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精英是怎样被毁灭&&&第四单元　文坛巨擘
第四单元　文坛巨擘
1、“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冤情震惊中外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上升到政治审判高度的大冤案。最初仅仅是因为胡风文艺理论被认为偏离毛泽东红色文艺理论而引起局部性的争论，但后来逐步升级，胡风及其追随者和以周扬等官方人士的文艺争论升级到政治上敌我斗争的高度。随着事件的恶性发展，毛泽东的亲自介入并给予胡风“反革命”的政治定性，涉案的这些人最终遭到司法审判，许多人被投入监狱。该事件是中共掌握全国政权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也是首次‘以文定罪’、‘以言定罪’典型的文字狱；并为此后中国大陆一连串的思想批判运动开启先河，发展为1949年后文化界以至于学术界、政界、军界全面的、大规模的政治整肃和清洗运动。受害人之众多、之惨烈，均令人发指。
胡风先生原名张光人（年）湖北蕲春县人，1923年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受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共青团。后来还参加了一九二五年‘五卅’爱国运动。1929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期间，参加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同时还参加左翼抗日文化团体。因此被日本警察机关逮捕并驱逐回国。回到上海后，胡风继续参与左翼文化活动，初任‘左联’宣传部长，并继茅盾之后担任‘左联’常务书记。后因有人告密说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为了在政治上负责，毅然辞去此职，并与‘左联’断绝组织关系，专门从事写作。
胡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鲁迅的交往密切，并受鲁迅思想的影响。较之强调阶级性，反对个性的毛泽东文艺路线，鲁迅和胡风的主张更讲求人性、人道和张扬个性。虽然胡风在政治上拥护中共、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对周作人和林语堂等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和“性灵主义”不满，但同时也对左联内部从前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赞同，在创作上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因此形成对中共官方文艺思想及毛泽东文艺观点的严重挑战。早在1936年，左联内部就曾出现关于“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等人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人提出）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同时胡风和周扬又发生过关于典型问题的争论；1938年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之后，在文化界开展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讨论中，胡风等表达了与毛泽东相左的观点。40年代和50年代初，胡风等实际上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948年在香港出版《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等文学思想和创作的批评，是该刊的主题之一。邵荃麟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道路》、《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等文，都秉承这一主题。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对胡风等人的批评更日益骄横，甚至达到盛气凌人的程度。胡风及其追随者已处于受冷落、被排挤的地位。不过他们对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仍然坚持，并且坚信一定能取得胜利。因此对于来自官方的各种批评和质疑，性情直率的胡风也毫不客气地进行反批评。这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却未料到此后竟成为被围剿的、被批斗的对象，乃至最终诉诸专政手段。企图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来解决后者所未能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史上开创了极端恶劣的先例和非常可悲、可耻的记录。
为了贯彻党的意志统帅一切的方针，在文艺界首先要清除胡风及其追随者的文艺思想的影响，当局决定由林默涵和何其芳两位写文章进行公开批评。林默涵和何其芳代表着左翼文学权威势力对胡风等’异端’进行系统清理的文章－－《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公开发表在1953年第2期和第3期《文艺报》上。此前，还有舒芜所写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发表在最高权威的《人民日报》上（日）。在该文之前并加了编者按语（据说出自胡乔木之手笔）。该文的作用在于直接将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推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置身于‘被告席’。
当时仍然是中国文联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胡风对此不服，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在其支持者的协助下，完成《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所谓“30万言书”。以中国传统文人“上书”的方式，在日“转呈”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共四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作为参考的建议。
胡风的报告全面否定了林默涵和何其芳文章的批评，申述自己在若干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批评“解放以来”文艺工作上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胡风先生“30万言书”的中心论点概括起来就是：文艺的本质是人，是人道主义。因此，应该反对教条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即只有完美无缺的一元化共产主义世界观才能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是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传统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决定作品价值。这就是所谓‘五把刀子’。这些观点实质上就是对最高权威的公开挑战，而且击中要害。至于‘宗派问题’，一直被当局所批判、也被扭曲。实践证明：创作需要相近、相吸的群体，观点倾向理想相同，互相切磋，有利于激发创作的灵感，助推优秀作品的产生。现在的人艺、八一、总政歌舞团等……不都是这样推出新人新作，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吗？
同年年底，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讨论《红楼梦研究》问题并检查《文艺报》的工作。胡风错估了形势，以为毛泽东和中央对《文艺报》和文艺界领导的批评，是他的“意见书”起了作用，认为全面质疑、挑战官方对文学强制规范的时机已到，便在会议上做了两次长篇发言，抨击当时文艺界的主持者。于是，此次本来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检查《文艺报》的“错误”的会议，在快结束时，却将斗争的矛头转向胡风。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经毛泽东审阅）发言的第三部分，把胡风问题单独提出，并作出“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我们必须战斗”的号召。
不久，胡风的《意见书》便由中共中央交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处理。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主席团将胡风报告其中的二、四两部分专印成册，随《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附发，“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毛泽东也在一份批示中，要求文艺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全面展开，大量报刊发表批判文章。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首次把胡风问题升级到政治上敌我的高度。不久，胡风原来的朋友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反戈一击、紧紧跟进。随后并交出了在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后来又“搜出”或要当事人交出他们的往来信件后，“性质”立刻上升为“反革命集团”。
同时，毛泽东亲自审阅舒芜交出的胡风给他的多封信件，立即指示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成立“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小组”。5月13日在《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为名，公布这些信件。以后又陆续公布一些材料，并集结成书，由毛泽东亲自作序、加写按语后公开出版，在全国开展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日至6月20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三批）的按语中出现了许多杀气腾腾的文字：
“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
“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从5月18日到6月8日的20天中，《人民日报》每天在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版的篇幅，有时还扩印两张共计12版的篇幅刊登表态性的声讨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版面上方安排了《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大标题。第三批材料公布后，连续一个月类似报导约占15个版面，版面大标题改为《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同时大量宣传书籍甚至政治漫画开始在全国范围涌现，宣传机器在全国开动。
官方主流媒体宣传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文艺界人士也开始纷纷与胡风“划清界限”。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巴金文章——《必须彻底打跨胡风反党集团》成为颇具典型的一例。同时检讨会、座谈会在各地、各部门纷纷召开。
