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到孝衣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去找,没找到了,偷别人的西瓜,鞋子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梦到买U盘把钱给了卖家他没找给我钱;还梦到清明节那天看到有个熟人身穿孝衣头带白布去上坟。_百度知道
梦到买U盘把钱给了卖家他没找给我钱;还梦到清明节那天看到有个熟人身穿孝衣头带白布去上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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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货不找钱--交易不公。坟--小高地。上享士言1找--梦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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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第二天破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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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好了、一般做的梦都是与现实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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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婚事
(原作者:张立功)一
父亲刚解放就到我们县第五区公所干财粮,在最基层替新生的红色政权收缴皇粮国税。之后,一直是全县财政系统有名的“红管家”。1992年,父亲退休回家,那年满六十一岁。不足三年,母亲患绝症走了。我们兄妹六人都在外省成家立业,每年动员父亲离开家随我们生活,可他就是不肯,孤身一人留在了农村。
为了纪念母亲逝世三周年,我们相约回到豫北老家。到家那天晚上,大伯母就把我喊进她屋里,向我诉说了父亲近年来的生活状况,听后真让人揪心。
父亲一辈子在区、乡、镇一级打转转,蹲在机关吃的是食堂,下到村里派的是“百家饭”,“压根儿只会洗衣服,不会做饭”(我母亲留下的话)。轮到他自己生活,一日三餐全是凑合。吃馒头靠村里蒸馍铺,下面条到轧面铺去买。鸡蛋不会炒,老吃荷包蛋。新鲜蔬菜很少吃,原因是村民们怕偷菜贼都不种了,必须到五华里外的镇上去买。父亲有自行车,照说骑去骑来也方便。经济条件更不成问题,无论怎么破费,他的退休工资也用不完。可父亲就是懒得费这个神。父亲不用烧饭的时候很多,那是村里有谁家办红白喜事或者怄闲气,都说父亲是头朝外的人,一般要请他出面。无论事有多大的阵场,无论谁家有什么难以解开的疙瘩,只要父亲到场,全都料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事人无不服服帖帖。所以喝答谢酒时,父亲一定坐在上席。
白天通常忙忙活活,时间好过,到了晚上,就成了父亲受煎熬的时刻。老年人本身瞌睡就少,加之思念故去的母亲,想念全不在身边的儿孙,还时不时回首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自然难以入睡。怎么办?穿好衣服下地。他一个人守着两个空落落的宅院,只能东院转到西院,西院转回东院,再转到三四华里外的我母亲墓前。往往在坟头前一坐就潸然泪下。在那皎洁的月光下,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里,在那风雨交加的雷鸣电闪中,父亲总是独自一人在母亲坟前呆坐良久,然后步履蹒跚地走回村里,进家门时往往已经曙光初露。这些细节外界绝对不曾耳闻,父亲内心的秘密只讲给他那八十多岁的大嫂听。常言道:“长嫂如母”。六十几岁的父亲在老嫂子面前竟像个孩子,每次诉苦诉到伤心处总是老泪纵横。伯母也给父亲出过主意,劝他再寻一个老伴。父亲总说:“哪个儿女会同意我给他们找个后娘来呢?”伯母不顾这些,曾托人四处打听愿意改嫁的老太太,最终毫无结果。
因为父亲有经验,祭奠母亲的事基本上不用我们操啥心。我们为了答谢乡亲,事情办得规模比较大。请县豫剧团到村里唱了两天戏,电影、唢呐班子闹腾了一通宵。当天上午,我们以及亲戚六眷到母亲墓前磕了头,烧了纸钱。中午,请各方亲朋、本家邻居、乡村干部两三百人聚在一起吃了一顿猪肉、豆腐炖红薯粉条加“高桩馍”,祭奠活动算是圆满结束。
晚上,曲尽人散之际,全家二十几口人坐在西院上房客厅内商量事。我开口劝父亲:“爹,明天中午我们都要回去了,您老人家收拾一下东西,跟我们一块儿乘火车走吧。”父亲听后连连摆手说:“我过去也不是没去过!白天你们大人上班,小孩上学,我一个人关在家里像蹲监狱。出门走走吧,相互说话听不懂,我活像个傻子。在咱们村里这前后街六七千口人,我是个明白人,大家离不了我,我也离不开大家。你们该走就走,我哪里都不会去!”我碰钉子后,弟弟妹妹们又七嘴八舌地劝说了一个多小时,父亲执意不松口。我看时间已近午夜,便将大小人等统统赶回各自屋里睡觉,剩下我一个人单独与父亲闲聊。我故意点破谈话的主题说:“老爹,其实我最懂您老人家的心事。”父亲一声不吭地扭头看着我。我补充道:“您想再找一个老伴。这恰恰是我母亲的遗愿。可这农村里人的思想老,有儿有女的老太太,哪个敢迈这一步呢?您要是跟我们到了城市里,这件事儿就好办得多,可以说包在我身上。”父亲听得出来我的一番诚意,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那咱就啥也甭说了,我现在就连夜拾掇东西,明天上午一准跟你走。”
就这样,我硬是将父亲带进城里,安排在弟弟家住。由于我的工作太忙,一度将父亲的婚事搁置好几个月,终于有一天父亲让弟弟带话给我,当天晚上他就要回老家。那天下午,我提前下班去看望父亲。晚饭陪他喝酒时悄悄说:“老爹,那件事儿我没忘,正托人抓紧操作呢。”父亲听后虽然没说话,但是再没提回去的事。
没过几天,新闻研究所的张所长来我办公室谈事。他老家在下面一个县里,与我关系好,可以无话不谈。正事儿说完后,我有意将话题引到父亲婚事上。我拜托他说:“请帮忙在你们那个县城里或者附近镇上,物色一个六十岁之内的老太太。”他很自然地就想到我要找保姆。我急忙告之是帮别人介绍个老伴。所长是记者出身,他犯了职业病,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到底给谁介绍呢?总该说说对方的基本情况吧。”似乎非要问个究竟。我觉得他言之有理,但这时到嘴边的话又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难以启口。我站起身来,扭脸俯瞰办公楼下那条主干道,只见路中间车流滚滚,两侧人行道上行人如织,有不少男女肩并肩执手而行,显得很亲热。这时候,我好像心里亮堂了许多,猛然转过身来,直言相告:“不好意思,我是帮我爹找个老伴。”“噢,原来是伯父。”他恍然大悟似的接下来追问,“既然是伯父,我知道他老人家是一位退休干部,你们这一大家人又都很好,为什么非要到县里去寻找呢?”他迟疑了片刻,若有所思地又说道:“比如我岳母,今年五十九岁。退休前是市红十字会医院司药。我老岳父走了已经九年多了,老太太坚持一个人在过日子。如果我们能把这两位老人撮合到一起,不是很好吗?”我边听他的话边坐回椅子上,不自信地回答:“同志,你可知道我父亲一辈子在区、乡、镇工作,讲一口河南土话;着装不讲究,一身土气;再就是年轻时吃供给制,从南方调去的糙米,炊事员蒸饭没经验,不是干了就是稀了,老爹说那时就把胃吃坏了,后来只吃家乡饭,再不沾大米。就以上这三条,你觉得在南方这样的特大城市里,给他老人家寻找个老伴容易吗?”“大哥,我们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可以向最坏处着想,但也不能忽视向最好处努力呀。今天是周五,明天我就和爱人去岳母那里摸摸底,下礼拜一准回信。”所长说完,风风火火地起身离去,我对此根本不抱希望。
所长还真是言行一致。周一上午,他笑眯眯地走进我的办公室,刚落坐话匣子就打开了:“大哥,好消息,有门儿。”他喝了一口茶继续往下说,“你不相信缘分不行,她女儿说的,八九年来,别人给她介绍的人多了去了,军队、地方的离退休干部、大学教授、还有企业的老板,老太太一律不听介绍并拒绝见面。这次我把伯父情况一说,老太太竟然很高兴,无论我怎么介绍她都很耐心听并总有话说。我说,伯父是河南人,说话不好听懂。老太太说她老家在山东黄河边上,每年回去住一阵子,哪有这山东人听不懂河南话的。我说,伯父比较土气。她说,无论多土只要在城市里住久了,都会变的。再说了,那也看谁来打扮他。我说,伯父只吃北方饭食,不吃大米。老太太说,她正好最爱吃的是稀饭、馒头、面条和饺子,她认为饺子是最好吃的东西。大哥,直觉告诉我,她就是想找个北方人,老伯父就是她苦等的那个人。”我听后非常兴奋,连声道谢。“大哥,你别只知道谢,接下去咱们这戏怎么演?可否安排两位老人见个面?”“好,当然好。”“何时何地呢?”我看了一下手表,已是十一点钟,脱口而出:“反正住的都不远,就定在今天中午十二点,在新世界大酒店见面。你去接老太太,我负责接老头。我上车后打电话订房间,然后电话通知你。快!”
