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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卖的多少钱一盒
老北京同仁堂的生存发展史　　(一)为御药房供应“供奉”　　同仁堂的创办人姓乐，浙江宁波府人，在明朝永乐年间来北京谋生。最初这位姓乐的在北京以摇串铃走街串巷行医和代卖小药维持生活。到了清朝初年，其后代乐尊育进了清官太医院，当了一个出纳文书吏目(管理文件材料的小差使)。这样，就为后来同仁堂的创办及发展打下了有利基础。清康熙八年(1669年)，乐尊育之子乐梧岗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大栅栏路南开办了同仁堂药铺，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使同仁堂有了一定的发展。同仁堂的大发展是从雍正年间为清朝宫廷御药房供应“供奉”(为清御药房供应中药，当时称“供奉”)开始。
同仁堂有了为皇宫“供奉”药品这个靠山，既为同仁堂提高了社会声望，也为同仁堂后来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同仁堂和御药房打交道，都是先领药款，尔后才交货。这种预领官银，加强了同仁堂的经济实力和资金周转，实际上是为同仁堂提供了无息贷款。　　(一)四大支　　同仁堂药店是北京著名的老药店，历史十分悠久享誉海内外。达仁堂和宏仁堂药铺也是乐家人开的，但它不是同仁堂伪分号。它们的来历是这样的：清朝末期乐家繁衍为四大支，就是乐孟繁、乐仲繁、乐叔繁、乐季繁兄弟四个。同仁堂由这四大支共同管理，规定每支每年从同仁堂领取一万两银子。另外还允许他们在同仁堂寄卖自家所制的丸、散、膏、丹等药品。当时，同仁堂店中的职工，大多数都是非亲即友，所以职工也分派别，不是乐孟繁的人，就是乐仲繁的人，不是乐叔繁的人，就是乐季繁的人。他们在向顾客推销药品时，都争着向进店买药的顾客介绍自己的所依附者所寄卖的药品。这种寄卖制损害了同仁堂的公共利益，而且造成店中的混乱，给同仁堂的经营管理带来很大的麻烦。
后来，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共同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边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民国十年(1921年)，乐孟繁支开了乐家老铺“宏仁堂”药店。随后，乐仲繁支开了乐家老铺“宏济堂”药店，乐季繁支开了乐家老铺“达仁堂”药店。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政府从北京迁至南京，乐孟繁支的乐笃周在南京开设了南京“同仁堂”，破坏了四支“家族协议”，引起其他三支的共同反对，争吵不休。最后，使得乐笃周的哥哥、当时掌握北京同仁堂大权的乐佑申被迫辞职，才算了结。　　前后总计，乐孟繁支开设了南京同仁堂一个，宏济堂三个，乐仁堂五个，宏仁堂四个；乐仲繁支开设了颐龄堂一个，永仁堂三个，怀仁堂一个，沛仁堂一个；乐叔繁支开设了济仁堂二个，乐舜记一个，宏德堂一个；乐季繁支开设了达仁堂十个，树仁堂一个。这三十多号“乐家老铺”遍及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进一步扩大了北京大栅栏同仁堂在国内外的影响。　　(三)炮制讲究　　“都门药铺属同仁，丸散人人道逼真；纵有歧黄难别味，笑他若个术通神。”这是清代文人对同仁堂的赞誉之词。同仁堂的驰名，虽然和清代御药房有关系，但更主要的是同仁堂一贯遵循“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经营方针。过去同仁堂炮制紫雪丹时，古法要有金锅银铲，可是同仁堂没有金锅，他们就收集乐家眷属的金首饰约100两，放在锅中与药料同熬，使金元素入药，提高疗效。同仁堂不管炮制什么药，都是该炒的必炒，该蒸的必蒸，该炙的必炙，该晒的必晒，该霜冻的必霜冻，该存放的必存放，绝不偷工减料。像虎骨酒和再造丸炮制好后，都不是马上就卖，而是先存放，使药的燥气减少，以提高疗效。虎骨酒制成后，要先放在缸里存两年，然后再卖。再造丸要密封好，存一年才能卖。这种做法，不仅增加成本，而且还要多占用设备，多占库房。因此，一般药铺没有条件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他们都是现炮制现卖，这样药的疗效自然比不了同仁堂。　　