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缺点 - 唐伯虎的主页
计划经济是一个范围很大的体系,涉及社会各个方面.我国的经济改革一直以来就是在抛弃计划的体制,这个过程新并没有结束.&
经济改革最早是1978年从农村开始的,改农村公社的高度统一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后,开始了城市工业的改革.国企改革后来成为经济改革的中心,一直延续到现在.&
计划经济体制除了经济方面外,还有社保、医疗、教育等一些社会方面。我国的改革到现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三大产业发展迅速，市场机制逐步完善并良好发展。目前面临较大的问题正是社保、医疗这些公共部门方面。如看病难、社会保障落后等，这些部门的问题已经形成经济增长的瓶颈，亟待解决。&
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是所有者缺位、激励约束机制失灵，价格对经济没有指示性，由此导致劳动者积极性底、市场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最终结果是经济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我国经济改革其实是改变这种体制，引入市场竞争，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最终增强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市场经济体应该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产品市场是开放的，除了自然垄断行业之外，其他行业应该有相当程度的竞争性，国家对产品流通的控制应该比较弱。第二，要素市场是竞争性的，国家对要素流动的控制应该比较少，这就要求在竞争性领域保持相当比重的私有制经济，并且劳动者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否则劳动力市场就谈不上自由竞争。第三，政府服务应该是规范的、透明的，政府政策的制定应该以民主制度为基础，这样会降低企业经营的风险。第四，市场应该是开放的，在国际产品市场上应实行自由贸易原则，在资本市场上也应该有一个相当的开放度，且汇率政策应该以货币自由兑换为基础。
人们大多以为市场经济是造成社会贫富分化及其它社会分化的根源，市场经济则可以“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但实际上，与人们的这种善良愿望恰恰反过来：计划经济恰恰是造成中国社会分化的根源，过去与现在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然如此。而市场经济则恰恰相反，它是社会趋向公平的自然秩序与力量，因为市场经济就是“权利经济”，它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公平性上。社会公平、公正与均衡和谐，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人的权利问题，人的权利得到维护，则社会就和谐，相反，人的权利得不到维护，则社会必定不和谐，不和谐的程度与人失去其权利的程度成直接的正比关系。计划经济体制，人的权利最容易受到侵犯，比如户籍制度、“体制内”潜规则、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不讲等价性的资源与资金调拨方式等等，在这些国家行为中人的权利最容易受到侵犯，从而使某些人获得了过多的资源，而另外一些人则丧失了过多的资源。现在中国虽然已经在近30年的改革中引进了市场经济机制，但中国的社会体制的核心仍然是市场经济性质的，中国的旧体制核心仍没有得到根本改革。因此中国改革之路仍远未完成。今天中国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之迅速增大，正反映了这种社会体制的旧核心的存在与作用。
直到今天，很多人仍有一种错觉，以为计划经济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在全社会实现福利的平等分配。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陈志武教授最近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正是计划体制造成了地区间人均GDP的巨大差距。事实上，国家福利的配置也显示了同样的特征。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并大体上延续至今的财政补贴制度，基本上是倒错的，是收入分配的一种逆向调节。而目前进行的很多改革，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　　&　　财政的逆向调节&　　这种福利制度最严重的弊端是，政府的转移性支付，或者说民众的福利，是按照身份分配的，而不是按照真正的需要分配的。计划经济的支柱是户籍制度，它用法律制造了城乡二元隔离的社会格局，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享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都是不平等的。在生产领域，政府已经通过剪刀差剥夺了农民的剩余，而在财政领域，政府的福利政策只覆盖城镇人口。结果，本来收入相对就低的农民，却需要自己承担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等福利之成本，而相对富裕的城镇人口却可以享受政府财政供应的福利。&　　以医疗卫生为例。大医院自然都建设在大中城市。这些医院的服务是按照城镇人口的收入定价的。这本身就对农村人口构成了价格壁垒，因为农村人口的收入仅为城镇人口的几分之一；同时，农村患者远离城镇本身也增加了额外的就诊成本。&　　在教育领域同样如此，2001年，全国小学的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95元，农村为28元，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的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而城镇人口的收入本来是农村的数倍，结果，相对富裕的城镇人口可以依托国家福利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贫穷的农民却必须自己承担孩子的大多数教育费用。又由于高校录取歧视，农民价值高得多的投入———因为其收入低、每分钱的相对价值就高———只能换来很低的收益。&　　即使在城镇内部，财政补贴也是按照地位和权力进行分配的。计划经济时代，谁离权力中心的距离最近，谁能够享受到的财政补贴就越多。因此，收入最稳定的国家机关干部、国有垄断企业员工所享受的国家福利也是最多的，而城镇集体经济职工所享有的福利就大幅度减少，未就职于国家单位的普通民众，则同样不能享受到政府福利。因此，才会存在一种医疗腐败现象：公立医院大夫、护士或者虚开药方，让公费医疗患者为自己家人的用药买单，或者公费医疗患者自己开大处方满足家人药品之需。&　　以住房为例。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干部和大型国有企业员工本来就属于中高收入群体，但恰恰是他们享有政府分配之免费房屋。与此相配套，他们又享受政府或国有企业提供之供暖、物业、维修等等补贴。城镇中那些低收入群体反而得自己租赁房屋，自己负担取暖的全部费用。住着平房的普通市民烧着肮脏的煤球也得自己花钱。&　　这种逆向调节的福利政府存在于几乎所有方面，计划体制其实是一种系统地制造不公平、使富者愈富而穷者愈穷的体制。　　&　　怪异的财政逻辑&　　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詹姆斯·M·布坎南曾在《征税的权力》一书中感慨地说：“在不同的人和团体中间分配公共开支利益时十分任意的歧视现象，似乎正是现代财政体制的特点。”当然，布坎南所想象到的问题主要与民主决策程序的缺陷有关。民主决策意味着多数(比如中产阶级群体)通过选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少数群体(比如富人群体和穷人群体)，剥夺其他群体的财富补贴自己。这是不受一般性宪法规则限制的民主程序下的“政府失灵”。&　　至于政府控制力最强的计划经济时代之扭曲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甚至不能说是政府失灵，财政完全是以另一套怪异的逻辑运转的。至今仍有很多人声称，国家财力有限，只能先发展和完善城镇人口的社会福利制度，向就业于现代化部门的城镇中高收入群体提供福利补贴。这叫做把钱用在了刀刃上，所谓刀刃，就是工业化、现代化。至于农民、就业于非现代部门的城镇普通民众，就先让他们一边呆着，到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之后再说。&　　因此，计划体制下的财政主要服务于经济效率，而几乎没有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安排财政支出。所谓效率优先其实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计划体制把效率优先放大到了荒唐的地步。它试图通过政府权力强制地集中资源，在整体社会消费和收入并不高的情况下，优先发展工业，发展城市。为配合这种工业化，就需要在整个教育中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培养工业化所需要的工程师。为此就需要在城镇建立起整套福利制度，为这部分优先工业化的人口提供福利，使之服务于政府所设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　　改革没有矫正不公平&　　1990年代以来，政府开始对各个领域的福利补贴制度进行改革。但由于种种政治与观念原因，这些改革大多采取了最省事的赎买办法：暗补变明补。