日胡风被捕，【编者按：此时胡风仍然是全国人大代表。按照法律，非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是不能逮捕的】。直至两天后即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做出逮捕决定。如此公然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动，竟然无人敢于提出质疑。这种现象在一个法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胡风在看守所被隔离3个月，后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里，直到1965年底被判刑为止。另有许多人由于牵涉“反革命集团案”而遭到清查，先后有数十人被捕。根据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复查报告》披露，年全国共审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分子”78人，其中骨干23人。比较著名的有：路翎、阿垄（亦门）、鲁藜、牛汉、绿原、彭柏山、吕荧、贾植芳、谢韬、王元化、默林、刘雪苇、满涛、何满子、芦甸、彭燕郊、曾卓、耿庸、张中晓、罗洛、胡征、方然、朱怀谷、王戎、化铁等。
10年后即日，法院才正式对胡风做出判决：判处有期徒刑14年。由于已经服刑10年，剩余4年刑期监外执行。
同时，按照当时中共“因人废言”的思想言论控制制度，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所有作品均被停售。甚至波及恩格斯和高尔基的著作，只要是胡风分子所翻译的，均不得在市面销售，也不得在图书馆公开借阅。
‘文化大革命’之初，，胡风夫妇被押送到四川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督劳动。1967年11月四川省公安厅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将胡风收监。1970年1月，因胡风在报纸空隙处写诗，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罪名判处无期徒刑，不得上诉。
耐人寻味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年胡风事件的官方代表人物——周扬及一大批文艺界人士，纷纷以各种形式遭到整肃；周扬甚至入狱，被关押在曾关押过胡风的那个秦城监狱。而曾被毛泽东表扬过的舒芜，早在反右运动期间就被定性为右派，‘文革’中也历经磨难。
【这种现象证实了毛泽东那句名言：“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敌人要一个一个地消灭。”如果有人暂时没有被整肃，请不要高兴得太早，也许下一个就轮到阁下您了。在毛泽东“不断革命理论”的全局战略眼光看来，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暂时的朋友，或者叫‘同路人’，只能同行某一段路程。也许下一段就该分道扬镳、兵戎相见了。】
50多年来，各界人士对于胡风案件的反思和质疑一直没有停止。胡风自己在回忆中就遭到整肃的原因时坦承：因为毛泽东“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
周正章先生在《胡风事件五十年祭》里的分析非常精彩：
“如果把胡风案件放到毛泽东施政方略这个高度，去寻觅至今尚存的谜团，似乎才能够破译这个事件的密码…….日，毛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向全国知识分子发出思想改造的号召：”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于是，一雷天下响，各个领域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上，纷纷做出思想改造的示范，各基层单位的芸芸小人物则一一仿效。这个在各个层面上展开的、大规模的以知识分子自贬、自损、自贱、自谤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为了达到让斯文扫地，从思想到行动绝对服从中共及其最高领袖的目的，几乎到了要人人表态过关的地步。在国家已控制全部资源的情况下，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纷纷缴械投降、以对毛顶礼膜拜为核心的思想改造运动，对中共及其领袖毛的威信与权威在全社会的大幅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方面被动的与主动的、真诚的与敷衍的、公开的与未公开的书面检讨资料，真是堆积如山。
但是到了1954年，在这堆积如山的检讨书中，有一份期待已久的合格检讨书始终未到。这就是生性倔强，恃才傲物，自以为是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胡风。即使1952年9月，特别安排过四次”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实质是要胡低头认错做检讨的专题会议；1953年又继而公开发表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并向其施压的文章，意欲彻底打掉胡的”气焰“，以迫使胡完全就范，按照口径，全面检讨。但胡软硬不买账，执意坚持，拒绝检讨。这样抵制”思想改造“的例子，当时实属罕见。连当年对独夫蒋介石都绝不买账的马寅初，都带头在北京大学率先开展”思想改造“了；更不必说许多从蒋政权之下走过来的硬汉子了。而胡风，在重庆时期确实有些抵牾《讲话》的言论，并被他的”宿敌“、时任文艺界”奴隶总管“的周扬历历记录在案，甚至连主人毛也芥蒂于心呢。
【编者按：所引文的下划线是编者所加。文中所云”在国家已控制全部资源的情况下“乃是毛泽东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物质基础。作为旁证，可以参见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关系到国际问题。出这一点钱买了这么一个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共约800万人），他们是知识比较高的阶级，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干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置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按照“不举手就没有饭吃。”的指示，此后便形成了“不听话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则，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恩赐’原则。】
另外，以李新宇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对胡风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鲁迅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整肃也成了对鲁迅思想和文学方向的整肃。如果追究责任的话，几乎一致认为：毛泽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有观点认为，舒芜的信只是给予毛泽东一个“可以下的台阶”，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加之纠缠不清的文艺流派争执甚至“文人相轻”的传统，必然产生政治定性，群起而攻之的历史悲剧。进入21世纪，谢泳等学者将目光转移到制度层面，指出50年代的“文字狱”并非个人所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产物。
胡风案中表现出的一系列现象也被视为‘文革’的“热身”：凭空捏造、舆论动员、全国声讨，从行动到大批判语言都惊人的类似。由舒芜“献私信构筑‘反革命材料’，卖友求荣的道德败坏倡导，导致此后打小报告、作窃听器者群起，知识分子和全民道德崩溃，假大空盛行。同时，当时的大陆媒体，尤以《人民日报》为首，受到政治干预，完全沦为政治宣传机器，用政治斗争代替学术讨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新闻界自身的形象也受到损害。“
由于胡风案件已有定论，今天的史学和文学界一致认为：由于此前已经有过对胡适、俞平伯等人或事件的批判之风,胡风案件以及此后掀起的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和清理，使得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由于政权易帜，民国时期的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惊胆跳“，”畏罪自杀“事件屡屡发生。虽然1955年之后胡风案及其带来的整肃运动最为狂暴的时期已经过去，但”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最为脆弱、敏感的文艺界在批判后的萧条景象的尤为明显。此后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案件发生后，进一步加剧了文艺界的紧张氛围。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封笔，前解放区的作家也常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内容贫乏、枯燥，公式化现象严重。对胡风案和此后的整肃运动所造成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疑虑、压抑和恐惧感，更令知识界心中极为不满。‘肃反扩大化’后来成为1957年”鸣放“运动中表达最多的一个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办案过程中，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据负责承办此案、一度主持正义，后来却被打成”三反分子“的王康先生回忆：
“后来专案组查阅了南京敌伪档案馆的机密档案，却发现胡风不仅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没有任何秘密联系，而且是他们严密监视迫害的对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CC系统的特务头子之一的张道藩，甚至一再密令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严格审查和严厉打击胡风出版的刊物，务必迫使它停刊。与此同时，我还听到参加审查材料的一位同志说，审查和摘录胡风集团第三批材料的“密信”工作有片面性，坏的内容就摘引，反之就不摘录，摘录时又采取掐头去尾的办法。因此，我对第三批材料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经过几位同事的酝酿，本来准备开一次10人小组的会，互相交流看法，重新研究一番。但几天后周扬用电话通知我说，他和罗部长商量了一下，认为“胡风反革命案”是毛主席定的，怎么能够讨论呢？我只好自慰地想：反正我已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至于整个案件，我也无能为力了。
看来整个案件的主持人罗瑞卿和陆定一都是忠实贯彻毛泽东的最高意图的“好干部”，他二人根本就不管案件的当事人怎么申辩，怎么想，也不关心事实真相如何，只关心如何不折不扣地执行领袖的意旨。
【编者按：历史老人的幽默就在于：仅仅过了11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罗瑞卿和陆定一都先后被打成了“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他们最大的罪名当然是反对毛主席，这同样是一个黑白颠倒、天大的冤枉!他们在明知毛泽东错了的时候都未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反对。罗瑞卿越来越想不开，终于从高楼上纵身一跃，自杀未成，却摔断了腿。这算不算是一种‘报应’？】
被胡风案件牵连的所有人几乎都是备受摧残、死里逃生，而有的人却未能逃出来。例如张中晓（或1967？）由于政治迫害与疾病交加，殁于盛年37岁。例如方然（年）在‘文革’初期即愤而自杀。其中最为惨烈的有以下几位：
路翎（年）祖籍安徽省无为县，生于江苏南京。原名徐嗣兴。汉族。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37年即开始发表作品。着有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初雪》、《求爱》，话剧剧本《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
