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反革命者”章诒和：这世界不值得留恋_历史频道_新浪网
“现行反革命者”章诒和：这世界不值得留恋
& & 作者：吴虹飞 覃宪秋
　　1970年，章诒和(微博)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20年。
　　“监狱里蹲了10年，从28岁到38岁。出狱后噩梦十载。白天奔波劳碌，夜晚被人追逐残害。梦中惊魂不定，醒后大汗淋漓，再多的安眠药也是无效。”
　　岁月的刀剑从她年轻而充沛的身体穿过，留下了看不见的洞缺。她的私人记忆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汹涌的已经不再鲜活，而狰狞的依旧触目惊心。
　　她的众多作品中，最富盛名的当属《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这些沉痛之作，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人，也记录了他们的光鲜与屈辱、闪耀与消亡。
　　什么叫“文字”，读一读章诒和就知道了。作家毕飞宇说。
　　“《往事并不如烟》我读过不下3遍，起码买过10本，推荐给不同的人看。”毕飞宇从未见过章诒和，他说，“我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书写者，才华横溢、功力深厚、目光深沉，这样的人不可能被一种叫’小说’的东西难倒。”
　　他认为，“她的老底子很硬挣，我们这一代的作家比不了的。其实我更愿意用一句老话来谈论这个问题，’腹有诗书气自华’，章诒和的文字就是那种’气自华’的文字，靠抖机灵一辈子也学不来的。”
　　贺卫方也赞誉章诒和的作品，“在汉语世界里树立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
　　有人说她笔下有怨气。曾有署名“田继贤”的文章如此说：章诒和女士似乎仅仅只是沉浸在自己对历史的怨愤之中，却不愿意以更博大的胸怀，理解历史。
　　而她的行文锋利，往往带着一股“痴气”，像是习武之人的“大力金刚”。
　　她撰文直指当年黄苗子告密，冯亦代卧底，又炮轰梅葆玖“大师”之名，引起轩然大波。
　　翻译家蓝英年说：“文革期间她被投入监狱……我没有过她那样的经历，但对她的经历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有’反右’挨批判和’文革’蹲牛棚的经历。我的经历乘上几倍便是她的经历。”
　　痛是她自己的，别人即使理解，也未必能感同身受。
　　她开列了10个女囚名单，打算以她们为原型，写10个故事，也就是10个中篇小说。至今她们可能活着，也可能自杀或老死。所以，“我只能写成小说。”
　　“《杨氏女》写通奸杀人，再下一本书叫《邹氏女》，再下一本书叫《吴氏女》，都是通奸杀人，我最后会讲一个中国关于性问题，我会很好地讲，因为我一直在落泪，我在监狱里面和她们生活了10年。我觉得中国的性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她说，自己从不考虑书是否查禁、是否畅销。把4本小说写完之后，会重返民国，首先是写民国的伶人，会写戏班、男旦，之后重返散文。
　　对她而言，写作已经是最大的欲望。除此之外，人活着的最大的乐趣就是，“有事可做，有饭可吃，还有几个朋友。事，有意义又有兴趣的事。饭，是好吃的家常饭。友，是过心的朋友。”关于生死，她说得干脆利落，轻描淡写：“死亡是生命的最后形式，等我把所有该写的都写完，我会自觉寻死。没有墓志铭。”
　　名门之后
　　章诒和说，影响她一生最大的是她的父亲章伯钧。
　　章伯钧早年就读于柏林大学哲学系，对于德文版的《资本论》颇有心得。1923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国后参与北伐、南昌起义，1927年底，脱离中国共产党。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
　　1942年，章诒和生于重庆。
　　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章伯钧同沈钧儒等人转移至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和与中共的合作，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任主席。1957年反右之时，他被划为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至今尚未平反。
　　5岁的章诒和随父亲旅居香港，就读于培正小学。当时战局尚未明朗，而香港相对平稳的环境，足使年幼的她免受战乱之苦。
　　章伯钧交游甚广，往来皆是名望之士。章诒和自小便得耳濡目染，虽不明就里，但也印象深刻。
