政府解释称，铲除草坪是为了种植新草。 何伟在《寻路中国》里写道：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4月初，青岛汇泉广场北草坪被铲才引发市民和网友对植树行动的集中关注。试问：市民何时到了要看到事情已经在做了才知道有这件事的地步？心态上：地位平等，批评和建议是公民权利因为质疑青岛大规模种树到底合不合理，27岁的潘琦成了当地的小名人。这个土生土长的青岛姑娘忍受不了草坪“说掀就掀”。打潘琦记事起，大草坪就“一直在那里”。小时候她跟着姥爷去那儿放风筝，长大了陪着哥哥嫂子去拍婚纱照。那天，潘琦刷微博刷到了凌晨两点。她跟着大伙一起骂政府，看到有人比自己骂得还狠，她心里才痛快舒服。第二天一大早，她气得怎么也坐不住，打开电脑整理愤怒的心情，最后毅然决定“收声做事”。要表达意见，潘琦认为“先得整明白我们有没有权利去管种树这事”。她上网仔细阅读了《宪法》和《山东省行政决策程序》等文件，发现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其次，她知道作为一个公民，自己与政府有平等的地位。“我不管政府看不看得起我，我心里先把自己跟政府弄平等了。”潘琦说。行动上：用理性和建设性的调查表达意见在行使公民权利的过程中，潘琦做得很认真。为了了解植树成本，她到工地上与工人聊天；为了解种树的决策过程，她打市长热线，向市建委、园林局打电话，而电话打到园林局，办公室要她打建设处，建设处要她打办公室……她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一次又一次作记录，一次又一次将情况发到网上。这名27岁的青岛市民的言行，对她的家乡来说是有价值的，对更广的社会而言，同样是有价值的。这些价值包括：不偏激，不犬儒，意识到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去行使公民基本权利”。网上有评论说：“脚踏实地，温和理性，较真而不顶牛，对这位青年满怀敬意。”更有人说，这样的行动“如同在种植公民意识，我们期待着它的长大、开花、结果”。
一位青岛市民在街头拍到的，即将被种植的树木就这样堆砌。 为什么一个从不关心公共生活的女孩有一天突然站到公共事件的焦点，而且还能处理得如此妥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的对象其实也可以扩大到整个80后群体。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什么是公共生活？显然，公共生活是相对应于私人生活而言的。在私人生活的场合中，包括家庭、职场、社交等等，多数是以真实的个体身份出现的，谨守一定的边界和伦理规则，并竭力树立起高尚的自我形象，以求获得良善乃至幸福的私人生活。公共生活呢？徐贲说：公众就是自由地集合在一起，自由地讨论，自由地播散思想的人们。那么，公共生活就是公众集合在一起的空间：实体的和虚拟的。好的公共生活应该由好的制度和好的伦理所共同构成。好的制度作用在于防止和惩戒“恶”的出现，从而使自由、平等、尊严等这些人类的基本社会需求得以在社会中行走；而好的伦理便是个体将这些德行付诸实践，从而形成社会共同的“道德习俗”，从而使社会成为健康的、良善的共同空间。公民行动已在很多城市破土而生类似潘琦这样的年轻一代的行动已经看过多次，比如质疑广州亚运工程铺张浪费的“口罩男”和质疑光亮工程的“拇指妹”。这一代年轻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开始参与公共生活。正是当年被指太有个性，承担不起社会责任的他们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新锐力量。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发现了这一代人区别于上一代人的鲜明特征，这非常重要。这一代年轻人个性更张扬，更注重个人感受，更重视自己的生活。作为同一个硬币的反面，他们同时更敢于反对损害自己利益的权威，而且反对的手段更加高明，反对的态度更坚决。这就是公民的内涵，他们也许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每天考虑家国天下那些宏大命题，但他们只要更关心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他们就敢于去维护他们的利益，就敢于去参与公共生活。这种个人主义发展与公共空间繁育的良性循环对中国的未来绝对是件好事。关心公共生活，从关心身边常识开始好的公共生活从哪里来？是从好的公共制度中来。恰如徐贲所指出的那样，因为公众发现践行好的公共生活准则，其所付出的成本，远远要高于冷漠的，甚或恶的行为。抄袭者得高分，造假者得荣耀，受贿者得富贵，无事生非者风生水起；勇敢者下地狱，孤高者遭围困，清洁者自清贫，诚实行善者一地鸡毛。“神不正义，人怎么办？”惟有比堕落而已。可是既然无法逃避公共生活，怎么办？好在有常识。常识如：人不应该作恶，不应该见死不救，不应该欺凌他人，不应该贪人钱财，应该自由而不受压制。这些常识不构成公共生活的全部，也不构成制度本身，但是，常识是通向好的制度，通向好的公共生活，通向好的人类生活的途径。因为好的公共生活，就是从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开始的。（本专题部分内容参考《连清川：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特此感谢。）
