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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桂滋与平型关战役
平型关战役亲历者讲的未必是历史真相
“七七”抗战纪念日来临。中国大陆民众熟知“平型关大捷”，在很长时间中，这是中国大陆中小学历史课唯一具体讲到的抗日战斗。实际上，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的伏击战，是整个平型关战役的组成部分，整个战役中最惨烈的血雨腥风，笼罩在高桂滋中将指挥的84师拼死防守的阵地。
前一机部黄河工程机械厂工程师高斌先生，78岁了，还在美国新泽西州上班，开著车从上午忙到深夜，一周工作六天；唯一的一天休息，他精神抖擞地上网、去书店、去图书馆……查阅浩如烟海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文和日文书籍。
成天盘旋于高斌脑海的，是70多年前的往事——确切地说，日深夜至9月25日上午，中国山西省西北角上那个叫“团城口”的村庄，险要山梁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高斌是中国抗日名将高桂滋的独生子。“高桂滋”这个名字，年轻读者未必熟悉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后，就被软禁在高公馆——那是高桂滋刚建成还没来得及入住的住宅，被张学良借去派了这个临时用场，现在这里是陕西省作家协会所在地。
高斌未满周岁时，父亲就参加了长城抗日。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高桂滋请缨抗战，于7月9日奔赴南口前线，后被任命为第17军军长兼第84师师长。井儿沟、喜峰砦两役，与日本的藤井少将指挥的两个武器精良的伪蒙军教导团恶战，俘敌280余名，毙伤800余人，缴获迫击炮6门、轻重机枪13挺等大量武器装备和120余匹马，藤井仅以身免，被史家称为平绥线战场“仅有的胜利”（注1）。9月14日，在广灵、火烧岭与日军坂垣师团又恶战了一场的高桂滋，按照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命令，仓促赶到平型关北翼的团城口、迷回村一带布防。
中国大陆民众熟知“平型关大捷”，在很长时间中，这是中小学历史课唯一讲到的抗日战斗。实际上，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的伏击战，是整个平型关战役的组成部分，整个战役中最惨烈的血雨腥风，笼罩在高桂滋指挥的84师的阵地。
高斌对笔者说：我爸爸带的84师是“杂牌军”，当时交他指挥的李仙洲21师，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参加平型关战役的晋绥军、陕军、中央军和八路军有十来万人，其中84师、21师，晋军的73师、独3旅等部队从前方退来，伤亡减员严重，没有得到休整补充；而像晋军郭宗汾的军队从后面开到，并无对日作战经验；口音混杂，装备悬殊，士气和战力差别很大，主军、客军又打算各异，根本来不及上下左右好好沟通……没有办法啊，日寇不容人有喘息之机，有名的精锐之旅坂垣师团，带著伪蒙军队，正马不停蹄一天几十里急速追来！
汪精卫曾有个一针见血的说法：中国并无真正的“国防”，只有“省防”，至多是“数省联防”（注2）。无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还是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哪有什么“全国一盘棋”“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观念，都幻想让自己的地盘躲过一劫。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山西王”阎锡山，也利用各种手段和社会关系，企图把日寇祸水引到别处。但日寇沿著平绥线直扑他的地盘，避无可避，只得匆忙调兵遣将。南京中央政府担心日寇攻占山西，长驱直入南下四川，也匆忙调来援军。
1937年8月底，阎锡山把前线总指挥部设于雁门关下一所窑洞，同周恩来、彭德怀会商制定第二战区战役计划，作战方针为“利用山地歼灭敌人”。阎锡山分析：日军欲图晋绥，必先争太原；欲争太原，必先夺大同，于是调集重兵布下迎战阵势。
没想到，日军于9月13日攻占大同，坂垣师团却打了个“左勾拳”，避实就虚，挥军直指平型关，沿著坂垣征四郎在一年前强横地假借“游历五台山”而亲事勘查的路线，要越过平型关天险，抄击中国军队的后方。雁门关一带兵力雄厚而无用武之地，而平型关一带则危如累卵，阎只好赶紧调兵赶往平型关。
平型关战役的方案也几经更改。阎锡山原来的构想是：我方11个军、10余万人，放日军进入平型关之后，再封死其退路，在平型关以西、繁峙以东沙河一带开阔地打一场包围战。阎锡山自诩这个部署为“口袋阵”，亲召他的嫡系陈长捷、郭宗汾两名军长面授要领。
关键时刻，前线指挥官却犹豫起来。
前线指挥官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总司令是孙楚，杨对孙言听计从。孙楚对这一放日寇进关、关门围歼的计划产生动摇，说服了阎锡山在大敌逼近时临场变卦，改为拒敌于关外。
如果只有晋绥军，阎锡山守土有责，平型关这一仗他硬著头皮也得打。可是来了三支客军：八路军115师，高桂滋17军，由安徽开来的刘茂恩15军，阎的想法就复杂了。他本想让115师和高桂滋一起守平型关正面，周恩来、彭德怀提出，这非八路军之所长，不如让115师隐蔽集结于日军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后伏击，阎锡山同意了。
战幕拉开时，高桂滋的84师布防在平型关以北的东、西跑（一作泡）池、团城口至1981.49高地（按海拔高度命名），防线长约14公里；右邻是晋军独8旅、73师防地，左翼是名义上归高指挥的中央军21师，向北延伸13公里到讲堂村；21师的左边是刘茂恩15军，向西、北延伸。八路军林彪115师在东南边的平型关外进入潜伏阵地；由后方开来的晋军郭宗汾71师、陈长捷72师为预备队——其中71师于9月23日晚抵达高桂滋84师防线的后面集结；72师于9月24日午夜抵达离前沿阵地约10公里的齐城待命。
中国军队布防时，并不确知日寇主攻矛头所向，但后来根据地形地貌看，84师防守的内长城上的团城口，与平型关、东西跑池，应是主战场。
高斌给我摊开当年许多战报、电报、官兵回忆录。有的他从这里史籍中查到的，有的他在西安工作的妹妹高士洁（她也曾是陕西省政协委员）多年从档案馆、图书馆和政协等单位苦心搜集的。我2006年10月前往西安，承高士洁多次接谈，更提供很多关于其父亲和平型关的详细资料，字里行间弥漫著血火硝烟，“激战甚烈”“全部殉国”“伤亡殆尽”的字样比比皆是。
9月22日　夜11时，日军第五师团21旅团四、五千人配战车尾随我第73师，进逼至平型关前，在平型关前公路上与高桂滋部的断路部队遭遇，爆发激战。
9月23日　凌晨，日军主力并坦克数十辆，沿平型关汽车公路南北高地进攻，企图占领高地控制便道，直取大营镇。驻守1886.4高地的晋军两个连官兵殉国，阵地失守，后高桂滋部夺回；路北敌人进攻，84师502团的王新耀和李荣光两个营全部投入战斗，艾捷三团长亲率两个连抢堵敌人的突破口，腹部中弹负伤，李荣光营长阵亡。高桂滋即令84师250旅来援，499团杨学武营对敌反击，杨学武也受重伤。
另敌二千余攻晋军独8旅，两连守军牺牲，阵地失守。第六集团军副司令孙楚急令高桂滋84师499团、501团向南攻击，晋军73师和独8旅配合，血战至午后一时，84师付出惨重代价将敌击退，收复的阵地仍交晋军防守。
进攻84师阵地的是坂垣机械化部队，炮兵整天轰击。战前虽然南京中央政府给山西拨了国防经费，但这一带事先并未挖设工事，84师进驻后匆忙挖的掩体无法抵挡日军猛烈炮火，石片横飞，加重了我军伤亡。到下午4时，敌军终被击退，501团吕晓韬团长一度出击，缴获轻机枪四挺等武器。
这一天，800余敌寇进攻21师阵地，未得逞；千余敌寇进攻15军阵地，也未得逞。
23日凌晨5时，晋绥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接到阎锡山电话命令：“敌以优势兵力攻我平型关阵地，我84师与敌苦战中，已调71师郭宗汾部前往大营布防，35军所属步兵2旅，著用汽车输送至大营附近，增援平型关战斗。”阎并命令傅与杨爱源联合指挥平型关战事。
傅作义即于同日电令各部：