所谓暗补变明补，就是以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职工理应享有供暖福利为前提，把原来的实物福利货币化。&　　比如，1980年代以来的历次价格改革，政府只补贴就职于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中高收入人员，而收入最低、对价格承受力最差的城镇非公职人员和农民，却只能自己承受价格上涨的全部冲击。&　　最为典型，也引起人们最强烈关注的明补变暗补改革，是公车改革。这种改革以大大小小的公务员理由享有公车福利为前提，并据此向机关所有公务员按照级别发放高额货币化车补，从数千元到数百元不等。这样下来，公务员的车补就已经相当于中低收入群体的月薪了，引起民众反感乃是预料中的事情。&　　改革的另一种倾向是政府减少对民众的福利责任，很自然地，缩减总是从距离权力较远的部门和群体开始。在1990年代开始的医疗福利体制改革中，本来收入就较差的部分国有企业员工因为下岗失业而部分丧失了政府提供的医疗福利，相反，收入较高且稳定的国家公务员及垄断企业员工的福利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结果，2003年全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城镇户籍人口中，最低收入组的城市居民仅有12.2％享有社会医疗保险，最高收入组中则有70.3％享有社会医疗保险。城镇居民中有44%的人口是没有任何保险，他们恰恰是集中于最低收入组。&　　传统的福利体制本来就是扭曲的，改革却承认这种体制的正当性，延续这种体制，甚至在很多领域、较大幅度地放大了其扭曲。这正是诸多改革近两年遭人批评的根源所在。显然，进一步的改革要取得正当性，必须重新确定一套追求公平的财政原则。
1.&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会造成两极分化。
建国后的价格双轨制、剪刀差及政府对各种资源不合理分配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按林毅夫的观点来看，是因为学习苏联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错误发展战略。即便如此，国民贫富差距也不大。
换个角度看，在一个完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倘若贫富差距太大，政府如何向国民解释（此时无法以市场经济下的竞争为理由），难不成马克思会自己打自己嘴巴。
2.&相反，完全的市场竞争有两极分化的趋势（暂且不论这种两极分化的公平性）。有鉴于此，为缓和社会矛盾，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对策是从剩余价值中分出一部分以福利的形式返还低收入群体，这也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能够在西方国家维持其主导地位的主要手段之一。也就是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是以市场追求效率，以政府福利维持收入的相对均等。
3.&中国学搞市场经济有点像当年梅超风学九阴真经，学了个形似神不似。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有效地制约政府行为，一方面是计划经济的遗毒，另一方面是对凯恩斯主义的盲从。凯恩斯宏观管理政策两大特点：一是简单、好上手，二是见效快，这也是当年梅超风专挑九阴白骨抓学的原因了。因此，当今中国实行以政府主导追求效率（或许出发点是好的）的“大政府、小市场”的“伪市场经济体制”才是目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进而，在这种“伪市场经济体制”下出了错，你也说不清到底是市场经济不好还是市场经济搞得还不够好。
4.&引申一下，个人以为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才是造成不公平和两极分化的根源，所以马克思在迈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一定要消灭国家。中国特色传媒体制:历史沿革与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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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传媒体制是涉及政党、政府、社会与媒体关系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本文回顾了我国传媒体制建立、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分析不同时期我国传媒体制的特点，认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探索，我国传媒体制已形成包括领导体制、管理体制、职能体制、经营体制、社会体制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制度体系。本文提出，在新形势下推进传媒体制创新，必须着眼于掌握媒体这一执政资源，促进媒体繁荣发展，从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历程来把握传媒体制的发展方向，从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传媒改革发展的经验中获得启示，不断深化对党管媒体的理解，丰富领导和管理媒体的途径、办法，大力拓展媒体发展空间，形成有利于激发媒体积极性创造性的体制环境。　&［关键词］传媒体制；传媒改革；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G21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1)06-0011-09&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传媒业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了极大变化，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传媒格局，使我国媒体内容、形式、结构、业态更加丰富多样，对媒体领导和管理方式提出挑战。如何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党的执政要求和信息传播规律，在新的形势下坚持传媒发展的正确方向，积极推动传媒体制创新，要求我们深入思考党、政府与传媒的整体性制度关系，以通过完备有力的传媒体制保障来落实党的领导，坚持正确导向，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同时，通过传媒体制创新解放文化生产力，实现传媒业大发展大繁荣，为我们党治国理政提供雄厚的执政资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一、起点：战时状态的党报体制　　媒体强大的传播信息能力和引导舆论能力，使得任何政治组织都要在政治建设中提出自己的政治传播理念，形成相应的传媒关系模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在同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应当自觉把报刊作为战斗武器，工人阶级媒体应当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思想倾向性，党的报刊则应遵循“党的精神”，成为“党的旗帜”。列宁从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进一步发展马恩党的报刊思想，提出了著名的党性原则。1905年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他提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1］党性作为工人阶级倾向性最集中的表现，体现出党的组织鲜明的意志、立场。党性原则阐明了党同党的出版物的关系，赋予党对其出版物的领导权。在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鲜明提出党性原则，体现无产阶级政党在掌握传媒力量上的清醒自觉，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传播理论的基石。　　作为政治传播理念，党性原则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形式来实现，需要一定的制度安排和机制保障。在战争年代，列宁认为，党报党刊的党性原则主要体现为：观念上，把党报党刊作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党的利益为重。党的报刊必须符合党纲、党章、党的策略决议和组织经验。组织上，党报与其他写作事业和著作家个人，必须参加党的组织；作用上，党的中央机关报应当成为全党思想上的中心，严格地遵守和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党性原则以及俄国战时党报体制通过共产国际的广泛传播，对其他国家同样进行武装革命的共产党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们党创建之初就重视传媒事业建设。延安时期，毛泽东总结党领导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党报思想运用于中国的特殊环境，完整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党报思想。