年青一代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公共生活中，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意见。 好的公共生活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是否富足、健康与幸福的共同指标，而且直接指涉到个体生活的质量与存亡。
美女英拉與滑頭阿基諾
美女英拉與滑頭阿基諾 　　英拉今年45岁，年轻漂亮，本身的魅力就很大，而當上總理之後更是光彩照人。英拉此次訪問中國，借助外交舞台，讓更多人有機會目睹其光彩，領略其魅力。　　在抵達北京之前以及之後，英拉對中國民蓄l頻發動美麗或魅力攻勢，首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一封信》，表达善意，強調对中泰关系的重视。此後，在会见温家宝總理时，英拉穿一件中式上衣，色彩和圖案都非常漂亮，意在顯示她熱愛中國以及和中國的渊源。爾後，她在公開演説時特別提到，她是客家人，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　　無需傾聽她在高層政治場合的友好言論，就憑以上幾點，我就會立即對她產生好感。　　當然，除了个人魅力之外，我之所以喜欢英拉，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泰国在对华交往中做得非常好，態度友善，溫和謙恭。可以说，在周邊國家中，泰國是中国爲數不多的朋友之一，值得信賴。囯與囯關係固然以利益為先，但對於这样一个好鄰居，中國可以慷慨讓利，心甘情願。爲什麽？兩個字：情義。把泰國和菲律賓比較一下，我們就能更清楚地領會到，在越來越薄情寡義的周邊國際環境中，情義是多麽寶貴。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和英拉一樣，也有中国血统。去年他访问中国时，还專門到福建去寻根，但後來證明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大滑頭。现在中菲关系的現狀之糟糕，大家都非常清楚，無需多言。中國人很討厭阿基诺三世，這在菲律賓歷任總統中是從未有過的。爲什麽？原因是，他從中囯索取了很多好處之後，回頭便口出狂言，恩將仇報，與中國為敵。　　一個國家的形象，往往與領導人的品質和形象有直接關係。英拉和阿基諾三世作爲領導人，當然都希望通過自己的言行來維護自己國家的名聲和榮譽，但兩人得到的結果卻大不一樣。泰国人有情有义，菲律宾人无情无义。這種説法比較絕對，很抱歉，冤枉了大多數好人，但沒有辦法，不能怪我，因爲外界對一個個國家的印象，在相當大程度上就是對其領導者的印象。
李登辉为何说钓鱼岛是日本的
今日话题李登辉称钓鱼岛是日本的理由站不住脚 李登辉说法的依据是什么？李登辉最早表态“钓鱼岛属于日本”，是在其卸任“总统”后的2002年。在美军归还琉球（日本后称为冲绳）给日本三十周年之际，李登辉接受《冲绳时报》专访时声称，“虽然大陆和台湾都宣称拥有钓鱼台列岛主权，但钓鱼台是日本的领土。”李登辉的主要理据是，在《马关条约》中，当初清朝割让给日本有关台湾的领土，经纬度多少，清清楚楚，并不包括钓鱼岛。李登辉意指钓鱼岛并非是《马关条约》割让出去的，因而无须在二战结束后归还中国。他认为钓鱼岛本属琉球王国的土地，早在日本吞并琉球之时，就已经算作日本的了。为什么说李登辉的说法毫无道理？然而，李登辉的说法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的。首先，在日本吞并琉球之前，没有任何一条资料表明钓鱼岛曾经属于琉球，相反，却有大量证据表明“琉球三十六岛”不包含钓鱼岛，而且历史上中琉有明确的分界线“黑水沟”，钓鱼岛恰恰是位于分界线以西属于中国的海域，这个无人岛并不属于李登辉口中“朝贡国”的范围。其次，《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将台湾、澎湖及其属岛割予日本，然而条约中仅对澎湖以经纬度明确界定，对台湾的范围却未予确定，到中日交割手续完结之时，也没有列举台湾的属岛。而由于钓鱼岛列屿在古代地图中向来就被划作台湾的附属岛屿，所以钓鱼岛事实上就是因《马关条约》被日本割占的，二战之后，理应归还中国（具体可参见《为什么说钓鱼岛是我们的》）。在2010年中日撞船风波之际，李登辉还称“古书写说，在清朝时代光绪帝要为皇太后治病，曾使用人民献上的钓鱼岛海底所取药草而治愈，皇太后后来把钓鱼岛封给那个百姓，虽然是古文书，却没有国际法根据。” 李登辉这个说法也是不加考据的，“慈禧太后赏赐钓鱼岛给盛宣怀”只是今人编出来的故事，正经的国际法探讨根本不会用这个说法。李登辉的看法在台湾并非主流意见，但值得重视不过，李登辉的看法在台湾岛内并非主流意见。且不说现任领导人马英九早在几十年前就是“保钓运动”领袖，亲自撰写“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国际法论文，即便是民进党的领导人陈水扁、蔡英文，也声称钓鱼岛属于台湾，吕秀莲还曾为李登辉的看法表示“遗憾”。