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分别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的既非战争又
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状态。
——徐蓝《试论泠战的爆发与两极格局的形成》
材料二　“美国应该尽力协助世界回复至经济健全的常态……美国政府能够尽力缓和局势，协助欧洲走上复兴道路。”
——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说
材料三
“冷战”时期的批评家曾经指责一些军事联盟如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推动了高昂的军备竞赛，并使地区冲突一直有转变成超级大国之间核对抗的危险。“冷战”结束后，赞扬这些军事联盟具有控制冲突升级的能力却成为时尚。
——（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
苏联曾经是有用的敌人。美国相信，不仅要和苏联的军事力量竞赛，还要和苏联的成就竞赛……没有苏联的空间计划，美国人就不可能登上月球……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日）
请回答：
(1)概括指出材料一的核心内容。（2分）
(2)根据材料二，你能判断出这是什么计划吗？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美国协助西欧走上“复兴道路”的目的。（2分）
(3)根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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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负面影响
&&&&&&本期共收录文章11篇
　　摘要 出于对自身优势的过分自信和未来前景的焦虑，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在成为一种过度反应，这种过度反应有着夸大中美权力转移所带来危险的倾向。美国不肯承认中国在亚太地区应有的安全需求和影响力，直接或间接地鼓动其亚太盟友挑战中国，试探中国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中美要走向新型大国关系的轨道，双方首先需要防止中美关系因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溢出“非敌非友”的框架。中国论文网 /1/view-3926464.htm　　关键词 亚太“再平衡”战略 中美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防御性现实主义　　【作者简介】　　韩召颖，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美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国际安全、国际关系理论等。　　主要著作：《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遏制民族主义》（译著）等。　　王石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一种过度反应　　2011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战略要点包括：在亚太地区日益成为世界财富与权力中心的背景下，将美国军事、政治和外交资源的分配向该地区倾斜，强化与亚太盟国、伙伴国的关系，将南亚次大陆纳入亚太战略范围，并开始接触缅甸、柬埔寨等非伙伴国；通过参与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介入亚太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增强美军在亚太的超级优势，并制定以威慑和击败中国的“反介入”实力为主要目标的新军事战略；其最终目标是强化美国的亚太“领导”地位，实现亚太地区内部的“再平衡”。①这意味着，该战略实施的主要目的是限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但是，该战略由于低估了中美都握有之于对方的不对称优势这一事实，而正在冒过度反应的危险：由于过分自信和过分焦虑而过度使用自身的优势，从而增加了双方非必要冲突的可能。②　　中美双方的不对称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美国拥有更强大的实力，因此，相对于中国，美国有更大的选择自由，更倾向于压制对方。但是，在中美潜在的冲突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美国盟国与中国的领土争端）中，中国比美国拥有更重要的实质性利益，因此，相对于美国，无疑显示出更强的决心。　　第二，由于地理临近性是决定威胁认知的主要因素，③亚太各国对中美各自的吸引力和强制力的敏感度不同。在同等条件下，相对于中国，美国对亚太国家吸引力更大；而相对于美国，中国如果使用强制力，亚太国家的敏感度会更高：因为与中国这样一个临近且强大的国家敌对，将从根本上恶化该国的安全状况。因此，中国若想使用吸引力以获得亚太国家的友好态度，就需要付出比美国更高昂的代价。换句话说，在亚太地区争夺友好国家方面，中国更可能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如果不追求同亚太国家的友好关系，那么中国使用强制力所带来的损害性后果将会更加显著。也就是说，与中国不存在实质性利益冲突的亚太国家，它们应采取的政策是首先避免与中国敌对。这意味着，在同等条件下，相对于美国，中国拥有对亚太国家使用强制力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像所有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关系一样，中美两国在时间上所拥有的优势不对称：当下对美国有利，未来对中国有利。目前，中国存在被美国遏制乃至预防性打击的担忧，而美国则担忧在中美发生权力转移之后失去在亚太的“领导”地位。但是，由于中国也是一个核大国（尽管还没有与美国确立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稳定），美国对华的预防性打击几乎不可行；而遏制政策本身不能阻止以内生性为主的中国国力增长。因此，美国的担忧可能比中国更加显著和急切。　　