中午11点45分,我陪父亲坐在了新世界酒店205包间。十分钟之后,张所长和他的岳母走了进来。从走进来到落座前,我仔细打量了阿姨一眼。她中等身材,皮肤白皙。着一套浅灰色职业装。一头短发,鬓角处显出几丝花白。端庄的脸庞上架着一副紫颜色框架眼镜,显得干练、大方而又文气。转过脸再一次审视我的父亲,只见他头发、眉毛、胡子都已花白。出门太急,胡子未刮,只换了一双新尖口布鞋,一套八成新的深灰色中山装。也许我思想上早已形成定论,无论父亲如何修饰、打扮,总是显得土气。不过,父亲那双一向炯炯有神的眼睛,此时可能是因为他内心极不平静的缘故,透射出异常喜悦的光芒。(原作者:张立功)用餐时,我们两个晚辈代为介绍了双方的基本情况。阿姨姓王,叫王佳贞,时年五十九岁。十六岁考入这个市的卫校,一毕业就分配到红十字医院。当过多年的护士、护士长,最后几年才调到药房。交谈中,王阿姨问我:“你还有五个弟弟妹妹,你的意见能代表他们吗?我现在有自己的住房和退休工资,除了感到孤单、寂寞些,其他方面都还好。我很怕怄气,怕你们误认为我是冲着你父亲的那几个工资才再婚的。”我非常干脆地回答了阿姨的话:“我完全能代表全家的意见。我的两个弟弟、三个妹妹经济条件都很好,不会在钱上闹矛盾。退一万步说,假如他们五个全不同意,只要有我一个人担当,什么都可以办得很好。我会像对待我亲生母亲那样孝敬您。”说这话时,我肯定表情不太自然,因为我也是四十九岁的人了,要下多大决心才能将最后那句话说出口。我看到阿姨听后很感动。我端起酒杯,阿姨端起一杯凉白开,我对阿姨做出敬酒的表示,接着说:“阿姨,我还有一个请求,假如这事成了,我不能同意父亲搬到您那里去当‘上门女婿’,必须接您出来另择住处。我是担心父亲很难一下子融入您原来的生活圈子。”“这不成问题。”王阿姨爽快地说,“我会让你父亲慢慢融入我的生活圈子。我也会跟着你父亲逐渐熟悉你们这个二三十口人的大家庭。”
临别时,父亲和阿姨交换了电话号码。
第二天上午上班后,等忙完手头的事,已是十点钟。我忽然想到给父亲打个电话:“老爹,这是南方,又在城市,您不能坚守北方农村的大男子主义。比如说,您是否可以主动给王阿姨打个电话问声好。”“你甭操这个心了。从八点钟你弟弟、弟媳上班走了以后,我俩已经通过三次电话了。”父亲的话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使我感到震惊。心想,可能是两个老人长期独处,太孤单了,都渴望有个合适的伴儿沟通。难道“夕阳红”一旦红起来,竟然也能红得如此光芒万丈,如此炫目!
入冬之后,父亲给我打来电话说:“明天是星期六,你阿姨让我到她家里去吃饺子,我能去不?”“当然能去。”我补充道,“明天我开车送您。”
周六早饭后,我去接父亲。车行至阿姨住地附近时,我将车停在水果市场前,以俏皮的口吻说:“老爹,您第一次到阿姨家去,不可空手,至少买一篮好点的水果带着。当然,我完全可以下车去买。可这钱不该我出,应该是您老人家亲自去买。”“啥也甭说了,我这就下去。”转眼间,父亲提过来一大篮子五光十色的新鲜水果,篮子上还系着长长的红丝带。“这是最贵的,一百二十块一篮,行不?”“好。请上车。”我一踩油门就到了阿姨住的楼下。“老爹,她女婿告诉我,阿姨就住在这栋楼3单元4楼右边那个门里,我就不陪您上楼了。回去时如需要我来接,给我电话。”
下边的记载是父亲后来讲给我听的。
那天上午,父亲叩开阿姨的门之后,阿姨接过水果顺手放在客厅地上,招呼父亲坐在正对着大门的沙发上。趁阿姨转身进厨房倒茶的间隙,父亲习惯地点燃一支烟。他已经有近五十年的烟龄,烟瘾很大。再就是父亲刚进阿姨家时有点紧张,想借抽烟稳定一下情绪。
王阿姨把沏好的一杯龙井茶双手捧到父亲面前茶几上,发现父亲已经抽上了烟,劝说道:“老张啊,我是搞医的,深知抽烟百害而无一利,不要抽烟,可以少喝点酒,对身体有利。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仅供参考。”“老王,你说抽烟不好是吧,从现在开始,我永远不再抽了。”父亲边说边将刚抽了两口的一支烟掐灭,果断地扔进客厅一角的垃圾篓里(阿姨家没有烟灰缸)。我听到这里时,心想,嘿,母亲在世时,多少次劝你戒烟,我们兄妹六人又该建议过多少次,全当作耳旁风,奈何阿姨轻轻的一句话竟如此有效?这难道真是爱情的力量?说来大家也许不信,父亲从那一刻扔掉烟之后,已经十二年多过去了,再没抽过烟,而且觉得父亲的烟戒得比别人都轻松。
王阿姨看到父亲这么乖,很惬意。站在父亲面前盯着看了一会儿说:“这才11月底,就穿这么厚的棉裤,怎么不穿毛裤?”“噢,没有毛裤。”“那绒裤呢?”“也没有。”父亲说,“棉裤是从老家带来的,北方冷,一入冬就换上,开春才脱下。”当父亲讲到这里时,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心想,为什么做儿子的这么粗心,我完全有条件一次给父亲买十套二十套毛衣毛裤,可惜从没想到这儿。同时又想,在这个城市里,有他老人家一大帮亲人,特别是他的三个女儿、两个儿媳,三个那么大的孙女、外孙女,她们为什么也这么漠不关心?我骂自己,也骂她们,同时又深深感谢阿姨。铁的事实证明,子女的孝心难比老伴的细心与关心!