虽然，李登辉关于钓鱼台的言论和主张在台湾并非主流，然而由于李登辉在岛内的巨大影响力，这种看法仍不能够忽视。而且，李登辉这种看法背后所反映的深层心态，很有代表性，也非常值得研究——而传统上我们对此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李登辉“出卖钓鱼岛给日本”的思想根源 李登辉亲日，源于其对“日本精神”的好感李登辉当政之后，就从不掩饰对日本的好感。在其卸任后，就更不讳言对日本文化尤其是日本精神的推崇。李登辉在日据时期的台湾长大，留学京都大学，甚至日本战败后李登辉回台继续念大学，教授也还几乎都是日本人。李登辉在《日本的教育与我》的演讲中称，若非接受了日本教育，“恐怕现在的我也无法建立拯救自己生命与魂的基本想法。”李登辉对日本文化最激赏之处，就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李登辉曾撰写《武士道解题》一书专门谈他对武士道精神的理解，精髓在于“高贵者更应尽其本份”，这使他养成了“重视忍耐、自制与秩序并且为公奋斗的努力精神”。卸任后的李登辉一直在推崇日本这种传统精神，并认为台湾人应该学习，虽然他也承认这种日本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这个国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引起战争”，“但只要错误部分改过即可”。李登辉对传统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过度推崇，还令他对日本现在的状况感到不满，他认为日本政府对美国过于软弱，对中国甚至是“卑躬屈膝”。为了重振日本，曾经身为日本人的岩里政男（李登辉日本名）还曾重新演绎维新志士坂本龙马的“船中八策”，向日本年青人提出建言。某种程度上，日本确实开启了台湾的现代化进程李登辉对日本的好感，还来源于日据时期他对日本人建设台湾的直观感受。他的最大感触是，日本人用教育把近代观念引进台湾，使台湾人蜕变成为能够守时、守法，具有金融货币、卫生与新经营观念的新时代份子。到了1920年代，台湾人受到西方新思潮影响，建立各种社会团体，提出议会民主、政党政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地方自治、选举、自决独立等等主张，并且要求“日本必须给予台湾人应有的权利”。李登辉曾举过两个对台湾建设起过重要作用的日本人来说明日本对台湾的贡献。一位是曾兴建台湾嘉南大圳、乌山头水库的八田与一。他主持修建水坝，不仅是为了让水路畅通，还非得要让农民能够取得水源进行灌溉。为此他研究各种可让农民顺利取得水源、有效利用水源的做法，终于成功。李登辉认为他“诚实并且认真，完全展现了率先垂范、实践躬行的日本精神”。另一位李登辉推崇的对象则是曾担任台湾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在这位能吏的主持下，“台湾竟从三千年太古时代，一跃进入二十世纪进步文化，一扫疟疾与瘴气，成为名副其实的福尔摩沙。现在台湾各都邑，不论土木、教育，乃至于各种设施，比之内地，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日本殖民后开启了台湾的现代化进程。这种殖民与在朝鲜、后来在中国内地不同，并非全然的掠夺和压迫。对于李登辉这种本土出生的台湾人来说，对殖民者痛恨的意识相对淡薄甚至没有就不足为奇了。割裂钓鱼岛与中国联系是为了“台湾认同”李登辉情愿把钓鱼岛“出卖”给日本，更大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有意割裂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因为，即便主张钓鱼岛仅属于台湾而非中国，从法理上追溯，也是必须要用到明、清的官方史料的。但对于李登辉来说，这正是他所不情愿的。近年，李登辉多次声称他并不主张“台独”，一度让人怀疑他再度转变了政治立场。但李登辉实际上的意思是，他已经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只是名分还有问题而已。李登辉反对“台湾是大中华文化圏的一部分，所以台湾属于中国”这一说法，在他看来，“仅以言语或文化之相同性，国家是无法形成的。更重要的是，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对生活基础之土地皆有挚爱的心。谋求新天地移居到美国之英国清教徒，包容其他民族，另创立新的国家。”李登辉认为台湾从中国“另立出去”，可以类比为美国从英国手上独立——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化改革，他认为台湾人已经是独立的新的存在，台湾人已经具有台湾人之认同，台湾人就是台湾人，而不必非得还是中国人了。因此，李登辉打心眼里就不愿意让台湾跟中国扯上关系，而要主张钓鱼岛的主权，则势必与中国有所纠葛。此一心态，在台湾人中为数不少。