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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精英领域专家暑假要读的书之二　　龙应台：所有创痛都应该被温柔治疗--历史视窗
暑假要读的书之二&&龙应台：所有创痛都应该被温柔治疗
20:54:00 | By: 胶己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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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所有创痛都应该被温柔治疗
来源　东方早报记者 石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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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畅销台湾一个月有余，龙应台终于松了口气回到德国，并以台湾出版商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昨天还在书展场馆做了一场名为《我如何解释我自己》的专题演讲。在参加书展间隙，龙应台接受了《东方早报》专访。
　　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邂逅龙应台几次，《大江大海》中的主角之一小儿子菲利普时刻陪在妈妈左右――就算在采访现场龙应台说，如果你觉得无聊做自己的事去吧。正在上大学一年级的菲利普还是留了下来，倾听母亲如何回答记者提问。对于自己不同意的观点，菲利普还会打断母亲说话，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母子俩就开始激烈争论，当然最后谁也没说服谁。而这也是《大江大海》中不时发生的场景，在这本书中菲利普穿针引线在不同场合出现，带领年轻读者进入历史深处。
　　试图让读者进入1949年深处的《大江大海》，提出了反思、批判、忏悔、对话、倾听等主题，不过对于这段特殊历史的处理，激烈的反对和无意的误解也在情理之中。不过，龙应台说，“这是我该做的事情。” 龙应台说写作一开始，她关注的是1949年前后流离来台的那200万人，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对那块土地上原来已经存在的600万人，所知更少，他们甚至比外省老兵更弱势无声，因此这本书后半随着转向，她也进入到台湾乡下本省人的故事。“他们正代表台湾社会里，一个个从未被打开的记忆黑盒子。60年来，我们竟没有问过这些身边的人，你心里的痛是什么？如果伤痛的黑盒子没有打开，就会继续造成彼此的怀疑和政治的斗争。”她说，“所有创痛都应该被温柔治疗，即使60年后也不晚。”
　　写历史的人，通常把光打在一将功成上，这本书是写‘万骨枯’。
　　早报：《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之后，马上成为港台畅销书，目前累计销售已经近20万册，对于这样一部厚重的著作能够被市场接受，这出乎你的意料吗？
　　龙应台：我其实没有想过它会卖得怎么样，特别是写书的时候不会想市场的问题。但是后来，书出版之后把所有人特别是出版商都吓了一跳，没想到卖得那么好。台湾和香港加起来一共3000万人口，6周内印刷了20万册，这已经超过了我之前所有畅销书的数量。所以《大江大海》的畅销对我而言就是社会现象，告诉我一个信息，这种销售量代表了什么？我在写书的时候，预期是为社会集体疗伤。在台湾，60年来彼此不喜欢、冲突的两个族群，我希望他们彼此了解，消除代跟代之间的鸿沟，通过这个书的销售，已经发生了作用。比较意外的是香港，香港很少有书能卖过1万册，这本书在6周内卖了近4万册，一方面是香港人本身发生了和台湾相似的过程――我们的父辈是这么过来的。但有多少大陆读者在香港买了这本书？这个数量可能也很大。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读者是台湾读者，但从头到尾如影随形的第二读者是大陆读者。
　　早报：《大江大海》这么畅销也说明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性的历史著作，它打动人的是它的文学性，不少读者都是忍着泪水读完这本书的。
　　龙应台： 几乎所有的台湾和香港读者都对我说，他们带着眼泪看完这本书。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我从头到尾都不希望它是历史书。
　　早报：可是在这样一部文学性的书里出现那么多的历史注释，你为什么要故意打断读者的阅读连贯性？
　　龙应台：就文学阅读而言，有那么多注释是一个障碍，尤其是文学读者在读文本的时候，突然跑出一个号码来。第一他不会去看注释，第二他挺讨厌它们，因为阅读情感就这样被打断了。一位学者或者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舞台不会太了解，专门做文学的作者也不太会去做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所以我个人花了很大力气对历史资料做功课，但最后要用文学来呈现。文学和历史这两者之间有张力存在，会引起争议。这些争议我暂时没有回应，我想让读者的阅读维持其饱满性。所以，这本书本质上还是一本文学作品。我做资料研究就像在腿上绑了石头，当我进入文学舞台的时候，就必须把绑它们的绳子全部剪断，要像蜻蜓翅膀一样轻盈。
　　早报：你说在写作《大江大海》期间，强忍住自己不要流泪，书出版了之后呢？
　　龙应台：人是很渺小。写历史的人，通常把光打在一将功成上，这本书是写“万骨
枯”。这对我这个写作者确实有点残酷。在写作的时候，专心致志到一个程度，情感是不能进来的。我写完之后，反而是更加平静，这种平静像为亡魂上完一炷香后的平静。所以这本书完了之后，一段时间内我将不再写东西，这有一种内伤，我需要去慢慢疗伤。
　早报：你从《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到《亲爱的安德烈》、《目送》然后这本更大的“目送”《大江大海》，读者可以看到它们有一个延续性在里面。而且你的叙事对象都是你的儿子安德烈和菲利普，这是你特意安排的叙事手法？
　& 龙应台：是的。比如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为什么以菲利普为写作对象？首先很私人的原因是，菲利普从小对历史很感兴趣。此外，我希望这本书能在族群和族群间、代与代之间做一个跨越。我太了解台湾年轻一代不知道谁是陈诚，甚至连孙中山是谁都不知道。我写书时，帮我校对的年轻人，他不知道“孙立人”三个字怎么写，讲到黄百韬就问是国民党这边的还是共产党这边的。我想做代跟代之间的桥梁。所以把菲利普作为叙述对象，如果这本书能被一个19岁的欧洲青年接受，那说不定20岁这一代的中国读者也能接受。菲利普作为书中叙述对象，他出现不多，但很关键。他在书开始的时候出现，然后像河流进入地下，可是到了讨论纳粹“罪与罚”时他出现了，到了最后他在想要不要服兵役时，又出现了。那是文学的考量，也可以拉近年轻读者，我写这本书非常重视怎么让年轻人进来。
　　早报:安德烈和菲利普频频成为你书中的主角，他们接受吗？
　& 龙应台：菲利普还没有读呢。他知道我写了这样一本书，但还不知道我的细节。《亲爱的安德烈》里，我和安德烈是平等的交换，而在这本书里，菲利普自己的声音还没出现，但等到他看到德文、英文版的时候，他可能会发出反对的声音了。
　　我对这本书完全不求客观和史实，如果你对我说1949应该是这样的，我会对他说，我看到的是这样的。
　　早报：我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江大海》章节顺序与你刚刚完成的最初版本是不一样的，因为目前的版本章节顺序更能体现你的父母辈在那段历史中的艰辛，所以我更情愿把《大江大海》看作是你个人的家族史。
　　龙应台：这种理解符合我创作的原意，但是它出来之后，大家愿意赋予它更大的主题。对此我也无能为力。我对这本书完全不求客观和史实，如果你对我说1949应该是这样的，对不起，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我会对他说，我看到的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个叫史实的东西，我在这本书里不在乎。
　　如果别人对1949有不同的看法，那就应该有更多人去写啊！但到现在为止，写1949，大陆的书大部分是写战争，写军事和政治；台湾这边写1949，大部分是关于蒋介石如何，宋子文如何，基本上都是大人物的幕后解密，要不然就是黄金和故宫文物是怎么运过来的，所以像我这样的比较少。
　　早报：可是在“2009”这个时间点上，还是出现了不少个人回忆性质的著作，比如成英姝和父亲成汤合著的口述著作《我曾是流亡学生》，著名作家齐邦媛《巨流河》等，你的历史记忆创作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龙应台：有一点要注意，这本书不只是关于200多万外省人的，相当部分是关于1949之前就居住在台湾的600万本省人。写这本书，我其实花了很大工夫写这600万人。对于1949，人们第一个反射的动作就是，你要写外省人，好像1949是这群人唯一拥有和垄断的。我写这本书心里想的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不去了解本省的600万台湾人情感和伤痕，你无法理解自己父母这代外省人。在这个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才了解到，以前我们对1949年的认识限定在被丢来的外省人，这是非常片面的。所以，才会有这本书与其他相似题材不同的地方，它往回走，走到1945甚至1942。
　　尤其在写本省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更悲惨，因为他被自己的国家一次、二次的背叛，他们更失落。其实台湾人的长辈比我们外省父母受的伤害更深。
　　早报：我知道这本书你从1999年就开始构想创作，但直到今年9月才出版，这给许多人感觉你在台湾写作，也是在特意追1949这个时间点，这样赋予这本书更多含义。