少年亡父，故改随母姓，寄居于舅父的封建大家庭中。抗战逃难中接触到苏联著作，开始尝试写作。因写作宣传抗日的《实战日记》而被学校开除。17岁时以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一个青年经纪人底遭遇》受胡风赏识，开始在文坛初露头角。此后便成为30年代‘七月派’的主力作家。1940年之后曾在矿区生活工作，因此创作了一些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其中《卸煤台下》颇有成就。
1940年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治研究所职员、煤焦办事处职员，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讲师。1942年后，未满20岁的路翎进入创作高峰，创作了被邵荃麟评价为“在中国新现实主义文学中放射出一道鲜明的光彩”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1944年发表）、篇幅最长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1945年），表现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1949年后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组长，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专业作家。路翎是‘七月派’中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创作，善于揭示社会的复杂内涵，描写人物心理的多面性。他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的成就是非常罕见的。
文学批评家曾唐湜这样称赞路翎：“路翎无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象力最丰富而又全心充满着火焰似的热情的小说家之一。虽然他的热情像是到处喷射着的，还不够凝练。但也正因为有这一点生涩与未成熟，他的前途也就更不可限量。”
从踏足文坛起，路翎就开始断断续续创作《财主底儿女们》，写完后交给了胡风。但是稿子在战乱中丢失。路翎并不气馁，以惊人的毅力重写。1945年7月，当重新写成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即将出版时，胡风极其庄严地宣布：“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路翎以《饥饿的郭素娥》写矿工和下层女性，以《财主底儿女们》写旧家族和知识分子，达到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一个巅峰状态。之后，他又开始向新的人生领域掘进，写农村生活。抗战胜利后，农村和农民题材成为路翎创作的重点。他在这方面贡献了《罗大斗底一生》《王炳全底道路》《蜗牛在荆棘上》《燃烧的荒地》等著名作品。
路翎的思考和创作接通了当时胡风提出来的“精神奴役创伤”与“主观战斗精神”这两个命题。胡风是路翎一生最亲密的导师和友人。
胡风曾说：“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到底是胡风的理论启发了路翎的创作，还是路翎的作品激发了胡风的理论思考？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许可以这样说：路翎的小说创作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理论是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则是无疑的。
路翎不断地发表小说，在沉寂的大后方，就像令人目不暇接的礼花一样，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惊喜。
著名批评家李健吾曾经称路翎为中国“未来的佐拉”。其实更准确地说，路翎应该是中国“未来的罗曼.罗兰”，他的创作手法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相似。用胡风的话说：“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的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汹涌的波澜和它们的来龙去脉，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命运这个无情的审判者面前搏斗的经验。”
1946年路翎回到南京，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任讲师，开设小说写作课程。这时候读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化铁回忆：“我们仿佛还不太懂得这篇文章。在延安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来的课题，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南京这块狭小天地里的人们来说，似懂非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记得他说过‘作者必须深入生活，作者必须热爱人民’。——当时谁又能预见到：‘生活’与‘人民’这两个词，从概念到完全与作者融为一体，也就是作者自我改造的过程，竟然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血的代价的呢！”
1948年，云集在香港的中共正统批评家通过《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的理论和路翎的创作展开了猛烈的批评。路翎写了一些文章回击，从此与中共正统批评家结怨。
中共主流文艺批评家对路翎的创作天才也是承认的，但是他们认为，路翎的创作走上了邪路。他们的批评与指责主要表现在两点：
一是认为路翎笔下的人物不真实。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认为工人和农民不可能有那样复杂的心情，认为路翎硬把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装到了工人农民心里去。胡绳对路翎小说的心理描写特色作出了这样的批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方面为自己心情上的复杂的矛盾而苦恼，另一方面，却又沾沾自喜，溺爱着自己的这种微妙而纤细的心理，以为凭这点，正足以傲视于一切市侩。”
二是批评路翎小说主题。胡绳对路翎小说的主题有这样的批评：“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人民大众从被压迫生活中的觉醒与可能觉醒中，却反而想去从人民中找什么‘原始的强力’，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觉醒的人民的集体斗争中，却片面地看重了‘个性解放’的问题。”胡绳认为：“作者多追求着的‘人民的原始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是和为了不使自己为生活‘压溃’，而从生活中‘飞’起来的要求相联结的，表面上是要‘强’，要‘解放’，实际上却是想超脱现实生活逃避现实的斗争。”
在40年代末已经形成了新的文学规范，即要求文学表现人民群众，倡导集体主义精神，反映阶级斗争生活。在这种文学规范的对照下，中共主流批评家批评路翎丑化了人民，提倡的是个人主义，赞扬的是个性解放，是不符合革命文学要求的。
1949年4月，南京解放，路翎出任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1949年5月，他送给新中国第一个见面礼——剧本《人民万岁》。这个剧本描写的是解放前夕工人的护厂斗争。题材、主题都是无可挑剔的。剧本送到文艺处，大家一致说好，可是要上演时却接到通知要修改。但是到底怎么修改，上面既无具体意见，又没有明确的标准。路翎从5月改到10月，依然没有通过。
这时，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看了剧本，决定首演，并调路翎去剧院当创作组长。1950年，路翎调到北京。但这个剧本最终还是没有上演。
路翎积极反映新生活，歌颂新时代，又写了《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剧本，但这两个剧本也没有得到公演的机会。
路翎有着非常纯洁的品质。1952年，实行薪金制。路翎的工资级别很高，可以领到约二百元工资，但他向组织上申请只领以前供给制时的20元工资。理由是他每月已有一定数目的稿酬收入，他不需要更多的钱。
但是，路翎不适应新的文学规范。写什么都会招来批判。写得越多，批判得越猛烈。结果搞得作家手足无措。以至于发出这样的叹息：“我如就此搁笔，也许算是个好公民吧，但这样怠工吃闲饭，又怎能算得上一个作家呢？”
1952年9月，《文艺报》加编者按发表“七月派”著名作家舒芜反戈一击的《致路翎的公开信》，直指路翎属于“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在各方的批评压力下，1952年12月，路翎主动要求赴朝鲜前线。1953年7月回国。先后写出了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
《初雪》写的是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司机刘强和助手王德贵，奉命从前线把一群受敌人炮火洗劫的朝鲜妇孺，穿越封锁线，运送到安全的后方。作品在一车之间的有限天地，一途之程的有限时间内，把战士对朝鲜人民的爱与自己悲惨身世的回忆、对祖国亲人幸福生活的联想交融在一起，相当深刻地展示了志愿军战士丰富而美好的内心世界。巴人高度评价《初雪》。巴金曾有这样的回忆：“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
《洼地上的‘战役’》写朝鲜房东的女儿金圣姬，对给他们挑水、劈柴、做好事的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产生了微妙而又纯洁的爱情，王应洪牢记班长的话，知道在军队的严格纪律和严酷的战斗任务面前，这种爱情是断不能容许的。他和侦察班到敌阵的前沿去捉”活舌头“，发现了金圣姬在给自己洗的衣服里放进了一条绣有两人名字的手帕。他抓获了敌人的军官，但是俘虏的狂叫引来了敌军凶猛的反扑，为了掩护战友转移，他和班长机智地与敌军周旋在洼地丛林中。最后，鲜血染红了那条绣花手帕。这篇小说以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真实朴素而又微妙的爱情为中心情节，写出了两人由无私的帮助、共同的战斗自然滋生的爱情，又写出了志愿军战士自觉地以纪律约束感情，不作儿女之态，在战斗中接受磨炼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
在这些小说中，路翎表现出一种善于在如火如荼的战火中的小插曲里，发掘生活的真实，发掘细腻而又深邃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才能。这些作品引起了读者的注目和热烈反响，但是，《洼地上的”战役“》遭到了严厉批评。批判的理由来自志愿军战士不准和朝鲜姑娘谈恋爱的军纪，认为路翎不应该违反军纪写这样一个故事，”歪曲了士兵们的求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
路翎的文学信念是坚定的。路翎有一股青年人的冲劲，决不甘心一批就倒，越批他越要写。路翎读到这些批评文章非常生气，写了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当时作家挨棍子的比比皆是，但敢于同那些棍子正面相抗，着文质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却只有路翎一人。其实，批评路翎目的并不在路翎本身，而在胡风。这里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文艺阵营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宗派矛盾。
由于文艺创作一再遭到政治批判，胡风在撰写《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时，路翎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也参与讨论和提供意见。同年11月，路翎不满于一些批评家”以政治结论和政治判决来代替创作上的讨论“，又写出四万余言的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我的批评家们就充满了‘左’的激情，他们在作品的任何词句，任何形容词里都可以找出‘资产阶级’以至‘反抗祖国’的罪名来。这种批评的危害性是很显然的，它严重地摧残着文学创作的生机。在这种批评面前，文学作品非放弃它的丰富的生活形象来教育人的职能不可，非放弃它的文学的语言、表现内容的多样的风格不可，文学作品的人物也不能按照他们的性格和具体感情来说话和思想，而非要说大家都说过的、报纸上在说着的话不可。“此文被《文艺报》作为反面材料刚连载完毕，路翎便于日被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抄家和逮捕。