他指出，党报要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内容要符合党的政策或策略；各级党报出版前，由“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审核把关；各地党组织的报刊必须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与受中央委托执政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处于平列的地位。参考苏维埃党报体制，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以《解放日报》、《晋绥日报》等代表的战时党报体制，并应用到党领导的通讯社、广播电台等传媒机构。　　战争状态下的党报体制具有鲜明特点：一是明确报纸定位，突出政治性、战斗性。强调报纸的主要功能是传达党的指示和号令，宣传教育、动员组织群众同敌人开展斗争。毛泽东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2］各级党委把办报当成一种重要的工作方式，领导干部“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3］二是设立专门指导机构。中央和各级党委先后设立党报工作委员会或宣传委员会，统管党报工作，使报纸成为党的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重要新闻报道到具体生产制作，从领导干部到工作人员，基本由各级党委负责讨论、决定、审查，同级党委宣传部负责人直接领导党报，并经常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情况。媒体设立编辑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列席党委主要会议，了解党的中心工作，掌握政策精神，并向党委汇报报纸工作。三是依靠党的指示、纪律来指导和管理党报。媒体总部和分支机构接受中央和地方党委领导，执行党的政策、指示。为防止敌人破坏捣乱，确保党的媒体忠于党，报刊工作人员包括通讯员、发行员全部是党员干部，他们严格遵守党的纲领，服务组织纪律。四是高度统一，集中管理，迅速高效。在战争年代，媒体所有的资源无论从报刊生产、物资设备还是组织结构、人才队伍都比较简单，为适应战争条件和复杂环境，报纸、杂志、电台等媒体的人、财、物等实行一体化管理，党委不仅指导报刊方向内容，还调动组织全党力量为党的报刊提供内容，完成发行订阅，最大限度地扩大党报影响，实行全党办报。　　战时党报体制通过集中高效的组织体系和简单直接的领导管理方式，把报刊等媒体置于党的各级组织领导下，宣传党的号令、政策，使报刊成为党指导工作的文件、教育党员的教材、对敌斗争的武器。在极为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这种体制保证党组织能够迅速调动报纸资源，直接指挥宣传工作，从而掌握了指挥全党工作、组织动员群众、揭露批判敌人的主动权。如果说党性原则是党领导媒体的逻辑起点，那么战时的党报体制就成为中国特色传媒体制的实践起点。　　二、模仿：计划经济时期传媒的领导和管理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党和国家事业经受许多坎坷、挫折。在经历巩固政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我们党将工作重点转向国家建设。30年期间，我国新闻传播事业走过了一段曲折艰辛的道路，党在领导新闻传播事业方面既积累了一定的宝贵经验，也留下了不少需要记取的沉痛教训。　　党领导下的传媒事业应该实行怎么样的体制？共和国成立后，就成为多方探讨的问题。最初，我们意识到政府的作用，并开始建立一些规范制度，建立政府管理体制。1954年先后派出多批代表团访问苏联真理报、塔斯社以及全苏广播系统，新闻界“一切向苏联看齐”，人民日报、新华社都以其为样本，调整、重组相应体制，苏联传媒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对我国传媒产生极大影响。由于全国经济社会实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党包揽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事务，加上完全照搬苏联传媒模式，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我国传媒体制基本是战时状态党报体制的扩展和沿续。到“文革”期间，造反分子“踢开党委闹革命”，媒体实际已失去党的领导，成为少数阴谋家篡党夺权的工具，党以及党领导的媒体形象受到严重破坏。　　指导理念方面，过度强调传媒为政治斗争服务，媒体其他多样性功能受到削弱。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媒体主要任务是为政治斗争、阶级斗争造势，甚至被极端化地作为大批判、大论战的阵地。而传递信息、推动发展、表达民意、文化娱乐、舆论监督等多样性功能受到淡化甚至抹杀。为承担政治任务，媒体报道报喜不报忧，观点先行，编造事实，内容浮夸，“假”、“大”、“空”报道满天飞，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连最高决策者都无法通过媒体了解真实社会情况，媒体的特性和公信力严重受损。　　党委领导统一包揽，代替政府管理，对传媒的领导和管理主要依靠党的工作手段，即思想政治、组织人事和纪律约束。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中央政府曾经设立管理新闻、广播、电视等行政机构，颁布全国性传媒登记法规，实行党政分开。即，党的宣传部门摆脱实际行政事务，集中于党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导宣传教育工作，制定宣传文化政策。政府行政部门在党的领导下管理文化传媒行政事务。这种尝试不久即被打断，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部门纷纷撤并。媒体所有传播业务由党委统一负责，这意味着对传媒的领导和管理主要依靠党的思想政治、干部人事和纪律约束来进行，无法发挥各种行政资源的作用，领导和管理方式内部化随意化，方式方法直接简单。由于政治斗争的扩大化，对媒体的正常领导、管理往往被不正常地演变成思想斗争和政治批判。　　媒体机构普遍行政化，党委对媒体业务、事业发展、从业人员实行统一管制。把报刊、广播、电视机构作为党组织的一部分，列入党委、政府机构的组成序列中，实行组织化领导、行政化管理。对媒体如同对待党委、政府机构一样，主要通过会议、文件、指令等下达目标任务，进行管理检查。媒体的职能设置、干部任命、人员编制、机构岗位、人事变更等，均由领导部门决定。媒体内部参照党政机构设置部门、岗位，用行政命令方法指挥传媒业务。党委、政府集媒体的所有者、举办者、运营者、管理者等多重角色于一身，统辖各级各类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媒事业单位，事无巨细地计划、安排、处理媒体人事、财务、生产、分配，对媒体的任务、指令整齐划一，不顾实际地采取“一刀切”。党委、政府与媒体之间责、权、利关系不清，政事不分、管办不分。传媒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附属物，基本失去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媒体和从业人员无法按新闻规律工作，成为按长官意志办事的“工具”、“部件”。　　实行事业体制，媒体完全由党委政府主办、主管、主营。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体制，作为财政投入的事业单位，实行统收统支，从纸张原料、印刷设备、产品发行、设备供应等经费投入均从财政收入中提取划拨，主管部门直接安排生产资料配置、产品生产和分配，传媒单位按照财政提供经费组织生产，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实行计划分配，基本无偿提供部分人员使用。职能上，传媒以完成党委政府交办的任务为主，不同社会发生直接联系，没有来自群众的需求，传媒不需要考虑读者观众的感受，职能定位与受众需求存在严重偏差。资金上，完全依靠政府拨款，不计成本，不讲利润、效益，不能向银行贷款，不能同其他社会资本打交道，也没有任何积累推动扩大再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人事上，传媒作为事业单位按照上级要求设立岗位，核定人员编制，需要的人进不来，不需要的出不去，人浮于事与人才缺乏同时并存。劳动分配上，作为事业单位的传媒内部人员工资相对固定，职工间平均吃“大锅饭”，积极性创造性受到抑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30年间我国的传媒体制，突出特点是以行政命令为主，党政统一包揽，内容事无巨细，管理简单直接。这种体制在保证媒体宣传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巩固新中国政权，宣传、教育、鼓动群众等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我们党没有自觉地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偏离正常轨道，加之受苏联经济体制和传媒体制的深刻影响，传媒体制集中表现为单一的党的领导，而政府管理、自身运营、社会监管等未能充分发育，不可避免地出现以党代政的现象。这些都使得我们在媒体领导和管理中出现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媒体丧失自主权，无法反映社会真实情况，人民群众愿望呼声不能充分表达，报刊“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内容死板，千报一面。1957年，毛泽东曾考虑过对新闻媒体放宽管理的问题：“我们的新闻统制，是否比国民党更厉害？很难说。我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头几年，新闻统制比较严，很有必要，因为政权刚拿过来，还不稳固，既搞土改、镇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点好，就是一家独鸣。