　　龙应台：第一次意识到我的书会在9月出版，然后变成对台湾的“献礼书”，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因为1999年我就开始打算写了，而到了去年才下定决心写这本书是因为父亲的去世，这让我意识到了时间的急迫感。我压迫自己一年内一定要完成，之所以书会在9月完成出版，因为9月我要在香港大学开课了。这也可能是冥冥之中的事情。我在闭关写作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建国大业》这部电影，当书出来的时候，结果有人开玩笑说《建国大业》Vs《大江大海》。这本书在9月出版可以说是冥冥之中的机缘巧合，但也该到了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了，否则1949年就只有一个声音。发现有这个巧合，我也觉得很安慰。
　　早报：前面几个月，台湾出版一批以1949为主题的书，是不是台湾也在反思？
　　龙应台：台湾这边对历史的反思基本上很少，这比不上大陆。因为只有压迫才想往深处走，去做灵魂的探索。台湾这里没有探索灵魂的迫切感，台湾这里有反思吗？没有人在意，连知识分子也很少。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对读者没有预期，因为我一直担心读者进不来，然后这本书就无声无息地走过。但就算《大江大海》无声无息的话我也能接受，因为这是我该做的事情。
　　早报：你写这本书最大的愿望是为战争说声对不起。
　　龙应台：建国60年，除了欢呼胜利，还需要一点追思，毕竟当年的战争死了那么多人。或者最低限度的，大家都不要用一些词来描述对方。因为我在写作中发现，原来同一个战场上，胜利和失败的双方可能都是山东、东北的子弟，很可能是同一个村子出来的，这太残忍了。所以我们还需要一点悲伤的纪念。
　　早报：不过这本书在台湾，蓝绿双方都有争议。
　　龙应台：我写的时候，我也知道有政治的暗潮。书还在报纸上有节选连载的时候，就有读者写信过来说，我描述的“二二八”污蔑了我们外省人，没有“二二八”的镇压还会有现在的台湾吗？而另外一边也有反应，但主流的反应不是这样的。所以还是很欣慰。我对于那些战争中死去的人给予灵魂安慰，我们基金会每天都接到八九十岁老兵的电话，他们很激动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不过对于书中的某些内容，就算是台湾也不能完全接受，因为台湾这边也有刺痛比如对于台湾籍日本兵的描述，刺伤很多人习惯性的感情，可能挑战某些人的底线。
　　而年轻一代，更应重新认识那个时代，对那个时代有尊敬和体恤。大陆人接触台湾人，常常说台湾人天真。你的天真是因为你的上一代经历了艰辛的挣扎，为你赢得了今天的和平安定。所以你对你的天真要有感恩，这也是这本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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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像一只突然出现在窗口的黑猫，带着深不可测又无所谓的眼神，淡淡地望着你，就在那没有花盆的、暗暗的窗台上，软绵无声地坐了下来，轮廓溶入黑夜，看不清楚后面是什么。后面，其实早有得极深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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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讨论:暑假要读的书之二&&龙应台：所有创痛都应该被温柔治疗
[ <span id="t_10-8-16 21:13:00 | By: <span id="n_(游客) ]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年华正茂；
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
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
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曝尸于沟壑。
时代的铁轮，辗过他们的身躯。
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也正因为，他们那一代承受了，
战争的重压，忍下了离乱的内伤；
正因为，他们在跌倒流血的地方，
重新低头播种，
我们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
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
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
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
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
战争，有「胜利者」吗？
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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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讨论:暑假要读的书之二&&龙应台：所有创痛都应该被温柔治疗
[ <span id="t_10-8-16 23:49:00 | By: <span id="n_(游客) ]
半截历史的战争之一 －－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本文发表于日及6日联合早报副刊《文艺城》
当我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页、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读完，我不能抑制眼泪，虽然之前我边读边流泪。它称不上“巨著”，据龙应台说只有区区的15万字，她觉得她应该用150万字来表现那个特殊的时代、事件和人物，才能显示出它那有如大江大海的深阔的气势和魅力。其实，所谓的“巨著”不是由字数来决定，我们也读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的小说，可是，读完之后，脑子里剩下什么呢？一堆记不起来的名字和一连串支离破碎的情节。当然，龙应台的这部书并非完美得无懈可击，只不过与一些长篇小说或报告文学来得优秀。
众多的人物，有条不紊的出现，包括那些已不在人世的，迁居海外的，散落在海峡两岸的，有名无名的，都在这本书里有个恰当的位置。每个故事都有时代的连接，1949年或1945年或之前之后，虽然有些部分衔接得不够紧密，无损于这本书的价值。1949年到2009年，刚好是60年，一个甲子年。选择在中国60周年国庆当儿出版，不能不说是一个微妙的“巧合”。如果说这本书只是“纯粹”的反映那个时代的“逃难史”，而不涉及政治上的考量，那是说不过去的。战争的爆发就是政治行为，不管最后谁消灭谁，谁夺取政权。这里面有对错，胜败吗？历史总归是历史，看你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样的政治眼光来看？龙应台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那么浓厚的“反共”政治环境底下成长，又曾经担任过政府的文化部长，这些背景无疑干预了她的写作，书里多多少少透露出一丝模糊的反共意识，这是我们可以理解并接受的，而这其实不是本书所欲阐述的主调。
本书的主调是什么呢？正如龙应台所说的，那是一个大迁徙，大流离的时代，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难民潮，移民潮都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的交叉点上展开，迁徙流离的结果都导向最终的死亡，那都是源自于兵祸；战争，不管是抗日战争还是国共内战，战争打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难民潮。一方面是中共席卷整个大陆，一方面是国民党退守台湾，那些不愿意呆在大陆的，誓死效忠国民党的，那些被哄骗的被强迫退守的，以及被抢被骗当兵的，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离开祖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似乎一夜之间几十万人整百万人离开了家园，在中原大地上像流水一样流来流去，除了一部分人清楚知道他们要去哪，大部分人（包括那些边逃边读书的中学生）只是因为战争爆发，家乡再也无法立足，不得不远走他乡；在逃难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幕接一幕惨不忍睹的事件。人的命运根本无法掌控，生命不堪一击，在各种各样的痛苦的肉体折磨中死去，包括被打死、病死、饿死等，死是惟一的选择。
所以龙应台的这本书，讲的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在大迁徙大流离的动乱历史中的人的死亡史，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也许还不够真确。龙应台是个有良心有理想的愤怒的作家，这本书是她对那个时代的奉献，我们表示万分的崇敬。
本书共分8部，73个章节，每一部都有个主题。1949年是个分水岭，不管承不承认，中华民族正是通过战争结束了千百年来不断发生的战争，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在大历史的浪潮中，出现了这股前所未有的难民潮，这只能说是半截历史。龙应台说过，历史是没有声音的，换言之，真正的历史只存在于回忆中，而不是在文字或文献里，有文字的记载也只能算是半截历史，所以龙应台的书刚好填补了另半截。这半截历史的可信度如何？相信是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所关注的。我相信龙应台是以一个作家的责任、血性、感性来审视整个事件，虽然有经过若干文学手法的修饰。当然，龙应台有她的主观和感觉，毕竟，这半截历史是近代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和灾难史的一部分。
战争的惨烈，让我们没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人难以想象，龙应台用大量的“史料”－－包括访问、传记、图片等来叙说历史，写下被打死、折磨死、病死、饿死的惨状，甚至出现连日本人吃日本人的事，对战争进行了无情而血淋淋的控诉。