(四)自我宣传　　在做广告宣传中，以同仁堂最会做，最有办法。清代，北京城里每年二月要掏沟一次。这里说的沟，是北京的地下泄水沟。掏沟时，全城臭气熏天，污泥堆积，行人很是不便，尤其是夜晚，不留神，就会跌倒在污泥堆中，弄得遍身臭泥。因此，在每逢掏沟时，同仁堂就派人在掏沟的地方，挂灯为行人指路。每到天黑以后，到处是一片漆黑，白纱灯上写有“同仁堂”三字，不仅方便了夜间的行人，也使人们对同仁堂留下深刻的印请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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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北京老字号
城南药香最沉的几大老铺
　　北京城最大的药王庙在天坛附近的东晓市，建于明天启七年1627），似乎有药王爷神明的启示和保佑似的，在老北京城，药业发达。而且名号最响的几乎都在城南。
　　过去卖药的药铺，最早分生熟两铺，生铺是采购来大批药材后用古法炮制之后批发，熟铺是再精加工后卖成药。旧北京像讲究有四大花旦一样，生铺有四大药行之称，均在城南：花市上头条的“隆盛”和“天成”、花市上二条的“惠风”、打磨厂的“天汇”。它们有北方帮、南方帮之分，“隆盛”和“天成”是北方帮，药材多来自中药材古地河北安国；“惠风”和“天汇”是南方帮，一经营白术、元参等，一专从川广进黄连、厚朴、杜仲、藏红花、羚羊，都是贵重药材。
　　最早生熟两铺，是朴素并存发展，熟铺渐渐做大，将采购炮制与精细加工研制于一体，取代生铺，成为气候，是清末民初的事。北京城后来称之为的四大药铺：同仁堂、鹤年堂、千芝堂、万全堂，便是这时候造就的名声。主宰着北京城药业的这四大老药铺，恰恰也都在城南。
　　同仁堂：从手摇串铃的游医，到制御药的官药房
　　同仁堂是龙头老大，同仁之名取自易经，意为无论亲疏远近一视同仁，讲究一个医德。清末竹枝词中，有“都门药铺属同仁”和“买药逢人问乐家”之句流行。
　　同仁堂开业于康熙八年（1669），门脸在大栅栏，制药厂在西打磨厂，祖上是从浙江来京的手摇串铃的游医，又称铃医。到了乐显扬这一辈，成为了清太医，时转运来，他将福上的秘方和宫廷的秘方结合一起，创办了同仁堂。自雍正初年（1723）起，就特制宫中御药，据说现在故宫里还有老佛爷吃剩下的同仁堂的乌鸡白凤丸。因是制御药而获有特权，可以预支官银，调市药价，同仁堂的地位不可一世。1900年庚子大栅栏一场大火，烧了同仁堂，药铺里又住进八国联军。称雄200年的同仁堂，结束一蹶不振的状况，是解放以后的事情了，风光一时的乐松生，是乐家第十三代传人。
　　万全堂：比同仁堂还老，传说是乐家当女儿的陪嫁赠予他人
　　万全堂，据说开在明永乐年间，比同仁堂的年头还老，传说也是乐家祖上的买卖，是后来乐家把它当成女儿的陪嫁赠予他人，才改换门庭。民国期间，万全堂有京城名医杨绳武题写的对联：万国称扬誉广三千界，全球景仰名垂五百年。足见其五百年悠久的历史，所以有人说，是先有万全堂，后有同仁堂。
　　万全堂门脸，开在崇文门外路西巾帽胡同南，高台阶下就是原来的八路公共汽车站，那时候上中学，我常常要走到这里坐车，天天和它打照面。据说堂中有一副有名的抱柱联：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讲的也是医德。我没有看见过，但门外正中间的万全堂的匾额，左右两侧有书写着“万全堂乐家老铺精制饮片丸散膏丹仙胶露酒”的金字通天大匾，每天都晃着我的眼睛。
　　我印象最深的，是1959年，在崇文门外拍电影＜青春之歌＞，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因为万全堂的高台阶上面看得清楚，我和好多人挤到上面。那大概是万全堂从来没有过的壮观了，因为后来没几年，“文革”一来，它的那两块通天匾，被锯成一截一截的；1992年建新世界商厦，占了它的位置，彻底见不到它的影子。
　　鹤年堂：曾是严嵩别墅花园里的厅的名号
　　鹤年堂的名字很雅，取淮南子中“鹤寿千年，以极其游”之意，和药铺没有什么关系。相传是严嵩别墅花园里一个厅的名号，“鹤年堂”三个字是严嵩的手书，严嵩败落之后流落在外，被药铺的老板得到，觉得这字苍劲有味，就当成了自己药铺的名字。