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完成，情况有了变化，应当研究一下，统制太多、太严要有所改变。”［4］但随之而来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使他的这些思考和探索没有进行下去。党和大众传媒的关系经常处于不正常乃至畸形的状态。二是传媒生产效率低下，资金、人才资源严重浪费，发展动力不足，阻碍了事业发展。全国除中央、省级党报党刊之外，其他类型报刊少有存在，报刊结构极其单一。一些如《新民晚报》等影响久远的晚报、专业报纷纷停刊。传媒事业在30年间饱受艰辛，陷入凋敝和停顿状态。以报业为例，1950年全国有报纸140种，1958年达到1776种，年跌到42种，1976年仅有236种。传媒覆盖狭小，传播事业近乎倒退。　　三、变革：新时期传媒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开拓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拨乱反正，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践标准，党和国家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性转变。从实施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着手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党对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领导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市场力量、政府作用和社会功能得到发挥。伴随政治传播理念的转变，我国媒体在积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加油鼓劲的同时，自身也努力加快改革发展步伐。　　新时期传媒变革是以回顾反省过去30年经验教训为起点的。随着媒体从单纯服务政治转向服务经济建设，不断增强服务市场经济、丰富人们生活的能力，人们对大众传媒政治功能之外的信息传播、经济产业、文化娱乐等功能有了重新认识。基于这些理念的变化，党和政府逐步改善媒体的外部环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调动从业人员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媒体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独立负责的精神”，生动活泼地反映改革开放时代的巨大变动。［5］与之相应，媒体内部逐步改变工作制度，在管理制度、人事制度等方面积极探索，打破“大锅饭”，提倡业务竞争。20世纪90年代起，在党报党刊外，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专业类、财经类报刊，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都市生活文化类报刊迅速壮大，广播电视经济信息、文化娱乐、生活服务、体育戏曲等频道（频率）纷纷登场，我国传媒业总体规模、结构布局、社会影响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迈上了一个大台阶。　　1.加强党的领导，把握政治方向。新时期，在推进传媒改革、充分尊重和发挥媒体作用的过程中，我们认真汲取苏东剧变中一些政党放弃媒体领导权造成政权丧失、国家分裂的沉痛教训，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媒体的领导，旗帜鲜明地反对削弱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强调，报刊要成为全党全国团结的思想中心，党报要无条件地反映党的声音。江泽民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为落实好正确舆论引导人的重大使命，党对媒体加强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领导。一是把握政治方向，制定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要求媒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二是坚持正确导向，通过制定党的宣传纪律，对媒体提出要求，把好关把好度。三是加强组织建设，坚持管人与管事相结合，抓好媒体领导班子选拔、配备，加强媒体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提供组织保证。　　2.优化媒体微观结构，形成多样化主管主办体制。上世纪80年代起，党报党刊迅速发展；同时，一些政府部门、人民政协以及工、青、妇等群众团体恢复或新办一大批报刊，专业机构、行业协会推出各种专业类的报刊，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晚报相继复刊或创办。这些报刊与党报党刊在政治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与党的报刊形成了既有共同目标又有各自分工、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局面。进入90年代，随着人们对信息传播、生活服务、文化娱乐等要求日益强烈，一批都市类报刊异军突起，以生活气息浓厚、地域特色鲜明、反映内容广泛、表现方式活泼等特点深受群众喜爱。这些专业类、都市类媒体在功能定位、内容形式、运行方式等方面都与作为“党的喉舌”的党报党刊明显不同，更加注重通过市场途径获取资金、人才，占领市场份额，带来了我国传媒数量、种类、结构、内容等日益丰富。对此，中央领导同志提出非党的机关报、专业技术性的媒体“性质有所不同，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也叫‘党的喉舌’，这一点也是清楚的。”［6］胡乔木认为，“党报就是党的新闻事业，但新闻事业并不是党报。《新民晚报》就不是党的新闻事业，……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是有范围、有限度的，对非党的新闻工作就提不到党性原则。”他提出：“新闻体制可以多层次，实际也是多层次。”［7］这些思考表明，面对新兴的专业类、都市类媒体，已经不能继续简单地沿用传统党报体制，而需要适应新情况，研究新思路新办法，分类指导、注重特色，不断创新党对媒体的领导和管理。　　3.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开放前，我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传媒经营。20世纪80年代起，传媒的生产、流通同市场运行联系日益紧密，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媒体经济效益引起重视。媒体开始进入市场，尝试多种经营。国家对党报党刊、通讯社、广播电视台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支持媒体搞好经营创收活动，改变国家包揽媒体生产经营的做法。财政部1989年2号令指出，鼓励有条件的事业单位由全额预算管理向差额预算管理过渡、差额预算管理向自由自支管理过渡、自收自支管理向企业管理过渡。随后，媒体机构内部分别设立出版制作、销售、广告等职能部门，有的创办和组建公司，形成全新的组织体系。一些媒体在原有社（台）长、总编辑之外设立分管经营的总经理，形成“三驾马车”体制架构。媒体内部用人机制发生变化，特别是专业类、都市类等媒体主要负责人由组织任命，其他工作人员采取向社会招聘，媒体从业人员与单位形成契约关系，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得以汇聚到媒体队伍中，增强了媒体创新活力。1992年，中央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同年，把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列入第三产业，传媒产业性质得到确认。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媒体必须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努力创造良好经济效益。传媒内部实行内容业务与经营开发两分开，内容业务主管领导以及工作人员不干预、不介入经营；经营业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直接面对市场，较多运用市场法则和经济杠杆。这一转变调动了媒体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增加了传媒的发展活力。　　4.设立政府职能部门，完善媒体行政体制。按照党政分开原则，为充分发挥政府职能，新时期将媒体发展中的行政、管理业务剥离出来，在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党委宣传部门负责制定方针政策，指导新闻、文化、出版、广播影视等政府部门开展工作。中央和各级政府设立专门行政部门，负责制定传媒发展规划、法律法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对外宣传等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等各类媒体实施行业管理，具体筹划媒体资源分配、资质核准、检验评估、投入分配、事业经营、从业人员管理等业务。行政体制的健全，充分整合行政规划、政策引导、财政投入、税收调节等方面资源，对媒体的布局、结构、规模进行统筹安排，促进了传媒业的发展。同时，行政管理体制要求并推动传媒领域法律制度建设，以解决传统党报体制下直接、集中、简单管理的不足，推动了传媒发展和管理朝着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5.坚持正确导向，建立宏观管理体系。