王阿姨听了父亲的话后那一刻肯定深表同情,但她心口不一地故意说:“你穿什么,不穿什么,还不该我管。”“老王,我要你管,现在就要你管!”“那好,现在你就跟我下楼,出大门右手就是市毛线厂的门市部,咱们去买毛线。”说时迟,那时快,两位老人已经站到了毛线柜台前。王阿姨对售货员说:“请把那个咖啡色棒针毛线拿一斤半。”“不,三斤。”父亲小声对阿姨说,“织两条,你一条,我一条。”“回到家打开衣柜让你看看,我毛衣毛裤有一二十套,都是我自己织的。”阿姨细声细气地对父亲说完后,转身对售货员说,“只买一斤半,请帮忙包好。”
五天之后,我父亲脱下笨重的棉裤,换上王阿姨日夜加班赶织好的崭新棒针毛裤。遗憾的是,除我之外,号称特孝顺的儿子、媳妇、女儿那么一大帮子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个细节。
父亲与阿姨之间的关系发展非常顺利。春节前夕,父亲告诉我,他和阿姨商量好了,春节前,双方子女聚到一块儿吃顿年饭,相互认识认识,到春节过后不久的“三八”妇女节,王阿姨原来的老伴离开已满十年,父亲阿姨计划就在那天登记结婚搬到一起过日子,不再举办任何仪式。
我很快将两家吃团圆饭的日子定在腊月二十八的晚上,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四个桌包房。请注意,这天是腊月二十五,离大家见面只有三天,我的弟弟、弟媳甚至我的妻子均对父亲的婚事浑然不知,必须尽快跟大家通气。腊月二十六下午下班后,我把弟弟、妹妹五对夫妻都约到我的办公室(大弟弟夫妇是从外省专程赶来的)。当我简要地通报完情况后,妻子问我父亲与阿姨认识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说已经三个月,妻子说这是件好事,但不该这么保密。我当即道歉并请大家理解。我说,老人再婚不比年轻男女,可以如走马灯式地换人。老人自尊心极强,又极爱面子,不到瓜熟蒂落,绝对不能随便揭盖子。
小妹比我小二十岁,嘴巴不饶人,撒起娇来连父亲都得让三分。她带头起哄说:“大哥,你谁都不商量,就直接给老爹介绍了王阿姨,权力够大的。再说了,你觉得这个王阿姨能替代我们那么好的母亲吗?”“肯定替代不了!”“怎么可能呢?”大妹妹、二妹妹跟着吼起来。在场的其他人虽然没言语,但从脸上的表情明显看得出来都不高兴。我自认为在这个家里是有权威的,原想通知大家一声不就得了,谁曾想他们在父亲婚事上却都如此较真儿。
“我是遵照母亲的遗愿办的。我身为长子,那天又是我在医院守护了母亲整整一夜。准确点说,在日转钟两点,母亲拉着我的右手说的。”我讲得很具体,语句又带点严肃、沉重,大家齐刷刷地看着我。“母亲走了三年,父亲孤身一人在村里守了整整三年,这其中的苦处你们好好想想,大伯母详细给我讲过,我今天不想细说。我认为,老伴老伴,老了做伴。老了必须有伴,老人才能长寿。大家可能只知道年轻人找到真正的爱情才幸福,千万不要以为人老了就不存在爱情了。其实人越老,越感到一个人太孤单、太寂寞,一天二十四小时太漫长!他们更渴望爱情、亲情。‘何为情?人之欲也。’‘人世间如果没有了情这个字,整个宇宙顿时就会变得地老天荒。’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一百多年前,晚清作家冯梦龙说的。如今,我们的父亲找到了那份真情,我们做子女的无权干涉和反对。社会上有没有子女反对父母再婚的呢?那就太多太多了,这里我讲两个真人真事。(原作者:张立功)“大家该记得我们村那位一辈子在县城行医的老中医张生云吧,按辈份我们该叫他伯父。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远近闻名。七十岁上老伴先他而去,后来他自己找了个老伴,三个子女死活不干。他们一块儿直接找到父亲说,只要你敢把那个糟老婆子接进家门,你就永远不再是我们的父亲。最终还是老人让步。从那时开始,老头每天唉声叹气,闷闷不乐,对一切事情都失去兴趣,没过几年就死了。我今年回家在张家南坟上看到了子女给他们父亲立的好大的石碑,这又有什么用?这难道才叫孝心?
“你们多数见过帮我拍电视剧的刘导演。他家在北京,他姨妈在丰台区,丧偶多年。后来在公园跳舞、晨练,相上一个退休干部老头。有一天,她给独生儿子说,过两天准备搬到老头那里。儿子是一个派出所所长,那天正好身上佩带着手枪,他刷地掏出手枪,子弹顶上膛,正对着自己的太阳穴说:‘妈,您再敢讲一句要改嫁,我立即死在您面前。’老母亲扑上去夺过儿子手中的枪,痛心疾首地妥协道:‘既然儿子想不通,妈给你大爷去说,永远别再扯结婚的话题了。’没满两年,二位老人遗憾万分地似乎相约着一前一后离开了人间。有人说,二位老人到另外一个世界结合到一起了。还有的说,他们会来世再见。但这仅仅是好心人的良好祝愿。人活一世,草木一春,哪里会有什么来世呢?
“各位,我认为我们应该支持父亲与王阿姨的结合,不要像刚才我说的那些老人的子女,如果硬是反对,我们的父亲春节一过就六十八岁,他不会舍子女而投奔王阿姨的,但这对父亲的身心肯定是太大的打击,大家一定要三思而行。
“刚才,三个妹妹都说王阿姨取代不了母亲的地位。平心而论,我也坚信这一条。但是,如果父亲和阿姨结婚,她就担起了母亲原来的责任,也就成了我们的亲人,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极言之,一个照顾父亲的保姆我们都应该尊重。王阿姨有自己的住房,自己的退休工资,没给我们提出任何额外要求,她好像一位带着工资来帮我们关爱父亲的全职保姆,她能替代母亲,但我们子女却替代不了她,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呢?”
“大哥讲了这么多,理解了,听懂了。”这是大弟弟的声音。“就照大哥的意见办吧。”这是小弟的声音。“既然是老娘的遗愿,老爹又那么愿意,我同意。”“赞成。”“同意。”这是三个妹妹的声音。这时,我才扎扎实实松了一口气。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也盼你们支持。”我站起身来,“大妹妹你已经迁了新居,腾出来的两室一厅,我们六家每家出一份钱,老父亲说他也出一份儿,把它买下来。室内的空调、家具就不要动了,我和你嫂子出钱装修,换上新窗帘。再就是家用电器、锅碗瓢盆交给你们另外四个弟弟妹妹负责。”
大家不再有异议。晚上八点,家庭会胜利闭幕!我不想开车回家,与妻子一起漫步在解放大道上。也许是春天即将来临,北风吹过来,未感到凛冽、刺骨。这条路我走过近四十年,为什么今晚灯格外亮、路格外宽,天上的星光也这么灿烂!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十二年过去了。今年5月8日,小妹妹打来电话说,那天是“母亲节”,她们姐妹三个与她三哥约好,中午要请王阿姨吃饭,希望我和她大嫂十一点半之前赶到父亲家里聚齐。我故作狐疑地问道:“小妹,父亲、阿姨的生日,大的节日我们是有约定,什么时候又冒出来个‘母亲节’呢?”“大哥,你就少说两句好不好?这不正是自打一开始你就希望要的结果吗?一定要按时来呀。”
我和妻子如约而至。现在父亲住的地方是全国著名的花园小区。近两年,委员长、总理、国家副主席都曾先后到这里视察过。小妹妹、妹夫自己出钱在4小区22栋3单元2楼买了一套两室两厅的新房,从装修到家具用品全部推陈出新。名义上说是借给父亲、阿姨住,其实是专为他们买的。原来的老房子出租了,小妹一分不收,归父亲、阿姨补贴家用。这一切,都是小妹为了不让几个哥哥姐姐再破费而想出来的理由,其实我们都懂。
当我们两口子准时走进父亲家的客厅时,大家早已到齐,全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幸福来敲门》。茶几上摆满了果盘、茶杯,还有好大一束鲜花,主要品种是米黄色的康乃馨。放眼望去,阳台上摆放着很多白陶瓷花盆,盆内植物焕发着勃勃生机。我可以叫出名字的有三种:茶花、君子兰、虎皮蕉。我和妻子没坐下看电视,从客厅、厨房到两个房间转悠了一圈。只见地板、玻璃窗上一尘不染,擦得锃亮。室内的每样物件都摆放在该放的地方,十分妥帖。妻子轻轻拉开衣柜,见到有父亲上十件毛衣、毛裤、毛背心。在内走廊上,我拉开一个旧式立柜的柜门,原来已改装成鞋柜,上下共四层,每层隔板上整整齐齐排列着各种布鞋、凉鞋和皮鞋,全都擦洗得干干净净。妻子感慨万千地用手指着说:“同志哥,好好学学。看老爹的皮鞋擦得多亮!你再瞅瞅自己脚上的皮鞋,我真替你惭愧。”我反唇相讥:“你也要搞明白,这一柜的鞋子都是王阿姨洗净擦亮的,咱们真得好好学学。”
中午十二点,我们要起身出门时,王阿姨拦住去路:“大家请别动,我提个合理化建议,咱别去酒店花那个冤枉钱,就在家煮饺子。”阿姨边说边拉开冰箱冰冻层抽屉,“你们看看,啥馅的都有,你爹最爱吃羊肉馅的,这一屉子全是。再看下面,这是猪肉大葱馅,这是韭菜馅、大白菜馅、芹菜馅、还有莲藕馅,都配了最好的五花肉。”阿姨随手关上冰箱,指指厨房,“咱们再简单炒几个菜,陪你爹喝两盅。你们也不是不知道阿姨的烹调手艺,何必非要去酒店吃呢?”