给朱德电：我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八团兵力，24日拂晓可到。希电林师（115师）夹击敌之侧背。
电令71师速即向大营东北地区（团城口一线）前进；
电令72师陈长捷部速向沙河前进待命。
傅作义命令：乘日援军未到，我军将预备队投入到团城口方向全线出击，全歼关前日军。原定24日出击，但是郭宗汾称“预备队71师行军疲劳”，改为9月25日凌晨出击。傅作义无奈，只好赶快通知八路军总部转告林彪，推迟一天出击——好险，林彪的报务员正要关掉电台出发，他们赶忙派通信员通知已在行军中的部队（注3）。
入夜，日军又猛攻团城口，在高桂滋部队后方待命的晋军71师清晰地听见枪炮厮杀声。
9月24日　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东20里公路两侧进入伏击阵地。
这是高桂滋的将士打得最惨烈的一天。敌增兵五千余，向平型关、团城口等各阵地猛攻，炮击甚烈，激战终日，高军伤亡团长、副营长数员，连排长30余员，士兵千余，师、旅、团、营的全部预备队均已投入战斗，各处告急，却无兵可派，高急电阎锡山和孙楚求援，却没如愿。
阎锡山命令傅作义赴大营附近指挥。傅率幕僚于午夜12时进驻大营附近，又得知郭宗汾师“因天雨行动困难”，出击“延后二小时”——作战方案变更，傅总指挥竟然不知情！
9月25日　凌晨2时，日寇再攻1886.4高地，晋军又失守了。大雨如注，84师吕晓韬团长挑选奋勇队，再度夺回该高地。
凌晨3时30分（日方史料说“凌晨4时”），日军的龙泽（第9）、石山（第10）中队及橘（第12）机枪中队等部，夜袭我军，占领团城口、东跑池附近某高地（日军称为“石山高地”），但日军三个中队共伤亡98人。（注4）
八路军115师伏兵向坂垣师团第21旅团辎重、补给部队发起歼灭战，115师的685团则顽强阻击日寇来救援的三个中队。
高桂滋的84师连日血战损失惨重，渐不能支（注5）。上午10时左右，团城口一带阵地陆续被敌突破。502团代理团长杜文卿在率队强堵阵地缺口时，壮烈牺牲。
下午3时，晋军防守的1886.4高地得而复失，84师师部亦在敌炮火覆盖下。
郭宗汾71师按再三延迟的方案，应于上午8时抵达攻击位置，由团城口以北出击，但据晋绥军人员回忆录及该师战报记录：遭到攻占了团城口高桂滋阵地的日军射击，出击受阻！
怪呀，上午10时，高师残兵失守部分山头，怎么郭宗汾8时出击就说遭到高桂滋阵地上日军射击？
这正是后来争论了70年的问题，下面再说。
9月26日　日军从鹞子涧和平型关正面抽兵来援，61军程继贤团趁虚夺回鹞子涧，日军又反扑，程团和敌人逐院争夺，弹尽援绝，坚持至28日，团长以下官兵近千人壮烈牺牲。
高桂滋的84师残部仍在团城口以西坚持，其251旅旅长高建白、250旅旅长李浓藻仍在迷回村。26日晨日军飞机和大炮轰击迷回村，下午501团吕晓韬团长被日军包围，251旅派部队将其救出。
郭宗汾71师对日军攻击没有进展，至16时敌我呈混战状态。
9月27日　日军继续进攻我21师阵地；另一路日军东条纵队在北面进攻由杨澄源第34军防卫的茹越口。高桂滋致蒋介石密电：职军马已奉令向灵邱西南王成庄附近转进。
9月28日　平型关这边激战正酣，远远的北边防线被日军东条纵队突破了茹越口，防守的203旅梁鉴堂旅长阵亡，晋绥军退到茹越口南边的铁角岭，杨澄源退入繁峙。
高桂滋84师师部移至西河口，收容整理残部。
9月29日　晋绥军丢失铁角岭。
9月30日　日寇攻占了繁峙县。繁峙位于平型关我军防线的侧后，如日军堵住后路，中国军队就有被包围全歼的危险。阎锡山紧急会议，决定全线撤退。
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一部派往晋军第六集团军的监军介景和，这天致电军委会第一部部长黄绍竑，急报战况：“敌以一联队攻茹越口，已长驱直入。刻杨、傅二总司令已作向五台山退却准备，此战失后，第二线更无法守。请中央速筹大计，以免贻误全局。”
10月1日　日军攻占代县，情况更加危急！
10月2日　夜，中国军队撤退，平型关战役结束。
从交火到撤退，平型关之战历时十天，日军记载伤亡8562人；中方伤亡无法确切统计，但无疑远超日军。
高斌说：傅作义不愧为名将，他极力主张在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尚未赶到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多路出击，全歼关前敌人。奈何啊，傅作义并不是晋军的掌门人。
二战区“爰定于24日出击”，预定用总预备队中之郭宗汾71师附金宪章新2师共八个团，并以陈长捷72师及35军两旅为总预备队，由傅总司令任出击军之指挥（见附录《平型关战役八次争夺战》）。16个团出击，与林彪的115师形成合围态势，兵力应该超过平型关前已有相当消耗的日军和伪蒙军队。
然而，郭宗汾71师却提出：不行，“以出击军行军疲劳之故”要休整一天。（出处同上）
对此，高斌百思莫解：高桂滋等不少部队都是从河北、察哈尔一路阻击、千里转移到这里，战斗减员十分严重，两个月来连续作战，没有时间休息整顿，接到命令后，立即构筑简易工事投入战斗；而郭宗汾部还没有跟日寇交过手呢，又是在山西本乡本土，不说养精蓄锐吧，也是以逸待劳，怎么就“行军疲劳”不能马上上阵？同为晋军将领的陈长捷不是还称赞郭宗汾“该部初次上抗日战场，士气尤锐”吗！
出击时间后来再次推迟。按84师高建白旅长回忆：出击从24日下午6时，推到晚8时，再推到晚12时，又推到25日凌晨4时，又因雨推到8时以后——“改变五次，结果没有出动一兵一卒”。
不仅出击时间延后，傅作义本来制定了出击计划，到24日午夜出击在即，他才得知被改动。郭宗汾的第11号命令，已经不是傅作义策划的与八路军合围日军于平型关之外，而是把敌人放进平型关内来打。
当出击时间一再延迟时，在最前线快顶不住的84师高建白旅长等人，逼问晋军202旅旅长陈光斗究竟何时出击，陈拿出一纸命令：“郭载阳（即郭宗汾）转阎长官命令‘无本长官电话命令不得出击’。”
高斌说：“战机一纵即逝，这推迟一天，对于战争胜负、对高桂滋的部队来讲事关重大！”
郭宗汾71师战报更称：9月25日，由于高桂滋据守的团城口阵地被日寇占领，导致71师出击受阻。
团城弃守？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高桂滋是否擅自下令84师自团城口阵地撤退？
第二个，郭宗汾71师出击究竟情况如何？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有两个要点：高桂滋是否下令撤退？日军什么时候占领团城口？
《抗日战史·太原会战》说：“平型关正面之敌，获援军五千余后，于本（24）日拂晓起，复向我平型关、团城口及讲堂村一带阵地攻击，并以战车队向我东跑池以南冲击，战斗至晚，敌未得逞。”“至25日，我第71师各部队正前进之际，适敌铃木兵团及伪蒙军亦向我84师团城口附近阵地攻击，第84师被迫撤退，敌遂占领团城口、鹞子涧、六郎城一带高地。我第71师，沿公路前进之第404团，于2时许与上述之敌遭遇。”（注6）
这里说的是：高的第84师于9月25日在敌军攻击下“被迫撤退”。时间虽未注明，但是说郭宗汾71师“2时许”与敌遭遇——71师若出击也是在上午8时以后，可见这里“2时”只能是午后2时。
时任84师营长的邵春起现仍健在，曾任安徽省人大代表、民革阜阳市名誉主委。他曾撰文回忆当时的血战，让人惊心动魄：
（9月）24日先是阴雨蒙蒙，继而越下越大，士兵没有雨具，衣服都被淋湿，敌坂垣师团大部赶到。下午1时，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路向我师全面进攻，敌攻甚猛，接近肉搏距离。此时，营、团、师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士气大振。由于我将士齐心协力，英勇奋战，打得敌尸狼藉……502团代团长杜文卿壮烈牺牲，499团杨世立营长负重伤，我营四连代连长张振恩以下官兵伤亡数十人。
25日拂晓前，右翼由我师的499团刘营防守的无名高地被敌人偷袭占领，若敌居高临下，天明后，我营就要受到威胁，无法立足，而不战自退。……为了确保我营阵地安全，我立即决定从六连抽出士兵20名，联合刘营官兵，由排长郁风祥率领，从无名高地右侧迂回到敌后，实行两侧夹击，一举夺回小高地。经过白刃拼搏，浴血奋战，终于把该高地夺回，仍交刘营防守，稳定了战局。但排长郁风祥和十多名士兵在战斗中壮烈殉国，同时我的右腿负重伤。
……高桂滋虽然多次向总指挥杨爱源及阎锡山请求增援，他们每次都答应，但始终未见派来一兵一卒。终因伤亡过重，阵地无人固守，于26日沦入敌手。（注7）
他说的是：阵地无人固守，9月26日“沦入敌手”。
而抨击高桂滋“下令撤退”的将领，以时任晋军61军军长的陈长捷为代表。陈长捷1948年担任天津警备司令，被解放军俘虏，被判为“战犯”关押多年，1959年获特赦。他回忆说：