鹤年堂是明嘉靖年间（1526）创办的老字号，据说大门两侧有忠臣戚继光书写的“调元气”“养太和”的配匾，堂中有曾经因上疏严嵩五奸十罪而被严嵩害死的另一个忠臣杨继盛书写的抱柱联：欲求养性延年物，须向兼收并蓄家。现在虽然看不到了，但只要一想，将两位忠臣和一个大奸臣的字放在一起展览，不知道当年老掌柜的是怎么想的，是不因人废字，还是故意让人们做了对比联想？
鹤年堂的位置不好，在菜市口，过去杀人的地方，每次杀人，监斩官就坐在鹤年堂内，人们传说鹤年堂用人血馒头入药发家，门前有好几个人才能免摇得动的巨型大铁算盘，为的是摇动它的声音压过犯人临死前的骂声，总之都不是什么吉祥的东西。不过，即使如此，鹤年堂依然生意火爆，一席曾经和同仁堂平起平坐，民国期间曾有记载：“近虽西药林立，同仁鹤年二家家族，于平市四城设分肆无数，而购药者不约而同趋前门桥及菜市口两处。”
　　千芝堂：传说藏有千万灵芝
　　千芝堂开在明末之年，但规模远不及同仁、鹤年两堂。千芝堂取“世有千芝，天下共登仁寿”之意。这意思，不是取自古训，而是千芝堂留存下药目中的话，是千芝堂自己的追求吧。传说千芝堂藏有千万支灵芝，我看大概只是传说而已，未必可信。
　　千芝堂真正发达，是清光绪七年（1881年），搞药材批发的吴霭亭花了两千两银子买下千芝堂，现存千芝堂的匾额，就是吴霭亭自己书写（店开在花市口南，两层木制阁楼，古色古香，一直挺立到1993年，建金伦大厦时被天噬）。
　　吴聘请懂药材懂制药又懂管理的一下子丰当掌柜的。王极其精明，八国联军进京时低价大时收购有钱人家存的参茸，战后再原价卖出；把当时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请到千芝堂坐堂，就是其中两招。几下子，把千芝堂经营得风生水起，晋级应城四大药铺的行列。当然，京城四大药铺，历来说法不一，其中一说是把庆仁堂归入四大药铺之内。因此，有必要说说庆仁堂。论历史，庆仁堂成立得很晚，是王子丰自恃开创千芝堂有功，和吴霭亭闹翻之后，在崇文门外大街的路东偏北自立门户，一样的雕梁画栋，锣对锣鼓对鼓，唱起了对台戏。
　　庆仁堂：千芝堂“培养”出的掌柜子
　　庆仁堂取“庆有延年益寿，仁心普济万方”之意，匾额请清末举人江竹清书写，起码不输于吴霭亭的字。王子丰为自己这家药铺特意命名为“庆仁堂参茸庄”，这意思很明显，参茸庄要比药铺高一档次，故意给千芝堂看的。那是1912年的事。1917年，又在珠市口南开设南庆仁堂，以后陆续在虎坊桥开西庆仁堂、在东四开北庆仁堂，在前门大街开庆颐堂（现长春堂店址），全市7个连锁店，生意越做越火。
　　德寿堂：老板在钟楼设计一列会跑出来的小火车，做活广告
还要特别说一下德寿堂，因为城南原有的大小老药铺上百家，包括四大老药铺（同仁堂1900年被火烧、万全堂、千芝堂和鹤年堂，分别在1992年、1993年、1999年，在扩路建楼轰鸣中被拆毁），谁也没逃过上世纪末。现在，不要说城南，就是全京城的老药铺，只剩下德寿堂硕果仅存，在修建两广路时和阅微草堂一起幸免于难。
　　它那三层小楼，样式是西洋的，琉璃装饰是传统的，在二层楼南侧外立面，设计安装了一列仿真小火车和左右城门门洞，火车能跑着穿越其间。三层钟楼的时钟每过一小时，那列小火　车就跑了来转几圈，替德寿堂做活广告，引得观者如潮。是当年惊动京城人的大新闻，好奇的人们都要去看看侃侃，德寿堂成为后起之秀。尤其是德寿堂社会秘方研制的“康氏牛黄解毒丸”面世后，迅速成为闻名中外的精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洋赛会上荣获奖章，在中南海国货精品展览会上获得褒奖。其建筑风格独特，中西结合，前店是二层楼阁，后连二井院落，是目前北京市唯一完事保留店堂原貌的老字号药店。将老北京当初的药业景象，留给我们一份活标本，真的难能可贵。
德寿堂的创办比较晚，1921年先在南小市开张了五间小房，1934年才在现今两广路上建成了这三层小楼。它的老板康伯卿，原在乾元堂药铺学徒，偷学得一点儿制药手艺，卖点儿眼药棍，万应锭之类的小药，夹包串巷，赚来一些辛苦钱。那时，这样的小药都是平民百姓的常用药，我小时候还吃过万应锭呢。赚钱不多，却积少成多，康伯卿把最初那五间小房，渐渐扩展到这天层小楼，还在广渠门外买了11亩地，养鹿百余头，专门提取鹿茸。他研制的康式牛黄解毒丸，曾经风靡京城，盖过其他药铺，应该属于后来居上。
　　最后还应该说件事，也许有点儿意思：“文革”中，这几家老药铺都被改了名：鹤年堂改为人民药店，万全堂改为解放药店，庆仁堂改为永向阳药店，千芝堂改为井冈山药店……算是它们几百年沧桑史中的一个花絮，立此存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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