李登辉认为中国对钓鱼岛主权的主张反映了“亚洲专制观念”李登辉称，大陆主张的钓鱼岛主权，是站在“中华帝国霸权主义的领土观，把过去的朝贡国都当作是最外侧的领土。” “大陆对钓鱼岛，就好像皇帝看到了美人，就主张说是自己的老婆一样。” 李登辉的这种心态，与他自诩为台湾民主革命的领导人是分不开的。李登辉经常称，亚洲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还非常少，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所谓“亚洲的价值”，简单讲就是一种帝制的统治架构。因此掌权者对领土的要求是一种霸权主义。李登辉认为，只有日本和台湾实现了民主革命，建成了民主社会，所以与其让大陆得到钓鱼岛，还不如让给日本。显然，在领土问题上应用这种逻辑是完全说不通的。李登辉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90岁的李登辉仍是部分台湾人的“精神领袖”卸任“总统”后的李登辉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追随他的人则成立了政党组织“台湾团结联盟”，虽然李登辉并未加入台联，但却是该党的精神领袖。台联始终奉行李登辉的理念，行动上亦唯李登辉马首是瞻，李登辉云倒扁则挺扁的党领袖下台，李登辉在08年“大选”支持民进党候选人，则当年支持马英九的台联要角被开除出党。台联虽历经多次改组，纲领亦有所变化，但始终是台湾政坛重要角色。2012年台湾“立委”选举台联一举获得一百余万张选票，拿下三席不分区“立委”，成为台湾第三大党。退休后的李登辉在台湾政坛影响之巨可见一斑。除此之外， 围绕李登辉存在的还有“群策会”、“李登辉学校”等组织，宣扬李登辉的理念。加上李登辉无论在台上台下，都非常喜欢到基层走动“亲民”，到九十高龄的今天仍然如此，而台湾民众不论政治立场，广泛对李登辉曾经的施政成绩都怀有好感。不可低估这种“卖国”言论的影响所以，不管李登辉的言论究竟有多么违背历史和事实，只要“阿辉伯”一开口，自然而然就在台湾产生很大影响。当年石破天惊的“钓鱼岛属于日本”言论一出，台联立刻就称李登辉是“描述事实”、“是务实的做法”——而近年，李登辉对自己的看法更是越来越自信：“多说几次也一样，钓鱼岛就是日本的领土。”李登辉的说法，是否会影响更多的台湾人呢？值得忧虑。不要忘了，按大陆方面的主张，钓鱼岛是隶属于台湾花莲县的。结语：概言之，李登辉出卖“钓鱼岛”，称其被“殖民主义洗脑”，或曰“媚日卖国”，均过于简单。李登辉言论的成因和影响，均值得大家思索。
女知青用肉体换回城？
女知青用肉体换回城？“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七十余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不是陈腐性裂痕，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在微博和论坛里被疯狂转播；同时，其真实性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有一些质疑看起来也很有道理，譬如：“1、大学体检竟有妇检且做数字统计？2、全国知青总数约1600万，安徽哪个县能分得数万知青？……这些质疑站得住脚吗？这则故事，是真的吗？
网络上的各种流传，在交待史料来源时大错特错微博、论坛以及纸媒网站，在转载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并交待史料原始来源的时候，无一例外都说是来自邓鹏教授编著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甚至有纸媒网站刊文，直接注明文章的作者就是邓鹏先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事实上，这则故事的原始来源，是一篇1991年发布的报告文学，与2009年才出版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毫无关系。微博传播，全都注明史料来源是邓鹏《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邓鹏先生是一位60年代的老知青,现为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教授，编著有知青回忆录系列《无声的群落》。微博在流传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时，将原始史料来源，全都归在邓鹏先生名下。如图所示： 网站在转载相关文章时，错得更离谱，直接注明这则故事的原始来源是“邓鹏”这则故事被广泛传播，与一篇名叫《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 女知青失身惊动党中央》的文章有直接的关系，许多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将文章的作者错认为是知青学者邓鹏教授。如图所示： 文章中有一段很离奇的“注”(黑体部分)：“我(本文作者邓鹏)所下乡的地方虽不是建设兵团，却也查出了问题。我们乡的党委书记以谁满足他的要求，谁就可回城为诱，和乡里的多个女知青发生了关系，事情败露后，尽管他有一定的后台，但死罪免了，活罪难逃，去监狱关了好几年。” 