这样，为了弥补在时间上的劣势，美国比中国更有可能过早地利用实力和吸引力优势，进而导致过度反应：首先，过分相信凭借实力优势可以压制中国在与他国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中的决心；其次，过分地利用中国的弱点，运用吸引力争夺亚太国家的“友谊”，不再承认中国在东亚大陆的正当安全需求和影响力，乃至在涉华的领土争端中，对其盟国做出不实的承诺；再次，急切地运用当下的实力优势压缩中国的回旋空间，以取得未来对华的议价优势。　　可是这样做的危险在于，如果奥巴马政府无力执行一项在本质上反华的政策，而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却给了中国及其他亚太国家这样的印象，那么，奥巴马政府必须反思，这种机会主义和因焦虑而行动的短视行为，是否有利于美国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如果美国无力预防性打击中国或不能扼杀（尽管可能延缓）中国实力增长的趋势，那么美国必须审慎考虑其亚太战略究竟是为了防止出现一个与自身匹敌的大国，还是防止出现一个与自身敌对的大国。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不智干涉和过度反应，正在引起中国民间社会的极度不满，从而增加了中国政府使用决心优势和强制力优势的可能——尽管中国这样做，可能不及美国所拥有的优势，并且还可能伤及中国未来的时间优势。但是，如果美国的过度反应导致中国的核心利益遭受不可逆的损失以及丧失大国在其周边应有的影响力，那么美国必须考虑这种行动的后果：它可能会消解中国精英与民众对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信心，④进而引起双方的过度反应。正是因为如此，即使美国学者也批评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不必要的”。⑤　　进攻性战略误用于防御主导的世界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错误的。在一个以防御为主导的世界中，对一个防御性国家实施一种进攻性战略，这会增加双方对抗的可能。奥巴马的新亚太战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中美发生权力转移的担忧，害怕失去亚太领导权。但是，这一担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对历史上大国权力转移导致战争的机械反应，而非根据新情势做出的具体分析。的确，权力对于国家安全和财富在历史上和当今时代都很重要。但是，权力之于安全与财富的作用方式，在二战以后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当今国际社会已经因此发生了本质上的变革，以进攻为主导的世界已经转变成了以防御为主导的世界，通过征服和赤裸裸的暴力获得安全或财富的方式，既不再是合法的，也不再是很有效的。⑥ 　　正是这一转变使得权力竞争本身不再是国际冲突的主因。因此，在一个以防御为主导的世界里，权力竞争本身并不根植于实际的利益冲突，而是由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对对方意图的不确定，导致彼此为了安全而进行权力竞争。既然这种竞争并非基于具体的利益冲突，就应该是可以缓解的。⑦同样，战后国际社会的另一个变化是战后国家财富增长模式的转变：国家财富越来越依赖于国家自身的人力、科技、良好制度对人潜能的激发以及和平贸易。这削弱了大国之间为争夺经济势力范围而战的动机。　　上述转变因核武器威慑力带来的防御优势而得到重要保障，尤其是在奥巴马政府已经默认确立中美之间的核战略稳定性符合其利益之后，⑧这种防御优势将因中国建立更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而更加稳固。　　这些变化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在于，为中美之间已经达成的文字层面的战略共识提供了基础并使其更加可信。在2009年、2011年中美两个联合声明中，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国“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⑨这迥异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公开敌对。它不仅意味着纯粹的权力斗争绝非中美相处之道，同时也意味着中美双方已经朝避免“为权力而战”的方向迈进。　　但是，事实上，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却有可能背离这一方向。首先，人为助推亚太国家之间的紧张，恶化了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国际政治氛围，尤其是非合作性地介入中国周边地区（比如警告柬埔寨勿靠近中国，有意或无意地纵容菲律宾和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增加了中国民众对美国的不满；其次，由于不愿对其战略目标——“领导地位”——作出明确的界定，美国倾向于夸大自身的利益和维护这种利益的决心，进而增大了中美潜在冲突的可能；再次，增兵亚太，推行极具进攻性的“联合作战介入”及“海空一体战”理念，⑩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常规军力的攻防失衡，从而不利于当今以防御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的深入发展。　　重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轨道　　如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依赖于得到双方认可的“非敌非友”关系的持续，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各方不要视对方为敌人，同时，也不要寄希望于对方像朋友一样行事。这意味着要防止中美关系因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溢出“非敌非友”特别是“非敌”的框架，就需要双方、特别是美国要避免因焦虑而过分使用相对优势，避免过度反应，并在此基础上尊重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逻辑，执行一种迈向中美相互顺应的亚太政策。　　确保稳定性信号的准确传输。由于美国对华“接触—遏制”政策的两面性，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言行不一。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美国对华的遏制政策所传递的信号往往更为明确，而接触政策所发出的信号则既不清晰也不够有力。