让我们回到本书。基本上，龙应台是以小说兼报告文学的手法来写，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小说式的报告文学，当中还穿插了一部分的访问稿，以及必要的散文修饰手法。我把它分成上下两部，上半部为前四，下半部为后四，为什么这样分呢？这是从故事的发展和结构上来看。上四的写法较严谨，有较多的文学意味和人物刻划，是属于文学性的写法；下四则比较接近报告文学的写法，也较松散。本文主要谈的是上四部，占了全书328页中的174页，下四为154页，显见上四所占的分量较重。
第一部《在这里，我松开了你的手》，分为14个章节，写的其实是自传。这是一个中篇小说，完全可以独立成章。
这一部采用了时空交错的手法，时而以现在式进行，在现在式的叙述过程中又穿插了过去式的回忆，造成波澜壮阔的场面。也许写的是一家人，感觉行文蛮亲切，没有什么血淋淋的场景，以这作为开篇，比较容易切入读者的心弦。龙应台的小说才华在这里获得尽情的发挥，让我们在回溯历史的当儿，也充分的享受到龙应台叙述故事、刻划人物的艺术手法。龙应台的文笔不仅老练，而且运笔自如，描写细腻，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往往寥寥几笔就营造了环境气氛，把人物给写活了。龙应台也没经历这场战祸，这场刻骨铭心的战乱，是来自母亲的回忆，父亲的“自传”以及自己的文学想象把它串连起来，既有史实的部分，也有文学风采的部分。在龙应台笔下，应美君（龙应台的母亲）是个多么有智慧有胆略的“新女性”，具有不同凡响的“历史人物形象”和鲜明的文学形象，这是并存的。
美君是在1949年1月离开淳安的，那年她才24岁。“烫着短短的，时髦俏皮的发卷，穿着好走路的平底鞋”，这是龙应台对母亲外表的描写，正因为这与众不同的装扮，才显出她作为驻常州的宪兵队长的丈夫的妻子的“派头”，毕竟不是一个“平民”，是个有见识的有文化根底的新型女性。她17岁就会“独自押着一条船的货，从淳安沿水路送到杭州城里去做买卖”，会做买卖的女人同时又是精明的。
龙应台还写了一个小故事，说明美君是如何“智退”缉私队的士兵，她的临危不乱，大胆而智慧的化险为夷，读者可参看第一节《美君离家》，里头有很详尽的介绍，这里不赘述。
淳安是个有1500年的历史古城，美君离家时，龙应台这么写：“人会死，家会散，朝代会覆灭，但是一个城，总不会消失吧？”虽然是模拟美君的语气来说，实则是龙应台自己的语言。事实的发展证明了这是龙应台一厢情愿的想法，为了经济的发展，1959年建水霸，古城的最后命运是沉埋水底下，历史所制造的悲剧，不是人的力量可以转移；历史的可悲就在于，我们在历史的浩劫里，是无能为力的。正如美君的离家，投奔大海，投奔的过程中，不得不选择骨肉的离散，这一选择，亲人永远分隔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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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　讨论:暑假要读的书之二&&龙应台：所有创痛都应该被温柔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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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截历史的战争之二 －－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美君不仅时髦，会做买卖，这对她将来的生活提供了保证。她“投奔”到高雄后，就利用她这个天赋的才能展开新的生活，开始独立生存。像她这样的女性，在那个时代里是凤毛麟角的，谁会想到逃难之后该如何规划未来？她不仅具有商业眼光，还是个非常感性的人，在她的心灵深处，任何地方都比不上淳安，任何最美丽的河都比不上新安江水。1995年9月，她终于回乡了，阔别50年，她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父坟，可家乡已沉埋湖底。一个亲戚对她说：“我们这儿是可以遥祭的，就是对着那个方向祭拜，大姐你遥祭也可以吧？”美君的回答是：“我在台湾遥祭了50年……我是淳安的女儿，找父亲的坟是天经地义的。”家乡，在她心目中是多么具有分量。从这里又引出余年春这个与她同龄的人，他靠着记忆把淳安的一山一水一屋一瓦画下来，淳安古城已成了永远的祭魂。这张图简直可以称为淳安的“清明上河图”，凭着这张“清明上河图”，美君终于找到父坟。
这一段细节写得精采生动，坟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最后的归宿，入土为安，代表传统的思想和感情的归向。从逃难到安家到回乡，漫长的50年里，美君的记忆衰退，甚至认不得自己的女儿－－龙应台，老把她当客人，但惟一不变的，便是淳安古城，新安江水，父坟，这些都是属于大地上的东西，对美君来说，是生命里不可磨灭的印记，人与大地的关系、感情，牵系着乡情、族情。而这，其实就是中国人世世代代的精神延续，不管你到了何处。
龙应台塑造了一个很完整的母亲的形象，对父亲龙槐生反而着墨不多，父亲的身份是个军人，但从他身上透露出来的，更多的是“文人”的气质。龙应台也写了当年被安置在衡山的哥哥龙应扬，应扬已是个农民，淳朴、善良的中国人。回乡之旅带来的是一种淡淡的哀伤。
第一部不是用平铺直叙的手法来写，时空交错的幅度颇大。60年来的隔离、遭遇、变化，通过短短的三万多字，确实不能写出那种惊天动地，生离死别的境况。龙应台写得很简洁，充分利用时空交错的特点，把大场景一再的浓缩，只集中在那些富有表现力和“戏剧性”，张力的情节上，从而使到整个小说更趋于统一，完整，人物也更饱满。采用这种时空交错的手法有个缺点：那就是漫无边际。龙应台做到的是，控制自如，该换景的时候就换景，绝不拖泥带水，给人一种干净利落的感觉。
第二部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单看题目就够吸引人。从这部开始，就进入了报告文学的范畴。这一部共有10个章节，占了50页，也有三万多字，最精采的部分是两批中学生，一是来自山东各个中学的学生，一是来自河南南阳的16所中学的学生，前者八千多个师生，后者五千个师生，因为战争爆发，不得不离开家乡和学校，长途跋涉的“故事”，确实是“断岸千尺”，惊心动魄，令人既震撼、痛心又惋惜。
龙应台在这部“报告”里，写了“外省人”的遭遇，还有两篇访问稿，一是管管，一是痖弦，两人都是当今台湾著名的诗人。由诗人自己来现身说法，更充满了悲怆的色彩。在访问管管时，管管情不自禁的哭泣，龙应台说了三句“管管你不要哭”，相当的动情，令人也“情不自禁”的掉泪。龙应台也借用她的好友英格丽特祖母的话说：出了村子就是永别。这句话具有普世的意义，只要有战争，不管在中国、在海外，甚至德国，这句话就像魔咒一样，永别即永恒。在长途跋涉的过程中，任何事都会发生。龙应台说：“很多人死在跋涉的半路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异乡就是故乡，再也没有回头之路。
日，这一天正是传统的端午节，解放军已经包围青岛，10万国军撤离行动开始，目的地是台湾。
14岁的张玉法和八千多个山东的学生，组成联合中学，跟着校长和老师们，离开山东家乡，走了一千多公里的路。别小看这一千多公里路，一路上的惊险、饥饿、死亡，如附骨之蛆。这批浩浩荡荡的师生行行走走之间，并没有忘记读书。“到了没有战争的地方，停下来，放下板凳，就上课。”这对现代学子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家没有了，学校没有了，随时随地都会丧命，还上什么课？这正是中华民族优秀而强韧的生命力、民族性的体现；乱世出枭雄，可也出文人啊。他们并没有放弃读书，这是多么顽强、凄酸、可爱而又可敬的学子啊。他们决定往南到广州，但广州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相信大多数人都没离开过家乡，在湖南接近广东交界的地方，粤汉铁路上有个很小的车站，叫凄（心字旁）风渡。张玉法和17岁的二哥就在这里分手，一个北上，一个南下，命运就此错开。像这样的“别离”，不止在这里上演，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在重演，颠沛流离是当时的境况。
八千个学生从1948年的济南战役、徐蚌会战时就开始翻山越岭、风雨苦行，1949年到达广州时，大概只剩下五千多人。也就是说，三千多个学生在跋涉的半路上死掉了，这些学生姓甚名谁，大约也无人去理会，死的人太多太普遍。 日他们到达澎湖，以为从此可以过新的生活，不料又遇上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所有的男生都在机关枪的威迫底下集中到操场，一个勇敢的同学在队伍中大声说：“报告司令我们有话说！”当场就被卫兵用刺刀活生生的刺死！他哪里知道，逃离了大陆的战争，却死在澎湖国军的刺刀下！
另一批从河南来的学生，日，他们将步行千里，到暂时还没有战火的湖南。当这五千多个中学生在雪地里跋涉的当儿，徐州战场上，几十万国军在雪地里被包围，弹尽援绝，连战马的骨头都重新挖出来吃，战争的惨烈，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河南这五千多个学生，每走到一个有车站的点，就会失去一部分学生。
龙应台说：“南下北上，一上车就是一辈子。”这是一句很经典的句子，与她的好友英格丽特祖母的那句话：“出了村子就是永别”，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如那批山东的学生，这批河南的学生也没放弃学习和读书。当时有个叫马淑玲的女生，留下带在身上的一本《古文观止》，这本书成为他们的课本。校长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篇。
“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房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第21节105页“江流有声，断岸千尺”。战火纷飞，朝不保夕，学生们仍能“静”下心来学习，确实无法想象。我想，这正是中华民族泱泱的民族魂！