高部的团城口、鹞子涧、西泡池间阵线，虽不断受敌炮击，守军依托强固阵地，配备稍疏，尚无重大伤亡。由于攻平型关之敌源源北展，高部发生了恐慌。一闻郭军到达大营，更加紧向孙楚呼告不克支持，且直接要求郭军即刻增加前线守御。郭以奉令出击为辞。孙对双方争执，未加明确节制，固知高部意存避敌，以为郭军集结好，一展开出击，便得立解纠纷。24日晚，敌对高部阵地右翼西泡池和团城口两处，发动夜攻，高益觉形势严重，要求开到齐城的郭军一部就近增加于西泡池，郭又未允。当夜孙楚适得八路军高参通报：林师已阻截平型关、东河南敌后的公路，即对敌发动抄击，并以一部向大小含水岭挺进，接应团城口、平型关大军进击。形势大好，敌已陷我掌握之中。孙楚认为高部纵感紧急是暂时的，可以坚持的；郭军须集结全力作大规模出击，万不可分割应付，陷于胶著。遂要求高桂滋、李仙洲须镇定固守，不得动摇。高桂滋根本藐视孙楚的指挥权能，认为孙楚是有意识地要牺牲他们，来让晋绥军独占风头。由于错觉而怨愤，擅自放弃团城口，鹞子涧、东西泡池各部亦均退迷回村，再缩避于恒山方面，依刘茂恩军，共同保存实力，耍著杂牌军的故态。他们根本否认八路军已到敌后，以为向蔡家峪、东河南间合力歼敌，为虚构的愿望。为了对孙、郭泄愤，故意闪开团城口、鹞子涧险隘，让贸然出击的郭军碰钉子去。他向阎报告，则以执行所预示的“沙河会战计划”为词。阎锡山作为战区司令长官，在当时的紧急状态下，苦在心头，对杂牌客军的故态复萌无可奈何。以后阎在吕梁山集训中，偶尔同晋军将领回忆起平型关之败，犹愤慨地说：“高桂滋放弃团城口，比刘汝明放弃张家口，更为可杀！”（注8）
在陈长捷笔下，高桂滋部“无重大伤亡”，只是“意存避敌”“耍著杂牌军的故态”，更严重的是，“为了对孙、郭泄愤，故意闪开团城口、鹞子涧险隘，让贸然出击的郭军碰钉子去”。如果说，“擅自放弃”防地还只是为保存自己，故意闪开险隘让郭军“碰钉子”简直就是配合日寇、陷害友军了！对于抗日军人来讲，这实在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指控。
陈长捷这一说法对后世影响甚大，陶纯所著《血色雄关》一书是最突出的一例，用文学手法铺陈渲染，绘声绘色：
书中写道：还未和敌接火，高桂滋就给阎锡山和孙楚打电话要求增援和撤进关内。9月24日，得知郭宗汾率部到来，高桂滋又给孙楚打电话，请立即派郭军前来增援。孙楚告诉他，“阎长官和战区决意令郭军另行出击，配合八路军作战。请你再坚守一阵，明日情况就会有所好转。”
高桂滋怒骂一句，又要通郭宗汾：“郭军长，按阎长官的命令，贵军应来接替我部。我部连日苦战，伤亡惨重，实难坚持，请贵军速速前来接防阵地!”郭宗汾：“高军长，我并未接到增援贵军的命令，恕难从命！”……
24日入夜之后，孙楚又接到高桂滋求救的电报，这封电报的措辞更为凄厉：“最后哀鸣，伏维矜鉴”。该书接着写道：
……（高桂滋）又要通“难兄难弟”——第21师师长李仙洲。他说：“李师长，孙楚手中握有一个军，而不增援咱们，实在可恶！”
李仙洲：“他不是要让郭宗汾出击吗？”
高桂滋：“即便出击，又顶屁用！而八路军抄击敌后，兄弟也认为这是孙楚虚构的幻想，他纯粹是有意牺牲咱们，而让晋军独占风头。咱不上他这个当！”
李仙洲：“军长有何打算？”
高桂滋：“当务之急，撤！”
李仙洲犹豫了。高桂滋说：“李师长，你撤不撤兄弟就不管了，我将马上传令，我的第84师撤至迷回一带！”
放下电话，高桂滋对他的参谋长说；“派传令兵下去，命令各团全线撤退！再给阎老西发报，就说我部按长官原定计划，撤回关内。放敌进到繁峙打！”
一个小时后，东、西跑池、团城口、鹞子涧一带两公里宽的防御地段落入敌手。
而孙楚等人一直蒙在鼓里。（注9）
下令撤退？
上述说法令高斌与高士洁兄妹难以接受。高斌质问：陈长捷率61军在200里外的后方待命，接到命令驰援，该军先头部队24日午夜赶到，他有什么凭据断言高桂滋受敌“猛攻”、“伤亡惨重”是谎言，更指控高桂滋“意存避敌”“擅自放弃”甚至“故意闪开”险隘，让友军陷入陷阱？
陈长捷被特赦后，于“文革”中不堪凌辱而自杀，高士洁便于1996年12月状告《血色雄关》作者陶纯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侵犯名誉权，要求赔偿。
西安市新城区法院一审判决：“该书不构成名誉侵权”，驳回高士洁起诉；并要求高士洁赔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交通费3740元。
高士洁不服，上诉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日，法院做了终审裁定。裁定可圈可点：陈述了“高桂滋率部对入侵日寇进行了抵抗，伤亡二千余人后溃退”，但又说《血色雄关》“以重笔描写高桂滋所部溃退似无可厚非”，所以“不构成对高桂滋名誉的侵害”。
没错，如果写高桂滋所部“溃退”确实“无可厚非”。问题是该书并不是这么写的啊！高士洁所告的，是《血色雄关》重笔描写高桂滋“命令各团全线撤退”！
84师是“下令撤退”还是“溃退”？84师阵地是“放弃”还是“失陷”？这两者含义根本不同，正如陕西省社科院学者郭润宇所说：放弃，是能守不守，为了某种目的故意丢掉；失陷，则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欲守不能，被迫丢失。（注10）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另一值得玩味之处，是将下级法院驳回高士洁“侵犯名誉权之诉”，改为驳回“名誉侵权赔偿的诉讼请求”。这就是说：驳回的只是高士洁的赔偿要求。终审裁定还撤销了下级法院要高士洁赔偿被告3740元。
高斌、高士洁作为高桂滋的子女，为其父辩诬的心情，笔者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更得求证于当时的权威调查结论和第一手资料。笔者阅读各方人士，包括各支部队的军人、战地记者、村民的上百万字战报、电报、回忆、交代，还有北京、台湾、陕西、山西等地学者的分析，力图回到历史现场，厘清真实脉络。
笔者迄今未曾发现高桂滋下令撤退的任何证据，陶纯所著《血色雄关》中所谓高桂滋“派传令兵下去命令各团全线撤退”，纯属报告文学作家自己的想象。
我查询的这些史料展现的场景是：
从23日到25日，日寇全力攻击团城口一线，高桂滋部队防守近30里长诸多山头，伤亡惨重。团里将士拼光了报请旅长增援，得动用旅预备队顶上去；旅里将士拼光了报请师长增援，得动用师预备队顶上去……到后来预备队都顶上了最吃紧的地方，甚至数十名骑兵也被高桂滋作为步兵派上火线。有的山头官兵全部牺牲，层层报上来，高桂滋手里再无兵可派。
高桂滋火急上报前线总指挥杨爱源和副总指挥孙楚，请求增援。杨、孙并不相信这个客军将领的报告——军阀混战了多年的中国，今天握手、明天拔刀，夸大战果和夸大损失都是常态，他们无法验证84师是否真到了千钧一发地步，只是空言鼓励和安慰，说援军即将开来，要他坚持、再坚持。
时任第六集团军秘书长卢宣朗回忆：“第六集团军总部开会研究对策，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也在座，多数认为全线都顶不住。”卢宣朗特别提出由15军抽调两个团兵力增援高桂滋以减轻其压力的建议，但孙楚坚持不派援军，“只能以‘已饬郭军出击’一类的空话，制止高桂滋，不准擅自后退”。（注11）
名义上归高桂滋指挥的21师李仙洲也拒绝了高要其增援的命令。万般无奈的高桂滋，向就在自己阵地后方待命的预备队郭宗汾和其它友军求援——哪怕只一个团、一个营，也可以解燃眉之急。郭宗汾及其部下陈光斗旅长都拒绝了。
老同盟会员续范亭，在《三年不言之言》中充满义愤地记述：阎锡山接到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的报告：“郭师长宗汾作总预备队，违背命令，不肯增援，现在已经耽误了很好的时机一日一夜了，最好阎司令长官亲来督战云云。”阎锡山连夜驰往平型关，当晚在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里，“郭宗汾首先滔滔不绝，花言巧语的报告了一点多钟，诉说他不肯增援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留些余地，保存些实力，不要把力量用尽了’”！郭宗汾出去以后，杨爱源才把战争情况详细报告了，并说到郭宗汾逃避战争、不肯增援的事实。（注12）
高士洁费了很大力量，从劳改局找出时任84师502团三营机枪连连长邱仰岳（1951年因反革命罪判死缓，1979年释放）狱中写的材料，详叙该团防守团城口的情况：9月25日上午10时，阵地上有战斗力的官兵已经很少，大部非死即伤，枪声渐稀。日军趁机蜂拥而至，阵地失陷，所遗伤号，均被日军残杀。高桂滋令21师增援，21师抗命，而晋军派来配合高师作战的一营炮兵，一炮未发——惧怕暴露目标，遭日军炮火回击。（注13）