新时期，在微观层面赋予媒体宣传业务和经营活动更多自主权的同时，积极借鉴经济领域的宏观调控做法，建立媒体宏观管理体系，通过加强传媒的思想政治领导和事业发展、传播活动的管理，落实正确导向要求。经过多年探索，初步形成包括多方面、多层次的传媒宏观管理体系：一是宏观管理工作格局。建立党委宣传部门综合协调，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行政部门分工负责，发挥工、青、妇等群众团体作用，发挥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形成了党委领导、行政负责、各方面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二是分类指导体系。考虑到各级各类媒体基本是党委、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机构主办，充分发挥主管主办部门作用。党委宣传部门指导党报党刊、广播电视等媒体，指导政府管理自己所属的报刊，对党和政府之外的人民群众团体、专业协会、研究机构、学校等单位主办的媒体，通过这些组织团体中的党组党委进行指导。三是中央和地方两级调控体系。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分别由中央和省级宣传部门指导，同级政府职能部门实施行政管理，形成上下贯通的调控体系。四是法规政策体系。在实践中，颁布并修订一批涉及报刊出版、广播影视、网络传播等法律法规，制定行业管理规章制度，发布有关传媒事业改革发展的政策，为传媒业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五是传媒市场体系。加强报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范和整顿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的结构，对传媒市场加强执法监管力度，打击非法报刊、出版物、音像制品的加工、生产、销售。这些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1996年江泽民指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要靠宣传思想战线工作部门各单位的共同努力，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同时还要加强宏观管理。这是近些年来创造的一条重要经验。”［8］　　回顾我国传媒新时期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可以发现这样一些鲜明的特点：　　一是政治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经济上适应形势改革创新，在微观搞活的过程中注重宏观调控。新时期传媒领域的改革探索，在政治方向上确实出现过一些波折，由于邓小平、江泽民等两代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媒体的领导，传媒领导体制在改革进程中得以沿着正确方向进行。健全行政管理体制，并根据形势发展不断改革，上世纪90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行政管理部门对媒体人财物的微观管理逐步减少，向法规、政策等宏观管理转变，逐步提高政府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经营体制方面，在原有的事业体制框架内，赋予传媒单位更多经营自主权，开拓市场经营业务，一些企事业单位尝试探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之路。这一时期，传媒领域呈现出领导体制进一步加强、社会体制初步确立，管理体制、经营体制不断探索的趋势。这些体制上的重大变革，突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传统党报体制，有力促进了我国传媒业繁荣发展。我们党对传媒业的领导和管理向着体系完备、层次丰富、形式多样的现代传媒体制迈出了重要步伐。　　二是通过试点探索积累经验，走出一条先扩大增量、再盘活存量的渐进稳健之路。传媒改革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敏感性，新时期传媒领域的体制创新，基本上是先由个别地区、基层单位首创或试点，取得经验后全面铺开，是新时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想在传媒领域的具体体现。在传媒结构方面，都市类媒体探索市场化运营方式，获得快速发展，相关经验做法被引入党报党刊，激发党报党刊的改革创新；广播电视从综艺、娱乐、影视剧方面开始探索，取得经验后引入新闻、专题类节目。在体制层次方面，在探索媒体行政管理体制的同时，管理部门逐步释放媒体自主经营权，让媒体从市场上获得发展的资金、人才、市场，将市场和受众需求转化为发展动力，而政府则在法规政策、结构布局、市场监管方面下功夫。可以说，上世纪80、90年代开启的这场变革探索，虽然未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在传媒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管理职能未能够实现彻底转变，法律、政策框架也刚刚迈出实质性步伐，却已经激发出传媒业发展的极大活力，显示出体制创新的巨大作用。同时，这一时期的改革，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使改革力度与社会承受的程度基本适应。无论是发展增量、盘活存量的改革路径，还是渐进变革、务实稳健的改革进程，都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智慧。　　三是吸收借鉴国外经验，整个过程始终伴随着认识不同、经常试错的现象。上世纪80、90年代期间，传媒领域反思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和弊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市场经济下媒体经营、管理的做法，国外传媒经营特别广告、发行、营销的经验，以及媒体集团化、集约化、市场化的思路和模式，都为我国传媒界所关注、借鉴。期间，一些地方用行政推动方式组建媒体集团，在经营体制放开时，又在行政体制上增加层级，未能化解“管”与“放”的矛盾，也反映出我们对传媒体制多层次结构关系的认识尚不够清晰，在传媒体制创新的方向、路径和方法上存在疑惑。这些认识的误区势必造成传播领域改革探索中难以避免的一些失误、偏差。比如，反思计划经济对传媒经营体制的束缚时，有人把问题归结到媒体的领导体制上，要求完全照搬西方传媒体制和模式，流露出摆脱党的领导的倾向。比如，在实际操作中，有人把媒体作为一般性的赢利机构，过分强调经济效益而放弃社会责任，出现单纯追逐市场利益、“眼球”效应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这一时期传媒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为传媒领域更加清醒的改革发展积累了宝贵财富。&　　四、自觉：新世纪新阶段传媒体制的整体建构　　进入新的世纪，我们党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明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把以人为本作为执政兴国的基本理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政治体制，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为我国传媒业的改革发展创造出良好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　　新世纪以来，国内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特征更趋明显，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特别是网络化对我国传媒业带来深刻影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传媒领域坚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总结过去传媒业的经验教训，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总要求，更加自觉地推进传业的改革创新。在中央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后，我国传媒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原则，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传媒采取不同的改革路径，把加快推进传统媒体体制创新与健全新兴传媒体制同步推进，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传媒业繁荣发展。　　1．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新形势下党对传媒业的领导水平。坚持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加强对媒体的领导，要求媒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握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把媒体作为重要执政资源，明确提出“党管媒体”原则，要求媒体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加强党报党刊、广播电台、电视台领导班子的选拔、配备，掌握重要媒体的领导权。