　　“1948年在香港，马来的燕窝大王曾送给父亲两大口袋燕窝。回国后我爸忙，我妈也忙，谁都顾不上吃，一直搁在堆放杂物的房间里。”几十年后章诒和在《最后的贵族》里如是写道。
　　1948年，国民党渐落下风。章伯钧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章伯钧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举家迁至北京，住在东吉祥胡同10号C在这里，章诒和从少不经事，直至卷入大时代洪流，见证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沉浮。
　　章伯钧算是建国功臣，回国后受到重任，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
　　一家人住在大四合院中，中央配给别克小汽车、警卫、保姆、厨师。进门是阔大的庭院，迎面是楹联、花坛、鱼缸及树木。八盆腊梅在正房前廊一字排开，枝干遒桀、纵横有致，足以入画C送花者是梅兰芳。
　　由于章伯钧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得以保留：早餐必定是牛奶面包黄油，西餐亦是家常便饭，下午一道西式红茶配甜点。
　　章伯钧夫妇为人慷慨大度，酷爱文雅之事。章伯钧生平大量收集字画古玩，闲时或翻阅古籍，或看原版黑格尔。到1966年，他所藏字画达七千件，古籍20万卷，另有非常丰富的近代史资料和外文书。足够开个陈列馆了。
　　除了诗书文墨，章伯钧还爱花。几十年后，章诒和在文章里写：“父亲喜花草树木，庭院里养的花木数也数不清，说四季有花香，是一点不为过的。在北方，植物的越冬是个大问题。为此，父亲在西跨院修了个花房，把娇嫩的花木集中到这里。”
　　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写得一手漂亮书法，周恩来有所耳闻，曾点名她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字设计。章伯钧时常在家开会待客，史良、沈钧儒、储安平、罗隆基、胡愈之、周新民、吴晗、闵刚侯、许广平以及柳亚子、齐白石、梅兰芳、马连良等人均是座上客。
　　章伯钧夫妇并非奢侈之人，但注重待客之道。每次招待贵客，用餐配以清代官窑瓷器，茶点精细，而章诒和照例是不能上席的。她只能躲在玻璃隔扇后面偷看偷听。在这个屏障背后，她看到了史良的风情之美，储安平俊秀的侧面，罗隆基的风度翩翩，这些知识分子或优雅高贵，或狷介风流，穿透玻璃隔扇的缝隙，投射在她的心墙之上。
　　当时章伯钧夫妇的收入不低，但为人大方，时常接济朋友亲戚，而自身所用节俭，生平最大花销，无非两样：收藏字画古玩，以及招待朋友同僚。
　　一次待客之后，隔日史良派人送来两打簇新毛巾C她在章家做客时，看见卫生间里的毛巾已经形如带鱼，遂送来新的，敦促更换C“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
　　北大教授孔庆东曾对章诒和所忆叙的生活方式大加抨击：“……我们家毛巾是工厂发的，是社会主义给的福利品，一年发两条毛巾，我爸发两条，我妈发两条。而他说毛巾要天天换，不然过的不是人的生活，床单是每天一换，洗的很白。书里边赞美很多东西，都是不自觉流露出来，在我看来都是有问题的。”
　　山雨袭来
　　1957年，反右开始。
　　这一年章诒和15岁，在北师大附属女中念初三。读过不少诗书，见过不少名士，对于人情冷暖、时局善恶也开始略有感触。
　　章伯钧自建国后一直担任《光明日报》社社长。起初满胸抱负，冀望将《光明日报》办成民主党派监督性质的报纸，后因政局所致，无法大施拳脚，日渐疏懒下来。
(责编：wangxia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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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附港版《最后的贵族》】[Yujinsong编辑]目录
往事并不如烟
【附录争议版】
□&&章诒和 等 著&&□&&Yu jinsong 编辑
（孟慰平）
（邢小群）
（许纪霖）
（冯远理）
一群仙鹤飞过──有感章诒和女士的回忆（朱学渊）〖存目〗
（邢小群）
（赵晨钰）
（姚锡佩）
【附录之附录】
（章立凡）
全本电子书下载（EXE文本，767K，无须注册，免费下载，长期有效）（G宝盘，071125修复，文件名：zyh1）&&（51Files）（论坛游客下载，附港版《最后的贵族》WORD文件）
附：章诒和作品《》【全本】在线阅读及下载地址覆巢完卵&--&关于章立凡、章诒和以及他们的父辈
这两天看了本历史小品集《温故》，其中有章立凡所写的《乱世逸民》一篇，讲的是康有为之女康同壁母女在建国后的一些轶事。其中提到章诒和也就相同的话题写过一篇《最后的贵族》，于是也翻出来看了看，倒是可以相映成趣。不过章诒和称康氏母女为“贵族”，似乎还有点疑问。因为康有为出身并非世家，也非皇族，如何称得“贵族”？不如依章立凡所说叫“乱世逸民”合适。