编辑遍查《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篇署名为“邓鹏”的文章。真相：这则故事与邓鹏教授毫无关系，而是出自一篇1991年的报告文学《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 女知青失身惊动党中央》这篇文章，根本就不是邓鹏先生编著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中的内容，至于那个将文章作者定为“邓鹏”的离奇的“注”是谁给加上去的，以及这篇文章的真实作者是谁，是件很难考证的事情。不过，邓鹏先生此书出版时间是2009年10月，而编辑在查索源头的时候发现，早在2008年天涯论坛上就出现了相同的内容。有意思的是，该帖子中这一句——“我所下乡的地方虽不是建设兵团，却也查出了问题”——并没有那个离奇的“注”。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与邓鹏先生及其著作毫无关系，是完全可以确认的。那么，这则故事的原始来源，究竟是什么呢？编辑力所能及，所能查找到的最早的来源，其实是一篇报告文学。该报告文学名为《被亵渎的青春》，作者“丁雨雨”，收录在一本名为《拥抱战神的孩子们》的知青报告文学集里，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该文描写道：“有些女知青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大夫惊讶地发现，二十余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旧性裂痕，再准确点说，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除了女知青的数目存在差异以外，其余描述与微博及网文完全一致。在没有找到更早的来源之前，可以暂时认为，这份报告文学，就是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的原始来源。来源虽然是报告文学，但故事并不见得就是假的知名媒体人黄章晋先生在微博上对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提出了四点质疑：1、大学体检竟有妇检且做数字统计？2、全国知青总数约1600万，安徽哪个县能分得数万知青？3、据统计，75%的工农兵学员是特权家庭或有背景家庭；4、下乡知青依然是高等人，每个公社都有知青办，当时对诱奸、调戏女知青的处罚通常极重。就编辑所获得的资料来看，上述几点质疑，其实都站不住脚。女知青返城上大学被要求检查“处女膜”是实有其事的当年女知青返城上大学到底要不要被检查“处女膜”？有没有数据统计？答案是：在许多地区，要检查，有统计。编辑查到一份知青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各公社推荐出来参加高考的知青都到县里集中，先是在县医院进行体检。我们先测了身高、体重、视力，再是量血压、听心肺，又过了五官科，现在另一个科室门口的长凳上等候。我见凳上坐的全是女知青，没有男的，检查完毕出来的人又是一个个脸通红的，不晓得这科室里检查个什么名堂。……我慢吞吞地爬到检查台上，直直地躺下。‘脱下裤子，快!’那穿白大褂的女的走过来，带橡皮手套的手上拿了个亮闪闪的器具及一把手电筒。我难为情地脱下裤子。‘屈起膝盖，叉开腿。’她话讲得飞快，动作也飞快，把手中那个器具往我两腿中间冰冷地插了进来。我的天，她这是干吗呀？……后来与其他女知青‘咬耳朵’，才知道所有的女知青，必需通过这道‘处女膜’检查，才能参加文化考试。检查有问题的个别人，暴露了隐私，丢了脸面，罪人似地回生产队去了。”（康雪培，《常家庄插队生活纪实》，收录于《三色土·旅美知青的故事》，休斯敦知青联谊会主编）编辑还查到一份日《湖南省劳动局、湖南省卫生局、湖南省高等教育局、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关于不准检查女青年处女膜的通知》的文件，该文件称：“近来，各地反映，有的单位在招工、招生、征兵，吸收国家干部体检时，要检查未婚女青年的处女膜；有的在审查两性关系案件时，要检查女方处女膜，还有的甚至在逼死人命后还要检查尸体的处女膜。把处女膜松弛和破裂作为不能录取女生，女兵，女职工、女干部的条件和乱搞两性关系的定案依据。这样作，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有的女青年末被录取，本人和亲属都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有的蒙受冤屈，甚至含冤自尽。为了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杜绝这类事件再度发生，特作如下通知……”（《检察手册（）》，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编；粗体为编辑所加。）安徽某县有数万知青并非不可能至于安徽某县是否可能存在数万知青，编辑手头没有安徽各县的县志，故未能查到各县具体安置的知青数量，只能说：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为什么呢？