路翎素质刚烈，性格刚强。他夫人后来说：”别人都很理智，他不，他闹，闹得谁都不理他了。“路翎对强加于身的罪名无法接受。他曾拍着桌子怒斥审讯他的人是特务、混蛋，直至吵闹冲突，被捆绑起来关入黑屋子里。在单身监房中，路翎不停地嗥叫，用头撞墙。路翎先被关了10年，1965年保释出狱。但在保释的一年内路翎写了三十余封上诉信，结果被以书写反动信件的罪名再抓起来。路翎感到绝望，精神从此变得失常。每日被施以电疗，还服用药物冬眠灵，为的是抑制狂躁的心情。电击和药物极大地损害了路翎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他头脑变得反应迟钝，整个人从此有点痴呆。1975年路翎出狱，监督劳动，发配在街道扫马路。路翎把自己很少的钱都拿来买酒喝。什么菜也不要，端起酒瓶就喝。妻子让他上街买酱油，他买回来的还是酒。酒精严重损害了他的大脑，路翎已经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路翎无罪。街道干部通知他平反的消息时，他正在低头扫大街。他并没有狂喜或痛苦，只是点了点头，继续扫大街。第二天一大早，他照旧挟着扫帚出外扫地。街道干部把他拖回来，说：”你的处分已经撤消了，不要再扫街了。“路翎说：”还没有人接替我的工作呀，街道这么脏，不能不扫干净的。“当人们听了这样半痴半醒的话，怎不令人心酸？
这时路翎已经57岁，从32岁被关进监狱到57岁平反，人生中创造力最旺盛的25年就这样白白消耗了。当年那个英俊、智慧、激情的青年路翎消失了；路翎的外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路翎有着非常英俊的外表，他”精力充沛，体格健壮，擅长游泳。看到他不禁使人想起罗丹的雕塑《巴尔扎克》“。聂绀弩曾说：路翎是个美男子。但是现在曾经大而明亮的眼睛变得空洞无神，曾经热情洋溢的表情变得漠然憔悴。路翎的文学才能也差不多被消磨殆尽了。此后路翎曾逐步恢复了一些文学才能，重新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但再也不是以前才华横溢的路翎了。日，大年初三，路翎早晨起床穿好衣服，在客厅中突然摔倒，因脑溢血而遽然去世。
路翎这个才华横溢的作家。17岁就闯入文坛，写短篇、写长篇、写中篇，写剧本、写批评，可惜的是正在攀登创作高峰时，却被毁灭了。不过人们都会记得：他的天才曾经闪光，那么亮，像一颗流星。
阿垅（年）原名陈亦门，又名陈守梅，生于浙江杭州，读中学时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诗歌，尝试着给杭、沪、宁等地的报纸副刊和文学刊物投稿，发表一些诗作。他的诗风沉郁，别具一格，曾受到郁达夫、徐志摩等名家的好评。上世纪30年代初，阿垅多以笔名”S·M“发表作品。他当过职员、编辑，思想追求进步。”九一八“以后多次参加抗日救国游行，曾被当局拘禁。1934年，阿垅出于抗日激情，投笔从戎，报考中央军校。因有远亲党国高官陈仪担保始被录取，入步兵科学习。毕业分配到首都警卫师（88师）为见习排长。”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军兴，国民党最高当局已预感到侵华日军势必将在上海挑起战事，急调87师、88师等拥有德国装备的精锐部队开往淞沪。阿垅那时已是少尉排长，在”八一三“战争打响后，他身先士卒，几次带领士兵们主动出击守住了阵地。他两次负伤，自谓多亏了背包与头上戴的德制钢盔，为他挡住了日军炮弹爆炸的碎片……。70天血战打下来，中国军队主力伤亡惨重。但他们粉碎了日军‘半个月内攻下上海’的狂妄计划，以血肉之躯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阿垅的那个连队牺牲过半。于1937年11月被迫西撤，回防首都南京。几年后，他调任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时，讲授的主课之一便是淞沪作战史。1938年8月，他的系列抗日回忆录《闸北打了起来》、《血，不会白流的》等在大后方的《抗敌》旬刊连载，广受人们的欢迎。
1939年去延安进‘抗大’学习，由于在野战演习中眼球受伤，经组织同意去西安治疗。此时写有《南京》(出版时改名为《南京血祭》)。伤愈后，因回延安交通被封锁，只得留在国统区。他利用职务掩护，仍继续为中共效力。他还编辑地下刊物《呼吸》，并写作大量的文学作品，刊于《希望》等杂志。1946年底被国民党当局通缉，逃出成都，浪迹于杭州、上海等地。在此困难时期，他仍千方百计冒生命危险，继续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
解放后，上海方面为他安排了工作。后因天津文艺方面领导诚邀，遂由上海离职去天津，任市文联委员、创作组长、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日因胡风冤案被捕，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于日瘐死狱中。
阿垅虽是职业军人，但气质上实在是个文化人。他一生写过几百万字的著作，其中有风格凌厉的新诗、情怀壮烈的旧诗、还有诗论、散文、报告文学等。他在1938年就写出了最早的抗战报告文学《从攻击到防御》《闸北打了起来》等名篇；1939年写出报告体小说《南京》，是当时唯一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不久就获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奖；直到抗日战争五十周年的1987年，才由后人将当年的旧稿（修改稿已找不到了）重新整理后改名《南京血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和中国读者见面。几年后，又由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出版，把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和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战精神向日本人民作了迟到的介绍。1940年又写出报告文学《斜交遭遇战》。上述抗战文学作品当时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1942年他的抗战诗集《无弦琴》由希望社在桂林出版，收集了他在延安和国统区两地所写的诗作，其中不少是抨击国内外法西斯势力的，如《小兵》《难民》《再生的日子》等。阿垅是一位真正的抗战军人兼抗战作家，政治上爱祖国、爱民族，追求共产主义赤心不改；对朋友，他慷慨大方；对亲人，他忠贞不贰。1944年他与文学青年张瑞相爱结婚，两年后张不幸离世，阿垅悲痛异常，为亡妻写了大量动人的情诗，并将这种浓郁的爱情保持终身。
阿垅是‘七月派’的重要诗人，也是中国新诗理论的系统研究者。他的新诗以想象奇特、风格遒劲着称，在新诗界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他的诗论见解深透，体系完整，深得行家好评。在创作新诗的同时，阿垅还写过许多旧体诗词，情感真挚，格律严谨，读者从中能够领略到浓郁的艺术气质。
著名诗人绿原曾这样评价说：阿垅的诗，不论是新体还是旧体，都不是轻易产生的，”而是伴着战斗的生命节奏，透过深刻的生命体验，蘸着或从身上或从心头流出的血发出来的。其代表作《纤夫》、《无题》、《去国》等为多种新诗选集所收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垅诗文集》。
附：阿垅在去世前两年所写的申诉书，实际也就是遗书的部分内容：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
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
吕荧（年）原名何佶，出生于安徽省天长县，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北平进步文艺团体“浪花社”骨干。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40年代在文学评论与译介普希金代表作方面卓有成就。50年代初任教于山东大学，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一名编外特约翻译，陆续出版一系列译着与文艺论集。1954年加入中国作协并被聘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顾问。
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公布《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第二天，在北京东城贡院西街北总布胡同的新闻总署礼堂，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了有七百余人参加的联席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问题”。在此前九天，胡风夫妇已被逮捕。从5月中旬至6月上旬，在北京及其它省市，陆续有人因受株连而失去人身自由。
上述会议由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中国作协秘书长陈白尘报告说：
近期中国文联和作协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文艺界二百余人签名的六十九封来信，信中一致要求”把胡风从革命阵营里清除出去，并彻底揭露这一集团的全部阴谋活动“。大会以掌声通过了如下决议：
我们不能容许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暗藏分子胡风继续混在革命队伍里。因此一致决议：
一，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四条，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并撤销其所担任的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二，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三，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依据宪法第38条的规定，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四，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
五，我们警告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文联其它协会会员中的胡风集团分子，他们必须站出来揭露胡风，批判自己，重新做人。今后是否保留他们的会籍，将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加以考虑。
本来会议完成了既定任务就要闭幕了，却有一位‘不识时务’的人——吕荧，接连三次要求发言。他上台后开口便说：“我们批评、帮助胡风是应该的，但他不是反革命，他所写的都不过是文艺问题上的讨论……”。会议出现这样的插曲，令当时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特别是主持会议的人，更是如坐针毡。坐在台下的张光年站了起来，冲着吕荧大声说：“你不要讲了！……”“你现在不要讲这些东西了，要交代你和胡风的关系！……”接着人们跟着起哄。郭沫若说：“吕荧先生，我以主席身份请你停止发言……”吕荧面色灰白，嘟嘟囔囔地很不情愿地慢慢走下台去。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后人是如何评价的呢？
张光年回忆说：“那时候，整个是个人迷信，执行上面的决策，开始也理解不了，然后就紧跟，犯错误，经过‘文革’才认识了。吕荧同志我不熟，很对不起他……。”
八十年代初，吕荧的长女潘怡前往探视胡风夫妇，胡风说：“我傻，你爸爸比我还傻”。
八十年代初骆宾基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学家吕荧之死》的文章。提及吕荧那次令人难忘的发言，骆宾基说他不愧为“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1955年6月至1956年5月，吕荧因反胡风运动中受株连而被隔离审查，出现轻度精神分裂症状。1966年6月被公安部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影响社会治安”为由收容强制劳动，日病逝于北京清河劳改农场，终年54岁。