遏制信号常常压倒接触信号，使中国对美国的意图产生合理的怀疑。无怪乎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认为，美国口头承诺与中国保持伙伴关系，但其行动却是遏制中国。这使中国学者得出了中美关系是“假朋友”的结论。　　另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一直坚持韬光养晦战略，在与他国的争端中主张搁置争议，并在一些争端中不惜暂时退让以平息事态，换取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和平友好环境。其结果是容易使外界产生一种预期：当他国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时，中国会倾向于妥协。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外国观察家对2010年以来中国过于“自信”（assertiveness）的抱怨。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指责这种抱怨的虚伪性，而在于导致这种预期的成因，即在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过于向他国传递“和平发展”的信号，而在无意中消解了自身权力的威慑性乃至惩罚性。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开始倾向于提高在亚太地区涉华争端中的要价。比如在南海问题上，希拉里宣称美国在南海有重大的国家利益，并时常夸大美国对菲律宾的军事保证，从而使中美关系面临新的冲突升级的危险。　　因此，如果说美国对华的信号传递充满了矛盾，并且遏制信号往往强于接触信号，致使中国倾向于作进一步的“最坏打算”的话，那么，中国的信号传递则倾向于鼓励美国提出更高的要价。双方的信号传递都因增大误判的风险而无益于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因此，除非美国决意遏制中国，美国就不应继续传递过于强硬的行动性信号；而中国则应该在传递自身友好意图的同时，加强传递捍卫自身利益决心的信号。尤其是中美两国都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共同利益，中国有节制地显示和使用实力，有助于威慑地区内的破坏稳定者，从而维持该地区的稳定。　　美国应顺应中国合法且适度的安全需求。即使美国学者也承认，中国周边的安全威胁，美国因素无处不在。问题是，如果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真的符合美国利益，那么美国就应该“慎待中国的权力与利益”。在双方已经认识到“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之后，基于以下四个事实，美国应当在其还拥有实力优势的情况下主动顺应（accommodate）中国合法且适度的权利和安全需求：第一，美国因跨过了西太平洋的地理屏障，从而比中国拥有更多的安全盈余；第二，中国依然是一个现状国家，并且美国自身也已经确定近期内中国对其没有敌对意图；第三，与中国的潜在冲突议题都不涉及美国的生死攸关利益，但这些议题却涉及中国的生死攸关利益（如台湾、钓鱼岛和南沙群岛问题），除此之外，中美再无其他重大直接利益冲突；第四，与等到中美实力关系逆转之后被动的顺应相比，美国主动顺应将更符合它的长远利益，更能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更有利于增加双方之间的战略互信。　　正如一些有远见的美国学者所提议的，美国应当像19世纪末英国顺应美国利益那样，缩减在亚太的承诺，尤其是在台湾问题这一最可能引爆中美战争的危险议题上与中国达成持久的妥协。尽管中美双方达成了保持台海现状（显然双方对现状的定义不同）的共识，但是，美国对台军售仍然是阻碍中美就台湾前途达成持久妥协的主要障碍。因此，美国必须反思这一政策的明智性。在另一个潜在的战争议题上，美国也需要反思继续在钓鱼岛问题上放任政治和军事战略的脱节——保持政治中立，但军事支持日本——是否根本上有利于美国。在南沙群岛问题上，美国应该明白，中国重申其历史性的领土权利，并不是仅仅为了所谓的油气资源或海路控制权。因此，美国应该避免向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发出错误信息。尤其是在中国声明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之后，干预涉华领土争端，只会无谓地增加冲突的可能。 　　而在军事安全议题上，如果奥巴马政府已经承认了追求中美之间的核战略稳定性符合双方利益，那么隐含在这一认识背后的防御性现实主义逻辑——增加对方的安全有利于本国安全——本身也应当延伸至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的常规军力平衡上。考虑到美国在亚太地区拥有远多于中国的盟国，以及中国面临更多的安全威胁这两个事实，美国必须反思在亚太地区增加超常规的前沿驻军是否真的有利于常规军事安全，因为这必然会导致中国作出相应的军备回应。　　然而，问题在于，冷战后坐享了20年霸权红利的美国已经遗忘“战略性地适应他国的要求会有利于适应者”这一传统治国方略的价值。美国越来越不懂得“谨慎地使用权力”这一传统美德。因此，中国必须在自己合法且适度的利益领域明智而坚决地展示实力，而美国则应从容而有风度地顺应中国合法且适度的需求，双方共同为相互之间达成真正的战略和解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如果这样，中美将共同对世界做出重大贡献——避免出现因大国权力转移而发生战争的危险。　　发展以增进国民福利为目的的经贸关系。建立中美新型大国的经济关系，需要改变以国家财富攀比为中心的零和思维，而应代之以国民福利为中心的民本视角。有证据表明，中国已经获得了亚太地区的经济领导权；而奥巴马声称要“复兴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于日表示，今后美国的外交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重振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但是，美国应当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应当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福利，而非仅仅满足政客的权力欲。