高斌与高士洁都认为：邱仰岳所说的“阵地于25日上午10时失陷”是可信的，与高桂滋致蒋介石电、李仙洲致蒋介石电，及高建白回忆录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
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文版一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说：“战况进展困难，战斗激烈，25日，旅团终于占领了该地附近的二公里长城线的正面，但同日因优势的敌人切断旅团的后方联络线，并不断增加兵力，所以该旅团陷入被包围的困境。”（注14）这里所说的日军占领的“二公里正面”，应该就是指502团上午10时失陷的阵地。
平型关战役这么长的防线，在战役前期真正阻滞了日军进犯步伐的，只有84师、独八旅和八路军115师——这是84师的不幸，也是84师的光荣。
没有人能助高桂滋一臂之力。高桂滋的部队在强敌一波又一波进攻下，战斗力极度耗损却得不到增援，拼散了，拼光了，拼垮了，首尾难以相顾，上下断了联络，阵地上死伤枕藉、无人再向日寇射出子弹。烈士们死不瞑目，他们怒视著如虎似狼的日寇踏上一个又一个山头。（未完待续）
【高桂滋简介】
高桂滋，字培五，号济民，陕西定边人。1891年生于贫民家庭。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又参加反袁护国和反段护法之役。1926年任毅军旅长，与李大钊等联络，响应北伐。后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八师师长、暂编19军军长。1927年国共分裂后，高桂滋任47军军长，1930年在山东莒县举旗反蒋。蒋冯阎大战爆发后，任讨蒋军第十路总指挥兼鲁南警备司令。
1933年任32军副军长兼84师长，参加长城抗战。1934年10月被调回陕北“剿共”，毛泽东写信并派人联络，签订“互不侵犯协定”。1936年夏，日本坂垣征四郎以“旅游”为名，欲去陕北刺探情报，高断然回绝。时高多次与张学良、杨虎城密议，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7年“七七”事变后，高请缨抗战，任17军长兼84师长，参加南口、平型关、忻口、太岳山、中条山等战役，后任36、38集团军副总司令，又兼中条山游击总司令，率部与日寇作战。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整编免去其军长职，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拟委高指挥，被高拒绝。同年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1948年他坚辞不受第19绥靖区司令官之任。1949年胡宗南要派飞机送高去台湾，高得悉躲入医院。1950年，中共安排他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兼西北农林部副部长，并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等职。1954年安排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2月突发脑渗血症住院治疗，未受“反右”波及。日逝世，终年68岁。由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主持公祭，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高先后有数任妻子，生有四女一子。
陈长捷的诸多说法，都被亲历者、目击者的说法所否定。
陈长捷说：高部守军“依托强固阵地”。
但是《大公报》战地记者秋江所见的高部阵地却是：“在石山上临时挖洞掩体，总是藏了身子，藏不了头。敌人的炮火打不中，往往被石块打倒。”（见附录3《大战平型关》）哪里有“强固阵地”？
陈长捷说：高部“意存避敌”。
84师高建白旅长叙述：9月23日晋军据守的1886.4高地被敌占领，阎锡山听了大惊，悬赏万元要去夺回。高桂滋部的吕晓韬团长指挥奋勇队，替晋军在炮火连天中夺回这个高地，仍交晋军防守，并未得这笔赏金，晋军给了接收阵地的收据。同样的事情于25日凌晨2时再度发生：晋军又失守了1886.4高地，吕晓韬团长挑选奋勇队再度夺回，奋勇队50余人，生还者仅11人（见附录1）。不惜自己牺牲去夺回友军阵地，这是“意存避敌”吗？
陈长捷说：高桂滋“由于错觉而怨愤，擅自放弃团城口”。
但是记者秋江亲耳听到高桂滋讨不到救兵，只好命令部下一个最低限度的战法：“别处给敌人突破，你们不能动，还是死守抵抗，打完了就算你们达到了任务”！（见附录3）也就是说，人在阵地在。
——陈长捷说高部败退后“缩避于恒山”，更没有根据，9月26日阎锡山还电告蒋介石说：将“17军军部和84师师部（置于平型关附近的）繁峙上台村”，将17军“250旅和251旅（置于）团城口附近”（注15）；陈长捷转述说阎锡山认为高桂滋“更为可杀”，毫无旁证，当时阎锡山已经对高级将领“执行军法”开了杀戒，像高桂滋这样既无强硬后台、又损失惨重的杂牌军将领，真要犯了军法，阎锡山为何不“杀一儆百”祭旗？
从阎锡山给中央的电报，也可以旁证陈长捷说法虚妄。9月24日阎锡山致蒋介石密电：“敌以坦克车等猛攻我平型关附近东西跑池阵地，致汽车路右翼最高山头陷于敌手。经职等悬赏……由第17军、独立第八旅、第72师各抽派劲旅猛烈反攻，前仆后继，伤亡惨巨，幸赖将士用命，卒于午后一时完全克复。”（注16）
同日阎锡山致大本营特急密电：“敌约一师团，分两路进攻平型关和团城口，战况剧烈，因敌我争夺山头，伤亡奇重，激战至午，卒将敌击退，追击20余里，团城口之敌也于午后四时被我击退。此役我伤团长一，伤亡营长三，士兵约两千……”（注17）
当地百姓也留下了记载。繁峙县1988年11月整理农民目击者的口述（注18）：
“……雨下了整整七天，战斗也整整进行了七天六夜。敌我双方伤亡很大。我军在第一道防线牺牲的最多，牺牲的士兵大都是‘南军’（高桂滋的部队）。战壕里堆满了尸体。当时，我们就在第二道防线村西的坡上爬（趴）着，双方打仗看得清清楚楚。……尽管我军将士作战英勇，但友军配合支援很差，未能更多地消灭敌人。”——西泡池王同道（69岁）、王德治（76岁）口述。
“战斗一开始，高桂滋的部队守着山头，打得很坚决，虽牺牲了很多战士，仍然牢固地坚守着阵地。后来，高桂滋的部队叫晋军接管阵地，晋军不接，高的部队就退下来……”——涧头村王进秀（78岁）口述。
“战争结束后，我们就清理战场，发现山上约有数千尸体，大部分是高桂滋的士兵，也有日本人，日本人尸体中还有女的。”——团城口张正官（79岁）口述。
蒋介石的嫡系、阵地紧靠84师的李仙洲，9月25日给蒋的密电，汇报得比较客观：“本午84师伤亡较重，全部溃退，致团城口阵地被敌突破。……此间作战不利原因：（一）指挥官能力薄弱。（二）指挥不统一。（三）上下欠联络。（四）友军互不相信，各不相救，致敌各个击破。”（注19）
他的说法是84师“伤亡较重”“溃退”，不是“下令撤退”；时间是“本午”（25日中午），而不可能是如《血色雄关》中所说：24日入夜“防御地段落入敌手”。他分析作战不利原因，更明确地指出“友军互不相信，各不相救”。
陈长捷明明未曾目睹高桂滋部队的作战情况，为什么连高桂滋想什么也说得有鼻子有眼呢？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郭润宇的分析可备一说：“主要是他的军阀派系观念在作怪”（注20）他是晋军，就对晋军颂扬备至，而将责任推到高桂滋的陕军头上。
许多历史学者为什么会忽视大量真实记录，而被陈长捷并非亲历的“亲历记”轻易俘获呢？高士洁分析说：从客观上讲，第一，中国大陆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还局限在中共抗战史研究，至今没有以“大中国立场”来进行研究；其二、大陆历史学者的资料得来不易，资料占有不全面肯定会影响对史实的判断；从主观上说：人都有先入为主的弱点，陈的“亲历记”发表以后，许多人以为这就是平型关战役“鲜为人知的内幕”，谁又能想到他的派性立场扭曲了史实呢？首先受到其影响的就是全国政协编撰的《晋绥抗战》，为了与陈“高桂滋于9月24日夜擅自下令撤退”说法一致，竟把高建白回忆录中所写的时间改错了！
高斌也指出：当时山西政协中前晋军人士不少，他们更易于倾向陈长捷的说法。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晋军郭宗汾71师出击究竟情况如何？