【编者按：吕荧显然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在他的身上却体现了作为人的最高贵的品质和尊严、最难得的良知、最无畏的冲劲。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可惜的是，在那个令人诅咒的年代里，多少人的是非观念早已付诸东流，剩下的仅仅是犬儒主义的苟活而已。而这正是当局所最需要、因而极力营造的大环境。当局最害怕、最不喜欢的恰恰就是人们保留那怕一点点是非观念。因为有了是非观念，就会“说三道四”，就会批评时政、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这种现象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里当然是允许的、合法的，是一种天赋人权。但在我们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度里，却是当局最大的威胁。威胁什么？威胁到他们所需要的‘稳定’，他们的所谓“和谐”等等。因此，像吕荧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适合我们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生存。其被整肃、被毁灭，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我们把吕荧收录于此书，是因为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代表了一大批这样的‘傻瓜蛋’。因此，吕荧的被毁灭，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更是我们民族的最大不幸！】
&2、傅雷：著名文学翻译家愤然服毒自尽
傅雷（年）出生于江南望族。因出生时哭声洪亮，长辈们便以“雷”字为其名，以“怒安”为其字。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1928年出国赴法国留学四年。首站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1、2卷各期。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欣赏和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
1932年认识了也是留法的庞熏琹和在上海美专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而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傅雷在《宣言》上签名。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同年，傅雷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朱梅馥结婚。
1937年，傅雷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这部译着令傅雷名声鹊起。
在中共政权下。仍然专注于自己的翻译事业，成果甚丰。主要是翻译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如《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以及《巴尔扎克全集》第5、6、7、11、13、14等卷。这些作品都是属于“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因此文学家公认：“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此外，他翻译的罗曼·罗兰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文学界做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他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傅雷家书》自出版以来，五次重版，十九次重印，发行已达一百多万册，感动了数百万读者。曾荣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1986年)，足以证明这本小书影响之大。《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环境和内心活动的生动写照。在该书里有许多至理名言。例如：“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艺术家与行政工作，总是不能两立的！”、“只要是先进经验，苏联的要学，别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也要学。”（50年代的中国人能有如此“反动”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艺术特别需要苦思冥想；老在人堆里，会缺少反省的机会；思想、感觉、感情、也不能好好的整理、归纳”。
1957年，傅雷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十次之多，但傅雷却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做那样的‘深刻检查’”。他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因而无法‘戴帽’。到了1958年“反右补课”，傅雷再也无法幸免了。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回家见到夫人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在他的家书中这样表白自己的心情：“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比较了解傅雷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说：“傅雷是个有个性、有思想的铁汉子、硬汉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
如此看重‘人格’二字的傅雷，到了每个人都人格扫地的‘文革’期间，当然无法生存下去。1966年，从8月底开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傅雷觉得自己不可能再这样忍受下去了，毅然决然地离开这个令人诅咒的时代和国度——自杀。9月2日的晚上，他头朝天堂，眼望故乡，将一杯和有毒鸩的药水仰脖吞下。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布带，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
在那个遍地灾难、人命如蚁的年代里，“自绝于人民”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当女佣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将二人死亡的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后，几个神情傲慢的片区警察来了。经过匆匆的讯问就决定火化，甚至连近在北京的傅敏(死者的次子)也没有机会向父母的遗体告别，就匆匆地被掩埋，像送走一盆过时的盆景。
傅雷身后有两个儿子：
傅聪：日出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氛围和学术气息的知识分子家庭。傅雷对中西文化和多种艺术的渊博学识，独到的见解以及缜密严谨的学风，对艺术和真理的执着追求等待，无不直接地、长期地、深远地熏陶着、影响着傅聪的演奏艺术。1953年，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罗马尼亚举行。经国内选拔，傅聪作为唯一的中国选手参加“联欢节”的钢琴比赛，结果获三等奖。当时他演奏的斯克里亚宾的《前奏曲》，曾将苏联选手感动得潸然泪下。1955年3月，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在华沙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74名选手齐聚波兰首都。傅聪是唯一的中国选手，也是音乐资历最浅的选手。经三轮比赛，他以和前两名相近的成绩获得第三名，还获得《玛祖卡》演奏最优奖。这是东方人首次在肖邦比赛中取得的突出成绩。虽为第三，但傅聪的演奏魅力，足以使他成为这一届比赛中最引人注目的选手之一。
赛后傅聪继续留在波兰，就学于杰维埃茨基教授门下，直到1958年底提前毕业。这期间，傅聪曾于1956年8月返回中国休假，在北京举行了个人独奏会；在上海，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举行了莫扎特协奏曲音乐会。此外，还在东欧各国许多城市演奏。到1958年离开波兰前，已达五百余场。这些国家的广大听众领略了中国青年钢琴家的风采，傅聪也积累了专业钢琴表演中宝贵的舞台经验。
1958年12月傅聪毅然离开波兰，移居英国伦敦。在此后20年间，先后举行了约2,400场独奏音乐会；与梅纽因、托塔里、巴伦鲍伊姆、郑京和等等许多国际著名演奏家合作过；录制了约50张唱片；担任过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音乐比赛以及挪威、意大利、瑞士、葡萄牙、东南亚等等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比赛的评委；演奏的足迹遍及几乎整个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日本、大洋洲各地。如此广泛、持久、频繁的艺术活动本身，就是高度艺术成就的证明。他以辛勤的劳动赢得了“有分量的巨匠”的评价。《时代周刊》亦曾誉其为“当今最伟大的中国音乐家”。
傅敏：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北京外交学院。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之中，傅敏步入北京外交学院的大门。日，父亲傅雷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秋天，北京外交学院忽然把傅敏作为“代培生”，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插入英语系三年级学习。外交家之梦从此彻底破灭了。傅敏强忍着内心的隐痛，在冷漠的目光之中，坚持到1962年暑假毕业。一个有着“可怕的”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竟然没有一个单位敢要他！北京女一中老校长挺身而出，说：“这么个高材生，你们不要，我要！”。尽管父亲曾说过他“是块教书的料”，但他本人却不以为然。万万没有想到，竟给父亲在十年前言中了！傅雷给他打气，校长扶他上马，学生是一团火。一接触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学生，傅敏心中的冰块立即融化了。
但是，日晚8点，“父母亡故”的噩耗传来，一夜之间，失去双亲，傅敏悲痛万分。尽管当时他还不知道父母双亡的详情，但他断定：百分之百地是死于非命！不幸连着不幸。就在傅敏最为不幸的时刻，又失去了心爱的人。他们早在北京外语学院时便开始相爱。傅敏被分配到北京女一中时，那个名叫‘小蓉’的女孩常常来看他。
料想不到的是，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成了对傅敏与小蓉之间爱情“暴风骤雨式的考验”：9月3日，从上海传来了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噩耗。北京外国语学院马上就贴出大字报“批判”小蓉，醒目的标题是“大右派傅雷的儿媳妇”！
这年年底，小蓉参加了所谓的“革命大串连”后，回到上海。
翌年初，当小蓉重返北京，就不再来看望傅敏了。正在傅敏感到纳闷之际，小蓉写来一封信…….从此不再往来。
傅敏在写给一位插队东北的同学的信中，讲述了对“文革”的种种不满，那封信落到了红卫兵手中，便成了傅敏的“三反罪证”。他立刻成了囚徒，被关押在学校的“土班房”里。
腥风血雨，笼罩着女一中。傅敏全身浮肿，脸都变样了，每天连冷馒头都吃不饱，饿得眼冒金星。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拿人不当人，皮鞭棍子响。傅敏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决心走上绝路，跳河自尽…….