在这个意义上，鉴于中国仍有1.28亿贫困人口、人均国民收入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这一事实，美国应该理解，中国人的财富还远远没有达到它所应该达到的水平，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尽管中美在贸易、人民币汇率、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等问题领域存在明显的分歧，但是，中美两国都从中美经济关系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据中国海关统计，2011年，中美贸易额达4467亿美元，是两国建交时的180倍。其中，中方对美出口额3245亿美元，美国对华出口额1222亿美元。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根据美方有关统计，2000年至2010年间，美国对华出口累计增长468%，同期美国对其他国家出口仅增长55%。正是这种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使得中美关系迥异于以政治军事对抗为核心的美苏关系。也正是这种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使得中美之间的广泛合作能够获得深层次的民众支持。　　总之，尽管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在一个以防御为主导的世界里，中美之间的热战不可取，冷战不可行，联盟不可求，交易不可弃。因此，如果褪去宣传口号色彩而使其具有实际意义，那么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要义应当是：首先，要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号）承认并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具体包括，对美国而言，其两岸政策应当向鼓励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方向迈进，在钓鱼岛和南沙群岛争端中避免发出鼓励其盟友和伙伴国挑衅的信号；对中国而言，不挑战美国对其盟国本土安全承诺的可靠性，承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以及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大国所应享有的声誉。其次，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军事关系，防御性现实主义逻辑不仅适用于中美核战略关系，也同样适用于中美常规军事关系。这意味着两军保持适度而安全的距离——即彼此尊重西太平洋的天然地理屏障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等安全——是必需的。第三，坚持自由贸易，确保经济相互依赖，在中美相互确保摧毁的基础上，建立“相互确保经济摧毁”，从而使中美关系稳固在双重“确保摧毁”的基础上。这样既可以超越非核时代大国对抗的常规模式，也可以超越美苏冷战僵局，进而使中美关系获得更新的发展活力。第四，在中美战略和解的基础之上，共同维护全球公共资产的开放性，共同为世界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以增进世界人民的福利。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田光强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释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是在执行“隔岸平衡”战略，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霸权”战略。关于这两种战略参见[美]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孙建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此前的一个显著例子是1995年～1996年台海危机。参见Robert S. Ross，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Coercion， Credibility， and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2（Autumn， 2000）， pp.87-123。　　[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31页。　　朱锋：“奥巴马政府‘转身亚洲’战略与中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4期，第1～7页。　　Robert S. Ross， "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 Obama's New Asia Policy Is Unnecessary and Counterprodu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6， 2012， pp. 70-82.　　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当代亚太》，2009 年第4期，第5～31页。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78， pp. 167-214.　　U.S.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April 2010， pp. 4-5. http：//www.defense.gov/npr/docs/2010%20nuclear%20posture%20review%20report.pdf。一些美国学者也认为中国建立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有利于中美双方。[美]罗伯特·阿特：“美国、东亚和中国崛起：长期影响”，载朱锋、[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声明》，北京，日，http：//www./chn/gxh/wzb/zxxx/t627468.htm；《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声明》，华盛顿，日，http：//www./chn/pds/ziliao/.htm。　　U.S.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January 17， 2012.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JOAC_Jan%202012_Signed.pdf.　　