据金大陆、金光耀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所提供的数据，安徽全省共安置了72.55万知青，安徽现在是56个县，当年区划可能略有出入，但差距不会太大，平均每县万余名知青，并不奇怪，某些县多一些，有个两万多乃至三万，也是有可能的（某县两、三万知青是很常见的，譬如据《丛化县志》记载，广东的丛化县就安置了2.43万知青）；况且知青也并不是平均分配到各县的，条件好的县乡知青云集，穷山恶水则比较寥落，是很常见的现象。安徽某县有数万知青，并不奇怪。女知青遭遇性侵犯在当时是个很严重的普遍性的问题黄章晋先生的第三、四条理由，意思似乎是说女知青相对于下乡所在地的民众乃至干部，仍然是存在身份优势的，是相对强势群体，故而，这类“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事情虽然存在，但并不具备普遍性（编辑的理解，如有误，欢迎纠正）。但从各种官方披露的资料来看，女知青遭遇性侵犯，在当时的“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案件”占据着最大的份额。譬如，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上海审判志》记载：“197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下发了文件，要求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对强奸女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要按其罪行依法惩办，对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判处死刑。1973年9月～1974年底，全市法院受理破坏上山下乡案件364件，其中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的案件占90%以上，受害者有487名。上海县上山下乡办公室1名工作人员，1968年以来利用职权，威逼利诱，强奸女知识青年3名，奸污、猥亵16名。”另据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记载：“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可见女知青当年遭受性侵犯，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具体到安徽，全省“破坏上山下乡案件”当中，对女知青的性侵犯占了一半以上具体到安徽女知青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据刘小平《安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述评》（原载《安徽史学》）一文记载：“上山下乡过程中，给知青的生活带来的不幸是不能否认的，其中残害下乡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其中以逼害女知青为最。据怀远县1969年到1973年统计，共发案94起，案由基本是：利用职权，以帮助招工、升学为诱饵对女知青进行奸污，或趁人之危进行强奸，或以物质引诱，以关心生活为幌子。”“据1975年统计，安徽全省破坏上山下乡案件中，强奸、奸污的有319起，逼婚、诱婚的有61起，殴打、捆绑的有118起，杀害的有5起，非正常死亡的有82人。”如此，可以说，专题开篇所引述的安徽某县“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这一故事，绝非空穴来风。结语上山下乡是一场悲剧；女知青的遭遇则是悲剧中的悲剧。如何面对和反思这样的悲剧？这其实涉及到整个文革的历史真相，并不是一、两期策划所能讲清楚的。这里只强调一点：在女知青的肉体上狂欢的，在农村不是农民，在厂矿不是工人，在部队不是战士……是谁呢，是那些基层权力的实际拥有者；那十年里，谁是权力的实际拥者呢？是从上而下的各级“革委会”。所以不难想见，当这些案件被送入基层革委会后，其结局会如何；也不难想见，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女知青们其实没有选择；更不难想见，何以大量的强奸案，会被办成“通奸案”……
清风客9988
岩里正男本身就是十足日本人，他当选台湾总统真乃天下以大笑话。
就爱开玩笑
他当选的不是台湾总统，而是中华民国总统。至于国籍问题，很多国家或地区都有专门的
候选人资格审查机构，审核候选人或参选人 是否满足 硬性条件，其中国籍肯定是首先要 审核的要件。我个人觉得，即便他有在日本的经历，哪怕最初是日本国籍，只要选举前或就任前（这个要看具体的法律条款）拥有台湾身份 即可。