傅敏跳了下去，谁知水浅，没有淹死。这时，又被红卫兵发现了。他拼命地往墙上撞，头上撞了个大窟窿，殷红的鲜血顿时涌了出来……被人急送北大医院。由于他的身份是“现行反革命”，医生在给他缝头皮的时候，连麻醉针都不打。傅敏忍着剧痛，被缝了十几针，一声也没吭！欲生不得，欲死不能。人生的咸、酸、苦、辣，傅敏算是尝够了。他仿佛成了一个麻木的人，不知道时间怎样从身边溜过。
1979年，傅敏去英国探望惟一的亲人——兄长傅聪。同事们挥泪相送，都以为他不会回来了。然而，1980年8月，傅敏从英国途经香港、上海，乘火车回到北京。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刘凤梧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此后，傅敏一直从事教学生涯，直到退休。
【编者按：全部书稿完成后，偶读旧报又发现一则资料，颇有意思。‘文革’期间，红卫兵折磨他三天四夜。‘罪名’是什么？原来就是在其妻的三姐寄放在他家的两箱杂物中，抄家者有了“重大发现”：找到‘一面小镜和一张旧的画报’。镜子的背面是宋美龄的画像，而旧画报上则有蒋介石的头像。于是这两样东西就成为“反党”和“幻想变天”的铁证。傅雷本人也感到“百口莫辩”。今天看来，简直就是儿戏，但当年却是了不得的“罪行”】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说：
1、国家的根本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也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保护弱势群体不被淘汰。这才是国家的根本任务。发展经济是国民的事情，政府只是通过政策调整各方的利益。如果国家赤膊上阵自己去做，岂不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焉有不腐败的？
2、统一的前提是：自由、民主、均富，统一才有意义。否则只好维持现状。
&3、老舍：“人民艺术家”投湖自尽&以身殉难
老舍（年）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曾任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这期间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从事小说创作，1926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30年回国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赴汉口和重庆。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在创作上，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写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194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1年，期满后旅居美国从事创作。中共政权建立后应召回国，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热心参加各种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特别注意对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和辅导。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万字的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文博士》、《骆驼祥子》、《火葬》、《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着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群众口语，大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巧，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1966年初夏，有人发现：“太平湖里突然出现许多大红、墨黑的金鱼”，后来知道：当时人们为了抛弃和“四旧”沾边的任何生活喜好，就在太平湖放生养的金鱼。再后来，经常还能从湖里捞起字画、瓷器，甚至三枪牌自行车，再后来就会漂上来一些死人，从此，小孩连林子也不敢进了，怕里面有吊死鬼。
日清华附中的几十名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这是全国出现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7月从全国各地到北京参加串联的学生越来越多，中央在北京设立‘外地革命师生接待站’。“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扫四旧”风起云涌。8月23日“红卫兵”以扫“四旧”名义，在北京国子监(孔庙)大院内大批量地焚烧戏装、道具，揪斗了一大批文艺界名人和干部，其中就有老舍。可他是勇敢正直的人，永远不肯低下那颗高贵的头颅，并且满腔悲愤地把手中的牌子向地上砸去，结果皮带，拳头，皮靴，口号，唾沫全朝他铺天盖地落下来。
据“八二三”事件亲历者张林琪和白瑜所写的文章称：“人群中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尖着嗓子叫‘我揭发，老舍在解放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萧军后来曾写文章称：8月23日在国子监同被批斗，老舍和自己有目光的交流，老舍眼中发出奇异的光，那光让他不寒而栗。学者傅光明还采访了在国子监参与揪斗老舍的当年女八中的近百位红卫兵“只有一个人隐瞒姓名接受了采访，不断地哭，她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希望转告自己对老舍家人的歉意。”
至于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作为人生终点站，舒乙说这也是个谜，因为当时家里在灯市口附近，距离太平湖很远。8月25日清晨，舒乙去太平湖认领父亲的尸体。他认为“父亲应该是24日一整天在太平湖边徘徊，他是一个作家，最后应该留下点文字性的东西，但是我没有看到。”
老舍先生的最后一天，常见的文本叙事细节是：老舍拉着3岁小孙女的手，说：“和爷爷说再——见——！”这一幕与老舍作品《茶馆》的结尾几乎一模一样。冰心后来跟舒乙说，“你发现没有，你父亲作品里的好人大多姓李，姓李的人大多自杀，自杀的方式大多选择投水。”最经常被提及的《四世同堂》中的祈天佑最后也难逃被羞辱而死。老舍写道，“河水流得很快，好像已等他等得不耐烦，水发出一点点的声音仿佛向他低声地呼唤呢。很快的，他想起了一辈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漂、漂、漂、他将漂到大海里去，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而且洗净了他胸前的红字。”
再让我们追述一段往事：1941年，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文人们酝酿设一个‘诗人节’。为此，老舍先生写了一篇题为“诗人”的小文，发表在当年5月31日的《新蜀报》上。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是谈诗人特质的：
“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所以他被称为狂士、为疯子。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无关宏旨而忽略，大事就一点也不放松，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心的来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这最后一句简直是在预告他自己的未来——“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他是比较早以身殉难者之一。
一个合理的问题：那么早，他能看出问题吗？当时绝大部分人对“文革”还是看不甚清楚的，相反，都心悦诚服地，虔诚地跟着毛泽东走，以为自己是错的，以为自己写的东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彻底的改造。在作家群中大概只有茅盾先生，凭借他丰富的党内经历，有不同的是非判断，断然采取了不参加、不合作的态度。他的老资格地位对他也有天然的保护作用。他的情况可以算是极个别的例外。那么，老舍先生呢？他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文革”持断然不同的看法。
“是谁给他们的权力？”这是舒乙回忆和父亲最后那次谈话中，老舍的问话。显然，他早有答案在胸。是谁发动了“红卫兵”。他是在问吗？不，他在怒吼，在反抗！他还说：“历史上，外国的文化大革命，从来都是破坏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损害。”、“又要死人了！”、“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舒乙断言：“在受尽一天一夜的残暴殴打奇耻大辱，并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刚烈的、直接反抗之后，投水自杀。没有第二种选择。反过来说，如果有第二种选择，那绝不是他！”因为，他已经把一切事都看穿了。
根据老朋友马松亭先生的回忆，8月初他们最后那次见面，老舍就有了决绝之心。可见投水只不过是他最后的一笔，图画的大框架早已勾勒好了。
它说明，人比动物伟大之处就在于人能计划和安排自己的死。
它说明，士不可辱和宁折不弯并不能全部概括他的死。
因为他是一个极清醒的人，他看到了灾难，不光是对他一个人的灾难。
老舍先生成了太平湖中第一位殉难者。当天，曾有成百上千的人闻讯而来，消息迅速传遍北京城。继老舍先生之后，太平湖成了“文革”殉难者的盛地，连续几日，每天几十人往里跳。
这一切，都是旁人无法替他安排的，是他的本意，有源、有根、有理。
他的好朋友巴金先生、冰心先生还有许多其它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放声痛哭过，国外的文学家更挥毫写下了悼念他的文章和小说，瑞典人在不知原委的情况下甚至准备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可是，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了，他走了，实现了他的预言——“当发生祸患时，身谏，投水，殉难”。
“他的头上、脖子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经凝固的大块血斑，还有大片、大片青紫色的淤血，他遍体鳞伤。”（见舒乙：《爸爸的最后两天》）
这个悲壮而凄惨的结局，至今，还强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深深地，重重地，久久地，让一切善良的人们想起来便黯然泪下……并在酸楚中终于明白了他的死的全部分量。
【补白】AA如果人民害怕政府，就是暴政；相反，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
——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
&4、田汉：国歌歌词的作者瘐死于监狱中