高桂滋求援不得，孙楚和郭宗汾当时拒绝他的理由是：预备队要留着出击。高桂滋和他的将士只能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出击能如期进行。
历史学家杨奎松写道：“此时国民党在平型关的正面守军主要是高桂滋的第84师，3日来部队伤官兵近千名，亡850余人。25日晨，依据战区部署，高桂滋部等计划凌晨出击。”然而“适敌亦向团城口高军阵地猛攻。而高军以出击不利，遂向后转移阵地”。（注21）
杨奎松产生疑问：国民党军当天到底有没有出击？“按照国民党军当年的电报和战报，国民党军第71师等当天在完成夺回高师所失阵地的任务后，曾一度向东西跑池两侧大举出击。奇怪的是，在日军的战史资料当中，并未见到有类似情况的相关记载。但从林彪当天（25日）晚上的电报中，还是可以多少印证国民党方面的记录的。林电称：‘打了一天战，至黄昏始见晋军之出击部队，所谓二路出击，全是勉强！’”
为什么杨奎松在日军战史资料中查不到郭宗汾师出击记载？高斌反复查证，结论是：郭宗汾的428团是出动了，但是没出击！
他向笔者出示了行定远写的《战斗在平型关的第428团》。
行定远在郭宗汾71师428团一营三连任班长，后调团部任传令班长，现年95岁，住在太原。他是唯一健在的出击知情人，从他的文章可推断出击流产的奥秘：
行定远写道：
第428团9月25日上午8时后出击，84师私自撤退，“致使第428团腹背受敌，被围困在一个狭长的山沟内。”“同时出击的还有第202旅第403团中校施国宪带的两个营，因而他们也和第428团被围在一起。出击时部队都轻装上阵，当时团里没有电台，被围困后和师里取不到联系，不仅对战况一无所知，连口粮也成了问题。真是一筹莫展。后来忽然听到东南方向有枪声，看见沟内公路上有些被击坏的汽车，（428团长）王荣爵便决定绕西北退回团城口以内。以后才知道是八路军第115师狙击日军，取得辉煌胜利，第428团撤回之后，天黑到达安全地带，与师部取得联系。”（注22）
这就难怪了！原来，在115师歼敌时，428团藏在“狭长的山沟内”没有参加战斗，最后绕路退回了，难怪杨奎松在日本资料中查不到出击记录！
行定远写的有一段，刊载于《文史资料》，而在2005年网络版上删除了，颇露玄机：428团撤回之后，郭宗汾令王荣爵到师部接受命令。行定远写道：王率他的弁目、马弁和我这一班，于夜间走向师部。走了一段，弁目贾国栋向王说：“现在实行连坐法，咱们没有完成出击任务，又受了点损失，师长若无法交代，会将责任推在你身上。若到了师部，他变脸问罪，咱就成了替死鬼啦！”王听了这话，决定不去师部。返回团部，命令迅速架设电话线。电话架通之后，王谎称前线情况危急，他无法脱身，请示下一步部队行动。出乎王的意料，郭不但没有责备他，而且对他进行了鼓励和嘉奖。（注23）
高斌质疑：428团全团加403团两个营，真是如行定远所述“腹背受敌”吗？2千官兵困在一个狭长山沟里，他所在的连队还派人出山去背山药蛋，这是多大的目标？若真如他所说日寇占领山头，逃得过敌军的眼睛吗？为何不攻击？炸弹、炮弹均会造成我军严重伤亡。但显然并没有受到攻击，这只能解释为：山上并非日军，428团根本没有“腹背受敌”。
按行定远的说法，428团并未出击配合115师，而是绕路退回团部，“电话架通之后，王（向郭宗汾）谎称前线情况危急”。于是晋军的战报、回忆录，都宣扬71师出击受阻——高斌说：哪里是“出击受阻”？是“出而不击”！责任人，就是该团团长王荣爵。
笔者查到此说的旁证：当事人秦诇说：“郭宗汾师因雨大泥泞没有出击。我很遗憾，认为贻误歼敌的好机会。如果乘第115师袭敌胜利之时，郭师从左翼出击，袭敌右侧，当面阵地我军全面反攻，一举全歼日军这个混成旅团是不成问题的。”（注24）
上面行定远所说的只是郭宗汾的428团，而秦诇说的，干脆就是整个“郭宗汾师因雨大泥泞没有出击”。
林彪在平型关战斗总结中对晋军的出击也表达了不满：“友军在战斗中的配合，实在太差了。他们自定的出击计划，他们自己却未能遵守。你打，他旁观，他们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却决而不战；或向敌人打而又不坚决打……”
高斌对笔者坦承他对出击流产的看法变化过程。开始，他推测晋军不增援、不出击，是郭宗汾耍滑头，后来查到高建白回忆：晋军202旅旅长陈光斗声称是阎长官命令，他相信原因在阎锡山身上。高士洁也认为，“傅作义的意见谁能否定？五改出击命令的始作俑者，只有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自己”。
日本自卫队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一书载有日军对韩复榘、刘汝明及阎锡山的评估说：“山东及察哈尔29军一部保持中立。山西及绥远军也以一部开至省境采取消极态度，不致出现积极行动”（注25）。
高斌说，看后来阎锡山的行径也可以说明问题。1941年起阎锡山越走越远，配合日本华北军专门针对阎锡山的“伯工作计划”，和日本签订停战的“汾阳协定”，阎并亲自参加与日军的“安平会议”。该会议后来是因偶然事件才中断的。日军为施压攻击晋军时，阎竟然写信给日酋：“你们不要把同情你们的人当成敌人”，日军即停止了向晋军的进攻（注26）。难怪第六集团军司令杨爱源向阎锡山告状说郭宗汾既不出击又不增援，阎并不处罚郭，反而升郭为二战区参谋长。在平型关、忻口、太原、晋东南、中条山等战役中牺牲的官兵及被日军屠杀的同胞，九泉之下得知阎的行为，作何感想！
高斌强调：高桂滋84师在平型关经三天四夜血战，伤亡重大是不争的事实；团城口被日军突破，作为抗战军人不能推卸责任，当然愧疚于心——若上至军长下至伙夫全部战死，方可卸去责任吧。但是本来是有可能全歼关前的日军的啊！何以未能全歼？阎锡山、孙楚和郭宗汾就是责任者。无论“既不出击，又不增援”的动机是什么——是对抗战消极？是牺牲友军，保存实力？是判断失误，举措失着？都不应将责任推到84师头上。“军中无戏言”，说了“出击”不出击，说了“增援”不增援，这就难怪李仙洲向蒋介石告二战区的状，要求中央速派大员来晋主持了。随后卫立煌奉派担任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前敌总指挥，取代阎锡山指挥了忻口战役。
高桂滋于1959年在北京病殁。四女一子中，儿子高斌和幼女高士洁执着地查阅档案，寻访见证人，要让父辈的抗战史实水落石出。高斌到抗战后期时已经十来岁，去过父亲的军营数次，目睹过弹火纷飞，倾听过父辈的战斗和牺牲故事。高士洁告诉笔者，她见过军人性格的父亲流过一次眼泪，那是在1955年8月陕西省政协“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十周年纪念会”上，一个也是前国民党军人的省政协副主席发言说“国民党不抗日”，高桂滋与其当面争执起来：“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怎么能说国民党都不抗日？不抗日，我的万余人都去了哪里了？”高桂滋的84师参战时两旅四团，后他辖两师六团，八年抗战中伤亡官兵万余人，其中阵亡团长四人，伤师长一人，副师长、团长各一人……难道那些抗日将士的英名事迹被一笔抹杀了吗？高桂滋悲愤填膺，潸然落泪。
高斌说：“中央军，八路军，晋绥军，陕军……许许多多军官士兵跟日本鬼子拼杀倒下，永远不可能弄清姓甚名谁了。但是，我们要记着他们。”（全文完）
附录1：从南口战役到平型关大战
【高伐林按】高建白在抗战初期是84师251旅旅长。1949年后曾在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1976年病故。本文节录于1985年出版的《陕西文史资料》第18辑。
（1937年9月）23日晨，我旅艾团王营全部加入战斗，而李荣光营阵地在敌攻击之下。这时敌主力以飞机、大炮、机枪、坦克猛烈轰射，冲击平型关，敌我相距仅为四百公尺，短兵相接，岌岌可危。艾捷三团长因调度不及，亲率步兵一连，驰往抢堵，身先士卒，以手榴弹纷击敌军，敌稍退，战况赖以挽回。不幸艾捷三团长腹部中弹，李荣光营长光荣牺牲，情况又趋紧张。这时高军长令250旅来援，李少棠旅长即和我同在迷回村观察指挥，该旅两团先后参加战斗，……499团扬学武营长对敌英勇冲击亦受重伤……
这时晋军据守的1886.4高地，被敌占领，因而全线都被敌控制，关系全线各军战争的安危。阎锡山听了大惊，悬赏万元争夺1886.4高地。吕晓韬团长，以情势危急，此时若不夺回高地，团城口一带无法立足，于是指挥奋勇队，替晋军在炮火连天中英勇夺回1886.4高地，仍交晋军防守(晋军给吕团长交有接收高地的收据)，战争又趋稳定。下午五时坂垣师团大部赶到进犯，以大炮向我阵地猛轰，掩护步兵反攻，战况极为剧烈。