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我觉得 他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并不是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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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苍凉的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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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爱开玩笑
看了相关资料，我觉得李登辉的确有日本情结、亲日情结，但要说他是十足的日本人，也有
一定道理，毕竟他出生后的22年时间里，台湾一直被日本统治；但也有些牵强，毕竟大的大部分时光还是应该具有中国国民身份的。
日签署《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到日台湾被收回，历经51年半。
李登辉于时值日治时期的日出生于台湾北部当时的台北州淡水郡三芝庄下的埔头坑聚落（今新北市三芝区埔坪里）的“源兴居”，祖为福建汀州府永定县客家人，但在其父李金龙一代，已为福佬客，改用台语，不再说客家话，有学者因此认定应归为鹤佬人[3]。李登辉为次子；上有年长他两岁的哥哥李登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被日军征兵至南洋菲律宾参加太平洋战争，并于当地阵亡；此外，还有一个弟弟叫李炳楠，从事贸易工作。 李登辉生长在一个小康之家，有机会接受完整的教育。因为其父李金龙任职警察，职务调动频繁，因此李登辉也跟随父亲不断地搬家和转学。从六岁到十二岁之间，先后在汐止公学校、南港公学校、三芝公学校、以及淡水公学校等四校就读过。李登辉于淡水公学校毕业以后，先在私立台北国民中学（今台北市立大同高中）就读一年，后于1938年转学至淡水中学二年级就读。李登辉在淡水中学，几乎各科成绩都是排名第一。在1941年考上台北高等学校。 在李登辉考上台北高等学校的前一年，台湾总督府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其中包括了变更日本式姓名的改姓名运动。李登辉在该运动中更名为岩里政男（いわさと まさお、Iwasato Masao）（其兄长李登钦也改名为岩里武则）。他曾表示，他在22岁之前（即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国民政府开始统治台湾的1945年）仍属日本籍。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7%99%BB%E8%BC%9D
但是台湾1945年被收回之后，他开始拥有了中国国民身份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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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苍凉的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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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客9988
这个性质要搞清楚，海外媒体基本上都把李登辉等称作“台湾”总统
举例：&626反馬英九的臣共一中市場ECFA大遊行，護台灣，李登輝：「馬無資格做台灣總統。 」也提醒ECFA只是「架構」，繼續談，台灣將會「去了了」。李登輝：「 ...&<FONT color=#2年1月15日 – 台灣前總統李登輝,一個被統治者還崇拜感激懷念前統治者日本?還強調中日兩國有爭議領土釣魚台屬於日本?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世界奇蹟,可列入金 ...隨後，美國國會眾議院及參議院分別於5月2日及5月9月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決議支持李登輝訪美。5月22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伯恩斯正式宣布，美國同意台灣總統 ...<FONT color=#1年7月3日 –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因涉嫌贪污国安密账2.5亿元台币，6月30日被台湾最高 ... 陈水扁7月1日透过探监的女儿表示，政府起诉前总统李登辉，是想打击民 ...------基本上没有人称他为“中华民国”总统。
本帖于日12时20分被清风客9988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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