田汉（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原名寿昌。多才多艺，著作等身。既擅长写作话剧、戏曲，电影剧本、小说，又兼具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的才能。他既是文艺工作的领导者，更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少年时代的田汉深受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革命志士和南社诗人、舅父易象的影响，从小就具有反帝、爱国的宏大志向。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1916年得舅父易象之助，东渡日本，考入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在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翌年，创作了剧本《咖啡店之一夜》。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上海各学校竞相上演。从此，先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复大学任教。1926年，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打算编导拍摄《到民间去》，因故未成。1927年秋，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同时还写作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年底，会同欧阳予倩、唐槐秋、周信芳，高百岁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颇广。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科主任。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南国社青年走向社会，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曾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同时，田汉主编了《南国月刊》，写作了《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一致》等剧本和一系列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
年田汉的早期戏剧活动，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戏剧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彻底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吸取了中国戏曲和欧美戏剧的精华，使中国话剧剧本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走向新的高峰。《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他创建的南国社，是最早具有专业性质的话剧团体之一，它推动话剧由校园走向社会，对话剧的普及和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南国社的创作和演出，不仅产生了进步的社会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对话剧事业的开拓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29年冬开始，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7人执行委员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6月，南国社继艺术剧社之后被反动派查封。为了进一步加强左翼剧人的团结，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田汉是发起、组织者之一。1932年参加中共，从此开始参与中共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先后担任过“剧联”的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等一批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面貌。此外他还创作了由聂耳谱曲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歌曲。这个时期是田汉政治热情和艺术才华全面展现的时期，同时对左翼文化活动的开展，也起了领导和推动作用。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与阳翰笙、杜国庠等被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被软禁于南京。同年秋，华北事件发生，田汉与应云卫、马彦祥组织中国舞台协会。12月，邀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演员，在南京举行了为期18天的公演，演出了田汉创作的《回春之曲》、《械斗》(与马彦祥合作)、《黎明之前》、《洪水》。期间曾拒绝国民党政府参与其事并给予经济补助。翌年，改编并演出了6幕话剧《复活》，创作了独幕话剧《阿必西尼亚母亲》、《女记者》和戏曲剧本《土桥之战》。1937年春，据鲁迅小说改编5幕话剧《阿Q正传》，由中国旅行剧团首演。
“七七事变”后，创作了5幕话剧《卢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不久，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审查了田汉被捕后的表现，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8月，田汉赴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田汉南下长沙，又转赴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2月武汉联合公演《最后的胜利》，接着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田汉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并起草成立宣言。1938年初，据抗敌剧协“决议”，田汉与马彦祥、廖沫沙等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后去长沙，又筹办了长沙《抗战日报》，并着文明确提出：“现阶段的剧运路线是戏剧游击战”，号召戏剧工作者为民族解放而斗争。1938年2月，田汉应周恩来之邀，到武汉参加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同洪深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1938年11月，撤离武汉到长沙，团结湖南广大戏曲艺人进行抗日救国的演出，并亲自写作《新雁门关》、《江汉渔歌》、《岳飞》等戏曲剧本。1940年应第三厅之召赴重庆，期间与欧阳予倩、杜宣、许之乔等创办《戏剧春秋》，在桂林出版；田汉曾先后主持“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和“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产生了很大影响。“皖南事变”后，田汉离开重庆到湖南南岳，随后到桂林从事抗战戏剧活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领导组建了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同时写作了话剧《秋声赋》、《黄金时代》，与洪深、夏衍合编了《再会吧，香港》。1944年春，田汉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检阅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进步戏剧队伍和大批优秀剧作的演出，对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和坚持进步戏剧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抗战胜利后，田汉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写作《丽人行》、《忆江南》、《梨园春秋》等戏剧和电影。
这个时期，田汉主要是以公开身份组织领导演剧活动。除了新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演剧团体之外，田汉更注意戏曲艺人的团结和民族传统形式的运用和改造，广泛动员戏剧界各种力量，投入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
1949年后，田汉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戏曲学校首任校长。他紧密团结广大戏剧工作者，为壮大戏剧队伍、繁荣戏剧创作做了大量工作。他积极推动戏曲改革，促进了传统戏曲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创作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改编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作品。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了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他不仅是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造者。
我们不厌其烦地罗列他的创作成果，是为了证明其过人的才华、旺盛的精力、以及对政治的耿耿忠心和对信仰的坚定不移。但是，对于像他这样既有才华又具备知识分子良知和执着个性的人，很难为政治所接纳、所包容。尽管他忠心耿耿，但‘上面’仍然视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果然，到了60年代初，田汉的地位就开始受到挑战，他的仕途生涯也开始走下坡路：1962年文化部和全国剧协在广州联合召开戏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驱散了反右以来弥漫在戏剧界的一些阴云。与此同时，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田汉也公开赞同戏剧题材应该更广阔的论点，号召在写实的话剧与写意的戏曲之间建立起一座金桥，相互学习，建立起一套具有民族气派的话剧体系。他这种无视阶级斗争观念和革命色彩的‘调和’论调，在当时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政治气氛中，显然不合时宜。尚未得势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不敢公开批评总理，但对田汉却无需手下留情，他们把这次会议定为“黑会”，把田汉定为文艺黑线人物。紧接着在上海举行的华东话剧观摩演出，身为全国剧协主席的田汉被毫无理由的剥夺了坐在主席台上的资格，并禁止其发言。张春桥等人把持会议，大肆宣传“大写十三年”，以否定其它文艺成果。此时的田汉似乎还缺乏必要的政治敏感，竟然跑到江苏去作报告，传达周扬在剧协常务会议上的指示，以反驳“大写十三年”的观点。殊不知：这绝不是一场文艺战线上的争论，而是有着严重的政治背景。张春桥等人把他的讲话定位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污蔑田汉是“叛徒”，最后迫使田汉在会议尚未结束时，便黯然离场，到苏州散心去了。在苏州期间，田汉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断裂腰身剩薄皮，新枝依旧翠云垂。司徒庙里精忠柏，暴雨飙风总不移。”（《题苏州司徒庙古柏》）由此可见，田汉在意识到政治上失势后，想到的并不是如何进行反扑，而是抱定坚持真理，不惜牺牲的文人风骨。多么天真！
政治赐给田汉的最后一次机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965年。当时，江青正苦于没有足够分量的艺术家支持她搞现代革命样板戏，于是便找到了田汉，声称只要田汉不再坚持以往的历史剧观点，就可以对其网开一面。面对诱惑，“暴雨飙风总不移”的田汉断然拒绝。于是，阴谋和悲剧开始上演了……。
由于长年忘我的工作，田汉的身体早就跨了：严重的糖尿病和精神上的郁郁不得志，使得暮年的田汉宛如暴风中的孤烛，奄奄一息。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田汉被率先打倒，关入“牛棚”，忍受着暴风骤雨的摧残。
人们也许会问：倔强的田汉为什么没有像老舍那样自杀呢？其一：老舍坚持的是人性的尊严和道德的崇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田汉坚守的除了人文的骨气外，还有政治上的信仰；第二，田汉90多岁的老母尚在人世，他不忍因自己的轻生而毁灭掉老母盼儿归来的一线希望。