阎学通，漆海霞：“中美竞争前景：假朋友而非新冷战”，《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3期，第1～23页。　　[美]兰德尔·施韦勒：“应对大国的崛起：历史与理论”，载[美]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黎晓蕾、袁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6～26页。　　Amitai Etzioni， "China： Making an advers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8， No. 6， 2011， pp. 647-666.　　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4～30页。对该文的回应参见：江忆恩：“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回应阎学通的‘假朋友’理论”，《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2期，第107～132页。　　尽管“有所作为”也是战略之一，但是普遍认为，韬光养晦占据压倒性地位。　　对这一逻辑更详细的论述参见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29～58页。　　Minxin Pei， "An Assertive China the 'New Normal'，" The Diplomat， November 24， 2010， http：////an-assertive-china-the-new-normal.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How China Sees America： The Sum of Beijing's Fears"，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5， 2012， pp. 32-47.　　Kai He and Huiyun Feng， "Debating China's assertiveness： Taking China's power and interests seriousl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9， No. 5， 2012， pp. 633-64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声明》，北京，日。需要注意的是，该段论述并没有在2011年中美联合声明中重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双方对彼此“核心利益”的认知可能仍然存在分歧。　　Scott L. Kastner and Phillip C. Saunders，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2012， pp. 163-177.　　U.S.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1_CMPR_Final.pdf。该报告的基调就是强调中国“实力的不透明”，而对中国的非敌对意图的认知是明确的。　　Joseph M.Parent and Paul K.MacDonald， "The Wisdom of Retrench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6， 2011， pp. 32-47； Charles L. Glaser， "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Why realism does not mean pessimism"，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2011， pp. 80-91； 反对意见仍然存在，比如：Douglas Paal， "Accommodation Will Not Work"，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4， 2011， pp. 180-181. Aaron L. Friedberg， "Bucking Beijing An Alternative U.S. China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5， 2012， pp. 48-58.　　胡锦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胡锦涛同志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人民日报》，日，第2版。　　对这一逻辑的透彻分析见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 pp. 50-90。　　Paul.Kennedy， "A time to appease"， 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 108， 2010， pp. 7-17.　　赵全胜：“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第7～27页。　　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4， 2007， pp. 2-16.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　　[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曹洪洋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第135页。　　相关数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中美关系概况”，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gx/gxjk2/。　　[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顾国良主编：《力量与克制：中美关系的共同愿景》，中美交流基金会组织翻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页。　　责 编/樊保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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