24日拂晓，阴雨，敌攻击愈激烈，渐入肉搏战。……500团邵春起营长受伤，以下官兵牺牲甚多，而阵地屹立不动。……（得知阎锡山）当日出动16个团，配合关外的八路军，以六倍于敌人的兵力，聚歼日军。传来消息说，晋军出击的部队，四时即可开到我旅指挥部所在地的迷回村附近，并定于六时出击。这个好消息传来，前线士气愈益振奋，战斗更趋猛烈。不料到了六时，晋军的16个团，还没有开来。我们赶快询问，他们说改为晚八时出击了。这时敌以全力来犯，……我官兵在毫无国防工事掩护的情况下，死守抵御。晋军出击部队总指挥陈光斗和我，还有250旅李少棠旅长都在迷回村，我见前线阵地极为危险，去找陈光斗联系，请他先派一团兵力增援，否则阵地一失，纵有十倍兵力，亦难完成出击任务。但是被陈光斗拒绝了。我又说一团不可能来，即请派一营增援，共同支持，也是好的。谁知他还是坚不允诺。……
好容易等到八点钟了，那晋军的16个团一动不动，仍然集结于迷回村附近，好像每个官兵都被钉在地面上了。我急打电话问陈光斗说：“八时已经过了，为什么还不动呢？”陈光斗说：“改为夜12时了。”
竟夜风雨，战场积水盈尺，官兵身体下部都浸入水中，拼命抵御。前线告急电话，一宿未停……我们的官兵一直激战到夜12时，还不见晋军的影子，战况已经到了非常紧急的时候了。……又说出击时间，改为明晨四时了。
这时我忍无可忍，我同少校副官李梁国拿着油印命令纸去找陈光斗质问（这命令纸系二战区直接印发，旅以上都有一份）：“这是阎长官的命令，说得清清楚楚，六时配合八路军出击，痛歼敌寇，这不是假的吧？……我旅危在眉睫，你们按兵不动，你们既不出击，又不援助，你们牺牲友军的责任，推诿给长官没有这样的命令。但是长官命令你们配合八路军出击，你们屡次推迟出击时间，这是什么道理？……”陈光斗被我说的面色苍白，不自然地说：“……我执行的是长官的命令，这是张载扬（应为郭载扬，郭宗汾字载扬）转的命令。”他说着拿出一张命令纸，在油印的命令纸上面旁边用红铅笔写着：“张（应为郭）转阎长官命令，非有本长官电话，不得出击。”
25日晨二时，敌以主力再攻1886.4高地，晋军又失守了。吕晓韬团长挑选奋勇队猛攻……再度夺回1886.4高地，我奋勇队50余名，生还者仅11人。这时大雨如注，晋军出击计划又说因雨推迟，待雨稍停，于八时后出击。……阎锡山说平型关是他的生命线，向外宣传他派16个团配合八路军，实则出击时间，改变五次，结果没有出动一兵一卒……
26日晨敌集中炮火、飞机协同，猛轰我旅指挥所，但未命中。我旅全线官兵自21日入关，浴血奋战已有一周，官兵有三日没有吃饭，六日未曾休息者。加以风雨侵袭，枪口内塞满了雨泥，以后只得凭手榴弹来拼命守御。我官兵在敌机、炮火猛烈扫射下多数都壮烈牺牲，下午吕晓韬团长，也陷敌重围之中，我派奋勇队冲入敌围，将吕团长救出。这时官兵伤亡惨重，全线数处被敌突破，弹尽援绝，因而后撤。在平型关战役中，伤502团团长艾捷三，阵亡502团临时代理团长杜文卿，阵亡502团第二营长李荣光，伤250旅499团第三营长杨学武、500团第三营长邵春起，连级以下官兵伤亡2600余名。
24日那天，高军长亲来前方督战，同来的还有二战区高级参谋两名，《大公报》记者秋江先生，……秋江先生深感不平。阎的两个高级参谋，也觉晋军太不争光，一再表示回到军部，马上打电话报告阎长官，增加部队，从速援助。我们两次替晋军夺回1886.4高地，原来也不是希望万元的赏金，但战区连个安慰的电报也没有。……
附录2：平型关八次争夺战经过（节录）
高伐林按：这是当时军委会派员到第二战区调查后，于日所完成的战役报告的节选。原件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三、敌人之总攻及我军与敌争夺战
敌之进攻平型关，除以快速部队，迳由广灵乘汽车向平型关挺进外，以主力（第五师团大部）由灵丘沿公路向平型关进攻。以一部（第五师团之步兵两火队野炮两中队）由浑源经王千庄绕袭大营，断我平型之后路，并由关东军协力进犯凌云口以西地区。于22日夜，敌主力已大部到达。遂于23日拂晓，分两路向公路两侧各阵地猛犯，并以战车数十辆沿汽路进攻。在汽路南北高地之我军两连，经夜苦战死伤过半，卒未得接防部队之增援。复受敌大部猛攻，终与阵地共同牺牲。而公路南北主要山头遂陷入敌手。在公路南之一连，尚生存十余名，坚守高地一角抵死不退，终得到第二营营长韩荣标率预备队增援。与敌反复肉搏将敌击溃，夺回公路南山头之阵地。公路北之敌仍继续深入，适遇高军接防部队之502团，遂迎头痛击，激战至寅，敌未得逞。我艾团长督战受重伤，李营长阵亡，官兵伤亡颇多。时敌仍继续增加猛攻不已。孙副总司令即令高军以吕任两团向南出击；刘师一部向北出击；孟旅以徐团向东出击；预备队悉数推进。各部队拼命争斗，血战至13时将敌击溃，克复东西跑池1886.4及附近高地。但我郎团以反复争夺伤亡殆尽；徐团以追敌深入，遇敌增援，其一、二两营死伤过半，一营营长曾绍信阵亡。团城口之敌亦于16时被我高军奋勇击退。同日拂晓敌八百余由小窝单（在枪风岭正南十余里）向我李师阵地右翼及刘军左翼猛攻，经守兵击退。此股敌人即系由浑源经王千庄南下之第五师团一部，企图经龙咀村（在枪风岭南20里）、大坪村（在小窝单西南十里）直捣大营。其进路适受我刘茂恩军阵地右翼及前进阵地处处侧击。
四、我军阵地之整理出击，准备及与敌再度之争夺战
敌此次向平型关阵地进攻，其主力方面以约一师团以上之兵力，仅集于公路两侧之狭小地区，企图全力攻破我一点，自经我屡次予以严重打击，其锐气已大挫，且其后续部队亦将用尽。我军以时机已至，爰定于24日出击，预定用总预备队中之71师（郭宗汾）附新二师（金宪章）共八个团，由公路以北地区作小迂回向东西跑池小寨间侧击敌之右侧背；并以在平型关东方山地之林彪师，截断敌之后路以夹击之；并以72师（陈长捷）及35军之孙、董两旅为总预备队，由傅总司令任出击军之指挥，于23日午协同杨总司令到达前方。并令71师附金师，于23日午后迅向大营东北地区前进。72师（陈长捷）迅向沙河前进。孙董两旅亦集结阳明堡待命出发。傅总司令随即进至大营督战。嗣以出击军行军疲劳之故，变更为25日拂晓前出。而敌于24日晨，又增兵五千，分向平型关东西跑池1886.4高地团城口及讲堂村各阵地猛烈进攻，炮击甚烈。阵地失而复得，激战终日，卒被我击退。刘师394团并击毁敌战车数辆，孟旅徐团一部捣毁敌之一大队部，俘获甚多。我高军伤亡团长、副营长数员，连排长30余员，士兵千余。其余各部伤亡亦伙。而1886.4高地及东西跑池遂委敌手。
五、我军之出击
25日拂晓，我军按预定计划分路出击，适敌亦向团城口高军阵地猛攻。而高军以出击不利遂向后转移阵地，东西跑池以北之险要为敌侵占，致出击之郭师及孟旅之部，不得不先向敌迎头痛击，堵其内侵。激战至午，将敌左翼击溃。郭师连夺山头数个，并占领鹞子涧南方高地续行攻击，血战竟日恢复原阵地大部。俟陈师吕梁两旅陆续加入，乃连合大举反攻。陈师吕旅郭师赵旅由公路两翼出击，将公路两侧之敌包围于东西跑池之深沟内。同时林师由平型关东方山中分三路向蔡家峪小寨村，主力向老爷庙进袭。刘师394团亦向敌左侧背挺进。九时许，林师分别攻占老爷庙蔡家峪小寨村，及1886.4高地。并将小寨村敌兵站守护队，约步兵一营悉数歼灭，将敌后路截断。敌机械化部队遂不能撤退，我夺获汽车50余辆，焚毁敌军用品甚多。惟林师不惯持久战，已占各地旋又被敌攻占。（下略）
附录3：大战平型关（节录）
《大公报》战地记者　秋江
高伐林按：《大公报》记者秋江（孟秋江），与范长江等人分赴抗日前线作战地报道。中共建政后孟秋江曾任天津市委统战部长、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大战平型关》原文有1万3千字，主要描写高桂滋部抗敌情况，连载于1937年10月《大公报》，刊载时，为保密将各部队番号均隐去。
《大公报》为此文配发了短评《光荣的牺牲》，有资料说，短评出自范长江的手笔，说：“高桂滋一军在平型关一带的苦战，主军顿兵不援，这一旅孤军苦战半月，全军牺牲殆尽，壮烈惨淡……我们不能不对高军的壮烈牺牲给予深切的敬意。”
……敌人又从团城口攻起来，前面路狭，坦克车上不来，然而炮还是能够运上。左翼1980高地也有敌人猛攻，全线有战争了，只有团城口东跑池中间没有敌人。
山地作战，最费兵力，地形起伏，监视不易，兵力延长，则有利于敌人攻击，同时在石山上临时挖洞掩体，总是藏了身子，藏不了头。敌人的炮火打不中，往往被石块打倒。
……全线的兵，好象栽葱，栽上就拔不下来。不管打得激烈不激烈，每次大家要死几个。一夜一天的拚杀，敌尸躺满在山谷。距离太近，他们一有动作，我们的机关枪就咯咯咯的扫射，他们无法来拖回这许多尸体。但是我们伤轻的自己走下去，重的等人来抬，死的陪着活的来死守。早晨报告高军长，军长向阎副司令讨兵增援，援兵要明天上午十点钟能到，后面山头上的兵在做工事，可以借来救救急，但是要等他们长官的命令。兵增不上，迫击炮弹也不送来，七九尖头步枪子弹向别个部队借来了五千。这样，今晚要出危险！