五千多个孩子，到达广西的，剩下一半，他们还得继续出发，跟着云南的二十六军残部撤到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龙应台对“十万大山”有这样的描写：“数十万大大小小的山，如雄狮挡关，一字排开，形成难以跨越的天然国界。原始丛林，瘴疠蔓延，浓密处，阳光射不进来。……十万大山藏着毒蛇猛兽的原始丛林。”从南阳出发的五千个孩子，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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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　讨论:暑假要读的书之二&&龙应台：所有创痛都应该被温柔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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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截历史的战争之三 －－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第三部的《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只有5个章节，27页，一万六千多字，算是全书里“分量”最单薄的，但龙应台设计情节和对文字的掌握、运用，挥洒自如。她的“笔”有如魔术师手中的魔术棒，或如音乐会指挥家的指挥棒。
龙应台把台北形容成一张“历史地图”，这可不是一张普通的平面图。“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划出一个大的十字坐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这四大块其实是中原大地的版图的缩影。每一块的街名代表某个地区、方位，从这里辐射出去，龙应台带领我们游览了大江南北。这个写法很有概括性，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每天在这地图上走来走去……地图大大的张开着，而一切竟然是历史的意外布局”，这个布局为的是“光复河山”，但也只能当成一场梦了。在这张地图上，可以说四处烽火。
龙应台不仅跟我们介绍那些街名，还借街名回溯历史，比如台北有一条德惠街，从小在这里长大，或经常溜达的人也许并不知道，1947年2月的国共内战，就在德惠这个东北城市进行。这是“国共内战第一次严重交火……死在德惠战场的士兵，破碎焦烂，而且全非的程度，看来令活着的士兵也觉得不忍卒睹……当天气温是零下17度……城外野地里，堆积起来的共军尸体像座小山，细看一下，一具一具硬得像冰冻的死鱼一样。因为是冰冻的僵尸，所以看上去没有血迹。”
同样的“惨状”一再发生，战火延烧到辽宁省的锦州。“日，国共在锦州外围激战。范汉杰所统帅的国军调动了11个师，和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5个纵队，相互厮杀割喉……”，“三月，东北白雪皑皑，炮火暂歇时，东北农民探出头来看见的是，原野上仍是一片白雪，但是炮火烧过、炸过的地方，是一块一块的焦黑；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留下的是一滩一滩的腥红。”
北方的崇礼和一般的农村很不一样，18世纪就已经是天主教向蒙古传教的基地。龙应台说：“共产党从日本人手里抢先接管了这个小镇，但是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与崇礼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民怨很深。15个月后，国军进攻，崇礼人组团相助，但是当国军退出时，崇礼人就被屠杀……国军在1946年12月收复了崇礼之后，特别邀请南京的记者团飞来塞外报导最新状况……记者团被带到一个好的位置，终于看清了广场上的东西。那密密麻麻的，竟是七、八百个残破的尸首……有的残手缺脚，有的肠开腹破，有的脑袋被活生生切掉一半，七、八百具尸体，显然经过残酷的极刑，竟然没有一个是四肢完整的……共军蹂躏了村民之后，国军把尸体扣留下来，让悲恸欲绝、苦苦等候的家属在记者面前以高度'现场感'演出，戏码叫做'共军的残暴'”。我在前面说过，由于龙应台特殊的身份，她具有若干反共的意识是不奇怪的。这一大段描写，主要的目的是“控诉”共军的残暴，突出国军的“仁慈”，龙应台有另一段描写：“满面尘土的国军士兵从地堡中钻出来，冰冻的荒原上还冒着一缕一缕的黑烟。抬走自己弟兄的尸体之后，算算敌人的尸体有几百具，新一军的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巡视战地，看着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眼泪。英勇退敌的50师师长潘裕昆走在尸阵里，默默不作声，只沙哑地说了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眼睛就红了。”
我有几个想法，提出来跟大家切磋一下。
龙应台没经历过这场战役，这一大段文字完全是靠资料加上自己的文学想象写出来的，这都是些什么样的资料？相信大半是“一面之词”。南京的那些记者肯定是亲国民党的，当然会竭尽所能的涂黑共军，此其一。
第二，日军占领崇礼，对崇礼人如何？不会礼遇有加吧？除非日本国是个天主教的国家，在这点上，龙应台没有告诉我们，崇礼人在日本统治期间遭遇了些什么？共军接管了崇礼后，民怨很深，所以当国军打回来时，他们组团相助，等共军回来却被屠杀，如果事实如此，崇礼人早就死光了，毕竟这是个小镇，人口不多，这是凸显共军的残暴。
第三，记者所看到的广场上的尸体，究竟是平民，共军或国军的尸首？龙应台不也说里头有不少军人，可见是国共交战留下的尸首。龙应台重墨渲染这些残破的尸体，主要的目的还是凸显共军的残暴。那些受过“极刑”的究竟是共军还是国军，也是值得商榷的。
第四，龙应台把国军将领写得如此菩萨心肠，形象如此的高大，相比之下，共军的确是残暴的。试问：国军为何兵败如山倒？全国大多数人民为什么会站在共军这边，如果共军真的如此残暴，不会只是出现在崇礼这个小镇，全国人民早就起来造共军的反，为何共军最后能一统天下？
国民党将领真的如此仁慈吗？如此仁义、英勇英明之师，为何得不到民心？我想，龙应台对历史的反思，有太多主观的色彩和想象。在第35节《一万多斤高粱》中，“18军军长杨伯涛被俘虏后，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看见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通过村庄看见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说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线。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这就是军民团结的明证。
当然，战争本身是残酷的，不管是国军还是共军，惟一的目的就是消灭敌军，战场上什么事都会发生。重现历史现场是有一定的困难的，隔了那么长的岁月，很多事、很多人，包括人的回忆和史料，距离真实也许还有一段距离。史料不一定可靠，人的记忆尤其是，战争的伤痕经过时间的磨合，已慢慢的脱离原来的轨道。
最后要谈的是第四部《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部分八个章节，38页，二万多字。
我感到兴趣的是龙应台对长春那一段被刻意遗弃的历史。
苏联红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龙应台引用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沈阳火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正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跟着，龙应台又写：“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
老实说，我对许长卿的这一大段的说词是存疑的。要知道那是个火车站，不是在野外，中国人已麻木到那种状态了吗？我注意到，凡是台湾人写中共历史，一定是贬低他们，反之亦然。所以我认为许长卿编造故事的成分比较高。
“长春围城，应该从1948年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3月15日算起。到5月23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10月19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于是龙应台“开始做身边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个活活饿死了30万到60万人的长春围城史，我的台湾朋友们多半没听说过，我的大陆朋友们摇摇头，说不太清楚。”，于是她到了长春，帮她开车的三十多岁司机小王说：“真有这回事吗？”小王是土生土长的长春人，他从来没听说过这回事。后来小王帮她联系上曾当过解放军的大伯，他参与了长春围城战。小王跟他在电话里谈了40分钟，我奇怪的是，既然联系上“大伯”，为何不直接去拜访他，而是通过电话，尚且又是通过小王的转述，而不是龙应台自己接电话？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是龙应台自己的语言了。当年“参与”长春围城战的人不只小王的大伯，有些人还活着，为什么没有人谈起这件事？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大伯可以通过电话向龙应台这个陌生人谈述，可见这已不是秘密，为什么小王竟然一无所知？用“他谈往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马上跑开了，没人要听”（小王）来作为开脱，是说不过去的。
龙应台也提到林彪的部署，其中一条是：……要使长春成为死城。同时又“转录”林彪等人给毛泽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照说这些都是密件，外界根本无从知晓，资料如何曝光的呢？而且从林彪的报告里，我读的感觉不像一份军事报告，而是报告文学了。“……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军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这是报告吗？还是小说散文的描写？跟前面提到的戏码“共军的残暴”如出一辄。我想，龙应台是被台湾人写的所谓“秘闻”误导。长春围城这么耸人听闻的事件，不会悄无声息，国际人权组织到哪儿去了？
我不是说龙应台在编造历史，而是要对所谓的史料进行确实的考证。