看了这些，还不满足，把两位作者的其它相关文字也找出来看了。基本上讲的都是建国以后这些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经历。看这些故事，经常会看到几位姓章的大人物，由于时代的隔膜，很容易让人头大，分不清哪个是哪个。wiki了一下，这才算搞清楚一点：
章乃器，浙江青田人，民建创始人之一，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大右派，在这几个人中被整得最惨。章立凡就是他的儿子，历史学家。
章伯均，安徽桐城人，最早一批共产党员，曾参加北伐战争，并参与南昌起义。建国后任交通部长。57年成为第一大右派。其女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等书作者。
章士钊，湖南长沙人，曾与黄兴共组华兴会。段祺瑞政府的总长。曾资助同乡毛泽东二万元留学。这个原始股可是不得了，保他后半生没有什么大的磨难。也没有成为右派。其养女章含之，养外孙女洪晃。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早期同盟会员，革命家，大学者，门下牛人辈出，有钱玄同、许寿裳、鲁迅、周作人等。只活到1936年。
还有一个张伯驹，河南项城人，与袁世凯家是世交。读音上很容易跟章伯均混淆。此人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大收藏家，喜好所有这些风雅的事情，比如昆曲、京剧、辞赋、书画。反右中也受到冲击。
说来好笑，我们看这样的名人轶事，到底是看什么呢？
我想大体有以下几条：
第一，憧憬一下上等人过的那种奢华的生活，过过眼瘾也好。
第二，看到生活在天堂里的上等人也跟我等凡人一样也有痛苦、倒霉的时候，心中得到一些慰藉，增强活下去的信心。
第三，了解了上等人的生活，自己似乎也跟那个幻境中的上层社会建立了某种联系，产生一点莫名的优越感。
虽然他们的故事中的情节不见得比普通人的更曲折，境遇的悲惨不见得比普通的人更赚人眼泪，但我们还是更愿意看他们的故事。这就是原因吧。
他们的奢华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像我这样的草民来说，书中描绘的上等人的生活与读者所知道的普通人的生活的巨大反差，是最引人注目的。
这些大右派当年都颇受新政权的礼遇，这一点毫无疑问。书中对此的描述也是毫不掩饰，甚至是津津乐道，丝毫不顾及草民的感情。即使戴了右派帽子，即使工资减少了很多，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普通民众想都不敢想的。看了让人不免心生羡慕嫉妒恨。尤其是看到章士钊嗜好鸦片，而且是靠当局“特供”，运动中烟枪被抄走了他便向毛主席求救的时候，不禁心生厌恶：原来这些人也是依附在新政权上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啊。心中不免有些不以为然。想到网上有北大孔教授还有安替等人对章诒和的书的评价，大概就是有感于此吧。
话虽如此，他们在运动中也确实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如果因为他们有钱有势就不同情他们的苦难，则难免有暴民心态之嫌。
况且，看看历史就知道，有钱人倒霉的时候，穷人并不见得会得利。看看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情形就知道了。
道理也很简单：通过暴力抢来的财富，也落不到普通民众手里，而是会落到另外一些“有勇力者”手里，草民们不过是为人作嫁、火中取栗，还有可能烧到自己的手。看看无数次的政治运动，我们上过的这些课还少么？所以，我等草民，千方要克制住那种“均贫富“的冲动。
话说远了。
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当时看起来很奢华的生活，放到如今其实也不算什么，比如西式点心、冰箱、汽车，如今有多稀罕？他们过的，可以说是一种有品质、有尊严的生活，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是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中的民众所应得的生活。只是在当时，有机会过上这种生活的人是极少数而已。这样的生活，应该是个憧憬的目标，努力的目标，而不是个憎恨的目标，打击的目标。
再说，素富贵，行乎富贵。他们只是按照他们本来的方式生活，没有什么过错。
他们的苦难
了解那段历史的话就会知道，那时是个时代的苦难，大人物、小人物都不能幸免。大人物们所遭受的苦难，并不见得比普通百姓更多，但是比普通百姓嚷嚷得更响，相反普通百姓的苦难却没有机会表达出来，所以才让人觉得有些不平吧。