……敌人不会放弃好机会的，坦克车不能活动，每个敌兵一手拿挺机关枪，一手拿面小旗，利用烟雾的掩护，象螃蟹一样爬近我们的阵地，我们的士兵不等他上来，手榴弹早就脱手。有时候，距离太近了，手榴弹丢中敌人，还没爆炸，敌人又把它掷回来。攻得激烈，抵抗得更激烈，因为这条线万万失不得，援兵明晨就可以到，这一夜怎么也要撑住。迫击炮连的连长炮弹打光了，抱着手榴弹上去，手榴弹丢完了，把手枪当着手榴弹丢了出去。
危险的昨夜，总算度过，24日天明后，人们都有希望的庆幸着，盼待“十点钟”到了，更可放心! 因为援兵十点钟能开到。
我过了十点钟到司令部……高桂滋先生由床上站起来，对行营派来联络的科长说：“要我们支持一天一夜，到了时候，仍旧一个兵没有，一颗子弹不来……”
“他们的兵可以不来，我们的仗倒不能不打! 上前面去看看再说!”他好象很对不起部下，只有自己上前去镇定镇定士气。
迷回村，在东西跑池后面的一座土岗上，250旅旅长李少棠，251旅旅长高建白在这里指挥。……火线上的团营长来电告急，旅长没有办法，请军长和他们说话，军长讨不到救兵，也是没有办法，但是可以命令他们一个最低限度的战法：“别处给敌人突破，你们不能动，还是死守抵抗，打完了就算你们达到了任务。”
命令只管这样下，办法不能不想。打电话给大营71师郭宗汾师长，请他派些兵增援，师长要和杨司令商量，再打电话给阎副司令，说前方实在危急，支持不了，后方才答应派队增援。
旅长向军长报告二日夜的战斗经过，说到连长伤亡完了! 团营长都有伤亡。高建白旅长的眼泪不自主的往下掉。
……援兵到了，可是不上去。告诉他不增加兵力，这战局支持不了。他们说开来的任务是出击，前方溃下来他们也不能增援，盼了半天的援军，到了又成空想!
团城口战事激烈，连长负重伤，无人指挥，阵线几乎动摇。要求火速增加兵力，不增加就是全死了也不能保全阵地。事情为难了长官，长官不能再说无办法，更不能说援兵到了他们不肯上去。于是派骑兵增援上去，大概是两排人的样子，五分钟人马都下了土岗。骑兵不能作阵地战的，但是只好凑上去。
告急乞援的电话不断的来，高建白旅长命令他们，“拿起昨夜的精神来死守!”我们也就离开迷回村。……
在归途中，快到大营时，高桂滋先生说：“今夜大概是危险了！”
既不出击，又不增援，都有环境事实在，不是捕风捉影，随便瞎说的。
……25日天明敌占领全线。后方指挥官惊恐，派王靖国率16团大兵恢复阵地……26日我们还在反攻。后方又派大兵增援，用150辆由大同运回来的新道奇汽车往上运。
当初只需要一团一营的兵力可以稳固阵地，极易做到，亦无损于出击大计划。……出击时间没有决定，部队还没有展开，看着自己阵线动摇，不增援上去。等全线不支溃退，愿费16团大兵夺回阵地，夺不回来时，再用汽车连夜赶运大兵……
1，《全民抗战 气壮山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本卷主编李良志、王树荫、秦英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252页。
2，《如何打破军人割据的局面》，汪精卫，日。
3，《林彪画传》，舒云，明镜出版社，2007年，118－119页。
4，参见日本《支那事变陆军作战》（第一卷），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朝云新闻社，334－341页；又参见《滨田联队史》，日本（未见出版单位），1973年，97－104页。
5，高桂滋的女儿高士洁告诉我：2006年10月，高龄95岁的84师501团营长邵春起，对专程前去调查的高士洁回忆当日情况：“凌晨我腿部负伤被勤务兵救下火线时，阵地上已经没有能作战的人了。”
6，《平型关战役经过要报》，载《抗日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译，第26－29页。
7，《我对平型关大战的回忆》，邵春起，载《阜阳史话》，1985年8月，79－82页。
8，《晋绥抗战》，全国政协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2月，第25－54页。
9，《血色雄关》，陶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154－155页。
10，《高桂滋部平型关抗战事迹考辨》，郭润宇，打印稿。
11，《平型关战役中第六集团军总部见闻》，卢宣朗，载《山西省文史资料汇编》第40辑1981年。
12，《三年不言之言》，续范亭，载延安《解放日报》，日。查太原战地动员会于日在海子边公园开会追悼晋军姜玉贞旅长，会上续范亭报告了郭宗汾既不出击，又不增援的事实，引起群众义愤，满城张贴标语，游行至省政府请愿，要求严惩郭宗汾，省主席赵戴文出面安抚。
13，《抗日战役平型关战斗之一角》，邱仰岳，手稿复印件，10－12页。
14，《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文版一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
15，《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464页。
16，同上，460页。
17，同上，461页。
18，《平型关战役当地群众见闻录》，李宏如、马正春、崔建忠收集整理，载《繁峙文史资料》第一辑，32－39页。
19，同15，462页。
20，同10。
21，《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修订）》，杨奎松，杨奎松博客。
22，《战斗在平型关的第428团》，行定远，《山西文史资料》第40辑，1985年，164－168页。
23，同上。
24，《独8旅第622团平型关抗战见闻》，秦诇，《山西文史资料》第40辑。
25，《华北治安战》（上），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内部发行，32页。
26，参见《我参预（与）阎锡山勾结日寇的活动情况（节录）》，赵承绶，载《日阎勾结实录》，郭彬蔚译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内部发行。
&高桂滋：（年）字培五，陕西定边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毕业于陕西讲武堂学习。毕业于陕西军校。曾任陕北镇守使署连长，后加入胡景翼靖国军，任营、团、旅长。北伐时任独8师长，1928年升任方振武第四军团47军长。中原大战后，高部缩编为11师。月，高随商震出关，攻石友三后路，给张学良解围。经张学良向蒋通融，高部被编为步兵第八十四师，驻河北武安、磁县。1933年任商震部副军长，参与围剿陕北红军。屡受红军打击后，改弦更张，赞同中共，1936年支持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升任17军军长，参加了多次战役，先后歼灭日军两个团两千多人，声名大振。曾参加平型关战役，但为保存实力，擅自率部撤退，放弃阵地，使日军板垣师团得以逃逸（60年后，其女儿还因这段公案打了一场官司，但败诉了）。1938年，高部拨归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后任36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中条山战役。同时参与建立了太岳山区根据地。1939年派机要秘书赴延安会见毛泽东，表明誓死抗日、不打内战的决心。之后，被蒋削去兵权、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前，拟任高为前线总指挥，被高婉言谢绝。，将官班毕业后当选国民党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任，参与指挥进攻陕甘宁边区，提供给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兼西北农村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陕西省第一届政协副主席。还曾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一架。195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月6日因患脑溢血并发肺炎，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1930年12月蒋、冯、阎大战后，冯系高桂滋部第47军减员至4000余人，缩编为1个师，改名叫“正太护路军第一师”，驻防山西省平定县等地。还在1926年，第47军驻防安徽省阜阳时，以赫光、苗广义等为首的10多名党员就打入了高桂滋部，并在一、三团都成立了支部，发展党员约五六十人。初始，赫光在军部任少校参谋，后认为，欲兵变成功，须掌握兵权，赫光便主动下营当了营长（后来平定缩编，营改连，赫光任连长）。