第34节《盛猪肉的碗》，是第四部里写得最精采的部分。龙应台通过一个叫林精武的口说：“……在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战斗之后，嘴里都是泥土。眼球涨得通红，跟弟兄们坐下来在雪地上开饭－－好不容易炊事班煮了一锅猪肉。正要开动，一颗炮弹打下来，在锅上炸开，耳朵顿时失聪。再回过神来，睁开眼，同伴的头、腿、手和脚，被炸成碎块，模糊的血肉，就掉进盛猪肉的碗里。”这一幕叫人无法磨灭。而类似这样精采的描写，在本书里比比皆是，龙应台的文字功力是不容置疑的，这也是令人激赏的地方。
限于篇幅，后面的四部就此打住。虽然这本书还有些令人置疑的地方，但总体来说，还是一部相当杰出的报告文学，对我们这些没经历过战争或逃难的人来说，该是一部很有警惕性的书，让我们更珍惜生命，维护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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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 / 李对龙
多年前在与洪哲胜先生的往来邮件里，看到这位“台湾民主运动的老兵”称一九四九年败落台湾的国民党人员为“外省人”。这个在大陆的用语习惯里多少含有地域歧视的称谓，使我意识到当年的台湾本地人和那些突然大规模涌入的战败者之间的隔阂。当然，洪老意指并非地理意义上的歧视，而是这群狼狈的涌入者竟反客为主，不与本地人平等相待也就罢了，甚至把枪炮坦克指向了他们，在这个狭促的孤岛上俨然以征服者自居。 后来杨德昌的经典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让我在“二?二八”、戒严等历史概念之外，对这些特殊的“外省人”在台湾的生活有了更具体的一点了解。杨德昌这部电影主要讲的是“外省二代”们的故事，也就是他们的父母来台后的“成果”，借用他们中的一个马英九的说法就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他们中的另一个，作家龙应台女士，以展现自己的父辈们在一九四九年大变局中溃败台湾的遭遇为初衷，在六十年后写下了这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龙应台说，这是一本关于失败者的书，在一九四九年前后他们大多是怀有梦想的年轻人，却被战争机器所裹挟，身不由己地四处飘零，最后汇到台湾这个小岛上。 “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 那么，所以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都是。 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 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 战争，有“胜利者”者吗？ 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曾经我对于这场大变局的了解，仅限于学校教科书上既意识形态化又非常中国化的“成王败寇”的定论。在大陆的教育灌输里，四九年那辉煌而伟大的胜利充斥于各种科目的教科书里。我还记得无论哪个老师，一讲到三大战役他们都会兴高采烈地和年少的学生们一起计算，这三场仗一共干掉了多少国民党反动派，答案是一百五十多万。后来我知道主要靠人海战术的解放军的伤亡也不会是小数目，只是他们羞于把这也真实地写在教科书上。当时坐在教室里思想纯洁的我们，为这些阿拉伯数字而感到振奋，但渐渐地我也不禁心生疑问：这一百五十多万也都是中国人吧。现在我明白，他们既是一百五十多万中国人，也是一百五十多万条生命，与我们一样都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有血有肉的人，牵连着上百万个家庭。就算不想引导学生们反思战争的残酷，也不应如此夸耀这些数字，我们的教育灌输让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于血腥和残忍，让他们学会在血的祭坛上欢呼胜利，让他们认为在某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杀戮是件伟光正的事情。 即使后来不再相信教科书的灌输，我对于那场内战的失败者们的了解仍是模糊的。作为生长于大陆的年轻人，只能以看待历史的眼光去认知那些史实和概念，我知道自己这种认知是很难真正具体到血与肉的。作为“失败者”的下一代的龙应台则不存在这样的认知隔膜，她在港台所处的文化位势也使她有能力调动大量的资源，来展现“失败者”们的痛楚。即使如此，当我初看到这个定位很“大”的书名后，还是有点怀疑龙应台能否深入而具体地驾驭这个宏观的题旨。但正文前的这几段“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的话，使我打消了这样的顾虑。它传达出作者规避了具体的意识形态化的是非成败的论调，并且以人文情怀、立足于人道主义来写战争，有着更高的价值追求，至少不会带着替父辈们发泄仇怨的目的来展现这个题旨。 在犀利的杂文之外，龙应台也是个能以女作家所特有的细腻和煽情的笔触，来调动读者的情绪和阅读兴趣的高手。她的许多温情脉脉的随笔、散文和小说常见诸于大陆报刊，题材多为亲情伦理、见闻感受、生活感悟等，这些大多精短的文章写得很好很圆满，但也仅此而已，并非我的阅读兴趣所在。关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龙应台在采访中声称以文学叙事来展现这段“大历史”，我不禁疑虑她会不会搞得大而无当？对散文式的写作而言，主旨再宏大也应在书写中落实到具体细微处，否则就只能流于飘忽。读过全书后我明白，思辨评述的方式是历史研究者们才应采取的，并非历史学家的龙应台放弃这种方式无疑是明智的；在采取文学化的表达方式来直观叙史的同时，龙应台从头至尾都以人伦情感为基点，立足于具体的人物遭际。所有人物的命运汇到一块，支撑起一九四九年从大江到大海的时代流离图景。 这便是龙应台这部著作在写作方式上的成功之处，对此他在书中也有过谦逊的表述：“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飞力普（作者次子――引者注），没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譬如说，请问，你如何准确地叙述一把刀把头颅劈成两半的‘痛’，又如何把这种‘痛’，和亲人扑在尸体上的‘恸’来做比较……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概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在龙应台这些“绝对个人的传输”的记述里，很多故事惨烈得让我不忍卒读，以前能带给我如此强烈的阅读感受的只有廖亦武的底层访谈系列。双方题材不同、文笔相异，但都以个体命运为言说基点，这种对每一滴血、每一滴泪的直观描画，也许比抽象的理论评述更需要执笔的勇气。读完全书，我脑海中满是时代流离中破碎而慌乱的个人意象：龙应台的母亲在火车站痛苦地犹疑，要不要带上幼小的儿子逃亡；龙应台的父亲与他的母亲诀别时无言地相视；下车方便的女人在火车突然开动后哭号着追赶，她的孩子还在车上；流亡学生们在颠沛流离的途中就地升国旗、唱国歌、读书、听课；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的钱穆和他的学生余英时，为了生活拼命地写稿；林精武在战场上好容易吃到一碗猪肉，炮弹落下，等他回过神来看到碗里满是战友的血肉；共军蹂躏村民后国民扣下尸体，让家属在记者面前展览他们的悲痛；长春围城中平民被赶到两军对峙的中间地带，成为活靶子和掩体；被母亲丢弃的奄奄一息的婴儿，趴在地上微弱地蠕动着；被围困的士兵给在家乡“死也心甘情愿地等你”的女子，写下“至死也不会忘记你”的绝笔情书…… 龙应台特意到长春求证的“长春围城”是我此前闻所未闻的，她说连大多数长春市民似乎都已忘掉了这段惨剧。一九四八年五月，林彪的部队正式封锁长春，下令要使这座城市成为死城。共产党说得出做得到，最后城内饿死的人数大约有几十万。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们的官方记录里，胜利者们所描述的长春围城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内战时流亡南方的山东联中和豫横联中也是我所不知道的，他们在那些早就认清共产政权真面目的老师们的带领下，翻山越岭南下，途中一边流离一边上课。他们中最后只有少部分到达了台湾，但当时残败的国民党政权也好不到哪里去，不少学生又被抓去入伍打仗。老师们为学生奔走抗议，最终以烟台中学校长张敏之为首的七位师长，被当做匪谍枪决。 还有一部分流亡学生和一支国民党残部被赶进了中越边境的深山里，当他们终于翻越深山，却又被当时占据越南的法国军队囚禁于集中营里。其中的一个学生赵连发身上带着一本《古文观止》，那是他的同学马淑玲留给他的纪念礼物。在原始部落一样的集中营里，“三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篇。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直至三年半后，这些被困越南的人才通过国际交涉被送去了台湾。 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校长，在台湾把书亲手奉还当年的学生赵连发，流泪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六十年后，赵连发真回大陆找到了马淑玲，双手奉上那本《古文观止》。“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抛开那些已没有意义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之所以详述关于流亡老师和学生们的故事，就是想说明：这样一个国家、一个群体，无论多么败落、凄惨、麻木、愚昧、逆来顺受、残忍嗜血、歧途连连，其中总还能有些闪光的、值得坚守的、让我们怀有希望的东西，哪怕那只是时代洪流中最柔弱的星星点点。 龙应台最初的写作目的在于讲述父辈们战败后的流亡历程，应该是写作过程中接触了越来越的资料，最终她以更具人文精神的笔触，以展现战祸之流离、个体之柔弱、死亡之残酷，深入到对国家与战争的反思层面上。那些被时代所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不仅包括内战双方和战乱中的平民，甚至还有某些身不由己的纳粹军官和年轻的日本士兵，那些台籍日本兵的伤痛更是她展现的另一个重心。当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接收台湾时，这里已被日本人统治了半个世纪。年轻一代完全在日本文化的教育灌输里长大，他们中很多人踊跃争取为天皇上战场打仗的机会，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四邻将此视作无上的荣耀。当国民政府收回台湾时，这些人很难说自己是解放了还是沦陷了，有些台籍日本兵在东京审判中被判了刑。用所谓民族大义苛责他们是无力的，就像四九年后的大陆人必须接受共产党的教育灌输、台湾人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教育灌输一样，我们都是被伤害与侮辱的人。