我也看过季羡林等人的回忆录，其中不乏对自己当初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控诉。字里行间似乎总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我生活得好好的，你们为什么要来打扰我？你们凭什么？
季大师研究梵文、佛学这么高深的学问，同时又是个非常纯真的人。就像一个小孩子被抢走了玩具，攥着小拳头怒视那些强盗。
照我看，简单说原因不过两条，第一是新政权虽然一开始对他们礼遇有加，但内心还是充满敌意，第二是普通大众出于不平等而对他们产生的敌意。你想，既无群众支持的基础，也无当权者的特别呵护，你凭什么保持你那超出众人的优越的生活方式呢？这样的空中楼阁、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方式，是没法长久保持的，张力太大了。
对于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苦难，一部分来自肉体上的伤害和物质上的匮乏，更多的则来自精神上的摧残和内心的苦闷。他们受到的有形伤害，比起当时的普通百姓来说并不稀罕，想想三年灾害时期的千万饿殍就知道了。他们最痛苦的，还在于现实的残酷与他们心中所知道的那种理想生活之间的巨大落差。这些人要么留学欧美，要么是鸿儒耆宿，不管是基于西方理念的宪政、民主、自由、人权，还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仁义礼智信，都会因为现实与理想的严重背离而感到难以接受。
他们的人格
不管是在《乱世逸民》中，还是在《最后的贵族》中，作者所着力刻画的，都是康氏母女的高尚人格。总结起来，包括豁达的人生态度，不畏权贵的勇气，困境中的强烈的自尊，还有扶危济困的侠义精神。章诒和之所以把她们称为“贵族”，道理也在于此吧。
但这些都是一个方面。在章诒和的书的的其它章节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大文人、大知识分子的另一面。我无意贬低他们的品格，但是看到章文中描述的反右运动中老友之间、甚至夫妻之间也会毫不留情地揭发、告密、批判，还是让人感到震撼。
联想起前些年看过的《霸王别姬》中霸王和虞姬在被批斗的时候互相揭发的场面，还有《1984》中儿子对父亲的告密、情人之间的互相出卖，不禁感慨现实生活真的是比戏文里面讲的故事更有戏剧性。这简直就是顾炎武所说的“仁义充塞,而至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那种亡天下的场景了。
也许是残酷的迫害泯灭了人性？联想到赵作海被刑讯逼供，逼到连根本没影的杀人罪都能认下来，可以想象那种摧残是多么可怕。可是像反右中的那些告密者，并不一定是受到这样的伤害以后才去告密的，比如史良和浦熙修（大右派罗隆基的两个情人，反右中曾向罗落井下石）。他们又是为了什么呢？
或许这也说明了人的本质上也有邪恶的一面。中国有性恶论，西方有原罪说，这一点并不奇怪。不管你学问大还是小，地位是高还是低，都不能例外。
问题还是在于，好的制度应该是让人表现出好的一面，坏的制度才让人把最邪恶的一面暴露出来。
他们的时代
自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这个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们似乎消除了对这个变局的不确定性的恐惧，开始满怀信心地着手对这个古老的帝国进行渴望已久的主动改造，把它当作一张白纸，任意挥洒，试图绘制一幅美丽的图画。
这些民主党派也是一样的信心满满。“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几年之后当他们发现自己并没有坐在驾驶座上，对这辆狂奔的列车毫无控制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想下车也来不及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中国文人的理想。既然不能经国济世，也只能努力保全自己的身家，他们连这个也经常不可得。章立凡和章诒和，都可以称作是覆巢下的完卵，提起那段旧事，自然是耿耿于怀。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他们的回忆，填补了历史记录中被刻意留下的空白，让普通人心目中的那些大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让人对那段历史走向的原因产生思考，很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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