1930年4月15日，中央发出指示，在高桂滋部组织兵变。1931年4月，山西省委改为特委。贺昌、薄一波代表顺直省委入晋，与山西特委共商决定由谷雄一负责平定起义，从驻防平定县的高桂滋部拉出3个团，举行暴动，依托五台山，开辟晋冀边根据地，中央批准以此为基础组建红二十四军。此后，山西特委先后派出李志敏、马芳庭、牛清明、吴耀礼等人到高桂滋部进行兵运。5月，高桂滋部一批党员的身分暴露，转移到吕梁山区，与陕西特委一起组建了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治委员黄子文，总支书记杨重远。这支游击队后进入陕甘宁边区活动，更名为陕甘游击队，与刘志丹会合组建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一道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顾顺章和向忠发叛变后，上海一叛徒供出高桂滋部排长刘玉珊是共产党员。电报拍到平定县，刘玉珊被捕。高部党组织派副营长刘明德到太原向特委汇报，特委书记刘天章决定乘高桂滋回北平为其父祝寿之机，派谷雄一协助赫光提前起义。谷雄一到达后，会议决定，趁高部的3个团长全部跟随高桂滋去北平为其父祝寿，星期六（7月4日）晚上12时高部军官全部放假、士兵可以自由活动之机，举行起义。起义在即，一地下党员、高桂滋手枪连连长醉酒，泄露起义计划，高桂滋表弟贺纪善得知，报告了二营营长刘孔章。刘孔章派勤务兵叫8连连长王子冈（党员）、7连连长窦世雄（党员）到司令部去“开会”。王、窦二人发现情况不妙，将勤务兵扣下。但是，敌人已经加强了戒备，控制了县城的交通要道。赫光下令，起义提前半小时。当夜，天降大雨。11时30分，高部1200多名官兵在一团二营驻地城隍庙集合，宣布起义。起义军在城隍庙门口将贺纪善击毙。7月5日凌晨，起义军到达盂县清城村，随后整编，谷雄一宣布成立红二十四军，任命赫光为军长、谷雄一为政委、窦世雄为副军长、刘明德为参谋长、刘子祥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纵队及军部直属连，一纵队长靳树生、参谋长王子周，二纵队长穆春芳、指导员牛清明、参谋长蒲子华。全军以举手表决通过任命。7月27日，红二十四军和阜平县委联合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牛清明为阜平县苏维埃主席。高桂滋向全国发出通电，称：为剿灭红军，“誓愿追随党国，捐躯致死，沥血披阵，伏维昭鉴”。张学良命令石友三部沈克师围剿红二十四军，并给其“陆军新编第一师”的番号。为示与红军相区别，沈克师所部脖子上都围着绿毛巾，号称“绿军”。沈克师的26旅旅长赵海清和27旅旅长赵渤以诈降与红二十四军联系。 8月9日，谷雄一、窦世雄、阜平县苏维埃副主席刘应融等全部中计被捕。 8月10日，沈克将谷雄一等5人押往北平请赏，同时派赵海清26旅开往阜平县城，声言奉谷政委命令前来接受改编。当天下午，赵海清派副官到红二十四军驻地，说部队给养困难，人心涣散，要求军长赫光接见，以稳定人心。赫光、刘子祥及6名战士去法华村劳军中计牺牲，时年赫光29岁。赫光牺牲后，红二十四军撤出阜平县城，经龙泉关进入山西，向晋西北转移，并推刘明德为军长，王子周为副军长，蒲子华为参谋长，继续战斗。9月初，红二十四军于山西河曲西渡黄河，进入陕西北部的绥远地区，作战不利，突围到绥陕交界处，打算继续向西转移。期间，为和上级联系，刘明德返回太原寻找组织，下落不明。继任军长蒲子华在与组织联系时，被捕牺牲。弹尽粮绝的红二十四军进入蒙古草原，兵败于两岔河。
1931年7月上旬，刘玉珊在北平东门外的新市街口就义；8月上旬，谷雄一在北平西直门外护城河边被敌陆海空军司令部行营军法处枪杀，时年仅26岁；8月27日，窦世雄在北平就义；11月1日，刘天章在太原就义。红二十四军在残部在陕北神木地区继续开展武装斗争。1932年春，在神木地区南区东乡成立了“临时特务队”，在此基础上于1933年8月正式成立了陕北红军第三支队，最终成为陕北红军第二十七军一部，与红二十六军一道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山西省平定县爆发的武装起义是中共在北方领导的唯一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红二十四军是中共在北方创建的第一支红军正规军；红二十四军在河北省阜平县创建的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是我国北方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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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高桂滋的信
培五师长阁下:
　　马志明同志回，述阁下赞同敝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之提议，甚感甚感。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其联之者，为民族革命增义旗也。其攻之者，谓其是真正之汉奸卖国贼，为四万万同胞诛妖孽也。阁下率领之数千健儿，与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役，复与于四年前抗日之役，光荣历史，国人同佩。与红军为敌，谅出于卖国贼首蒋介石之驱迫，转旆击贼，则前事消忘。从此抗日讨卖国贼之革命联合战线上，有广大民众，有红军，复有阁下之义师，无疑将更有无数之义师续续涌出于炎黄华胃之域，出中国于危亡，实为此之是赖。为使猜疑去之务尽，诚信孚于金石，就阁下对马同志所示及敝方所见，列为数条，借求明察:
　　(一)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
　　(二)抗日讨卖国贼大计，从长计议，务出尽善，并使贵军处于安全地位，有任何卖国贼加贵军以危害者，敝方愿以实力共击之。
　　(三)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
　　(四)贵军未至公开行动之时机，当敝方攻击卖国贼军队(如井岳秀[2])时，务望采取消极态度，即对敝方之敌不作任何援助举动。
　　(五)清涧贵部粮袜柴火，既属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匹等)亦量为接济。
　　(六)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
　　(七)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交换密码)。
　　(八)保证双方代表及来往人员之安全。
　　以上各项，不论阁下所能同意者为全部或一部，敝方均愿与阁下开始实际之谈判。当此国亡无日关头，鄙人等决不因小节而忘大难。区区救国之诚，谅蒙贤者深察。抑更有进者，居今日而言，抗日讨卖国贼，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此不但在国内者为然，即在国际者亦然。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阁下曷尽力图之乎?其在国际则联合一切与日本为敌之国家与民族，实为抗日讨卖国贼重要纲领之一，远者姑勿具论，近在西北，则有伟大强立之苏维埃联邦。是国也，有与我共同反侵略目标，有援助中国反帝运动之深长历史，引以为友，实无损而有益，鄙人等当尽力以图之。附上敝党中央之政治决议及文告多种，借供参考。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儒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专此。
　　顺颂勋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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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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