龙应台说，向所以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我认为在宏观上把责任归咎于大时代的同时，也应把功过、是非尤其是责任，反思和落实到具体的每一次变局、每一次转折、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个体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也是伤害与侮辱别人的人。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的战乱和灾难，屡入歧途的迷失，杀戮、极权、暴政的盛行，每一个个体都有着不容回避的责任。社会个体长久而普遍存在的错误，往往通过集体无意识的共通心理，酿成长久而深重的时代大错。
“如果每一个十九岁的人，自己都能独立思考，而且，在价值混淆不清、局势动荡昏暗的关键时刻，还能够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这是龙应台对自己生活于德国的儿子说的话。显然，对今天台湾和德国的年轻人而言，独立的思考和价值判断只是他们自己愿不愿意为之的问题。而对于大陆的年轻人，则更需要智慧、理念、策略和勇气，甚至要时刻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这是更艰难的，却是更有意义的，如果每一个大陆的年轻人都能独立思考，这个国家肯定会非常地不一样的。
龙应台是有理由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的，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洪老在称四九年前后唐突闯入的“失败者”们为“外省人”的同时，也说，当后来国民党顺应潮流、改头换面，通过选举执政后，他们已获得了台湾民众的授权和认同。我们大陆人是否也已开始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我们的授权和认同又在何期呢？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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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时间: 18:03 作者:梁文道点击:3915次 一、
　　国庆为什么要阅兵呢?或者更直接地问，阅兵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兵者，凶器也。在一片人工制造的欢欣气氛之中，把一队队坦克和可以运载核弹头的导弹送进张灯结彩的大街，难道大家就不觉得诡异甚至荒谬吗?当然，我知道标准的答案一定是阅兵能够展示国防的力量，而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正是国家存在的基本目的。
　　可是这个国家根本就建立在一连串的战争之上;它不只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而和平诞生的机构，它还是一具透过无数杀伐才得以稳定执政的战争机器。为了达成保护人民的目的(比方说保护人民不受外国侵略)，它得先屠戮人民;如此吊诡，如此难解。
　　所以怎样定位 1949那一年所发生的事，便成了一个很紧要的问题了。如果把它看成“革命”，那么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罪恶了。尽管是罪恶，但你还是有办法解释，因为它到底是场革命嘛。例如，你可以描述一个革命前的黑暗状态，把它形容为水深火热的地狱，然后陈说革命之必要与战争的不可回避。你还可以挖掘出一条和平路线曾经有机会实现的证据，然后控诉国民党拒绝和议，坚持用兵的残酷及愚蠢。虽然并非全无可议，但这样一套革命论述大体上还是能够勉强地解说那种吊诡的情境。没错，国共战争那三年是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可那是革命呀，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新国家，不得已，总得有人牺牲。于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能以龙应台所说的“胜利者”形象，心安理得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检阅它胜利的原因了。在这个意义上，快乐地阅兵不只不荒谬，反而很正当;因为当年的战争是正义的，眼前的武力也是正义的。我们正义，并且凯旋，你就算兴奋得跪倒在装甲车前，也没有人会怪你变态。
　　不过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1949那一年还可以有别的说法，比如“内战”。我觉得大陆这几年越来越流行“内战”这套论述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内战”和“革命”不好并容。内战是一国之内不同武装力量的交战，双方抢夺政权，彼此敌对仇杀;然而，这毕竟是同一个国家里头自己人的事。革命就不同了，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它要彻底推翻过去一切的邪恶与腐朽;革命者和老政权完全是不可与共的两端，判然分明。
　　如今用“内战”代替“革命”，目的自是为了两岸统一。大家打了半天，可到底是自己人起哄，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兄弟俩千万别以为打完一场架，就连血缘关系也断了。所以南北战争打完，美国还是原来那一个美国。
　　有些论者喜欢用南北战争比较我们的内战，觉得人家到最后大团圆结局很好，双方彼此尊重，败军之将李将军至今还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粉丝遍及北方。怎么我们就不行呢?
　　因为我们的内战在某程度上还没有结束，也没有人投降，它延续变形为一种不动声色的敌对状态。就说是革命，它也还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长期革命。而且我们始终绕不过那个问题;它究竟是内战还是革命?只有“内战”才能支持双方和解，并且必将统一的道理。只有“革命”才能说明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新中国，而今年是它建国的六十周年。它们的矛盾在于如果你接受革命论述，你就必须承认对手不是兄弟，你和他没有关系，他是和你全然不同的老怪物。你还得考虑是不是要继续“解放”对岸的大业;如果不，你要说明对方已经不腐朽了，而你自己原来也不革命了。
　　以“内战”代替“革命”，你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新颖?失去了“革命”那种看似天然的道德光环，你在内战中杀了那么多人又还有什么道理可讲?死者不再是让政治理想大放光明的燃料，而是“兄弟俩”夺取大位过程中的无辜w魂。
　　革命是一场开端，所以暴力是必然的。正如汉纳?鄂兰( Hannah Arendt)在《论革命》里所说的：“如圣经和典故所说的：该隐杀埃布尔，罗慕路斯杀雷穆斯。暴力是开端，如果不运用暴力，如果没有忤逆之举，开端就无法缔造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那场开端暴力的拾遗了。
　　虽然多年前的《雪白血红》已经详细描述过四八年长春围城的惨烈，但是在龙应台的笔下重看一次那半年的经历，你仍然会抑止不住自己的情绪。“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当时共军的策略就是严防死守，不许粮食和燃料进城，也不许百姓出城，他们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困死在城里”。只不过被困死在城里的，主要是那上百万的市民。
　　他们吃掉了猫狗老鼠，吃掉了马，然后吃树皮、吃草、吃酒糟，最后吃人。一个幸存者记得自己在草地上看见一个正在移动的东西，“那是被丢弃的赤裸裸的婴儿，因为饥饿，婴儿的直肠从肛门拖拉在体外一大块;还没死，婴儿像虫一样在地上微弱地蠕动，已经不会哭了”。连围城的林彪都忍不住给毛泽东发电报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龙应台在长春考察，发现连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这件往事。“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被遗忘的死者当然要被唤回，被湮没的历史当然要被记起，所以龙应台才会花了一年多的功夫，几乎是呕心沥血地写出了这本书。但是循着智性的推理，我们仍然可以追问，她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是想命名那些只剩下数字的死者?是想藉着填补事件来重述一段不同的历史?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之后，很快就被大陆当局当成了禁书，它还禁止媒体与网站发表任何评介文章。为什么?它怕什么?难道这本书动摇了六十年国史的基础，动摇了那套革命的叙述?我们知道这场革命的合法性建立在它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在共产党终结了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再反共的作家和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当年的国民政府实在烂得可以，否则共产党就不可能在短短三年之间以摧枯拉朽之势终结掉国民党的政权了。难道龙应台正面驳斥了这一整个论述，从根本上否定了它的理据?