“阿姨,我们三个女儿来讨要您包的饺子吃还少吗?今天是母亲节,理应我们请您,老爹也是沾您的光,陪您去。再说,酒店的饭早就订好了,不能退的。”说话的是小妹,她边说边牵着阿姨的手硬把阿姨拉下了楼。大家簇拥着二位老人向不远处的酒店走去。父亲左手拎着两瓶五粮液,右手提着装有两个西瓜的网兜,腰板笔直地迈着稳健的步伐向前走着,无论如何劝说,他坚持不让我们帮他拿东西。
看到八十一岁的父亲如此精神矍铄,充满活力,我想,假如逝去的母亲真的地下有知,肯定也会和世人一样夸奖她的子女们的。
责任编辑 谢 铮
两条又圆又长的菜青虫,正趴在一片鲜嫩青翠的白菜叶上狼吞虎咽时,突然,一阵雾状的雨点劈头盖脸地洒下来,难闻的怪味呛得两个馋鬼哆嗦不止,仰起头像龙一样扭着身子左顾右盼,似乎要找一找恶作剧的源头。这时,有人说话了。一个带着浓重鼻音的人说,看看,这两个家伙,活蹦乱跳的,像洗了一个舒舒服服的温水澡,说明这生物农药的杀伤力比化学农药要慢许多,化学农药一下去——带着浓重鼻音的人右手不自觉握成一把手枪——比如敌敌畏,比如1605,这两个家伙当场完蛋。农民才喜欢这种一命呜呼的效果。另一个声音底气十足地解释,张总,打个比喻,生物农药是女人,化学农药是男人,女人比男人来得慢,这是肯定了的。但慢一点不代表效果不好,恰恰相反,慢一点,杀伤力更强。关键是,生物农药无毒,无害,环保,是国家大力推广的杀虫杀菌产品。而化学农药呢,剧毒,残留,迟早是要退出市场的。带着浓重鼻音的人哈哈一笑,王经理,别喊我张总张总的,我张银生一卖农药的,大字不识几个,连很多农药名称都认不全,不能跟你们这些大学生经理比。当然,卖了大半辈子农药,经验可能比你们丰富些。生物农药慢是慢,其杀伤力的确不比化学农药差,可大多数老百姓性子急,等不得,尤其不能忍受药一下去,菜青虫还摇头晃脑,神气活现,就像现在咱们搞的这个生物农药新品种试验,如果叫农民现场看了,打死他们也不会掏钱买。被称为王经理的人叫王国勇,是农事通生物农药公司黄石市场部营销经理。王国勇竖起大拇指,夸奖张银生看问题准,说话一针见血,希望他助自己一臂之力,在黄石农药市场大展一番拳脚。张银生豪爽地一挥大手,我这人只认朋友,讲义气,你放心,莫说是农事通的生物农药,就是你王经理送来的一瓶瓶矿泉水,我也会替你卖掉,信不信?王国勇遇到救命恩人似的,拼命点头,真切体会到了什么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王国勇刚刚二十八岁,大学毕业后干过保健品、化妆品、珠宝营销,半年前招进农事通生物农药公司,一上来就干经理。不是经理好当,而是营销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没有经理这个帽子扣在头上,出门谈生意总放不开手脚。(原作者:张立功)王国勇的名片上印着“农事通生物农药公司黄石市场销营部经理”,刚开始走访经销商,拿出名片“天女散花”时,他感觉挺孤独的,因为农事通公司黄石市场部就他一个人,光杆司令。一个月前,王国勇自招了两名业务员,一个陈文斌,一个李小四,两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人年轻,又肯跑,没有这金那险的过多要求。他们的待遇是底薪加业绩提成。前提条件是,你的市场回款必须完成目标任务,否则莫说提成,就连底薪都会扣光。陈文斌与李小四,一个学平面设计的,一个学英语的,应该说都与农药行业沾不上边,只因愿意入这一行,工作难找嘛。这一点王国勇看得明白。好在他俩虚心向学,有事无事向王国勇请教,整天将“王经理”挂在嘴边,把不像经理的王国勇叫得像个经理的样子了。
王国勇进入农事通生物农药公司,纯属偶然。半年前,正是盛夏,他突然遭遇失业,供职的那家珠宝器皿公司,头天还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翌日却人去楼空,老板玩起了失踪,几千号员工顿时傻了眼,除了一个月工资,还有每人三千块的押金。气急败坏的员工破窗而入,蜂拥抢走仅存的还来不及搬走的办公用品。王国勇那天去晚了,什么东西都没抢到手。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义愤填膺的员工提议去找劳动部门,甚至计划到市政府门前静坐,讨要血汗钱。王国勇也准备加入讨薪队伍,可这时家里来了急电,说老母不行了。老母是肝癌晚期,王国勇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心里早有准备。他顾不上讨要血汗钱了,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家。老母已不能进食,她伸出树皮一般粗糙的手,哆哆嗦嗦地摸着儿子的脸,用尽最后的力气断断续续地说:“我的儿……娘会护佑你的,遇到什么困难……你就想想娘——娘一定保你渡过难关。”说完闭上了双眼,安详地离开了人世。父亲在他五岁时就病逝了,如今母亲又走了,王国勇悲痛万分,痛哭流涕。从小到大,母亲对他宠爱有加,家里虽然清贫,可从没有让他饿过肚子,好的没有,粗的淡的总是吃不完。母亲一生最大的心愿是,儿子读书戴翎,考大学,跳农门,到城里住高楼,喝江水,吃白馒头。王国勇那年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已查出肝癌的母亲喜笑颜开,好像病魔与儿子的大学通知书相比,可以忽略不计了。为了筹齐学费,体弱多病的母亲不顾两个出嫁的姐姐强拦,执意到镇上的矿山打工。老板看她这个样子,一阵风都可能刮跑她,不忍心安排她下井,让她在地面开卷扬机。母亲硬是靠着坚强的意志,与病魔抗争了四年多,最终还是倒下了。母亲是欣慰地离开的,脸上没有一丝遗憾,因为她看到儿子不仅考上了大学,还在城里生活。本来,她想看着儿子结婚,还想抱一抱孙子,可这明显是奢求,有些得寸进尺的企图。王国勇觉到自己愧对老母,愧对家人。他虽说大学毕业了,也在城里生活,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居无定所,一年至少要换两三次工作,人像浮萍一样漂到东荡到西,没有根基,更没有归宿感。这些他从不在母亲面前流露,相反,逢年过节回家,不管在外混得怎样,他总要将自己收拾一新,为母亲在村人面前争得一份荣誉。毕竟,他是这个小山村第一个走出来的大学生。母亲入土那一刻,王国勇情绪完全失控,像个娘们样哭得肝肠寸断,昏天黑地。他既哭母亲,又哭自己。母亲走了,去了天堂。而自己呢,命运不济,又遭失业打击。此刻,王国勇甚至觉得,母亲其实是幸福的,从此可以平安无事了。而自己前途未卜,一片迷茫。
整整一个星期,忙完母亲的后事,王国勇这才发现手机上有七个未接电话。一般情况下,王国勇不会主动回复陌生的电话。这次,冲着一连七个未接电话,他回复了过去。是个很甜的小女生,自称是农事通生物农药公司人力资源部的,通知王国勇被录取了,即时可来公司培训上岗。王国勇有些激动,人立马从丧母的悲痛中恢复了些许精气神。他相信这是母亲的在天之灵保佑了自己,不然,哪有这等好事!转念一想,自己什么时候应聘了这家公司?一点印象都没有。只记得大学毕业后,他跑了数不清的公司,有医疗的,有食品的,有文具的,有五金的,等等等等,也填了数不清的应聘表。也许自己的确去过这家公司应聘,只是时间一久,淡忘了。