他默默地忍受着，期待着。不久田汉走出了“牛棚”，但等着他的却不是自由，而是被正式逮捕入狱。此时此刻的田汉依然天真地坚守着自己的政治信仰。他在自己人生中最后一首诗中写道：“先烈热血写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沿着主席道路走，坚贞何惜抛我头。”如果和他早年所写的《义勇军进行曲》对比，早年作品中的豪迈激昂气概已是荡然无存了。悲夫！
被政治无情抛入命运谷底的田汉没能见到日夜思念的老母，便于日含冤而去,连骨灰都没有留下。AA一代戏剧大师，就这样戏剧般地离开了人生舞台，而抛弃他的正是他深深热爱着的那个时代。
与老舍先生之死比起来，世人对田汉先生之死，显然存在着多种看法，其中不乏反思的意识。也许这是他对政治的幼稚，甘为政治旗手所付出的代价。政治对于文人来说是就像一片充满诱惑的泥潭，生于乱世不问政治未免有些冷漠，但一旦迈入，稍有差池便难以自拔。聪明而狡猾的政治家会利用爱国意识把文人引入这个泥潭，然后再把这种爱国意识狭义化、功利化，任你如何挣扎，只能愈陷愈深。郭沫若如此、老舍、田汉、巴金、周扬……无不如此，哪一代的知识分子能够例外？……唯一的区别是，老舍是卷入政治泥潭的文人，周扬是政治家兼文人，郭沫若是文人兼政治家，而田汉却是个典型的不愿意放弃文人风骨、因而不称职的政治家。
【编者按：直到今天，每次重大会议都必奏国歌。在奏国歌的时候，人们还能不能想起这位国歌歌词的作者？是否知道这位作者被国家政权迫害致死？】
独裁者把国家说成是至高无上的，因为他们就代表着国家；这样说实际就是要求人们把他们自己看成至高无上。……如果主权自己侵犯人权，这样的主权要它何用？
把国家利益看成比人民利益更重要，造成这个颠倒的原因在于政治家的故意宣传。
——著名学者茅于轼
&5、赵树理：“山药蛋派”著名作家的惨死
赵树理（年），原名赵树礼，出生在山西沁水县尉迟村的贫苦农民家庭，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赵树理在农村中长大，不仅了解农民，也热爱和深通民间艺术。青年时代外出求学和流浪，曾就学于长治的山西第四师范学院，接触到新文学，受到极大影响。1930年底，赵树理一边流浪一边开始写作。1937年投身抗日工作，编报纸副刊，同时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福贵》等。1949年后，继续深入农村生活，笔耕不辍，驰骋于中国文坛。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登记》、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以及《实干家潘永福》、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等。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因而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1937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担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赵树理虽然拥有这么许多头衔和光环，但他的性格和气质却与当时的风气格格不入。这种矛盾很早就暴露出来。1955年11月，赵树理和剧作家张万一看了一场戏《柳毅传书》。这是一出传统戏，说的是洞庭龙宫中的龙女和书生柳毅的爱情故事。但是，在当时突出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下，这出戏被改编成地主压迫农民，农民愤怒却苦无对策。正好有个名叫‘柳毅’的勇士，公开揭露剥削关系，领导农民清算地主。龙女和柳毅的爱情也因此建立在受压迫的阶级感情基础上。看完戏后，别人问他戏怎么样？他突然反问：“柳毅入党了没有？”又说：“如果还没有，该讨论他的入党问题了。”张万一等人明白了他的意思，不禁大笑。他却非常幽默地进一步说：“柳毅同志历史清白成分好，立场鲜明觉悟高。”最后他坦率地表明：《柳毅传书》这个戏，故事完整，情节优美。如果一定要塞进阶级斗争的内容，这叫强奸民间故事。在那个“一切为政治服务”的荒唐年代，这种‘强奸民意’的事情，发生得还少吗？以赵树理的性格，势必与当时的形势发生尖锐的矛盾。他的悲剧就在所难免了。
日，《红旗》杂志公开载文污蔑周扬是“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总头目”，预示着倍受周扬赞誉的赵树理也在劫难逃。对赵树理的批判始于1966年夏天，当时他在山西晋城县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7月20日、7月21日，由晋东南地委书记等署名，接连贴出两张大字报，对赵树理进行全面“揭发”批判。8月8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说赵树理是“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从此，开始了对赵树理的公开批判。8月9日，《山西日报》用了一个半版刊登了韶宝、宏光《从赵树理的作品看他的反动实质》的批判文章。接着，赵树理的家乡晋城县、长治市、晋东南地区就开始了对赵树理的揪斗，然后全省的造反派组织拉着赵树理，到全省各地城镇乡村去游斗。
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对他的批判和斗争迅速升级。山西晋城师范学校的红卫兵首先批斗赵树理，他们采用当时最时髦的“喷气式”姿势，把赵树理押到会场，给他戴上高帽，挂上大牌子，上面写着打红叉的“黑帮分子赵树理”。不料赵树理上台之后，竟然摘下牌子和头上的高帽子，使劲掼下台去，然后昂然挺直了腰。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自然激怒了造反派。“革命小将”分成三班，昼夜不停地跟赵树理“拼刺刀”（比喻激烈的辩论）。不久，对赵树理的批斗再度升级，他被“揪回”太原。太原的造反派轮流批斗赵树理。一次批斗会上，一个造反派居然把赵树理从主席台上拉下来，朝他胸部拳打脚踢，赵树理的肋骨被打断，肺叶被折断的肋骨刺穿。1969年，赵树理再次被“揪回”晋城批斗。在一次批斗时，赵树理被人从高高的桌子上猛然推下，髋骨被摔断，直不起身子。从此，赵树理残废了，生活上不能自理。
1970年6月，江青在一次会上又点名要批判赵树理。6月25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批判，并抽调人员组织写作班子，编写了赵树理的“黑材料”，下发各地，供各单位批判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组成立了“赵树理专案组”，28日赵树理被投入监狱。从7月开始，山西各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工农兵群众批判赵树理的文章，到了年底，《山西日报》发表的批判赵树理的文章已达70多篇。
这时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被打断的肋骨，摔断的髌骨等等。但因为他是“反动作家”而得不到有效治疗，发炎化脓，引起了肺部感染，最后发展成肺气肿，连呼吸都十分困难。9月17日，山西省革委会又召开批斗赵树理的大会。会前有人说：“赵树理病势沉重已经不能动弹。”一个借‘文革’而得势的掌权者说：“他动不了，爬也要爬到会场去”。已奄奄一息的赵树理被架着来到太原湖滨会场接受批斗。因他实在站不住，造反派在台上放一张桌子让他双手撑着。勉强维持了半小时，他终于支持不住了，一头栽倒在地。9月20日，赵树理开始不能进食。9月22日下午，牢房里的赵树理突然浑身颤抖，双手乱抓，口吐白沫，嗓子里“呼噜”作响。经专案组批准，被送到医院。9月23日凌晨2时45分，离他64岁生日仅差一天，赵树理告别了他热爱的人生，也脱离了无边的苦海。
临终之前，他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9月6日抄好了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交给女儿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替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的。”为了不给他人留下任何话柄，不给家人带来任何不测，他只能用毛泽东的诗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来表示自己的心迹。
毛泽东的《咏梅》是仿陆游的《咏梅》而作，反其意而用之。陆游的《咏梅》末句是：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也许才是赵树理发自内心的声音吧。
在‘文革’期间，整个文艺界先后被整死的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不知凡几。仅仅根据网上的资料，摘录部分名单如下：
陈笑雨：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1949年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日投永定河自尽。（据《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第31~34页资料，‘文革’期间仅《人民日报》社就有7人先后自杀）。
叶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加入中共，同年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1949年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金仲华：1907年生，浙江桐乡人。新闻出版家、国际问题专家。曾任《文汇报》社社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文革’中遭受迫害，于逝世。
彭慧（女）1907年生,湖南长沙人。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中国作协会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文革’开始后即遭受残酷迫害。日晚上被批斗后倒在北师大的操场上，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被送回到一间无人照顾的小屋。次日中午死亡，终年61岁。
杨朔：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1949年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日吞服安眠药自杀，尸骨无存。
闻捷：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1949年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日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侯金镜：1920年出生，文学评论家。‘文革’初期即上书中央，希望以史为鉴，不要把彭德怀当成敌我矛盾。再一个罪名就是指着林彪的画像骂曰：政治小丑。被揭发后，打成现行反革命。1971年夏天在苦役中猝死于干校。
刘克林：1924年出生，当年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即入《大公报》担任编辑。李慎之以16字赞曰：“才思敏捷，倚马成文，采写编论，无所不能。”后来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他是当年中共和苏共论战的‘九评’文章执笔人之一。《九评》被定位为“文革”之理论基础，而他本人却被‘文革’的大潮所吞没。日，愤然从办公室4楼上飞跃而下身亡。
戚学毅：《北京日报》社记者，因拒绝揭发刘宾雁而从5楼飞跃而下，以死抗争。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个小记者却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坚持自己的‘志’。不惧于淫威，不屈于权势。戚学毅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极其壮烈的伟大行动，值得记录，以警当代，以策后人。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绘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想不出比“心碎”更恰当的了。心碎是因为：献身以求的理想破灭；内心感受被逼迫承认并不存在的错误，侮辱自己的人格，用自己的手把心灵彻底打碎，在精神上再也站不起来。
——引自学者赵复三着文《怀念李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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