实施“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重点培养传媒领域宣传、经营、管理、技术方面的领军人物。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对媒体领导班子、骨干人员开展常规化、经常化培训，持续多年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提高队伍素质。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传媒的领导突出地表现为发挥统揽全局的核心作用，加强对政府部门、行业组织的指导协调，运用思想政治、信息引导、行政政策、经济管理、自我约束、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等多种资源，形成工作合力，推动改革发展，提高传播能力，形成媒体新格局。制定“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多项重大规划，运用财政、税收等经济手段，加大对党报党刊、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的支持力度，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媒体新格局。制定并实施国家传播能力规划，提高对外媒体投入力度，支持媒体发展国际业务，推动主流媒体由国内发展为主、兼顾国际，向国内国际并重发展转变，建设语种多、受众广、覆盖全球的国际性媒体。建立国家新闻应急体系，完善重点媒体应对突发事件机制，提高广播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快速反应能力。加强互联网等数字媒体建设，把网络、手机、车载电视、楼宇电视等新兴传播媒体纳入工作体系，推动党报党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等机构发展、运用新媒体，做大做强网站和国家网络电视台，指导协调商业网站传播健康发展，构建传统媒体与数字媒体深度融合的传播新业态。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媒体传播能力正在快速提升。　　2．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针对媒体行政管理中计划经济的方式，加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03年起，对各级党政部门主管主办报刊进行治散治滥，撤销省级部门的报刊，停办县级报刊，将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划转，切断党政部门与所属报刊的利益链，促进行政管理部门从办媒体向管媒体、从行业管理向市场管理、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的转变。推动地市、县级新闻出版、文化、广播电视行政管理机构合并，地市级广播电视播出融合机构，减少条块分割。根据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明确划分，明确改革发展思路，对关系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点媒体，对传播民族文化、专业技术等事业性质的媒体，增加财政投入，改善和提高服务，促进这一类媒体的发展；对大量生活、服务、信息、科技等意识形态色彩不太强烈而市场广泛需要的报刊、网站，列入文化企业。　　3．推进国有媒体微观体制改革，创新媒体运营机制。“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体制兼具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在文化体制转型而配套政策不完善的过程中，有利于推动传媒业的发展。随着改革深入，这种体制对媒体发展的制约日益显现。新世纪以来媒体微观体制的改革，充分考虑到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根据意识形态和公共性强弱划分，推进传媒机构不同层次改革。一是党报党刊、通讯社、广播电视台实行事业体制。2005年《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要优化组织结构，整合内部资源，转变经营方式。对新闻媒体的广告、印刷、发行、传输网络部分，以及影视剧等节目制作与销售部门，可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进行市场运作，为主业服务。［9］积极探索媒体内部人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用新的机制增强传媒业发展活力。二是推动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发行、影视制作单位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在确保社会效益的同时追求经济效益，培育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传媒市场主体，逐步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传媒市场体系，努力打造一批在国内具有较高市场占有率、在国际竞争中有较强竞争力的传媒企业。三是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媒体经营业务，大众传媒领域多元化投资格局初步形成。国有资本主导传统主流媒体，社会资本进入部分都市类、专业类报刊经营业务，海外资本投资科技报刊、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推动一批传媒企业上市融资，实现传媒与资本融合。同时，制定规范意见，要求社会资本不能影响采编业务，控制报刊网站导向。　　4．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管理，健全新兴媒体管理体制。新世纪以来，网络、手机、楼宇电视等新兴媒体已成为广泛社会影响的媒体形态。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新兴媒体突出特点是，大多由企业而不是政府兴办，没有主管主办单位，投资多元化甚至包含海外资本，从业人员全部社会聘用。如何确保这些传统体制外崛起的新兴媒体能够积极发展、趋利避害、为我所用，从上世纪末就开始思考探索。经过新世纪十多年努力，基本健全了宏观管理体系。一是完善网络建设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2000年颁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5年多部委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多项部门规章。二是上下联动、多方面配合，构筑宏观管理工作格局。根据网络媒体多种传播要素融合的特点，提出行业主管部门、产业主管部门和安全部门相互协作配合的格局。根据新兴媒体跨地区、跨部门的特点，坚持属地管理，谁主办谁主管、谁审批谁主管原则，明确管理主体职责，理顺新兴媒体管理体制。三是建立行政管理职能。建立中央和地方网络内容主管机构，充实相关人员，使行政管理职能得以落实。四是运用多种管理手段。对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充分运用行政、法律、经济、信息、自我约束等手段加以规范管理。多次开展打击网络淫秽色情违法行动，运用群众举报、法律制裁、行政处罚、舆论监督等多种方式，对网络媒体进行约束。　　5．加强传媒领域的法律制度建设，进一步健全宏观管理体系。部分媒体的转企改制意在微观层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果没有相应制度规范，没有相应的宏观管理体系，就无法防止这部分媒体成为逐利的工具。宏观管理体系特别是法规制度既可以保障媒体权利，也可以抑制媒体滥权冲动，保障其社会责任。新世纪以来，进一步加快传媒领域的立法步伐，运用科学技术成果加强传媒管理，在科学管理、依法管理、综合管理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一是健全法规制度，依法管理。加强广播电视传输、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管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综合服务等的管理，完善报刊图书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开展对一号多刊（版）和买卖书号现象的专项治理，不断规范文化市场秩序。二是明确各地各部门责任，发挥地方管理和行业管理的优势，前移管理关口，堵塞工作漏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在坚持媒体纵向条块化分工、注重管理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横向联系配合、提高互动协调性，形成严密集中、相互协同的管理网络，避免监管漏洞和盲区。刘云山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党委与政府部门相配合、主管部门与协管部门相协调、行业管理与属地管理相衔接、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的管理体系，使管理覆盖所有媒体，确保所属传媒阵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确保所属互联网站等现代媒体不为有害信息提供传播渠道。［10］三是充分运用多种管理方法。把宣传思想领域的管理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紧密结合起来，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思想教育等手段提高管理效能。四是大力加强传媒市场管理，深入开展“扫黄打非”斗争，切实保护知识产权。　　