就这样,王国勇进入了农事通生物农药公司,经过短暂的业务培训,被分到黄石市场。王国勇是北方人,在南方的黄石人生地不熟,他结识的第一个经销商,就是张银生。张银生的店面不大,销量也有限,可这人极讲义气,一见面就与王国勇称兄道弟起来。直觉张银生不是最佳选择,因为按公司要求,选择经销商必须遵循六字原则,诚信,规模,合作。张银生充其量符合合作这一条,其余二条勉为其难。可王国勇又没办法选择更好的经销商。之前他也跑了数家大经销商,可人家不认农事通,看到王国勇像见了一只厌恶的苍蝇,避之唯恐不及。什么原因?王国勇后来明白了,市场上的农药产品太多太杂太乱,可谓鱼龙混珠,良莠不齐。光听名称,就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什么杀死你、果力士、满堂红、农帅、天地1号、特杀螟、菌灭、多虫畏、天敌、利多、螨死净、可杀得,丰护、三唑锡、四季红、蚜虱消、安达、大侠、毙命、死得快,等等等等。开始,王国勇以为农事通公司的生物农药质高价优,放在农药堆里如鹤里鸡群,高人一等,后来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上网一查资料,天啊,全国已取得登记的农药产品高达2.8万多个,进行登记的企业逾2400家,产品数量之多、同质化之严重令人瞠目结舌。而且零售商之间的恶性竞争也让厂家及销售人员苦不堪言。
实践证明,经销商张银生的确不行。他一口气吃下农事通八个新产品,价值达五十多万元,可一个月回款仅区区二万多元,这让王国勇心急如焚,寝食难安。市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他无奈给张银生下了最后通牒,下个月如不积极回款,将大幅减少铺货量。同时王国勇决定改变营销策略,让李小四、陈文斌深入各乡镇经销网点,直接铺货到零售终端。这种直销有利有弊。利在于多管齐下,降低了回款风险;弊呢,一是人手不够,二是增加了市场营销成本。
很快,第一个季度过去了,由于回款不力,王国勇上了公司通报批评的黑名单。按规定,如果半年回款没有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除扣底薪外,提成将按比例降低。这是任何一个市场人都忌讳的事。王国勇急得嘴角起泡,眼圈发黑,双手不自觉地抠头发,好像能从头发里抓出白花花的钞票来。说实话,为母亲守灵时,有的是悲伤,但没有像现在如此恐惧、焦虑,甚至是绝望。
一天清晨,王国勇从睡梦中惊醒。一摸额头,冷汗直冒,连枕巾也是湿漉漉的。起身扯过毛巾上下胡乱抹了一阵,颓然坐在床沿发呆。刚才,他梦见了母亲,梦见母亲出殡时白云似的孝布孝衣和黑压压的送葬人群。黑白分明中,母亲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抚摸着他的脸,母亲嘴巴蠕动着,一张一翕,还冒出一串串气泡,带着不同的色彩和光芒。王国勇眼角不觉滑出一颗硕大的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梦意味着什么?来不及琢磨,突然听到一阵阵由远及近的锣鼓声,紧接着是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锣鼓鞭炮搅醒了这个宁静的清晨。根据经验,王国勇推测是哪家老了人,赶早去火葬场抢第一炉。据说抢到当天火化的第一炉,死者灵魂升天,福荫子孙,这是个民间说法。但人们对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母亲出殡那天,王国勇与家人一大早起来去殡仪馆抢第一炉,无奈,还是晚了一步,被别人抢走了。但母亲那天火化的情景,如放电影般浮现在眼前。冥冥之中,王国勇快速将自己收拾完毕,急冲冲地下楼了,循着锣鼓鞭炮声前行。果然是老了人。看派场,死者是个有身份的人。十几辆小车列队驶在马路上,车头一律扎着大白花。几辆大客缓缓地尾随,还有两辆大卡车,一车上排满花圈,另一车上坐着吹吹打打的人。王国勇顿感亲切,仿佛看到母亲的身影,母亲走时,场面虽没有这么大,花圈也没有这么多,但送别场景却是惊人地相似。人生前有贫富贵贱之分,但死后一律平等,真是应验了那句“官再大钱再多,死后殡车照样拖”的说法。眼前这个远去的人,毫无疑问属于母亲那个团队的一员。目送一程,相当于看望了一回母亲。不知不觉跟着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走了很长的路,王国勇才猛地收住脚步,怅然若失地回到租住的宿舍。失魂落魄中,手机响了。是经销商张银生打来的。张银生在电话里因鼻音过重,振得王国勇耳膜嗡嗡直响,王经理,快过来,我想了一个好点子,如果事成,不说回款五十万,起码……搞个三四十万没问题。王国勇半信半疑,这个人向来是老母猪进门,嘴向前。但还是带着中彩票心理赶了过去。(原作者:张立功)张银生所说的好点子,绕来绕去半天,在王国勇听来,两个字,开会。开什么会,经销商大会。具体说,就是将营销上了一定规模的经销商召集起来,由权威的植保站人士推荐农事通的产品,各经销商现场签订进货合同。经销商凭什么与农事通签进货合同?张银生出手的武器是抽奖,凭进货发票现场抽奖。彩电、冰箱、洗衣机,还有电饭煲、手电筒、圆珠笔、钥匙扣、小刀之类的玩意儿,都摆进会议现场,谁抽到什么现场搬走。王国勇琢磨了一会,此举说好谈不上,但不妨一试。首先,小奖品不是问题,诸如电饭煲、手电筒之类,农事通公司本身就有,每月都要发到市场用于促销,正好可作为奖品。至于彩电、冰箱等大奖,则需要算一笔成本账。如果现场能回款五十万,莫说大宗家电,就是奖一台几万元的农用车也划算。退一步,如果回款三四十万,奖几台彩电、冰箱也吃得消。其次,组织经销商开会,也不是难事。反正不要经销商出一分钱,只带个嘴来,免费吃吃喝喝,何乐而不为呢。问题的关键是,官方的植保权威能否请来,如果请不来,这个会开得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张银生认为这个不是难事。他分析,黄石植保站长叫吴山,虽说是站长,但在政府机关属科级干部,树不大,不易招来大风。这是其一。其二,宣传推广生物农药,是国家的产业政策,作为植保站长,有义务身体力行。其三,他与吴山都吃了几十年的农药饭,人不熟,脸儿熟。最后嘛,吴山是人,是人就有人性,有人性就有弱点,有弱点就有缝隙,有缝隙就有可趁之机。找到吴山的缝隙,不愁请不来这尊大佛。至于经销商现场签订进货合同,张银生打包票是他的事,他去极尽能事说服同行们。