　　没有，龙应台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是“非政治”的，因为她甚至没去触碰那个很根本的问题：这到底是革命还是内战?汉纳?鄂兰认为传统战争从不以自由为论据，只有到了现代，才有以自由正名的革命战争，这就是一般战争和革命的分别了。传统的战争只是“征服、扩张、维护既得利益，鉴于咄咄逼人的新权力崛起而拼命维持自己的权力”。只有革命宣称自己是“以自由对付暴政”，只有革命才会以自由的名义去正名那场开端的暴力。那么，龙应台是不是要用长春围城这样的例子去告诉大家那根本不是革命呢?不，她不讨论这个范畴的问题。
　　如果重写这段历史要有政治杀伤力的话，你要不就继续支持它是革命，要不就说它只是争权夺利的历史循环的又一幕罢了。说它是革命，说它牺牲了那么多的人命，然后你就可以质问现政权“你的革命承诺实现了吗?你所预许的自由在哪里?你对得起被牺牲的人吗?”这是有杀伤力的。说它只是夺权的内战，把它一切口号当成纯粹的矫辞，你则从根本否定掉了现政权的合法性;这也是有杀伤力的。但假如重写这段历史的最终预期就只是要现政权为死者道歉，要当局纪念国庆时不要那么兴高采烈呢?假如当局不那么小器，它大可以简单答复：“好，我道歉。我甚至可以为死者立碑，在长春建一座纪念馆”。然后呢?
　　虽然龙应台没有正面质疑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但后者对她的恐惧却是有道理的，只不过它可能也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道理，因为龙应台所描述的那些死者是它无法命名的。那些饿死在长春城里的人，那些跪在围城解放军面前哭求的饥民，那些被遗弃在野地上如爬行动物般蠕动的婴儿;你该叫他们做什么才好呢?他们肯定不是革命的敌人，但他们更不是为了革命而献出生命的战士。他们甚至连“牺牲者”这个称号都配不上，对于这些只是想吃饭只是想活下去的来说，“牺牲”是个太过沉重太过堂皇的一个字眼。我们似乎只能用最简单最赤裸但也很可能最真实的名字来描述他们：“死者”。
　　由于它面对的是单纯的“死者”，所以中国政府才会尴尬，因为它无法把他们稳妥地纳进革命论述;它既不能说他们是革命的对手，也不能轻易地形容他们怎样为革命牺牲了生命。它只能沉默地回过头去，把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挥出门外，假装书里的死者从来不曾存在。
　　要尴尬的，又何止于中共呢?你看那随着国民党飘洋过海的两百万人，里头有些人根本不能说是“随着”国民党去台湾的。例如当年十二岁的桑品载，说得好听点，他是“被带过去”的，成了一个离乡背井的少年兵。而那时被溃败的国民党“抓壮丁”抓到台湾去的少年兵里，竟还有六岁的郭天喜。“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于是下令普查，一查吓一跳，像天喜和品载这样命运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个!只好成立‘幼年兵总队’，直属陆军总部。六岁的郭天喜和十二岁的桑品载，一样穿军服、拿枪、上操，一样挨打、关禁闭”。几十年后，这些娃娃兵是否就是在台湾被人喝骂，要他们滚回去的“老芋仔”呢?
　　除了抓人，国民党当然也要杀人。“一九四七年七月，国军整编六十四师在山东沂蒙地区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激烈争夺领土的时候，曾经接到‘上峰’的电令：‘以东里店为中心，将纵横二十五公里内，造成绝地，限五日完成任务，饬将该地区内所有农作物与建筑物， 一律焚毁，所有居民，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
　　虽然说主题是一九四九，但为了说明那一年的复杂局面，尤其是彼时台湾的情势，龙应台还花了不少篇幅去谈二次大战时的台籍日本兵柯景星和蔡新宗，他们战后成了新几内亚战俘营里的战犯。对着这些从小到大被教育成“日本皇民”的台湾人，你又该说什么才好?同样令人无法言语的，还有卓还来。他是中华民国驻英属婆罗洲山打根的总领事，成为日军俘虏之后坚决不降，于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被人押进丛林，再也回不来了。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运回南京菊花台的烈士陵园。不过两年之后，他的妻子就不敢去上坟了，他的子女也从来不敢提起这位烈士，因为“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头最高的那栋建筑顶上插的是甚么旗子”。
　　更使人迷惑的是龙应台竟然还访问了澳洲退伍老兵比尔，甚至大段引述了日本军人田村吉胜的日记，里面记录了他对一个女孩的思慕：“从不曾给你写过信，也不敢对你有所表露。孤独时，我心伤痛，想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龙应台到底要写什么?这难道不是一本反思一九四九的书吗?为什么除了离乡的台湾外省人和战死的解放军之外，她要加入这么多的杂音和这么多的外国人呢?
　　如果要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去总结这本书，那大概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了。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主导精神，那么它肯定是一种最素朴的人道主义。龙应台反战吗?她没有直接说过，正如她没有直接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论述，也没有正面挑战台湾今天的主流意识型态一样。但是她写出了一本最政治的书，因为她在一切面上的政治论述之外，提出了它们全都吸纳不了的政治。
　　茱迪思?巴特勒在《暴力?悲悼?政治》( Violence, Mourning, Politics)这篇文章里提到悲伤的政治时说：“很多人以为悲伤是私人的，使我们回到孤独的处境，所以是非政治的。但我以为它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政治社群的想法，因为它把关系的人际纽带铺陈出来了，那种纽带可以理论化成(人之为人的)基本依赖与伦理责任”。我失去了一个人，然后痛苦不堪，因为他从我身上带走了我的一部份;这恰恰说明了我永远不只是我，我永远不是自足自存的主体，我们永远都是彼此构成的社群。
　　对于所有那些“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龙应台给了他们“失败者”的名字，并且说他们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来源:共识网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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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　以生命的名义――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 <span id="t_10-8-17 13:32:00 | By: 　 ]
熊景明：以生命的名义――读《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来源: 两岸交流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2009年九月一日同时在香港和台湾发行，9.18在港大陆佑堂举行新书发布会时，书已经在台湾、香港再版、不断再印。到十月初，不大爱读书的香港人买了近三万册，台湾则发行了十五万多本。曾向一位刚从美国到香港来的朋友推荐，她说，过去24小时内，你是第四个建议我看这本书的人。 　　近二十年来，在两岸三地，对中国近现代史真相的探索、对历史现象多元的解读，不只出现在严肃的学术著作中，也纳入了通俗的电视连续剧。然而，从来没有一本书如《大江大海》这样引起震撼。作者带着母亲对儿子叙述往事的温柔与亲切，以优美的笔触、引人入胜的张力，带领读者走进六十多年前中国人一段惨痛经历，透过卷入战争机器的一个个普通兵卒的血泪故事，去了解战争，了解历史，去感受生与死；不仅令人思索中国内战，也唤醒我们被教条蒙蔽的良知。 　　好人坏人 　　不少70后、80后大陆的年轻人，对近代中国许多重大事件、人物，一无所知。谁之过？五十年代，我在昆明上小学时，抗日战争才结束了几年而已，郊外还有未填平的炸弹坑，而对抗战的集体记忆，却被人为地掩盖了。“胜利歌声多么响亮”，人民在歌声中统一思想，建设新中国，“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况且，我们从小对历史的认识，没有脱离过“好人、坏人”，黑白分明的是非观。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父母和老师会告诉你。到上小学时，抗美援朝开始，美帝国主义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头号大坏蛋。很小的时候，看到街上的美军，会翘起大拇指，说“老美顶好”。善良友好的美国兵，为何转瞬间变成凶狠的杀人魔王，不在我们思考的范围内。从历史课上，知道了日本侵略中国，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卖国贼蒋介石不打日本，只围剿共产党。国民党抗战时的口号是攘外必先安内。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赶走了日本兵，打垮了蒋匪帮。这些都是不容分说的、铁的实事。不信，你翻开所有的历史教科书，看所有能够看到的历史题材的小说、电影吧。 　　