6．加强媒体社会体制建设，发挥各种社会力量推进传媒事业健康发展。媒体作为具有一定公共性的社会组织，离不开社会公众的支持与监督。对媒体实行社会管理、行业自律，自然形成媒体的社会体制。新世纪以来，我们按照社会建设的规律，在完善媒体社会体制方面迈出重大步伐。一是充分发挥公众监督作用。2003年，要求各级各类媒体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请社会公众反映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问题；国家设立互联网举报中心，受理群众对网站内容、违法行为的监督。二是加强行业自我管理。充分发挥媒体行业组织作为党、政府联系媒体从业人员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让各级记者协会、行业协会等承担起维护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权益、规范职业行为、加强思想作风建设等作用。进一步完善和充实专业媒体行业协会，对报业协会、广播协会、电视协会充实力量，组建互联网行业协会以及新闻信息等专业委员会，通过行业组织，引导媒体自我约束、自我提高。三是依靠媒体内部的党、团、群、工等组织发挥联系职工作用，团结和组织媒体从业人员。支持媒体之间的专业性、群众性、联谊性的团体、组织，促进业务交流，增进媒体之间的合作。　　这一时期传媒体制改革和完善具有这样几大特征：　　一是尊重传播规律，党管媒体的科学化水平明显提高。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对传播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新的水平。准确把握媒体多方面功能，根据提高执政能力的要求，把媒体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全面发挥媒体综合功能而不再突出某一功能、忽视其他功能。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发挥媒体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1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党在执政的条件下使媒体成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交流的桥梁，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新境界。准确把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传媒业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的深刻变化，把握传媒业发展对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准确判断当今世界传媒业发展趋势，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卫生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作出文化体制改革重大决策。李长春提出，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与规定都要改革，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12］准确把握传媒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既充分把握传媒业的意识形态特点，坚持正确导向；同时，重视传媒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商品特性，推动媒体通过占领市场的方式赢得受众、扩大影响。在此基础上，把不同性质、功能、定位的媒体类别分别划入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采取不同政策措施、工作方式推进传媒业发展。　　二是注重战略思考、系统设计，传媒体制改革发展整体推进。如果说上世纪80、90年代传媒体制的变革主要来自基层首创、局部试验，那么新世纪以来的传媒体制改革更多来自顶层设计、战略思考。着眼信息化、全球化，立足于对内主导社会舆论、对外影响国际舆论，对我国传播能力以及未来传播业态等进行顶层系统设计，使新世纪以来的传媒体制创新具有鲜明的整体性、超前性、建构性。新世纪以来，传媒业的改革发展不再是局部的摸索、尝试，而是提出重大战略思考――设计规划方案――经过试点探索――不断扩展铺开的系统过程，建构起从思想到行动的“路线图”，引导传媒按照系统完整的战略规划进行创新。不论推进传媒体制改革，加强传媒应急体系建设，还是提高国际传播能力，都是先提出战略思想，提出研究课题，制定工作意见，组织专家编制规划，在一些领域、地区试验取得经验，然后再全面实施。这些措施统筹发展与改革、宏观与微观、对内与对外、事业与产业、宣传与经营，使各项改革相互协调、各项政策相互衔接，表明我们推进媒体体制改革的思路更加清晰，改革、发展和管理的措施更加有力，充分掌握了工作主动权、主导权。&　　三是改革发展与管理同步推进，确保导向正确、事业发展平稳。传媒体制改革十分敏感。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把该管的管起来，把该放的放下去，使管理建设与改革发展的步伐相协调，相互促进。在媒体类型上，积极推进传统媒体体制改革，抓住媒体经营不善、动力不足的问题，推进媒体经营体制改革和内部机制创新，抓住非时政类报刊、重点新闻网站转企改制，使之更好地在市场中竞争发展，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针对互联网、手机等新型媒体，抓住管理存在薄弱环节、管理盲区的问题，着眼规范，建章立制，纳入管理体系。在体制结构上，一方面在媒体微观层面用市场经营体制取代部分行政管理体制的功能，另一方面不断完善政策法规，提高宏观调控能力；既注重减少行政干预，又注意充实和发挥社会力量加以规范约束，从而把推动体制改革与完善体制保障结合起来，把改革发展与管理统筹起来。党的十六大以来，既是我国传媒领域改革力度最大、传媒业繁荣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媒体导向把握最稳的时期。我国传媒能够在各项重大事件报道、重要宣传战役中完成各项任务，经受住重大考验，就是有力证明。　　当前，我国政治体制不断完善，经济体制深入调整，文化体制深刻变革，社会体制正在转型，现行传媒体制在这样大变革、大发展时代，仍然处于改革创新和发展变化之中。其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宏观体制的转型和完善尚未完成，行政管理体制伴随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仍在深入推进，经营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中需要继续探索，职能定位在信息化、网络化的背景下面临重新分化，社会体制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方面中有待进一步增强，这些都必然要求并带来领导体制的适当调整和领导水平的大幅提升。第二，传媒业宏观管理体制与各级各类媒体之间，既存在根本目标与总体利益的一致，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具体目标和现实利益上的一定差别。这要求宏观体制需要建立更加稳定、透明的制度规则，提高法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同时也要强化微观体制的基础性作用，切实把宏观体制的主张意图转化为微观运行的自觉实践。第三，传媒微观体制形态丰富，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行业各具特色，结构布局覆盖中央、省、市多个层级，由于分属不同行政部门，内容单一、功能重叠、软小散乱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这些必然带来现行传媒体制体系庞大、结构复杂，运转中存在局部或偶然的不畅。第四，无论宏观体制还是微观体制，无论是党的领导、政府管理还是行业规范、社会监督，对于传媒来说，都属于外部“他律”性的规制。传媒体制改革创新，关键在于积极借助“他律”力量时，打造传媒业的核心理念，重塑富有时代特点的传媒文化，将外部约束转换为内部自觉，实现媒体有效“自律”。为此，我们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根据时代发展的变化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把握现代传播规律，推动理论创新，用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传媒理论引领实践，推进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使我国传媒发展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五、几点思考　　坚持党管媒体，是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掌握舆论工作主动权的有力保证。在当前形势下推进传媒体制创新，必须从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历程来把握现行传媒体制的发展方向，从改革开放以来传媒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中获得启示，不断深化党管媒体内涵，丰富领导和管理媒体的途径、办法，拓展媒体发展空间，形成有利于激发媒体积极性创造性的体制环境。　　1．传媒体制是实现政治理念的制度保障，必须高度重视传媒体制建设。传媒体制是涉及传媒各方面关系、职能权责、制度规范的根本性制度安排。