吴山的个人信息很快摸清了,此人五十出头,在植保站干了一辈子,是个资深的农业专家。除了喝点小酒外,没有其他嗜好。王国勇择了一个日子,提着两瓶茅台,与张银生一起投石问路。这是一个高档住宅小区,有视频监控,没有主人的同意,连鸟都飞不进来。好在有张银生一张熟脸,吴山热情地开门迎客了。一番寒暄后,张银生打开窗子说出亮话,没想到,吴山一口答应参加会议。还特别强调,推广生物农药,是他作为植保工作者的责任与义务。商谈非常愉快,几乎是一拍即合。起身告辞时,王国勇被一双大手紧紧抓住,吴山将酒递到他面前,执意要客人带走,并声称自己有胃病,已戒酒了。王国勇认为吴山嫌礼物太轻,声称下次来访,一定重谢。吴山摇头摆手,坚拒茅台。一番推推拉拉后,连张银生也看出来了,吴山不像在演戏,而是真正拒收礼物。他甚至说出如果酒不带走他将不参加会议之类的话,王国勇只好将酒提回。这个事让王国勇看不明白了。在市场上送礼,是蛮正常的事,可在吴山面前却碰了壁。唯一的解释是,吴山是个清官,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会议如期召开。吴山没有食言,不仅亲临会场,而且作了足足有四十分钟的报告,着重推荐了农事通的生物农药,他号召经销商们大力推广绿色无公害的生物农物,杜绝用污染有毒的化学农药。吴山还兴致勃勃地现场开奖,并为一等奖得主颁了一台彩电。作为经理和东道主,王国勇很感动,会后封了一个三千元红包给吴山,他又坚决拒收,一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凛然姿态。这次王国勇确信吴山是个难得的清官,是埋在基层尚未挖掘出来的焦裕禄、孔繁森。此次会议,虽然有吴山站长的大力推荐,组织工作做得也是滴水不漏,可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现场满打满算签订的进货合同只有二十万,真正的回款,恐怕只有十多万。事后分析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奖品太轻是主要的,现在彩电、冰箱根本吊不起来大经销商的胃口。何况,这种推销产品的会议,以前其他农药厂家也搞过,大同小异而已。
好在半年过去了,黄石市场的回款勉强达到五十万,这是王国勇带领陈文斌与李小四,使尽浑身解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结果。但市场形势严峻,要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必须再接再厉,丝毫不能有半点松懈。
时令渐入炎夏,江南地区的这个小城势成火炉。这天,王国勇正在库房盘货,汗流浃背之际,业务员李小四打来电话,李小四近乎哭腔的声音如丧考妣,王经理,不好……不好了,跑了——经销商李铁嘴携款潜逃了!最后一句话王国勇听得真切,脑子里像有无数架战斗机从空中俯冲下来。李铁嘴因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在同行中出名,他是李小四发展的经销商,货也是李小四一手铺的。王国勇初步掐了一下,农事通的货在李铁嘴手中,不下二十余万。真如李小四所言,李铁嘴携款潜逃,那损失就大了。
业务员做市场看两头,要么看见钱,要么看见货。最理想的状态是,上午走货,下午来钱。现在货丢了,也不见钱来,那可是天大的事。王国勇顾不上什么,夹起工作包就往车站赶。从黄石到李铁嘴那个乡镇,约有两个小时的车程。上车后,王国勇不停给李小四打电话,询问相关细节,诸如李铁嘴是几时失踪的,其店面还在不在,有没有其他厂家业务员在现场,等等等等。王国勇越急着赶路,中巴车越像个老爷一样慢腾腾。也难怪,乡镇的马路难走,坑坑洼洼的,颠得人像跳非洲舞。突然,车不动了,路上扬起的灰尘扑入车内,呛得乘客纷纷掩鼻侧目。有人开始叫骂起来,妈的个×,怎么不走了。王国勇强迫自己镇静一点,不能乱了阵脚。他知道最近网上有个流行词叫路怒族,意思是,在路上遭遇堵车而容易发怒的一族,这样对身体不好,于事无补。等了一会,司机干脆下车了,在路边蹲下来,摸出一根烟有滋有味地抽起来。一看架式,乘客们纷纷下车,个个一脸惊诧地问,怎么啦,出啥事了,是堵车了,还是在修路?很快,从前面传来消息,一个铁道岔口发生了车祸,一个女人被卷入铁轨内辗成了肉饼。出了人命,看来这车一时半刻是走不动的。王国勇心里哆嗦了一阵,又一个人走了,去了天国……每次遇到此类情景,他都要在心里默默念叨,盼望这个远去的人,带去他对母亲的思念与牵挂。
王国勇不知不觉走到出事岔道口。一列火车横陈其中,将南来北往的人群拦腰切断,想过来的人过不来,想过去的人走不了,人声鼎沸,嘈杂不堪。他艰难地挤进去,俯下身,看到一团黑乎乎的块状物像破布一样缠绕在车轮上,地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原来这是一条途经钢厂的岔道,据知情者透露,死者是个年轻的钢厂女工,下班后过道口不幸被身后呼啸而至的火车卷了进去。几名穿蓝色工装的人迅速拉起一道红线,大声吆喝围观的人向后退,再向后退。这时,一个戴红色安全帽的人手持喇叭急促地询问,现场有谁愿意协助处理一下事故?喧闹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红色安全帽又重复了一遍,声称会付一定报酬。还是没有人回应。鬼使神差,王国勇站了出来,表示愿意协助处理一下。很快,铁镊,尼龙袋,绳子,手套,口罩及清洁剂都到位了。王国勇像个经验丰富的法医,戴上口罩,一手拿铁镊,一手提着尼龙袋,猫下身,一点点地将被铁轮碾碎的肉体夹起来,放进尼龙袋。他干得从容自如。围观的几个胆小女人,吓得发出阵阵尖叫。王国勇不觉得有什么,他见过死人,母亲死时,他亲手为母亲洗澡,穿寿衣,母亲像个熟睡的婴儿,听话地一动也不动,极其配合地穿戴一新,像要出远门走亲访友。母亲走后,王国勇经常梦到她,好像母亲就在眼前,就在身后,一天也未离开人世。有那么一刻,王国勇觉得,眼前这位不幸遇难的女人,与那天早晨出殡的人一样,都成了母亲在天国的朋友。感情是可以传递的,对待朋友的感情,可以通过她传递到母亲那儿。也算是对母亲尽一份孝心。母亲临终前的话,又仿佛回响在耳边,“我的儿……娘会护佑你的,遇到什么困难……你就想想娘——娘一定保你……渡过难关”。此时,他仿佛又看到白云般的孝布孝衣及黑压压的送葬人群,这场景像一幅黑白旧照片,浸淫着岁月的沧桑,却散发出真挚而又炽烈的温暖,永远定格在灵魂深处,无法磨灭。(原作者:张立功)很快,现场清理完毕,火车岔道口一畅通,积蓄了几个小时的车流人流滚滚而过。一切如旧,好像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当王国勇疲惫不堪地赶到乡镇,天已擦黑,月亮跃在天边,洒出淡淡的清辉。让王国勇庆幸的是,李小四这边的事情峰回路转,农事通的货物幸免丢失。原来,经销商李铁嘴的确是携款潜逃了。闻讯赶来的厂家业务员,纷纷报警,警察及时赶到现场。有损失巨大的厂家业务员,当场抱头痛哭。后经过盘查,发现李铁嘴还有一间仓库,可能还留存货物。当一帮业务员在警察的带领下蜂拥赶到那间偏僻的仓库,果然发现了幸存的货物。农事通的产品位列其中,除少量零售外,几乎完好无损。这让李小四悬着的一颗心落了地。王国勇觉得是母亲在天之灵保佑了自己。母亲生前的口头禅是,人不要怕做好事,做了好事有好事在,人眼看不到,天眼会看见。王国勇觉得自己是做了好事的,最起码,在自己遇到危急时,他还能临危不乱地帮助铁路岔道口被撞死的女人,让死者找回最后的尊严,这就是做好事,积德。