《大江大海》并不试图以说教来颠覆主流的历史观，作者只是冷静地带着读者，去听取战争幸存者的故事。其中最惨烈的，大概是长春围城。一方的胜利，是以封锁长春半年，饿死三十万平民百姓及国民党官兵为代价。被全部迁灭的敌人是谁呢：“守城的国军，是滇军六十军，曾经在台儿庄浴血抗日，奋不顾身（哦，是我的乡亲）；是第七军，曾经在印缅的枪林弹雨中与英美盟军并肩作战蜚声国际，全部在长春围城中覆灭”(199-207，兵不血刃)。这场战争最严峻真实，相信我的同代人和现在的年轻人都闻所未闻。 　　都是农家子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刘伯承将军，十分令人不解地拒绝看任何战争片。到晚年，他的医生问他为什么。他只抛出短短的一句话：他们都是农家子弟。同样，国民党的将军孙立人，看着无数年轻人陈尸荒野，也流下眼泪，虽然那是敌人的尸体。 　　作者访问了台东乡下两位81岁的阿伯。他们17岁时被骗去当兵。一天，行军队伍走近码头，才知道将离开家乡。结果一去五十年。两人被送上战场打共军，被俘后，换了制服，调转枪头打国军。其中一人后来被送往朝鲜打美军。两位老人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者问：“你还记不记得国军的歌？”“就是国军的歌啊”，“乱讲，这是解放军的歌”，同袍更正道。“解放军不是国军DD”。他惶惑了。他并非老糊涂了。他的一生被称之为解放、剿匪、杀敌报国等等口号，被这些他不曾真正理解的目标弄糊涂了。末了，作者问他，“阿吉，回头看你整个人生，你觉得最悲惨的是哪一个时刻？”“那就是在高雄港船要开出的时候”。何等清醒！（297－308页，船要开出的时候）。 　　去时里正与裹头 　　88年大陆允许台湾老兵回乡探亲，每天上班坐在火车上，无论是看到一个，还是一群，立刻能够认出他们。茫然得近乎惶惑的表情，不时吃力地挪动脚边的行李，里面装着往往是倾其所有买来的礼物。这些不就是“去时里正与裹头”的谁家儿子吗？看着他们，浮现当年“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的情景，让人揪心。《大江大海》讲述的故事中，往往连牵衣顿足的送别都成为奢侈。十几岁的男孩，要么连话别的机会也没有，要么还没有懂事到为远别家人而感伤。更没有人能够预料，此一别，将成永诀。应台的父亲槐生离家时，母亲在他背包里塞进一双鞋底。出征的时刻已到，来不及为爱儿做好鞋，她将自己在油灯下，千针万线纳成的这双鞋底连同自己的无尽的思念交给他。想必是上苍赋予她灵感，给槐生留下今后一生中可以触摸得到的一线亲情。 　　作者访问了不少少小离家，而今功成名就的人，谈起历尽辛苦的逃亡，尤其是子欲报而亲不在的哀恸，无不老泪纵横。令人想到，书中没有记录几十万国军官兵，200多万仓皇逃到台湾的大陆人，包括所有没落的、一生平庸的、成功的，哪一家没有一个悲凉的故事？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崔琦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被问道：“你12岁那年，如果你没有跟亲戚去到香港，结果会如何？”，记者和听众都以为他会说，那我可能当一辈子农民，决不可能成为化学家之类。出乎意料，崔琦沉默片刻后，缓缓地回答道：如果我不出来，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多个劳动力，我爸爸妈妈也许不会饿死“，镜头前，他没能忍住眼泪。 　　很多残酷，来自不安 　　战争过去了，对生命的蹂躏与践踏没有停止。大陆的读者也许不熟悉50年代台湾的白色恐怖。《大江大海》记述了几个令人扼腕的故事。八千中学生被当龙的传人，从山东徒步走到广东，跨越万水千山，经历千辛万苦，最后几千名到达澎湖，发现面对他们的是机关枪。得知17岁以上的要被强制当兵时，队伍中有人大声道：“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说。”司令官一个眼神，少年倒在刺刀下，血泊中。带领这批少年来到台湾，为他们的不平遭遇奔走呼吁的七位从山东一道跋涉过来的校长、老师，全部被当作匪谍枪决（101－107页，凄风渡一别）。 　　那个时代倒下去的，大多是最优秀的。作者道：很多残酷，来自不安。这是对集权政治之所以实施政治迫害的简单总括。 　　走近现场 　　作者也带读者去看看硝烟散去的杀戮战场、溃军逃亡攀越的高山峻岭，还去到战俘营，带着敬畏，查看死者的遗物，读他们写给亲爱的人，尚未来得及寄出的信。我们惊讶地看到，无论德国兵、日本兵、美国兵、国民党兵，相信也包括作者没有去采访的解放军，他们的家信都同样洋溢着对亲人的思念，对国家的忠诚，对结束战争的渴望。长春城被围困期间，一封国民党官兵写给亲人的信和诀别书，大概代表着不同国籍，不同阵营的官兵最后的表白。他对自己心爱的女人说：“我的心永远的印上了你对我的赤诚的烙印痕，至死也不会忘记你。。。。我已感到的是我还能够为社会国家服务，一直让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方罢。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的人生观里绝对没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静而正直的。脱下军装，是一个善良的国民，尽我做国民的义务。（208－211，死也甘心情愿地等你）。作者神通广大地获得了许多战地家书，如有天助。 　　以生命的名义书写历史 　　2008年汶川地址后的6月2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赈灾晚会的主题是：以生命的名义。《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便是以生命的名义书写历史。听到战争亲历者的描述，不是那些运筹帷幄的将军，而是闯过枪林弹雨的兵足，一次次战役中阵亡士兵就不仅仅是数字，不单纯代表胜利和失败。”一场战役，在后来的史书上最多一行字，还没有几个人读；但是在当时的荒原上，两万个残破的尸体，秃鹰吃不完“。听这些垂垂老矣，从战场上捡回条命的人叙述，不由人联想到，每个战死的年轻人，家中都有等待他们归来的父老乡亲。这本书没有去批判这场内战，裁决历史，更不去追究责任；它只是让我们看到以神圣的名义发动的战争，草芥人命的后果。人类走过了漫长的年代，才取得求同存异、避免战争的共识。而将尊重个人的生命、追求和平作为终极的普世价值仍有争议。 　　这本书重提六十多年前国人的惨重牺牲，告诉我们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向失败者致敬，向几千万亡魂敬上一炷香。对发起、策划、指挥战争的人，战争的结局是胜利或失败，是成王败寇；对用性命去搏杀的兵卒，无论你在战败一方，抑或战胜一方的阵营中，结局都是两种：活着还是死掉。如果幸运地活下来，最后不都是解甲归田吗？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长辈的故事 　　在新书发布会上，龙应台说，写此书最大的期待，是年轻人读罢此书，会去倾听他们的父母、祖父母过去的故事，去了解他们经历的喜怒哀乐。她尤其希望大陆的读者能看到这本书，也期待记录民间历史的书不断涌现，”大陆应该可以写出十万本这类的书“。 　　随着历尽苦难的一代渐渐有了闲暇，电脑令寻常百姓可以”按键疾书“，过去20年来，大陆通过正式与非正式渠道出版了众多个人回忆录，报刊杂志、网站及个人博客上，长长短短的忆旧文字比比皆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两年前顺应潮流开展”民间历史“项目，收集了上千本个人回忆作品。和龙应台的期待不谋而合，项目也开辟了一个希望引起年轻人兴趣的网刊。 　　龙应台讲述的故事，个个令人潸然泪下。如果问书中哪一句话令我最难忘，则是她最终找到当年抗战英雄”八百壮士“的大约最后一位时，这个八十九岁、九死一生存活下来的人说：“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李维恂独独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如作者所说，她在写作期间，似乎得到神佑（她称为'加持'）。即便她有众多出类拔萃的朋友、义工、粉丝倾力帮忙，假设她再过五年，哪怕三年来写，多少书中的主人公将带着他们的故事离开人世。她固然具备异乎寻常的精力和功力来完成此书，而在她和光阴赛跑的时候，必有天助。 　　看了作者父亲的故事，才明白她对年轻人的一番期待，还源于自己内心不可言喻的痛。“如今站在下关长江边上，我更明白了一件事：我们有缘跟这衡山龙家院的少年成为父子父女，那么多年的岁月里，他多少次啊，尝试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看不见但隐隐作痛的伤口，但是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过他，彻底地，一次都没有给过。（74－78页，潮打空城）。 　　战争，无论从那个角度去描述，惨烈叫人不忍目睹，令人不安。作者沉静的态度、洗练生动的语言，像轻纱一般，盖在战火蹂躏过、血泪斑斑的土地上，让读者可以直面历史，随着作者冷静下来，带着良知，去感受、去思考。”有幸能和我们的同代人这样携手相惜，一起为我们的上一代DD在他们一一转身、默默离去之前、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他们致敬。我的山洞不再黑暗，我的烛光不昏暗，我只感觉的汹涌的感恩和无尽的谦卑。“读到书的最后一段，不由想到龙应台在演讲结束后，双手合十，向听众深深鞠躬的样子。 　　也向你鞠一躬，谢谢你，应台。 　　2009-10昆明 （本文曾在《同舟共济》杂志发布；这里是未经删节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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