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建立起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相适应的传媒体制，才能形成与经济社会秩序相协调的传媒秩序。建立与完善中国特色传媒体制，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按照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要，着眼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着眼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使传媒体制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相协调、相适应。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拓展和探索党管媒体的思路、途径、手段、方式，用科学合理的制度性安排，确保媒体始终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不断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　　2．传媒体制是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必须全面把握其多层次的体系结构。现代社会，传媒同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深度交融。经过60年的建设、发展和改革，我国传媒体制已经发展、演变成为包括领导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经营体制、职能体制、社会体制在内，兼具宏观与微观多个层次的复合体系。中国共产党是我国传媒事业的政治核心，传媒的领导体制是党管意识形态的根本保证，决定着传媒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在传媒体制中处于主导地位。政府支持和管理是传媒业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传媒的行政管理体制是政府建设和管理传媒事业的基本依托，在传媒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媒体的定位、功能决定媒体自身的发展方向，职能体制是媒体社会角色的确认，也影响着媒体同党、政府、公众和各种社会组织等现实关系。媒体的健康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传媒的社会体制是保证公众、社会团体、行业组织支持和监督媒体的重要途径，规范和约束媒体需要进一步完善传媒的社会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环境，媒体的经营体制是适应市场的经济制度安排。以上这些体制中又包括更加具体的内容，比如，职能体制中包括报刊体制、广播电视体制、网络体制等，经营体制包括投资融体制、营销体制等。这些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制度规范，既相互独立、自成一体，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传媒体制复杂多样的结构体系。推进传媒体制改革，完善体制保障，需要深刻理解传媒体制的结构性、系统性，准确把握传媒体制内部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独立性。　　3．坚持分类指导，根据意识形态程度把握传媒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形成定位明确、各具特色的传媒体制。大众媒体是整体性范畴，现实生活中各级各类媒体丰富多彩，具有不同的定位、对象、功能、覆盖范围，不同媒体之间的意识形态色彩、社会影响作用并不完全相同。新时期传媒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重大突破，就是立足传媒业发展的实际，按照不同类别、不同媒体的性质、定位，把握媒体实际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强弱程度，完整把握传媒的结构体系及其思想意识形态的谱系，顺应媒体分众化、对象化趋势，把媒体分为党报党刊、广播电视、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不同类别，充分考虑时事政治、思想教育、财经信息、生活服务、文化娱乐、科学技术、体育健康等不同内容的具体特点，对不同性质功能、内容定位的媒体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形成了中央媒体与地方地方、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对内媒体与对外媒体等不同体制架构。仅在网络媒体方面，就形成主流新闻网站、商业网站和企业、个人网站不同的体制。对不同媒体，应当根据体制不同采取不同的领导方式、管理方式，促进健康发展。　　4．传媒体制不断发展变化，必须根据形势发展自觉推进传媒体制改革创新，不断加强和完善传媒体制。传媒体制作为重要制度，同其他上层建筑内容一样，也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党先后经历了从革命到执政、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现代化建设、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对外开放的重大转变；对传媒的领导和管理则经历了从浅到深、从不太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时期，需要我们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需要和我国媒体业发展实际，着眼信息化、全球化条件下掌握话语权、提高影响力，进一步自觉推动传媒体制改革创新。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文化体制的深刻影响，充分看到我国传统媒体体制形成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自觉革除计划经济条件带来的体制束缚，加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改革创新步伐，创新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增强发展活力，提高竞争力。深刻理解高新技术特别是网络化信息化的发展要求，找准薄弱环节、管理盲区，加强互联网、手机等新型传播业务的管理，努力探索符合新兴媒体发展、确保信息安全的途径办法和制度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新媒体体制。深刻理解全球化深入推进的趋势，研究民营化、本土化、多元化对外传播的思路和措施，加快对外传播能力建设步伐，形成有利于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对外传播的体制机制。　　5．坚持党对媒体的领导，既要重视发挥领导体制的主导作用，也要发挥其他体制的协同作用，不断丰富媒体管理手段。大众媒体虽然不是政治机构、政府部门，却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虽然经营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又不同于一般的企业。这些特征使得媒体既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又代表着公共利益，既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又有物质生产的要素。在现代社会，对大众传媒这样一个融合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种要素，并且功能多样、结构复杂的混合体，简单管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坚持党领导媒体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思路和做法，同时充分发挥充分调动思想政治、行政管理、法律规范、自我管理、行业自律等资源，形成党组织统筹协调，政府部门通力合作，社会群众监督与媒体自我管理内外配合的多层次、立体化工作格局，实现集中管理与多方约束、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他律与自律的有机结合，提高领导和管理媒体的科学化水平。　　6．坚持立足国情，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自觉走中国特色的传媒发展道路。由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国情特点的差异，传媒体制各国不同，各具特色。我国传媒体制起步于战时党报体制，建国后主动学习模仿过苏联传媒模式，经过几十年的艰辛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已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发展之路。这种体制既不同于苏联传媒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传媒模式，而是一种立足国情、符合实际、适应发展、既保证正确的方向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特色传媒体制。
（责任编辑：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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