虽然做了不少好事,可市场销售却总难遂人愿。也想了不少促销点子,借签了许多兄弟厂家的宣传经验,但收效甚微。农药是个特殊行业,它面对的是广大农民。农民买药是有季节性的,且买也是一包两包的,不像过年买年货,一买就是肩扛背驮,几百上千地花。这就注定了农药销售是慢工出细活,急不得。王国勇也想过搞人海战术,将人像豆子一样撒向农村,可农村太大了,他又不是神,能将豆子变成千军万马。何况,现在的人力成本不像以前了,人的劳动越来越值钱了。
一天,陈文斌主动向王国勇献了一个促销点子。陈文斌是学平面设计的,跑了几个月的市场,有自己的想法了。他问王国勇,农药销售的对象是农民,而面向农民最直接最有效的宣传方式是什么?这个简单的问题,王国勇还真没有好好琢磨过。整天在市场上冲冲杀杀,竟忽略了这个最基本的营销元素。陈文斌说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儿时,经常看到有经验的农人为驱赶前来偷食的鸟儿,在田间地头扎几个活灵活现的稻草人,风吹草动,稻草人竟像真人一样起到了放哨站岗的作用。受此启发,陈文斌设计出了促销的新武器——田间示范牌。这种牌子,制作简单,成本也低。一根两米长的木棍上,钉上五百乘五百的矩形塑料牌子,上面书写农事通农药的名称,往田间地头一插,大老远就能看到。这比电视报纸的广告效果要好得多。李小四建议在牌子上注一笔,由黄石市植保站大力推广,效果会锦上添花。王国勇眼睛一亮,拍手叫好。真是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
牌子制作容易,请个木匠,三五天可制作上百块。问题是,牌子上那个“由黄石市植保站大力推广”字样,是画龙的点睛之笔,必不可少,这又得麻烦吴山站长了。上次召开经销商会议时,吴山站长给足了面子,连一分钱劳务费都没拿。这次找吴山站长,王国勇想好了,一来又有所求;二来,顺便补上那笔劳务费;三呢,联络一下感情,卖农药须叟离不开植保,就像鱼儿离不开水。有了上次的接触,王国勇这回甩开经销商张银生,轻车熟路找到吴山的家。一个气质不错的女人通过监控器问找谁,王国勇说找吴站长,他是吴站长的老朋友。女人忙将王国勇迎进屋,一边沏茶,一边说老吴出差了,去郑州参加一个植保学术研讨会。女人一看就是个贤惠的,落座片刻,茶上了,点心上了,水果洗好端上了,吴山的手机也拨通了。王国勇接过女人的手机,喊了一声吴站长,又喊了一声,像流浪的人儿见到亲人那样激动起来。吴山虽远在千里之外,但声音听起来是那样亲切,富有亲和力,他爽快地答应了田间示范牌一事,又说了一通植保站有责任有义务大力推广生物农药云云。挂了电话,王国勇起身告辞。临出门,将一个信封塞给吴山的女人。女人推辞一会,笑眯眯地收下了。这让王国勇心生欢喜。这个信封很厚,相信吴山站长是看得上眼的。谁知第二天,吴山的女人忧心忡忡找到王国勇,死活将那个厚信封退了回来。到底为什么?王国勇惊讶万分。女人摆摆手,什么话都没说,转身走了。见过清官,没见过如此较真的清官,更没见过如此较真的清官的妻子。感慨之余,王国勇更多的是敬佩。但心中还是隐隐不安,像欠了别人一笔良心账,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偿还。突然他脑海里滑出一个念头,何不在当地晚报做半个版的形象广告,宣传吴山站长清正廉洁的感人事迹呢?这个形式不是他的独创,记不清在哪本杂志上看过此类形象宣传。他只不过照葫芦画一个瓢而已。
田间示范牌很快制作出来了,一共三千块,几天之内如一支营销奇兵扑向黄石的田间地头,效果出乎意料地好,许多农民指名道姓购买农事通的农药。可几乎是一夜间,黄石的田间地头冒出十几家公司形形色色的田间示范牌,让人眼花缭乱,犹如迎风吹喇嘛,分不清哪是哪了。这种下三烂的跟风宣传,王国勇深恶痛绝。可农药市场的现实如此,有什么办法呢。平心而论,农事通公司,他王国勇经理,也做过这种见不得阳光的事。前一阵子,不知是哪家农药公司掀起墙体标语宣传热潮,就是在农家墙体上书写产品宣传标语。看到这种形式不错,王国勇暗中指示李小四、陈文斌,紧急请几名临时工,买几把毛刷,和一桶石灰水,趁月黑风高之夜像鬼子进村一样,大肆书写农事通的产品宣传标语。短短数天,十几家农药公司的墙标遍布村头巷尾,甚至连农家厕所的墙面都利用上了。这种自相残杀的恶性宣传,在市场上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转眼到了秋天,这个季节是蔬菜的用药高峰。打好蔬菜用药战役,是一年的收官之战,成败在此一举。农事通公司为此在全国市场吹响了“科技下乡”蔬菜用药攻坚战,一批宣传利器,海报、车贴、宣传画、音像制品、电影下乡等,陆续投放市场。王国勇最看好的是电影下乡。这是农事通独创的宣传模式。现在的乡下人虽说不缺电视看,但他们多年来没有看电影了。看电影和看电视当然不一样,很多人小时候看过露天电影,几十年来再一直没有看过了。都想怀念一下儿时的美好时光。农事通公司正是利用这一人性特点,创造了电影下乡宣传模式。当然,下乡的电影不是纯粹的电影,不可能白白放给农民看。在看电影过程中,也要看农事通公司的广告。因为在电影中早已剪辑进了广告,就像电视剧中插播广告一样。
王国勇第一次来到一个叫八字门的村庄试映,天一擦黑,乡亲们陆陆续续赶集一般来到村口的大操场上,男女老少齐上阵,搬凳的搬凳,掇椅的掇椅,还有的扛着多年不用的大竹床兴冲冲地来了。这情景让王国勇感觉恍如昨日,仿佛回到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年代。那时真是幸福啊。无忧无虑。早早吃过晚饭,一家人跟着母亲,来到露天的操场上,抢占有利地形,小伙伴们疯了似的漫山遍野跑,电影其实没有看进去什么,只记得片名,什么《智取威虎山》、《南征北战》、《白蛇传》、《刑场上的婚礼》、《三进山城》、《燕子李三》等等。可喜的是,这些老影片,农事通公司的下乡电影中都有,一样的故事,也许看起来却是不一样的滋味。
王国勇与陈文斌、李小四兵分三路,进村驻点放映。现场还摆摊设点,进行农事通产品的销售,如果有农民现场购买,还可以摸奖。奖品还是那些小玩意儿,圆珠笔、钥匙扣、打火机、小手电等,有看的,有奖的,这种立体轰炸式宣传方式,掀起了一波又一波销售高潮。王国勇心中窃喜,照此发展下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不是梦。
然而现实却总是那么残酷。临近年关,王国勇手下两员干将李小四和陈文斌先后出事了。李小四的事是大事,他神不知鬼不觉携带二十万元货款潜逃了,踪影全无。陈文斌的事,属私事,他向王国勇清清白白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表示不干了。原来陈文斌在电影下乡中,与当地一位姑娘相好了,一来两往就把恋爱谈上了。找到归宿的陈文斌,不想再卖农药,也没必要卖农药了。女方家底殷实,陈文斌倒插门过去,就能过上中产阶层日子。陈文斌的事好说,可李小四那厮,竟敢携款潜逃,就是犯法进号子的事。也许,他是受了经销商李铁嘴携款潜逃的诱使。李铁嘴失踪后,至今尚未抓获归案,损失的厂家只好自认倒霉。王国勇不敢向农事通公司汇报,只是向当地警方报了案。(原作者:张立功)警方似乎也无能为力,一周过去了,没有一点破案迹象。王国勇急火攻心,茶饭不思,人立马瘦脱了形。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李小四呢?一年来,他遇到数不清的困难与险阻,咬咬牙都挺过来了。可这次,他心中一片混沌,像溺水的人陷入深不见底的漩涡,仿佛一瞬间将被吞噬,万劫不复。
一连几天,他又夜夜噩梦不断,照例梦见母亲,母亲还是从前的样子,她伸出树皮一般粗糙的手,哆哆嗦嗦地摸着儿子的脸,用尽最后的力气断断续续说:“我的儿……娘会护佑你的,遇到什么困难……你就想想娘——娘一定保你……渡过难关。”他又看到了白云般的孝布孝衣和黑压压的送葬队伍,黑白分明,刺得他眼睛发酸,泪水夺眶而出。醒后,他久久回味梦中的情景。黑白预示着什么?想想以前的所有遭遇,突然,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顽强滋生:既然白道走不通,那就只好走黑道。只要能找到李小四,管他黑道白道哩。很快,通过张银生,王国勇找到几个黑道人物,谈妥价钱后,不到一个星期,真的找到了李小四。原来,李小四携款并没有潜逃,而就潜伏在黄石,潜伏在王国勇的眼皮底下。他以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没想到这次栽了跟头。可失望的还是王国勇,抓回一个光屁股的李小四,一点作用都不起,原来他携带的货款大部分被挥霍一空。王国勇欲哭无泪,只好将李小四送进派出所。
如何填补李小四留下的黑洞?王国勇没有钱贴,也借不到钱贴,唯一能做的,就是辞职,离开农事通。写好辞职信,准备递交时,他接到经销商张银生的电话,老张颤抖的鼻音如夏日的闷雷滚过,王经理啊王经理,你可把老吴害惨了,现在……他,进了号子,她婆娘哭得寻死觅活的!王国勇脑海里顿时闪过那个贤惠的女人。怎么啦,我怎么害了他?张银生缓和了一下口气,你好心却捅了大娄子,那个报上登的形象广告,关于吴山站长的,是个祸根,咳——检察院根据那则广告,一查到底,竟查出吴山的经济问题。什么经济问题?他可是清清白白的好官,连两瓶酒都拒收啊!王国勇不解地问。张银生不屑地哼一声,好官个屁。我懒得说了,你去看今天的晚报,登了满满一个版。王国勇预感不妙,急忙找来当天的晚报,一看,头皮发麻,眼皮直跳。报道的粗黑标题是《一则形象广告牵出的巨贪》。文章称,根据检方的指控,近十年来吴山一共贪污受贿一千多万元,还有珠宝及首饰。检方还向记者独家透露了侦查的动机:一个政府官员,竟然被商家公开登报宣传,这太不寻常了,其中肯定有鬼。一查,果然发现了大鬼。王国勇还是不解,明明吴山没有收自己一分钱,可怎么……退一步说,他接受别人的贿赂,为什么不接受自己的贿赂呢。太不可思议了!王国勇像进入了一座迷宫,跌跌撞撞找不到出路。最后,在报道尾部,他找到了答案。那是一篇吴山向警方的忏悔录。吴山痛苦地回忆,他参加工作以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可他在站长位子上一直没挪窝,领导一直不提拔自己,让他心理失衡,就逐渐干起了违法乱纪的事。可在长期受贿过程中,冥冥之中感到有个紧箍咒戴在自己头上,即每受贿一次,自己或家人就会遭一次殃。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可却是千真万确的事。也许这是上帝在惩罚我吧。吴山举例说,有一次,他收了一家农药公司一百万元好处费,没过几天,就感到肚子里隐隐作疼,到医院初步检查,是个隐形瘤子。根据多年的受贿经验,他当即退回了那一百万元好处费,最后经确诊,是个良性瘤子,切除后身体无恙。还有一次,他出差在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小便不畅,时时跑卫生间,一次仅几滴,像夏天的毛毛雨。他预感到什么,当即给老婆打电话,得知一家农药公司的经理送来一个很厚的封信,他立马要求老婆退回……王国勇看得心惊肉跳,冷汗直冒。世上竟有这种事!太不可思议了。想想自己每逢麻烦或灾祸就做噩梦,遇见母亲,是不是吴山现象的翻版?他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王国勇毫无征兆地大病一场。躺了几天后,起来时神情恍惚,像换了一个人。
他决定辞职。农事通待不下去了。那二十万元的黑洞,他的确无能力偿还,只有划为坏账挂在狗日的李小四头上。他想回老家开创新天地。前不久,小叔来电,说村里的“三万”活动搞得风声水响,他在科技人员的协助下,承包了几百亩油茶地,急需帮手呢。“三万”活动是什么?王国勇不解。小叔笑说,刚开始,我也不懂“三万”活动,以为是麻将的一种新玩法。后来才知道,这是新农村建设的大手笔呢,就是“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老家在“三万”活动中大变样了,马路修通了,村前屋后都栽了树,家家用上了沼气、自来水,现在的农村生活,不比城里差。很多大学生都来农村当村官呢。一种久违的激动与期许在王国勇心中横冲直撞。他似乎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只是这种归宿,与母亲生前的愿望背道而驰。母亲一心想他做城里人,而现在,他却要回乡与土地为伍。感奋之余,王国勇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愧疚。他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盼的母亲的在天之灵保佑自己回乡之旅一路走好。
这天他来到东方山上,找到刘算子。人们都说,刘算子拆字准得很,一拆一个灵。王国勇想了很多字,最后,他随手画了个“后”字。刘算子思忖了一会,盯着王国勇,惊喜地说,小伙子,你命中有财运,且还是横财,俗话说,人无横财不发,马无夜草不肥——不等王国勇开口,刘算子指着“后”字眉飞色舞地拆解,你看,你看,后字上面是个厂字,说明你以后会拥有自己的实业,成为大老板;后字下面是个口,说明你以后会得到四面八方朋友的支持;中间一横是什么,即横财矣。王国勇一听,兀自笑了,他知道此言纯属胡诌,但还是听着受用,心里舒服。他撕了辞职信,决心在农事通干下去。账上那二十万块钱的黑洞,他想来年通过努力,在业绩提成中偿还。不就是二十万块钱吗?好歹他也是盘过大钱的人,何况还有刘算子的吉言,他没有理由不继续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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